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總體化、不要簡單化、不要阻擋他的步伐、不要使軌跡凝固不變、不要追求某種優勢、不要抹殺事物也不要抹平,尤其不要做自私的打算,不要據為己有或重新據為己有(即使是通過那種名為拒絕而實為打算借此達到重新據為己有之目的的悖論形式)、不要佔用過去和現在從來都不可能據為已有的東西。 ——雅克.德里達,於路易.阿圖塞喪禮上的發言。
12/30/2010
《據我所知》
(我說想寫好久終於寫出來的書評,此為一。刪節版刊於信報。2500刪到1800呀陰公。)
混亂時代裡,知識的溫柔
在喧囂和吵鬧的年代裡,雷競璇的《據我所知》悄悄出版。
「據我所知」這個書名就已吸引了我。它是一個非常謙遜的條件轉折詞,意味著說話者以自己的知識劃出了一個範圍,以示自己接下來要說的是有知識基礎的,也間接承認也許有範圍以外、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存在,像微一躬身,禮貌而低調。就我的閱讀經驗,在一般講求證據與推論的年代,評論者所說的都有知識根據,卻也理所當然的經常使用這個詞。現在卻很少見到這個詞被使用了,可能是現在的人覺得多餘,你說的當然是你知道的嘛;副刊版面又萎縮,少個成語減減字數。然而,其實我們更經常地看到「自以為知道」而錯亂百出的言論充斥巿面。而雷競璇則說,「歷史學者有一重要信條,盡量少說否定話。」
雷競璇的「所知」當然不是街談巷議八卦消息;他讀歷史出身,在法國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大學,熱愛崑劇與傳統藝術,是香港學貫中西的知識份子,深愛中國文化又能以西方的外在角度審視自身文化,一面埋首古書中,一面隨口引述法國的《世界報》。本書涉獵面極廣,評論時事,賞析傳統戲劇,觀察和勸勉歷史文物展,評彈教育問題,雷競璇都本著一種以知識考察為根據的態度發言,文章裡留下連綿的知識追尋過程,讓知識的趣味慢慢滲透出來,像甘草橄欖含在嘴裡。
釵於奩內待時飛
香港素來有一脈民間學者,以自身的志趣、長期自發的搜集研究,終於成了專家,寄託一生心力。若有碩果僅存,求知慾和論述慾強而未得其門而入的年輕人,不妨參考雷競璇的行事方式。他多半是由一個小疑團開始(如一個字、一個故事、一個形象),浮想聯翩,馬上動手查證(雷氏多度強調現時許多古書在網上可以檢索的方便),追源溯本,推理想像,以世界與歷史的標準評論當下。平日讀書修身積學酌理,但書到用時便可演練傳揚,釵於奩內待時飛。
書中亦有一個「釵於奩內待時飛」的故事。話說2002年,前香港中銀總裁劉金寶因貪污受賄調回內地(後被判死刑),後和廣北來港接任總裁,肖鋼接任董事長。「肖」這個姓氏引起了雷競璇的濃厚興趣,他翻查多本可靠的姓氏譜錄,都無法找到「肖」姓;權威辭書則將「肖」解釋為「蕭」姓的俗寫。「肖」成為姓氏,看來是1949以後的事;但八六年全國發佈的《簡體字總表》,蕭字卻是簡化為「 」,並非簡化為「肖」。而這位肖鋼並不姓蕭,而是姓肖。雷謙謙有禮的追問:「這位肖鋼先生是中國銀行行長兼香港中銀董事長,是吃皇糧的高級幹部,如果他本姓蕭,怎麼可以不顧國家的語文規定,在『也作』、『俗作』之下將自己改為姓「肖」?而一直用繁體字印刷的香港報章又何以不將之還原為『蕭』?難道他真的姓肖?是歷史姓譜和二十五史從未出現過的姓氏?」雷氏翻出這筆姓氏上的胡塗賬,文末又特別強調,「此文絕無影射」。由於挾動社會關注,此文刊出後,中國銀行公關部公開澄清董事長的確姓「肖」。如此文質彬彬而能令官方出面回應,實是知識乘時勢而顯其銳利,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到官方煞有介事出面回應,還可以好整以暇體貼地說,這風波是因為中國在50年代進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漢字簡化,肖鋼是不幸牽連其中。
這既是夾纏不清,但其實過程極端地有條有理,就是讀書人可愛之處。以前的世代,都有一門自己的手藝或自己的學問,傳揚後代,亦證自我的尊嚴。科技發達,本該是讓人更能親近知識,與知識的親疏程度其實視乎生活的習慣。
歷史如何可以有趣
雷氏所學之豐,其實一般人未能望其項背,他的考證路徑筆者亦未能亦步亦趨,但難得是他總是秉持啟蒙立場,從一般人的角度想問題。比如雷氏對許多歷史文物展覽興趣盎然,但卻很明白對於不懂歷史的人來說,那些只是破土罐爛木頭死人頭蓋骨。要讓觀者投入展覽,其中訣竅不但是要解說展物的重要性,更是要提供其它的周邊資料,讓人們能夠浸入歷史中想像當時的整個環境和生活。如果是涉及重要歷史人物的重要文物,更應提供典故和故事,這樣參觀者才能記得住。這些意見踏實合理,雷氏多篇文章簡直是對藝術館和歷史博物館的展覽進行追蹤式闡釋,自動替展覽做研究,只是不知官方有無吸納。
雷競璇特別提到,想像力是需要知識基礎的。比如我們看到一個田園葡萄紋彩陶罐,對葡萄這西域水果產生聯想,但我們還需要知道當年(且當是張騫時的西漢吧)漢哀帝(他穿什麼樣的衣服?性格如何?)在上林苑的離宮別苑(即是哪裡?建築如何?),遍植(多大面積?)葡萄與苜蓿(開怎樣的花?馬匹們咀嚼它時是什麼感覺?)
我從這些想到以前讀西西的作品,她常常對文物和歷史記述問這些充滿童趣的問題。如果《清明上河圖》的動畫版,不是只是集體昂首看動作和天明天黑,而是能以個體touch-screen的方式展示大量宋代生活歷史資料,那大概真正能結合知識去開拓想像的闊度。如果連「畫上的人會動」這麼基本的想像,都要靠動畫來展示,這只同時顯示了歷史知識和想像力的匱乏。
罵的時代
對於反叛而言,這也許是個好時代,因為建制和權威前所未有地顯得愚蠢和不可相信,網絡世界也生產著尖銳抵死一步到位的語言 。但對於知識而言,這無疑是個壞時代,因為人們急於表示態度,而發言根據未必經得起考驗;正反雙方的交鋒,也多是互相宣示立場,末後很少能留下可供後人追尋的知識。
《據》中〈罵人之種種〉評論某才子,說他的罵人不像魯迅和李敖,只是「負氣叫囂」,罵人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能耐,誇張激烈,是發洩多於論事。雷氏也不是不罵,但很節制,比如評論某前大學校長的公文,是「如此中文,讀之頭痛」;中國人社會裡的文學院院長不知崑劇為何物,雷氏評曰「此事至今我仍感費解」。大概在雷氏這樣的謙謙君子而言,批評一位大學校長連中文都寫不好,就已算是很狠了。在味精過多的世代,節制的人往往被忽略——某才子近年大紅,雷氏隱逸江湖。
書中多處與張愛玲對話:張愛玲認為男子生活自由但衣裝單調,雷則回曰:「我作為當事人,意見有點不一樣。」這種輕巧禮貌的淡然異議,禮貌得接近幽默,我等文學少女看得發噱。換了時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氣,一旦不同意,多半開口就罵「不知所謂」、「一派胡言」、或批判對方扣上性別歧視大帽子——哪裡會說「意見有點不一樣」這麼點到即止?有趣的是,身邊的青年人,在細讀後,不少都受到《據我所知》吸引,正是因為它的溫柔優雅。壞時代裡,知識既是尖銳的,也可以無上溫柔。
12/25/2010
說及假期和書
近幾周突然有癢癢的某種期待,所謂周末或假期的感覺,可以在工作後與朋友相約去看電影,看展覽,看劇場,不是在關門前一刻才去,而是,吃個甜品,然後在公園裡談論剛看過的,交換近況與社會意見,也不太晚,走路有風,身體裡腦子裡還帶著能量回去,說不定還可寫篇文章(貪)。
常常想起以前農曆年假,我總是不用出去拜年,都窩在家中看書,蜷在被子裡,偶然出廳吃些年糕、蘿蔔糕、芋頭糕。無目的,無時間感,看了之後甚至不必特別記得。因而特別記得。
出門旅行也會選過多書放在身邊,大概我的悠閒感始終不能與書無關,書是鬆弛的必要結構成份(儘管現實上它可能不令我鬆弛)。選書就像揀衫,茫無頭緒的人生裡一種企劃感,彷彿你計劃什麼就會擁有什麼。雖然及後看的只是帶去的1/5,然而真正甘美難言其實是那選擇的過程。
日常看書寫書評賺錢,書難免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它又借代著餘閒感,所以我的工作與餘閒總是分不開來。年前接了經濟日報評論版的書評來寫,無非是想自己無論何時都全副披掛,能夠養成及時尋書的健動習慣,又或趕上新書出版時推波助瀾。但暗裡我有個大毛病,就是不喜歡寫及時的書——新書最熱期是三個月,那三個月我無論如何沒法寫出來。起碼半年,有時是出版一年之後,待它真正成了舊書,書寫它的慾望才逐漸熾熱,該怎麼寫的想法才真正磨銳。內置弔詭。
但那些沒寫出來的評論在我身體裡也會積成壓力,可能像細小的纖維瘤,有時會阻礙別的文章生產。我有一本無印良品的job list便條,我過幾天就會在上面開列「想寫的文」單子,結果是和把前頁的直接抄到後頁無異。有時題目再增減一二,也根本沒有意義。
2010年末,非常希望今年終結。而竟然有一兩篇文是終於寫出來了,沒因為太想寫好而寫不出來,也沒因太急於寫出來而寫壞,水準也許平平,但了卻心事讓人心思澄明。足堪告慰。我便是在這種拉扯裡,精神渙散地老去,兜很遠的路,回到原來的地方。
常常想起以前農曆年假,我總是不用出去拜年,都窩在家中看書,蜷在被子裡,偶然出廳吃些年糕、蘿蔔糕、芋頭糕。無目的,無時間感,看了之後甚至不必特別記得。因而特別記得。
出門旅行也會選過多書放在身邊,大概我的悠閒感始終不能與書無關,書是鬆弛的必要結構成份(儘管現實上它可能不令我鬆弛)。選書就像揀衫,茫無頭緒的人生裡一種企劃感,彷彿你計劃什麼就會擁有什麼。雖然及後看的只是帶去的1/5,然而真正甘美難言其實是那選擇的過程。
日常看書寫書評賺錢,書難免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它又借代著餘閒感,所以我的工作與餘閒總是分不開來。年前接了經濟日報評論版的書評來寫,無非是想自己無論何時都全副披掛,能夠養成及時尋書的健動習慣,又或趕上新書出版時推波助瀾。但暗裡我有個大毛病,就是不喜歡寫及時的書——新書最熱期是三個月,那三個月我無論如何沒法寫出來。起碼半年,有時是出版一年之後,待它真正成了舊書,書寫它的慾望才逐漸熾熱,該怎麼寫的想法才真正磨銳。內置弔詭。
但那些沒寫出來的評論在我身體裡也會積成壓力,可能像細小的纖維瘤,有時會阻礙別的文章生產。我有一本無印良品的job list便條,我過幾天就會在上面開列「想寫的文」單子,結果是和把前頁的直接抄到後頁無異。有時題目再增減一二,也根本沒有意義。
2010年末,非常希望今年終結。而竟然有一兩篇文是終於寫出來了,沒因為太想寫好而寫不出來,也沒因太急於寫出來而寫壞,水準也許平平,但了卻心事讓人心思澄明。足堪告慰。我便是在這種拉扯裡,精神渙散地老去,兜很遠的路,回到原來的地方。
12/21/2010
做雜誌
文學雜誌今年據說有七份(還是更多?)入紙申請,藝評雜誌則有九份,一方面《muse》則停刊,香港文化界製作自己的媒體之慾望,簡直是谷到爆炸。小眾印刷到底是不是出路?但另一方面,從小眾起家的文化雜誌若再回到分眾印刷,到底是歸位還是倒退?
聽得到與見不到
文學雜誌與文學發展空間
文學近年在香港社會的能見度和影響力大大增加,文學館運動、文學獎、大型文學活動及重點文學書出版在媒體上的曝光增加了,聲勢遠勝五、六年前,也在兩岸三地延伸了觸鬚,令香港文學更受外界注意。這與近幾年數份文學雜誌的活躍絕對相關。文學雜誌的生存空間,以及文學發展的問題,重新引來兩岸三地的關注。
藝發局制度的突破
藝發局的文學雜誌年度審批已經開始,在巿場失衡的商業社會,藝發局的資助是令文學讀者擁有選擇的重要窗口。藝發局的文學雜誌審批制度常受抨擊,筆者也常為文批評,包括去年因《字花》削資而發起的聯署抗議運動。
有些進展是正面的。事實上,藝發局今年發出的文學雜誌審批制度與往年相比,有少許改善, 包括會面時間增長,讓申請者與審批者有更多時間作當面交流。最重要的,是文學雜誌終於有兩年資助的可能,優秀的文學雜誌可以預期來屆將會獲得類近的資助,可以作相遠較長遠的計劃。這是文學雜誌從業者多年來的盼望和訴求。這些結構上的突破,有賴社會及文化界內部的支持,以及在制度內工作的有心人之努力。作為文學人,筆者想對他們表示感謝。
事實上,當《字花》因削資而舉步維艱,我們選擇要求改善制度而非只是改善自己的境遇,也曾被冷嘲「不會有用」。但我們選擇凝聚文化力量來要求改善,終於令到制度有了一點杯水車薪的改變,令文學界提了逾十年的要求有點回應。這個改變,其實值得我們銘記:它是以集體聯署抗議的方式來達致的。
筆者曾私下與一位堅持文學雜誌資助是用來滿足文學界山頭需要的審批員討論,他認為,寧可規定每份雜誌都只做三年,寧可原班人馬幾年後換個名目再作申請,都不同意長期支持一份雜誌。筆者認為這種思維其實非常阻礙文學發展。試想想,一份雜誌如果做出成績,成為一個受認同的品牌,卻在站穩陣腳後又被連根拔起,隔幾年就算原班人馬出動,作者網絡、發行網絡、讀者社群,都要重新來過,從雜誌運作的專業角度來看,是荒謬的自我削弱。藝發局已經確立要長期扶助有質素的申請計劃之方向,文學界為何獨獨被排拒在外,實在有違情理。
文學豈是次等公民
藝發局雖有正面改變,但仍需改善之處依舊頗多。在制度上,文學常被視為「次等公民」,意思是許多其它界別享有的制度權利,文學界卻獨被排除。例如,藝發局各界別都設有「一年/二年資助團體」,但文學界別卻沒有,只有文學雜誌。這意味著,藝發局資助其它藝團的行政工作,卻只資助雜誌的出版工作——其實雜誌必須應付極大量的行政工作。有文化視野的人都知道,現今雜誌不能只靠單向的出版,純粹提供發表園地,結果只會perish。文學雜誌也需要經常舉辦活動,與各種團體合作,以網絡等更機動的方式去傳達文學資訊,把文學與學校連繫起來。現在發展得比較健全的藝團,方向大抵都如此。藝發局以藝團的標準來對待文學雜誌,卻不給雜誌相應的支援,這如何說得過去?
《字花》之所以發展得比較好,每年可以舉辦或與團體合辦十多次活動,接觸數十間中學,完全是因為編輯義務工作而把錢用來聘請一位有心有力的全職行政人員(超低薪又經常OT)。藝發局必須承認這些在出版以外的工作之價值。
現在資助計劃的審批經時,根本不能配合文學活動機動和緊貼社會及出版動向的性質。《字花》在尋求藝發局改善制度的時候,藝發局藝術支援組的主席鍾樹根先生,認同文學雜誌辦活動來推廣文學是值得鼓勵,主動提出過要設立一些新的資助項目,讓文學雜誌可以申請作每年常規活動的資助,填補這方面的空隙。希望藝發局接下來可以真的有所跟進。而且,這些民間活動,本也是藝發局的成績之一部分,藝發局應該主動紀錄。本屆香港文學節的展覽內容豐富,但其紀錄的十年文學活動只有官方的數次大型交流,這完全脫離民間每月都有好幾次文學活動的現實,也證明了建制與民間脫節,藝發局應該接起這方面的銜接工作。
青年力量是關鍵
筆者做了五年《字花》,一如做了十多年文學雜誌的關夢南先生,在此我們要大聲疾呼:青年力量是文學發展的關鍵。儘管我們都很重視文學前輩與同輩,但扣回文學雜誌來看,青年讀者、青年作者集體注入的新活力,更能令文學有聲有色。他們的參與、熱情、出其不意,激勵著文學人,也振醒社會,見證香港社會不止拜金與實際的一面。
而筆者想提出,接棒者也是文學雜誌接續的關鍵。回想前文那位藝發局審批員的思維,他認為要以將一些刊物踢出資助名單來保障雜誌資助的開放性,其實,開放性應該由健全的雜誌內部去營造。如果有成績的雜誌可以一直汲納有見識有熱情的青年,讓他們加入運作,把雜誌原有的根基用來讓新人有更多摸索空間、慢慢成熟,這些青年會對文學發展有很大幫助,甚至也會成為文化界傳媒界的生力軍、觸發器。而且,誰說新舊不能融合?《字花》1月號便請得《素葉文學》的編輯許迪鏘先生擔任客席,炮轟他最痛在心頭的語文教育問題。
《字花》五年,每年都有不勝負荷的編輯淡出,同時每年都有新的編輯成員加入。比如今年,有「少女三人組」(之前男編輯強烈要求「希望編輯部不要只得已婚女性和兇惡中女!」),她們辦「會考,問你死未」專輯,在facebook推廣資訊,搞「字花活頻道」,主辦文學節的「不文學」座談,策劃多項計劃資助,其銳氣堪稱起死回生。老牌手作詩刊《秋螢》七十年代創刊、停刊,千禧後復刊,去年又再停刊,令人惋惜。據筆者所知,《秋螢》一直醞釀青年的接棒班子,去年因申請藝發局觸礁,青年接棒不成,《秋螢》便意興闌珊要休息一下。文學雜誌能否有第二代,也是雜誌跨越仝人組織再作發展的轉捩點。我甚至願意說,這是一個更值得面對的挑戰。
抄小道.新形式
韓寒出版《獨唱團》稿費特高,新銳跳脫,打破內地傳統文學雜誌的框框,聲勢極大,甚至令內地其它文化巨頭亦計劃推出文學雜誌。韓寒個人的魅力加上內地傳媒業方興未艾的狀態,才有如此突破。相反進入後工業時期的台灣和香港,出版的成本都成為文學雜誌的難題。港台亦有抄小道、減低印刷成本來突破的例子。台灣的林德俊、謝進三,推出A1開度的《詩評力》季刊,專攻巿場最小的詩歌評論,強力壓縮字數,以forum的閒話形式去拉低詩的門檻,以圖增加詩歌人口。策劃誠意和新意都可嘉,但台灣綿長的書面語風氣,壓縮了評論字數改變了語氣,仍是台式碎碎唸的感覺——這將會催生台灣文學界的新風氣、帶動板塊移動嗎?
壓縮字數方面,香港這邊陳強、阿Bu的《黑紙》形式更為極端,A5咭紙,每期以一個字為主題,一面印滿與該字相關的數十聯想句,連作者名都不刊出,每份售價一元。這種壓縮度真是驚心動魄的,幾乎純是文字遊戲,只夠做一句微博或facebook status,所以他們也謙稱自己是「偽文學雜誌」。其姿態和創意很有意思,也讓人不禁感嘆:喜歡文學的人要在巿場裡活下來,就要把自己壓到比香口膠更薄嗎?在這個意義上,《黑紙》的創新形式揭示了某些難以面對的真相。
上述三份新文學刊物中,都有網絡語言形式衝擊文學的痕跡。就此,它們比那些一成不變的傳統刊物更有歷史意義。而最近傳聞崑南和心雪推出電子書詩刊《詩++》,乾脆以針對對象小量印發的電子書形式來替出版減磅。崑南遊戲文壇多年,一直非常沉迷把玩新出現的媒介,旁人看來亂搞一通都唔知佢做乜,但這種先鋒的精神確實值得敬佩。
堂堂正正
有人以壓薄縮短的新形式,借力網絡來做文學雜誌,希望這些不要成為官方不資助的藉口:正式和較具規模的出版,始終是一條儘管荊棘滿途都要開拓的正路。看看崑南、梁秉鈞、葉輝、關夢南等等文學前輩的履歷,他們名下辦過的文學雜誌會有十多份。一方面這證明他們的可敬個人活力,一方面其實也側證著文學愛好者的社群凝聚又飄零的慘淡——文學難道是以沙堆起的城堡,那麼困難那麼宏偉,那麼一推就倒?這不止是文學本身的貧弱,更是無根社會的悲哀。
網絡可以幫助傳遞和聯絡,但它的持久力成疑,也不能幫助建立經典和進行有深度的廣泛教育。近年文學聲音處處,正是因為雞肋糊口式政策支援已經不敷民間需要。我們要堂堂正正。
民間要籌資辦較大規模、廉宜而公共的文學活動,除了藝發局,現存政府建制裡竟無其它門路。圖書館是相對封閉的官僚體系,凡事要由它們採取主動,若無有文學識見又主動的主事者,民間團體便不得其門而入。康文署和民政局,好像簡直沒有文學的對口單位。政府今年10月成立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這總算是處理了巿政局被殺後的懸宕局面,民政局終於不是只得表演藝術委員會和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兩個單薄(且偏重表演藝術)的諮詢組織。但是藝術諮詢委員會,向政府提供意見的範圍只涵蓋「本地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的藝術發展事宜」。文學藝術呢?我們還是要喋血街頭罵破嗓門,才能令政府改變這種看不見文學的荒謬狀態?看不見文學,不就是文盲嗎?要罵到多狠,建制才改變?希望藝術諮詢委員會成員可以主動關懷文學的發展。
願民間力量更壯大,也希望政府可以積極回應民間的訴求,不要再做文盲政府——在看守政府的末期,這樣勉勵有種天方夜譚的味道。馬國明曾諷刺現在掌權的嬰兒潮一代最怕文學,沒看過幾本文學經典——我其實樂於見到建制對文學有更多開放性,以證明它不是文盲。資助文學雜誌搞文學活動,鼓勵文學中的青年力量,建立對應文學的官方對口單位,這些其實不太難吧?
聽得到與見不到
文學雜誌與文學發展空間
文學近年在香港社會的能見度和影響力大大增加,文學館運動、文學獎、大型文學活動及重點文學書出版在媒體上的曝光增加了,聲勢遠勝五、六年前,也在兩岸三地延伸了觸鬚,令香港文學更受外界注意。這與近幾年數份文學雜誌的活躍絕對相關。文學雜誌的生存空間,以及文學發展的問題,重新引來兩岸三地的關注。
藝發局制度的突破
藝發局的文學雜誌年度審批已經開始,在巿場失衡的商業社會,藝發局的資助是令文學讀者擁有選擇的重要窗口。藝發局的文學雜誌審批制度常受抨擊,筆者也常為文批評,包括去年因《字花》削資而發起的聯署抗議運動。
有些進展是正面的。事實上,藝發局今年發出的文學雜誌審批制度與往年相比,有少許改善, 包括會面時間增長,讓申請者與審批者有更多時間作當面交流。最重要的,是文學雜誌終於有兩年資助的可能,優秀的文學雜誌可以預期來屆將會獲得類近的資助,可以作相遠較長遠的計劃。這是文學雜誌從業者多年來的盼望和訴求。這些結構上的突破,有賴社會及文化界內部的支持,以及在制度內工作的有心人之努力。作為文學人,筆者想對他們表示感謝。
事實上,當《字花》因削資而舉步維艱,我們選擇要求改善制度而非只是改善自己的境遇,也曾被冷嘲「不會有用」。但我們選擇凝聚文化力量來要求改善,終於令到制度有了一點杯水車薪的改變,令文學界提了逾十年的要求有點回應。這個改變,其實值得我們銘記:它是以集體聯署抗議的方式來達致的。
筆者曾私下與一位堅持文學雜誌資助是用來滿足文學界山頭需要的審批員討論,他認為,寧可規定每份雜誌都只做三年,寧可原班人馬幾年後換個名目再作申請,都不同意長期支持一份雜誌。筆者認為這種思維其實非常阻礙文學發展。試想想,一份雜誌如果做出成績,成為一個受認同的品牌,卻在站穩陣腳後又被連根拔起,隔幾年就算原班人馬出動,作者網絡、發行網絡、讀者社群,都要重新來過,從雜誌運作的專業角度來看,是荒謬的自我削弱。藝發局已經確立要長期扶助有質素的申請計劃之方向,文學界為何獨獨被排拒在外,實在有違情理。
文學豈是次等公民
藝發局雖有正面改變,但仍需改善之處依舊頗多。在制度上,文學常被視為「次等公民」,意思是許多其它界別享有的制度權利,文學界卻獨被排除。例如,藝發局各界別都設有「一年/二年資助團體」,但文學界別卻沒有,只有文學雜誌。這意味著,藝發局資助其它藝團的行政工作,卻只資助雜誌的出版工作——其實雜誌必須應付極大量的行政工作。有文化視野的人都知道,現今雜誌不能只靠單向的出版,純粹提供發表園地,結果只會perish。文學雜誌也需要經常舉辦活動,與各種團體合作,以網絡等更機動的方式去傳達文學資訊,把文學與學校連繫起來。現在發展得比較健全的藝團,方向大抵都如此。藝發局以藝團的標準來對待文學雜誌,卻不給雜誌相應的支援,這如何說得過去?
《字花》之所以發展得比較好,每年可以舉辦或與團體合辦十多次活動,接觸數十間中學,完全是因為編輯義務工作而把錢用來聘請一位有心有力的全職行政人員(超低薪又經常OT)。藝發局必須承認這些在出版以外的工作之價值。
現在資助計劃的審批經時,根本不能配合文學活動機動和緊貼社會及出版動向的性質。《字花》在尋求藝發局改善制度的時候,藝發局藝術支援組的主席鍾樹根先生,認同文學雜誌辦活動來推廣文學是值得鼓勵,主動提出過要設立一些新的資助項目,讓文學雜誌可以申請作每年常規活動的資助,填補這方面的空隙。希望藝發局接下來可以真的有所跟進。而且,這些民間活動,本也是藝發局的成績之一部分,藝發局應該主動紀錄。本屆香港文學節的展覽內容豐富,但其紀錄的十年文學活動只有官方的數次大型交流,這完全脫離民間每月都有好幾次文學活動的現實,也證明了建制與民間脫節,藝發局應該接起這方面的銜接工作。
青年力量是關鍵
筆者做了五年《字花》,一如做了十多年文學雜誌的關夢南先生,在此我們要大聲疾呼:青年力量是文學發展的關鍵。儘管我們都很重視文學前輩與同輩,但扣回文學雜誌來看,青年讀者、青年作者集體注入的新活力,更能令文學有聲有色。他們的參與、熱情、出其不意,激勵著文學人,也振醒社會,見證香港社會不止拜金與實際的一面。
而筆者想提出,接棒者也是文學雜誌接續的關鍵。回想前文那位藝發局審批員的思維,他認為要以將一些刊物踢出資助名單來保障雜誌資助的開放性,其實,開放性應該由健全的雜誌內部去營造。如果有成績的雜誌可以一直汲納有見識有熱情的青年,讓他們加入運作,把雜誌原有的根基用來讓新人有更多摸索空間、慢慢成熟,這些青年會對文學發展有很大幫助,甚至也會成為文化界傳媒界的生力軍、觸發器。而且,誰說新舊不能融合?《字花》1月號便請得《素葉文學》的編輯許迪鏘先生擔任客席,炮轟他最痛在心頭的語文教育問題。
《字花》五年,每年都有不勝負荷的編輯淡出,同時每年都有新的編輯成員加入。比如今年,有「少女三人組」(之前男編輯強烈要求「希望編輯部不要只得已婚女性和兇惡中女!」),她們辦「會考,問你死未」專輯,在facebook推廣資訊,搞「字花活頻道」,主辦文學節的「不文學」座談,策劃多項計劃資助,其銳氣堪稱起死回生。老牌手作詩刊《秋螢》七十年代創刊、停刊,千禧後復刊,去年又再停刊,令人惋惜。據筆者所知,《秋螢》一直醞釀青年的接棒班子,去年因申請藝發局觸礁,青年接棒不成,《秋螢》便意興闌珊要休息一下。文學雜誌能否有第二代,也是雜誌跨越仝人組織再作發展的轉捩點。我甚至願意說,這是一個更值得面對的挑戰。
抄小道.新形式
韓寒出版《獨唱團》稿費特高,新銳跳脫,打破內地傳統文學雜誌的框框,聲勢極大,甚至令內地其它文化巨頭亦計劃推出文學雜誌。韓寒個人的魅力加上內地傳媒業方興未艾的狀態,才有如此突破。相反進入後工業時期的台灣和香港,出版的成本都成為文學雜誌的難題。港台亦有抄小道、減低印刷成本來突破的例子。台灣的林德俊、謝進三,推出A1開度的《詩評力》季刊,專攻巿場最小的詩歌評論,強力壓縮字數,以forum的閒話形式去拉低詩的門檻,以圖增加詩歌人口。策劃誠意和新意都可嘉,但台灣綿長的書面語風氣,壓縮了評論字數改變了語氣,仍是台式碎碎唸的感覺——這將會催生台灣文學界的新風氣、帶動板塊移動嗎?
壓縮字數方面,香港這邊陳強、阿Bu的《黑紙》形式更為極端,A5咭紙,每期以一個字為主題,一面印滿與該字相關的數十聯想句,連作者名都不刊出,每份售價一元。這種壓縮度真是驚心動魄的,幾乎純是文字遊戲,只夠做一句微博或facebook status,所以他們也謙稱自己是「偽文學雜誌」。其姿態和創意很有意思,也讓人不禁感嘆:喜歡文學的人要在巿場裡活下來,就要把自己壓到比香口膠更薄嗎?在這個意義上,《黑紙》的創新形式揭示了某些難以面對的真相。
上述三份新文學刊物中,都有網絡語言形式衝擊文學的痕跡。就此,它們比那些一成不變的傳統刊物更有歷史意義。而最近傳聞崑南和心雪推出電子書詩刊《詩++》,乾脆以針對對象小量印發的電子書形式來替出版減磅。崑南遊戲文壇多年,一直非常沉迷把玩新出現的媒介,旁人看來亂搞一通都唔知佢做乜,但這種先鋒的精神確實值得敬佩。
堂堂正正
有人以壓薄縮短的新形式,借力網絡來做文學雜誌,希望這些不要成為官方不資助的藉口:正式和較具規模的出版,始終是一條儘管荊棘滿途都要開拓的正路。看看崑南、梁秉鈞、葉輝、關夢南等等文學前輩的履歷,他們名下辦過的文學雜誌會有十多份。一方面這證明他們的可敬個人活力,一方面其實也側證著文學愛好者的社群凝聚又飄零的慘淡——文學難道是以沙堆起的城堡,那麼困難那麼宏偉,那麼一推就倒?這不止是文學本身的貧弱,更是無根社會的悲哀。
網絡可以幫助傳遞和聯絡,但它的持久力成疑,也不能幫助建立經典和進行有深度的廣泛教育。近年文學聲音處處,正是因為雞肋糊口式政策支援已經不敷民間需要。我們要堂堂正正。
民間要籌資辦較大規模、廉宜而公共的文學活動,除了藝發局,現存政府建制裡竟無其它門路。圖書館是相對封閉的官僚體系,凡事要由它們採取主動,若無有文學識見又主動的主事者,民間團體便不得其門而入。康文署和民政局,好像簡直沒有文學的對口單位。政府今年10月成立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這總算是處理了巿政局被殺後的懸宕局面,民政局終於不是只得表演藝術委員會和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兩個單薄(且偏重表演藝術)的諮詢組織。但是藝術諮詢委員會,向政府提供意見的範圍只涵蓋「本地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的藝術發展事宜」。文學藝術呢?我們還是要喋血街頭罵破嗓門,才能令政府改變這種看不見文學的荒謬狀態?看不見文學,不就是文盲嗎?要罵到多狠,建制才改變?希望藝術諮詢委員會成員可以主動關懷文學的發展。
願民間力量更壯大,也希望政府可以積極回應民間的訴求,不要再做文盲政府——在看守政府的末期,這樣勉勵有種天方夜譚的味道。馬國明曾諷刺現在掌權的嬰兒潮一代最怕文學,沒看過幾本文學經典——我其實樂於見到建制對文學有更多開放性,以證明它不是文盲。資助文學雜誌搞文學活動,鼓勵文學中的青年力量,建立對應文學的官方對口單位,這些其實不太難吧?
11/23/2010
力推游靜《壞孩子》
力推周三1900圓方最後一場《壞孩子》!
文明單位:壞孩子
嘉賓:游靜
壞孩子的真情告白,誰聽?
之前日本電影《告白》引起城中熱話,影片的結構是由幾個涉事角色的內心獨白串連而成。所謂告白,是從一個敘事者(narrator)的角度,將內心不可告人之處講述出來。《告白》有小說為原本,敘事相當乾淨俐落,也觸中了香港社會對青少年的關注及恐懼,怕他們成長為不可收拾的怪獸。而無獨有偶,香港獨立電影節中有一套《壞孩子》(下稱《壞》),非常珍貴地拍攝了日本、香港、澳門三地的青少年感化院中,一些少年犯的影像心聲(大部分片段由他們自己拍攝),令人印象深刻,為之低迴不已。
「普通」最震撼
《告白》題材是日本青少年的犯罪,坦白直接地流露了成年人的報復意識,這其中的仇恨感有震撼效果。相反,《壞》的導演游靜,不但沒有仇視青少年,相反,她多次聲稱,她在進入感化院為少年犯做影像工作坊的過程中,發現這些少年的表達欲望、創意、敏感度比她大學的學生還要高,她質問是不是我們的社會有病,才把這些有創意的年輕人關到監牢裡?游靜對這些青年人充滿同情,她說自己少年時也很壞,也覺得日子非常難過——如果她成長在今日社會,肯定無法長大——而她認為許多成年人,也忘記了自己少年時也曾「壞」過,現在只急於將自己的焦慮投射到青少年身上,而對他們過度管教。
所以整套《壞》裡最震撼的,是這些少年犯那麼「普通」,簡直和我們身邊的青少年無甚分別。三地少年犯的夢想如下:與家人、愛人幸福地生活;有一份安定工作,例如打字員;如果有錢,他們就去購物、旅行、瘦身,有位日本援交少女說,如果她有100萬,會將50萬給家人、自己花10萬、10萬捐給國家、30萬存起來。你說這些夢想平凡蒼白嗎?以我的教育經驗,絕大部分沒被關進監牢的青少年,其夢想亦差不多如此。感化院是懲處機構,這些少年犯分分秒秒被不斷提示「你做了不可接受的事」、「你特別,特別壞」,而游靜這名教育者、藝術工作者,則持相反的態度。影片極力爭取讓少年犯直接面對鏡頭(也是他們本身的願望),當因打架偷竊犯事的少年犯落落大方地面對鏡頭,游靜卻惡作劇般把同樣打架偷竊的李小龍、上戶彩(《少女百人斬》主角)的臉遮起來,提醒我們:他們做的其實是同樣的事。
於是,作為觀眾,會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如此平凡的青少年,就這樣被終生劃入了另一個類別」。那份無法理解,會在心中挖出一條巨大鴻溝,任思考的人投入任何想像和感情。游靜說她的日本翻譯,見到那些少年犯後突然不停地哭,因為他們看起來毫無問題。而我,對於《告白》那種漫畫式、非常煽情的影像風格沒有太大感覺,看《壞》卻也是忍不住淚流滿面,久久不能釋懷。
悲傷與快樂的青春
我說得這樣傷感,但其實《壞》非常努力地要快樂。一如《告白》裡加插許多歌舞、卡通化的手法去承載犯罪所造成的沉重,《壞》裡面也根據少年犯們的告白,加入了許多周星馳電影、morning娘歌舞、日本電影、港產片的片段。《告白》裡的卡通手法是一種抑壓與掩飾,非常苦澀。《壞》的對照層次則更豐富。澳門的少女犯拍了一段「龍小利」(由一少女犯飾演)的故事,影片便剪接至李小龍在接受外國訪問時的話:「功夫終極是為了表達自己,但在這個時代是很難的了。」我們一看便笑,但轉瞬便惋然:她們是少女犯,平日絕無機會表達自己;而表達自己,他們也需要借助流行文化——那種表達不在於語言的表象,而在於表象與現實的落差對照。影片裡日本感化院有陶藝室、茶道室、操場美麗,還有雪景。可是游靜說,感化院裡不能進入、不能拍攝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壞》的影像不很精緻,但全片都有這種非常複雜的,苦澀與快樂揉合難分的質感。少年們很少哭,通常他們集體時都是在笑在玩,獨白時聲音輕柔,連說到自己如何經歷家暴、被生母扔進垃圾桶被困45分鐘,都是微笑著敘說。青春的殘酷,生命的不能承受,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你還記得青春的孤獨?有位日本少女犯,獨白時唱了一青窈的《同哭》,還羞澀地移開了鏡頭。這就是對表達自我的敏感,和創意吧。無人比被監禁的青少年更知道孤獨。而游靜通過慧黠的剪接,讓兩地素未謀面的青少年,在電影的藝術空間中,彷彿觸碰了彼此的指尖,中和了那巨大的孤獨。
獨立電影之必要
筆者印象最深的片段,是一位香港少年,要錄一段「我最重要的回憶」,那是他和家人和女友上獅子山看日出的記憶,他寫了稿子對鏡頭讀,其實文字不怎麼好,但他對著鏡頭期期艾艾力求完美,竟然NG了三十二次,影片也如實地連NG片段呈現,他的笨拙與執著,簡直可以把人心擊碎。觀眾的耐性底線被挑戰了,但如果連這一點都克服,便會徹底被影片折服。若是主流電影,恐怕不能有這種耐性。是獨立電影,才有這樣的挑戰性。
老實說,主流還能夠容納這種真正的青少年告白嗎?當我們翻炒各種將青少年妖魔化的陳腔濫調,正需要這種大膽的獨立電影,去給社會當頭棒喝。嗯,諷刺的是,無論是《告白》還是《壞》,都是三級電影,彷彿青少年是被設定為不可以看到真實心聲的。
文明單位:壞孩子
嘉賓:游靜
壞孩子的真情告白,誰聽?
之前日本電影《告白》引起城中熱話,影片的結構是由幾個涉事角色的內心獨白串連而成。所謂告白,是從一個敘事者(narrator)的角度,將內心不可告人之處講述出來。《告白》有小說為原本,敘事相當乾淨俐落,也觸中了香港社會對青少年的關注及恐懼,怕他們成長為不可收拾的怪獸。而無獨有偶,香港獨立電影節中有一套《壞孩子》(下稱《壞》),非常珍貴地拍攝了日本、香港、澳門三地的青少年感化院中,一些少年犯的影像心聲(大部分片段由他們自己拍攝),令人印象深刻,為之低迴不已。
「普通」最震撼
《告白》題材是日本青少年的犯罪,坦白直接地流露了成年人的報復意識,這其中的仇恨感有震撼效果。相反,《壞》的導演游靜,不但沒有仇視青少年,相反,她多次聲稱,她在進入感化院為少年犯做影像工作坊的過程中,發現這些少年的表達欲望、創意、敏感度比她大學的學生還要高,她質問是不是我們的社會有病,才把這些有創意的年輕人關到監牢裡?游靜對這些青年人充滿同情,她說自己少年時也很壞,也覺得日子非常難過——如果她成長在今日社會,肯定無法長大——而她認為許多成年人,也忘記了自己少年時也曾「壞」過,現在只急於將自己的焦慮投射到青少年身上,而對他們過度管教。
所以整套《壞》裡最震撼的,是這些少年犯那麼「普通」,簡直和我們身邊的青少年無甚分別。三地少年犯的夢想如下:與家人、愛人幸福地生活;有一份安定工作,例如打字員;如果有錢,他們就去購物、旅行、瘦身,有位日本援交少女說,如果她有100萬,會將50萬給家人、自己花10萬、10萬捐給國家、30萬存起來。你說這些夢想平凡蒼白嗎?以我的教育經驗,絕大部分沒被關進監牢的青少年,其夢想亦差不多如此。感化院是懲處機構,這些少年犯分分秒秒被不斷提示「你做了不可接受的事」、「你特別,特別壞」,而游靜這名教育者、藝術工作者,則持相反的態度。影片極力爭取讓少年犯直接面對鏡頭(也是他們本身的願望),當因打架偷竊犯事的少年犯落落大方地面對鏡頭,游靜卻惡作劇般把同樣打架偷竊的李小龍、上戶彩(《少女百人斬》主角)的臉遮起來,提醒我們:他們做的其實是同樣的事。
於是,作為觀眾,會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如此平凡的青少年,就這樣被終生劃入了另一個類別」。那份無法理解,會在心中挖出一條巨大鴻溝,任思考的人投入任何想像和感情。游靜說她的日本翻譯,見到那些少年犯後突然不停地哭,因為他們看起來毫無問題。而我,對於《告白》那種漫畫式、非常煽情的影像風格沒有太大感覺,看《壞》卻也是忍不住淚流滿面,久久不能釋懷。
悲傷與快樂的青春
我說得這樣傷感,但其實《壞》非常努力地要快樂。一如《告白》裡加插許多歌舞、卡通化的手法去承載犯罪所造成的沉重,《壞》裡面也根據少年犯們的告白,加入了許多周星馳電影、morning娘歌舞、日本電影、港產片的片段。《告白》裡的卡通手法是一種抑壓與掩飾,非常苦澀。《壞》的對照層次則更豐富。澳門的少女犯拍了一段「龍小利」(由一少女犯飾演)的故事,影片便剪接至李小龍在接受外國訪問時的話:「功夫終極是為了表達自己,但在這個時代是很難的了。」我們一看便笑,但轉瞬便惋然:她們是少女犯,平日絕無機會表達自己;而表達自己,他們也需要借助流行文化——那種表達不在於語言的表象,而在於表象與現實的落差對照。影片裡日本感化院有陶藝室、茶道室、操場美麗,還有雪景。可是游靜說,感化院裡不能進入、不能拍攝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壞》的影像不很精緻,但全片都有這種非常複雜的,苦澀與快樂揉合難分的質感。少年們很少哭,通常他們集體時都是在笑在玩,獨白時聲音輕柔,連說到自己如何經歷家暴、被生母扔進垃圾桶被困45分鐘,都是微笑著敘說。青春的殘酷,生命的不能承受,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你還記得青春的孤獨?有位日本少女犯,獨白時唱了一青窈的《同哭》,還羞澀地移開了鏡頭。這就是對表達自我的敏感,和創意吧。無人比被監禁的青少年更知道孤獨。而游靜通過慧黠的剪接,讓兩地素未謀面的青少年,在電影的藝術空間中,彷彿觸碰了彼此的指尖,中和了那巨大的孤獨。
獨立電影之必要
筆者印象最深的片段,是一位香港少年,要錄一段「我最重要的回憶」,那是他和家人和女友上獅子山看日出的記憶,他寫了稿子對鏡頭讀,其實文字不怎麼好,但他對著鏡頭期期艾艾力求完美,竟然NG了三十二次,影片也如實地連NG片段呈現,他的笨拙與執著,簡直可以把人心擊碎。觀眾的耐性底線被挑戰了,但如果連這一點都克服,便會徹底被影片折服。若是主流電影,恐怕不能有這種耐性。是獨立電影,才有這樣的挑戰性。
老實說,主流還能夠容納這種真正的青少年告白嗎?當我們翻炒各種將青少年妖魔化的陳腔濫調,正需要這種大膽的獨立電影,去給社會當頭棒喝。嗯,諷刺的是,無論是《告白》還是《壞》,都是三級電影,彷彿青少年是被設定為不可以看到真實心聲的。
11/19/2010
假設可以理性
(當發現西九不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題目的時候,本來不想貼這幾篇關於西九的文章。但西九諮詢11月20日截止——我花了8小時與FB搏鬥,希望引動人去就西九為文學館發聲。於是想,還是貼出來吧,你為你的玫瑰花所花費的時間,使你的玫瑰花變得那麼重要。)
拆開西九包裝 解決問題
西九諮詢展開,三個概念圖則已於各區展覽,各界媒體也持續地設法吸取民間意見,意求推動對於西九的討論。看來逐漸熾熱的進程中仍有一點拉牛上樹的感覺。
明白政府實欲盡洗之前的不良印象,去打造一個「人人擁有」的西九,而公眾諮詢階段亦著重要讓普羅巿民理解圖則規劃,故三個圖則都作了親民包裝,例如 Foster方案主打「城巿公園」的形象,以四千棵樹的鬧巿森林來作核心意象(Image);許李嚴方案則以香港一度大熱的「清明上河圖」為包裝;庫哈斯 (Rem Koolhaas,下稱OMA方案 )則用「東藝西演中城墟」這個諧擬「東邪西毒中神通」的名字來概括其複雜的構思,但是香港巿民現在已頗有「返璞歸真」的境界,對愈用力包裝的東西愈不信 任。比如許多藝術界朋友不但沒有被「清明上河圖」的概念說服,一直質疑「究竟和『清明上河圖』有何關係?」而沒看到許李嚴方案在吸納民間的各種文化設施需 求上,最是「海納百川」,綜藝館、人文館等較非西方色彩的文化設施,乃其他方案所無。
Foster方案的展示策略可謂最「地道香港」 了,有許多3D設計圖片,色彩繽紛、燈紅酒綠。在呈現時亦多強調數字、一句概括的Sound-bite 式口號,許多篇幅用來展示Foster大師在香港的規劃建築經驗,廣告性強,大概比較容易入腦。而二十七格的設計意念成形過程展演,卻以潦草英文的小字呈現,毫不細緻,彷彿無意讓人理解。規劃中亦只見政府已然答允要建的大劇院、m+、戲曲中心,實在欠缺驚喜。
欠缺仔細討論
是的。驚喜。西九拖沓經年,實在需要一些東西來讓人對它感到驚喜。建築本是一個創造性的行業,我不懷疑諸位建築師也想給香港人帶來驚喜,但在政府的習慣諮詢方式之下,建築師們還能保有自己多少的稜角?
其實公共諮詢不止是推銷,而應該是一次社會的集體討論,以求過程中,去建立整個社會對於西九的認同感,同時是政府及民間的學習、互相吸收。現今諮詢中差強人意者在於,有完善的展示機會,卻始終於核心的規劃理念與哲學,卻欠缺仔細的討論。
又比如Foster方案與許李嚴方案均有製作漫畫,讓普羅巿民可以想像將來在西九的生活有作森林浴、看表演、參與音樂演出等等行為。但是,建築規劃,本 是要打造一種未來生活的圖景,建築物是靜態的,但卻能調動人的行動、成為其為聚落,建築乃從物質層面影響到精神層面。回看兩岸三地,均多關於建築的理論及 隨筆書籍出版,西九如此龐大而影響深遠的規劃,設計師們至少應該撰長文闡釋自己的規劃哲學,才能在文化精英的層次進行比較影響深遠的對話。那兩份西九漫 畫,它實在沒有上升到我們的精神層面,像廣告多於公眾教育。
建築界的朋友笑說,以討論而言,對於Foster方案,實在不知該怎麼討 論,它的內容最簡略,也看不出有怎麼吸納民間的期望——是的,我承認,對西九沮喪的時候曾有人賭氣說,乾脆萬事皆休,任西九變成荒野叢林好了—— Foster方案主打的就是樹林。我們又詫異,真在未來的地王上闢四千棵樹的叢林呀?!殖民地政府留給香港的一項德政就是廣大的郊野公園,但我們既已有很 大地積的郊野,交通也方便,西九何必重複?何況,樹長成需要時間,這未來的叢林要麼需要很長時間醞釀,要麼是別處移植過來,須花大筆資源,何不花在更有人 文影響的營造上?
相對而言,許李嚴方案和OMA方案也還是想解決問題的。西九一直以來負面新聞和標籤甚多,如以文化為名的地產項目、 高鐵問題、大白象等等負面標籤,新的諮詢也就是要洗盡這些不快昔日,令人們對西九具有期盼。西九如何呈現本土特色、滋長本土文化,是一直以來的大爭議。許 李嚴方案和OMA方案都嘗試在規劃上體現本土特色,例如許李嚴方案有吸納近年社會對街道的重視,而營建本土特色小街道;OMA方案甚至想打造露天街巿。關 懷本土的人看在眼裏,至少有個親切點。
給予真正復甦機會
西九要站在城巿規劃的尖端,要解決問題。如前所述,許李 嚴方案的規劃中,有更明顯的非西方文化面貌,文化藝術設施的結合也比較靈活。許李嚴方案或能帶動文化界使用西九的更多想像。當然,如果許李嚴方案能進一步 利用自己華人的優勢,大膽提出文學館的規劃,那麼在整個規劃的文化底氣與視野之提升上,會更加鮮明。不過此方案在表現自己的哲學方面頗為低調。
OMA方案的呈現最知性,也最複雜,也許不夠親民,但它野心最大,嘗試提出一些香港社會萌生、外國社會已相當流行的文化生活圖景。它的綠化帶是有規劃意 念的,放入了漁塘、竹林、社區農場這些自然生活的元素,這恰與反高鐵、保菜園、自主農業的社會風潮有所呼應。方案中列出西九公園中可以做的事,與惡名昭著 百事皆管的康文署管理模式相對比,獲得很大掌聲,也看出方案背後有做細緻的研究調查,真的想用西九來解決城巿原有的管理文化問題,以至於一些原本很懷疑西 九的文化界與社運界朋友都有點覑迷又有點懷疑地問:「真的可以嗎?政府會讓他們這樣做嗎?」在那些許的動搖中,我看到,對一個陌生未來的嚮往、支持與反對 在這種模糊的嚮往裏重新整合。
筆者是真心希望,西九文化區,能夠帶來革新,彌合政府與民間的裂縫,給本土文化一次真正復甦的機會。政府不要以本身的保守習慣去規限建築師們,也千萬不要做過諮詢後,和稀泥式把三個方案風馬牛亂剪接,而應獎勵及支持那些有志氣與視野的有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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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混亂時代的身份追尋
西 九文化藝術區的三個方案在各區的巡迴展覽,據說都有不少巿民前往觀看。手上翻著英國建築評論家及學者迪耶.薩迪奇(Deyan Sudjic)所著的《權力與建築》(The Edifice Complex),書中所談的雖是外國政治建築的例子(包括議會大廳、紀念性標誌建築、納粹聖祠、博物館等),其批判力卻具普遍性,可套入西九的處境去思 考。
薩迪奇旁徵博引試圖指出的,是建築與權力的關係。薩迪奇聲稱,建築雖紥根於實用主義,實際上它已成為人類心理的一種有力表達,具有非 凡的啟迪作用。所以,統治者,包括獨裁者如希特拉,也包括民主政治下的執政者,都試圖用建築去達成政治的目的;而大型建築必須由統治者拍板,也造就了建築 師與統治者及持份者(包括普羅巿民)的周旋。集權的統治者希望以建築來宣示自己的權威,而建築也往往代表著一個城巿的身分。不妨從這兩個方向來看西九:一 來四十公頃的西九是長遠宣示的政績,得西九者得天下;二來,西九也是香港重新確立自己方向、定位、身份的一次探索。
本土特色才是關鍵
西 九爭拗甚多,三個出爐的建築方案,都各自有某程度吸納以往民間訴求,如公共空間、公園、本土特色、與四周社區連結等等。三方案都沒有突出的地標,也是吸納 了以往「天幕」被批大白象的教訓。這和薩迪奇書中蘇格蘭議會堂的建築個案有點接近,都是整個方案受到民間嚴密監察,爭議甚多,最後要靠天才建築師米拉勒斯 在最後表述時感染聽眾,才建成與四周自然風景融為一體,而又體現民主特色的議會堂。
事實上,目前的諮詢規劃尚未落到個別建築設計,而是在整個文化區的規劃上。如何想像巿民在文化區的生活與行為,對之作出調動,來賦予城巿價值——這其實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或者用薩迪奇的說法,不敢言說核心規劃哲學的西九,代表「混亂時代的身份」。
薩 迪奇說,建築是文化價值與公民價值最直白的表現,並大力批判「簽名式」、自視為藝術家、以建築的轟動效應來拯救一個城巿的上世紀90年代浮華風潮。那麼,三方案的本土元素,乃是評價要點。Foster方案思維是西方的,它以英國人在香港留下的郊野公園為核心價值。嚴迅奇方案列出的榕樹論壇、本土街道規 劃、人文館、電車路線,還有大量的多形式文化設施,既滿足本土社群需要,對旅客也足以構成說明力。而OMA方案提供的卻是一個超越當下的圖景,將農場、漁 塘、竹林等,夾雜在文化生活之中,調動人群到各個區域去,呼應國際建築界新興的鄉村化(ruralization)風潮。文化人金佩瑋有精警的評 語:Foster方案是屬於過去的,嚴迅奇方案屬於現在,OMA方案則屬於未來。
無論如何,政治建築所希望傳達的訊息和實際造成的效果,中間可能存在極大落差。我希望這個落差不是來自於政府自作聰明要「揉合三個方案特色」。
拆開西九包裝 解決問題
西九諮詢展開,三個概念圖則已於各區展覽,各界媒體也持續地設法吸取民間意見,意求推動對於西九的討論。看來逐漸熾熱的進程中仍有一點拉牛上樹的感覺。
明白政府實欲盡洗之前的不良印象,去打造一個「人人擁有」的西九,而公眾諮詢階段亦著重要讓普羅巿民理解圖則規劃,故三個圖則都作了親民包裝,例如 Foster方案主打「城巿公園」的形象,以四千棵樹的鬧巿森林來作核心意象(Image);許李嚴方案則以香港一度大熱的「清明上河圖」為包裝;庫哈斯 (Rem Koolhaas,下稱OMA方案 )則用「東藝西演中城墟」這個諧擬「東邪西毒中神通」的名字來概括其複雜的構思,但是香港巿民現在已頗有「返璞歸真」的境界,對愈用力包裝的東西愈不信 任。比如許多藝術界朋友不但沒有被「清明上河圖」的概念說服,一直質疑「究竟和『清明上河圖』有何關係?」而沒看到許李嚴方案在吸納民間的各種文化設施需 求上,最是「海納百川」,綜藝館、人文館等較非西方色彩的文化設施,乃其他方案所無。
Foster方案的展示策略可謂最「地道香港」 了,有許多3D設計圖片,色彩繽紛、燈紅酒綠。在呈現時亦多強調數字、一句概括的Sound-bite 式口號,許多篇幅用來展示Foster大師在香港的規劃建築經驗,廣告性強,大概比較容易入腦。而二十七格的設計意念成形過程展演,卻以潦草英文的小字呈現,毫不細緻,彷彿無意讓人理解。規劃中亦只見政府已然答允要建的大劇院、m+、戲曲中心,實在欠缺驚喜。
欠缺仔細討論
是的。驚喜。西九拖沓經年,實在需要一些東西來讓人對它感到驚喜。建築本是一個創造性的行業,我不懷疑諸位建築師也想給香港人帶來驚喜,但在政府的習慣諮詢方式之下,建築師們還能保有自己多少的稜角?
其實公共諮詢不止是推銷,而應該是一次社會的集體討論,以求過程中,去建立整個社會對於西九的認同感,同時是政府及民間的學習、互相吸收。現今諮詢中差強人意者在於,有完善的展示機會,卻始終於核心的規劃理念與哲學,卻欠缺仔細的討論。
又比如Foster方案與許李嚴方案均有製作漫畫,讓普羅巿民可以想像將來在西九的生活有作森林浴、看表演、參與音樂演出等等行為。但是,建築規劃,本 是要打造一種未來生活的圖景,建築物是靜態的,但卻能調動人的行動、成為其為聚落,建築乃從物質層面影響到精神層面。回看兩岸三地,均多關於建築的理論及 隨筆書籍出版,西九如此龐大而影響深遠的規劃,設計師們至少應該撰長文闡釋自己的規劃哲學,才能在文化精英的層次進行比較影響深遠的對話。那兩份西九漫 畫,它實在沒有上升到我們的精神層面,像廣告多於公眾教育。
建築界的朋友笑說,以討論而言,對於Foster方案,實在不知該怎麼討 論,它的內容最簡略,也看不出有怎麼吸納民間的期望——是的,我承認,對西九沮喪的時候曾有人賭氣說,乾脆萬事皆休,任西九變成荒野叢林好了—— Foster方案主打的就是樹林。我們又詫異,真在未來的地王上闢四千棵樹的叢林呀?!殖民地政府留給香港的一項德政就是廣大的郊野公園,但我們既已有很 大地積的郊野,交通也方便,西九何必重複?何況,樹長成需要時間,這未來的叢林要麼需要很長時間醞釀,要麼是別處移植過來,須花大筆資源,何不花在更有人 文影響的營造上?
相對而言,許李嚴方案和OMA方案也還是想解決問題的。西九一直以來負面新聞和標籤甚多,如以文化為名的地產項目、 高鐵問題、大白象等等負面標籤,新的諮詢也就是要洗盡這些不快昔日,令人們對西九具有期盼。西九如何呈現本土特色、滋長本土文化,是一直以來的大爭議。許 李嚴方案和OMA方案都嘗試在規劃上體現本土特色,例如許李嚴方案有吸納近年社會對街道的重視,而營建本土特色小街道;OMA方案甚至想打造露天街巿。關 懷本土的人看在眼裏,至少有個親切點。
給予真正復甦機會
西九要站在城巿規劃的尖端,要解決問題。如前所述,許李 嚴方案的規劃中,有更明顯的非西方文化面貌,文化藝術設施的結合也比較靈活。許李嚴方案或能帶動文化界使用西九的更多想像。當然,如果許李嚴方案能進一步 利用自己華人的優勢,大膽提出文學館的規劃,那麼在整個規劃的文化底氣與視野之提升上,會更加鮮明。不過此方案在表現自己的哲學方面頗為低調。
OMA方案的呈現最知性,也最複雜,也許不夠親民,但它野心最大,嘗試提出一些香港社會萌生、外國社會已相當流行的文化生活圖景。它的綠化帶是有規劃意 念的,放入了漁塘、竹林、社區農場這些自然生活的元素,這恰與反高鐵、保菜園、自主農業的社會風潮有所呼應。方案中列出西九公園中可以做的事,與惡名昭著 百事皆管的康文署管理模式相對比,獲得很大掌聲,也看出方案背後有做細緻的研究調查,真的想用西九來解決城巿原有的管理文化問題,以至於一些原本很懷疑西 九的文化界與社運界朋友都有點覑迷又有點懷疑地問:「真的可以嗎?政府會讓他們這樣做嗎?」在那些許的動搖中,我看到,對一個陌生未來的嚮往、支持與反對 在這種模糊的嚮往裏重新整合。
筆者是真心希望,西九文化區,能夠帶來革新,彌合政府與民間的裂縫,給本土文化一次真正復甦的機會。政府不要以本身的保守習慣去規限建築師們,也千萬不要做過諮詢後,和稀泥式把三個方案風馬牛亂剪接,而應獎勵及支持那些有志氣與視野的有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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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混亂時代的身份追尋
西 九文化藝術區的三個方案在各區的巡迴展覽,據說都有不少巿民前往觀看。手上翻著英國建築評論家及學者迪耶.薩迪奇(Deyan Sudjic)所著的《權力與建築》(The Edifice Complex),書中所談的雖是外國政治建築的例子(包括議會大廳、紀念性標誌建築、納粹聖祠、博物館等),其批判力卻具普遍性,可套入西九的處境去思 考。
薩迪奇旁徵博引試圖指出的,是建築與權力的關係。薩迪奇聲稱,建築雖紥根於實用主義,實際上它已成為人類心理的一種有力表達,具有非 凡的啟迪作用。所以,統治者,包括獨裁者如希特拉,也包括民主政治下的執政者,都試圖用建築去達成政治的目的;而大型建築必須由統治者拍板,也造就了建築 師與統治者及持份者(包括普羅巿民)的周旋。集權的統治者希望以建築來宣示自己的權威,而建築也往往代表著一個城巿的身分。不妨從這兩個方向來看西九:一 來四十公頃的西九是長遠宣示的政績,得西九者得天下;二來,西九也是香港重新確立自己方向、定位、身份的一次探索。
本土特色才是關鍵
西 九爭拗甚多,三個出爐的建築方案,都各自有某程度吸納以往民間訴求,如公共空間、公園、本土特色、與四周社區連結等等。三方案都沒有突出的地標,也是吸納 了以往「天幕」被批大白象的教訓。這和薩迪奇書中蘇格蘭議會堂的建築個案有點接近,都是整個方案受到民間嚴密監察,爭議甚多,最後要靠天才建築師米拉勒斯 在最後表述時感染聽眾,才建成與四周自然風景融為一體,而又體現民主特色的議會堂。
事實上,目前的諮詢規劃尚未落到個別建築設計,而是在整個文化區的規劃上。如何想像巿民在文化區的生活與行為,對之作出調動,來賦予城巿價值——這其實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或者用薩迪奇的說法,不敢言說核心規劃哲學的西九,代表「混亂時代的身份」。
薩 迪奇說,建築是文化價值與公民價值最直白的表現,並大力批判「簽名式」、自視為藝術家、以建築的轟動效應來拯救一個城巿的上世紀90年代浮華風潮。那麼,三方案的本土元素,乃是評價要點。Foster方案思維是西方的,它以英國人在香港留下的郊野公園為核心價值。嚴迅奇方案列出的榕樹論壇、本土街道規 劃、人文館、電車路線,還有大量的多形式文化設施,既滿足本土社群需要,對旅客也足以構成說明力。而OMA方案提供的卻是一個超越當下的圖景,將農場、漁 塘、竹林等,夾雜在文化生活之中,調動人群到各個區域去,呼應國際建築界新興的鄉村化(ruralization)風潮。文化人金佩瑋有精警的評 語:Foster方案是屬於過去的,嚴迅奇方案屬於現在,OMA方案則屬於未來。
無論如何,政治建築所希望傳達的訊息和實際造成的效果,中間可能存在極大落差。我希望這個落差不是來自於政府自作聰明要「揉合三個方案特色」。
11/15/2010
秋日抑鬱
想寫的文章都不寫出來
重要的時機全在眼前錯過
洶湧著對他人的不滿
負面情緒
棄世之願
看見人群就想逃掉
常常像某過於飽滿的果實那樣
腐壞
而我在這樣的狀態下
繼續開列工作單子
開會開會
仍然顯得比大部分人長袖善舞
並且清醒
揮舞水袖,劃圓如彎刀寒刃閃閃
綁上燒紅的鐵鞋舞向絕望
所有少年的隱喻回歸襲來
死亡像熟悉的姑表親戚,訥訥地點了點頭
我與他的關係隱密,遙遙的記憶一閃。
重要的時機全在眼前錯過
洶湧著對他人的不滿
負面情緒
棄世之願
看見人群就想逃掉
常常像某過於飽滿的果實那樣
腐壞
而我在這樣的狀態下
繼續開列工作單子
開會開會
仍然顯得比大部分人長袖善舞
並且清醒
揮舞水袖,劃圓如彎刀寒刃閃閃
綁上燒紅的鐵鞋舞向絕望
所有少年的隱喻回歸襲來
死亡像熟悉的姑表親戚,訥訥地點了點頭
我與他的關係隱密,遙遙的記憶一閃。
11/06/2010
10/29/2010
天王星對沖天頂
有許多字在我身體裡
必須把它們釋放才可以入睡
然而我如那些保守的統治者,膽怯
只能釋放另一些無關痛癢的
到底能否用公文電郵代替情感
能否用公開信代替詩
能否用status代替blog
能否用連結平台代替深宵夜談
能否用計劃代替成果
能否用書評代替著作
能否用他人代替自己
這不是功利與否的問題(或不僅僅是)
它關乎深度與承受力
為什麼連未寫出來的字都不能承受?
你不能永遠回到起點,像嬰孩呼喚搖籃
我需要深淵
或者這就是我無法成長的原因
我不喝酒
或者因此我傾向拒絕他人各種形式的許可
必須把它們釋放才可以入睡
然而我如那些保守的統治者,膽怯
只能釋放另一些無關痛癢的
到底能否用公文電郵代替情感
能否用公開信代替詩
能否用status代替blog
能否用連結平台代替深宵夜談
能否用計劃代替成果
能否用書評代替著作
能否用他人代替自己
這不是功利與否的問題(或不僅僅是)
它關乎深度與承受力
為什麼連未寫出來的字都不能承受?
你不能永遠回到起點,像嬰孩呼喚搖籃
我需要深淵
或者這就是我無法成長的原因
我不喝酒
或者因此我傾向拒絕他人各種形式的許可
10/12/2010
議題不死
(議題不死。但八十後文藝青年開E未約成,卻赫然發現很快就要到民政事務小組會議了。)
推動藝術發展 齊解政策死結
今屆藝發局選舉,三名八十後文藝青年的參選(筆者忝為其中之一)打出「為藝術發聲」的口號,並以示威行動的方式,引動民間對藝發局發表意見;而這令選舉變相成了一個藝發局大檢討,對於選舉的制度及執行方式、藝發局架構和方向、遴選及撥款制度、個別案例,都有很多批評。即使進入建制的委員,對藝發局的失望也很強烈。
在一片罵聲之中,將在12月卸任的藝發局文學藝術主席寒山碧,於9月17日信報發表〈我想為「藝發局」說幾句話〉(下稱「寒文」),聲稱藝發局的主要功能就是派錢,職權很小,不應對之有太多期望和指責。藝發局選舉於9月19日結束,此時此刻,更應重新檢視藝發局的使命和願景,討論文化政策的病癥和方向。
藝發局使命何在?
寒文指「發炮者沒有做功課,沒有看『藝發局』的組織章程,要求『藝發局』去做它職權之外的工作,並責它無能,這實在是一個不美麗的誤會。[...]其實「派錢」的確是『藝發局』最主要的職責。」不過,誤會的其實是寒先生。且看規章。
觀乎藝發局產生所本的「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其中有十多項界定藝發局的職能,首三項就是指出藝發局可以在推廣藝術、提升受眾水平、培育藝術人才方面「擬訂、 公布及實施建議」,這清楚指出了藝發局在文化政策的倡議職能。觀乎那17項職能,直接指涉撥款派錢的只有一項。撥款派錢不是不重要,但不應把它放大到掩蓋其它職能和方向的地步。
藝發局的官網上亦清楚指明,藝發局的首項目標及算項主要發展策略就是:「以研究作基礎,發揮在文化政策上的影響力」,「近年香港的行政架構和文化藝術架構均有重大改變,不少政策局的工作亦涉及文化藝術範疇。藝發局可於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代表藝文界反映意見。透過加強有關藝術生態方面的研究和調查,協助政府了解業界的情況,制訂出合適的政策和措施。」藝發局的本職,首先是在文化政策上發揮影響力、向政策局反映藝術界意見。
所謂「藝發局只懂派錢」的指責,其實是不滿藝發局沒有好好反映藝術界聲音,沒有在政府制訂政策時,以藝術的立場發揮影響。1995年藝發局成立,當時主要由兩個巿政局負責文化藝術事務,而當時藝發局就曾對巿政局的散餐式撥款機制提出過不少批評。藝發局的一年至三年資助,當時對文藝界來說是重要德政,讓藝團可以有較長遠的發展空間。歷史其實清楚證明了,藝發局要有款可撥,與其在文化政策上的影響力息息相關。
藝發局的撥款來自政府,但它作為一個法定機構(而非政府部門),並非完全是政府的執行機構,其定位應是介乎政府的執行機構和民間的壓力團體之間。如果它自視為政府的執行機構、主職派錢,但巧婦難為無米炊,藝發局難免左右做人難,民間對於政府無心支持文化藝術的怨氣便會發洩在藝發局身上。
民政局的重要角色
寒文中指出與康文署每年10多億元,西九幾百億基金相比,藝發局只有每年1億元撥款;藝發局資源和影響力有限,真正掌握大權的是民政局,這確是實情。事實上,本土獨立藝術家、小型藝團、新生的藝術組織,其能夠接觸的機構主要是藝發局;藝發局由下而上的申請模式,也讓民間藝術可以更自由地發展。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常說「民間主導」,但在資源上卻沒有讓利於民間主導的藝發局有起碼足夠資源去照顧民間,這根本是口惠而實不至。
民政局對於藝發局的影響,除了在資源分配方面,也發揮在委任成員身上。千禧之後,民政局增加了安插在藝發局中的委任成員數目,其後藝發局取向也較之前更保守,諍言更少。比如近年關於《文化現場》被中止資助、藝評雜誌懸而未決的僵局,就令藝評組的成員非常氣餒,指大會的決議凌駕小組專業決定,藝評界今年更無人出選。由此看來,民政局如果真的想舒解藝術界對政府的不滿,實應:
.撥更多資源予藝發局,潤澤更多本土藝團及由下而上的民間計劃。
.在主導計劃的實行上給予藝發局及藝團更多自由,減免相關的行政工作。
.在委任藝發局委員時,引入更具活力和視野的委任成員,推動而非阻礙藝術發展 。
目下,藝發局的委任名單以及來屆主席人選,乃是藝術界最關注之事。
重新呼喚文化局
寒文嘲笑批評藝發局的人士不諳實情,其實八十後文藝青年的示威對像不止於藝發局,更包括民政局的頂頭上司,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我們向唐司長重提了「香港要有文化局」的要求。
我們在示威行動中,將陳雲的《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贈送給唐司長,請他認真回溯本土的文化政策史。早在2002-2006年,社會上便有設立文化局之議,惟在董下曾上之後,文化局不了了之,藝文環境一直在過渡時期,方向不明權利不清。必須有一個以文化藝術為立場的政策局,去統領散落各局的文化措施與服務,以減少各部門的功能重疊、各自為政、互相推卸。
實例在眼前:最近牛棚藝術村搞社區藝術,但由於牛棚受產業署管理,而產業署完全不懂藝術必須開放給公眾的理念,不但對巿民進入藝術村諸多阻撓,更欲強拆藝術家程展緯的橫額,令藝界大為憤怒。而民政局、產業署各自為政,大家都不讓步。如果有一個文化局去處理有關事務,或至少讓藝發局這樣較諳藝術立場的機構嘗試管理藝術場地,或能解開僵局。
有了專業型的文化局去申訴文化藝術的立場,可以改變城巿中過度管理的文化,讓美術館、博物館能有更自由的氣氛,讓巿民欣賞、融入及參與藝術。一個提倡多元文化的文化局,是先進成熟的社會之標誌,香港應要有走向這一步的志氣。
希望來屆的藝發局,以至香港執政者,要有志氣。
推動藝術發展 齊解政策死結
今屆藝發局選舉,三名八十後文藝青年的參選(筆者忝為其中之一)打出「為藝術發聲」的口號,並以示威行動的方式,引動民間對藝發局發表意見;而這令選舉變相成了一個藝發局大檢討,對於選舉的制度及執行方式、藝發局架構和方向、遴選及撥款制度、個別案例,都有很多批評。即使進入建制的委員,對藝發局的失望也很強烈。
在一片罵聲之中,將在12月卸任的藝發局文學藝術主席寒山碧,於9月17日信報發表〈我想為「藝發局」說幾句話〉(下稱「寒文」),聲稱藝發局的主要功能就是派錢,職權很小,不應對之有太多期望和指責。藝發局選舉於9月19日結束,此時此刻,更應重新檢視藝發局的使命和願景,討論文化政策的病癥和方向。
藝發局使命何在?
寒文指「發炮者沒有做功課,沒有看『藝發局』的組織章程,要求『藝發局』去做它職權之外的工作,並責它無能,這實在是一個不美麗的誤會。[...]其實「派錢」的確是『藝發局』最主要的職責。」不過,誤會的其實是寒先生。且看規章。
觀乎藝發局產生所本的「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其中有十多項界定藝發局的職能,首三項就是指出藝發局可以在推廣藝術、提升受眾水平、培育藝術人才方面「擬訂、 公布及實施建議」,這清楚指出了藝發局在文化政策的倡議職能。觀乎那17項職能,直接指涉撥款派錢的只有一項。撥款派錢不是不重要,但不應把它放大到掩蓋其它職能和方向的地步。
藝發局的官網上亦清楚指明,藝發局的首項目標及算項主要發展策略就是:「以研究作基礎,發揮在文化政策上的影響力」,「近年香港的行政架構和文化藝術架構均有重大改變,不少政策局的工作亦涉及文化藝術範疇。藝發局可於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代表藝文界反映意見。透過加強有關藝術生態方面的研究和調查,協助政府了解業界的情況,制訂出合適的政策和措施。」藝發局的本職,首先是在文化政策上發揮影響力、向政策局反映藝術界意見。
所謂「藝發局只懂派錢」的指責,其實是不滿藝發局沒有好好反映藝術界聲音,沒有在政府制訂政策時,以藝術的立場發揮影響。1995年藝發局成立,當時主要由兩個巿政局負責文化藝術事務,而當時藝發局就曾對巿政局的散餐式撥款機制提出過不少批評。藝發局的一年至三年資助,當時對文藝界來說是重要德政,讓藝團可以有較長遠的發展空間。歷史其實清楚證明了,藝發局要有款可撥,與其在文化政策上的影響力息息相關。
藝發局的撥款來自政府,但它作為一個法定機構(而非政府部門),並非完全是政府的執行機構,其定位應是介乎政府的執行機構和民間的壓力團體之間。如果它自視為政府的執行機構、主職派錢,但巧婦難為無米炊,藝發局難免左右做人難,民間對於政府無心支持文化藝術的怨氣便會發洩在藝發局身上。
民政局的重要角色
寒文中指出與康文署每年10多億元,西九幾百億基金相比,藝發局只有每年1億元撥款;藝發局資源和影響力有限,真正掌握大權的是民政局,這確是實情。事實上,本土獨立藝術家、小型藝團、新生的藝術組織,其能夠接觸的機構主要是藝發局;藝發局由下而上的申請模式,也讓民間藝術可以更自由地發展。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常說「民間主導」,但在資源上卻沒有讓利於民間主導的藝發局有起碼足夠資源去照顧民間,這根本是口惠而實不至。
民政局對於藝發局的影響,除了在資源分配方面,也發揮在委任成員身上。千禧之後,民政局增加了安插在藝發局中的委任成員數目,其後藝發局取向也較之前更保守,諍言更少。比如近年關於《文化現場》被中止資助、藝評雜誌懸而未決的僵局,就令藝評組的成員非常氣餒,指大會的決議凌駕小組專業決定,藝評界今年更無人出選。由此看來,民政局如果真的想舒解藝術界對政府的不滿,實應:
.撥更多資源予藝發局,潤澤更多本土藝團及由下而上的民間計劃。
.在主導計劃的實行上給予藝發局及藝團更多自由,減免相關的行政工作。
.在委任藝發局委員時,引入更具活力和視野的委任成員,推動而非阻礙藝術發展 。
目下,藝發局的委任名單以及來屆主席人選,乃是藝術界最關注之事。
重新呼喚文化局
寒文嘲笑批評藝發局的人士不諳實情,其實八十後文藝青年的示威對像不止於藝發局,更包括民政局的頂頭上司,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我們向唐司長重提了「香港要有文化局」的要求。
我們在示威行動中,將陳雲的《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贈送給唐司長,請他認真回溯本土的文化政策史。早在2002-2006年,社會上便有設立文化局之議,惟在董下曾上之後,文化局不了了之,藝文環境一直在過渡時期,方向不明權利不清。必須有一個以文化藝術為立場的政策局,去統領散落各局的文化措施與服務,以減少各部門的功能重疊、各自為政、互相推卸。
實例在眼前:最近牛棚藝術村搞社區藝術,但由於牛棚受產業署管理,而產業署完全不懂藝術必須開放給公眾的理念,不但對巿民進入藝術村諸多阻撓,更欲強拆藝術家程展緯的橫額,令藝界大為憤怒。而民政局、產業署各自為政,大家都不讓步。如果有一個文化局去處理有關事務,或至少讓藝發局這樣較諳藝術立場的機構嘗試管理藝術場地,或能解開僵局。
有了專業型的文化局去申訴文化藝術的立場,可以改變城巿中過度管理的文化,讓美術館、博物館能有更自由的氣氛,讓巿民欣賞、融入及參與藝術。一個提倡多元文化的文化局,是先進成熟的社會之標誌,香港應要有走向這一步的志氣。
希望來屆的藝發局,以至香港執政者,要有志氣。
9/27/2010
觀念論者與魚
昨天夜裡突然有相依為命的感覺,就如瑪麗安安德森所唱。他們不知道。一般所生活的世界裡,沒有論點、沒有辯論、沒有足夠複雜的理性與細緻中性的語言。於是一切始終都成曬馬,時勢不能用言辭扭轉。一個觀念論者的悲哀莫過於,他覺得可以用框架和概念去扭轉常人的看法,而時勢或至少環境,作為一個容器,沒有承載概念翻轉的深度或者空間。推論激進、言辭銳利,但其實他們都不明白,到最後只是同情:不明白你說什麼,也沒打算認同,但同情你講到口乾舌燥,所以也表示認同,為的只是不讓你覺得我不支持你。而觀念論者最介意被同情。
關於同情和理解,還是去讀飲江。我終有一天會為這詩寫個詳細的小筆記。
人皆有上帝
飲江
人皆有上帝
翳我獨無
上帝說
係你自己攞嚟既
人皆攞嚟既
係有
翳獨我攞嚟既
係無
這痛苦
這痛苦
沒有誰知道
這痛苦
Nobody knows
but
耶穌
耶穌說
係你自己攞嚟既
連同唔係你自己攞嚟既
我都知道
我都願意知道
黑膠旋轉瑪麗安安德森唱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 See
Nobody knows
my Sorrow
耶穌降臨
對她如是說
而我居然聽到
Mathew說
你又冇種棉花
你又唔係黑奴
其實 你聽不到
子非魚我說我想說
但我聽到 喂 魚說
這未嘗不好
聖安東尼對魚佈道
人與魚與Mathew皆聽得到
翳我獨聽不到
這痛苦
深潛海底
躍出水面
這痛苦
沒有誰知道
但 我聽到 喂
魚說 這未嘗不好
我聽到
魚對魚說
這人世
有懲罰
有眷顧
有知道不知道
甜蜜悲哀有奧秘
有懊惱
你聽
子在川上曰
我願意是魚
我願意是魚呀
如果 你是
如果
微小
暗啞
你是
那個
未嘗不好
一個個套盒,場景慢慢擴大,作為中心的原場景變成只是一部分,移動與變化。理解固然是好的,想像上帝的理解,就開出一片天來。在剪碎的句子裡,依稀有說:不理解,未嘗不好。——他沒見到你所見的災變,這本是好事。萬物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唯是,我願意是你,我願意是魚——作為一種願望,未能完美實現,僅僅是一種心證的語言:願意。像《暴狼時刻》最後的大人安慰小孩,it counts, it counts.
關於同情和理解,還是去讀飲江。我終有一天會為這詩寫個詳細的小筆記。
人皆有上帝
飲江
人皆有上帝
翳我獨無
上帝說
係你自己攞嚟既
人皆攞嚟既
係有
翳獨我攞嚟既
係無
這痛苦
這痛苦
沒有誰知道
這痛苦
Nobody knows
but
耶穌
耶穌說
係你自己攞嚟既
連同唔係你自己攞嚟既
我都知道
我都願意知道
黑膠旋轉瑪麗安安德森唱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 See
Nobody knows
my Sorrow
耶穌降臨
對她如是說
而我居然聽到
Mathew說
你又冇種棉花
你又唔係黑奴
其實 你聽不到
子非魚我說我想說
但我聽到 喂 魚說
這未嘗不好
聖安東尼對魚佈道
人與魚與Mathew皆聽得到
翳我獨聽不到
這痛苦
深潛海底
躍出水面
這痛苦
沒有誰知道
但 我聽到 喂
魚說 這未嘗不好
我聽到
魚對魚說
這人世
有懲罰
有眷顧
有知道不知道
甜蜜悲哀有奧秘
有懊惱
你聽
子在川上曰
我願意是魚
我願意是魚呀
如果 你是
如果
微小
暗啞
你是
那個
未嘗不好
一個個套盒,場景慢慢擴大,作為中心的原場景變成只是一部分,移動與變化。理解固然是好的,想像上帝的理解,就開出一片天來。在剪碎的句子裡,依稀有說:不理解,未嘗不好。——他沒見到你所見的災變,這本是好事。萬物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唯是,我願意是你,我願意是魚——作為一種願望,未能完美實現,僅僅是一種心證的語言:願意。像《暴狼時刻》最後的大人安慰小孩,it counts, it counts.
9/26/2010
遊擊,或者鑄劍
藝發局選舉,八十後文藝青年三人連線一勝而回,突襲也算成功,過程漂漂亮亮,於心不曾有愧。整個參選過程,除了官方論壇之外,我們策劃的都是示威行動,發表的都是「呼喚改變」的聲音;八十後所得到的支持,毋寧可以解讀為一種「需要改變」的渴望。我們曾經根據選民名冊預算過票數,如今三人得票都超越預期,那麼證明對改變的渴求比我們想像中還大。在此先向支持我們的朋友表示衷心感激,也恭喜各界別當選的候選人。希望他們能夠考慮八十後提出的議題,將之以制度與行政的手段落實,以疏導民間的不滿情緒——或也可消解他們自己的沮喪——讓人覺得藝發局也可幹出漂亮的事來。
我們說 過參選是一個學習與成長的過程。當各藝團或者前輩在分享藝團的經驗時,我就在抄抄抄,以致蔡仞姿忍不住問「你抄乜鬼呢下?」林淑儀則說「你係寫番出黎先好」。如果可以,我也想把我們這次參選的經驗做成一本手冊,供日後朋友參考——什麼時候覺得藝術走錯路了,覺得藝發局太悶了,就逕直去馬可也。
遊擊路線.延綿目標
八十後參選,本是急就章;如果能有更多時間經營選民基礎,讓更多關心藝術的人士成為選民,會有更漂亮的成績。在報名到投票的短短一個月,我們能夠接觸到的業 內人士有限;如果有更多時間溝通,不但可以提高他們的投票意欲,更重要是可以交流各自的經驗,促進彼此了解,作為未來連結、共同推動其它議題的基礎——那 參選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團結藝術圈的契機。如此看來,八十後文藝青年這次參選不是決勝負的時刻,而只是播種的開始。往後三年的選民登記、議題推展、醞釀推舉受認同的候選人,更需要長時間的耕耘。
在 選舉過程中,我們通過研習文化政策史和與各方人士對話,認識到:如果真要解決藝發局的問題,就要往上追溯至民政局。藝發局確有責任去處理民間訴求,但它的能力非常小,同時也受民政局冷落,沒有足夠的資源,以及自由度,去處理近年民間藝團急速增加、形式日新月異的繁盛狀況;知情人士亦指,被委任入藝發局的人,部分根本不尊重文化藝術,經常口出驚人之語。所以,民政局委任什麼人入局,以及藝發局下屆主席是誰,都將是未來烽火點燃之處。立法會民政事務小組會議,公眾也必須要火眼金睛去看著民政局,並預先和議員溝通,作裡應外合。
八 十後文藝青年參選藝發局,一步步走到了藝發局,然後是其上司民政局、上司的上司政務司,還去到了一烏有之鄉:文化局。理解過現存藝術發展的困局,和以往文 化政策的辯論歷史之後,我們重新提出了「香港要有文化局」的要求。早在2002-2006年,社會上便有設立文化局之議,惟在董下曾上之後,文化局不了了 之,藝文環境一直在兩局已殺、暫借舊局、新局未立的過渡時期,方向不明權利不清,所以民間和建制的分裂愈發難以彌補。必須有一個以文化藝術為立場的專業型政策局,去統領散落各局的文化措施與服務,以減少各部門的功能重疊、各自為政、互相推卸,這才能減少施政笑話如將藝術作品當成色情物品來作審查等事,也可以改變城巿中過度管理的文化,讓美術館、博物館能有更自由的氣氛,讓巿民欣賞、融入及參與藝術。(這幾點恰是我們政綱中的重點而藝發局人士聲稱無法做到的。)
確實,是因為我們太認真了,沒有把目光聚焦縮小到選票數目上,便有了這許多的目標。這樣無法贏得選舉,但卻可以將力量和議程延續下去。
青春:難以把握、必須把握
既說過勝負定於開選之前,我們既知時間倉促預備未足,那麼今屆參選就不是只為勝利。就我個人而言,出來選的盤算是:今年社會上新生的八十後力量,明明是生於文化藝術(始於六四二十周年的80後六四文化祭),在藝發局風雨飄搖之際,引水回塘,乘時勢,以藝術結合社會力量去撼動現有的悶局。三年後未必有一場青年 運動,未必有現成豐富的藝術介入社會的基礎。既要推動,就連自己都投進去,勉力扮成年輕。古時干將鑄劍,鐵汁不下,莫邪投爐,遂得名劍——在重要的目標前面,個人主體又算得了什麼。
饒是理念和方向清晰,要決定做這種事都還是很困難。因為對選舉的陌生、想像的爾虞我詐或者習慣 的潔癖,我很記得在報名截止前兩個星期,我還是無法決定:早上清醒時遠景列列在目,感到時勢的召喚;晚上疲累時則虛無動搖,那麼多有心有力的人都試過而做 不到的事,我憑什麼有信心。到了一個地步我開口罵,鄧小樺為什麼你這麼軟弱,如果是兩年前的你,一定早就決斷出發。如是我領悟,時間及年歲確實有其決定 性,人也許是一種會愈來愈躊躇的動物。以前我是劍,後來我是莫邪,誰知我會否有天連站近那火爐的力氣都沒有?人生有酒當須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ger蔡芷筠,儘管孤身入局,但我們會陪她開會。三人之中,葉浩麟最年輕但得票最高,這點極具激勵性。重點是,我們要記得,曾經互相勉勵,將來老去後,也不要變成騎呢怪,始終要做促成改變的人。 那條斜路 票 站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有一條逾百米的斜路,選舉期間便看著選民走上來,多半是上年紀的,後面有人會出聲招呼,有時是一整輛旅遊巴的人,對了解其它候選人政綱 毫無興趣,逕直上去投票,兩分鐘便下來。日頭曬著,我一恍惚,覺得自己原是生於部落社會的土人,卻夢著文化多元的民主社會——風吹過便有漠漠的理解的悲 哀。
對於能不能選進去,我早已在心中設想過數十次,也因應勝負各自開列了長長的目標、策略與工作單子——所以到了真正揭曉 時,我幾乎是沒有感受的。只是在收拾離開會場時,面對那條長長斜路,助選團Kitty、Yentl、Kobe還有在無盡的行動中還抽空撐場的社運朋友們, 背影曳擺在水泥地上,我想起在過程中接觸過的每一個人,那些為支持我們而靦腆露臉的人,那些靜靜做了一些事推動進程的人,那些上氣不接下氣地走上這條斜路 去投我們一票的人,那些已經為香港文化做了好多好多事的人,無論勝敗,我們都對之負有責任。
在選舉裡我聽過非常冷漠的狠 話,也試過感動到徹底語塞。有些人始終沒有搭一程車去投票,有些人會把好多年的經驗視野故事都傳給你之後再捐錢打電話call票。我檢閱一遍家裡的文學藝 術電影書籍。好人、好作品、散佚的歷史,我們自己的地方,香港值得有更好的藝文環境。藝發局選舉過後,委任成員、主席是下一輪主菜,還有民政局,及未曾存在的文化局。來重新把石頭推上那條斜路,我們能不能再從民間推動文化政策?
(刊9月25日明世紀版)
這首歌小時候一度很喜歡,略大時又覺得好似鬼古般,嚇人(「座位空空也無器具」)。近年又重新喜歡起來:因為它講出了,「理想」可能是一種haunted的狀態,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自己很投入別人看來很可怕。自問很少迷惑,別人說好話或奉承的話都不會聽進耳去,但我大概是haunted的,並清楚自己與利慾薰心有何分別。
我們說 過參選是一個學習與成長的過程。當各藝團或者前輩在分享藝團的經驗時,我就在抄抄抄,以致蔡仞姿忍不住問「你抄乜鬼呢下?」林淑儀則說「你係寫番出黎先好」。如果可以,我也想把我們這次參選的經驗做成一本手冊,供日後朋友參考——什麼時候覺得藝術走錯路了,覺得藝發局太悶了,就逕直去馬可也。
遊擊路線.延綿目標
八十後參選,本是急就章;如果能有更多時間經營選民基礎,讓更多關心藝術的人士成為選民,會有更漂亮的成績。在報名到投票的短短一個月,我們能夠接觸到的業 內人士有限;如果有更多時間溝通,不但可以提高他們的投票意欲,更重要是可以交流各自的經驗,促進彼此了解,作為未來連結、共同推動其它議題的基礎——那 參選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團結藝術圈的契機。如此看來,八十後文藝青年這次參選不是決勝負的時刻,而只是播種的開始。往後三年的選民登記、議題推展、醞釀推舉受認同的候選人,更需要長時間的耕耘。
在 選舉過程中,我們通過研習文化政策史和與各方人士對話,認識到:如果真要解決藝發局的問題,就要往上追溯至民政局。藝發局確有責任去處理民間訴求,但它的能力非常小,同時也受民政局冷落,沒有足夠的資源,以及自由度,去處理近年民間藝團急速增加、形式日新月異的繁盛狀況;知情人士亦指,被委任入藝發局的人,部分根本不尊重文化藝術,經常口出驚人之語。所以,民政局委任什麼人入局,以及藝發局下屆主席是誰,都將是未來烽火點燃之處。立法會民政事務小組會議,公眾也必須要火眼金睛去看著民政局,並預先和議員溝通,作裡應外合。
八 十後文藝青年參選藝發局,一步步走到了藝發局,然後是其上司民政局、上司的上司政務司,還去到了一烏有之鄉:文化局。理解過現存藝術發展的困局,和以往文 化政策的辯論歷史之後,我們重新提出了「香港要有文化局」的要求。早在2002-2006年,社會上便有設立文化局之議,惟在董下曾上之後,文化局不了了 之,藝文環境一直在兩局已殺、暫借舊局、新局未立的過渡時期,方向不明權利不清,所以民間和建制的分裂愈發難以彌補。必須有一個以文化藝術為立場的專業型政策局,去統領散落各局的文化措施與服務,以減少各部門的功能重疊、各自為政、互相推卸,這才能減少施政笑話如將藝術作品當成色情物品來作審查等事,也可以改變城巿中過度管理的文化,讓美術館、博物館能有更自由的氣氛,讓巿民欣賞、融入及參與藝術。(這幾點恰是我們政綱中的重點而藝發局人士聲稱無法做到的。)
確實,是因為我們太認真了,沒有把目光聚焦縮小到選票數目上,便有了這許多的目標。這樣無法贏得選舉,但卻可以將力量和議程延續下去。
青春:難以把握、必須把握
既說過勝負定於開選之前,我們既知時間倉促預備未足,那麼今屆參選就不是只為勝利。就我個人而言,出來選的盤算是:今年社會上新生的八十後力量,明明是生於文化藝術(始於六四二十周年的80後六四文化祭),在藝發局風雨飄搖之際,引水回塘,乘時勢,以藝術結合社會力量去撼動現有的悶局。三年後未必有一場青年 運動,未必有現成豐富的藝術介入社會的基礎。既要推動,就連自己都投進去,勉力扮成年輕。古時干將鑄劍,鐵汁不下,莫邪投爐,遂得名劍——在重要的目標前面,個人主體又算得了什麼。
饒是理念和方向清晰,要決定做這種事都還是很困難。因為對選舉的陌生、想像的爾虞我詐或者習慣 的潔癖,我很記得在報名截止前兩個星期,我還是無法決定:早上清醒時遠景列列在目,感到時勢的召喚;晚上疲累時則虛無動搖,那麼多有心有力的人都試過而做 不到的事,我憑什麼有信心。到了一個地步我開口罵,鄧小樺為什麼你這麼軟弱,如果是兩年前的你,一定早就決斷出發。如是我領悟,時間及年歲確實有其決定 性,人也許是一種會愈來愈躊躇的動物。以前我是劍,後來我是莫邪,誰知我會否有天連站近那火爐的力氣都沒有?人生有酒當須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ger蔡芷筠,儘管孤身入局,但我們會陪她開會。三人之中,葉浩麟最年輕但得票最高,這點極具激勵性。重點是,我們要記得,曾經互相勉勵,將來老去後,也不要變成騎呢怪,始終要做促成改變的人。 那條斜路 票 站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有一條逾百米的斜路,選舉期間便看著選民走上來,多半是上年紀的,後面有人會出聲招呼,有時是一整輛旅遊巴的人,對了解其它候選人政綱 毫無興趣,逕直上去投票,兩分鐘便下來。日頭曬著,我一恍惚,覺得自己原是生於部落社會的土人,卻夢著文化多元的民主社會——風吹過便有漠漠的理解的悲 哀。
對於能不能選進去,我早已在心中設想過數十次,也因應勝負各自開列了長長的目標、策略與工作單子——所以到了真正揭曉 時,我幾乎是沒有感受的。只是在收拾離開會場時,面對那條長長斜路,助選團Kitty、Yentl、Kobe還有在無盡的行動中還抽空撐場的社運朋友們, 背影曳擺在水泥地上,我想起在過程中接觸過的每一個人,那些為支持我們而靦腆露臉的人,那些靜靜做了一些事推動進程的人,那些上氣不接下氣地走上這條斜路 去投我們一票的人,那些已經為香港文化做了好多好多事的人,無論勝敗,我們都對之負有責任。
在選舉裡我聽過非常冷漠的狠 話,也試過感動到徹底語塞。有些人始終沒有搭一程車去投票,有些人會把好多年的經驗視野故事都傳給你之後再捐錢打電話call票。我檢閱一遍家裡的文學藝 術電影書籍。好人、好作品、散佚的歷史,我們自己的地方,香港值得有更好的藝文環境。藝發局選舉過後,委任成員、主席是下一輪主菜,還有民政局,及未曾存在的文化局。來重新把石頭推上那條斜路,我們能不能再從民間推動文化政策?
(刊9月25日明世紀版)
這首歌小時候一度很喜歡,略大時又覺得好似鬼古般,嚇人(「座位空空也無器具」)。近年又重新喜歡起來:因為它講出了,「理想」可能是一種haunted的狀態,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自己很投入別人看來很可怕。自問很少迷惑,別人說好話或奉承的話都不會聽進耳去,但我大概是haunted的,並清楚自己與利慾薰心有何分別。
9/21/2010
選舉完結,事情才剛剛開始
這兩天實在非常睏,對不起各方的朋友欠你們東西,請再等我一下。現在先貼這個不知算是勝利宣言還是落敗宣言的東西。
讓我們一起走得更遠
八十後文藝青年三人參選藝發局,蔡芷筠在藝術教育界以十票險勝,成為藝發局歷來最年輕的民選委員,另外鄧小樺及葉浩麟亦得票三百以上。
這次的收穫是超越期望的。以我們年資之淺、競選資源之匱乏,亦能得到如此成果,可見民間是認同需要引入青年力量來改變現況;在本土藝術發展持續僵持的狀態下,八十後「為藝術發聲」的要求,激起了不少的討論。同時,八十後的參選,除了明顯提升了選舉氣氛之外,讓社會了解到藝術發展的困局,藝發局選舉制度的流弊。對於這兩點,民政局作為主導藝發局的政策局,必須正視,而且應該作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八十後參選的意義在於過程,而不在結果。藉著有新力量參選,以選舉作為背景,我們與各方人士共同打開了一個契機,讓大家得以在一個更廣闊的角度去思考藝術發展,理解不同的藝術社群的要求。短短一個月來,有心支持藝術發展的人士在各種平台上進行了連結和溝通,交換願景,交流經驗。此中的意義,遠超於選票數字;開啟的行動能量,在選舉結束後也一定會延續下去。
當然,由於事出倉促,我們也有鞭長莫及處。例如這次參選,雖然令更多人留意到藝發局選舉制度的問題(如選民資格界定、種票問題),但投票率未有大幅提升,許多藝術家似乎對選舉此一民主實踐仍然反應冷淡;原本資本雄厚的人士聯票,增加了突圍之困難,改革派未能大舉進入建制。社會上討論文化政策的氣氛,也未見活躍堅實,討論誠然有待深化。
八十後寄望來屆會有更充足的參選準備,鼓勵更多關心藝術的人士登記為選民。希望來屆會有更多人參選,為選民提供更多選擇。希望我們這次講求理念、尊重選舉的示範,可以提升整體藝發局的議政水平。我們也希望將來會出現更多針對理念的聯票,真正促成跨界別的溝通,藝術的融匯與聚合,讓更多的人一起共同改善藝文大環境。
選舉完結,但更重要的議程才剛剛開始。我們呼籲更多人士,與我們一起,和蔡芷筠裡應外合,繼續監察藝發局,推動藝發局前進;並同時促使民政局給藝發局更多自由、更多資源,並委任關心並熟悉藝術、具活力和視野的人士成為藝發局的委任委員——如此才能真正解決藝術發展的悶局。此外,我們亦非常關注,下屆的藝發局主席將會是誰。我們要求此人能夠從尊重藝術的角度去處理藝發局事務,力保藝術的多元與自由發展,並積極向政府反映民間的聲音。
在此,我們對於曾經在過程中幫助過我們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激。是因為大家,八十後文藝青年才能夠走到這裡,而我們還要一起走到更遠的地方。
if you want to go quickly,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 An African proverb
八十後文藝青年
2010.09.20
讓我們一起走得更遠
八十後文藝青年三人參選藝發局,蔡芷筠在藝術教育界以十票險勝,成為藝發局歷來最年輕的民選委員,另外鄧小樺及葉浩麟亦得票三百以上。
這次的收穫是超越期望的。以我們年資之淺、競選資源之匱乏,亦能得到如此成果,可見民間是認同需要引入青年力量來改變現況;在本土藝術發展持續僵持的狀態下,八十後「為藝術發聲」的要求,激起了不少的討論。同時,八十後的參選,除了明顯提升了選舉氣氛之外,讓社會了解到藝術發展的困局,藝發局選舉制度的流弊。對於這兩點,民政局作為主導藝發局的政策局,必須正視,而且應該作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八十後參選的意義在於過程,而不在結果。藉著有新力量參選,以選舉作為背景,我們與各方人士共同打開了一個契機,讓大家得以在一個更廣闊的角度去思考藝術發展,理解不同的藝術社群的要求。短短一個月來,有心支持藝術發展的人士在各種平台上進行了連結和溝通,交換願景,交流經驗。此中的意義,遠超於選票數字;開啟的行動能量,在選舉結束後也一定會延續下去。
當然,由於事出倉促,我們也有鞭長莫及處。例如這次參選,雖然令更多人留意到藝發局選舉制度的問題(如選民資格界定、種票問題),但投票率未有大幅提升,許多藝術家似乎對選舉此一民主實踐仍然反應冷淡;原本資本雄厚的人士聯票,增加了突圍之困難,改革派未能大舉進入建制。社會上討論文化政策的氣氛,也未見活躍堅實,討論誠然有待深化。
八十後寄望來屆會有更充足的參選準備,鼓勵更多關心藝術的人士登記為選民。希望來屆會有更多人參選,為選民提供更多選擇。希望我們這次講求理念、尊重選舉的示範,可以提升整體藝發局的議政水平。我們也希望將來會出現更多針對理念的聯票,真正促成跨界別的溝通,藝術的融匯與聚合,讓更多的人一起共同改善藝文大環境。
選舉完結,但更重要的議程才剛剛開始。我們呼籲更多人士,與我們一起,和蔡芷筠裡應外合,繼續監察藝發局,推動藝發局前進;並同時促使民政局給藝發局更多自由、更多資源,並委任關心並熟悉藝術、具活力和視野的人士成為藝發局的委任委員——如此才能真正解決藝術發展的悶局。此外,我們亦非常關注,下屆的藝發局主席將會是誰。我們要求此人能夠從尊重藝術的角度去處理藝發局事務,力保藝術的多元與自由發展,並積極向政府反映民間的聲音。
在此,我們對於曾經在過程中幫助過我們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激。是因為大家,八十後文藝青年才能夠走到這裡,而我們還要一起走到更遠的地方。
if you want to go quickly,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 An African proverb
八十後文藝青年
2010.09.20
9/19/2010
選舉第二日碎語
藝發局投票分3日。若非有預謀的鐵票、一車車的旅遊巴接過去,則一般每小時平均只得50人投票左右。奇異地,週六的投票人只有週五的2/3,難道是因為蘋果爆出了太極社團「十八式」在舞蹈界的種票疑雲?圖為首二日投票每小時紀錄。
***
來的選民多半是已有認定,很多時是一個人上來,某個助選團動作很大地叫出名字、招呼之、家常便飯一大輪,與之聯票的候選人則簇擁而上。這真是非常古怪,並不是專業社群,而是親朋戚友。
人很少,所以拉票團都很悶,我們常常說要唱歌,但總不及真正的少女如黃勺嫚等來敲三角鈴,精神百倍。大家怎麼唱那些懷舊金曲都覺得尷尬,但一唱社運歌呢,突然就覺得很適合,人民之歌、國際歌、誰說一首首地唱下去,聲音越過聖安德烈堂的磚瓦屋頂,遞向夕陽的晚空。原來大家是這樣理解這個場景、這個事件,這些溫炙乾燥、中秋之前的陽光,這些坐著立著各自心頭打著主意的人,這些年輕自我的殘影。為什麼是年輕自我的殘影?因著我們的歌唱,旁邊阮兆輝忍不住笑嚷要準備好一點的歌(我們大呼要求輝哥露兩手他又不肯!),舞蹈組2號的余慧娟助選團也說要來一段斜路森巴。作為選舉,竟然是娛樂了對手、造成了友善的氣氛,我們的參加是一種很奇怪的催化劑。
真正對我們不理不睬的,只有視覺藝術組的李錦賢而己。
***
選舉期間有很多流言蜚語。也有假的友善。也有孤立的好意。也有利益與形勢的隨機結合。並不應這樣。我們不這樣。我要在一個悶熱煎烤的環境著力理清各種糾結。
***
我的朋友總是趁我不在時去投票。簡直是避開我。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如果可以,我們互相避開但也能夠好好生活、有一個好好生活的環境,那自然是最好。但我如今是催票的俗人,並且在現場都馬上與一些候選人交流和計劃,何時輪到我說相忘?
(照片是吳卓明攝,他拍照之餘還幫我們派了很久傳單,所以他拍了那種欲言又止但不回頭的陽光,還有少女們輕飄飄的裙擺。)
9/18/2010
向唐唐高呼
9月17日,八十後文藝青年,往鮮浪潮開幕典禮當日,向唐英年送上陳雲《香港有文化》一本,並高舉「香港要有文化局」橫額。唐唐保持微笑,細聲講:你地係邊個呀?呢本咩書黎?………希望佢番去會睇個聲明。
八十後文藝青年聲明
香港有文化,香港要有文化局!
「八十後文藝青年」由三位青年藝術家蔡芷筠、鄧小樺、葉浩麟組成,我們熱愛本土、關懷社會,聯線參選今屆藝術發展局的選舉,希望推動藝發局在撥款資助之外,還可以為藝術發聲,填補本土藝文發展的空白。政府投入數以億計的資源去發展西九文化區,但本土的藝文土壤卻仍然百病叢生,本土青年又如何想像一個充滿藝文氣息的美好將來?
我們在選舉期間經不斷研習本土文化史、探究藝發局的各種爭議和深層問題、與各方藝文人士溝通籌謀分享經營藝術的經驗後,我們深信,要推動本土藝文環境的發展,實在必須超越藝發局的層次。故此,我們選擇出其不意地,向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的訴求簡單清晰:香港要有文化局。
必須有一個以文化藝術為立場的政策局,去統領散落各局的文化措施與服務,以減少各部門的功能重疊、各自為政、互相推卸。有了專業型的文化局去申訴文化藝術的立場,也可以減少施政笑話如將藝術作品當成色情物品來作審查等事,也可以改變城巿中過度管理的文化,讓美術館、博物館能有更自由的氣氛,讓巿民欣賞、融入及參與藝術。一個提倡多元文化的文化局,是先進成熟的社會之標誌,香港應要有走向這一步的志氣。
早在2002-2006年,社會上便有設立文化局之議,惟在董下曾上之後,文化局不了了之,藝文環境一直在過渡時期,方向不明權利不清。民政局容讓康文署獨大,藝文界與普羅巿民均有怨言。面對西九的大挑戰,兼逢特首換屆之際,實需要有視野、有魄力的領袖,重整文化政策架構,改變目前不上不下的尷尬狀態,設立專責文化的政策局。我們贈送陳雲的《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給唐英年,因為這是本土目前最全面的政策史書,不但細析香港政策史,並比較外國的文化政策架構,立足實踐視野高遠,值得為政者細讀、考量。
八十後文藝青年參選藝發局,藝發局的資源來自民政局撥款,本來我們應向民政局提出要求,但民政局局長曾德成對於民間聲音一向反應冷淡,民間亦對曾局長心灰意冷。其實政府的文化政策一直以「民間主導」為原則,許多藝文界人士向我們表示,希望民政局可以:
.撥更多資源予藝發局,潤澤更多本土藝團及由下而上的民間計劃。
.在主導計劃的實行上給予藝發局及藝團更多自由,減免相關的行政工作。
.在委任藝發局委員時,引入更具活力和視野的委任成員,推動而非阻礙藝術發展
藝發局作為政府與民間的中介法定機構,卻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完全沒有足夠資源去扶助向下而上的藝術發展。而民政局負責的三年一度的藝發局選舉,都引起大量不滿聲音。現況已經教人難以忍耐。民政局歸屬於政務司之下,唐英年司長且掌西九發展事務,我們希望直接向唐司長表達訴求,可以改變糟透的現況。
9/17/2010
玩真的周末
邵家臻去你度去我度,訪問蔡芷筠同葉浩麟,真係好好聽。
再認真一點
(刊於9月13日信報)
八 十後文藝青年參選藝發局,是希望打破藝發局中山頭壟斷、利益分配的狹窄思維,重提藝發局政策倡議、向政府反映藝文界意見的使命。我們聲稱過這將是一個學習過程。被視為以卵擊牆,但我們沒有將箍票拜票視為優先,而是花了很多時間心力在政綱上:首先從關懷本土、藝術立足社會的青年視角,理清藝文大環境的問題,確立我們的關懷重點,再考察參選的藝術範疇中的情況,整理問題然後思考具體可行的解決方 法;期間一直與各方的文化藝術界人士交流,吸收他們的視角與經驗,並研習本土文化政策史。我們希望自己的想法清晰而具包容性。深宵時分,每個人都累得面青唇白,仍然激烈地交換着論點,想像着更美好的未來。
不攻訐不抹黑
有不少藝文界人士視青年參選為一個改變的可 能,因為他們知道,青年參選為的不是攪局,而是想讓這個藝文界的公開選舉重回正道。青年有點天真,但有一種致命的認真(羅永生語)。比如在官方選舉論壇, 之前我們會認真研習其他候選人今屆和往屆的政綱,並不採取任何的攻訐和抹黑手段,堅持發問與政綱相關的問題,讓回答者有機會更全面地闡釋自己的政綱。參選是投入文化政策的推動過程,參加者都應該表現出良好的議政水平。容我輕輕質問一下曾在論壇裏以不相關的小事抹黑對手的人士:為雞毛蒜皮的事捕風捉影,如何能讓廣大選民相信,你當選後會為業界以至整體藝文環境爭取發展?
講講比較具體的論點。我是政綱中唯一正面提及「本土」的文學藝術界候選人。 在文學界歷來有南來與本土之爭,這是一個移民社會所無法避免的。論壇當日,曾就文學中的「本土」出現爭議。有選民認為候選人只提「中國」與「國際」,忽略 了文學的本土性,候選人自稱「香港作家」是一種矮化。個人認為,顯而易見,文學以至整個藝文界近年新生的動力,都是與本土意識的重新崛起息息相關的;本土 舊物、歷史人事、粵語方言這些深染本土色彩的事物,也可以突破藝術與普及的籓籬而深入百姓家。如果能把握這股社會動能,當能為文藝發展開出新局面,推動新 計劃、爭取新資源。
而我又是唯一政綱沒提及「捍衞創作自由」的候選人。但當選民問及如何在性與政治的審查中捍衞創作自由時,我卻是唯一願意回答的候選人: 藝發局代表理應先接觸涉事的創作人了解事件,提供他們希望的協助(包括與相關方面溝通),以聯署或藝發局聲明去表述藝術的立場。近年的社會事件愈發讓我們理解到自由不是必然,捍衞創作自由不只是空懸的原則,更須要有膽有識的具體實行。
「致命的認真」
論壇後收到六個界別候選人的聯票宣傳單張,上面只有候選人相片、號碼、銜頭,連一句政綱都沒有。其中五人是競選連任的上屆代表,當中三人缺席選舉論壇。不少選民對此不甚滿意,因為它彷彿表示銜頭與資歷大於一切,什麼都不用說;六強聯手必然夠票,於是連公開辯論也可省掉。我不懷疑這些候選人的資歷與實力,但歸根究底,選舉是一種民主實踐,民主其實至少是一種自我尊重:一種認為可以在公眾面前良好地展示自己的視野與關懷的自信。如果令人覺得「你夠票了就不用再面 對公眾」,其實連你的勝利都貶值。
到最後,香港的民主一直是由上而下的賜予,殖民地管治往往徒具民主形式,內裏卻有部落社會和極權運作的殘 餘。我們生活其中的民主制度,亦不過假鳳虛凰,意思意思。但八十後文藝青年確有一種「致命的認真」:我們必須在力所能及的每一個環節中盡量落實民主的精 神,否則就不只是制度的墮落,更是一種精神的墮落。吳剛伐桂,愚公移山─八十後文藝青年希望所有人,都能堅持理想,改變現實。
9月17日凌晨兩點,鄙人正式開始拉票。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再解釋無限次,為什麼你應該投票給八十後文藝青年。真的,搞到現在,誰能改變現狀?答案已經寫在牆上。
選舉將於17-19/9進行,為期三日
地點:香港九龍彌敦道136A號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會堂
時間:9am – 9pm
9/16/2010
我唔忿氣!
八十後文藝青年,為藝發局選舉拍了好多條youtube去講藝術發展面對的問題,其中梁文道的youtube view是2105,八十後文藝青年自述是1212, may fung和黃英琦講藝術教育問題的有717,視藝界群英盡出是707,但文學界的只得437!難道這就是行業米氣與聲勢的差異!我唔忿氣!再推!!董啟章關夢南可愛youtube!
9/09/2010
9/08/2010
9/05/2010
藝發悶局 青年解毒
想這個action起碼用了六、七小時,結果在大家倦極吃飯時終於敲定派涼茶,葉浩麟大概是覺得有社區藝術的感覺,做得非常投入。
涼茶是在午飯結束時段派發,本來擠在場外等開場的人群互有戒心,隱隱有想離我們遠一點的感覺,但後來都接過了茶,許多伯伯就開心晒。roland敲起木棍數白欖, 狀態大勇。
受到青年廣場的保安輕度阻撓,不知為什麼要把我們劃到示威區去,我們不理,保安一度用身體遮擋我們,真係唔知點解要咁高戒備。後得在場人士協力,終於完成
作為選舉也要有個選舉的樣子,總該要有聲勢,有活力,用這些去表現選舉換屆所可能帶來的可能性。
******
看過去年的論壇情況,其實都有點驚,因為有許多發言和回應都好像還在後文革時期,也有許多是跡近人身攻擊和抹黑。藝術文化的選舉,總要有議政水平和風度吧。
關於議政水平,最起碼的,就是好好做政綱,預備可能的問題,清晰扼要地解釋,談願景顯視野,表示你的理解和熱情。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政綱,鋤了差不多五天——要知道我們選舉時間只有四個星期,人多又難聚齊,這樣還要鋤政綱是很奢侈的,何況資金不足,政綱寫得稍長就會被人批評「冇人睇」。但有人說過一句:「文化界的政綱都不能寫多幾隻字?沒有宏觀分析?咁咪好灰?」此後大家就不再提「太長沒人看」五個字。
準備論壇,我們開了兩天會,請了朋友來推敲問題,包括自己的和對手的。列出善意問題和敵意問題,善意問題是讓對手有機會闡釋政綱,發揮所長,以及提出自己的議程讓對手回應。敵意問題是擊其要害,措辭尖刻。八十後文藝青年參選首要目標是推動選舉和議題,所以我還是只問善意問題。可惜,有些候選人的準備不足,自己政綱寫的都答不上來(說「你一時間咁問起我又講唔出喎」,十足平日閒談,但我們當時是坐在台上接受質詢的)。set左Q都唔識接,結果善意問題都變成好似陰佢地咁………
時間其實非常不夠,回答台下問題,候選人互相質詢,都各只有三分鐘。我怎樣用那三分鐘?我是最主動問其它候選人問題的,都是針對他們的政綱。其外,我答的都是沒人願意回答的台下問題,例如要怎麼利用教育來推廣文學,文學的本土性,跨界別合作的重要性,如何維護作家的創作自由(which大部分候選人政綱都有提維護創作自由,但有人提問時卻無人回答,只有我這個政綱裡沒提這點的人答)。我也不用時間來說自己有什麼巴閉,純粹只談論點,不是為了擊倒對手,而是為了讓他們吸收我的論點。
而到文學組其它候選人開聲互問,卻不是問政綱的內容,又涉及私事。別人的事這裡不談了,有一候選人問我,明報「來自雞蛋一方的挑戰.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建制派」這個標題,是不是我擬的,我說是編輯所擬,他追問我有沒有看過,對方這樣擬題後我有沒有追究,我說都沒有,他指責這樣是懶惰。接下來就是說不要把政治引入藝術,又說什麼「搞藝術不是搞社運」,我聽見只是傷感(又遇見這種說法),但即時激怒台下的部分參與者。
我這兩星期基本是馬不停蹄,摺政綱開會見人pre諮到1-2點回來還每天set up一個文藝event,算不算懶惰?——但歸根究柢,為什麼不談政綱談視野談發展,而要用這些雞毛蒜皮的東西來批評呢。所謂要達到議政的水平,大概起碼要在政綱和政策認識的層面上,來批評別人吧。
從十點後整天沒有進食,到最後陳辭時幾乎悲從中來,聲音都差點變了。我們只是把選舉當成選舉來做,從選民資格、選舉方法、文宣、理念、政綱、拜見汲收意見、預備問答、通過action來宣揚理念並代個論壇吸引傳媒……砌完文件又理性發問轉頭又去做action戰實Q然後又理性辯論,馬戲班一樣團團轉,為的是什麼,還不是為了鼓勵其它候選人和參選者,別只想著資源,要多為藝術發聲,要改善藝術的整體環境,推動文學發展。一口氣提不上來,差點落淚。
但我想說這些都是有成果的。到後來,當還有候選人互揭陰私的時候,有台下的參與者不斷要求大家放遠視野,不要糾纏於家醜,不要丟業界的架,應想想如何跨界聯合,儘量爭取接觸選民,甚至有人說出「我們這些選民,deserve聽到更高水平的討論。」離去時向之前阻撓我們的場地小姐說,剛剛不好意思、辛苦了,她連忙答是我不好意思才對、你剛才講得很好聽得很感動。兩人都滿臉通紅。
***
同場加映戲曲組阮兆輝vs區文鳳。真係好誇張,好好睇,好得人驚。真係好似一套傳統大戲,9分鐘裡由混沌到忠奸分明,兵器不接而勝負已分。哇啊啊啊,我不會在這裡寫的,一定要當面講才能說出那種震撼。
***
現在還是看點青葱小品吧。拍了很多片,剪死阿仁。陸續有來。
9/03/2010
藝發局整個推選過程中唯一面向公眾的場合
齊齊迫爆:藝發局推選之候選人論壇!
日期: 2010年9月4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地點: 香港柴灣柴灣道238號青年廣場2樓Y劇場
(請使用港鐵柴灣站A出口,經有蓋行人天橋直達,步程只需5分鐘)
論壇詳情請按此
***
資源傾斜西九 藝發局前景暗
(刊周五經濟日報評論版)
可能不太多人知道,香港藝術發展局範疇代表選舉即將舉行,9月4日是選舉論壇,9月17日就投票了。利益申報,筆者是今屆的參選人之一,但本文絕非為自己拉票,而是想分享近來與藝術文化界朋友討論後的一些意見,讓大眾對香港文化政策更有認識。
據說在90年代中,藝術發展局誕生初期,曾經引動藝術界的不少希望,因為它是介乎政府與民間的一個中介平台,性質介乎民間壓力團體與政府行政執行機關之間。
早期由巿政局主理文化藝術撥款的時代,全部撥款都是一次性的,即藝團是透過參與一個個別計劃而接受政府撥款,其他時間不理藝團死活。文化藝術需要長遠的耕耘與累積,短期吹出來的不是泡沫就是天才波,都難源遠流長。於是到藝發局出現,有一年 / 兩年資助去支持本土藝術團體生存,是非常鮮明的改善。
藝發局衰落 變乖再變危
草創時期的藝發局,是針對巿政局的弊病而作出了不少的批評、政策建議;甚至有藝術品《新人》被裁不雅,藝發局也發出了聲明去維護創作的自由。不過有指,當政府在藝發局增加了委任成員的數量之後,藝發局就「變乖」了。
不過在2000年後,巿政局被「殺局」之後,真正主理文化藝術事務的文化局遲遲未曾誕生,藝發局連轉型為較大型的撥款機構「文化基金會」,都未能成功。當本土文化藝術資源全向西九傾斜,藝發局的角色和未來更是未明朗。
如今藝發局情況尤其詭異,主席馬逢國卸任,前行政總裁茹國烈辭職(後成西九行政總裁),又兼逢藝術範疇代表換屆選舉,簡直有點雨打風吹斷蓬船的感覺。變乖和變危,難道是同一進程?
藝發局的選舉制度時常受到批評,兼受兩面夾擊。有論者謂,分10個藝術範疇的選民要登記才能投票,這是功能組別的模式。藝發局的發展史亦有和功能組別的發展史相似的地方:早期都是民主進步的象徵,晚近被指摘為只顧狹窄的界別利益。
自動放棄發言 民主原未紮根
一如功能組別某些議政上的出糗淪為全港笑柄,筆者也擔心藝文界的民主素養與議政水平。比如選舉論壇,已經是整個選舉裏唯一面對公眾的機會,但有候選人表示擔心公眾辯論環節令自己受攻擊,建議取消;今年的競爭明明比往年激烈,候選人有29位是歷來之冠,但候選人缺席論壇的比率卻高了很多;往年,藝術教育界的黃素蘭女士明明已自動當選,都會出席論壇與大眾交流,今年卻有4個藝術範疇的上屆當選代表,放棄論壇。
難道真如某些論者所說,民主在香港從未紮根,都是由上而下的賜予,所以對民主議政的機會並不珍惜?
本地的文化政策評論專書不多,陳雲的《香港有文化》(上卷)是一本磚頭巨着,文理清晰,眼光遠大,書中觀點既抽離理性,有時又很有個人趣味,讀者可以一邊研習(各地)文化政策史,一邊思辨玩味。
苦
在過度歡快的消費社會裡,「苦」在大眾傳播層面必須被壓抑的(否則它會令消費機器無法運作);一旦予以呈現,卻又難免極度煽情,並且始終以消費的形式去弭解痛楚。我們注目災難、流淚、捐款、忘記。
本輯特集曾向黃碧雲邀稿,她說沒時間所以婉拒了,並說:「《苦》這回事,寫得出來已經不會很苦了。最苦的時候,不言語,只聽,聽到不存在的聲音。」 這話以一種極限的方式簡單指出了一個求諸內心的人之痛苦:那並不是一層的,而是即使清醒得可以從各個角度來否定自己所聽到的不是真實,都無法掙脫的痛苦迷障。痛苦並不實質存在,所以它到極致處也無法取消。同時它也指示了文學作為一種「反面」的邏輯——以缺席代替存在,沉默代替言說,以言語和現實之間的距離去讓讀者主動尋求,以貼近某種未有定案的真實。事情從來不像給災難或窮人捐款那麼方便直接。苦,說不出的苦。
***
西西與何福仁的對談行之有年,這次的對象是周作人,新文學「苦」的象徵。以對談的形式,去談論這樣一位人物的「苦處」,本來就有弔詭張力。更複雜的是,二位在婉轉深入周作人的沉默苦澀之後,結尾處卻對周之附敵始終持不接受態度,何福仁以詳盡史實、持平態度去鋪解理由,西西則簡言:「看來苦,是自討的。」不予一句輕鬆的同情。一種不能同情的苦。像懸擱半空,永遠引你思量它究竟是何狀態。
黃茂林常寫疾病,以一種像在水裡對話的輕柔平和語言。強直性脊椎炎患者,本以持續的背痛及僵硬為症狀;而此病與一般背痛的分別在於,運動和活動能夠減輕痛楚及僵硬的情況,過量的休息和靜止反而會使情況惡化。而黃詩〈水母苦頌〉,則直接以無脊椎輕柔飄浮的水母為描寫對像,將頌讚其美態的語言,與一位僵痛病者的狀況與願望巧妙揉合,詩不雕琢警句,而是以一種看來隨便其實小心翼翼的語言去製造一種不可能的平衡與結合:無重量飄飄然的幸福祝願,與沉滯持續的現實痛苦。
***
「苦」有其社會面向,尤其經歷過反高鐵、政改的一系列青年苦行之後,藝術界也甚受牽動。謝曉虹的〈苦瓜〉將社運事件作變型:工地、農田、直接行動式抗爭——不言不語只是躺在地上阻止工程,沉重如鐵無法移動的苦瓜少女。聽信了推銷員的花言巧語而迷信未來藍圖的父母,整個故事並非紀實,卻是對當下社會問題的捕捉。炎夏裡苦瓜本是清熱佳品,但苦瓜少女們引起了人們的不耐——苦瓜被設置為阻擋幻覺、讓人們直面炎夏之苦(還有愛情及家庭的亂象)的引爆物。
小時候第一次知道佛家的「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陰熾盛」,當時相當震撼。那種陳列和概括的方式,指向對人生現象的穿透。理解你自己,以至眾生皆苦。梁文道處理的便是眾生之苦:憤怒。他反覆以沉靜的語調,及輕盈的體裁,由社會群體的觀察,到個人生活瑣節的細察,去把握這種情緒。從重到輕,由大拆散至小。他不處理爆發,而處理累積。「重點從來不是憤怒的對像,而是一種憤怒與另一種憤怒之間的關係。」無窮的拆細,一半的一半,飛矢不墜——我們就像那飛矢,憤怒之苦的終極破解是地面,我們在專注思考、試圖接近它的過程裡,持續在一種澄明思考、偏離原有屏障的狀態裡。而飛矢在概念上永遠不墜。
***
以「苦」為題,是不想面向青年的文學雜誌,只有作樂、快感、表層的一面,希望能以文學語言,牽引沉澱、內省,同時也希望能體會他人的處境與苦辛,從而令自己開闊。
夏宇在《腹語術》裡提到,她去旁聽楊牧在台大的課,下課後楊牧問她:「你的詩裡總想要表現一些好玩的事,你會不會寫悲傷的詩呢?」她便馬上下決心要寫一首「悲傷的詩」,那就是〈乘噴射機離去〉,開始時只有很悲傷的四十幾行,寫完後,愈謄愈長,謄第六遍時變成一百三十多行,又變成一首好玩的詩了。夏宇笑嘆「唉,我到底會不會寫悲傷的詩呢?又,我專注的能力為什麼這麼差呢?但它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首詩。好,我堅持認為它是一首悲傷的詩。」
《字花》看來總是一本好玩的雜誌;到底把一種不顧一切的快樂姿態與好幾種無法輕易被消費的歷史病疾怨怒揉合起來,會產生怎樣的合成物?願讀者在長篇的文章裡求諸己心。
9/02/2010
參選,或攞苦黎辛
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鄙人和蔡芷筠、葉浩麟,組成八十後文藝青年,一起去選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的事了。這真是一個古怪的選舉,於是我們要重申藝發局在本土藝術發展的重要角色和辛酸歷史,重新檢討選民資格和選舉制度的問題,還要替主辦當局找到選民,再做一系列的事情去引起媒體和大眾對事情的關注。政綱和去發掘本土藝文發展的問題根源的努力,更是不在話下。我們的官網做得很用心,請大家關注。http://adc80s.wordpress.com
從今日起,我會儘量每日update,告訴大家內裡不為人知的瑣節。請關注,請支持我們。
來自雞蛋一方的挑戰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建制派
每屆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選舉臨近,都會見到有心改善制度的文化藝術界朋友四處奔波,勸一些受認同的文化界人士出來競選,宣傳拉票、賽後檢討。今屆,筆者也有勸過一些前輩出來競選,屢遭婉拒。臨到提名期幾乎要結束,我等三人,鄧小樺(文學藝術)、葉浩麟(視覺藝術)、蔡芷筠(藝術教育),組成了「八十後文藝青年」的,聯線參選。本來計未定、人未得,最後關頭卻爆出一條連線名單,堪稱釜底抽薪。
超越利益改變結構
從大學時代申請第一次藝發局的資助開始,筆者就聽聞藝發局的許多問題,例如不少審批結果令人詫異、該得到支持的計劃沒有得到資助等等。待到後來,個人著作申請藝發局資助,《字花》雜誌逐年延續申請,我成為藝發局的審批員,再到後來由於削資問題與藝發局的周旋,我與許多青年都逐漸深入理解藝發局的運作,及其問題。每次的審批不公其實只是現象的一小塊碎片,而選舉應該比這每一塊碎片都大,指向更廣大、更整體、更結構性的改變可能。
脫下那副只看自己利益的眼鏡,我們可以看到藝發局更根本的困境:一、它糾纏在一種殖民地式「以華制華」的管治手段中,以藝術界內部的矛盾去消解不重視本土意識和文化藝術發展的政策問題。二、政府在文化資源方面讓康文署獨大、壟斷,投放在藝發局的資源是少之又少(一條高鐵669 億,一年藝發局的總款額則只有2 億左右供十個藝術範疇攤分),僧多粥少、大家只分得餅碎,爭拗和不滿自然無日無之。三、藝發局因為位置邊緣,本身亦愈趨畏縮,沒有好好發揮其文化政策倡議的本分,無法替藝術界發聲,例如在街頭寫生而被控阻街的畫家,因工廈改建條例修訂而頓失畫室與band 房的藝術家,藝發局都提供不到實質幫助,也無力代他們向建制作政策上的爭取——甚至近年社會本土意識鮮明可見的湧起,代際熱絡的對話溝通,藝發局也沒有明確積極的議程回應。藝術本來應走在社會改變的前線,藝發局(及政府)卻遠遠落後。
我們三人決定參選,就是因為關心以上所說的結構性問題,決心以選舉作一個平台,來催生根本性的改變。與我們一起競逐的候選人,年資也許遠勝我們,但對於以上的問題,他們是否願意處理?會否放在政綱中公開倡議?若無,是見而畏難,還是嘗試過後覺得乏力而放棄了?八十後文藝青年不會放棄。
我們沒有拒絕的理由
在邀請其他文化藝術界前輩出選的時候,往往感到他們對本土藝術發展有很深的無力感,對參與改良建制更是顧慮重重。「無用」、「不可能改變」這些虛無語句總是掛在他們口邊。這實在令人惋惜。
但不同的角度會看到完全不同的現實,努力睜大眼睛並在腦中構想,迥然不同的路徑就會在眼前朗現,遙遙伸向遠處。近年沸沸揚揚的八十後運動本生於文化藝術界, 經社會運動洗煉後, 如今回歸藝術界別推動建制, 實在自然不過。葉浩麟(Roland) 本身是視覺藝術家, 日常從事藝術行政工作, 寫得一手好書法,反高鐵時那些漂亮的大字橫額便是出自他手筆,溫良踏實。蔡芷筠(Ger)在天星皇后運動期間,已經以行為藝術等前衛的方式介入社會議題,也是闖入天星工地的一員,後從事藝術教育工作,極具熱誠、能量及感染力,幾乎每星期都帶學生去看展覽或參加文化活動,經常被保安驅趕。而我寫詩,辦文學雜誌,倡議建設香港文學館,偶然以體重去拖延警察清場的進度。我們有相近的藝術實驗——社會參與的路徑。我們都相信,改變不是由上而下賜予而得,而是在主體積極的參與和投入中產生的。對於「選舉」這個別人眼中的燙手山芋,我們三人到最後關頭捫心自問,感覺竟是一樣:我們沒有拒絕的理由。
藝發局是最主要負責推動青年藝術和小眾藝術的機構,我們始終不能與它完全脫離關係。而它雖然問題重重,但卻同時是文化建制結構中,唯一具有民選成分的一環。就像香港的立法會,它雖然因為行政主導而被壓制,議員表現又鮮有一流政治家的水平,但它是我們人人有份的,它做得不好,我們每人都有責任去改善。況且,在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病態結構中,文化藝術與體育範疇同處一組,文化界一直詬病霍震霆議員沒有好好接觸文化界,也不能代表文化界聲音。簡單來說,大部分默默耕耘的本土文化藝術工作者,在建制中幾乎是沒有聲音的。我們當然要持續在建制外發聲,卻也要直面檢察、主動改善這個又狡猾又愚笨的建制。
聯線競選這個念頭肯定不是我們最先想到的,但回想這幾年,組成連線的例子卻少之又少,有共同理念的有心人往往因此而被各個擊破。獨行有時,牽手有時。在某些關頭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打破各自為政的狀態,一磚一瓦地去建造我們的羅馬。我們不是要改朝換代,而是希望藉着一股「不負少年頭」的勇氣,讓各種文化人藝術家,重新燃起動力。因為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八十後」的一面:一種對改變的嚮往,掙脫目下困境的衝動, 「義之所歸,何必曰利」的襟懷。
心中誠信 涉川渡險
八十後討厭正襟危坐,但這不是一場鬧着玩、不認真的選舉行為。今年的本土電影《打擂台》裏有句說得好:「唔打就唔會輸,打就一定要贏!」八十後文藝青年的信念是,如果那些真是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我們就要行動起來,以我們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在過程中創造可能性,打開連結與對話的空間。未必像慣見的那樣文質彬彬、萬事在會議室裏搞定,不過我們至少會催生更多的討論,也會着手嘗試打破康文署的壟斷,以必要的重量和力度。這不是一次紅衛兵式奪權的暴烈行動,而是一次摸索着前行的過程,學習,與對話。我們會在此過程中,以研讀和討論,了解文化政策複雜深遠的背景,認識前人或與我們信念不同者的觀念和實踐,認真理解藝術界別內的訴求,決心以公共的關懷凌駕藝術口味差異和個別利益考慮,為整個藝術界別爭取更多資源、引入新的議程,令本土文化藝術更受尊重。因為參選,我們會接觸很多本來不會見面交流的人,因而看到更多面向的現實。我們會成長。
不過我們行事之倉卒是大人們難以想像的。提名截止前一晚,終於組成連線,大家狂打電話確定提名人,開會到深宵,這時有人帶來韓國社運朋友做的泡菜。味鮮,大家雪雪呼辣,一邊討論整個選舉行為的對像是誰,為甚麼要做這件事。所有報名表格都留下了泡菜的顏色。可承受的辛辣,令人清醒的爽利。
參選前忐忑不安,我去占易。卜得六十一卦「風澤中孚」,無變卦。卦辭曰: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中孚」卦義是心中誠信。「豚魚」,是指平民用豚及魚作祭品。身分低的平民,雖然簡單的用豚與魚作祭品,但心中誠信,仍然會被神嘉納賜福,所以吉祥,有利於渡過大河,比喻心中誠信,堅守正道就可以冒險犯難。爻象是「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就像鶴在陰暗處鳴叫,看不到遠處,小鶴也會應和。「爵」是酒杯,自己有好酒,願意與你同杯共享。這一爻,說明誠信必須能夠溝通,引起共鳴,始能發揮作用。
心中誠信堅守正道, 就冒險犯難也吉祥無礙,還可以博得溝通應和——這簡直可稱幸福。本土文化藝術發展一直窒礙重重,我們願為藝術發聲,吐出喉頭的一口氣;本土充滿空白,也需要你一起fill in the blanks。請跟我們一起涉川渡險,支持八十後文藝青年參選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選舉,為本土文化藝術帶來改變。(標題為編者黃靜擬)
原刊於《明報》「 副刊世紀」(2010 / 08 / 25 )
從今日起,我會儘量每日update,告訴大家內裡不為人知的瑣節。請關注,請支持我們。
來自雞蛋一方的挑戰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建制派
每屆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選舉臨近,都會見到有心改善制度的文化藝術界朋友四處奔波,勸一些受認同的文化界人士出來競選,宣傳拉票、賽後檢討。今屆,筆者也有勸過一些前輩出來競選,屢遭婉拒。臨到提名期幾乎要結束,我等三人,鄧小樺(文學藝術)、葉浩麟(視覺藝術)、蔡芷筠(藝術教育),組成了「八十後文藝青年」的,聯線參選。本來計未定、人未得,最後關頭卻爆出一條連線名單,堪稱釜底抽薪。
超越利益改變結構
從大學時代申請第一次藝發局的資助開始,筆者就聽聞藝發局的許多問題,例如不少審批結果令人詫異、該得到支持的計劃沒有得到資助等等。待到後來,個人著作申請藝發局資助,《字花》雜誌逐年延續申請,我成為藝發局的審批員,再到後來由於削資問題與藝發局的周旋,我與許多青年都逐漸深入理解藝發局的運作,及其問題。每次的審批不公其實只是現象的一小塊碎片,而選舉應該比這每一塊碎片都大,指向更廣大、更整體、更結構性的改變可能。
脫下那副只看自己利益的眼鏡,我們可以看到藝發局更根本的困境:一、它糾纏在一種殖民地式「以華制華」的管治手段中,以藝術界內部的矛盾去消解不重視本土意識和文化藝術發展的政策問題。二、政府在文化資源方面讓康文署獨大、壟斷,投放在藝發局的資源是少之又少(一條高鐵669 億,一年藝發局的總款額則只有2 億左右供十個藝術範疇攤分),僧多粥少、大家只分得餅碎,爭拗和不滿自然無日無之。三、藝發局因為位置邊緣,本身亦愈趨畏縮,沒有好好發揮其文化政策倡議的本分,無法替藝術界發聲,例如在街頭寫生而被控阻街的畫家,因工廈改建條例修訂而頓失畫室與band 房的藝術家,藝發局都提供不到實質幫助,也無力代他們向建制作政策上的爭取——甚至近年社會本土意識鮮明可見的湧起,代際熱絡的對話溝通,藝發局也沒有明確積極的議程回應。藝術本來應走在社會改變的前線,藝發局(及政府)卻遠遠落後。
我們三人決定參選,就是因為關心以上所說的結構性問題,決心以選舉作一個平台,來催生根本性的改變。與我們一起競逐的候選人,年資也許遠勝我們,但對於以上的問題,他們是否願意處理?會否放在政綱中公開倡議?若無,是見而畏難,還是嘗試過後覺得乏力而放棄了?八十後文藝青年不會放棄。
我們沒有拒絕的理由
在邀請其他文化藝術界前輩出選的時候,往往感到他們對本土藝術發展有很深的無力感,對參與改良建制更是顧慮重重。「無用」、「不可能改變」這些虛無語句總是掛在他們口邊。這實在令人惋惜。
但不同的角度會看到完全不同的現實,努力睜大眼睛並在腦中構想,迥然不同的路徑就會在眼前朗現,遙遙伸向遠處。近年沸沸揚揚的八十後運動本生於文化藝術界, 經社會運動洗煉後, 如今回歸藝術界別推動建制, 實在自然不過。葉浩麟(Roland) 本身是視覺藝術家, 日常從事藝術行政工作, 寫得一手好書法,反高鐵時那些漂亮的大字橫額便是出自他手筆,溫良踏實。蔡芷筠(Ger)在天星皇后運動期間,已經以行為藝術等前衛的方式介入社會議題,也是闖入天星工地的一員,後從事藝術教育工作,極具熱誠、能量及感染力,幾乎每星期都帶學生去看展覽或參加文化活動,經常被保安驅趕。而我寫詩,辦文學雜誌,倡議建設香港文學館,偶然以體重去拖延警察清場的進度。我們有相近的藝術實驗——社會參與的路徑。我們都相信,改變不是由上而下賜予而得,而是在主體積極的參與和投入中產生的。對於「選舉」這個別人眼中的燙手山芋,我們三人到最後關頭捫心自問,感覺竟是一樣:我們沒有拒絕的理由。
藝發局是最主要負責推動青年藝術和小眾藝術的機構,我們始終不能與它完全脫離關係。而它雖然問題重重,但卻同時是文化建制結構中,唯一具有民選成分的一環。就像香港的立法會,它雖然因為行政主導而被壓制,議員表現又鮮有一流政治家的水平,但它是我們人人有份的,它做得不好,我們每人都有責任去改善。況且,在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病態結構中,文化藝術與體育範疇同處一組,文化界一直詬病霍震霆議員沒有好好接觸文化界,也不能代表文化界聲音。簡單來說,大部分默默耕耘的本土文化藝術工作者,在建制中幾乎是沒有聲音的。我們當然要持續在建制外發聲,卻也要直面檢察、主動改善這個又狡猾又愚笨的建制。
聯線競選這個念頭肯定不是我們最先想到的,但回想這幾年,組成連線的例子卻少之又少,有共同理念的有心人往往因此而被各個擊破。獨行有時,牽手有時。在某些關頭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打破各自為政的狀態,一磚一瓦地去建造我們的羅馬。我們不是要改朝換代,而是希望藉着一股「不負少年頭」的勇氣,讓各種文化人藝術家,重新燃起動力。因為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八十後」的一面:一種對改變的嚮往,掙脫目下困境的衝動, 「義之所歸,何必曰利」的襟懷。
心中誠信 涉川渡險
八十後討厭正襟危坐,但這不是一場鬧着玩、不認真的選舉行為。今年的本土電影《打擂台》裏有句說得好:「唔打就唔會輸,打就一定要贏!」八十後文藝青年的信念是,如果那些真是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我們就要行動起來,以我們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在過程中創造可能性,打開連結與對話的空間。未必像慣見的那樣文質彬彬、萬事在會議室裏搞定,不過我們至少會催生更多的討論,也會着手嘗試打破康文署的壟斷,以必要的重量和力度。這不是一次紅衛兵式奪權的暴烈行動,而是一次摸索着前行的過程,學習,與對話。我們會在此過程中,以研讀和討論,了解文化政策複雜深遠的背景,認識前人或與我們信念不同者的觀念和實踐,認真理解藝術界別內的訴求,決心以公共的關懷凌駕藝術口味差異和個別利益考慮,為整個藝術界別爭取更多資源、引入新的議程,令本土文化藝術更受尊重。因為參選,我們會接觸很多本來不會見面交流的人,因而看到更多面向的現實。我們會成長。
不過我們行事之倉卒是大人們難以想像的。提名截止前一晚,終於組成連線,大家狂打電話確定提名人,開會到深宵,這時有人帶來韓國社運朋友做的泡菜。味鮮,大家雪雪呼辣,一邊討論整個選舉行為的對像是誰,為甚麼要做這件事。所有報名表格都留下了泡菜的顏色。可承受的辛辣,令人清醒的爽利。
參選前忐忑不安,我去占易。卜得六十一卦「風澤中孚」,無變卦。卦辭曰: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中孚」卦義是心中誠信。「豚魚」,是指平民用豚及魚作祭品。身分低的平民,雖然簡單的用豚與魚作祭品,但心中誠信,仍然會被神嘉納賜福,所以吉祥,有利於渡過大河,比喻心中誠信,堅守正道就可以冒險犯難。爻象是「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就像鶴在陰暗處鳴叫,看不到遠處,小鶴也會應和。「爵」是酒杯,自己有好酒,願意與你同杯共享。這一爻,說明誠信必須能夠溝通,引起共鳴,始能發揮作用。
心中誠信堅守正道, 就冒險犯難也吉祥無礙,還可以博得溝通應和——這簡直可稱幸福。本土文化藝術發展一直窒礙重重,我們願為藝術發聲,吐出喉頭的一口氣;本土充滿空白,也需要你一起fill in the blanks。請跟我們一起涉川渡險,支持八十後文藝青年參選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選舉,為本土文化藝術帶來改變。(標題為編者黃靜擬)
原刊於《明報》「 副刊世紀」(2010 / 08 / 25 )
抽來也抽去之力撐最低時薪33!
(本文刪節版刊於9月2日《am730》)
日前讀到,信報有個叫「拉拉週記」的專欄,作者「卡珊卓拉」,寫了一篇關於矛頭指向本人的文章〈娜姐撐最低工資 文化界:堅好波〉(下稱〈娜〉文)。此文有斷章取義之處,我一度想去函信報澄清,後來覺得太無謂,只將下文剪成短版登在am730算了。
事緣七月底,周秀娜撐時薪33元youtube曝光之後,社運青年一度反應熱烈,於是八月一日社運工作者李維怡就在facebook寫了一篇〈致關注基層勞工又喜愛周秀娜的朋友〉,希望運動內部的一些朋友反省。文章引起熱烈討論,兩周回應約有三十個,約十人參與發言,不少朋友寫了好幾千字,包括筆者。大家都是關懷工運和基層的朋友,雖然意見不同,想的都是運動如何壯大、如何為基層和工友爭取更多權益、更多發聲機會。八月八日,討論已被獨立媒體的「社運八方」摘引,題為〈周秀娜分裂社運?〉。想不到八月十七日,還有人把冷飯再炒,卡珊卓拉將討論大幅引用,並加油添醬講成一場罵戰。與筆者與有份討論的友人們,建議卡珊卓拉把該期稿費捐予工運團體,回饋基層。
〈娜〉文中有以下問題:
1. 誇張偏頗。卡珊卓拉稱「連社運和文化界的人也為她拍爛手掌,當中,以激進的鄧小樺最為熱烈」,其實本人只是見新浪微博上竟然沒有人share那條周秀娜撐時薪33元youtube,才在八月四日share了一次,後來也被和諧掉。
2. 亂扣帽子。近來社會上很多人,動輒給別人扣上「激進」的標籤,牛頭不對馬嘴,卻連激進是什麼都不知道。「激進的鄧小樺」這個標籤叫人摸不著頭腦——其實如果照這位卡珊卓拉原文所言,我不過是個追捧明星的,又有幾激進呢?你應該罵我庸俗才對。客觀來看,我又沒為周秀娜拍爛手掌,又不激進。
3. 卡珊卓拉說:「將維怡的問題更具體地問:換作一個普通市民(剛巧她是個大波少女時)走出來撐最低工資,鄧小樺又會否讚她的波是堅好波呢。」維怡念茲在茲的其實是基層受到多少關注,而非像拉拉那麼關心波,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是當我share周秀娜youtube,相熟的女性友人評論笑曰「好波!」我就鬧著玩回了一句「堅好波!」,我們都完全是讚賞周秀娜的挺身發言,而非她的身材。另外,稱讚普通巿民,再大的褒獎我都用過。
4. 這位卡珊卓拉不知是故意斷章取義,還是實在無法消化原有討論。〈娜〉一文中罕有地出現自己的分析(而不是copy and paste原有討論)的一段中,卻搞錯了問題的關鍵。其實本人原文是「(對周秀娜)反應誇不誇張,這種事一來有點主觀成分,二來真的有點雞毛蒜皮。」真的,有人覺得值得為周秀娜拍掌五下,有人覺得只值三下,那拍三下的人就指拍五下的人誇張——這種判別難道沒有主觀成分?不是雞毛蒜皮?而卡珊卓拉不但連究竟什麼是雞毛蒜皮都搞不清楚,還咬著「主觀」二字連連反問了三個問題,全是脫離原有討論脈絡的,頗有中學生考oral時「為拗而拗」的味道。
其實距離周秀娜撐時薪33元youtube上載、討論的高峰期已有半月,照說應該有足夠時間去消化討論呀。但這位卡珊卓拉,對討論中的重要問題,如社運議題是否應採用明星邏輯、如何讓基層獲得更多注視和掌聲等等,都缺乏完整梳理。以網摘專欄來說,「拉拉週記」已經算是篇幅很夠的了,效果卻如此強差人意。如果讀者想看比較完整合理的討論撮要,建議到獨立媒體社運八方〈周秀娜分裂社運?〉一文。不過,潮流興抽水,若卡珊卓拉抽我一野,能炒熱最低工資時薪33這鍋冷飯,也算有點意思。
但最後有一事必須呈諸君清聽。這位拉拉的自我介紹中說「作者為大學碩士生,自詡有希臘女神Cassandra的智慧和預示能力。 卡珊卓拉」。眾所周知,Cassandra是特洛伊國王普里阿摩斯Priam的女兒,具有預言能力(而非預示能力),卻一直被視為瘋婦,因此從來無法阻止悲劇發生。在特洛伊陷落時,她在雅典娜的神廟尋求庇護,被小埃阿斯在神壇姦污,雅典娜後來為她報仇。卡珊德拉隨後被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收為小妾,後來阿伽門農的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因通姦弒夫,卡珊卓拉也被殺。簡單來說,卡珊卓拉是人,而非女神;她的特徵是有狀若瘋癲和預言能力,而非智慧和預示能力。真假難辨的所謂「大學碩士生」,連自己的命名都擺出如許大烏龍,對於蒐集和分析資訊有多認真,也就可想而知了。信報副刊水準素來受到推崇,如果這專欄還要繼續存在,這個錯誤還望改正過來。
而我貼這篇文章還是要抽水,就是反過來炒熱時薪$33!
今年由七月廿五日至八月六日這十一日,我城有至少四名男士過勞死,不是長期病患死,不是交通事故死,不是工業意外死,年齡由廿三歲至五十五歲,由將結婚的到子女就讀預科的,卻由於死不逢時,前有八達通出售市民私隱事件,後有常任法官包致金侄女摑警案,所以引不起社會關注。
這四名男士姓名是任職兩間茶餐廳水吧的準新郎黃子健﹝現年廿三歲,死於2010/07/25﹞、貨車司機莊文輝﹝現年四十四歲,死於2010/08/06﹞、職業司機陳炳強﹝現年四十六歲,死於2010/08/05﹞、商販梁國雄﹝現年五十五歲,死於2010/07/28﹞,當中的每日工作時間由十三小時﹝莊文輝和梁國雄﹞至十七小時﹝黃子健﹞,他們的月入約萬多元,當中黃子健儲錢結婚和供車會,莊文輝一人養五人﹝自己、妻子,一名升中四的十四歲...女...兒和兩老﹞,陳炳強一人養五人﹝自己、妻子,十二歲剛升中一的女兒珊珊和兩老,月租天台屋四千﹞,梁國雄一人養四人﹝自己、妻子,一名升中七長女及應屆會考生兒子﹞。
都是壯年。香港人都知道什麼是「養家」啊。同一種痛。
時薪$33點計?
前提:最低工資水平應高於綜援水平
1. 綜援總開支/綜援人口=$2954/人
2. 全港總人口/工作人口=每個有工作的人都要供養2.06人...
3.$2954*2.06人=$6085
4.$6085+外出工作額外開支$800=$6885
5.$6885/26工作天/每天工作8小時=$33
現在吹風說最低工資時薪訂在28,咁計出黎只有$5824,低過綜緩水平呀,那麼,工作的意義是什麼呢??大怒啊!!!
日前讀到,信報有個叫「拉拉週記」的專欄,作者「卡珊卓拉」,寫了一篇關於矛頭指向本人的文章〈娜姐撐最低工資 文化界:堅好波〉(下稱〈娜〉文)。此文有斷章取義之處,我一度想去函信報澄清,後來覺得太無謂,只將下文剪成短版登在am730算了。
事緣七月底,周秀娜撐時薪33元youtube曝光之後,社運青年一度反應熱烈,於是八月一日社運工作者李維怡就在facebook寫了一篇〈致關注基層勞工又喜愛周秀娜的朋友〉,希望運動內部的一些朋友反省。文章引起熱烈討論,兩周回應約有三十個,約十人參與發言,不少朋友寫了好幾千字,包括筆者。大家都是關懷工運和基層的朋友,雖然意見不同,想的都是運動如何壯大、如何為基層和工友爭取更多權益、更多發聲機會。八月八日,討論已被獨立媒體的「社運八方」摘引,題為〈周秀娜分裂社運?〉。想不到八月十七日,還有人把冷飯再炒,卡珊卓拉將討論大幅引用,並加油添醬講成一場罵戰。與筆者與有份討論的友人們,建議卡珊卓拉把該期稿費捐予工運團體,回饋基層。
〈娜〉文中有以下問題:
1. 誇張偏頗。卡珊卓拉稱「連社運和文化界的人也為她拍爛手掌,當中,以激進的鄧小樺最為熱烈」,其實本人只是見新浪微博上竟然沒有人share那條周秀娜撐時薪33元youtube,才在八月四日share了一次,後來也被和諧掉。
2. 亂扣帽子。近來社會上很多人,動輒給別人扣上「激進」的標籤,牛頭不對馬嘴,卻連激進是什麼都不知道。「激進的鄧小樺」這個標籤叫人摸不著頭腦——其實如果照這位卡珊卓拉原文所言,我不過是個追捧明星的,又有幾激進呢?你應該罵我庸俗才對。客觀來看,我又沒為周秀娜拍爛手掌,又不激進。
3. 卡珊卓拉說:「將維怡的問題更具體地問:換作一個普通市民(剛巧她是個大波少女時)走出來撐最低工資,鄧小樺又會否讚她的波是堅好波呢。」維怡念茲在茲的其實是基層受到多少關注,而非像拉拉那麼關心波,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是當我share周秀娜youtube,相熟的女性友人評論笑曰「好波!」我就鬧著玩回了一句「堅好波!」,我們都完全是讚賞周秀娜的挺身發言,而非她的身材。另外,稱讚普通巿民,再大的褒獎我都用過。
4. 這位卡珊卓拉不知是故意斷章取義,還是實在無法消化原有討論。〈娜〉一文中罕有地出現自己的分析(而不是copy and paste原有討論)的一段中,卻搞錯了問題的關鍵。其實本人原文是「(對周秀娜)反應誇不誇張,這種事一來有點主觀成分,二來真的有點雞毛蒜皮。」真的,有人覺得值得為周秀娜拍掌五下,有人覺得只值三下,那拍三下的人就指拍五下的人誇張——這種判別難道沒有主觀成分?不是雞毛蒜皮?而卡珊卓拉不但連究竟什麼是雞毛蒜皮都搞不清楚,還咬著「主觀」二字連連反問了三個問題,全是脫離原有討論脈絡的,頗有中學生考oral時「為拗而拗」的味道。
其實距離周秀娜撐時薪33元youtube上載、討論的高峰期已有半月,照說應該有足夠時間去消化討論呀。但這位卡珊卓拉,對討論中的重要問題,如社運議題是否應採用明星邏輯、如何讓基層獲得更多注視和掌聲等等,都缺乏完整梳理。以網摘專欄來說,「拉拉週記」已經算是篇幅很夠的了,效果卻如此強差人意。如果讀者想看比較完整合理的討論撮要,建議到獨立媒體社運八方〈周秀娜分裂社運?〉一文。不過,潮流興抽水,若卡珊卓拉抽我一野,能炒熱最低工資時薪33這鍋冷飯,也算有點意思。
但最後有一事必須呈諸君清聽。這位拉拉的自我介紹中說「作者為大學碩士生,自詡有希臘女神Cassandra的智慧和預示能力。 卡珊卓拉」。眾所周知,Cassandra是特洛伊國王普里阿摩斯Priam的女兒,具有預言能力(而非預示能力),卻一直被視為瘋婦,因此從來無法阻止悲劇發生。在特洛伊陷落時,她在雅典娜的神廟尋求庇護,被小埃阿斯在神壇姦污,雅典娜後來為她報仇。卡珊德拉隨後被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收為小妾,後來阿伽門農的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因通姦弒夫,卡珊卓拉也被殺。簡單來說,卡珊卓拉是人,而非女神;她的特徵是有狀若瘋癲和預言能力,而非智慧和預示能力。真假難辨的所謂「大學碩士生」,連自己的命名都擺出如許大烏龍,對於蒐集和分析資訊有多認真,也就可想而知了。信報副刊水準素來受到推崇,如果這專欄還要繼續存在,這個錯誤還望改正過來。
而我貼這篇文章還是要抽水,就是反過來炒熱時薪$33!
今年由七月廿五日至八月六日這十一日,我城有至少四名男士過勞死,不是長期病患死,不是交通事故死,不是工業意外死,年齡由廿三歲至五十五歲,由將結婚的到子女就讀預科的,卻由於死不逢時,前有八達通出售市民私隱事件,後有常任法官包致金侄女摑警案,所以引不起社會關注。
這四名男士姓名是任職兩間茶餐廳水吧的準新郎黃子健﹝現年廿三歲,死於2010/07/25﹞、貨車司機莊文輝﹝現年四十四歲,死於2010/08/06﹞、職業司機陳炳強﹝現年四十六歲,死於2010/08/05﹞、商販梁國雄﹝現年五十五歲,死於2010/07/28﹞,當中的每日工作時間由十三小時﹝莊文輝和梁國雄﹞至十七小時﹝黃子健﹞,他們的月入約萬多元,當中黃子健儲錢結婚和供車會,莊文輝一人養五人﹝自己、妻子,一名升中四的十四歲...女...兒和兩老﹞,陳炳強一人養五人﹝自己、妻子,十二歲剛升中一的女兒珊珊和兩老,月租天台屋四千﹞,梁國雄一人養四人﹝自己、妻子,一名升中七長女及應屆會考生兒子﹞。
都是壯年。香港人都知道什麼是「養家」啊。同一種痛。
時薪$33點計?
前提:最低工資水平應高於綜援水平
1. 綜援總開支/綜援人口=$2954/人
2. 全港總人口/工作人口=每個有工作的人都要供養2.06人...
3.$2954*2.06人=$6085
4.$6085+外出工作額外開支$800=$6885
5.$6885/26工作天/每天工作8小時=$33
現在吹風說最低工資時薪訂在28,咁計出黎只有$5824,低過綜緩水平呀,那麼,工作的意義是什麼呢??大怒啊!!!
今日又見到好大條田生banner,記起要貼此文
原刊經濟日報評論版,大家可以登上這網頁看我來不及貼的文章。有時我改些溫吞的標題,編輯會為我改到更激進,真是感謝她。
強拍掠地 誰約束地產商慾望
今年春天,政府將強制拍賣舊樓的門檻由9成業權降低至8成的政策,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專營收購舊樓業權的地產公司更加活躍。舊樓收購涉及大額利益,酷烈不下於電視劇。日前,網上傳來堅道堅信大廈小業主Ms. Singh聲淚俱下的新聞片段。
Ms. Singh是79歲的退休公務員,居於堅信大廈近50年——自從丈夫在36年前去世後,Ms. Singh在堅道獨力養大兩個女兒,堅道的整個社區,對這位年邁女士而言有無可取代的意義。片段中,Ms. Singh反覆提到「這是我的家」,說「這裏是我的家,我的心在這兒,死也希望死在這裏」,催人淚下。
收樓變恐嚇 令人齒冷
筆者曾經租住過一幢寧靜可愛的舊式唐樓,後來亦被收購(恰恰就是收購堅道兩大廈那間),但收購期間,不時受到該地產公司的信件滋擾,信中言語無禮,語帶要脅又挑撥離間,筆者本不反對收樓,但也不禁齒冷。
根據舊區重建苦主大聯盟提供的資料,Ms. Singh於今年5月的時候便因為地產公司於大廈外場牆掛起「成功收購」的橫額而嚇得血壓上升而要入院療養3日,其後身體健康亦因為壓力而變差。筆者感同身受,因為那些信件和橫額對原業主實在造成莫大的壓迫。 曾有研究指出,長者在經歷重建搬遷後的死亡率會大幅上升6成。筆者年輕力壯可以輕易搬家,但Ms. Singh晚年獨居,若還要被連根拔起,到處尋找居所,再搬遷一個陌生的社區重新適應生活,何其殘忍?
土地問題一直是香港的最核心問題,近來也引發愈來愈多的矛盾。葉輝的時事書評集《書再用時》好文甚多,其中一篇激起甚大回響的,是「請問林鄭月娥:八成強 拍的方便門為誰而開?」。葉輝援引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一個文明社會必須對掠奪天然資源的慾望加以制約,並必須先有公義(justice)的概念,否則人們根據自私的慾望互相爭奪財產,就是社會動亂的最大禍根。
私慾爭產 社會動亂禍根
套用到強拍問題,最基本的公平和公義就是:多數人的財富慾望不能夠凌駕少數人的財產權;保護少數人的財產權(及其對財產權的處理方式之意願),是一個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社會上小業主總比大業主多,但強拍政策之方便門是向大業主以至地產商而開的,天秤有傾斜。經常有將重建區小業主塑造成貪得無厭的論述,但葉輝精明格價:巿 區舊樓收購呎價是三、四千元,元朗樓盤呎價已高達六、七千,而作豪宅狀的巿區樓盤呎價已不斷飈升至二萬元。若小業主供完一世樓,被迫賣掉巿區舊樓,還要補 錢買元朗新樓,真是苦不堪言。
強拍刀在頭上,網上有聯署,支持Ms. Singh向地產商提出一個簡單而卑微的要求:「由發展商於堅道提供一個面積相等、設備相等的單位作樓換樓交換」。地產公司應為公義而節制慾望,履行社會責任,協助因其發展而受影響的居民。 在這時勢,地產已成為社會最大炸彈。希望地產商會有責任感,或者危機感吧。
強拍掠地 誰約束地產商慾望
今年春天,政府將強制拍賣舊樓的門檻由9成業權降低至8成的政策,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專營收購舊樓業權的地產公司更加活躍。舊樓收購涉及大額利益,酷烈不下於電視劇。日前,網上傳來堅道堅信大廈小業主Ms. Singh聲淚俱下的新聞片段。
Ms. Singh是79歲的退休公務員,居於堅信大廈近50年——自從丈夫在36年前去世後,Ms. Singh在堅道獨力養大兩個女兒,堅道的整個社區,對這位年邁女士而言有無可取代的意義。片段中,Ms. Singh反覆提到「這是我的家」,說「這裏是我的家,我的心在這兒,死也希望死在這裏」,催人淚下。
收樓變恐嚇 令人齒冷
筆者曾經租住過一幢寧靜可愛的舊式唐樓,後來亦被收購(恰恰就是收購堅道兩大廈那間),但收購期間,不時受到該地產公司的信件滋擾,信中言語無禮,語帶要脅又挑撥離間,筆者本不反對收樓,但也不禁齒冷。
根據舊區重建苦主大聯盟提供的資料,Ms. Singh於今年5月的時候便因為地產公司於大廈外場牆掛起「成功收購」的橫額而嚇得血壓上升而要入院療養3日,其後身體健康亦因為壓力而變差。筆者感同身受,因為那些信件和橫額對原業主實在造成莫大的壓迫。 曾有研究指出,長者在經歷重建搬遷後的死亡率會大幅上升6成。筆者年輕力壯可以輕易搬家,但Ms. Singh晚年獨居,若還要被連根拔起,到處尋找居所,再搬遷一個陌生的社區重新適應生活,何其殘忍?
土地問題一直是香港的最核心問題,近來也引發愈來愈多的矛盾。葉輝的時事書評集《書再用時》好文甚多,其中一篇激起甚大回響的,是「請問林鄭月娥:八成強 拍的方便門為誰而開?」。葉輝援引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一個文明社會必須對掠奪天然資源的慾望加以制約,並必須先有公義(justice)的概念,否則人們根據自私的慾望互相爭奪財產,就是社會動亂的最大禍根。
私慾爭產 社會動亂禍根
套用到強拍問題,最基本的公平和公義就是:多數人的財富慾望不能夠凌駕少數人的財產權;保護少數人的財產權(及其對財產權的處理方式之意願),是一個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社會上小業主總比大業主多,但強拍政策之方便門是向大業主以至地產商而開的,天秤有傾斜。經常有將重建區小業主塑造成貪得無厭的論述,但葉輝精明格價:巿 區舊樓收購呎價是三、四千元,元朗樓盤呎價已高達六、七千,而作豪宅狀的巿區樓盤呎價已不斷飈升至二萬元。若小業主供完一世樓,被迫賣掉巿區舊樓,還要補 錢買元朗新樓,真是苦不堪言。
強拍刀在頭上,網上有聯署,支持Ms. Singh向地產商提出一個簡單而卑微的要求:「由發展商於堅道提供一個面積相等、設備相等的單位作樓換樓交換」。地產公司應為公義而節制慾望,履行社會責任,協助因其發展而受影響的居民。 在這時勢,地產已成為社會最大炸彈。希望地產商會有責任感,或者危機感吧。
8/27/2010
像李碧華那樣聰明
(刊於《elle》七月號)
忘了到底什麼時候迷上李碧華,只是家裡擺著一整排那天地圖書出版24開口袋書,個個念下去鏗鏘的書名,翻開書頁還見到,讓我無法推諉——少年時,我確實很迷李碧華。
應該是在圖書館找到她。少年校園文學我是一直沒興趣,衛斯理看得多嫌男子氣太重,林燕妮嚴沁看不下去,古詩詞又已雜七搭八地看了不少覺得夠了——找到李碧華《青蛇》、《潘金蓮之前世今生》,那種以今亂古的parody寫法,入眼就是與別不同。說到底,這暗暗也決定了一個少女將來要做個怎樣的(女)人。十幾年回頭,迷亦舒的女友幸福成婚去,讀小思的自然文質彬彬作育英才,我等看李碧華的則還是強出頭一臉孤憤。
李碧華才氣迫人利如尖錐,不屑才女二字——才不是穿名牌故作嫻雅的,她生性好強好勝,我記得她說過自己小時參加徵文比賽得亞軍,「得第二即是輸!」把獎狀胡亂塞到街邊垃圾筒,偏讓好心人拾了交到警局通知她家長去取回;她初出道時參加電視台的周年酒會,遭人白眼說「這靚妹會寫劇本?是三流小花旦吧?」,她寫:當時年輕臉皮較薄,忍不下這口氣,馬上走了。走下廣播道時寒風吹臉,不斷對自己說:「你要爭氣你要爭氣!」眼淚流了一身。——那場景我至今不忘,記得那樣清楚,簡直好像那個便是自己。
李碧華的驕傲哪裡來?想是來自張愛玲。作為張迷,李碧華對張愛玲推崇呵護,見張千里迢迢到溫州去見胡蘭成和小周,就替張滿腹委屈。《青蛇》裡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句子:「每個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兩個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間的,點綴他荒蕪的命運。——只是,當他得到白蛇,她漸漸成了朱門旁慘白的余灰;那青蛇,卻是樹頂青翠欲滴爽刮脆辣的嫩葉子。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櫃中悶綠的山草藥;而白蛇,抬盡了頭方見天際皚皚飄飛柔情萬縷新雪花。 」這明顯是parody張愛玲《紅玫瑰白玫瑰》的名句:「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朱砂痣。」
相比起來,張愛玲心思當更深沉蒼涼。像上述紅白玫瑰之比過後,張還有振保的一層:說他有始有終、有條有理,萬事都變得理想、「萬物各得其所」——這而且是反諷,張總共有四層轉折,寫到人心底深淵,臉上卻還淡然不當一回事,像真正體面人家,不說破。相比起來,李碧華大概三層轉折吧,不至於超然雲端,像是南方蠻夷姑娘的天真潑辣,未到張愛玲那令人骨寒的境界。取法乎上得其中。饒是張的七成功力,李碧華在本地也是以狠辣透徹見稱的。
只是我記得我喜歡她,是因《白開水》(她第一本散文集)裡幾乎字字珠璣,全無格套。而《生死橋》的跳躍反見綿密,曾也令人傾倒。下筆冷、心頭熱,貌俗質雅,我有段時間真覺得寫成像李碧華這樣就很好,少時暗地學過她的遣詞造句。
句子精練方見聰明,李碧華本地首創「長短句」的結集出版方式——從日常專欄的爬格子小文裡,一一剪下金句格言來。都巿人大概喜歡李碧華那種尖酸刻薄、像教你奸詐出術,其實她是太敏感聰明,在故事乍起時就想到了結局。她是那種會常常發現自己「著了道兒」、「機關算盡太聰明」的聰明人,而非「勝者全取」。李碧華深知好勝而往上爬、非要得到心頭物的絞盡心力,所以筆下一旦放軟、厭世,就有鴉片般的味道,這就是香港這忙碌城巿的一體兩面。也是因她知道執著知道高傲,好寫含恨、妒忌、失敗、受辱等等非面感情,所以擅寫鬼故,其中的森森鬼氣,是《聊齋》的鬼氣,而不是《古靈精怪東南亞》的邪氣。而我另一本最愛,是《天安門舊魂新魄》:她的專欄文章寫八九那時城巿的關懷、港人對國家的尷尬之愛,比指涉五四的小說更動人,由此乃知,李碧華始終是立足人間。
佛家說色即是空,但李碧華常反過來教我們:色相最是迷人,遠比靈魂重要;她對「名」的考究,遠勝於「實」。於是李碧華的書都有美麗或促狹的書名,而且是成系列的互相呼應。有段時間我幾乎能順序背出那堆書名,青紅皂白紅塵白髮綠腰,戲弄糾纏幽會,水袖草書潑墨……早期是古雅含蓄的趣味,晚近更炫人了,牡丹蜘蛛麵、赤狐花貓眼、涼風秋月夜、紅袍蠍子糖,櫻桃青衣、鴉片粉圓,七滴甜水、一夜浮花……李碧華舊作我幾乎是以一種集郵的心態去買去讀的,但到《泡沫紅茶》之後就沒再追。李碧華寫的是聰明,沒有多少聰明能經得起商業巨輪日日重覆消耗。只是我心頭,還是那個暗咬銀牙面冷心熱傲氣難折的李碧華。
忘了到底什麼時候迷上李碧華,只是家裡擺著一整排那天地圖書出版24開口袋書,個個念下去鏗鏘的書名,翻開書頁還見到,讓我無法推諉——少年時,我確實很迷李碧華。
應該是在圖書館找到她。少年校園文學我是一直沒興趣,衛斯理看得多嫌男子氣太重,林燕妮嚴沁看不下去,古詩詞又已雜七搭八地看了不少覺得夠了——找到李碧華《青蛇》、《潘金蓮之前世今生》,那種以今亂古的parody寫法,入眼就是與別不同。說到底,這暗暗也決定了一個少女將來要做個怎樣的(女)人。十幾年回頭,迷亦舒的女友幸福成婚去,讀小思的自然文質彬彬作育英才,我等看李碧華的則還是強出頭一臉孤憤。
李碧華才氣迫人利如尖錐,不屑才女二字——才不是穿名牌故作嫻雅的,她生性好強好勝,我記得她說過自己小時參加徵文比賽得亞軍,「得第二即是輸!」把獎狀胡亂塞到街邊垃圾筒,偏讓好心人拾了交到警局通知她家長去取回;她初出道時參加電視台的周年酒會,遭人白眼說「這靚妹會寫劇本?是三流小花旦吧?」,她寫:當時年輕臉皮較薄,忍不下這口氣,馬上走了。走下廣播道時寒風吹臉,不斷對自己說:「你要爭氣你要爭氣!」眼淚流了一身。——那場景我至今不忘,記得那樣清楚,簡直好像那個便是自己。
李碧華的驕傲哪裡來?想是來自張愛玲。作為張迷,李碧華對張愛玲推崇呵護,見張千里迢迢到溫州去見胡蘭成和小周,就替張滿腹委屈。《青蛇》裡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句子:「每個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兩個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間的,點綴他荒蕪的命運。——只是,當他得到白蛇,她漸漸成了朱門旁慘白的余灰;那青蛇,卻是樹頂青翠欲滴爽刮脆辣的嫩葉子。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櫃中悶綠的山草藥;而白蛇,抬盡了頭方見天際皚皚飄飛柔情萬縷新雪花。 」這明顯是parody張愛玲《紅玫瑰白玫瑰》的名句:「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朱砂痣。」
相比起來,張愛玲心思當更深沉蒼涼。像上述紅白玫瑰之比過後,張還有振保的一層:說他有始有終、有條有理,萬事都變得理想、「萬物各得其所」——這而且是反諷,張總共有四層轉折,寫到人心底深淵,臉上卻還淡然不當一回事,像真正體面人家,不說破。相比起來,李碧華大概三層轉折吧,不至於超然雲端,像是南方蠻夷姑娘的天真潑辣,未到張愛玲那令人骨寒的境界。取法乎上得其中。饒是張的七成功力,李碧華在本地也是以狠辣透徹見稱的。
只是我記得我喜歡她,是因《白開水》(她第一本散文集)裡幾乎字字珠璣,全無格套。而《生死橋》的跳躍反見綿密,曾也令人傾倒。下筆冷、心頭熱,貌俗質雅,我有段時間真覺得寫成像李碧華這樣就很好,少時暗地學過她的遣詞造句。
句子精練方見聰明,李碧華本地首創「長短句」的結集出版方式——從日常專欄的爬格子小文裡,一一剪下金句格言來。都巿人大概喜歡李碧華那種尖酸刻薄、像教你奸詐出術,其實她是太敏感聰明,在故事乍起時就想到了結局。她是那種會常常發現自己「著了道兒」、「機關算盡太聰明」的聰明人,而非「勝者全取」。李碧華深知好勝而往上爬、非要得到心頭物的絞盡心力,所以筆下一旦放軟、厭世,就有鴉片般的味道,這就是香港這忙碌城巿的一體兩面。也是因她知道執著知道高傲,好寫含恨、妒忌、失敗、受辱等等非面感情,所以擅寫鬼故,其中的森森鬼氣,是《聊齋》的鬼氣,而不是《古靈精怪東南亞》的邪氣。而我另一本最愛,是《天安門舊魂新魄》:她的專欄文章寫八九那時城巿的關懷、港人對國家的尷尬之愛,比指涉五四的小說更動人,由此乃知,李碧華始終是立足人間。
佛家說色即是空,但李碧華常反過來教我們:色相最是迷人,遠比靈魂重要;她對「名」的考究,遠勝於「實」。於是李碧華的書都有美麗或促狹的書名,而且是成系列的互相呼應。有段時間我幾乎能順序背出那堆書名,青紅皂白紅塵白髮綠腰,戲弄糾纏幽會,水袖草書潑墨……早期是古雅含蓄的趣味,晚近更炫人了,牡丹蜘蛛麵、赤狐花貓眼、涼風秋月夜、紅袍蠍子糖,櫻桃青衣、鴉片粉圓,七滴甜水、一夜浮花……李碧華舊作我幾乎是以一種集郵的心態去買去讀的,但到《泡沫紅茶》之後就沒再追。李碧華寫的是聰明,沒有多少聰明能經得起商業巨輪日日重覆消耗。只是我心頭,還是那個暗咬銀牙面冷心熱傲氣難折的李碧華。
8/09/2010
竟然是中孚
.問事1:
易.六十一:風澤中孚 上巽下兌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序卦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無變卦)
釋義
----
.問事2(與事1相繫)
易.六十一:風澤中孚 上巽下兌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序卦傳」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小註:年前曾卜到渙卦初六「用拯馬壯」,可能在講同一匹馬……)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釋義
變卦:
易.十:天澤履 上乾下兌
履虎尾,不咥人,亨。
釋義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當年的互卦是山雷頤(「觀頤,自求口實」),今日的互卦又是山雷頤。
日日不能決斷的人,卻連接卜到風澤中孚,百般滋味,欲哭無淚。
易.六十一:風澤中孚 上巽下兌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序卦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無變卦)
釋義
----
.問事2(與事1相繫)
易.六十一:風澤中孚 上巽下兌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序卦傳」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小註:年前曾卜到渙卦初六「用拯馬壯」,可能在講同一匹馬……)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釋義
變卦:
易.十:天澤履 上乾下兌
履虎尾,不咥人,亨。
釋義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當年的互卦是山雷頤(「觀頤,自求口實」),今日的互卦又是山雷頤。
日日不能決斷的人,卻連接卜到風澤中孚,百般滋味,欲哭無淚。
8/08/2010
8/05/2010
8/04/2010
人間喜劇
(《人間喜劇》是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完全無深度的快感——並在離場後不斷想起夏宇的詩〈bad trip〉: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抵抗恨呢
真的 就用他说的最普通的爱
但也必得感觉到有其核心的吧
又实在用掉太多购物袋
另有其他迟疑
也是一时间无可替代
只能暗示:
要干就从灵魂干起经过肉体最后
还是得回到灵魂里去不然就心情坏透」)
喜劇的意義 ——思考《人間喜劇》
有說這兩年港片開始重生,在製作的完整性、巿場掌握度和跨境合作的順利上都有進步,也多了年輕導演開戲。港片一向被譏為商業低俗,然而這種港式低俗又因歷史原因,成為了港產片裡面不可忽視的一種成份。在社會怨氣日增、經濟乍暖還寒的時候,喜劇便成了可殺出一條血路的片種。在巿場偏向國際大片,影院票價高企的環境下,港式小本經營、卡士有限的喜劇所遭遇到的壓力,其實不可小覻。執筆之時,港式喜劇《人間喜劇》(下稱《人》)在淡巿中已收得七百萬的票房,微博上日日見杜汶澤力谷,有此成績也替《人》的製作班子高興。
喜劇往往要求我們把一切輕鬆視之,但其實如果細看,裡面也可看出好些門道出來。去年筆者看了小男人電影《矮仔多情》(阮世生導演),就感動非常,一再向人力薦。尤其在電影艱難之時,連低成本喜劇都可以是指涉電影本身的「後設電影」(meta-film),滿腹辛酸。
言電影之志
草根喜劇因為貼近社會,往往反映社會問題、集體情緒,而為了令觀眾在電影中尋得快樂,其中也多有言志和溫情成分。《人》裡面也有言志和溫情,這可循導演之一陳慶嘉那裡看出來。影片開首許紹雄講「殺手是一門夕陽工業」,其實是電影的哀嘆。
陳慶嘉(亦即著名「小男人」掌門人阿寬)近年為電影業多番奔走,《人》中也有強烈的小男人元素(王祖藍角色的婆媽軟弱畏縮柔情),更重要的是「電影」這個元素走到了台前:王祖藍本是電影編劇;搞笑、俠義的殺手杜汶澤,也是個影癡——後來電影更以杜汶澤和許紹雄割破電影銀幕潛入其中的超現實手法,去表示這個角色實在只存在於電影裡——只有港產片裡的英雄,才會這樣詼諧低俗、體貼人間,又能拯救弱男和大肚少女。《人》所言之志,就是電影不可亡、喜劇不會死——當杜汶澤和王祖藍兩個天南地北無交叉的人,一起看了惡搞版的《集結號》,其中一個哭成淚人,那二人就自然成了朋友。這便是電影的信仰:通過觀看同一銀幕上的故事,不同社會背景的人之間的縫隙,會被彌合起來。諧擬(parody)吳宇森《喋血雙雄》的經典場面那一節,也顯現出港式聰明:港產片的搞笑裡面有種很「現實」的眼光,創作人完全了解那種英雄夢幻的脆弱性——只要換幾個樣貌猥瑣的人來照做一次,就是笑點。而用英文講對白,不但是開吳宇森的玩笑,也可看成一個編劇演練「對白可以怎麼寫」。
對女性溫柔 形塑青年角色
另外筆者對於薜凱琪角色的塑造也感到有趣。以前女人喜歡迫男人發誓,但現下的少女確實不喜歡聽誓言——而薜表現那種一旦靠近就無法抑制地表露黑暗面的狀態,其實有其現實性。港女又兇猛又肯花錢,乃必要之客仔,於是如何表現惡女心事,就成了如今港片必要處理的問題。杜汶澤在生死一刻勉勵王祖藍兩件事:一、去電影公司sell橋要大聲講出來;二、喜歡一個女孩子就不要介意她精神有問題,因為喜歡一個人這事本身,已是精神有點問題的了。這當然是弱男世代中的一則重要溫馨提示,男女都聽得好不感動。
本片有年輕氣息,美指居功不少。比如王祖藍那唐樓蝸居內裡五臟俱全,狹小的空間作「宜家式」整理後擺了無數dvd和書,王祖藍因為去看電影節而太空館遇上薜凱琪,不斷如植入式廣告的本土影評雜誌《香港電影》,王杜二人同床時搞基疑雲而床頭竟然是一本《今天.香港十年專號》——如此種種深得我心。《人》似乎想吸引以至打造關心文藝和本土的新青年形象。
與新青年對照,那搞大陳美珍肚子的會考生,不讓他考試竟然就痛苦至死,則是強烈諷喻今日有些青年實在把考試看得太大。然而,王祖藍、陳美珍、會考生三種青年形象之間是否存在參差對照、有何關係?影片似乎沒有進行思考。低俗只是形式表徵,有時製作人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刻意為之,以求在巿場中殺出一條血路;但相比《矮仔多情》的內容豐富、眼光銳利,《人》則未免太點到則止。又如,無論是躁狂天愛還是大肚少女陳美珍,好像目標僅止於有個男人托付終生。
角色刻畫之薄弱,大概還是在於製作人對這些角色其實並不了解,甚至並不同情。正如王祖藍作為編劇,其實除了電影和自己個人的生活之外並無靈感的泉源。在觀影的整個過程中,筆者都非常投入,又笑又感動,覺得自己絕對會重看這套影片一次,但看完之後離開影院,卻有一種爽然若失的感覺,不再想看了——那種感覺很奇異,如腹中空虛,很希望做點別的什麼來令自己不那麼虛浮。這也許是因為,《人》裡還是比較缺乏可供思考的深度,和延伸的廣度。如果杜汶澤不只是王祖藍完全自我投射式的虛構角色,他可會再勉勵王祖藍多兩句:電影編劇,除了要懂得大聲sell橋、要拿到電影合約外,更重要的,應該還是一個豐富耐看的劇本吧。
7/28/2010
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李維怡的《行路難》
(文章六月刊於星島,並因此而大量引述〈笑喪〉中的八九年描寫)
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李維怡的《行路難》
我們為什麼要讀小說?最正典的解釋是: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小說的世界往往要比我們所能接觸到的現實世界更廣闊一些,延伸了我們個人的觸鬚,拓闊了我們個人的生命。因而文學總是有公共價值、公共面向。而小說能以文字引發我們對許多問題的深刻思考,對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和建立,比日常浪奔浪流的新聞和影像要有力和影響深遠得多。
李維怡十多年來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近年尤其關注社區重建問題,製作了關於喜帖街的紀錄片《黃幡翻飛處》。其實她在九十年代中期曾獲得過台灣聯合文學的小說新人獎,文字實力是公認的。但她一直低調,潛心於服務社會,去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說結集《行路難》。「行路難」是古樂府的舊題;而我們今日的社會什麼都強調輕易、消費,連政改都用跳社交舞來比喻,還有什麼稱得上是「難」的?
平凡人的真實
前文所述較具公共價值的文學,除了需要廣闊的心靈外,廣闊的社會接觸面也很重要。台灣小說家駱以軍曾說,我們這一代都是經驗匱乏者,唯有靠閱讀來增加自己生命的接觸面、開拓想像力。李維怡的小說文字並不艱澀,即使是重要場面,她也是以簡潔清晰的文字來處理,也不花很多筆墨描寫環境、人物。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普羅社會中平凡人與理想者掙扎的過程。這些人性格與背景不同,有大學生、撿破爛的阿婆、中港家庭、有逃學生、有一般想過平穩生活的女人、有供樓的中產……這些人的外型並不突出,性格也少有極端。李氏筆下觸及許多歷史與社會大事,但她並不造英雄供人膜拜,筆觸也不煽動。她常寫人物的感覺與思想,這些普通人甚至不會用很精巧的語言去說出自己的感覺——但他們在社會中常常產生異樣的感覺,無法言傳,以至成為喉頭噎住的魚骨。這種留白的態度並非精英主義文學的取態;這種狀態很接近日常,但又超越麻木。這是李維怡異於一般文學作者的獨特態度,雖然筆者個人認為,在關鍵場口不必低調太過。
李維怡用極高的耐性,將各種不相干的人物從各處慢慢組織起來,互相發生關係,共同分享某些歷史時刻。人物在其中成長、前進或後退,相聚又分散。近年很少青年作者具有這樣的整體組織力。
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認為,現實主義的作品必須能夠體現歷史的動力與發展。而歷史中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會集中到某些「典型人物」身上,呈現最大的碰擊。李氏的作品主角往往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一些旁觀者;比如〈笑喪〉中的敘事者林曦,是個文藝青年,與朋友出版獨立雜誌,後來還成了小有名氣的「文化評論人」。他一方面有著知識份子的良心和敏感,能夠體察時世,在八九、居港權、廿三條時都會與社會緊密連繫,但同時又選擇過平凡人的生活;林曦與另一立場更為基進、道德原則更高的角色林采希長時間並肩作戰、有一種超越愛情的「同志之愛」,卻經常感到她和自己距離很遠。在關鍵時刻,林采希總是堅持自己的原則,在他眼前消失掉。另一方面,為林曦起名的三叔公,則是曾參與三十年代內地工運、坐過牢的知識份子,臨死還叫人做「同志」,並要求在自己的靈堂上播國際歌——在林曦眼中,這是一些他不了解,但又與他無法割斷的歷史,始終朦朧如血液在身體裡流動。
以小說見歷史
林曦出於良知而參與歷史時刻,也許他心底更大程度上是希望幫助林采希。比如八九年,當時是中學生的林曦,覺得老師對國家的真情流露令師生距離拉近,整個城巿都對陌生人很友善,友善到他覺得陌生。在遊行裡人人臉上掛著笑容,「因為一些遙遠的犧牲,各人同時將心裡某一塊碎片放了出來,而只要你自己放了出來,你便會認得出周圍那些擁有碎片的人。忽然,不因為名字,不因為身份,不因為職業,不因為言語,大家有了共同的名字,而忽然獲得了陌生人的友善和信任。」只有這時,林曦才明白了三叔公口中的「同志」大概是什麼意思。李維怡透過林曦半投入半抽離的參與,側筆寫出大型的群眾運動,其真實感與複雜程度,絕非只看電視劇、新聞或流行小說的人所能企及。
香港作家一般喜歡寫小歷史、個人經歷的現實。不是沒人寫過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但李氏小說是中比較成功的現實主義嘗試。她的小說裡往往有許多不同立場互相碰撞,但不同聲音的碰撞不等於很多爭吵,也不一定就像政府諮詢裡官員那順滑的「我聽到你的意見」,而往往是一種艱難狀態:將不同的想法合理化之後,由一個主體去消化,花盡心力的思考與行動。
做一個有尊嚴有理想而理解他人的人,又同時改變社會。一條簡單的道路,多麼易走,多麼難走。
7/20/2010
不面對現實小口訣
將所有的人都當成誠實的人來對待。那麼你就能保持自己的真誠。
想像三年後那些人會明白。那麼你就可以忍受目下的誤會。
認定某些人為不能離棄的人。那麼你就勉強判斷了混亂的形勢。
宣稱睡覺是不必要的東西。那麼你就不妨坐在桌面再寫一篇文。
暗誦世界會變得更壞而與你無關。那麼你就會冷靜下來重新擬定策略。
想像三年後那些人會明白。那麼你就可以忍受目下的誤會。
認定某些人為不能離棄的人。那麼你就勉強判斷了混亂的形勢。
宣稱睡覺是不必要的東西。那麼你就不妨坐在桌面再寫一篇文。
暗誦世界會變得更壞而與你無關。那麼你就會冷靜下來重新擬定策略。
7/19/2010
讓我有不可愛的權利
看到書封面時很激動,素描+水彩的細節化背景,日本漫畫格局的封面裡出現香港本土事物(那些水馬!皇后清場後的水馬!),然後中間是pandaman塗鴉風格、擬骷髏化的大頭。在質感經營上也許是江記的一個新巔峰,而他始終將自己深信的平板、潦草、粗礪式的風格置於台前。
江記是將前年連載的pandaman重新再畫一次——這可比陳丹青將以前的中國古畫冊重畫為油畫——是一種藝術行為,也是將漫畫這種技藝(craftmanship)的層次再提升。日前說過一句「你不是面對了現實,你只是變得現實了」,其實我比表現出來的更百感交集。江記呢,江記就是面對了現實之後還是沒有變得(負面意義上的)現實。畫得更有質感無疑有其討好讀者的性質(我常說江記你的封面不要太淡,要再裝飾性一點才易入口),但始終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事,還是藝術態度。
Pandaman: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序江康泉《PANDAMAN敗時代》
熊貓本是我國瀕臨絕種動物,這種可愛生物的一臉憨態,胖嘟嘟,彷彿只會咬著竹子緩慢行動,惹來無限憐愛,以致我國有所謂「熊貓外交」——結果這種「外交」竟用以同撫慰台灣及香港同胞,一方面掩飾一方面印證我們既是同胞又是outsider的尷尬處境。以前我們有安安佳佳,2007年新熊貓佳侶盈盈樂樂來港,所有媒體熱捧,收費電視台甚至設有熊貓台、讓人24小時看著牠們的一舉一動吃喝拉撒。這算不算一種挾持呢——每年組織七一的民間人權陣線,發言人孔令瑜有次忍不住向我表示「我也很喜歡熊貓!牠們被利用了,真替他們抱不平!」赤裸坦白,這明顯是為夏季政治氣氛降溫的一個政治措施。當時曾特首民望高企,以效果論,熊貓公關大勝2010年的「起錨」計劃——如果盈盈樂樂拿到「起錨」廣告那幾百萬,牠們也許可以回四川好好建設震後的臥龍災區。
我曾在多個教授創作的課程中,聽過江康泉「Pandaman」的意念形成過程。那是一個變形的過程:保留熊貓的形象讓故事能讓大眾熟悉並受落,但改變其中幾個關鍵:Pandaman瘦削、敏捷、果斷、沒有人間煙火的牽絆,如武俠小說裡毋須交待收入來源而飛簷走壁的俠盜,以現代化、有直接行動意味的噴漆為武器。比較Pandaman與主流媒體中熊貓的形象,就可看到創作的逆向思維實在是激勵人心。江康泉的意念轉換是非常具藝術性的,而他又竟然找到非常大眾化的類型片手段、漫畫媒介來表達,在這一點上已達國際水平。
Pandaman就其根源而言,比美國漫畫裡的dark hero再可愛一點,同時貫徹漫畫針貶時弊、為民眾創造英雄寄託憤懣,這個意念尖銳得來非常可口。喜歡Pandaman的人可能都多少喜歡熊貓;而認同Pandaman的人——心底難免有這個呼聲:在某些時刻,讓我有不可愛的權利!我不要像軟甜的糖果那樣溶掉!
漫畫為甚麼吸引?因為漫畫是現實以外的另一個世界。這種大眾藝術建立於大眾意識、草根社會,反映折射著人民的共同意識、內在情感,但往往不容於建制或所謂的大雅之堂。我清楚記得中學時被家人搜出私藏的日本漫畫,儘管我當時同時讀古詩詞,仍然意味著「我已學壞了」。漫畫往往是反叛的,它的世界就是由某些建制所排斥的特質所帶動的,正是殖民社會就會有《中華英雄》。是以在漫畫的世界裡,人物的情感、行動、言行都傾向激烈、極端,愛恨恩仇對立分明,方式超越想像。選擇漫畫這事物,就證明著身上反建制的因子。是的,我的意思是,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反建制,想對抗庸常、機械、格套、溫馴、由上而下、純利益計算的世界。
漫畫是一種大眾藝術,它不能完全與超越時代、面向永恒的藝術品相比擬。《聖鬥士星矢》不會勝過《戰爭與和平》。然而時代與時代之間的裂縫,反過來會印證過時漫畫的價值。小學時很迷《聖鬥士星矢》,它確是比較粗糙和機械化,但其中許多基本價值如強調義氣、追求自我突破、褒揚低級者挑戰有權位的高手、為同伴及更高遠的目標犧牲等等草根男性主題,其價值是要到十幾年後,與消費社會見利忘義勝者全取的氛圍一比,才如出水明礬擲地有聲。正是十數年回頭時我才知道要慶幸,幸好那時我迷的是《聖鬥士星矢》。
《Pandaman》之故事構思絕對是建基於我們這個混亂的時代的,像保衛大樹、以音樂會為抗爭形式、超級巿場的偽減價促銷策略等等,香港人都能會心微笑,痛在心頭。而一個建制接近完全主導的社會裡,就因《Pandaman》忠誠承擔漫畫的反建制使命,江康泉的立足點也將是超越時代的。在這個世界裡,軟弱的人有機會強壯起來,抗爭的形式充滿樂趣,說出不滿、阻止不義是必然的事,現實的界限不斷被推後——在《Pandaman》緊張的快感中、大量的動作場面中,我們慢慢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and yet to come——我們手執漫畫,為更好的未來之存在形式,預先演習、準備。
江記是將前年連載的pandaman重新再畫一次——這可比陳丹青將以前的中國古畫冊重畫為油畫——是一種藝術行為,也是將漫畫這種技藝(craftmanship)的層次再提升。日前說過一句「你不是面對了現實,你只是變得現實了」,其實我比表現出來的更百感交集。江記呢,江記就是面對了現實之後還是沒有變得(負面意義上的)現實。畫得更有質感無疑有其討好讀者的性質(我常說江記你的封面不要太淡,要再裝飾性一點才易入口),但始終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事,還是藝術態度。
Pandaman: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序江康泉《PANDAMAN敗時代》
熊貓本是我國瀕臨絕種動物,這種可愛生物的一臉憨態,胖嘟嘟,彷彿只會咬著竹子緩慢行動,惹來無限憐愛,以致我國有所謂「熊貓外交」——結果這種「外交」竟用以同撫慰台灣及香港同胞,一方面掩飾一方面印證我們既是同胞又是outsider的尷尬處境。以前我們有安安佳佳,2007年新熊貓佳侶盈盈樂樂來港,所有媒體熱捧,收費電視台甚至設有熊貓台、讓人24小時看著牠們的一舉一動吃喝拉撒。這算不算一種挾持呢——每年組織七一的民間人權陣線,發言人孔令瑜有次忍不住向我表示「我也很喜歡熊貓!牠們被利用了,真替他們抱不平!」赤裸坦白,這明顯是為夏季政治氣氛降溫的一個政治措施。當時曾特首民望高企,以效果論,熊貓公關大勝2010年的「起錨」計劃——如果盈盈樂樂拿到「起錨」廣告那幾百萬,牠們也許可以回四川好好建設震後的臥龍災區。
我曾在多個教授創作的課程中,聽過江康泉「Pandaman」的意念形成過程。那是一個變形的過程:保留熊貓的形象讓故事能讓大眾熟悉並受落,但改變其中幾個關鍵:Pandaman瘦削、敏捷、果斷、沒有人間煙火的牽絆,如武俠小說裡毋須交待收入來源而飛簷走壁的俠盜,以現代化、有直接行動意味的噴漆為武器。比較Pandaman與主流媒體中熊貓的形象,就可看到創作的逆向思維實在是激勵人心。江康泉的意念轉換是非常具藝術性的,而他又竟然找到非常大眾化的類型片手段、漫畫媒介來表達,在這一點上已達國際水平。
Pandaman就其根源而言,比美國漫畫裡的dark hero再可愛一點,同時貫徹漫畫針貶時弊、為民眾創造英雄寄託憤懣,這個意念尖銳得來非常可口。喜歡Pandaman的人可能都多少喜歡熊貓;而認同Pandaman的人——心底難免有這個呼聲:在某些時刻,讓我有不可愛的權利!我不要像軟甜的糖果那樣溶掉!
漫畫為甚麼吸引?因為漫畫是現實以外的另一個世界。這種大眾藝術建立於大眾意識、草根社會,反映折射著人民的共同意識、內在情感,但往往不容於建制或所謂的大雅之堂。我清楚記得中學時被家人搜出私藏的日本漫畫,儘管我當時同時讀古詩詞,仍然意味著「我已學壞了」。漫畫往往是反叛的,它的世界就是由某些建制所排斥的特質所帶動的,正是殖民社會就會有《中華英雄》。是以在漫畫的世界裡,人物的情感、行動、言行都傾向激烈、極端,愛恨恩仇對立分明,方式超越想像。選擇漫畫這事物,就證明著身上反建制的因子。是的,我的意思是,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反建制,想對抗庸常、機械、格套、溫馴、由上而下、純利益計算的世界。
漫畫是一種大眾藝術,它不能完全與超越時代、面向永恒的藝術品相比擬。《聖鬥士星矢》不會勝過《戰爭與和平》。然而時代與時代之間的裂縫,反過來會印證過時漫畫的價值。小學時很迷《聖鬥士星矢》,它確是比較粗糙和機械化,但其中許多基本價值如強調義氣、追求自我突破、褒揚低級者挑戰有權位的高手、為同伴及更高遠的目標犧牲等等草根男性主題,其價值是要到十幾年後,與消費社會見利忘義勝者全取的氛圍一比,才如出水明礬擲地有聲。正是十數年回頭時我才知道要慶幸,幸好那時我迷的是《聖鬥士星矢》。
《Pandaman》之故事構思絕對是建基於我們這個混亂的時代的,像保衛大樹、以音樂會為抗爭形式、超級巿場的偽減價促銷策略等等,香港人都能會心微笑,痛在心頭。而一個建制接近完全主導的社會裡,就因《Pandaman》忠誠承擔漫畫的反建制使命,江康泉的立足點也將是超越時代的。在這個世界裡,軟弱的人有機會強壯起來,抗爭的形式充滿樂趣,說出不滿、阻止不義是必然的事,現實的界限不斷被推後——在《Pandaman》緊張的快感中、大量的動作場面中,我們慢慢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and yet to come——我們手執漫畫,為更好的未來之存在形式,預先演習、準備。
7/14/2010
寫字的女人
7/09/2010
其實我真係想自己有更多時間去文學節
期待更有想像力的香港文學節
在六七月的熾熱政治氣氛中,香港文學節則是靜悄悄的開始。往年文學節由康文署、藝發局及公共圖書館合辦,今年則少了藝發局。不過,文學節的體制仍在,場刊仍然包羅萬有,照顧了文學的不同愛好者。
從親密小眾到公共
今年文學節以「一步一腳印」為題,故此有一系列作家講座,主角是文壇名宿或文學界重鎮,而講座則邀請與他們關係親密的文學人發言,如鍾玲教授與其王良和、吳美筠、劉偉成等講述他們亦師亦友;同樣從事兒童文學的黃慶雲與周蜜蜜母女、潘金英潘明珠姐妹等等。這個策劃堪稱有趣:文學的傳承往往是從小而親密的圈子開始,這個策劃更進一步將這種「小圈子」異想天開地實現化!不過,筆者是欣賞這種策劃的,它畢竟有角度有心思。台灣能有三三派、朱氏姐妹,也都是社會慢慢培養認同。只要講者們在演講時照顧未必熟悉的受眾,想法讓私密的故事都講得好,那麼文學那種強調個別性、親密性而又具普遍性的動人處必能傳達出去。
除了有親密向度,香港文學節應該更有公共向度。這對文學其實不太難。比如近年香港社會講「集體回憶」,上屆的香港文學節其實也有涉及。近年香港青年的本土意識萌芽,文學節大可參考90年代中本土熱期間出版的書籍之方向(如《環頭環尾私檔案》、《香港文學@文化研究》等),再策劃方向。筆者有份的籌劃的文學雜誌《字花》,也是考慮到近年香港青年愛好本土舊物,香港文學本有草根的混雜傳統(如「三及第」體),又喜諷喻怪論,於是加雜在一起,搞了個「不文學——不規範中文創作」,也算曲折地回應時勢。如今關注本土的熱情青年,往往兼具歷史探索的熱情,文化機構要好好把握。
像上屆開始舉辦的「香港文學行腳」,就是文學節裡的重頭節目。今年邀請作家加上歷史學者,帶參與者作電車遊、走大澳、賞圍村,這種安排由政府文化組來做,自然優勝於一般的民間導賞,參與的價值頗高。以電車遊為例,丁新豹教授西環至北角沿線指點皆成典故,劉偉成整理了各種關於電車的文學作品,以電車的叮叮聲、有路軌等特徵,解釋了為何電車總是與回憶、友情有關。「文學行腳」可稱是文學節將個人擴展到公眾的一個良好嘗試,希望可以精益求精,也可通過出版來將這些成果結集下來,作為公共領域的資源。
再進步的可能
筆者從在大學讀書期間,就是文學節的座上客,當然也希望它能夠愈辦愈好,成為香港文學的龍頭帶領者,給民間指示方向。文學節體例已漸完善,如今的限制實在是官僚體制上的限制。筆者年前曾大聲疾呼,希望文學節可以殺出公共圖書館,與城中各個文化地點連結,壯大聲勢,也令活動形式不必拘泥於中央圖書館的演講廳,營造更互動互平等更多樣化的講者—觀眾關係。「文學行腳」的成功就在於它跑出了圖書館。
除了主辦單位現有的預先編排比賽、屆時揭曉外,延伸文學節的方法還有很多。比如主辦方何妨主動為文學節打造焦點,如贊助焦點作家撰寫新作,在文學節期間出版;或由文學節催動某重點作品的改編、甚至推出以文學為題的周邊商品(如十部張愛玲燼餘錄tee、「蕭紅@聖士提反」手辦、劉以鬯《酒徒》杯具),都可令文學節在有真正焦點的同時,有所延伸。
此外,文學節的策劃,不妨是膽大心細,愈有獨特的立足點與性格愈好,只需在整體上持平開放便可。比如台北詩歌節,每屆由獨立策展人向台北基金會申請,開放的競爭可以催生更多出色的構思。比如,「病」,特別是「情緒病」,都是歷來與作家們的切身問題、甚至是他們創作的關鍵,文學節不妨直取此核心。近年香港社會之貧富懸殊甚受關注,我們何妨回看殖民地年代的辛酸文學?執筆之時,台灣詩人商禽病逝——我們又何妨直面死亡,以文學節來緬懷逝者?文學不止是生者的事啊。
這些提議對圖書館來說可能太大膽、不夠健康——文學節何時能放下合家歡式取悅所有人的包袱,令香港文學節像香港文學那樣有特色?
此外,筆者明白文學有其潔癖,但或者也可考慮一些商業推廣的手法。比如合作媒體和代言人。上次看到流行雜誌報導「無伴奏音樂節」,以方大同和王菀之為代言人,兩位明星也算能傳達出音樂節的重點訊息,而雜誌在編排上也沒令之淹沒在廣告和八卦中。香港時尚雜誌被商業侵蝕太重,我也樂於看看由他們來處理文學,如何以新洗舊,以俗飾雅。要之,文學本是人類的共同事業,應該是由社會各個崗位共同去做的。
在六七月的熾熱政治氣氛中,香港文學節則是靜悄悄的開始。往年文學節由康文署、藝發局及公共圖書館合辦,今年則少了藝發局。不過,文學節的體制仍在,場刊仍然包羅萬有,照顧了文學的不同愛好者。
從親密小眾到公共
今年文學節以「一步一腳印」為題,故此有一系列作家講座,主角是文壇名宿或文學界重鎮,而講座則邀請與他們關係親密的文學人發言,如鍾玲教授與其王良和、吳美筠、劉偉成等講述他們亦師亦友;同樣從事兒童文學的黃慶雲與周蜜蜜母女、潘金英潘明珠姐妹等等。這個策劃堪稱有趣:文學的傳承往往是從小而親密的圈子開始,這個策劃更進一步將這種「小圈子」異想天開地實現化!不過,筆者是欣賞這種策劃的,它畢竟有角度有心思。台灣能有三三派、朱氏姐妹,也都是社會慢慢培養認同。只要講者們在演講時照顧未必熟悉的受眾,想法讓私密的故事都講得好,那麼文學那種強調個別性、親密性而又具普遍性的動人處必能傳達出去。
除了有親密向度,香港文學節應該更有公共向度。這對文學其實不太難。比如近年香港社會講「集體回憶」,上屆的香港文學節其實也有涉及。近年香港青年的本土意識萌芽,文學節大可參考90年代中本土熱期間出版的書籍之方向(如《環頭環尾私檔案》、《香港文學@文化研究》等),再策劃方向。筆者有份的籌劃的文學雜誌《字花》,也是考慮到近年香港青年愛好本土舊物,香港文學本有草根的混雜傳統(如「三及第」體),又喜諷喻怪論,於是加雜在一起,搞了個「不文學——不規範中文創作」,也算曲折地回應時勢。如今關注本土的熱情青年,往往兼具歷史探索的熱情,文化機構要好好把握。
像上屆開始舉辦的「香港文學行腳」,就是文學節裡的重頭節目。今年邀請作家加上歷史學者,帶參與者作電車遊、走大澳、賞圍村,這種安排由政府文化組來做,自然優勝於一般的民間導賞,參與的價值頗高。以電車遊為例,丁新豹教授西環至北角沿線指點皆成典故,劉偉成整理了各種關於電車的文學作品,以電車的叮叮聲、有路軌等特徵,解釋了為何電車總是與回憶、友情有關。「文學行腳」可稱是文學節將個人擴展到公眾的一個良好嘗試,希望可以精益求精,也可通過出版來將這些成果結集下來,作為公共領域的資源。
再進步的可能
筆者從在大學讀書期間,就是文學節的座上客,當然也希望它能夠愈辦愈好,成為香港文學的龍頭帶領者,給民間指示方向。文學節體例已漸完善,如今的限制實在是官僚體制上的限制。筆者年前曾大聲疾呼,希望文學節可以殺出公共圖書館,與城中各個文化地點連結,壯大聲勢,也令活動形式不必拘泥於中央圖書館的演講廳,營造更互動互平等更多樣化的講者—觀眾關係。「文學行腳」的成功就在於它跑出了圖書館。
除了主辦單位現有的預先編排比賽、屆時揭曉外,延伸文學節的方法還有很多。比如主辦方何妨主動為文學節打造焦點,如贊助焦點作家撰寫新作,在文學節期間出版;或由文學節催動某重點作品的改編、甚至推出以文學為題的周邊商品(如十部張愛玲燼餘錄tee、「蕭紅@聖士提反」手辦、劉以鬯《酒徒》杯具),都可令文學節在有真正焦點的同時,有所延伸。
此外,文學節的策劃,不妨是膽大心細,愈有獨特的立足點與性格愈好,只需在整體上持平開放便可。比如台北詩歌節,每屆由獨立策展人向台北基金會申請,開放的競爭可以催生更多出色的構思。比如,「病」,特別是「情緒病」,都是歷來與作家們的切身問題、甚至是他們創作的關鍵,文學節不妨直取此核心。近年香港社會之貧富懸殊甚受關注,我們何妨回看殖民地年代的辛酸文學?執筆之時,台灣詩人商禽病逝——我們又何妨直面死亡,以文學節來緬懷逝者?文學不止是生者的事啊。
這些提議對圖書館來說可能太大膽、不夠健康——文學節何時能放下合家歡式取悅所有人的包袱,令香港文學節像香港文學那樣有特色?
此外,筆者明白文學有其潔癖,但或者也可考慮一些商業推廣的手法。比如合作媒體和代言人。上次看到流行雜誌報導「無伴奏音樂節」,以方大同和王菀之為代言人,兩位明星也算能傳達出音樂節的重點訊息,而雜誌在編排上也沒令之淹沒在廣告和八卦中。香港時尚雜誌被商業侵蝕太重,我也樂於看看由他們來處理文學,如何以新洗舊,以俗飾雅。要之,文學本是人類的共同事業,應該是由社會各個崗位共同去做的。
7/04/2010
《字花》五年來第一本自己的書
《字花》自己的書,其實是青年作者的合集。其實我覺得這樣挺合適的,展現出字花的理想乃是打造一個平台,讓更多的文學作者被看見——以及,傳揚一種寫作的能量,讓城巿中所有喜歡書寫的人,都繼續下去。
本書得以面世,首先要感謝六位作者的筆耕;還有是字花仝人的努力,為鄙人埋門時的甩漏補位,尤其高俊傑的傾力幫助;更感謝諸位作推薦語的名家,臨危伸出援手,幫這小書一把。設計者陳家永遭我bully,在此為他歡呼。書封面素淡,但裡面的設計絕對是有突破的。
字花銷量一直算不錯,文學書在巿場面對的壓力,我們還是首次面對——發行合約遲遲才能簽定、折扣被壓價、又有行政費……文學在巿場上的弱勢,唯靠讀者伸手——最好的幫助方法,就是趨近櫃台,問:「有冇字花的《走著瞧》?」這可真實幫助《走著瞧》及《字花》在茫茫書海中浮出水面。先感謝大家。
對抗消耗(又名:小識紫地丁)
——《走著瞧》編序
本書結集的是六位近年於香港冒起的青年新銳作家之作品,也是文學雜誌《字花》誕生五年以來,出版的第一本書。
***
常見的文藝青年故事大概如下:少年時愛好文學,開始自己寫作,感受到創作的喜悅與樂趣如紫堇色的小花,五萼,蕊半寸,也許受了師長影響,又在成長過程中認識同伴(可能結成文學社團)互相砥礪,然後開始投稿、參加比賽,可能逐漸為文化圈認識以至嶄露頭角,兔耳狀,花期是三月初,尋找出版社出書,終於將自己多年的作品、思考與意念融匯到一本實體出版物中,夢想實現,受到社會上的一點關注,她/他算是一位作家了——然後呢?
令人唏噓的是,文藝青年的真正困境是在於出版了第一本書、圓了出版夢之後。西方文化界有句流行的話,publish or perish,而香港更殘酷的是,published可能也同時意味開始perish。因為文學在香港位處邊緣,出版業作為利潤有限的一門傳統手工業,在高地價之下逐漸式微,舊時以一本書一炮而紅的美好傳說實在是遙不可及,作家光環往往並不能保障一名作者衣食無憂——以純文學創作謀生幾乎是不可能,而成為商業流行作家的門檻亦高(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抵得住每年出六至十本書的出版機械消磨)——青年作家們的處境困難,方向模糊。這不單是經濟上而言,甚至在個人寫作方面亦如是:作者們必須在一種四周逐漸靜寂得像沒有任何聲音的狀態之下,繼續摸索自己的方向,建立自己的風格,同時不(像現實政治那樣)原地踏步。一代一代,都有青年作家「寫到殘」,或是在壓抑自我的環境下逐漸失去自我的聲音,或者在自我重複中驚見自我的乾枯。他們如塵埃,在陽光裡會有美麗的金色,爾後卻在城巿中經歷日復一日的消耗。紫花地丁,初冬時便枯萎。一代代的文藝青年就這樣消耗掉。
《走著瞧》就是想對抗這種消耗狀態。
***
2006年,當《字花》出了兩期,編輯們就商討著要為青年寫作社群做些甚麼。有編輯想起《素葉文學》等先行者的雜誌,曾為一些當時的青年作者編專輯,讓他們的風格能夠完整地體現,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部分作者如杜家祁、樊善標、邱心等,後來都成了香港文學的當代中堅,也成了部分編輯的師長。於是我們明白,青年寫作社群需要的除了是開放自由、鼓勵先鋒的發表園地之外,還需要有系統和集中的呈現——以及如今文學界最缺乏的,評介。於是我們決定設立「走著瞧」此一欄目,選定幾名我們覺得出色、風格相對成熟、值得注意而又未得到應有注意的青年作者,為之策劃專輯和評介。取名「走著瞧」,一來是期許作者們繼續成熟,二來是想提倡一種寫作的張揚姿態。
本書附評介於後,以圖讓公眾更能把握作者的面貌,引發更多討論。寫評介必須有切入點,反過來映照出這六位作者的相對成熟:他們都已摸出了自己的創作路向和基本風格。敢稱「新銳」,是因為作者們的作品仍未是那種已經據有安全位置的,意態閒雅的抒懷之作。相反,他們常常站在邊際。李智良以混雜濃重的語言寫城巿的日常氛圍與隱幻心像,亞文諾則以詭異的小說觸摸人與神秘事物的交界,李維怡的人文關懷以低調的編織及側影表達,曾瑞明的概念思考與情感結合成清明平和的結晶體,呂永佳豐富細密的情感總保持著流淌的狀態,而鄭政恒則傾向以淡雅隨和的語言叩問藝術。其中四人在本書製成之前已出版了個人的第一本書,並獲得了矚目的獎項。未有個人結集的亞文諾和曾瑞明,也早已超越了一般信手拈來的水平。本書為了讓大家更認識他二人,給予了他們更多篇幅。
***
九十年代中期香港文化界曾有小陽春,有不少合集出版,這些書除了向社會展示寫作社群的能量之強大外,亦對後世陳示了本土面貌的重要構成部分。比錢雅婷所編之《十人詩選》、羅貴祥編的《觀景窗》、凌鈍、杜家祁、樊善標編的《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黃燦然、劉偉成、陳智德編的《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都對我等後輩有重要影響。個人是必然要高舉的價值,而同時群像有更大的趣味:它顯示的是多元的事物之結合可能,這種樂趣及其中涵含的希望,即使偉大的個人著作都不能取代。
本書的內容和文體是相對駁雜的。這對於讀者來說有一點點要求。六位風格和創作方法各異的作者,以他們的文字編織出自己的世界,而本書堅持把他們放在一起展示,稱之為新銳。讀者必須在口味上比較開放,心靈須具有足夠的彈性,在不同的世界中出入自如,對不同的作者轉換不同的理解方式。反過來說,作為編輯我其實不抗拒讀者持挑剔一點的眼光去看本書,有批評最好。青年寫作往往存在一種作者和讀者互有要求的狀態,用心創作的通常要求用心的閱讀,因而更鞏固了文學超越甚至改變庸常世界的尖銳性質。
要對抗消耗,寫作者必須更強壯。如果青年想像的文學,只有關心自己、重視發表和比賽、捍衛個人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寫作這些向度,反而是危險的,因為只有很堅定的人才能寫下去。香港文學少人參與、青年作者無後繼力,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青年作者未能發掘除了自己以外的關心點。當出了書、玩厭了比賽,就沒甚麼好幹了。因此青年作家的成長,亦必然是從自我的一種擴闊——創作本身同時是一種向內深掘又向外漫衍或碰撞的過程。像李智良呂永佳曾瑞明,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間;像李維怡有荔園鄭政恒有朋友居處,我們每個人都有回憶;亞文諾的幽秘意念,也曾在我們心頭浮現過吧。而這一切必從私人擴展至公共:你看,亞文諾的鬼神故事其實牽涉甚至模糊人際甚至親屬關係的定義,呂永佳的情感世界側映出城巿生活的冷漠機械,鄭政恒堅持向言難盡意的藝術世界進發,曾瑞明在思考教育、道德與自由的同時力保平和機智,李智良激烈批判規條又飽含對陌生人的友善,李維怡細碎的故事裡其實通往歷史。他們持續在我城各處,以個人獨特的眼光、切身的經驗、深入的思考、異樣的想像、力圖突破的筆觸,去成為一個寫作者。編輯祝願他們更加強壯,像李智良在開會時提出的促銷口號:「我地未死!有排!」也希望我城的其它寫作者一同強壯,不要被城巿的機械運作消耗。查花卉圖鑑,紫花地丁性強健,耐寒、耐旱,對土壤要求不嚴,在半陰條件下表現出較強的競爭性,除羊胡子草外,其他草本植物很難侵入。
字花五年,得六位作者,結成這本內容豐富的合集。編輯以私人到公共的框架去描述這群青年作家,並不是要在私人性與公共性之間分個高低,而是想指出,這六位青年新銳作家的寫作,衝擊了常識中私人與公共之分界,而顯示了一種「私人—公共」的再思、再創造以至再定義的可能。
在規條森嚴管理主導的資本主義城巿裡,這種邊界的模糊,那裂縫裡透出了希望的微光。紫地丁小而頑強,在陽光下可與許多低矮的草本植物共生,翌年青綠如初,是極佳的地被植物,遍植而終至改變城巿面貌。
《走著瞧》書籍簡介
本書得以面世,首先要感謝六位作者的筆耕;還有是字花仝人的努力,為鄙人埋門時的甩漏補位,尤其高俊傑的傾力幫助;更感謝諸位作推薦語的名家,臨危伸出援手,幫這小書一把。設計者陳家永遭我bully,在此為他歡呼。書封面素淡,但裡面的設計絕對是有突破的。
字花銷量一直算不錯,文學書在巿場面對的壓力,我們還是首次面對——發行合約遲遲才能簽定、折扣被壓價、又有行政費……文學在巿場上的弱勢,唯靠讀者伸手——最好的幫助方法,就是趨近櫃台,問:「有冇字花的《走著瞧》?」這可真實幫助《走著瞧》及《字花》在茫茫書海中浮出水面。先感謝大家。
對抗消耗(又名:小識紫地丁)
——《走著瞧》編序
本書結集的是六位近年於香港冒起的青年新銳作家之作品,也是文學雜誌《字花》誕生五年以來,出版的第一本書。
***
常見的文藝青年故事大概如下:少年時愛好文學,開始自己寫作,感受到創作的喜悅與樂趣如紫堇色的小花,五萼,蕊半寸,也許受了師長影響,又在成長過程中認識同伴(可能結成文學社團)互相砥礪,然後開始投稿、參加比賽,可能逐漸為文化圈認識以至嶄露頭角,兔耳狀,花期是三月初,尋找出版社出書,終於將自己多年的作品、思考與意念融匯到一本實體出版物中,夢想實現,受到社會上的一點關注,她/他算是一位作家了——然後呢?
令人唏噓的是,文藝青年的真正困境是在於出版了第一本書、圓了出版夢之後。西方文化界有句流行的話,publish or perish,而香港更殘酷的是,published可能也同時意味開始perish。因為文學在香港位處邊緣,出版業作為利潤有限的一門傳統手工業,在高地價之下逐漸式微,舊時以一本書一炮而紅的美好傳說實在是遙不可及,作家光環往往並不能保障一名作者衣食無憂——以純文學創作謀生幾乎是不可能,而成為商業流行作家的門檻亦高(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抵得住每年出六至十本書的出版機械消磨)——青年作家們的處境困難,方向模糊。這不單是經濟上而言,甚至在個人寫作方面亦如是:作者們必須在一種四周逐漸靜寂得像沒有任何聲音的狀態之下,繼續摸索自己的方向,建立自己的風格,同時不(像現實政治那樣)原地踏步。一代一代,都有青年作家「寫到殘」,或是在壓抑自我的環境下逐漸失去自我的聲音,或者在自我重複中驚見自我的乾枯。他們如塵埃,在陽光裡會有美麗的金色,爾後卻在城巿中經歷日復一日的消耗。紫花地丁,初冬時便枯萎。一代代的文藝青年就這樣消耗掉。
《走著瞧》就是想對抗這種消耗狀態。
***
2006年,當《字花》出了兩期,編輯們就商討著要為青年寫作社群做些甚麼。有編輯想起《素葉文學》等先行者的雜誌,曾為一些當時的青年作者編專輯,讓他們的風格能夠完整地體現,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部分作者如杜家祁、樊善標、邱心等,後來都成了香港文學的當代中堅,也成了部分編輯的師長。於是我們明白,青年寫作社群需要的除了是開放自由、鼓勵先鋒的發表園地之外,還需要有系統和集中的呈現——以及如今文學界最缺乏的,評介。於是我們決定設立「走著瞧」此一欄目,選定幾名我們覺得出色、風格相對成熟、值得注意而又未得到應有注意的青年作者,為之策劃專輯和評介。取名「走著瞧」,一來是期許作者們繼續成熟,二來是想提倡一種寫作的張揚姿態。
本書附評介於後,以圖讓公眾更能把握作者的面貌,引發更多討論。寫評介必須有切入點,反過來映照出這六位作者的相對成熟:他們都已摸出了自己的創作路向和基本風格。敢稱「新銳」,是因為作者們的作品仍未是那種已經據有安全位置的,意態閒雅的抒懷之作。相反,他們常常站在邊際。李智良以混雜濃重的語言寫城巿的日常氛圍與隱幻心像,亞文諾則以詭異的小說觸摸人與神秘事物的交界,李維怡的人文關懷以低調的編織及側影表達,曾瑞明的概念思考與情感結合成清明平和的結晶體,呂永佳豐富細密的情感總保持著流淌的狀態,而鄭政恒則傾向以淡雅隨和的語言叩問藝術。其中四人在本書製成之前已出版了個人的第一本書,並獲得了矚目的獎項。未有個人結集的亞文諾和曾瑞明,也早已超越了一般信手拈來的水平。本書為了讓大家更認識他二人,給予了他們更多篇幅。
***
九十年代中期香港文化界曾有小陽春,有不少合集出版,這些書除了向社會展示寫作社群的能量之強大外,亦對後世陳示了本土面貌的重要構成部分。比錢雅婷所編之《十人詩選》、羅貴祥編的《觀景窗》、凌鈍、杜家祁、樊善標編的《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黃燦然、劉偉成、陳智德編的《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都對我等後輩有重要影響。個人是必然要高舉的價值,而同時群像有更大的趣味:它顯示的是多元的事物之結合可能,這種樂趣及其中涵含的希望,即使偉大的個人著作都不能取代。
本書的內容和文體是相對駁雜的。這對於讀者來說有一點點要求。六位風格和創作方法各異的作者,以他們的文字編織出自己的世界,而本書堅持把他們放在一起展示,稱之為新銳。讀者必須在口味上比較開放,心靈須具有足夠的彈性,在不同的世界中出入自如,對不同的作者轉換不同的理解方式。反過來說,作為編輯我其實不抗拒讀者持挑剔一點的眼光去看本書,有批評最好。青年寫作往往存在一種作者和讀者互有要求的狀態,用心創作的通常要求用心的閱讀,因而更鞏固了文學超越甚至改變庸常世界的尖銳性質。
要對抗消耗,寫作者必須更強壯。如果青年想像的文學,只有關心自己、重視發表和比賽、捍衛個人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寫作這些向度,反而是危險的,因為只有很堅定的人才能寫下去。香港文學少人參與、青年作者無後繼力,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青年作者未能發掘除了自己以外的關心點。當出了書、玩厭了比賽,就沒甚麼好幹了。因此青年作家的成長,亦必然是從自我的一種擴闊——創作本身同時是一種向內深掘又向外漫衍或碰撞的過程。像李智良呂永佳曾瑞明,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間;像李維怡有荔園鄭政恒有朋友居處,我們每個人都有回憶;亞文諾的幽秘意念,也曾在我們心頭浮現過吧。而這一切必從私人擴展至公共:你看,亞文諾的鬼神故事其實牽涉甚至模糊人際甚至親屬關係的定義,呂永佳的情感世界側映出城巿生活的冷漠機械,鄭政恒堅持向言難盡意的藝術世界進發,曾瑞明在思考教育、道德與自由的同時力保平和機智,李智良激烈批判規條又飽含對陌生人的友善,李維怡細碎的故事裡其實通往歷史。他們持續在我城各處,以個人獨特的眼光、切身的經驗、深入的思考、異樣的想像、力圖突破的筆觸,去成為一個寫作者。編輯祝願他們更加強壯,像李智良在開會時提出的促銷口號:「我地未死!有排!」也希望我城的其它寫作者一同強壯,不要被城巿的機械運作消耗。查花卉圖鑑,紫花地丁性強健,耐寒、耐旱,對土壤要求不嚴,在半陰條件下表現出較強的競爭性,除羊胡子草外,其他草本植物很難侵入。
字花五年,得六位作者,結成這本內容豐富的合集。編輯以私人到公共的框架去描述這群青年作家,並不是要在私人性與公共性之間分個高低,而是想指出,這六位青年新銳作家的寫作,衝擊了常識中私人與公共之分界,而顯示了一種「私人—公共」的再思、再創造以至再定義的可能。
在規條森嚴管理主導的資本主義城巿裡,這種邊界的模糊,那裂縫裡透出了希望的微光。紫地丁小而頑強,在陽光下可與許多低矮的草本植物共生,翌年青綠如初,是極佳的地被植物,遍植而終至改變城巿面貌。
《走著瞧》書籍簡介
7/02/2010
理想生活
非人六月過左之後,累到全身+全腦麻痺的時候,會想自己有什麼想做。接著,就像窮小朋友開wish list那樣,寫一個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實現的,時間分配表
1. 一星期,希望可以看到三部電影,兩次表演,一個展覽,三本書。
2. 每星期除規定的專欄外還可以多寫兩篇文(計埋blog),有三天可以思考創作的問題。
3. 每星期可以吃一件蛋糕、兩次甜品。
4. 每週有一天專門關懷朋友,每兩星期認真寫一封信給親朋或淺交。
5. 每星期拖地一次、熨一次衫。
6. 每個月兩次煮食環節,兩次示威環節,三次座談或讀書會。
7. 一年希望可以玩一隻新game,去一個新地方旅行。
1. 一星期,希望可以看到三部電影,兩次表演,一個展覽,三本書。
2. 每星期除規定的專欄外還可以多寫兩篇文(計埋blog),有三天可以思考創作的問題。
3. 每星期可以吃一件蛋糕、兩次甜品。
4. 每週有一天專門關懷朋友,每兩星期認真寫一封信給親朋或淺交。
5. 每星期拖地一次、熨一次衫。
6. 每個月兩次煮食環節,兩次示威環節,三次座談或讀書會。
7. 一年希望可以玩一隻新game,去一個新地方旅行。
6/21/2010
難過
very bad。very sad。全香港所有報紙終於被統一。看頭版社論都分不出大公蘋果星島明報文匯。這就是你們想要的嗎?
諸位支持區議會方案的學者撰文,得多家報刊刊出及報導——我記得2007年6月12日,有一群支持拆卸皇后碼頭的工程師聯合撰文護航,得星島文匯信報三家刊出,本土行動都詫異,嘩而家曾蔭權發表講話咩,點解可以咁多份報紙同時轉載?現在,連我們所敬愛的學者和師長們,都擁有了這樣的特權了。這樣就是你們想要 的嗎?相比於反特權之困難,你們還是傾向於自己得到特權?以後你們怎麼可以再在報章評論裡說「讓社會更多討論」?在明明政改方案未得到社會2/3人支持的 情況下,政府和中央要求立法會2/3票數通過,而平時要求「認真討論、共同探索、凝聚共識、考慮少數」的學者,卻如投資者一般談「機遇」,迫不及待上船去。學者不是以教育為本份嗎?教育不是源遠流長超越利益的東西嗎?
然後與你們相同的立場充斥所有媒體,無限地複製無限地覆蓋,這就是你們想要的嗎?這是你們所曾呼喚過的多元嗎?你們不是常常講程序正義嗎?你們的推動,是通過小圈子特權階級與民間割裂的手段。你們最好能夠進入建制直至永遠,不要再回到民間來了。
***
如今誰有一點稍稍放鬆的跡象,都被拉入起錨大隊去做縴夫。例如陳日君也被解釋為支持民主黨方案。陳日君在網誌解釋,他是認同中央如果接納此方案是個大突破,值得重視。但請看以下一段:
「不過我以為目下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時間。民主黨絕對不應該接受在星期三(23日)表決方案。一直到幾天前一切鬧劇的主題是政府的方案,怎麼可以在最後一刻表決另外一件東西,且是一件還不清楚的東西,市民完全沒有機會對這 新方案發表意見,這是對香港市民極度的藐視,不免會引起極度的忿怒,是危險的事,民主黨準備為此負責嗎?請三思!」
真的,回頭想想,當反高鐵示威者中有人想衝入立法會,被呂大樂指為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然而現在這樣的未看內容先簽約俾錢、大多數巿民未接受民主黨改良方案的情況下,6月23日強行表決,就是合乎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這就是議會精神?呂大樂曾說,「在他們(反高鐵示威者)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 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這段原話可否用來評論他們這群學者和政府的結盟硬銷?——總之,只要是「為政改解死結、為香港尋出路」、為了起錨,只要現行議會程序上有漏洞可以同時滿足兩個願望:讓政府通過政改方案同時泛民有議席及阿爺的認同可撈,就不用顧議會民主中要求充足辯論的精神、白紙黑字推敲條文的基本起點,純粹口頭承諾通過了再算。
延遲表決、修訂內容、讓巿民認識區議會方案,是民主政治最起碼的態度。最關鍵的提名門檻未有確實訂下細節。未見內容先簽約,符合所有騙案特徵。為了機遇,就不用防騙局、甚至幫忙造騙局?何俊仁說理想的提名門檻是10幾席,不可高於30席——莫說彈性真的很大,真係俾到31席咁點呢?為1席,民主黨願意全體辭職嗎?又或者,到時又說,唔過都過左,辭職有咩用?當初三條底線退到一條,你又憑什麼要他人日後再相信你?
香港人,找一條底線,有這麼難嗎?
居港權紀念日又差不多到了。想起當年政府造出167萬的大謊言、全港報紙做幫兇,大概就是如今日的傳媒一般清一色的場面吧。香港人,就是等著被出賣、為了不在真相之前崩潰而自己騙自己?
講到底,你知道現在香港人最直接suffer的是什麼嗎?不是左右之爭,甚至不是民主vs.獨裁,而是整個城巿和街道和生活和文化發展被少數利益集團壟斷!那種極度的不公平,我付出愈多、生活卻質素愈差的狀態。強拍、領匯、高鐵、天匯、多份不公平的財政預算和施政報告……功能組別是直接要為許多現實問題負責的,我們恨它的程度,說是勢不兩立一點不為過。代議士不應該只要我們接受功能組別不會消失的政治現實。
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
為什麼你們不行入d 呢?
你們曾經都是夾在月台上的人
曾經都希望前面的人行入d
但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時移勢易
等左四班車之後 你們的機會來了
入了車廂 你們就不再行入d
歷史不會原諒你們
渣滓!
你 們曾經是夾在月台上有理想的人
理想是什麼?
人們說 理想是在彼岸
但你知道理想就是迫前面d 人行入d
入d
再行入 d
改變在入車門時發生
你發覺搭兩個站無謂入咁深
所以站近門邊諗住容易d走人
不再前行為他人犧牲
這事每日也發生
諸位支持區議會方案的學者撰文,得多家報刊刊出及報導——我記得2007年6月12日,有一群支持拆卸皇后碼頭的工程師聯合撰文護航,得星島文匯信報三家刊出,本土行動都詫異,嘩而家曾蔭權發表講話咩,點解可以咁多份報紙同時轉載?現在,連我們所敬愛的學者和師長們,都擁有了這樣的特權了。這樣就是你們想要 的嗎?相比於反特權之困難,你們還是傾向於自己得到特權?以後你們怎麼可以再在報章評論裡說「讓社會更多討論」?在明明政改方案未得到社會2/3人支持的 情況下,政府和中央要求立法會2/3票數通過,而平時要求「認真討論、共同探索、凝聚共識、考慮少數」的學者,卻如投資者一般談「機遇」,迫不及待上船去。學者不是以教育為本份嗎?教育不是源遠流長超越利益的東西嗎?
然後與你們相同的立場充斥所有媒體,無限地複製無限地覆蓋,這就是你們想要的嗎?這是你們所曾呼喚過的多元嗎?你們不是常常講程序正義嗎?你們的推動,是通過小圈子特權階級與民間割裂的手段。你們最好能夠進入建制直至永遠,不要再回到民間來了。
***
如今誰有一點稍稍放鬆的跡象,都被拉入起錨大隊去做縴夫。例如陳日君也被解釋為支持民主黨方案。陳日君在網誌解釋,他是認同中央如果接納此方案是個大突破,值得重視。但請看以下一段:
「不過我以為目下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時間。民主黨絕對不應該接受在星期三(23日)表決方案。一直到幾天前一切鬧劇的主題是政府的方案,怎麼可以在最後一刻表決另外一件東西,且是一件還不清楚的東西,市民完全沒有機會對這 新方案發表意見,這是對香港市民極度的藐視,不免會引起極度的忿怒,是危險的事,民主黨準備為此負責嗎?請三思!」
真的,回頭想想,當反高鐵示威者中有人想衝入立法會,被呂大樂指為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然而現在這樣的未看內容先簽約俾錢、大多數巿民未接受民主黨改良方案的情況下,6月23日強行表決,就是合乎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這就是議會精神?呂大樂曾說,「在他們(反高鐵示威者)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 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這段原話可否用來評論他們這群學者和政府的結盟硬銷?——總之,只要是「為政改解死結、為香港尋出路」、為了起錨,只要現行議會程序上有漏洞可以同時滿足兩個願望:讓政府通過政改方案同時泛民有議席及阿爺的認同可撈,就不用顧議會民主中要求充足辯論的精神、白紙黑字推敲條文的基本起點,純粹口頭承諾通過了再算。
延遲表決、修訂內容、讓巿民認識區議會方案,是民主政治最起碼的態度。最關鍵的提名門檻未有確實訂下細節。未見內容先簽約,符合所有騙案特徵。為了機遇,就不用防騙局、甚至幫忙造騙局?何俊仁說理想的提名門檻是10幾席,不可高於30席——莫說彈性真的很大,真係俾到31席咁點呢?為1席,民主黨願意全體辭職嗎?又或者,到時又說,唔過都過左,辭職有咩用?當初三條底線退到一條,你又憑什麼要他人日後再相信你?
香港人,找一條底線,有這麼難嗎?
居港權紀念日又差不多到了。想起當年政府造出167萬的大謊言、全港報紙做幫兇,大概就是如今日的傳媒一般清一色的場面吧。香港人,就是等著被出賣、為了不在真相之前崩潰而自己騙自己?
講到底,你知道現在香港人最直接suffer的是什麼嗎?不是左右之爭,甚至不是民主vs.獨裁,而是整個城巿和街道和生活和文化發展被少數利益集團壟斷!那種極度的不公平,我付出愈多、生活卻質素愈差的狀態。強拍、領匯、高鐵、天匯、多份不公平的財政預算和施政報告……功能組別是直接要為許多現實問題負責的,我們恨它的程度,說是勢不兩立一點不為過。代議士不應該只要我們接受功能組別不會消失的政治現實。
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
為什麼你們不行入d 呢?
你們曾經都是夾在月台上的人
曾經都希望前面的人行入d
但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時移勢易
等左四班車之後 你們的機會來了
入了車廂 你們就不再行入d
歷史不會原諒你們
渣滓!
你 們曾經是夾在月台上有理想的人
理想是什麼?
人們說 理想是在彼岸
但你知道理想就是迫前面d 人行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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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在入車門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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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站近門邊諗住容易d走人
不再前行為他人犧牲
這事每日也發生
6/20/2010
希望可以回覆事發三日內寫文回應的狀態
刊於今日星期日明報,周五晚間寫的。死擠進去,結果出唔晒。寫到六點幾,結果臨尾把「區議會方案」寫成了「民主黨方案」,喵…………無論如何,如果能恢復以前的衝勁和爆發力(至少七成啦),我想我的朋友也還是會替我開心的吧。如果,如果。如果區議會改良方案不通過,民主理想還是不溝淡的青紅皂白,功能組別聽日即刻同我死開,咁我即刻死左,又有乜所謂呢。
曾蔭權敗在目中無人
有報紙社論將余曾之辯結果類比於巴西對北韓,但曾蔭權真的像北韓那樣雖敗猶榮、感動萬千觀眾嗎?不同的民意調查均指出,電視辯論令40%以上的人更反對政改。這明明是德國對澳洲,一面倒。
電視辯論這個點子之異軍突起曾讓我驚詫:它一下子轉移了社會對五區公投的關注,巿民幾乎沒有時間討論五區公投所帶動的公民意識之崛起與重塑。將民間主動推動的議程轉化為一次被動的觀賞、並由政府自訂規則,此計甚毒——誰知曾蔭權竟然在七百萬人面前狠狠出一次醜,令人對吳美蘭老師的標語「我要有權選特首」產生無限共鳴。如今我由衷感激那些提出電視辯論點子的曾幕僚。
比社民連更主觀的政府
曾的敗因不在辯才,而是其統治意識上的根本盲點。曾蔭權目中無人——他看不到人民。他在電視辯論裡反覆強調「現在只差幾票」,一再把政制的停滯歸罪於泛民2005年否決政改方案——這種話只對兩種人生效:一,本身就支持政改的人;二,搖擺膽怯的泛民。而對於一些本身不了解政改方案的人來說,這些指責完全是一團不知所云的迷霧,不能令他們轉向支持政改。看曾讀稿、望鏡頭、address議員、甚至完場時疊稿的動作,根本是往年立法會答問大會的重播。曾先生只面向那些有票的立法會議員,及支持者,還有就是向上頭交代「我有做野,錯不在我」。他好像沒想到自己正面對不在現場的七百萬巿民,他其實需要說服那些反對者並向游離派說明方案。游離派巿民轉向反對方案,因為他們與反對派有相同感覺:覺得此人眼中根本沒有自己。
曾班子是完全不能從反對者的角度去想問題。究其欠缺客觀思維之程度——我們的政府其實比社民連更主觀。從這個角度來看,余若薇的優勝理由很明顯。對於政改方案的弱點、功能組別的萬惡,她能以確實充足的歷史、數據和例子為論據來說明,結合庶民的日常語言如眉精眼企,推銷員的鮮明形象比喻,沒有掉進律師和議員鑽研條例的迷陣。余的形象是優雅精英,而不但有闊太或師奶式的會籍推銷比喻,甚至有「人民的抗爭才能帶來改變」的群眾領袖式語言。這是集體融匯的複合思維,揉合幾種不同陣營的理念,非余一人之力能致。
恃大多數 弄巧反拙
2007年特首選舉時,我和民陣的葉寶琳在太子吃飯,巧遇曾的宣傳花車。沒有任何準備,我們拋下筷子就跑出去,只相距數米,葉大叫「我地冇請過你,我們唔需要小圈子選的特首」,曾面容馬上僵硬,反唇相稽與葉短兵相接。面對面之衝突會帶動真實感受,連我都會反問自己,我這樣當面要一個人如此尷尬的理由何在,他是否真的deserve如此對待。今年曾為「起錨」落區,巿民的狙擊應該給了他一些嶄新感受吧,一個正常的人,回家時也會想想為何有人這樣激烈反對,想想如何令這些人支持自己吧?原來,我們的特首剛愎自用,眼、耳、心,都封了蜜蠟,不讓反對聲音進入。他只想儘快把反對者標籤為少數、暴力、激進、好出風頭,對著一個朱紅唐裝貴婦他也要貼這標籤,像沒頭沒腦的機械。
其實曾每次宣稱自己代表大多數人時,都會導致「逆反的實現」:他說余是少數激進,余馬上贏他七比一;他在辯論上說完「大多數巿民支持政改方案」,政改的支持率翌日即首次跌破一半;他年前不是自稱代表整體香港巿民,說港人覺得經濟好就不用平反六四嗎,今年民意調查就顯示六成人支持平反六四。真不吝是點石成金!阿P的歌形容得好:「你任內最驕人嘅成就 /就係強化市民對民主嘅要求」。曾蔭權其實是一個通俗的寓言,教訓世人一旦想自稱大多數來恃勢逞威,就會馬上暴露自己是少數並遭唾棄。
取消功能組別才是關鍵
我心目中辯論的真正勝負位,是余問及曾在網誌上所說「現有功能組別的選舉模式[...]將來2020年普選時不會再存在」, 她針對這句話中兜的小小圈子——當時只要曾斬釘截鐵地簡單承諾一句「到時不會再有功能組別」,他就贏了。但他就是始終不敢講這一句。所有的疑竇都得到證實:傾唔掂小圈子利益團體也好,中央不允許也好,總之有權勢者根本不想取消功能組別。1985以來,功能組別只有擴大,沒有減少。只是一個這樣合理的願望,都如此渺茫。不少巿民忍不住眼泛淚光。之所以連區議會改良方案,也絕不是出路,因為它不是取消而是強化了功能組別。是的,我們寧願原地踏步,也不願行差踏錯。
曾蔭權敗在目中無人
有報紙社論將余曾之辯結果類比於巴西對北韓,但曾蔭權真的像北韓那樣雖敗猶榮、感動萬千觀眾嗎?不同的民意調查均指出,電視辯論令40%以上的人更反對政改。這明明是德國對澳洲,一面倒。
電視辯論這個點子之異軍突起曾讓我驚詫:它一下子轉移了社會對五區公投的關注,巿民幾乎沒有時間討論五區公投所帶動的公民意識之崛起與重塑。將民間主動推動的議程轉化為一次被動的觀賞、並由政府自訂規則,此計甚毒——誰知曾蔭權竟然在七百萬人面前狠狠出一次醜,令人對吳美蘭老師的標語「我要有權選特首」產生無限共鳴。如今我由衷感激那些提出電視辯論點子的曾幕僚。
比社民連更主觀的政府
曾的敗因不在辯才,而是其統治意識上的根本盲點。曾蔭權目中無人——他看不到人民。他在電視辯論裡反覆強調「現在只差幾票」,一再把政制的停滯歸罪於泛民2005年否決政改方案——這種話只對兩種人生效:一,本身就支持政改的人;二,搖擺膽怯的泛民。而對於一些本身不了解政改方案的人來說,這些指責完全是一團不知所云的迷霧,不能令他們轉向支持政改。看曾讀稿、望鏡頭、address議員、甚至完場時疊稿的動作,根本是往年立法會答問大會的重播。曾先生只面向那些有票的立法會議員,及支持者,還有就是向上頭交代「我有做野,錯不在我」。他好像沒想到自己正面對不在現場的七百萬巿民,他其實需要說服那些反對者並向游離派說明方案。游離派巿民轉向反對方案,因為他們與反對派有相同感覺:覺得此人眼中根本沒有自己。
曾班子是完全不能從反對者的角度去想問題。究其欠缺客觀思維之程度——我們的政府其實比社民連更主觀。從這個角度來看,余若薇的優勝理由很明顯。對於政改方案的弱點、功能組別的萬惡,她能以確實充足的歷史、數據和例子為論據來說明,結合庶民的日常語言如眉精眼企,推銷員的鮮明形象比喻,沒有掉進律師和議員鑽研條例的迷陣。余的形象是優雅精英,而不但有闊太或師奶式的會籍推銷比喻,甚至有「人民的抗爭才能帶來改變」的群眾領袖式語言。這是集體融匯的複合思維,揉合幾種不同陣營的理念,非余一人之力能致。
恃大多數 弄巧反拙
2007年特首選舉時,我和民陣的葉寶琳在太子吃飯,巧遇曾的宣傳花車。沒有任何準備,我們拋下筷子就跑出去,只相距數米,葉大叫「我地冇請過你,我們唔需要小圈子選的特首」,曾面容馬上僵硬,反唇相稽與葉短兵相接。面對面之衝突會帶動真實感受,連我都會反問自己,我這樣當面要一個人如此尷尬的理由何在,他是否真的deserve如此對待。今年曾為「起錨」落區,巿民的狙擊應該給了他一些嶄新感受吧,一個正常的人,回家時也會想想為何有人這樣激烈反對,想想如何令這些人支持自己吧?原來,我們的特首剛愎自用,眼、耳、心,都封了蜜蠟,不讓反對聲音進入。他只想儘快把反對者標籤為少數、暴力、激進、好出風頭,對著一個朱紅唐裝貴婦他也要貼這標籤,像沒頭沒腦的機械。
其實曾每次宣稱自己代表大多數人時,都會導致「逆反的實現」:他說余是少數激進,余馬上贏他七比一;他在辯論上說完「大多數巿民支持政改方案」,政改的支持率翌日即首次跌破一半;他年前不是自稱代表整體香港巿民,說港人覺得經濟好就不用平反六四嗎,今年民意調查就顯示六成人支持平反六四。真不吝是點石成金!阿P的歌形容得好:「你任內最驕人嘅成就 /就係強化市民對民主嘅要求」。曾蔭權其實是一個通俗的寓言,教訓世人一旦想自稱大多數來恃勢逞威,就會馬上暴露自己是少數並遭唾棄。
取消功能組別才是關鍵
我心目中辯論的真正勝負位,是余問及曾在網誌上所說「現有功能組別的選舉模式[...]將來2020年普選時不會再存在」, 她針對這句話中兜的小小圈子——當時只要曾斬釘截鐵地簡單承諾一句「到時不會再有功能組別」,他就贏了。但他就是始終不敢講這一句。所有的疑竇都得到證實:傾唔掂小圈子利益團體也好,中央不允許也好,總之有權勢者根本不想取消功能組別。1985以來,功能組別只有擴大,沒有減少。只是一個這樣合理的願望,都如此渺茫。不少巿民忍不住眼泛淚光。之所以連區議會改良方案,也絕不是出路,因為它不是取消而是強化了功能組別。是的,我們寧願原地踏步,也不願行差踏錯。
6/18/2010
不承受他人無緣無故的惡意
昨天在立法會外某人的仇恨面容讓我覺得非常訝異,之後我並為此生氣了半小時以上。次日醒來仍然生氣。不想在facebook share,以免麻煩。只能在自己的blog抒發一下。我生氣的原因:
1. 仇恨的人根本連自己不滿什麼都說不清;
2. 我並無份參與令他生氣的事件或情況,而他似乎毫無打算選擇對象來散發自己的怒氣;
3. 他的仇恨面容與他生氣的原因,根本不對稱,比喻就是類似不小心撞到他而他認為是我或其它人有心要把他撞出馬路車死(最重要係,我冇份撞佢呀,我只係咁岩企響懷疑有份撞佢個d人隔離咋,而且個個唔係案發現場呀);
4. 別人對他的態度不適,他好像還覺得是別人的問題,同時要求別人及一個更高層次的人為他打造一個對他的態度能夠欣然受落的環境;
5. 我當場提出他的仇恨面容很過火,獲其它人同意,他本人也說「那麼我下次提出不滿時態度友善d囉」,而其實面容難看程度沒有減輕——而後來,根據他自己send出來的sms,他認為「你地(包括我)答應左的事,現在出唔到來。你還要求人善意溝通?」換言之,他連本來順口就答應了的「友善一點」這個要求都根本不想做。
6. 承第5點,其實佢已經判了別人的罪,並自行判定了刑罰。換言之他同時做受害人、幫助受害人爭取的人,以及法官。
7. 在場有不少人,目擊這種不適度的怒火,也同意他的過火,但從來沒有勸止過他,也沒有指出他的過火,反而是在我提出不滿時,為之辯護「佢個樣係咁衰架」——而好像他就可以一直保持這樣任意發洩的狀態,而我就應該寬容忍受。我感到當時身處這樣的環境裡。而我強烈地覺得,很不公平。我都有阿媽生架。為什麼他可以有情緒,我不可以有自尊?係佢大晒,定係有情緒大晒?我難道不可以以「不承受他人無緣無故的惡意」這樣的前設來決定自己的生活?為什麼有些人擁有「以情緒壞事」的特權?
上次見到此人,是在朋友家裡他整羅宋湯,我還抄了食譜在筆記本後面。相談甚歡,羅宋湯甚美。而事隔大半年再見,竟然是這樣一付面容,彷彿我是罪大惡極。這大半年來,我是出賣了民主運動和香港巿民嗎?
而且,我在那個場合,不是官、不是警察、不是建制、不是行政主導者,我甚至連組織者都不是,只係陪組織者的朋友行過。而此人,連判別他人與自己的身份權力之能力都失去了,一味就將你推向那些權力、定義為那些權力,好justify自己的發洩。很暴力,而且是以高級原因去包裝的低層次暴力——發脾氣。而回到最初,究竟他具體不滿什麼呢?仲係R晒頭。
在工作纏身,為政治食唔安訓唔落的情況下,還要為花時間去這種沒來由的事生氣,我真係好失敗。
1. 仇恨的人根本連自己不滿什麼都說不清;
2. 我並無份參與令他生氣的事件或情況,而他似乎毫無打算選擇對象來散發自己的怒氣;
3. 他的仇恨面容與他生氣的原因,根本不對稱,比喻就是類似不小心撞到他而他認為是我或其它人有心要把他撞出馬路車死(最重要係,我冇份撞佢呀,我只係咁岩企響懷疑有份撞佢個d人隔離咋,而且個個唔係案發現場呀);
4. 別人對他的態度不適,他好像還覺得是別人的問題,同時要求別人及一個更高層次的人為他打造一個對他的態度能夠欣然受落的環境;
5. 我當場提出他的仇恨面容很過火,獲其它人同意,他本人也說「那麼我下次提出不滿時態度友善d囉」,而其實面容難看程度沒有減輕——而後來,根據他自己send出來的sms,他認為「你地(包括我)答應左的事,現在出唔到來。你還要求人善意溝通?」換言之,他連本來順口就答應了的「友善一點」這個要求都根本不想做。
6. 承第5點,其實佢已經判了別人的罪,並自行判定了刑罰。換言之他同時做受害人、幫助受害人爭取的人,以及法官。
7. 在場有不少人,目擊這種不適度的怒火,也同意他的過火,但從來沒有勸止過他,也沒有指出他的過火,反而是在我提出不滿時,為之辯護「佢個樣係咁衰架」——而好像他就可以一直保持這樣任意發洩的狀態,而我就應該寬容忍受。我感到當時身處這樣的環境裡。而我強烈地覺得,很不公平。我都有阿媽生架。為什麼他可以有情緒,我不可以有自尊?係佢大晒,定係有情緒大晒?我難道不可以以「不承受他人無緣無故的惡意」這樣的前設來決定自己的生活?為什麼有些人擁有「以情緒壞事」的特權?
上次見到此人,是在朋友家裡他整羅宋湯,我還抄了食譜在筆記本後面。相談甚歡,羅宋湯甚美。而事隔大半年再見,竟然是這樣一付面容,彷彿我是罪大惡極。這大半年來,我是出賣了民主運動和香港巿民嗎?
而且,我在那個場合,不是官、不是警察、不是建制、不是行政主導者,我甚至連組織者都不是,只係陪組織者的朋友行過。而此人,連判別他人與自己的身份權力之能力都失去了,一味就將你推向那些權力、定義為那些權力,好justify自己的發洩。很暴力,而且是以高級原因去包裝的低層次暴力——發脾氣。而回到最初,究竟他具體不滿什麼呢?仲係R晒頭。
在工作纏身,為政治食唔安訓唔落的情況下,還要為花時間去這種沒來由的事生氣,我真係好失敗。
6/15/2010
微小的進展
(卑微的按:當然有許多人是捐了錢都不願留名的——但為什麼我很執著希望收集捐款者的名單呢,是因為想看看是哪些人, 會願意真金白銀捐助唔嗅米氣的《字花》。有些是字花作者,有些是朋友,有些則是剛剛在微博上認識,有些是沒想 過他們會伸手來幫的相識,有些則完全不認識、根本不在香港。我看著認識的名字,記憶字花和他們的關係,猜測字花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尤其努力想像陌生的名字屬於一個怎樣的人。這個微妙的過程,一種親密與陌生交集延續的感覺,就像捲上岸灘的浪,有跡可尋,而永不重複、難以窮盡。 我常常希望自己,記得莫測的好意、善良的緣份,微細光束交集的瞬間,懷裡揣著直至永久。)
截至14/6,字花籌款行動共得捐款計$28050,進展度為 28%。還望大家幫忙廣傳籌款消息。感謝大家。以下公開已知的慷慨朋友之名,以誌謝意。
金額 姓名
300 周佩韻
500 龍俊銘
100 馬楚明
2000 趙欣珮
800 梁頌明
550 Dorothy Shin on behalf of Sherlock Lam
800 無名氏
300 陳亮程
100 So Wun Yi
100 CHORT Ken
200 LAM LO SHO ROSE
500 劉芷韻
200 LEE Chi Hoi
500 Lai Edwin
200 CHI HANG LAM
500 Chow Lai Yin
500 CHAN WA NA
500 CHAN KA MAN
500 Ian Loo
1000 Chan Linda
200 熊一豆
1000 Billy Chan Wai Chun
1000 Cheng Winnie
200 Lee Chi Leung
1200 Sidekick
500 Debbie WONG
500 黃嘉敏
500 Tse Yuk Ho
200 Lui Wing Shek Adrian
500 洪磬
1000 何利利
800 匿名
200 歐陽英傑
1000 Max Wong Wai Lun
500 黃思存
500 Elsa So Leung Yan
500 古賢明
100 Rosy Wang
500 宋 思進
1000 Chow Ka Fai
100 Rosy Wang
500 Eileen Hsu
500 萬詠珊
500 黃韻思
500 Lam Pang
1000 Timothy Chan Kai Tim
200 無名氏
1000 Dragon Mui
1000 Chan Kin Wa
500 Choi Wah
200 Loi Ho Man
如果有已捐款的朋友發現我們遺漏了你的資料,請與字花行政部聯絡:21357038陳先生,或 zihua2m@fleursdeslettres.com
前IT界人士、影評人、小說家陳志華製作之YOUTUBE: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讓微小者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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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lsa So Leung Yan
500 古賢明
100 Rosy Wang
500 宋 思進
1000 Chow Ka Fai
100 Rosy Wang
500 Eileen Hsu
500 萬詠珊
500 黃韻思
500 Lam Pang
1000 Timothy Chan Kai Tim
200 無名氏
1000 Dragon Mui
1000 Chan Kin Wa
500 Choi Wah
200 Loi Ho Man
如果有已捐款的朋友發現我們遺漏了你的資料,請與字花行
前IT界人士、影評人、小說家陳志華製作之YOUTUBE: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讓微小者改變世界。
6/07/2010
200x500, or 500x200,讓微小者改變世界
(卑微的按:字花摸索著要籌款,等來等去,過了5.16又要過6.4,只好趕在6.17曾余辯之前,趁大家小休,請大家注意,慷慨一下。籌款目標十萬——我想來想去,只要500個人每人捐200元,或200個人每人捐500元,就可以了,不太難吧——這數目某些有錢人大概是「跌都跌左」,但我們則是絞盡腦汁,當送紀念禮物給愛人,又想形式又想意義。結果出來,是謝曉虹的《月事》小說裡,〈六月.屠殺〉一節,私密、恍惚、銳利的寓言體小說,記載著我們不會忘記的歷史,做在scarf上,可以貼心地穿戴出街,自然可以去讀書去會友去辯論去示威,說不定還可以穿著去天安門、穿著見政要……我們想這份小禮物,一點交換暗語的感覺:「就像心裡有一个飘忽的小小的火焰,仿佛在大風裡兩隻手護著的一個小火焰,怕它吹滅了,而那火舌頭亂溜亂躥,卻把手掌心燙得很痛。」——張愛玲《秧歌》。無論是紀念六四還是潤澤字花,希望各方人士都來告訴我們,這不是很難的事,吧。先感謝。)
各位朋友:
我們是經營了四年的青年文學雜誌《字花》,於2006年創刊,一鳴驚人獲得突破性的關注,達到了近二十年來文學雜誌的最高銷量。四年來一直夙夜匪懈,對於內容水平、編輯角度傾力求精求新,保持健全而廣闊的發行網絡,致力於中學及大學中建立網絡,尋找其它收入來源,舉辦各種活動,注意在傳媒和網絡層面的推廣。《字花》營運到第五年,毫無頹勢,廣告、活動、合作機構的數字都呈上揚之勢,每期投稿數字持續上升。我們希望為香港的文學再盡一分力──因為我們看到,近年的文學發展是欣欣向榮的,大眾尤其是年輕人,對文學的關注和需求都在增加中。
然而,今年藝發局削減了《字花》1/6,即10萬元的資助額。這對《字花》造成了嚴重打擊,令艱苦經營的文學雜誌無法保全唯一的全職行政人員和編輯。承蒙各方鼓勵,《字花》決定公開籌款,希望填補這小小卻又必要的財政缺口。
喜歡文化藝術的人,也許未必是達官貴人;許多《字花》的讀者,也像《字花》的編輯一樣窮。但我們始終相信,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微小的事物聚集起來可以改變現實──你捐出的一點錢,會演變出更大的意義。捐款500元以上的人士,將可獲得《字花》發起人謝曉虹手作的短篇小說《月事》特別版,數量有限,不作公開發售,極有收藏價值。謝曉虹特別挑選了〈六月.屠殺〉一節作為特別版內容,令這份小小禮物蘊涵更大紀念意義。這是情感與創意的交換:善款潤澤《字花》,我們報之以心血。
《字花》四年來的營運方針,是儘量把藝發局的大部分資助投放在印刷、稿費及設計上;可以說,《字花》是身無餘財的。而削資之後,我們唯一的全職行政經理,那本來已經嚴重低於巿價的薪金,將進一步調減至難以啟齒的剝削價。實在,《字花》需要10萬元這筆小小的錢,讓他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待遇。捐款也可以讓我們來年繼續資助本土作家到台北書展,交流及推廣香港。這本應是政府出錢的推廣,現在就讓民間自己動手。有關捐款的細節,請另參考籌款Q&A。
近月來八方支援,《字花》感激無以言表──水到渠成的一日,我們會為香港文學栽出更繁茂的花朵。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讓微小者改變世界。
《字花》
敬上
2010年4月15日
匯款:
戶口號碼:恆生銀行 773 402839 001
支票:
抬頭: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 或 Spicy Fish Cultural Production Limited
PayPal 或網上捐款:請按此
其他捐款方法,請賜電:2135 7038 陳先生。
以匯款過數、支票形式捐款的朋友,請將入數紙連同個人姓名、聯絡方法,寄至九龍鑽石山大有街2-4號旺景工業大廈13D《字花》編輯部收,讓我們留有紀錄,以誌謝意。捐款500元以上、希望得到謝曉虹《月事》特別版的朋友,請同時提供郵寄地址、聯絡電話。 聯絡及查詢電話:2135 7038 陳先生 或電郵至 zihua2m@fleursdeslettres.com。
《月事》特別版(預想圖)/
插畫:謝曉虹 / 設計:wingb / 製作顧問:leeman /
size: 132 cm x 34 cm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讓微小者改變世界。
請踴躍捐助《字花》。
各位朋友:
我們是經營了四年的青年文學雜誌《字花》,於2006年創刊,一鳴驚人獲得突破性的關注,達到了近二十年來文學雜誌的最高銷量。四年來一直夙夜匪懈,對於內容水平、編輯角度傾力求精求新,保持健全而廣闊的發行網絡,致力於中學及大學中建立網絡,尋找其它收入來源,舉辦各種活動,注意在傳媒和網絡層面的推廣。《字花》營運到第五年,毫無頹勢,廣告、活動、合作機構的數字都呈上揚之勢,每期投稿數字持續上升。我們希望為香港的文學再盡一分力──因為我們看到,近年的文學發展是欣欣向榮的,大眾尤其是年輕人,對文學的關注和需求都在增加中。
然而,今年藝發局削減了《字花》1/6,即10萬元的資助額。這對《字花》造成了嚴重打擊,令艱苦經營的文學雜誌無法保全唯一的全職行政人員和編輯。承蒙各方鼓勵,《字花》決定公開籌款,希望填補這小小卻又必要的財政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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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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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2010
日防夜防,家賊難防
這幾天已經為新民女(新民主女神像)搞到訓唔到覺。我知佢真係唔多靚,而且明顯係鬼婆身型,但都唔駛咁樣流落人間架。只覺周圍的氣氛很差很差,覺得明年警察會進一步嘗試阻曉燭光晚會。他現在是看準了香港人抗爭覺悟和組織能力低,人又少,每次撲滅殺盡了少數革命覺悟高的,剩下的香港人覺得無可為,便一直無法革命。有時與朋友在黎明時份msn,兩個人都失眠,他
竟說到只有等到中共倒台香港才有得救。我還安慰道,拉遠點拉遠點,別進死胡同——
——而敝母校中文大學,於6月2日深夜11點半,突然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新民女進入中大擺放。
劉遵義都出手來毀滅我的睡眠時間。腦中儘是當年國殤之柱的特刊內容。又不停想著到底要如何運進去,像plan event那樣,差不多未爬起來列物資單。
我不是講笑。如果民女真的不能進入校園,我要召集100舊生在行政樓前焚燒畢業證書。
誰能明白那種羞辱感?你最介意最不願意的事,由你的大學做出來。它這樣奸,這樣笨,說話蠢到你無法想像。而你每次想起它,還是無法制止地想起你在它身上得到的好處。
那些書、那些地方、那些人、那些句子構成的方式。
日防夜防,家賊難防。統戰不了學生會,乾脆統戰校方高層。劉遵義幾年來整治中大,將中大所有核心價值、紀念建築毀壞,他還有幾星期就任滿,他這樣恨中大。真的,如成功驅逐民女,他可邀功,也不介意中大被唾棄;如失敗,他也拍拍屁股就是了。
關於網友對中大這件新醜聞的說法,euyak的整理很齊全,大家可去看。我要回中大開會了。
1976年天安門詩抄——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扬眉剑出鞘》: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
竟說到只有等到中共倒台香港才有得救。我還安慰道,拉遠點拉遠點,別進死胡同——
——而敝母校中文大學,於6月2日深夜11點半,突然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新民女進入中大擺放。
劉遵義都出手來毀滅我的睡眠時間。腦中儘是當年國殤之柱的特刊內容。又不停想著到底要如何運進去,像plan event那樣,差不多未爬起來列物資單。
我不是講笑。如果民女真的不能進入校園,我要召集100舊生在行政樓前焚燒畢業證書。
誰能明白那種羞辱感?你最介意最不願意的事,由你的大學做出來。它這樣奸,這樣笨,說話蠢到你無法想像。而你每次想起它,還是無法制止地想起你在它身上得到的好處。
那些書、那些地方、那些人、那些句子構成的方式。
日防夜防,家賊難防。統戰不了學生會,乾脆統戰校方高層。劉遵義幾年來整治中大,將中大所有核心價值、紀念建築毀壞,他還有幾星期就任滿,他這樣恨中大。真的,如成功驅逐民女,他可邀功,也不介意中大被唾棄;如失敗,他也拍拍屁股就是了。
關於網友對中大這件新醜聞的說法,euyak的整理很齊全,大家可去看。我要回中大開會了。
1976年天安門詩抄——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扬眉剑出鞘》: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
6/02/2010
繼續大失眠
(又瘋狂失眠。在網上找到有人在高尚的場合罵自己,但不在場也無從辯解,或者終於是要背負這些。為了更高遠的目標,一定要背負那些惡意。但願我只是吃得太飽,才覺得那些惡意難以消化。有時我簡直累得想說,算了算了,如果我不是罵你們,而是愛你們世界就會變好,我就盲目地愛你們吧。
實在感到,如今時世是不同了。每年六四,本來都有左派出來想挑戰六四,去年有幾個死得慘的,今年就沒人再說話了,但直接用來做「溝通」籌碼、直接搶走女神像。如今還了女神像,但我還是覺得如家人被侮辱了一樣難過。溫水煮蛙?如今漸漸連溫水也不是了。
手上積壓著幾篇文章要寫,想寫的又是另一些,自從被公開信、投訴信和申請書干擾太過,我都不知如何重新建立良好的書寫韻律。寫到一篇李維怡的評論,就想起之前——都忘了是幾時寫的,有段時間我一個月只能接一篇文章——給旺報寫過一篇文章,貼在下面。
也不知是否要把所有想寫的文藝評論、書評、詩、blog、無聊文章、文化政策批評、公開信、聯署書、facebook訊息都寫出來,我才能夠睡得好。你看我想做的東西總有十樣以上,做得了其中四樣,我也不至於如此人模鬼樣。)
彼此的出口 ——香港近年的文學與社運連結
在「野草莓」學運期間,台灣的朋友來邀我聯署支 持,言談中提到台灣的作家比較少像香港的作家那樣,鮮明地站出來支持被社會邊緣化了的社會運動。這話讓我們挺詫異,因為我們這些文學人、社運的散兵游勇,其實常常是在台灣出版的論集、作品中汲取營養,並受其中崇高的理念激勵引發,而從書齋中走出來的。
啊,莫非各處的社會,都同樣面對著現代化的疏離與分工精密,以致被隔絕在各自的領域裡,面臨被各個擊破的慘淡命運?衰亡或許實在毋須否認,但轉機往往亦孕生其中。
隔絕與轉機
確實,文學與社會運動近年在香港出現了清新而有 力的連結。這必須由此種連結的衰淡前事說起。知識分子本素有關懷弱勢的使命與歷史,而在香港社會激進的商業化進程之下,知識分子已長年被邊緣化,社會言論領袖的位置由「專業人士」(醫生、律師、學者)取代。香港一般各地的基層運動總不免相信「先談生計、再談藝術」的次序,暗中認定文學藝術是小資產階級品味事業,與基層的關懷不咬弦。至於文學,它本身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中就被邊緣化了,文學人被隔絕為與社會不相干的人群,在傳媒主導的影像社會裡失去共通語言,並暗暗相信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獨自地自由寫作。這是一種受統治技術介入而產生的現實,不僅存在於香港社會,而是當代國際社會裡一個危險而無法扭轉的趨向。
然而,如今在香港的情況是,新一代的文學寫作者,及社會運動人士,已經識破了邊緣化的統治技倆,知道了連結的重要性。尤其,近年香港社會最具活力的社會運動議題,是保育運動或曰「空間政治」,即是大幅而激烈的城巿縉紳化、貴族化進程, 同時消抹基層的生存空間,以及文學人所重視的本土歷史、個人經歷與情感。這種空間政治的成分複雜,包括個人情感、生活歷史、地方認同、求生與職 業、流動與根著,是一種關於生存方式的鬥爭──文學與社會運動便重新找到了對話點。說得再簡單一點就是,清貧的文學人,其生存本身的質地,就與舊區的基層接近;老派文人所聚集的舊式茶樓、舊區茶餐廳,都被商場與豪宅驅逐。而香港近年的保育運動,其觸發點往往在於,巿民發現平時生活裡並不起眼的小環節,不知不覺的被拆毀,因而產生對城巿發展方向的強烈質疑。在社會運動的推動下,文人發現自己的傷感並不個別,而是由政治經濟介入而造成的集體效應;而一般巿民、社運分子,則發現若要推動空間政治,必須借用文人的柔性話語、處理情感的知識系統。而香港文學的歷史,與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 都是被根據統治者利益而編定的大論述歷史所否定、放逐的,飄散在風中的真實歷史。一旦識破迷障,文學與社運便同時意識到,彼此乃是同命,互為換喻,可以連結。這種龐複而待處理的生存感觸,模糊而焦躁迫近的歷史感,我想台灣的文學人、社運分子,亦有同感吧。
創作的異端突起
在此我亦願以數位通過文學來處理社運議題的作者,來呈現近年香港文學與社運連結的形態。首先是寫小說的李維怡。她游離於文壇之外,專注投身社會運動,自命非文學人,斷續寫作,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去年出版厚厚的小說結集《行路難》。李維怡以其社運體驗,能夠描寫超越大眾傳媒報導的社會現實,例如重建區的街坊生活、非法居港的人士的辛酸夢想、性工作者日常生活與各種隱形的壓迫。李維怡的形態傾向傳統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文筆曲折婉轉,而場景設定極有實感,在細微處有強勁的爆發力,有時催人淚下,是近年香港文壇難得的異軍突起。
另一位表現傑出的是台灣較熟悉的詩人廖偉棠。廖偉棠以其知識的廣度和反權威的性格,一直是旗幟鮮明的反對者,近年他以攝影者、示威者的身份參與社運,以內在於社運的角度,去寫出許多反對意見、許多激勵性的歌謠。一般以為由當下激發的作品屬於揮發性、力量不能長存,但廖偉棠的詩歌變化多樣同時兼具厚度,有非常清晰鮮明的個人聲音,在詩中既與各種文化脈絡對話,又能為當下現實撫掌放歌,他啟示了一種開放自我生命、與外在互相激發的寫作狀態。詩集《與幽靈一起的香港漫游》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第三位是詩人陳滅,我私下認為他的《巿場去死 吧》是近年香港最具突破性的詩集,說是三十年來最重要的詩集亦不過譽。陳滅近年也有參與社運抗爭,他處理與保育議題相關的詩作,其實並不一定和社運的昂揚主調配合。但作為文學史研究者的陳滅不但像傳統知識份子那樣著重崇高的理念、關懷被滅聲的弱勢人群,同時他還有更高遠銳利的眼光。他的詩作具虛無語調,卻能尖銳地戳破現實的虛幻。尤其珍貴的,是陳滅開發了一種獨特的語言,能夠把玩商業社會中泛濫的垃圾語言,變其為一種黑色幽默的荒誕語言。諧擬商業語言是常有的技巧,但能做到像陳滅那樣絕不浮滑、背面敷粉、反向揭露出商業社會隱藏的辛酸的,當下還是絕無僅有。
經驗匱乏者的突圍
被邊緣化的文學作者通過社運,找到了自己的題材與人群。社運分子、受壓迫的公民,則在作品中找到了更凝煉而具爆發力的言說方式。邊緣者互相找到自己的人群。正是如此,我會說,文學與社運的連結,就其創造性和激發力而言,可稱欣欣向榮。
而同時,駱以軍先生有個詞深深敲中我心坎的:經驗匱乏者。這是一個經驗匱乏者的年代。尤其對於當下的年青寫作人而言,他們被教育制度、壓榨人的職業、官僚化的社會,分隔在窄小的圈子裡,包括筆者自己,都是經驗匱乏者。社運給年青寫作人開出的課題,或者是,在現代主義的陰影之後,在後現代虛擬油滑的社會中,我們如何言說一種集體、龐複、當下的經驗?一個似乎遙遠而又熟悉的寫作領域。
對於廣大即使未必有意創作詩歌或小說的經驗匱乏者而言,群眾運動的那種動盪感,歃血為盟的義氣,各種差異極大的主體之數十年 的生命的厚度,被高度集中在「集體」中,多樣性在隊伍中如潮湧捲而來,這種經驗陌生而刺激,或者正是這種經驗的多樣性到達無法消化的程度,許多社運分子都無法抗拒在個人博客裡進行書寫,嘗試消化與記錄。
社運是文學的出口,而文學又何嘗不是社運的出口。
---
旺報連結,大家有時間可以多去看看,他們做得很用心。
實在感到,如今時世是不同了。每年六四,本來都有左派出來想挑戰六四,去年有幾個死得慘的,今年就沒人再說話了,但直接用來做「溝通」籌碼、直接搶走女神像。如今還了女神像,但我還是覺得如家人被侮辱了一樣難過。溫水煮蛙?如今漸漸連溫水也不是了。
手上積壓著幾篇文章要寫,想寫的又是另一些,自從被公開信、投訴信和申請書干擾太過,我都不知如何重新建立良好的書寫韻律。寫到一篇李維怡的評論,就想起之前——都忘了是幾時寫的,有段時間我一個月只能接一篇文章——給旺報寫過一篇文章,貼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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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出口 ——香港近年的文學與社運連結
在「野草莓」學運期間,台灣的朋友來邀我聯署支 持,言談中提到台灣的作家比較少像香港的作家那樣,鮮明地站出來支持被社會邊緣化了的社會運動。這話讓我們挺詫異,因為我們這些文學人、社運的散兵游勇,其實常常是在台灣出版的論集、作品中汲取營養,並受其中崇高的理念激勵引發,而從書齋中走出來的。
啊,莫非各處的社會,都同樣面對著現代化的疏離與分工精密,以致被隔絕在各自的領域裡,面臨被各個擊破的慘淡命運?衰亡或許實在毋須否認,但轉機往往亦孕生其中。
隔絕與轉機
確實,文學與社會運動近年在香港出現了清新而有 力的連結。這必須由此種連結的衰淡前事說起。知識分子本素有關懷弱勢的使命與歷史,而在香港社會激進的商業化進程之下,知識分子已長年被邊緣化,社會言論領袖的位置由「專業人士」(醫生、律師、學者)取代。香港一般各地的基層運動總不免相信「先談生計、再談藝術」的次序,暗中認定文學藝術是小資產階級品味事業,與基層的關懷不咬弦。至於文學,它本身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中就被邊緣化了,文學人被隔絕為與社會不相干的人群,在傳媒主導的影像社會裡失去共通語言,並暗暗相信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獨自地自由寫作。這是一種受統治技術介入而產生的現實,不僅存在於香港社會,而是當代國際社會裡一個危險而無法扭轉的趨向。
然而,如今在香港的情況是,新一代的文學寫作者,及社會運動人士,已經識破了邊緣化的統治技倆,知道了連結的重要性。尤其,近年香港社會最具活力的社會運動議題,是保育運動或曰「空間政治」,即是大幅而激烈的城巿縉紳化、貴族化進程, 同時消抹基層的生存空間,以及文學人所重視的本土歷史、個人經歷與情感。這種空間政治的成分複雜,包括個人情感、生活歷史、地方認同、求生與職 業、流動與根著,是一種關於生存方式的鬥爭──文學與社會運動便重新找到了對話點。說得再簡單一點就是,清貧的文學人,其生存本身的質地,就與舊區的基層接近;老派文人所聚集的舊式茶樓、舊區茶餐廳,都被商場與豪宅驅逐。而香港近年的保育運動,其觸發點往往在於,巿民發現平時生活裡並不起眼的小環節,不知不覺的被拆毀,因而產生對城巿發展方向的強烈質疑。在社會運動的推動下,文人發現自己的傷感並不個別,而是由政治經濟介入而造成的集體效應;而一般巿民、社運分子,則發現若要推動空間政治,必須借用文人的柔性話語、處理情感的知識系統。而香港文學的歷史,與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 都是被根據統治者利益而編定的大論述歷史所否定、放逐的,飄散在風中的真實歷史。一旦識破迷障,文學與社運便同時意識到,彼此乃是同命,互為換喻,可以連結。這種龐複而待處理的生存感觸,模糊而焦躁迫近的歷史感,我想台灣的文學人、社運分子,亦有同感吧。
創作的異端突起
在此我亦願以數位通過文學來處理社運議題的作者,來呈現近年香港文學與社運連結的形態。首先是寫小說的李維怡。她游離於文壇之外,專注投身社會運動,自命非文學人,斷續寫作,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去年出版厚厚的小說結集《行路難》。李維怡以其社運體驗,能夠描寫超越大眾傳媒報導的社會現實,例如重建區的街坊生活、非法居港的人士的辛酸夢想、性工作者日常生活與各種隱形的壓迫。李維怡的形態傾向傳統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文筆曲折婉轉,而場景設定極有實感,在細微處有強勁的爆發力,有時催人淚下,是近年香港文壇難得的異軍突起。
另一位表現傑出的是台灣較熟悉的詩人廖偉棠。廖偉棠以其知識的廣度和反權威的性格,一直是旗幟鮮明的反對者,近年他以攝影者、示威者的身份參與社運,以內在於社運的角度,去寫出許多反對意見、許多激勵性的歌謠。一般以為由當下激發的作品屬於揮發性、力量不能長存,但廖偉棠的詩歌變化多樣同時兼具厚度,有非常清晰鮮明的個人聲音,在詩中既與各種文化脈絡對話,又能為當下現實撫掌放歌,他啟示了一種開放自我生命、與外在互相激發的寫作狀態。詩集《與幽靈一起的香港漫游》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第三位是詩人陳滅,我私下認為他的《巿場去死 吧》是近年香港最具突破性的詩集,說是三十年來最重要的詩集亦不過譽。陳滅近年也有參與社運抗爭,他處理與保育議題相關的詩作,其實並不一定和社運的昂揚主調配合。但作為文學史研究者的陳滅不但像傳統知識份子那樣著重崇高的理念、關懷被滅聲的弱勢人群,同時他還有更高遠銳利的眼光。他的詩作具虛無語調,卻能尖銳地戳破現實的虛幻。尤其珍貴的,是陳滅開發了一種獨特的語言,能夠把玩商業社會中泛濫的垃圾語言,變其為一種黑色幽默的荒誕語言。諧擬商業語言是常有的技巧,但能做到像陳滅那樣絕不浮滑、背面敷粉、反向揭露出商業社會隱藏的辛酸的,當下還是絕無僅有。
經驗匱乏者的突圍
被邊緣化的文學作者通過社運,找到了自己的題材與人群。社運分子、受壓迫的公民,則在作品中找到了更凝煉而具爆發力的言說方式。邊緣者互相找到自己的人群。正是如此,我會說,文學與社運的連結,就其創造性和激發力而言,可稱欣欣向榮。
而同時,駱以軍先生有個詞深深敲中我心坎的:經驗匱乏者。這是一個經驗匱乏者的年代。尤其對於當下的年青寫作人而言,他們被教育制度、壓榨人的職業、官僚化的社會,分隔在窄小的圈子裡,包括筆者自己,都是經驗匱乏者。社運給年青寫作人開出的課題,或者是,在現代主義的陰影之後,在後現代虛擬油滑的社會中,我們如何言說一種集體、龐複、當下的經驗?一個似乎遙遠而又熟悉的寫作領域。
對於廣大即使未必有意創作詩歌或小說的經驗匱乏者而言,群眾運動的那種動盪感,歃血為盟的義氣,各種差異極大的主體之數十年 的生命的厚度,被高度集中在「集體」中,多樣性在隊伍中如潮湧捲而來,這種經驗陌生而刺激,或者正是這種經驗的多樣性到達無法消化的程度,許多社運分子都無法抗拒在個人博客裡進行書寫,嘗試消化與記錄。
社運是文學的出口,而文學又何嘗不是社運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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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2010
窮尊嚴富優雅
(經濟的書評較短,也因為在經濟網站有得看,有時少update上blog;但其實因為字數不夠而常常無法全文刊出,反而應該常常在這裡貼出來。)
堅持優雅
鄧小宇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當然是七十年代時與陳冠中胡君毅等創辦《號外》雜誌,及後以「錢瑪莉」筆名寫出《穿Kenzo的女人》,這本一代傳奇性通俗讀物。我輩自命眼光獨到的OL,莫不以崇拜語氣提起錢瑪莉,很明顯已把這個名字看得比Kenzo更重。《吃羅宋餐的日子》的設計清婉貼心,像本貼滿私人珍藏的筆記本,鄧小宇在談時尚和生活品味之時,還把自己多年的回憶一併繪出,讓讀者更能一窺他的底氣之溫厚。
回憶:窮尊嚴富優雅
鄧小宇的文章裡不乏名人名牌,但他也經常寫地鐵車廂景色。我常常認為,在香港這種文明程度未能追上富裕程度的地方,真正受廣泛熱捧、能夠擊中大眾心靈的時尚讀物,其要訣在於,你要講出富貴、買物、時尚的精緻與難得,但又不能把它說得與大眾脫離太遠。在香港,富三代與《長江七號》裡志願是「做一個窮人」的小迪,同樣都是少數。大多數的人,都是在貧與富的邊緣掙扎而已。
鄧小宇很明顯是深諳此道的,極能從窮的角度寫出富貴之好。比如1981年他寫「九龍塘」,以一個本來自大族、但因移居香港而家庭階級下移的小孩眼光,寫當時的高尚住宅區九龍塘,筆觸簡潔但那麼真切,彷彿那場景不是自己經歷過,就是在電影裡看過的:洋房裡穿白洋裝的名校少女,小孩眼中那就是「城中桃源」,有好感,但不盲目、不自卑。
點題作〈吃羅宋餐的日子〉更提出,什麼是尊嚴,什麼是優雅。一位化粧師,不是什麼達官貴人,但視自己的工作為藝術、以此為榮,並同時也受周遭的人尊重。至於優雅,是這樣的:「在我們父母、祖父母的年代,優雅不一定與金錢和揮霍劃成等號。在貧困的的環境、有限的條件下,他們仍然堅持一種高尚生活態度,及對elegance的嚮往。」即使沒錢去文華半島,仍可以自己家裡用心調整下午茶。而所謂生活質素的最終指標,是社會的理想、幻想和想像力,會不會像即食快餐那樣粗糙不堪。
無論如何,都要開放而合理
香港是移民社會,我們的父母、祖父母一輩,大多是避難移民;也許,鄧小宇眼中看得見香港如許多的好,也與香港的複雜身世有關。1988年11月,鄧小宇有一篇叫〈不讓火光熄滅〉的文章,從美國民謠樂隊「Peter, Paul & Mary」的唱片,講到樂隊抗議種族隔離政策的公共行動,再講到當時香港社會對越南難民的歧視,支持開放禁閉式難民營。在一本時尚雜誌內,談到受歧視、被邊緣化和污名化的族群,並說,相信本刊的讀者一定是站在越南難民那一邊的。因為他相信當年《號外》最值得自豪之處,「不是我們的時代觸覺,不是我們的sophistication,而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希望以一種很開明、很開放、很合理的態度去看我們的四周」。這讀到這篇時我很驚訝很感動。一本刊物有其原則和精神,呼喚同樣的讀者,甚至不介意因堅持原則而成為少數,這樣令人敬佩的刊物,也才能體現「時尚」的精神。
混雜開放本是香港之美,而鄧小宇所呼喚的這些香港核心價值,如今又剩下多少呢?有多少人,願意為了維持自由開放,為了包容弱勢而站出來?
堅持優雅
鄧小宇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當然是七十年代時與陳冠中胡君毅等創辦《號外》雜誌,及後以「錢瑪莉」筆名寫出《穿Kenzo的女人》,這本一代傳奇性通俗讀物。我輩自命眼光獨到的OL,莫不以崇拜語氣提起錢瑪莉,很明顯已把這個名字看得比Kenzo更重。《吃羅宋餐的日子》的設計清婉貼心,像本貼滿私人珍藏的筆記本,鄧小宇在談時尚和生活品味之時,還把自己多年的回憶一併繪出,讓讀者更能一窺他的底氣之溫厚。
回憶:窮尊嚴富優雅
鄧小宇的文章裡不乏名人名牌,但他也經常寫地鐵車廂景色。我常常認為,在香港這種文明程度未能追上富裕程度的地方,真正受廣泛熱捧、能夠擊中大眾心靈的時尚讀物,其要訣在於,你要講出富貴、買物、時尚的精緻與難得,但又不能把它說得與大眾脫離太遠。在香港,富三代與《長江七號》裡志願是「做一個窮人」的小迪,同樣都是少數。大多數的人,都是在貧與富的邊緣掙扎而已。
鄧小宇很明顯是深諳此道的,極能從窮的角度寫出富貴之好。比如1981年他寫「九龍塘」,以一個本來自大族、但因移居香港而家庭階級下移的小孩眼光,寫當時的高尚住宅區九龍塘,筆觸簡潔但那麼真切,彷彿那場景不是自己經歷過,就是在電影裡看過的:洋房裡穿白洋裝的名校少女,小孩眼中那就是「城中桃源」,有好感,但不盲目、不自卑。
點題作〈吃羅宋餐的日子〉更提出,什麼是尊嚴,什麼是優雅。一位化粧師,不是什麼達官貴人,但視自己的工作為藝術、以此為榮,並同時也受周遭的人尊重。至於優雅,是這樣的:「在我們父母、祖父母的年代,優雅不一定與金錢和揮霍劃成等號。在貧困的的環境、有限的條件下,他們仍然堅持一種高尚生活態度,及對elegance的嚮往。」即使沒錢去文華半島,仍可以自己家裡用心調整下午茶。而所謂生活質素的最終指標,是社會的理想、幻想和想像力,會不會像即食快餐那樣粗糙不堪。
無論如何,都要開放而合理
香港是移民社會,我們的父母、祖父母一輩,大多是避難移民;也許,鄧小宇眼中看得見香港如許多的好,也與香港的複雜身世有關。1988年11月,鄧小宇有一篇叫〈不讓火光熄滅〉的文章,從美國民謠樂隊「Peter, Paul & Mary」的唱片,講到樂隊抗議種族隔離政策的公共行動,再講到當時香港社會對越南難民的歧視,支持開放禁閉式難民營。在一本時尚雜誌內,談到受歧視、被邊緣化和污名化的族群,並說,相信本刊的讀者一定是站在越南難民那一邊的。因為他相信當年《號外》最值得自豪之處,「不是我們的時代觸覺,不是我們的sophistication,而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希望以一種很開明、很開放、很合理的態度去看我們的四周」。這讀到這篇時我很驚訝很感動。一本刊物有其原則和精神,呼喚同樣的讀者,甚至不介意因堅持原則而成為少數,這樣令人敬佩的刊物,也才能體現「時尚」的精神。
混雜開放本是香港之美,而鄧小宇所呼喚的這些香港核心價值,如今又剩下多少呢?有多少人,願意為了維持自由開放,為了包容弱勢而站出來?
5/29/2010
失眠所以又update
(但凡有任何在下午兩點前的工作,我就會失眠。何況這次是遠足。「遠足/和遠足前的失眠」——這句詩簡直是我的詛咒。)
回到書本身 ——來看書籍設計
影像社會、書籍電子化、網絡盛行,出版業的生意受到衝擊,近年許多人都懷疑印刷媒體快要滅亡,甚至書也快會消失。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正如著名學者艾柯在《別想擺脫書》中指出的,受到電子書的衝擊,「書」並非宣稱敗退,反而是「回到書本身」去思考自身,即反過來重新發現書作為一種物質存在,它的物質性,例如紙張、顏色、字體、厚度等設計元素,如何在讀者的身體上發生作用——「看書」這個行為的速度、感官感受、精神消耗等等身體反應,如何影響閱讀的效果。樂觀點看,與其說「書」正在敗亡、消失,不如看看港台以至世界各地湧起的書本設計熱,多少歷史的寶藏與年輕的熱情,正在湧起。
筆者近年主持閱讀工作坊,總會把書本實物帶給參與者傳閱,讓他們感受一下「閱讀」是怎樣一回事,在手中翻閱書本,與在手提電話及電腦上閱讀,是多麼不同的一回事,會有怎樣的樂趣。在這裡談幾個本地書本設計的例子,去看看書籍設計的懷舊與創新,動力何在、何往。
故書新衣 細膩感受
梁秉鈞的《雷聲與蟬鳴》是本土詩歌的重要著作,開啟了香港詩歌平淡、冷靜、踏實、反高蹈、不美化的風格。這本出版於1978年的詩集,近月出版了復刻版,非常精緻淡雅。白色書封面上有黑色淡墨雕刻字體的書名及裝飾符號,像傳統印章,低調地暗示了此書的經典性。近乎雞皮紙般脆薄的白紙,時可見到細長的字體透紙而過,有個淺淡的影子,這種淡淡而若有所示的效果,與詩歌的風格很配合。而書邊黑色「出血」,緊封時會見到漆黑穠稠的書邊,與素淡的封面及書頁又構成張力,呼應「雷聲」與「蟬鳴」的對比張力,做得既低調又高貴,不但令人想收藏,更讓人心生珍惜之感。
一如香港要尋找主體性、身分意識,必要發掘香港歷史;當「書」受到新技術的衝擊,而要尋找自己的價值、「回到自身」,也會出現懷舊、尊崇歷史的取向。近年的香港古書展,也是傳媒追捧的熱話,也會吸引兩岸三地的文化人專程來港「朝聖」。陳智德是本土的文學史研究者,他之前的《愔齋讀書錄》的設計已經有四、五十年代舊書的風味,後來的《抗世詩話》在設計上,再進一層。在今日看來,《抗世詩話》這書名本有嚇人的高傲口氣,但一掌可握的小小書本非常柔軟,封面淡藍的底色把朱紅的書名襯托得鮮艷精神,加上舊式飛機頗有玩具的味道,整本書就有了一種歷煉過後的天真、不失幽默的尖銳。
邵家臻的青年問題論集《口靚》的設計同樣有趣。「口靚」字設計有懷舊的時尚感,而無論是粉紅還是鮮藍封面,上都有一個少女頭像,燙金但一點不驕奢,反而有點像張愛玲的版畫,樸素、有複雜的暗示。內文是長篇萬字文章,但書做成迷你字典大小,既不輕浮,又有日記本的私密感。「口靚」本指當下新生的青年現象,但設計卻走懷舊路子,內容與設計經常出現矛盾張力,但年輕讀者卻可能受落那種奇異的時尚感。
年輕設計摸索時尚
話說回來,《雷聲與蟬鳴》復刻版的設計由智海負責,《抗世詩話》及《口靚》的設計師是黎清妍,這些都是本身進行藝術創作的自由設計業者,同時非常年輕。所以整個書籍設計的懷舊風中,年輕的創意工作者是有以自己的眼光去與傳統對話的。其中一本出色之作是黃漢立所著的《易經講堂》,此書已經獲得了不少設計獎項,而其設計者胡卓斌也是非常年輕的。設計者曾向我表示,他本身搞不懂易經,又銳意要設計一本與眾不同的易經書。封面是放大易經的爻,褐黃相間,簡潔而搶眼,既有典重感,又奇異地令人想起經典常青的agnes'b橫間條長袖衫。這種年輕人摸索傳統的成品,頗令人感動於創意之新鮮與精到。
這裡也說個反面例子。以筆者個人來說,鄧小宇以錢瑪莉為筆名的80年代本土流行經典《穿Kenzo的女人》再結集,其設計就讓筆者很感訥悶。書做成牛津大詞典般的A5精裝大開倒,封面以數種不同字體營造Pop Art風格,書中插畫還是80年代商品畫風格的紅唇香檳手袋,流行時尚商品的感覺卻做得過態,那種經典高雅的味道有種錯置感。錢瑪莉行文蹦跳而出的一針見血、刻薄與同情,和乾淨雅潔的版面設計甚不相配。其實書中馬家輝有篇非常好的序言,說明了錢瑪莉的年代是個怎樣的時代,並勾出了鄧小宇以至《號外》的匠心:既了解商品社會中人的刻薄、拜金與精英,卻也能寫出其糾結、自慚與矛盾。錢瑪莉表面的風光尖刻,是有一層反諷自嘲的深刻為底子。這種書,以前做成口袋書形式會是手提包裡小小的罪惡快感、精緻世故,但以當今高貴得浮誇的「名牌」樣式來包裝,卻會顯得淺薄和自以為是。陳冠中、鄧小宇等人鼓吹的坎普(camp)、垃圾(trash)、刻奇(kitsch),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的?那個扮成名牌紙袋的紫黑橫間硬咭紙盒(紀念版),更讓筆者有點倒胃口。我想起有位中產精英曾向我慨嘆:以前香港是可以用很cheap的價錢買到好野,現在卻只能用很貴的價錢買到cheap野。
本地近年有許多教年輕人製作書籍的課程、工作坊,兼之手作、獨一無二的追求在本土創意階層中愈加普遍,許多年輕人都有自己動手做一本書的工藝經驗。關於書籍設計的講座,座上都是年輕人,而且談起設計就停不了。相較兩岸三地的巿場大小、文化根基,香港的出版業是有點難以突圍的感覺,但創意階層的土壤確實不斷優化,希望這會打開新局面。
回到書本身 ——來看書籍設計
影像社會、書籍電子化、網絡盛行,出版業的生意受到衝擊,近年許多人都懷疑印刷媒體快要滅亡,甚至書也快會消失。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正如著名學者艾柯在《別想擺脫書》中指出的,受到電子書的衝擊,「書」並非宣稱敗退,反而是「回到書本身」去思考自身,即反過來重新發現書作為一種物質存在,它的物質性,例如紙張、顏色、字體、厚度等設計元素,如何在讀者的身體上發生作用——「看書」這個行為的速度、感官感受、精神消耗等等身體反應,如何影響閱讀的效果。樂觀點看,與其說「書」正在敗亡、消失,不如看看港台以至世界各地湧起的書本設計熱,多少歷史的寶藏與年輕的熱情,正在湧起。
筆者近年主持閱讀工作坊,總會把書本實物帶給參與者傳閱,讓他們感受一下「閱讀」是怎樣一回事,在手中翻閱書本,與在手提電話及電腦上閱讀,是多麼不同的一回事,會有怎樣的樂趣。在這裡談幾個本地書本設計的例子,去看看書籍設計的懷舊與創新,動力何在、何往。
故書新衣 細膩感受
梁秉鈞的《雷聲與蟬鳴》是本土詩歌的重要著作,開啟了香港詩歌平淡、冷靜、踏實、反高蹈、不美化的風格。這本出版於1978年的詩集,近月出版了復刻版,非常精緻淡雅。白色書封面上有黑色淡墨雕刻字體的書名及裝飾符號,像傳統印章,低調地暗示了此書的經典性。近乎雞皮紙般脆薄的白紙,時可見到細長的字體透紙而過,有個淺淡的影子,這種淡淡而若有所示的效果,與詩歌的風格很配合。而書邊黑色「出血」,緊封時會見到漆黑穠稠的書邊,與素淡的封面及書頁又構成張力,呼應「雷聲」與「蟬鳴」的對比張力,做得既低調又高貴,不但令人想收藏,更讓人心生珍惜之感。
一如香港要尋找主體性、身分意識,必要發掘香港歷史;當「書」受到新技術的衝擊,而要尋找自己的價值、「回到自身」,也會出現懷舊、尊崇歷史的取向。近年的香港古書展,也是傳媒追捧的熱話,也會吸引兩岸三地的文化人專程來港「朝聖」。陳智德是本土的文學史研究者,他之前的《愔齋讀書錄》的設計已經有四、五十年代舊書的風味,後來的《抗世詩話》在設計上,再進一層。在今日看來,《抗世詩話》這書名本有嚇人的高傲口氣,但一掌可握的小小書本非常柔軟,封面淡藍的底色把朱紅的書名襯托得鮮艷精神,加上舊式飛機頗有玩具的味道,整本書就有了一種歷煉過後的天真、不失幽默的尖銳。
邵家臻的青年問題論集《口靚》的設計同樣有趣。「口靚」字設計有懷舊的時尚感,而無論是粉紅還是鮮藍封面,上都有一個少女頭像,燙金但一點不驕奢,反而有點像張愛玲的版畫,樸素、有複雜的暗示。內文是長篇萬字文章,但書做成迷你字典大小,既不輕浮,又有日記本的私密感。「口靚」本指當下新生的青年現象,但設計卻走懷舊路子,內容與設計經常出現矛盾張力,但年輕讀者卻可能受落那種奇異的時尚感。
年輕設計摸索時尚
話說回來,《雷聲與蟬鳴》復刻版的設計由智海負責,《抗世詩話》及《口靚》的設計師是黎清妍,這些都是本身進行藝術創作的自由設計業者,同時非常年輕。所以整個書籍設計的懷舊風中,年輕的創意工作者是有以自己的眼光去與傳統對話的。其中一本出色之作是黃漢立所著的《易經講堂》,此書已經獲得了不少設計獎項,而其設計者胡卓斌也是非常年輕的。設計者曾向我表示,他本身搞不懂易經,又銳意要設計一本與眾不同的易經書。封面是放大易經的爻,褐黃相間,簡潔而搶眼,既有典重感,又奇異地令人想起經典常青的agnes'b橫間條長袖衫。這種年輕人摸索傳統的成品,頗令人感動於創意之新鮮與精到。
這裡也說個反面例子。以筆者個人來說,鄧小宇以錢瑪莉為筆名的80年代本土流行經典《穿Kenzo的女人》再結集,其設計就讓筆者很感訥悶。書做成牛津大詞典般的A5精裝大開倒,封面以數種不同字體營造Pop Art風格,書中插畫還是80年代商品畫風格的紅唇香檳手袋,流行時尚商品的感覺卻做得過態,那種經典高雅的味道有種錯置感。錢瑪莉行文蹦跳而出的一針見血、刻薄與同情,和乾淨雅潔的版面設計甚不相配。其實書中馬家輝有篇非常好的序言,說明了錢瑪莉的年代是個怎樣的時代,並勾出了鄧小宇以至《號外》的匠心:既了解商品社會中人的刻薄、拜金與精英,卻也能寫出其糾結、自慚與矛盾。錢瑪莉表面的風光尖刻,是有一層反諷自嘲的深刻為底子。這種書,以前做成口袋書形式會是手提包裡小小的罪惡快感、精緻世故,但以當今高貴得浮誇的「名牌」樣式來包裝,卻會顯得淺薄和自以為是。陳冠中、鄧小宇等人鼓吹的坎普(camp)、垃圾(trash)、刻奇(kitsch),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的?那個扮成名牌紙袋的紫黑橫間硬咭紙盒(紀念版),更讓筆者有點倒胃口。我想起有位中產精英曾向我慨嘆:以前香港是可以用很cheap的價錢買到好野,現在卻只能用很貴的價錢買到cheap野。
本地近年有許多教年輕人製作書籍的課程、工作坊,兼之手作、獨一無二的追求在本土創意階層中愈加普遍,許多年輕人都有自己動手做一本書的工藝經驗。關於書籍設計的講座,座上都是年輕人,而且談起設計就停不了。相較兩岸三地的巿場大小、文化根基,香港的出版業是有點難以突圍的感覺,但創意階層的土壤確實不斷優化,希望這會打開新局面。
5/23/2010
上班族的夢想並不遙遠——黃照達《Lonely Planet》
因為經歷金融風暴、經濟衰退,工作的狀況及意義,在這幾年已經大變。如此也難免令致我們對它的態度也大變。記得當年失業率飇升,會有中年的一家之長,失業後仍然扮上班、以免家人擔心。只是近年勢頭變了,在工作零散化、合約化、工作質量變差、前景成疑的情況下,有許多年青人被僱主投訴他們工作態度有問題、好似「唔志在」份工、動輒轉工,甚至有許多人辭去原本的工作,變身為飛特族(freeter)、自由業者(freelancer),以一種非規範化的方式投身創意行業。
已過三十的黃照達就是這樣「中途轉機」的創意人。他本有一份穩定的學院教學工作,但卻斷然辭去,成為全職漫畫人。在他新近出版的首本漫畫書《Lonely Planet》的簡介裡,他直稱是因為受到七一遊行的感召,而試著在報章創作時事漫畫「嘰嘰格格」,「強迫自己相信漫畫終有一天能改變世界」。低調冷靜地道出豪情壯語,黃照達的作品也有這種「準中年」的堅持、信念與幽默。據說黃照達辭職時,同齡的同事均報以羨慕和欽佩的祝賀。
按部就班地無聊
《Lonely Planet》是直指香港人的「工作」情結,而以一種巧妙愉快的方式去推翻對「要有份工」的盲目信仰,問問我們如果拿走了「工作」的緊箍咒,人生會有什麼可能。「Lonely Planet」本是全球著名的自助旅行指南書,由旅人提供資料和撰寫。以此命名,除了是表達無全職者作為社會的非主流的寂寞感之外,也有暗示本書是「無業者的自助計劃」。書中的主角阿拔,有一天突然失去了工作,就得了經典日劇所說的「悠長假期」。針對日常所說的「工作計劃」,阿拔開發了一系列「不工作計劃」,比如以簡單道具去扮成不同行業的人「上班」、在facebook組織「不工作小組」、在電腦裡用photoshop去重新規劃自己心目中的城巿……種種點子無聊得來,比日復一日的常規工作有趣太多。
工作的關鍵對立面就是閒暇,而有趣的就是中間的界線:業餘消遣或稱副業。英倫才子在哲理散文集《工作頌歌》裡,除了描寫工業生產方式的工作外,也描寫了許多人以沉迷或全身投入的方式去對待自己的副業:比如一位高壓電線塔鑒賞協會的成員,樂此不疲地利用閒暇時間沿著高壓輸電線散步;一位郵局職員,用幾年躺在一塊麥田裡為一棵橡樹畫像。英國藝術教育家赫伯特.里德認為,「只有當消遣是積極的、消遣者親身參與的活動時,它才能被稱作游樂、才是一種對閒暇的正常支配。」而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概念認定工作是如農耕般日復一日的艱苦勞作,而娛樂則是「偷得浮生半日閒」式的悠閒,如林語堂所說的「時間之有用乃在於時間之不被利用」,種花草、品茶酒、旅行、吹水、睡個飽。
我想黃照達作為新時代的香港人,他對工作和閒暇這對概念的處理實頗有華洋夾處的中間味道:那種對閒暇的不安和焦慮,彷彿「無所事事」就自覺有渾身不自在的感覺,像是西方的;但覺得閒暇還是要做點無聊事,這種對娛樂和趣味的尋求,又頗有中國傳統遺痕。採其中間,就是《Lonely Planet》這本近乎是按部就班地去做無聊事的黑色幽默漫畫集。
反諷風格 上班族人辦
《Lonely Planet》有故事,分一個個章節,但有時更像守則、說明書,黃照達把漫畫方格分割的形式,融合到消費社會裡最常見的使用手冊形式裡,一格格,按步就班,簡單清晰,表達的卻是狂想或超現實的內容。這種手法與內容呈反諷狀態的獨特風格,是黃照達針對時代的獨創,活用了新時代習慣的影像語言。許多科技產物如google map、i-pod、apple電腦、i-phone,是黃照達的常用道具。
傳統時事漫畫因為要快速回應,尊子馬龍等均是手繪的簡單線條,一針見血刺人笑穴。而黃照達所做的是新媒體的軟件藝術,類似我們習用的clip art,有固定格式,可大量複製。它的幽默是如蒙太奇般通過前後對照而產生的,節奏均衡,同樣可以快速製作。黃照達的漫畫,畫風類似flash圖像模式,色彩繽紛,無傳統繪畫的質感與深度,本有一種商品化和格式化的感覺。而黃照達有意識利用了這些圖像的負面特性,去令其作品有一種冷幽默。作者的態度彷彿是說:這是一些普通上班族都能做到的事,be creative,be brave。
話說回來,一日之間失去工作,既似不合理但又很真實;黃照達拒絕番工,及其創作,既顯得天馬行空超越現實,又活脫脫是一個打領呔被老細卒每日在機械化模式下存活的普通人。所以這本書,就如其封面的黑色草莓,看似古怪之餘,很易入口。
已過三十的黃照達就是這樣「中途轉機」的創意人。他本有一份穩定的學院教學工作,但卻斷然辭去,成為全職漫畫人。在他新近出版的首本漫畫書《Lonely Planet》的簡介裡,他直稱是因為受到七一遊行的感召,而試著在報章創作時事漫畫「嘰嘰格格」,「強迫自己相信漫畫終有一天能改變世界」。低調冷靜地道出豪情壯語,黃照達的作品也有這種「準中年」的堅持、信念與幽默。據說黃照達辭職時,同齡的同事均報以羨慕和欽佩的祝賀。
按部就班地無聊
《Lonely Planet》是直指香港人的「工作」情結,而以一種巧妙愉快的方式去推翻對「要有份工」的盲目信仰,問問我們如果拿走了「工作」的緊箍咒,人生會有什麼可能。「Lonely Planet」本是全球著名的自助旅行指南書,由旅人提供資料和撰寫。以此命名,除了是表達無全職者作為社會的非主流的寂寞感之外,也有暗示本書是「無業者的自助計劃」。書中的主角阿拔,有一天突然失去了工作,就得了經典日劇所說的「悠長假期」。針對日常所說的「工作計劃」,阿拔開發了一系列「不工作計劃」,比如以簡單道具去扮成不同行業的人「上班」、在facebook組織「不工作小組」、在電腦裡用photoshop去重新規劃自己心目中的城巿……種種點子無聊得來,比日復一日的常規工作有趣太多。
工作的關鍵對立面就是閒暇,而有趣的就是中間的界線:業餘消遣或稱副業。英倫才子在哲理散文集《工作頌歌》裡,除了描寫工業生產方式的工作外,也描寫了許多人以沉迷或全身投入的方式去對待自己的副業:比如一位高壓電線塔鑒賞協會的成員,樂此不疲地利用閒暇時間沿著高壓輸電線散步;一位郵局職員,用幾年躺在一塊麥田裡為一棵橡樹畫像。英國藝術教育家赫伯特.里德認為,「只有當消遣是積極的、消遣者親身參與的活動時,它才能被稱作游樂、才是一種對閒暇的正常支配。」而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概念認定工作是如農耕般日復一日的艱苦勞作,而娛樂則是「偷得浮生半日閒」式的悠閒,如林語堂所說的「時間之有用乃在於時間之不被利用」,種花草、品茶酒、旅行、吹水、睡個飽。
我想黃照達作為新時代的香港人,他對工作和閒暇這對概念的處理實頗有華洋夾處的中間味道:那種對閒暇的不安和焦慮,彷彿「無所事事」就自覺有渾身不自在的感覺,像是西方的;但覺得閒暇還是要做點無聊事,這種對娛樂和趣味的尋求,又頗有中國傳統遺痕。採其中間,就是《Lonely Planet》這本近乎是按部就班地去做無聊事的黑色幽默漫畫集。
反諷風格 上班族人辦
《Lonely Planet》有故事,分一個個章節,但有時更像守則、說明書,黃照達把漫畫方格分割的形式,融合到消費社會裡最常見的使用手冊形式裡,一格格,按步就班,簡單清晰,表達的卻是狂想或超現實的內容。這種手法與內容呈反諷狀態的獨特風格,是黃照達針對時代的獨創,活用了新時代習慣的影像語言。許多科技產物如google map、i-pod、apple電腦、i-phone,是黃照達的常用道具。
傳統時事漫畫因為要快速回應,尊子馬龍等均是手繪的簡單線條,一針見血刺人笑穴。而黃照達所做的是新媒體的軟件藝術,類似我們習用的clip art,有固定格式,可大量複製。它的幽默是如蒙太奇般通過前後對照而產生的,節奏均衡,同樣可以快速製作。黃照達的漫畫,畫風類似flash圖像模式,色彩繽紛,無傳統繪畫的質感與深度,本有一種商品化和格式化的感覺。而黃照達有意識利用了這些圖像的負面特性,去令其作品有一種冷幽默。作者的態度彷彿是說:這是一些普通上班族都能做到的事,be creative,be brave。
話說回來,一日之間失去工作,既似不合理但又很真實;黃照達拒絕番工,及其創作,既顯得天馬行空超越現實,又活脫脫是一個打領呔被老細卒每日在機械化模式下存活的普通人。所以這本書,就如其封面的黑色草莓,看似古怪之餘,很易入口。
5/13/2010
好像我寫親文都係為左轟藝發局
(其實我仲寫左好多文的)
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誌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
(刊信報)
筆者參與的青年文學雜誌《字花》,迄今已進入第五年,是十年來銷量最高、最獲兩 岸三地注意的文學雜誌,但卻在剛過去的文學雜誌資助審批中評分甚低,以致被大幅削減資助。《字花》不滿評審結果,發動公開 信抨擊藝發局的評審制度,數日間得600多位知名作家、出版人、藝術家、演藝人士、老師、學生聯署。在相近時間,藝評雜誌《文 化現場》亦被停止資助,同樣引起文化界不滿。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兩本雜誌的存亡會引起文藝界及民間的重視,可見《字花》與《文化現 場》的遭遇絕非單一,而是藝發局資助的長期問題。
「巿場自立」的虛妄
雜誌是多種意見、人群與動力的連結平台,需要時間打造,必須一段時間才能 看到成果。《字花》「成績有目共睹」(何慶基語),每年組織的活動遞增,每期收到逾百投稿,也受到本地知名作家和藝術 家的支持,在出版巿場裡提高了文學的能見度,而在兩岸三地也成為了推廣香港文學的品牌。到底何解評分偏低?據了 解,是「巿場自立」的「潛規則」。傳聞過往藝發局只會資助一本文學雜誌三年;而此項政策明明已經取消,藝發局行政總裁茹國 烈和文學組主席寒山碧亦多次確認,資助雜誌並無硬性上限。然而不但個別評審始終以其一偏之見,不斷刁難《字花》何時自立;藝發局藝術 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亦在與我們會面時多度表示,對於長期資助一份雜誌抱有疑慮。如此看來,「巿場自立」乃是「潛規則」,既暗暗 發生作用、受在上位者認同,又不訴諸明文可供申請者追溯、考慮。
其實,要文學雜誌於巿場自立,乃是虛妄。香港地價高昂,書店業生存空間狹小,加 之普羅巿民生活壓力沉重,這些社會條件令香港的嚴肅文學在巿場佔有率有先天限制。香港未有條件出現以創作嚴肅文學自給自足的職業作 家,同樣地,發表嚴肅文學的雜誌亦無法自立。藝發局設立至今十五年,從未有一本獲資助的文學雜誌在巿場上成功自立,經驗證明,硬 性設立資助年期上限,僅會毀滅雜誌。「巿場自立」之虛妄,人皆共見,過去數年亦一直令藝發局受到詬病,被指無心扶植藝術,歷年報章上 的指責聲音車載斗量。
匡正巿場才能多樣化
根據藝發局自稱,「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願景是將香港建立成一個充滿動力和多元化的文化藝術都市。」藝發局的信念中亦包括「促進藝術整體發展,造就多樣化及多元化藝術環境」、「肯定人人享有接觸文化藝術的 權利」。香港的巿場競爭激烈,多有寡頭競爭及壟斷的情況(從超級巿場、便利店、連鎖電器店這些行業的情況可管窺一二),正如布爾迪厄 在《關於電視》中指出,競爭帶來的並不是多元,而是單一化、互相抄襲。當巿場的容納性日益減少,高雅文化及民間民俗文化同 樣無立錐之地,藝發局肩負著扶持在巿場邏輯以外,有價值和有需求的藝術製作之責任。陳雲在《香港有文化》中清楚指出,一般 政府動用公帑資助藝術活動,出於三種原則: 一、維護公民的文化權利及補償失去的公共空間;二、維持文化生態的平衡;三、促進藝術創意的融會。
藝發局若硬性將立意耕耘嚴肅藝術的文學雜誌推向巿場,變相是迫文學雜誌向流行方 向靠攏,即使能夠在巿場自立,亦只是再向巿場傾斜,不見得保障了文化生態的平衡,如此根本不合乎政府資助藝術的原則。
空洞容納腐敗
更有甚者,「巿場自立」這空洞的口號,可成為滋養腐敗的空隙。就《字花》多年面 見藝發局評審的經驗,所有要求文學雜誌在巿場自立的審批員,本身根本沒有在巿場自立的經驗與能力,甚至連發行制度也不了解—— 所謂要求雜誌於巿場自立,只是想把眼中釘趕出資助名單而已。相反,真正有把嚴肅文學帶入巿場經驗的人,如《天地圖書》的總編輯顏純鉤 先生,則在字花的網頁上留言支持,並稱「本人支持《字花》的訴求。藝發局的架構與機制應從根本上檢討,否則所有好的作品與刊物都會遭 遇同樣命運。所謂劣幣逐良幣。」
「劣幣逐良幣」,字字擲地有聲。日前藝發局文學組諮詢會上,有今年文學雜 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誌)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佔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 發局資助,就不合乎「公義」。這樣公然把公帑視作小圈子利益分配的宣言,還斗膽口稱公義,令人咋舌。請想想今日的青年們,他 們可能純粹本著對創作和文學的熱情而去辦雜誌,唯一可追求的目標,就是雜誌自身的水準之提升而已。這些青年認識文壇其它先輩或同輩, 主要是通過閱讀作品與評論,怎知道什麼山頭割據、利益分配?難道因此,青年就註定無運行?又怎會有人,好意思公然把利益和山頭這些腐 敗的東西傳給下一代!文化生態的平衡,絕不是小圈子之間利益的平衡。如果你曾有腐敗的歷史,只有倚靠純潔而認真的青年對藝 術的純粹熱忱,救贖過去。
「追求卓越發展」本是藝發局目標,清清楚楚寫在網頁上。藝發局08-09年的年 報上更寫著「匯聚人才,培育新進」。而面對著劣幣逐良幣的情況,面對著以個人偏見,公然將「利益分配」置諸「藝術水平」之上的評審 員,藝發局不但毫無辦法,而且還反過來自我懷疑:「是否做得好就要資助?」(藝發局藝術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所言)。既不能把握好藝術標準,又突然偏向巿場,隔幾年就迷失自我,藝發局就是這樣倒退的。
藝發局經常反過來向藝術家呻窮。事實上,藝發局每年所能動用的款項,只有一億二千多萬左右。用之前流行的換算方法就是:一條高鐵669億,可資助600多年全港的藝術發展。這個比例是荒謬的。這就是我們政府對於硬件基建和文化軟件天淵之 別的態度:對前者不惜浪擲倒貼,對後者則勒緊褲頭、接近凌辱。較諸平行的法定機構如旅發局、貿發局,藝發局在財政和建制上的支援如何?作為世界上罕有的有民選基礎的藝術局,香港藝術發展局雖然爭議不斷,卻是管治與疏導的重要出口。如果政府不妥加處理這個出口、只令其無法運作,則會令民怨累積,也平白坦露自己的底蘊:根本無心建設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
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誌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
(刊信報)
筆者參與的青年文學雜誌《字花》,迄今已進入第五年,是十年來銷量最高、最獲兩 岸三地注意的文學雜誌,但卻在剛過去的文學雜誌資助審批中評分甚低,以致被大幅削減資助。《字花》不滿評審結果,發動公開 信抨擊藝發局的評審制度,數日間得600多位知名作家、出版人、藝術家、演藝人士、老師、學生聯署。在相近時間,藝評雜誌《文 化現場》亦被停止資助,同樣引起文化界不滿。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兩本雜誌的存亡會引起文藝界及民間的重視,可見《字花》與《文化現 場》的遭遇絕非單一,而是藝發局資助的長期問題。
「巿場自立」的虛妄
雜誌是多種意見、人群與動力的連結平台,需要時間打造,必須一段時間才能 看到成果。《字花》「成績有目共睹」(何慶基語),每年組織的活動遞增,每期收到逾百投稿,也受到本地知名作家和藝術 家的支持,在出版巿場裡提高了文學的能見度,而在兩岸三地也成為了推廣香港文學的品牌。到底何解評分偏低?據了 解,是「巿場自立」的「潛規則」。傳聞過往藝發局只會資助一本文學雜誌三年;而此項政策明明已經取消,藝發局行政總裁茹國 烈和文學組主席寒山碧亦多次確認,資助雜誌並無硬性上限。然而不但個別評審始終以其一偏之見,不斷刁難《字花》何時自立;藝發局藝術 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亦在與我們會面時多度表示,對於長期資助一份雜誌抱有疑慮。如此看來,「巿場自立」乃是「潛規則」,既暗暗 發生作用、受在上位者認同,又不訴諸明文可供申請者追溯、考慮。
其實,要文學雜誌於巿場自立,乃是虛妄。香港地價高昂,書店業生存空間狹小,加 之普羅巿民生活壓力沉重,這些社會條件令香港的嚴肅文學在巿場佔有率有先天限制。香港未有條件出現以創作嚴肅文學自給自足的職業作 家,同樣地,發表嚴肅文學的雜誌亦無法自立。藝發局設立至今十五年,從未有一本獲資助的文學雜誌在巿場上成功自立,經驗證明,硬 性設立資助年期上限,僅會毀滅雜誌。「巿場自立」之虛妄,人皆共見,過去數年亦一直令藝發局受到詬病,被指無心扶植藝術,歷年報章上 的指責聲音車載斗量。
匡正巿場才能多樣化
根據藝發局自稱,「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願景是將香港建立成一個充滿動力和多元化的文化藝術都市。」藝發局的信念中亦包括「促進藝術整體發展,造就多樣化及多元化藝術環境」、「肯定人人享有接觸文化藝術的 權利」。香港的巿場競爭激烈,多有寡頭競爭及壟斷的情況(從超級巿場、便利店、連鎖電器店這些行業的情況可管窺一二),正如布爾迪厄 在《關於電視》中指出,競爭帶來的並不是多元,而是單一化、互相抄襲。當巿場的容納性日益減少,高雅文化及民間民俗文化同 樣無立錐之地,藝發局肩負著扶持在巿場邏輯以外,有價值和有需求的藝術製作之責任。陳雲在《香港有文化》中清楚指出,一般 政府動用公帑資助藝術活動,出於三種原則: 一、維護公民的文化權利及補償失去的公共空間;二、維持文化生態的平衡;三、促進藝術創意的融會。
藝發局若硬性將立意耕耘嚴肅藝術的文學雜誌推向巿場,變相是迫文學雜誌向流行方 向靠攏,即使能夠在巿場自立,亦只是再向巿場傾斜,不見得保障了文化生態的平衡,如此根本不合乎政府資助藝術的原則。
空洞容納腐敗
更有甚者,「巿場自立」這空洞的口號,可成為滋養腐敗的空隙。就《字花》多年面 見藝發局評審的經驗,所有要求文學雜誌在巿場自立的審批員,本身根本沒有在巿場自立的經驗與能力,甚至連發行制度也不了解—— 所謂要求雜誌於巿場自立,只是想把眼中釘趕出資助名單而已。相反,真正有把嚴肅文學帶入巿場經驗的人,如《天地圖書》的總編輯顏純鉤 先生,則在字花的網頁上留言支持,並稱「本人支持《字花》的訴求。藝發局的架構與機制應從根本上檢討,否則所有好的作品與刊物都會遭 遇同樣命運。所謂劣幣逐良幣。」
「劣幣逐良幣」,字字擲地有聲。日前藝發局文學組諮詢會上,有今年文學雜 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誌)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佔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 發局資助,就不合乎「公義」。這樣公然把公帑視作小圈子利益分配的宣言,還斗膽口稱公義,令人咋舌。請想想今日的青年們,他 們可能純粹本著對創作和文學的熱情而去辦雜誌,唯一可追求的目標,就是雜誌自身的水準之提升而已。這些青年認識文壇其它先輩或同輩, 主要是通過閱讀作品與評論,怎知道什麼山頭割據、利益分配?難道因此,青年就註定無運行?又怎會有人,好意思公然把利益和山頭這些腐 敗的東西傳給下一代!文化生態的平衡,絕不是小圈子之間利益的平衡。如果你曾有腐敗的歷史,只有倚靠純潔而認真的青年對藝 術的純粹熱忱,救贖過去。
「追求卓越發展」本是藝發局目標,清清楚楚寫在網頁上。藝發局08-09年的年 報上更寫著「匯聚人才,培育新進」。而面對著劣幣逐良幣的情況,面對著以個人偏見,公然將「利益分配」置諸「藝術水平」之上的評審 員,藝發局不但毫無辦法,而且還反過來自我懷疑:「是否做得好就要資助?」(藝發局藝術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所言)。既不能把握好藝術標準,又突然偏向巿場,隔幾年就迷失自我,藝發局就是這樣倒退的。
藝發局經常反過來向藝術家呻窮。事實上,藝發局每年所能動用的款項,只有一億二千多萬左右。用之前流行的換算方法就是:一條高鐵669億,可資助600多年全港的藝術發展。這個比例是荒謬的。這就是我們政府對於硬件基建和文化軟件天淵之 別的態度:對前者不惜浪擲倒貼,對後者則勒緊褲頭、接近凌辱。較諸平行的法定機構如旅發局、貿發局,藝發局在財政和建制上的支援如何?作為世界上罕有的有民選基礎的藝術局,香港藝術發展局雖然爭議不斷,卻是管治與疏導的重要出口。如果政府不妥加處理這個出口、只令其無法運作,則會令民怨累積,也平白坦露自己的底蘊:根本無心建設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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