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9/2009

視野

多邊連結 改造社會
視文學雜誌為社會企業
(刊於星島)


也許有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的本土文學,素來是受兩岸三地以至國際肯定的。別說西西、董啟章等作家的著作常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內地也有青年讀者對於黃碧雲、李碧華等香港作家趨之若騖。在美國教書的周蕾、王德威等著名教授,也一直推崇香港的梁秉鈞。只是香港受殖民地歷史影響,又崇尚商業活動,只將文學視為娛樂活動——文學的娛樂性質不及表演藝術,所以政府資助也偏重投放於表演藝術——於是連自己家園後本有一棵寶樹,年年結著優良的果子,都不知道。

筆者辦了文學雜誌幾年,雖然歷練未深,但對於文學營運的前景、文化資助政策的得失,也有自己的觀察,願與大家分享。文學雖然不像股巿那樣牽動巨大經濟利益,但也是人生和社會必要的組成部分,也與一個社會的人文素質息息相關。


巿場失衡 扼殺文藝空間

香港彈丸之地,竟有七、八份文學雜誌。它們多半不能以巿場邏輯生存,部分以仝人雜誌方式營運,部分需要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

筆者認識一位資深的電視人,她歷年炮製許多紅極一時的節目,平時深研時裝名牌,但原來,她讀書時也看《素葉文學》(由許迪鏘、何福仁等作家編著的本土老牌獨立文學雜誌,品味高雅,獨立發行),喜歡台灣詩人周夢蝶。她對我說,搞文學不應該「打正招牌」,而應該融入商業時尚雜誌——她認為最好的時尚雜誌,應該包含最好的文學。她說的正是一群現在在辦雜誌的年輕作家之理想圖景,奈何現實是不容辦到。

本來,文學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空間,是工作縫隙中讓你透氣的窗口。九十年代初報業暢旺期,大部分報紙都有大片文藝園地,許多現在的作家(如董啟章、張婉雯)、傳媒人(如湯禎兆、梁文道)和學者(如游靜、羅貴祥),年輕時都在這些園地上發表創作、評論,推動不少文藝風氣。但九十年代末以來,傳媒競爭愈趨惡性,在商業傳媒上給予文學的空間愈來愈少。這巿場邏輯其實是殺雞取卵,反而導致了單元化。於是有香港傳媒往內地開辦旗下雜誌,便把香港容不下的題目如文學旅遊、作家特輯、文化刊物歷史等,體體面面、名正言順做到內地銷量高企的時尚雜誌裡去,再被轉售入香港書店。好東西被迫外銷再入口,倒真諷刺。

純搞出版不合時宜

巿場失衡,藝發局的資助便變得相當重要。然而已有不少論者指出,藝發局對文學雜誌的資助邏輯,是「雞肋邏輯」,即僅足以支付印費和稿費,一人編輯部。即是說,文學雜誌只是要提供園地讓文藝愛好者發表,藝發局也不用「藝團」的邏輯去對待文學雜誌,彷彿認定文學雜誌只搞出版,不像藝團那樣將展覽、表演、出版、活動、推廣、座談結於一身,因而只需資助出版費用,而省下行政費用。然而搞文學雜誌的有心人也都知道,出版本身必須有座談、評論等活動支持,也要與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電影界、非政府組織、學校等不同界別連結,才能真正帶動城中的文學氣氛,給予文學愛好者養份上的支持:開拓他們的眼界,找到同好作交流,引發創作,帶動出版巿場。

改善文學的整體現況,也是改善社會現況,為社會製造更多同情理解的空間,耕耘人的靈性。若要改善文學現況,在建制上,藝發局首先要修正「雜誌=純粹出版」的錯誤觀念,在資助上支持文學雜誌的日常行政營運。而愛文學的人也可以對自己更有要求,不單是守住陣地這麼簡單,而要帶頭正視社會對文學的需要,把事業做大。文學應劃歸近年好談的「創意產業」範疇,這大家都知道了。而筆者更願借近年熱談的「社會企業」概念,來理解文學事業。

借用社會企業的視野

香港談社會企業,往往強調其既能在巿場上自給自足,以商業手段達到公益目的,但往往就只著重如何商業、如何自給自足,而少提其最重要的目標,即在教育、環保、貧窮、公共衛生、弱勢族群等公益領域,濟弱扶傾,消弭不公平。前文已述,香港的巿場對於文學並不公平,文學是弱勢藝術,需要扶助。近年政府往往視公共事務的開支為投資,講回報;但回報也不止是帳面上的經濟回報吧,藝發局與其純重文學雜誌能否有天自給自足,不如從社會投資的角度思考資助政策,推動文學雜誌多方連結、多搞周邊活動、開拓收入資源,鼓勵有視野有動力的雜誌辦下去。
社會企業是公司而非慈善團體,營運需有獲利。而其獲利,又多留予公司作發展資本,或回饋公益領域。以筆者所參與的文學雜誌《字花》為例,以中學生可以負擔的價錢,去給對閱讀和寫作有要求的人士提供精緻的文學藝術園地,多方與創意工業連接,維持中學銷售網,銷量是十幾年來文學雜誌最高的銷量,也開拓了一些廣告收入來源,但也不可能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自給自足。雜誌採取「均貧」措施,將資助儘量以稿費形式分發予作者、視藝工作者,寧可削減編輯薪金。其實這些也都是現時文學雜誌人的共識。將收益回饋業界的分享理念,文學界本來就有。

最重要的是,是藝發局以至整個政府,應以社會企業的角度去衡量文學雜誌的成就。社會企業的形式在講究公益關懷之餘,其實也很重創意,那條穿過巿場的公益之路,需要敏銳者摸索。台灣的一位社會企業家李雪瑩就提出,社會企業家必須思維創新、充滿動力、把握每個機會,以新舊融合的實際方法解決社會問題,並承諾在過程中生產社會價值。他們了解市場經 濟的限制,以及堅持發現讓窮人可以參與的新的市場機制。社會企業家是當代社會的重要規劃者,他們在現況中看到令人嚮往的未來,堅持行動起來改造社會,具備勇氣與韌性,不因困難而動搖。歷來輕視文學的文化政策,有沒有想過要支持這樣的人?藝發局有沒有想過,資助不止是讓雜誌苟延殘喘,而是有這樣宏大的願景?喜愛文學的人,有沒有想過,在一個拜金的社會中,堅持自己的愛好,就已經是在改造社會?

而筆者與諸君分享這些,乃因相信,這樣的話、這樣的視野,能激勵每一個人。

10/19/2009

對於西九來說,我們並不存在

(刊19/10 明報世紀版)

西九諮詢十月開始。近月,爭取文學館的聲音沸沸揚揚,連結了左中右、文學界與藝術界、著名作家與普羅巿民,不少巿民簡直以為文學館快落成了。九月七日我在立法會西九會議上以「文學館倡議小組」名義發言,要求十月開始的西九諮詢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而會上西九管理局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袞袞諸公,均表示「持開放態度」。誰料,到諮詢開鑼,事實才擺在眼前:在西九規劃裡,文學完全沒有位置。

文學人, 西九與你無關

所謂文學在西九完全缺席,並不是指規劃藍圖裡沒有文學館的計劃這麼簡單。問題在基礎的部分。西九的規劃需要諮詢,需要不同藝術界別中的不同位置的持份者,從他們的角色去給予專業意見。而令人驚異的是,在西九的整個諮詢組別、持份者的定義中,竟然不包括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獨立文學作者。而根據持份者身分而制訂的諮詢問題,也根本不包含文學角度出發的關懷。換言之,這明明白白的表示,在西九管理局眼中,文學人口不是西九的持份者,西九的規劃里拒絕肯定任何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之地位。根本還未輪到討論要不要建文學館,整個龐大的文學人口、文學研究者、作者、愛好者,對於西九管理局來說,並不存在。

西九規劃曾被譏為諸侯占據、掛文化羊頭賣地產狗肉、豪宅後花園。而現時這份諮詢名單,其實可稱多樣化,除了藝團、舞團、劇團、展覽中心、畫廊、藝術刊物、傳媒、贊助藝術的財團等之外,還有許多令人驚喜的發現:比如,在「視覺藝術、設計、流行文化和活動影像方面的藝術協會╱藝團」組別的持份者中,包括「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有限公司」;在「商業畫廊、拍賣行和展覽中心租戶」組別中,可見澳門的「威尼斯人」;在「社區團體、區議會、立法會、少數族裔團體」組別中,遠至「鯉魚門街坊福利會」等等也名列陣中。西九持份者的定義看來無遠弗屆,但唯獨是文學,一個本來就是藝術中的很重要成分的範疇,西九管理局卻完全視而不見。

文學本在生活中俯拾皆是,我敢說,這種把文學視如不見的態度,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唯有香港才有這樣的怪現象。這是由香港的古怪殖民歷史導致的,而號稱要引入藝術營運新思維、打造藝術展覽新局面的西九,是否要把舊殖民的愚昧痕跡印刻在西九龍最後一塊美麗地皮上?

驅逐文學是殖民餘緒

翻開歷史的陳年爛絮:從香港文學內部的發展來看,早期由三四十年代的南來文人作品起,直至目前一般學生投稿,普遍的文學作品都有追求內在靈性、反抗人往純經濟或利益考慮的方向墮落——而偏偏香港在回歸以前以後,都被指定要「唯利是圖」。我看著早期南來文人的傑出作品,他們無法忍受空間與視野同樣狹窄的香港,無法忍受殖民地文化處於高位、拜金勢利的社會,這樣的作品殖民地政府怎會歡迎?可悲的是,裡面批判的到現在仍然適用。文學大概永遠是統治者心頭的一條芒刺。

從外部文化政策來看,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本是六七暴動之後,以「提供娛樂」的方式幫助治理綏靖,因而以演藝表演為主,讓民衆成為乖乖坐著的「觀衆」,表演場地又由官方管理,柔性地滅絕反抗——而文學一來是較精英,二來是讀書寫作往往在家中不受管制,港英政府便乾脆將文學邊緣化,即是讓社會上不至於完全沒有文學,但又始終不讓文學正名、與其他藝術或社會範疇平起平坐。比如政府辦文學事務及活動,歷來是交予圖書館的,彷佛文學只是閱讀的一個選擇,而非滲透日常生活的人類精神財產。更重要的例子,是藝術發展局的「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是不能參加的。所謂一年資助團體,其行政費用會受資助,即藝術發展局認同該團體日常運作是有助發展和推廣藝術的。而文學團體,是在架構上就已被否定了成為「一年資助團體」的可能,即藝術發展局認為文學團體日常運作毋須支持。

文學界別的「團體」角色,一般以文學雜誌代之。但文學雜誌一般只獲雞肋式資助(稱得上合理的稿費、設計費、編輯費,絕對不可能三者兼得),而且原則上是對出版的資助,並非資助團體營運,雜誌多搞周邊活動,是自願性質,也不計算入編務工作。藝團、劇團會搞表演、展覽、座談、出版……各式的連結,這些都有助于營造及提升城巿整體的藝術氣氛,凝聚界別。而文學界別也一直有人在做這些,無論是否拿資助,各本文學雜誌都知道工作不止于出版,而是要提高文學在城巿中的能見度。各書店、大中小學,甚至街頭的講座、交流、作品分享、詩歌多媒體匯演、crossover 創作計劃、讀書會、文學展覽,一年大大小小都有逾百樁,這些都是需要策劃營運才能出現的。比如我個人,除常規編輯工作外,每月至少必須與三個以上希望與《字花》合作的團體接洽開會(未計出席相關文學活動),而不但這些工作藝發局原則上不資助,每月的編輯費也只等於我去做一次中學演講。

文學人一向重義多于利,即使沒有錢,講者免費來、活動免費策劃、書店場地義助,以游擊形式組織,熱心從無懈怠。文學活動在民間活躍出現,換來「沒資助已經存在,又何必資助」的怪圈邏輯,雜誌旋起旋滅,實際運作經驗無法傳承的苦處,只看一代人的熱情能燒多久。現在辦文學雜誌,早已超越紙面,工作也由出版雜誌而更趨向藝團的多面向形式,藝發局以為文學團體工作等同出版,是非常落伍的。而既將文學雜誌理解為文學團體,至少應向外反映(藝發局網頁刊出「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又是一片空白)文學雜誌的代表性角色吧?種種缺失,導致在建制眼中文學人口隱形,也不讓以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在40 公頃的西九文化藝術區規劃里得到肯認和反映。

讓文學帶起藝術互動

回到西九諮詢問題。在原初的策劃理念上,作為一個綜合文化藝術區,西九本著重藝術範疇之間的互動性,整個西九文藝區,不能是各自為政、分崩離析的,而應是一整個有機體。西九在此階段的諮詢,卻跳過了綜合有機的大原則——諮詢問題很實際,很重硬件,比如詢問未來戲曲中心的使用者,觀眾席應建一層還是兩層?卻不問問,在軟件方面,戲曲中心希望如何與周邊的劇場與博物館,合辦主題活動,在城中推動共同的藝術議程。

月前張堅庭導演在自己的專欄里反對建文學館,文中聲稱「多媒體藝術更與文學表達愈走愈遠」,真是脫離現實。不但如今的文學活動多是音樂、影像、舞蹈結合,就拿電影來說吧,改編自名著、通俗武俠小說的電影不知凡幾,許鞍華改編過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半生緣》,王家衛《花樣年華》明顯是向劉以鬯《對倒》致敬,羅永昌《天生一對》本以西西《哀悼乳房》為藍本,連最近荷李活的《D9 異形特區》,明眼人絕對能認出卡夫卡《變形記》。文學根本無處不在,一向是為其他媒體之所本,從來有跨媒體性格,只有殖民地養成的文學瞎子,才敢這麼大聲地否定文學。讀文學至少教人謙虛。

意欲將文學自藝術整體中分割出去,這是完全背離中國傳統藝術觀念和國際藝術常識的。衆所周知,文學作品是許多音樂、繪畫、電影、建築、戲曲、視覺藝術作品之所本,文學的許多概念也直接影響到其他藝術範疇的概念和批評(比如我們會聽到影評人分析電影剪接的「語法」),一個思潮或藝術風潮之湧現,也總是在各個藝術範疇里一起萌生(比如結構主義在語法學、繪畫、建築、電影的不同演繹),諾貝爾文學獎更一直是中國人的心結。

如今所有香港文學雜誌都熱烈地搞跨媒體互動,我實在很希望,文學能夠以其互動、民間出發的性格,改變西九現時硬件先行、分崩離析的狀態。比如大型外國劇團來演《美狄亞》,如果我們有一間文學館,就可以同時推動介紹希臘悲劇的講座、展覽,從黑格爾談到王國維;比如視覺藝術展出水墨,文學館就可以介紹文人畫題詩傳統、詩畫互涉、印章雕刻與鑑別學問;文學館可以推動本土年青創意社群,製造限量發售的文學小商品(如張愛玲布書套、也斯食物詩筷子、曹聚仁煙灰缸),支持本土的創意商品巿場。

不諮詢,逼人上街?

這樣的文學館是一個動態的藝術平台,讓整個西九更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退一萬步來說,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是可以改善西九的吧?一個喜愛文學的人,對西九的想像和意見,應該是西九需要考慮的吧?如果以往沒有把文學包含進來是「歷史的錯誤」,那麼現在馬上修訂持份者定義,首先吸收文學雜誌、文化書店、出版社等等有文學策劃經驗的團體之意見,進行諮詢,應該不太難吧?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看到西九目前這樣的諮詢定義,我心鬱憤。一個族群如果不被承認其存在,可以如何呢?諮詢政治崩潰時,最常見的方法是遊行示威,街頭相見。是否要把那些本來在家里讀書寫作、只想在一個文學空間里悠閑尋索的人,都迫到要舉牌示威,你才肯承認文學人口存在?希望西九管理局能夠聆聽,文學館倡議運動自五月以來從民間運動累積的聲音,顯示他們能夠有就社會現況改變的彈性,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至少將文學人口納入持份者定義,對文學界進行組別會議諮詢。至於藝術發展局,應該與時並進,即使維持以文學雜誌代替「一年資助團體」,但向內必須將雜誌的日常行政工作納入考慮資助範圍,向外申明文學雜誌有文學界資助團體的角色,讓文學的聲音在建制內有反映、在社會上被看見。這僅僅是對我城每年逾百的文學活動表示肯定——肯定它們存在,並推動了我城的整體藝術發展。

10/05/2009

忙到連文明單位都覺得困難

文明單位:笑談《建國大業》
嘉賓:卓男

雖說《建國大業》是在主流紅色電影(或稱主旋律電影)中,罕見的新角度,有關鍵的轉變。從港產片的角度比,《建國大業》難免還會有點悶吧,所以我計劃與社運青年一起去看,找一家人蹟罕至的戲院,大大聲笑。

文明單位:蠟筆小新
嘉賓:張彧暋
張氏的名字打不出來,音「旭敏」。我小時候非常討厭蠟筆小新,想不到終有一天明白它的好了,臼井儀人卻死了。


文明單位:風球中的唐滌生

錦心繡口細味粵劇 從唐滌生說起
(刊於星島文化版)

五十年前的九月,粵劇界鬼才作家唐滌生先生,於其作品《再世紅梅記》的首映禮上,因突發性腦溢血而遽然長逝。五十年過去,大眾對於這位偉大作家的懷念隨時日俱新。也許,無論是粵劇界還是香港人,都應進一步偉大前人的工作與成就,在巨人的肩上望得更遠。

傳統戲曲跨代感動

筆者不能算是會家子戲迷,但從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粵劇,就是從發現唐滌生與「仙鳳鳴」開始——考試時答完問題閒著無事,我就在試卷的空白處、多餘的答題紙上背默《紫釵記》的曲詞。唐滌生的詞作精緻雅麗,復能表現人物的性格與情感,這本是元雜劇的活潑特色,而粵劇又比元雜劇在語言上更能接近香港人。唐滌生寫予仙鳳鳴的劇本,女主角性格多較為鮮明,聰慧、俠義、愛恨分明,有現代特色;比如一句「女子由來心眼淺」,曾數度出現在不同劇作中,一點點性別定型,說中不少人心聲,連女性都樂得用來表達自己。別以為年輕學生不會喜歡粵劇這樣的老舊東西,其實中學生的文學興趣及欣賞,多由古典作品引發,而粵劇更凝注香港數代人的共同經驗,年輕人在接觸這種兼具古典和現代特色的藝術之時,既有復古也是與自己的生活扣連,被引發的興趣和情感層次,也許相當複雜呢。

《帝女花》改編自明遺民才子黃韻珊《倚晴樓七種曲.帝女花》,是唐氏經典劇作,一度(或者現仍然)是香港發行量最高的唱片。《帝女花》的家國情、避亂心、殉身義,環環相扣,觸動香港人在家國認同中的複雜情結,歷來感動不少觀眾,也引發許多跨界改編,如近年鄧樹榮就曾將《帝女花》改編為概念舞蹈,進一步揉合傳統與現代。事實上,對於經典,我們不能滿足於表層的消費與品味,而應在基礎上再求精進。近來盧瑋鑾(小思)編成《辛苦種成花錦繡——品味唐滌生〈帝花女〉》(下稱《辛》)一書,就是很好的示範。

編排功力 錦心繡口

《辛》一書以唐滌生為旗號,但其實書中主體並無直錄唐氏劇作原文,而是往多個方向深度挖掘。比如名伶阮兆輝與粵劇研究者張敏慧對談《帝女花》,一方面深度研習文本,包括勾出整個劇本脈絡,指出短短的《乞屍》一場如何具承先啟後的關鍵作用,一兩句滾花如何畫龍點晴,不但令觀眾更易掌握劇情,更令劇本綿密精緻,足傳後世。另一方面,阮兆輝從演者的角度補充心得,如指出駙馬周世顯的角色抑壓內斂,極是難演;又如〈迎鳳〉一段用《禪院鐘聲》曲牌,唱得步步進逼驚心動魄,功力罕見。點評盡是精華,而對談的形式又令內容輕鬆、讀來親切;在排刊黃韻珊原作的部分,又以眉批的形式出之,令重新句讀的古劇更具生氣。

本書延伸的角度甚廣,除了排刊黃韻珊原作,亦有文章分析演繹方法、音樂曲牌編排,又請了文化研究學者,對於經典戲劇作出比較研讀,與當下文化價值對話。書中更有紫禁城圖繪,以示唐氏編排演員上場的方位,都曾先研究歷史資料。論篇幅「唐滌生」彷彿不是主角,但其實全書中唐氏身影無處不在,讀者彷彿與伏案工作的唐氏同行共處,甚至比直錄作品更能進入唐氏心境。正如盧瑋鑾在書序〈品味的意思〉中淡淡指出,要明瞭作者的創意心思,乃須追溯其創作過程。本書最巧之處,乃是可以把作品呈現為一個過程,如同戲劇一樣需要鋪墊,所有本以為是枯燥的資料,其實都是有表情的道具。乃知編輯工作雖是接近「隱形」,但書編得好,真的單是結構都令人玩味再三。《辛》書封雪白素淡,但的是錦心繡口。

五十年前呼籲,規勸今日西九

文學歷史多有考據,書中有多處是將唐氏原作、唱片版中與歷史不符之處重新訂正(比如有一句「似是仁慈清世祖」,零六年雛鳳重演時改為「清帝懷柔排圈套」,乃因「清世祖」是順治帝死後謚的廟號,清帝既未死就不可能出現),亦早有熱心人將修訂上載至維基百科。我其實對於粵劇曲詞中偶爾出現的前後不一、不符史實之處不以為忤,認為這正是戲劇為求靠向知識水平有限的大眾、在曲牌格律中扭盡六壬不拘一格的文本特色;不過這多番訂正,也顯示了粵劇今日已超越純粹消費娛樂的層次,更重其教育與文化傳承的功能,處處謹慎。

香港粵劇不但是中國地方戲劇的一個分支,更是在戰亂人禍的縫隙中,中國文化精華與人文精神盡皆寄寓在香港一小島,歷史的小小神奇。改革開放後廣東粵劇重興,重點是向香港粵劇汲取斷了的文化養份。粵劇給予我們跨代感動,西九不知會給多少空間予粵劇?《辛》特別收錄了唐滌生1958年對粵劇界的呼籲,聲稱粵劇是一種綜合藝術,須與其它藝術界別結合;要求報章上多刊對粵劇的評論;呼籲粵劇界摒棄落後與腐敗;反對庸俗,強調粵劇作社會教育的藝術功能。筆者最近參與倡議香港文學館,感佩唐先生識見之前進,感嘆歷來文人關懷之相同,文學與粵劇,原來也是同一命。唐滌生五十年前的這些話,全是西九管理局要聽的。


文明單位:創意寫作教育
嘉賓:陳子謙

創意寫作教育,是中學改制後湧起的新話題,像一個海那樣,漫漫的投進去不知何處是岸,學生、記憶和笑語,浮木般掠過身邊。


文明單位:麥兜響噹噹
嘉賓:陳志華

而謝立文所最擅長的,無疑是說失敗者的故事。

他要建立一個巨大場館,去講麥兜這個不相干不起眼的失敗者的故事,而武術又其實並非比賽的重點,整個所謂盛會,是讓大家共同目睹麥子仲肥的發明「顯靈」,有一個停頓的瞬間(與武打的「動」相反),思考過去與未來的關鍵、或僅僅是感受時間長河的無理性,若有所悟。「若有」才是重點。

「學武」的情節設定是巧妙的,能夠將傳統/現代、文/武、雅/俗共冶一爐任作者戲耍,在商業上又配合國內于丹等電視講道之熱潮、又代表(或顛覆)「香港—動作片」的習慣印象。謝立文似乎在宣示,他能出口外銷的原因是,他在傳統高雅與當代俚俗之間得心應手,對於不同傳統的態度和處理手法可一以貫之:以前地踎絕學黎根十二路搶包手,今日是遠古老子哲學融入玄門拳理,在某些人眼中層次是雲泥之別,但在謝立文筆下,承傳的都是笨拙憨直一敗塗地的麥兜,到最後重點不是麥兜承傳了什麼,而只在於我們在過程中理解了校長/黎根/道長扮鬼扮馬騎騎呢呢,如同「興亡國、繼絕世」般把技藝與哲理傳遞下去的辛酸。在這個主題調整、保留質地的過程中,當60年前內地赤化,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一代大儒,不就是流亡至香港嗎?香港的特殊性部份在於,確實是它保留了一些中國的絕學。這些設置也暗暗突顯了香港地位。

然而我為什麼還是突然悲從中來呢?

(全文見九月號《香港電影》)


文明單位:迷幻文化
嘉賓:邵家臻

邵家臻當年做社工,跟進得最多的就是濫藥過案。每當他談起他所面對的青年,他所思考的問題,我總是屏息靜氣的聽,非常敬佩。

夏天的結尾,如果我可以有一個願望,希望是讓我們的年輕人,可以不必任意打開自己的身體,供權力檢查。社會可以不必,把那些原本就恨它、手無寸鐵的年輕人,迫到更邊緣的地方去。


文明單位:古惑視障詩人
嘉賓:盧勁馳

我常想,像勁馳那樣聰明,到最後會怎麼樣呢?作為一個視障人士,他學習的種種生活技能,那麼困難,那麼舉重若輕,談話過程中,我們不斷爆笑。那次我們在尖沙咀,他還給我們這些正常的路癡引路呢。

10/03/2009

三至十八句

是已經有方法的了。當被無理的負能量環繞時,叮囑自己拉遠距離,從長的時間維度,廣的社會向度,外部的抽離角度,高遠的理念視野,去思考整個問題,不要過於沉迷所謂的人性醜惡(因為它往往有想像成份),想想一無所知的人會怎樣看,不要只覺得自己受委屈,不要覺得其它人是鐵板一塊,有理的反對要吸收,在無理的反對儘管尋找可吸收的部分,並且不要因為挫折和無理的抨擊拖垮自己及深廣的運動。這些就是方法——只要堅守以上信念,就始終會做出正確的事。

然而事實的另一面是,年紀愈老,事情愈多,各種負擔愈大,整個人的容量會減低——即唔夠ram,腦部根本處理不到,許多已發生過的陰影會籠過來導致思想負面。身體的反應也更加直接。以前看不過眼、扯火筆戰,只是背脊一道熱上來,覺得馬上要做事來改變現況,現在遇到不平或感到受屈,若抑壓不當,反而反應更大,腦部直接一麻,思考停頓,只想馬上抽身而去。七月以來不時暈眩,若發現有腦癌或腦溢血,理固宜然。

我始終記得飲江跟我說過《紅伶劫》,關於弗朗西斯.法默(francis farmer)的故事。反叛的法默,因為無法承受美國的社會束縛,住進精神病院,接受腦白質切除手術,最後坐在精神病院裡,安祥地說,世界繼續在墮落和變壞,但我不再關心了。

這句話像魔咒一樣盤旋在我疼痛發麻的頭顱裡。真的,希望它可以成為一種拯救:當我想像有一個自己,能夠這樣安祥得接近癡呆地生活,那麼我或者,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忍受那些複雜深重的恨意、誤解、挑釁,或僅僅是感受不被考慮,然後,拉遠距離,重複首段的三至十八句。(如果我夠能量,會可以將三至十八句用別的方法重新說一次,但現在,我只能僅僅完成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