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零散化的後工業社會,如果你在職場跟青年人談志願、長期投身,難免是有點尷尬的,職位上升難,朝不保夕,可代替性極高,「趣味」基本上是奢望———究其根本是,「學以致用」是這麼難,以致學校所教的一切知識都好像變了空談,只換來失望。
但我們總不忍見到人的無所投身,總盼有什麼能讓他們寄予熱情、發揮動力,他人感到希望存在便好像我們也擁有了希望。最近剛好有一些青春電影上映,有靜有動,頗引起了一些迴響,能讓我們看到有什麼可以引起青年的熱血——偏偏裡面的志願都是會主流社會認為是「不務正業」的事情。
《狂舞派》以愛跳街舞的少男少女為故事主體,為什麼跳舞?比較低層次的「要有型」,是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其中一個跳舞的大學生便曾想過放棄,因為看來比不過對手,出了負面新聞又被人笑,練舞又令成績不好。比較有力的是主角阿花,對她而言,跳舞的欲望像是與生俱來、無時不在,是讓她定義自己的方式:「唔跳舞我就唔係阿花!」實踐理想,在生活裡作出抉擇,人便成為了主體。
阿花沒有正面提出「跳舞的內在價值」,也讓一些比較知性的觀眾感到不滿足。我覺得更有趣而含蓄的是「7良」,他本是狂躁、只懂劈友的坐牢小混混,被教官即太極師父收伏而從此學太極,裡面的關鍵點有兩個:一是太極的本質,「將你自己的力還給你自己」,與外力雙生並存,引伸為一種虛沖謙退的人生哲理,讓他找到在世界立足自處的方法;而起點,是黃貫中飾演的教官問:「每個人都總有一樣是自己擅長的,比如我,很懂打太極。你最擅長的是什麼?」
學習一樣技術,以自己的擅長來定義自己,獲得存在的尊嚴,這件事本身,有著綿長神秘的吸引力。
另一套文青應該更為受落的青春電影,是石田裕也《字裡人間》,改編自三浦紫苑的《編舟記》。整個故事圍繞大出版社裡的一個小部門,要編纂一套「追得上時代的辭典」《大渡海》而展開,松田龍平飾演內在羞澀有表達困難的主角馬締,他在大公司裡只是一個受同事歧視的自閉怪,卻被同事羅列入自成一角、老舊而充滿知識份子味道的辭典部門。他本來不知《辭典》是什麼,作為教授的辭典總編輯,像一個掌舵的船長般緩緩地說,人不是孤島,所以要與人溝通、向他人表達情感,而辭典就是為了讓人與人之間可以交流,提供意義,辭典就是讓我們渡過文字之海的那一葉扁舟。別的同事唯唯諾諾,有表達障礙的松田龍平卻深受感召——因為他發現他所從事的工作,可以同時著手解決他人生最根本的問題。
日本有所謂職人精神,就是在一個行業中捍衛傳統與尊嚴,力求在每個細節上嚴謹精進,矢志以此為終生志業,甚至到了外人難以理解只能折服的程度。職人精神,與西方提出的工藝精神(craftmen-ship)可作對讀,一般多以有傳統流溯的手工藝為主,不,出版和編輯,雖然比較知性曲折,其實也是一門手工業。《大渡海》以語言學傳統不分貴賤、「田野採樣」的方式收集新興詞彙,電影更拍攝一張張詞卡上手抄的字蹟,承載密匝匝詞卡的木抽屜——這就是書籍—出版—圖書館等一整個以文字為共有根基的行業,最熟悉的意象系統和行為模式。我不算是資料迷,但從小思老師那裡聽說過她以前編香港文學的資料咭是一張張裝在鞋盒裡,看到《大渡海》的資料庫,自然情動於中。
當背負一個志業,就要用該行業的獨有方式去解決問題,之後就用這套方式來解決問題,堅守本道。人就此被模塑——電影用一個很輕鬆的手法去呈現:當松田龍平墮入愛河,簡直是受驚到發燒、腳軟,當然也說不出話來;同事你一言我一語猜到他是戀愛了,總編輯教授面帶嘉許笑容說,好吧,「戀愛」這個詞條,就由馬締編寫吧。通過經歷與語言概念史的磨合融匯,把自己的小小故事寄託在彷彿抽象而距離遙遠的詞義中,一種情感過度充沛的隱身,這就是文字編輯和語言學的精神。
日本各行各業都講得頭頭是道,而香港人不擅講大道理,像更為熱血的《激戰》,裡面彭于晏打到滿身傷痕幾乎傷殘,卻只是為了「給父親鼓勵」,一種理性上說不清的志願,然而卻是向不肯定他價值的父親(一早白手經商致富)一種還擊。拳擊、街舞、編纂詞典,都是與向上爬、經濟地位攀升的主流價值不符,但卻有人熱切投身不顧一切,還回頭來鼓勵了我們。顯而易見,辭典的編纂在商業社會早已非常邊緣,但卻背負許多重要精神與歷史脈絡,於此我們可看到「重要性」與「商業價值」的分離。而這些邊緣和小眾,就是讓久已沉浸在商業社會的人也在那裡露出一點人性,小田切讓飾演的西川,自願被調部門而換取辭典工程不被腰斬;講求營運效益的社長,在最後校對關頭,也去給像大學宿舍或難民營的編輯部眾人買咖啡。你是有辦法,在自己的位置做小小的事,讓這些小眾的東西有空間生存的。
(刊九月《號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