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地位逐漸被圖像取代、出版困難的年代,詩可能在巿場上的佔有率逐漸減低,但其創作與行動則更為顯眼注目,而且作為根柢的創作並未衰退,近十多年來,香港詩歌的創作成績可能比小說創作顯得更為欣欣向榮而樂觀。也許是因為,詩歌的跨界及便利行動之性質,在這個時代佔有優勢。而在出版M型化的環境下,小眾的詩歌也因能突顯純粹藝術的關懷高度,而獲得了更多的注目。
本文試圖梳理過去的一些香港詩歌跨界實踐的理念及歷史,限於篇幅及史料之散佚難尋,多以筆者個人所經歷過的歷史為據,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虞,在此須先請識者包涵,歡迎補充討論。
如果我說,「跨界是詩歌的本質」,這是一個美學信念的問題,就算不是人人同意,我也樂於高舉信仰,同時喚求同道。詩歌是一種修辭的藝術,大量詩人不懈於語言的琢煉,在實踐中便往往傾近了對語言的挑戰。推陳出新乃是一個現代詩的共識審美標準。歷史上,古典主義的約束嚴敬,被浪漫主義的個人激情所取代;浪漫主義又會面對冷靜約束的現代主義之挑戰;超現實主義以字詞雕煉,碰撞文字與現實之間的關係,下啟「純詩」的理念;後現代主義以游戲、諷刺、諧擬等方式鬆脫現代主義的美學觀念,所以圖像詩、反詩等等新設置,也在晚近數十年中大行其道……餘不一一。大略的詩歌美學流變概括,只是為了重新肯定一種反對固步自封、不安於高雅的權威位置,自我挑戰並開拓美學邊界的精神,在世界各地、各個時代的詩歌作品中,閃耀不息。
香港的邊緣位置賦予我們一種別有不同的眼光,可以說,詩在香港的跨界性質更為明顯,因為詩一般不具有原來的權威穩固性質。幾位傑出的粵語流行曲填詞人如黃霑、林夕、黃偉文、周耀輝,可說是擔起了提供普羅大眾之詩歌日常體驗的重責。比如林夕為王菲和楊千嬅填的許多歌詞,就讓成長於九十年代的文藝群體,普遍相信文藝絕非不能導入並改寫流行商業。我曾親耳聽周耀輝說過,他們這群填詞人(包括他教出來的學生),是在試驗「粵語可以走得多遠」。這明明是一種先鋒藝術的詩歌態度。
今年卜戴倫(BOB DYLAN)獲諾貝爾文學獎,紐約時報刊出批評文章,指卜戴倫奪去文學家應有的榮耀,但這樣的批評聲音在香港並非主流。香港堅守嚴肅路向的詩人作家如廖偉棠、淮遠、吳煦斌等,都對卜戴倫獲獎表示歡迎。卜氏在六十年代以來的歌曲,對許多心靈的啟迪程度,也許不下於一本精彩的詩集。學院的分析或如同科學實驗拆解元素,而藝術的啟迪卻是一種複合的自然的感觸。
因此詩歌與其它藝術的跨界合作便顯得十分自然。六十年代崑南與王無邪等創立「現代美術協會」,文學與藝術共同探索新的領域,包括掙脫社會的意識型態枷銷。七、八十年代的《秋螢》以明信片形式作詩刊,有駱笑平、蔡仞姿等藝術家作品,與當時也斯、吳煦斌、葉輝等的詩歌作品作配對。大會堂等地也曾舉辦過詩X畫展覽。早期的詩X藝術,多半靠藝術家自發連結,友情和緣份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像也斯最是交遊廣闊,他的詩就曾和畫、攝影、版畫、設計、服裝、舞蹈、詠唱、音樂等媒界作配對,這裡跨界流動的理念影響深遠。這些線索延續到九十年代,藝穗會曾經是一個詩跨界的熱門地點。我在二千年初,見識過藝穗節的「詩城巿集」,也和詩社的朋友做過詩劇演出。其後,《字花》也很自然地推動詩X漫畫、詩X插花、詩X當代藝術、詩X聲音藝術等等欄目。《秋螢》復活後也做過跨界專輯,並在當時的旺角紫羅蘭書店做過「詩X物件」的展覽。2010年,「藝綻冬日」在九龍公園的大型公共藝術計劃「字花園」,就以八位詩人遊園的作品為基礎,創作多件裝置藝術作品在公園中展出,成品曾運至當年上海舉行的世博會香港館展出。及後還有許多詩X視藝的實踐,如藝術家阿三曾有一系列絹面燈箱作品,與文學作品對話。
詩以其靈活而跨界。而這種靈活,也體現在回應時事的速度上。我在二千年初,見識過前輩詩人阿藍在美國對伊拉克開戰後組織反戰詩歌會,詩人就事件創作反戰詩作,能量和作品質量比一般詩歌朗誦會為高。詩的朗誦其來有自,也斯歷年曾在藝術界層面組織內斂而配合音樂的朗誦會,關夢南先生也把這種實踐帶入中學及大學。這種詩歌朗誦會並不是中學朗誦比賽那種捏著嗓子故作矯揉造作的方式,詩人會以自然的聲音及節奏朗讀,讓聽者體會詩歌的節奏與內在意義。而配合的,也多是當代的音樂與錄像,風格是西化的,迥異於中式(中共式)的慷慨激昂方式。在回應時事的詩歌朗誦場合,也繼承著這種傾向自然的美學,儘管詩人正在回應的是歷史與世界的大事。
不知不覺,詩很自然地跨越了許多邊界,包括政治的冷感。2005年的香港反世貿運動,是一個叫「土豆詩燴」的詩歌音樂會開始(好吧我承認這個不夠莊重的名字是我取的),在旺角金輪大廈的天台,我在那裡認識了朱凱迪。他當時說,這個詩會很重要,有這麼多詩人為「反世貿」運動寫作,提醒人們注意當時被政府標籤為「暴亂」的反全球化運動。反世貿運動也應該是廖偉棠和曹疏影開始參與社會運動並以此創作的一個私人里程碑。黑鳥郭達年多次舉行的「自由文化音樂節」,也固定會有讀詩的環節。其後的保育天星皇后碼頭運動,詩與獨立地下音樂的連結成為慣例,碼頭時常舉行八小時或以上的詩歌音樂會,詩人和樂隊輪番演出,互相牽引出深度,並宣揚了一種自由自主同時互相配合的流動共同體之理念。此後詩X音樂X社運的組合便在非建制社群裡變得相當常見,文學及藝術成為引發巿民關注微小者命運的觸媒。反高鐵運動、菜園村運動、紥鐵工罷工、碼頭工人罷工、反國民教育等運動,都有詩的影子。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無酬而且有要求的社運場合,絕非剝削,而是一種連結的情義。而我曾親見在反高鐵的場合中,廖偉棠極具反叛及批判性質的詩作,最能引起巿民大叔的關注,好像完全讀得懂,連大叔自己都驚異。公共性的運動,往往可以為詩和藝術提供理解的起點,藝術在這裡也有自己的得著。
詩的跨界性質彌足珍貴,西九文化區的「自由野」、「自由約」等活動,都曾特別照顧詩歌這種看來小眾的藝術,舉行詩歌音樂會、玩詩的野外定向遊戲等等。而我最懷念的詩歌跨界行動,是我無份參與的「我們都是李旺陽」詩創作。當李旺陽「被自殺」的那一晚,全港人悲憤難言,那天午夜設計師小丁開了一個EVENT,表示任何人投來詩作,她就會詩作設計一個獨立圖檔。整個計劃在一晚間就收到了近百首詩,許多投稿者是不曾寫過詩的素人——他們在悲痛失語的時候,找到了「詩」這個媒介,發現了詩的意義,幾乎毫不猶豫就投入了創作過程之中。而在那個獨特的時機,美學的價值也由個人精英的層面,轉化為一種集體而迥異的公共奇觀,海量的真誠衝擊著每個人。
詩並非永遠是孤獨自語的小眾事物,只要找到一個時機,它就會變成一把刀子,把世界像蛋糕一樣切開,一切的界限藩籬只是裝飾的奶油忌廉,情感與意義將直達每個人的內心。
(刊《號外》四十週年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