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單位：壞孩子
嘉賓：游靜
壞孩子的真情告白，誰聽？
之前日本電影《告白》引起城中熱話，影片的結構是由幾個涉事角色的內心獨白串連而成。所謂告白，是從一個敘事者（narrator）的角度，將內心不可告人之處講述出來。《告白》有小說為原本，敘事相當乾淨俐落，也觸中了香港社會對青少年的關注及恐懼，怕他們成長為不可收拾的怪獸。而無獨有偶，香港獨立電影節中有一套《壞孩子》（下稱《壞》），非常珍貴地拍攝了日本、香港、澳門三地的青少年感化院中，一些少年犯的影像心聲（大部分片段由他們自己拍攝），令人印象深刻，為之低迴不已。
「普通」最震撼
《告白》題材是日本青少年的犯罪，坦白直接地流露了成年人的報復意識，這其中的仇恨感有震撼效果。相反，《壞》的導演游靜，不但沒有仇視青少年，相反，她多次聲稱，她在進入感化院為少年犯做影像工作坊的過程中，發現這些少年的表達欲望、創意、敏感度比她大學的學生還要高，她質問是不是我們的社會有病，才把這些有創意的年輕人關到監牢裡？游靜對這些青年人充滿同情，她說自己少年時也很壞，也覺得日子非常難過——如果她成長在今日社會，肯定無法長大——而她認為許多成年人，也忘記了自己少年時也曾「壞」過，現在只急於將自己的焦慮投射到青少年身上，而對他們過度管教。
所以整套《壞》裡最震撼的，是這些少年犯那麼「普通」，簡直和我們身邊的青少年無甚分別。三地少年犯的夢想如下：與家人、愛人幸福地生活；有一份安定工作，例如打字員；如果有錢，他們就去購物、旅行、瘦身，有位日本援交少女說，如果她有100萬，會將50萬給家人、自己花10萬、10萬捐給國家、30萬存起來。你說這些夢想平凡蒼白嗎？以我的教育經驗，絕大部分沒被關進監牢的青少年，其夢想亦差不多如此。感化院是懲處機構，這些少年犯分分秒秒被不斷提示「你做了不可接受的事」、「你特別，特別壞」，而游靜這名教育者、藝術工作者，則持相反的態度。影片極力爭取讓少年犯直接面對鏡頭（也是他們本身的願望），當因打架偷竊犯事的少年犯落落大方地面對鏡頭，游靜卻惡作劇般把同樣打架偷竊的李小龍、上戶彩（《少女百人斬》主角）的臉遮起來，提醒我們：他們做的其實是同樣的事。
於是，作為觀眾，會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如此平凡的青少年，就這樣被終生劃入了另一個類別」。那份無法理解，會在心中挖出一條巨大鴻溝，任思考的人投入任何想像和感情。游靜說她的日本翻譯，見到那些少年犯後突然不停地哭，因為他們看起來毫無問題。而我，對於《告白》那種漫畫式、非常煽情的影像風格沒有太大感覺，看《壞》卻也是忍不住淚流滿面，久久不能釋懷。
悲傷與快樂的青春
我說得這樣傷感，但其實《壞》非常努力地要快樂。一如《告白》裡加插許多歌舞、卡通化的手法去承載犯罪所造成的沉重，《壞》裡面也根據少年犯們的告白，加入了許多周星馳電影、morning娘歌舞、日本電影、港產片的片段。《告白》裡的卡通手法是一種抑壓與掩飾，非常苦澀。《壞》的對照層次則更豐富。澳門的少女犯拍了一段「龍小利」（由一少女犯飾演）的故事，影片便剪接至李小龍在接受外國訪問時的話：「功夫終極是為了表達自己，但在這個時代是很難的了。」我們一看便笑，但轉瞬便惋然：她們是少女犯，平日絕無機會表達自己；而表達自己，他們也需要借助流行文化——那種表達不在於語言的表象，而在於表象與現實的落差對照。影片裡日本感化院有陶藝室、茶道室、操場美麗，還有雪景。可是游靜說，感化院裡不能進入、不能拍攝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壞》的影像不很精緻，但全片都有這種非常複雜的，苦澀與快樂揉合難分的質感。少年們很少哭，通常他們集體時都是在笑在玩，獨白時聲音輕柔，連說到自己如何經歷家暴、被生母扔進垃圾桶被困45分鐘，都是微笑著敘說。青春的殘酷，生命的不能承受，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你還記得青春的孤獨？有位日本少女犯，獨白時唱了一青窈的《同哭》，還羞澀地移開了鏡頭。這就是對表達自我的敏感，和創意吧。無人比被監禁的青少年更知道孤獨。而游靜通過慧黠的剪接，讓兩地素未謀面的青少年，在電影的藝術空間中，彷彿觸碰了彼此的指尖，中和了那巨大的孤獨。
獨立電影之必要
筆者印象最深的片段，是一位香港少年，要錄一段「我最重要的回憶」，那是他和家人和女友上獅子山看日出的記憶，他寫了稿子對鏡頭讀，其實文字不怎麼好，但他對著鏡頭期期艾艾力求完美，竟然NG了三十二次，影片也如實地連NG片段呈現，他的笨拙與執著，簡直可以把人心擊碎。觀眾的耐性底線被挑戰了，但如果連這一點都克服，便會徹底被影片折服。若是主流電影，恐怕不能有這種耐性。是獨立電影，才有這樣的挑戰性。
老實說，主流還能夠容納這種真正的青少年告白嗎？當我們翻炒各種將青少年妖魔化的陳腔濫調，正需要這種大膽的獨立電影，去給社會當頭棒喝。嗯，諷刺的是，無論是《告白》還是《壞》，都是三級電影，彷彿青少年是被設定為不可以看到真實心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