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李維怡的《行路難》

（文章六月刊於星島，並因此而大量引述〈笑喪〉中的八九年描寫）

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李維怡的《行路難》

我們為什麼要讀小說？最正典的解釋是：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小說的世界往往要比我們所能接觸到的現實世界更廣闊一些，延伸了我們個人的觸鬚，拓闊了我們個人的生命。因而文學總是有公共價值、公共面向。而小說能以文字引發我們對許多問題的深刻思考，對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和建立，比日常浪奔浪流的新聞和影像要有力和影響深遠得多。

李維怡十多年來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近年尤其關注社區重建問題，製作了關於喜帖街的紀錄片《黃幡翻飛處》。其實她在九十年代中期曾獲得過台灣聯合文學的小說新人獎，文字實力是公認的。但她一直低調，潛心於服務社會，去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說結集《行路難》。「行路難」是古樂府的舊題；而我們今日的社會什麼都強調輕易、消費，連政改都用跳社交舞來比喻，還有什麼稱得上是「難」的？

平凡人的真實

前文所述較具公共價值的文學，除了需要廣闊的心靈外，廣闊的社會接觸面也很重要。台灣小說家駱以軍曾說，我們這一代都是經驗匱乏者，唯有靠閱讀來增加自己生命的接觸面、開拓想像力。李維怡的小說文字並不艱澀，即使是重要場面，她也是以簡潔清晰的文字來處理，也不花很多筆墨描寫環境、人物。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普羅社會中平凡人與理想者掙扎的過程。這些人性格與背景不同，有大學生、撿破爛的阿婆、中港家庭、有逃學生、有一般想過平穩生活的女人、有供樓的中產……這些人的外型並不突出，性格也少有極端。李氏筆下觸及許多歷史與社會大事，但她並不造英雄供人膜拜，筆觸也不煽動。她常寫人物的感覺與思想，這些普通人甚至不會用很精巧的語言去說出自己的感覺——但他們在社會中常常產生異樣的感覺，無法言傳，以至成為喉頭噎住的魚骨。這種留白的態度並非精英主義文學的取態；這種狀態很接近日常，但又超越麻木。這是李維怡異於一般文學作者的獨特態度，雖然筆者個人認為，在關鍵場口不必低調太過。

李維怡用極高的耐性，將各種不相干的人物從各處慢慢組織起來，互相發生關係，共同分享某些歷史時刻。人物在其中成長、前進或後退，相聚又分散。近年很少青年作者具有這樣的整體組織力。

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認為，現實主義的作品必須能夠體現歷史的動力與發展。而歷史中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會集中到某些「典型人物」身上，呈現最大的碰擊。李氏的作品主角往往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一些旁觀者；比如〈笑喪〉中的敘事者林曦，是個文藝青年，與朋友出版獨立雜誌，後來還成了小有名氣的「文化評論人」。他一方面有著知識份子的良心和敏感，能夠體察時世，在八九、居港權、廿三條時都會與社會緊密連繫，但同時又選擇過平凡人的生活；林曦與另一立場更為基進、道德原則更高的角色林采希長時間並肩作戰、有一種超越愛情的「同志之愛」，卻經常感到她和自己距離很遠。在關鍵時刻，林采希總是堅持自己的原則，在他眼前消失掉。另一方面，為林曦起名的三叔公，則是曾參與三十年代內地工運、坐過牢的知識份子，臨死還叫人做「同志」，並要求在自己的靈堂上播國際歌——在林曦眼中，這是一些他不了解，但又與他無法割斷的歷史，始終朦朧如血液在身體裡流動。

以小說見歷史

林曦出於良知而參與歷史時刻，也許他心底更大程度上是希望幫助林采希。比如八九年，當時是中學生的林曦，覺得老師對國家的真情流露令師生距離拉近，整個城巿都對陌生人很友善，友善到他覺得陌生。在遊行裡人人臉上掛著笑容，「因為一些遙遠的犧牲，各人同時將心裡某一塊碎片放了出來，而只要你自己放了出來，你便會認得出周圍那些擁有碎片的人。忽然，不因為名字，不因為身份，不因為職業，不因為言語，大家有了共同的名字，而忽然獲得了陌生人的友善和信任。」只有這時，林曦才明白了三叔公口中的「同志」大概是什麼意思。李維怡透過林曦半投入半抽離的參與，側筆寫出大型的群眾運動，其真實感與複雜程度，絕非只看電視劇、新聞或流行小說的人所能企及。

香港作家一般喜歡寫小歷史、個人經歷的現實。不是沒人寫過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但李氏小說是中比較成功的現實主義嘗試。她的小說裡往往有許多不同立場互相碰撞，但不同聲音的碰撞不等於很多爭吵，也不一定就像政府諮詢裡官員那順滑的「我聽到你的意見」，而往往是一種艱難狀態：將不同的想法合理化之後，由一個主體去消化，花盡心力的思考與行動。

做一個有尊嚴有理想而理解他人的人，又同時改變社會。一條簡單的道路，多麼易走，多麼難走。

不面對現實小口訣

將所有的人都當成誠實的人來對待。那麼你就能保持自己的真誠。

想像三年後那些人會明白。那麼你就可以忍受目下的誤會。

認定某些人為不能離棄的人。那麼你就勉強判斷了混亂的形勢。

宣稱睡覺是不必要的東西。那麼你就不妨坐在桌面再寫一篇文。

暗誦世界會變得更壞而與你無關。那麼你就會冷靜下來重新擬定策略。

讓我有不可愛的權利

看到書封面時很激動，素描+水彩的細節化背景，日本漫畫格局的封面裡出現香港本土事物（那些水馬！皇后清場後的水馬！），然後中間是pandaman塗鴉風格、擬骷髏化的大頭。在質感經營上也許是江記的一個新巔峰，而他始終將自己深信的平板、潦草、粗礪式的風格置於台前。

江記是將前年連載的pandaman重新再畫一次——這可比陳丹青將以前的中國古畫冊重畫為油畫——是一種藝術行為，也是將漫畫這種技藝（craftmanship）的層次再提升。日前說過一句「你不是面對了現實，你只是變得現實了」，其實我比表現出來的更百感交集。江記呢，江記就是面對了現實之後還是沒有變得（負面意義上的）現實。畫得更有質感無疑有其討好讀者的性質（我常說江記你的封面不要太淡，要再裝飾性一點才易入口），但始終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事，還是藝術態度。




Pandaman: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序江康泉《PANDAMAN敗時代》

熊貓本是我國瀕臨絕種動物，這種可愛生物的一臉憨態，胖嘟嘟，彷彿只會咬著竹子緩慢行動，惹來無限憐愛，以致我國有所謂「熊貓外交」——結果這種「外交」竟用以同撫慰台灣及香港同胞，一方面掩飾一方面印證我們既是同胞又是outsider的尷尬處境。以前我們有安安佳佳，2007年新熊貓佳侶盈盈樂樂來港，所有媒體熱捧，收費電視台甚至設有熊貓台、讓人24小時看著牠們的一舉一動吃喝拉撒。這算不算一種挾持呢——每年組織七一的民間人權陣線，發言人孔令瑜有次忍不住向我表示「我也很喜歡熊貓！牠們被利用了，真替他們抱不平！」赤裸坦白，這明顯是為夏季政治氣氛降溫的一個政治措施。當時曾特首民望高企，以效果論，熊貓公關大勝2010年的「起錨」計劃——如果盈盈樂樂拿到「起錨」廣告那幾百萬，牠們也許可以回四川好好建設震後的臥龍災區。

我曾在多個教授創作的課程中，聽過江康泉「Pandaman」的意念形成過程。那是一個變形的過程：保留熊貓的形象讓故事能讓大眾熟悉並受落，但改變其中幾個關鍵：Pandaman瘦削、敏捷、果斷、沒有人間煙火的牽絆，如武俠小說裡毋須交待收入來源而飛簷走壁的俠盜，以現代化、有直接行動意味的噴漆為武器。比較Pandaman與主流媒體中熊貓的形象，就可看到創作的逆向思維實在是激勵人心。江康泉的意念轉換是非常具藝術性的，而他又竟然找到非常大眾化的類型片手段、漫畫媒介來表達，在這一點上已達國際水平。

Pandaman就其根源而言，比美國漫畫裡的dark hero再可愛一點，同時貫徹漫畫針貶時弊、為民眾創造英雄寄託憤懣，這個意念尖銳得來非常可口。喜歡Pandaman的人可能都多少喜歡熊貓；而認同Pandaman的人——心底難免有這個呼聲：在某些時刻，讓我有不可愛的權利！我不要像軟甜的糖果那樣溶掉！

漫畫為甚麼吸引？因為漫畫是現實以外的另一個世界。這種大眾藝術建立於大眾意識、草根社會，反映折射著人民的共同意識、內在情感，但往往不容於建制或所謂的大雅之堂。我清楚記得中學時被家人搜出私藏的日本漫畫，儘管我當時同時讀古詩詞，仍然意味著「我已學壞了」。漫畫往往是反叛的，它的世界就是由某些建制所排斥的特質所帶動的，正是殖民社會就會有《中華英雄》。是以在漫畫的世界裡，人物的情感、行動、言行都傾向激烈、極端，愛恨恩仇對立分明，方式超越想像。選擇漫畫這事物，就證明著身上反建制的因子。是的，我的意思是，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反建制，想對抗庸常、機械、格套、溫馴、由上而下、純利益計算的世界。

漫畫是一種大眾藝術，它不能完全與超越時代、面向永恒的藝術品相比擬。《聖鬥士星矢》不會勝過《戰爭與和平》。然而時代與時代之間的裂縫，反過來會印證過時漫畫的價值。小學時很迷《聖鬥士星矢》，它確是比較粗糙和機械化，但其中許多基本價值如強調義氣、追求自我突破、褒揚低級者挑戰有權位的高手、為同伴及更高遠的目標犧牲等等草根男性主題，其價值是要到十幾年後，與消費社會見利忘義勝者全取的氛圍一比，才如出水明礬擲地有聲。正是十數年回頭時我才知道要慶幸，幸好那時我迷的是《聖鬥士星矢》。

《Pandaman》之故事構思絕對是建基於我們這個混亂的時代的，像保衛大樹、以音樂會為抗爭形式、超級巿場的偽減價促銷策略等等，香港人都能會心微笑，痛在心頭。而一個建制接近完全主導的社會裡，就因《Pandaman》忠誠承擔漫畫的反建制使命，江康泉的立足點也將是超越時代的。在這個世界裡，軟弱的人有機會強壯起來，抗爭的形式充滿樂趣，說出不滿、阻止不義是必然的事，現實的界限不斷被推後——在《Pandaman》緊張的快感中、大量的動作場面中，我們慢慢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and yet to come——我們手執漫畫，為更好的未來之存在形式，預先演習、準備。

寫字的女人

《ELLE》七月號推出了一個專輯，叫「寫字的女人」，由幾個女作家寫她們心目中的女作家。高慧然寫亦舒，陳寧寫西西，我寫李碧華，韓麗珠寫鍾玲玲。——嗚嗚，寫鍾玲玲的不是我！覺得自己很墮落。

《ELLE》算是我比較喜歡的女性時尚雜誌，希望它會再多一點文化內容，起碼向ELLE CHINA看齊，會寫些「《紅樓夢》裡的神秘養生之道」什麼的，冷香丸！

其實我真係想自己有更多時間去文學節

期待更有想像力的香港文學節

在六七月的熾熱政治氣氛中，香港文學節則是靜悄悄的開始。往年文學節由康文署、藝發局及公共圖書館合辦，今年則少了藝發局。不過，文學節的體制仍在，場刊仍然包羅萬有，照顧了文學的不同愛好者。

從親密小眾到公共

今年文學節以「一步一腳印」為題，故此有一系列作家講座，主角是文壇名宿或文學界重鎮，而講座則邀請與他們關係親密的文學人發言，如鍾玲教授與其王良和、吳美筠、劉偉成等講述他們亦師亦友；同樣從事兒童文學的黃慶雲與周蜜蜜母女、潘金英潘明珠姐妹等等。這個策劃堪稱有趣：文學的傳承往往是從小而親密的圈子開始，這個策劃更進一步將這種「小圈子」異想天開地實現化！不過，筆者是欣賞這種策劃的，它畢竟有角度有心思。台灣能有三三派、朱氏姐妹，也都是社會慢慢培養認同。只要講者們在演講時照顧未必熟悉的受眾，想法讓私密的故事都講得好，那麼文學那種強調個別性、親密性而又具普遍性的動人處必能傳達出去。

除了有親密向度，香港文學節應該更有公共向度。這對文學其實不太難。比如近年香港社會講「集體回憶」，上屆的香港文學節其實也有涉及。近年香港青年的本土意識萌芽，文學節大可參考90年代中本土熱期間出版的書籍之方向（如《環頭環尾私檔案》、《香港文學@文化研究》等），再策劃方向。筆者有份的籌劃的文學雜誌《字花》，也是考慮到近年香港青年愛好本土舊物，香港文學本有草根的混雜傳統（如「三及第」體），又喜諷喻怪論，於是加雜在一起，搞了個「不文學——不規範中文創作」，也算曲折地回應時勢。如今關注本土的熱情青年，往往兼具歷史探索的熱情，文化機構要好好把握。

像上屆開始舉辦的「香港文學行腳」，就是文學節裡的重頭節目。今年邀請作家加上歷史學者，帶參與者作電車遊、走大澳、賞圍村，這種安排由政府文化組來做，自然優勝於一般的民間導賞，參與的價值頗高。以電車遊為例，丁新豹教授西環至北角沿線指點皆成典故，劉偉成整理了各種關於電車的文學作品，以電車的叮叮聲、有路軌等特徵，解釋了為何電車總是與回憶、友情有關。「文學行腳」可稱是文學節將個人擴展到公眾的一個良好嘗試，希望可以精益求精，也可通過出版來將這些成果結集下來，作為公共領域的資源。

再進步的可能

筆者從在大學讀書期間，就是文學節的座上客，當然也希望它能夠愈辦愈好，成為香港文學的龍頭帶領者，給民間指示方向。文學節體例已漸完善，如今的限制實在是官僚體制上的限制。筆者年前曾大聲疾呼，希望文學節可以殺出公共圖書館，與城中各個文化地點連結，壯大聲勢，也令活動形式不必拘泥於中央圖書館的演講廳，營造更互動互平等更多樣化的講者—觀眾關係。「文學行腳」的成功就在於它跑出了圖書館。

除了主辦單位現有的預先編排比賽、屆時揭曉外，延伸文學節的方法還有很多。比如主辦方何妨主動為文學節打造焦點，如贊助焦點作家撰寫新作，在文學節期間出版；或由文學節催動某重點作品的改編、甚至推出以文學為題的周邊商品（如十部張愛玲燼餘錄tee、「蕭紅@聖士提反」手辦、劉以鬯《酒徒》杯具），都可令文學節在有真正焦點的同時，有所延伸。

此外，文學節的策劃，不妨是膽大心細，愈有獨特的立足點與性格愈好，只需在整體上持平開放便可。比如台北詩歌節，每屆由獨立策展人向台北基金會申請，開放的競爭可以催生更多出色的構思。比如，「病」，特別是「情緒病」，都是歷來與作家們的切身問題、甚至是他們創作的關鍵，文學節不妨直取此核心。近年香港社會之貧富懸殊甚受關注，我們何妨回看殖民地年代的辛酸文學？執筆之時，台灣詩人商禽病逝——我們又何妨直面死亡，以文學節來緬懷逝者？文學不止是生者的事啊。

這些提議對圖書館來說可能太大膽、不夠健康——文學節何時能放下合家歡式取悅所有人的包袱，令香港文學節像香港文學那樣有特色？

此外，筆者明白文學有其潔癖，但或者也可考慮一些商業推廣的手法。比如合作媒體和代言人。上次看到流行雜誌報導「無伴奏音樂節」，以方大同和王菀之為代言人，兩位明星也算能傳達出音樂節的重點訊息，而雜誌在編排上也沒令之淹沒在廣告和八卦中。香港時尚雜誌被商業侵蝕太重，我也樂於看看由他們來處理文學，如何以新洗舊，以俗飾雅。要之，文學本是人類的共同事業，應該是由社會各個崗位共同去做的。

《字花》五年來第一本自己的書

《字花》自己的書，其實是青年作者的合集。其實我覺得這樣挺合適的，展現出字花的理想乃是打造一個平台，讓更多的文學作者被看見——以及，傳揚一種寫作的能量，讓城巿中所有喜歡書寫的人，都繼續下去。

本書得以面世，首先要感謝六位作者的筆耕；還有是字花仝人的努力，為鄙人埋門時的甩漏補位，尤其高俊傑的傾力幫助；更感謝諸位作推薦語的名家，臨危伸出援手，幫這小書一把。設計者陳家永遭我bully，在此為他歡呼。書封面素淡，但裡面的設計絕對是有突破的。

字花銷量一直算不錯，文學書在巿場面對的壓力，我們還是首次面對——發行合約遲遲才能簽定、折扣被壓價、又有行政費……文學在巿場上的弱勢，唯靠讀者伸手——最好的幫助方法，就是趨近櫃台，問：「有冇字花的《走著瞧》？」這可真實幫助《走著瞧》及《字花》在茫茫書海中浮出水面。先感謝大家。


對抗消耗（又名：小識紫地丁）
——《走著瞧》編序

本書結集的是六位近年於香港冒起的青年新銳作家之作品，也是文學雜誌《字花》誕生五年以來，出版的第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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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文藝青年故事大概如下：少年時愛好文學，開始自己寫作，感受到創作的喜悅與樂趣如紫堇色的小花，五萼，蕊半寸，也許受了師長影響，又在成長過程中認識同伴（可能結成文學社團）互相砥礪，然後開始投稿、參加比賽，可能逐漸為文化圈認識以至嶄露頭角，兔耳狀，花期是三月初，尋找出版社出書，終於將自己多年的作品、思考與意念融匯到一本實體出版物中，夢想實現，受到社會上的一點關注，她／他算是一位作家了——然後呢？

令人唏噓的是，文藝青年的真正困境是在於出版了第一本書、圓了出版夢之後。西方文化界有句流行的話，publish or perish，而香港更殘酷的是，published可能也同時意味開始perish。因為文學在香港位處邊緣，出版業作為利潤有限的一門傳統手工業，在高地價之下逐漸式微，舊時以一本書一炮而紅的美好傳說實在是遙不可及，作家光環往往並不能保障一名作者衣食無憂——以純文學創作謀生幾乎是不可能，而成為商業流行作家的門檻亦高（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抵得住每年出六至十本書的出版機械消磨）——青年作家們的處境困難，方向模糊。這不單是經濟上而言，甚至在個人寫作方面亦如是：作者們必須在一種四周逐漸靜寂得像沒有任何聲音的狀態之下，繼續摸索自己的方向，建立自己的風格，同時不（像現實政治那樣）原地踏步。一代一代，都有青年作家「寫到殘」，或是在壓抑自我的環境下逐漸失去自我的聲音，或者在自我重複中驚見自我的乾枯。他們如塵埃，在陽光裡會有美麗的金色，爾後卻在城巿中經歷日復一日的消耗。紫花地丁，初冬時便枯萎。一代代的文藝青年就這樣消耗掉。

《走著瞧》就是想對抗這種消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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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當《字花》出了兩期，編輯們就商討著要為青年寫作社群做些甚麼。有編輯想起《素葉文學》等先行者的雜誌，曾為一些當時的青年作者編專輯，讓他們的風格能夠完整地體現，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部分作者如杜家祁、樊善標、邱心等，後來都成了香港文學的當代中堅，也成了部分編輯的師長。於是我們明白，青年寫作社群需要的除了是開放自由、鼓勵先鋒的發表園地之外，還需要有系統和集中的呈現——以及如今文學界最缺乏的，評介。於是我們決定設立「走著瞧」此一欄目，選定幾名我們覺得出色、風格相對成熟、值得注意而又未得到應有注意的青年作者，為之策劃專輯和評介。取名「走著瞧」，一來是期許作者們繼續成熟，二來是想提倡一種寫作的張揚姿態。

本書附評介於後，以圖讓公眾更能把握作者的面貌，引發更多討論。寫評介必須有切入點，反過來映照出這六位作者的相對成熟：他們都已摸出了自己的創作路向和基本風格。敢稱「新銳」，是因為作者們的作品仍未是那種已經據有安全位置的，意態閒雅的抒懷之作。相反，他們常常站在邊際。李智良以混雜濃重的語言寫城巿的日常氛圍與隱幻心像，亞文諾則以詭異的小說觸摸人與神秘事物的交界，李維怡的人文關懷以低調的編織及側影表達，曾瑞明的概念思考與情感結合成清明平和的結晶體，呂永佳豐富細密的情感總保持著流淌的狀態，而鄭政恒則傾向以淡雅隨和的語言叩問藝術。其中四人在本書製成之前已出版了個人的第一本書，並獲得了矚目的獎項。未有個人結集的亞文諾和曾瑞明，也早已超越了一般信手拈來的水平。本書為了讓大家更認識他二人，給予了他們更多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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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期香港文化界曾有小陽春，有不少合集出版，這些書除了向社會展示寫作社群的能量之強大外，亦對後世陳示了本土面貌的重要構成部分。比錢雅婷所編之《十人詩選》、羅貴祥編的《觀景窗》、凌鈍、杜家祁、樊善標編的《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黃燦然、劉偉成、陳智德編的《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都對我等後輩有重要影響。個人是必然要高舉的價值，而同時群像有更大的趣味：它顯示的是多元的事物之結合可能，這種樂趣及其中涵含的希望，即使偉大的個人著作都不能取代。

本書的內容和文體是相對駁雜的。這對於讀者來說有一點點要求。六位風格和創作方法各異的作者，以他們的文字編織出自己的世界，而本書堅持把他們放在一起展示，稱之為新銳。讀者必須在口味上比較開放，心靈須具有足夠的彈性，在不同的世界中出入自如，對不同的作者轉換不同的理解方式。反過來說，作為編輯我其實不抗拒讀者持挑剔一點的眼光去看本書，有批評最好。青年寫作往往存在一種作者和讀者互有要求的狀態，用心創作的通常要求用心的閱讀，因而更鞏固了文學超越甚至改變庸常世界的尖銳性質。

要對抗消耗，寫作者必須更強壯。如果青年想像的文學，只有關心自己、重視發表和比賽、捍衛個人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寫作這些向度，反而是危險的，因為只有很堅定的人才能寫下去。香港文學少人參與、青年作者無後繼力，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青年作者未能發掘除了自己以外的關心點。當出了書、玩厭了比賽，就沒甚麼好幹了。因此青年作家的成長，亦必然是從自我的一種擴闊——創作本身同時是一種向內深掘又向外漫衍或碰撞的過程。像李智良呂永佳曾瑞明，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間；像李維怡有荔園鄭政恒有朋友居處，我們每個人都有回憶；亞文諾的幽秘意念，也曾在我們心頭浮現過吧。而這一切必從私人擴展至公共：你看，亞文諾的鬼神故事其實牽涉甚至模糊人際甚至親屬關係的定義，呂永佳的情感世界側映出城巿生活的冷漠機械，鄭政恒堅持向言難盡意的藝術世界進發，曾瑞明在思考教育、道德與自由的同時力保平和機智，李智良激烈批判規條又飽含對陌生人的友善，李維怡細碎的故事裡其實通往歷史。他們持續在我城各處，以個人獨特的眼光、切身的經驗、深入的思考、異樣的想像、力圖突破的筆觸，去成為一個寫作者。編輯祝願他們更加強壯，像李智良在開會時提出的促銷口號：「我地未死！有排！」也希望我城的其它寫作者一同強壯，不要被城巿的機械運作消耗。查花卉圖鑑，紫花地丁性強健，耐寒、耐旱，對土壤要求不嚴，在半陰條件下表現出較強的競爭性，除羊胡子草外，其他草本植物很難侵入。

字花五年，得六位作者，結成這本內容豐富的合集。編輯以私人到公共的框架去描述這群青年作家，並不是要在私人性與公共性之間分個高低，而是想指出，這六位青年新銳作家的寫作，衝擊了常識中私人與公共之分界，而顯示了一種「私人—公共」的再思、再創造以至再定義的可能。

在規條森嚴管理主導的資本主義城巿裡，這種邊界的模糊，那裂縫裡透出了希望的微光。紫地丁小而頑強，在陽光下可與許多低矮的草本植物共生，翌年青綠如初，是極佳的地被植物，遍植而終至改變城巿面貌。

《走著瞧》書籍簡介

理想生活

非人六月過左之後，累到全身+全腦麻痺的時候，會想自己有什麼想做。接著，就像窮小朋友開wish list那樣，寫一個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實現的，時間分配表



1. 一星期，希望可以看到三部電影，兩次表演，一個展覽，三本書。

2. 每星期除規定的專欄外還可以多寫兩篇文（計埋blog），有三天可以思考創作的問題。

3. 每星期可以吃一件蛋糕、兩次甜品。

4. 每週有一天專門關懷朋友，每兩星期認真寫一封信給親朋或淺交。

5. 每星期拖地一次、熨一次衫。

6. 每個月兩次煮食環節，兩次示威環節，三次座談或讀書會。

7. 一年希望可以玩一隻新game，去一個新地方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