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艱難

香港書店的路，一定是愈來愈艱難的了。愛書人見到書店大減價多半很開心，但過去幾個月的書店減價，實在減到我心驚。書店減價無非志在清存貨，相反在店面的新書會相對少了，逛熟悉的書店巡視狀況，令人擔心貨流周轉是否已有問題。

二樓書店有這樣的問題，大書店理論上會比較撐得住。不過收集多方情報，三中商的連鎖書店，的確在雨傘書潮上是有限制，不是純看巿場。這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面效應，對書店業績的影響不知究竟如何。現在的香港，做生意竟也不能純粹向錢看，而要受政治影響，巿場必有畸型。

而心驚的部分原因，是家裡藏書量已經一再抵達極限。我想所有愛書人都會面對書本佔據家中空間而致幾乎寸步難行的狀況。而出版商的操作水平也一再提升到極限，封面、書腰、序文推薦、設計，也都抵達叫讀者難以抗拒的極限。好書愈多，愛書人愈覺無力，無法全數支持、無法全部買下。所以擴展讀者人口、讓年輕一代多買書，真是書巿結構上的唯一出路。

但到這裡問題就來了——現在的閱讀量全在手機和互聯網，新一代的買書習慣，必須花更多力氣才能培養起來。

書業難做，誠品書店帶起的一個風氣就是售賣食品，誠品有自家的飲食產品線，毛利遠較賣書為多。有香港書店起而效之，最近去到一家以前常去的文化書店，該店本來店面已多賣精品及CD、海報等周邊文化產品，現在統統收起，變成食品展，賣台灣及香港在地食物品牌，陳列四五樣。本來已佔店面不多空間的三排架上書，再收起一排。店面感覺變得陌生，有不倫不類之感。

須知食品之陳列與書不同，書店原有的硬件不敷使用，放在桌面的少數食品顯得伶仃，無法引起購買欲（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香港食品的習慣陳列方式都是大堆頭的，一旦變成精品化單獨陳列，馬上就會覺得陌生），當然食品所佔庫存空間亦相對精品而言較多，所以如果要賣食品，其實整個店面的裝潢要改過，小的店面在此不算靈活。

書店求存變化，無可厚非。只是心痛，別人做生意的方法我們未必能全抄，最重要還是找到自己的路。

 （刊經濟日報副刊）

文學將在中學裡消失？中文教育的深重問題

（刊四月六日星島日報副刊）

日前再到中學教寫作班，與一位資深又熱愛文學的老師，在地鐵的閘口前談了良久，聽了很多問題與焦慮。談的不止是文學科的問題，也是整體中學生的人文素養問題，在此羅列聽到的論點、個人經驗與看法，希望教育局有關方面垂注。

在中學教寫作班曾是寫作社群的一個希望，我也教過一些學生，此後就投身文學創作和工作。但到某一年後，寫作突然變得很難教。據知，當中文科改制變成「技能導向」的五份卷後，取消範文而著重修辭技巧，學生從此閱讀能力與興趣大減，已無心品味文中情意，變成只工具化地瀏覽文章。而中學課堂因為太多雜務，根本沒時間細讀課文，2011年時不少寫作班的朋友反映，學生表示只有在寫作班中才能真正閱讀。從2013年重教中學寫作班，發現學生注意力大減，對閱讀的耐性奇低，以前可以用三成娛樂成份去吸引他們閱讀比較有深度的文章，現在就算用高登潮文都不行。在此，手機時代加上技能性的考卷，都對閱讀和理解有深重的負面影響。

很早之前有精通文學教育的前輩許迪鏘先生說過，「技能導向」之後，學生可能在公開試中考得五星成績，但卻可能是朱自清和胡適都不知道，在文化意義上幾近文盲。比較大眾的五四文學都如此，本土文學的作家和作品，就更易被忽略。對文學的尊重之心，更難培養。最近網絡上有關於香港文學的爭論，大家赫然發現不少青年網民學子，對於文學常識近乎一無所知，而且抱持著「我不知道就代表這些作品不好」的自大心態，令人擔憂。

而這種對於文學的厭惡和不屑，背後還有一重原因：DSE中文科在改制後，已經變成最危險的科目。成績最無法保證，連很愛中文的有根柢學生都可能名落孫山，大量依靠補習的技巧操練。一位學貫中西的前輩作家很氣餒於要讓兒子去補習，但他自己試做過考卷之後，發現連自己都只能勉強答到題目，以兒子的水平是不可能獲得好成績的。這恰可與那位中學老師跟我講的話呼應：如今的中文科有個不好的傾向，就是要考倒學生；結果令學生心理上更加畏懼和厭惡中文，所以創意和好感都歸於網絡作品。而在扭曲的考試制度之下，以良好中文科成績進入大學的學生，可能根本中文水平及興趣都平平。

至於文學科，該老師說，問題更加嚴重，如今修讀文學科的考生，人數已由改制之前的8000人，跌至2000人左右，長此下去，中國文學科可能變得比英國文學科更加小眾，這在中文社會來說是很荒謬的事情。該老師說，主要問題是在於考卷太深，保留了當年高考的課程架構和要求，但學生在初中的中文水平已經培養得不好，結果升上來時完全接不上，結果文學科的整體成績大下滑，下一屆又惡性循環成為籮底橙。他悲觀地說，這個惡性循環開始之後，可能要十年才能調整過來。那即是說，未來好一段時間，我們都將面對文學基礎教育的沙漠狀態。而老師們則陷在大量的煩瑣工作與技能操練中，鞭長莫及。

中文科改制連連，課程架構與範疇劃分之細碎，已經連我都不大追得上了。我是從親身接觸，感受到沙漠化的嚴重，故在此籲求諸君共同思考出路。十多年前改制而令文學創作、本土文學有更多推廣機會的些微美好空間，現時好像已分崩離析。以往中學生追求幻想空間，自己會找小說來讀；但今日由於考試導向極重，吸引閱讀等等都受功利考量，學生多讀散文，竟然對小說的基本閱讀方式都難以進入。這必須影響青年創作與出版巿場。無怪乎各處比賽都表示，小說組的水平最參差，幾乎沒有像樣的作品。出版巿場則更困難，且兼閱讀巿場萎縮，小說類最束手無策。

諷刺的是，從課程改革的理念，及我親身接觸所見，現時負責中文與文學科的教育局官員，不乏有理想與愛文學之人。而中文科將重設範文，這可能是一個補漏的舉措，不少教育界與文學界人士表示歡迎；但如果課程架構不作刪枝調整，則十來篇範文的作用，又將消融於大量的教務瑣節之中，成效不彰。沙漠化已經去到我這種教育邊緣的人都感受到的程度，調節更必須有效而鮮明。不少作家父母都開始懷念昔日中文科比較「無為而治」的狀態，留更多空間給學生自行培養興趣，不是要絆到他們。明白教育制度的問題需要時間調整，又涉及諸方利益需要平衡，惟事態來得確實兇猛而嚴重，萬望諸方君子共同協力——文學的愛好與社群在中學已有消失之危，現在已是救得一個算一個的情況。

貼舊文，賀2015吐露詩社《郊遊》出版

語焉不詳
——序吐露詩集《續借》(2008年)



吐露詩社的同學又要出詩集了，忝為前社長，奉獻一篇序是份內之責（那些沒寫序的社長，合該奉獻評論），俗務纏身以致拖延出版，也慚愧得不知說什麼好。序作為文類本來就混淆凌亂，回憶錄也好工作經驗總結也好作為文學史研究史料的野史也好，不論何者我都怕文章太長，又語焉不詳。

我總是因為書名而亂買書。看著架上那本《飛揚跋扈為誰雄——作為文學社團的新青年社研究》，心想，就算我回到學院做研究，也不見得一定要買這書——可我為什麼還要買下？狂歌痛飲空渡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杜甫這首〈贈李白〉，我離開中大時明明已經不再喜歡了。

我幹吐露詩社的時候，當時文學界裡有著一股詩社的小小風潮（抱歉掛一漏萬）：呼吸詩社尚有餘風，我們詩社也未遙遠，零點詩社自社員的中學時代起已累積了穩固脈絡，從「詩的挪亞方舟」發展出來的大學詩社（浸大）也活躍地搞朗誦會和出版，教院的薪傳文社也冒出閃亮的名字，還有詩作坊的學員自組星期六詩社。據說當時的吐露詩社是其中比較特立獨行的，或可稱是社員飛揚、我獨擔跋扈的惡名。讀巴赫金的傳記，「涅韋耳小組」、「巴赫金小組」裡的社員個個性格鮮明出類拔萃，兼且在俄國知識份子高人一等的傳統之下養成使命感和貴族氣派，怪異，篤定，並且共處，像傳奇，某魔幻的世界。香港的自然是另一故事，要強行把俄國的想像模式搬到香港，似乎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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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詩社有正事，比如詩聚、詩集、詩歌朗誦會，我那年是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了免費派發的詩集《吃掉一個又一個水果》（下稱《吃》），作者群包括詩社成員、杜家祁小姐新詩班上的同學、亦邀中文系的各級同學中有詩名者。詩集編輯有突出概念，每個作者附個人化的簡介（不少人覺得好看程度不下於詩），這些方式後來在其它出版上亦有延續。《吃》出版後，引來一些好評，說沒想到大學生作品可以有這個水平；其後便有《除草》為續。詩集的一些作者至今已頗有知名度（最知名的當是王貽興），這對後來的詩社參與者也許有鼓勵作用。少作的意義如魚飲水，我只是一直寄望這些作者在世界某處繼續支援文學。

看這本新的吐露詩集，覺得作品令人滿意，而選得也很優秀，編排節奏合理而具美感。樊善標先生已做了精準閱評，我就偷懶只說大概。我讀著這些詩時，心裡有喜愛和認同，那些在日常生活裡提取瞬間的尋找靈感的方式，對人事環境的敏感反映，描述與表達的欲望，構築意象和剪裁節奏的方式，我都感到親切如同自己的人生。我喜歡這些詩是清新的，清新不止是「年輕」的關聯詞；我尤欲提出的是，這些詩追求著不落俗套的情感，與商業化的感性和審美保持距離，也沒有跌入陳腔濫調的「浪漫」；更為重要的是，我在裡面感受到作者們對形式和語言的敏感，這是一種處於求學時代的知性——詩集的作者們發現弔詭、發現反面，並有嘗試以後設語言表達情感的反思能力。這種含有知性色彩的反思非常重要，它經常被主流社會嘲為象牙塔或不切實際，其實知性的反思及較後設的語言，就是主流商品化社會最嚴重的匱乏之一。

不記得哪位名詩人說過，寫下去，寫下去就是勝利。的確，迄今為止，作家維持其身份以至生命（不是生存）的方式就是持續創作，這以乎仍是作家社群的共識。少年時，老師們不吝於謬讚於我，都不過是希望我進入創作之路。作品的生命比人長久，悠悠的未來裡作者可以覓得超越其想像的知音讀者，爾後作品得到肯定和活化的詮釋，此即勝利。（是以從事文字論述者特別容易明白何謂「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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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總是想，那些由始至終沒沒無聞、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無法長期維持創作、以至根本沒想到要名留青史的人們呢？他們的能力在哪裡，是否只足以構成無名的大眾？（岔遠一點問，文學為誰？為個人遙遠莫測的知音，還是為周圍面目難辨的無名大眾？二者如何可以辯證地結合？）

我是個常常失敗的人，所以經常在想失敗者如何自處。浮誇一點講，我們正處於轉變的途中。受到影像文化的衝擊，文字本身的邊緣化看來無可挽回。文學昔日的強大社會功能已經近乎消失，即使作為整個人類的優秀文明積累，文學本身已不再是自明的，甚或難以自立，它需要被解說、推介，而處處都是淺化和流失。它在世人眼中的面貌勢必被大幅修改。互聯網作為一種顛覆性的巨大群體力量（不吝就是無名大眾），是隨時可以參與並且須注視其發展的。在這種關頭，許多位置正在產生：如捍衛、重新推廣、把已累積的文學資源與當代社會的其它關節聯結起來，屬於防御性的工作（我就主要在幹這些）；進攻性一點的，是不斷躍入新媒體，緊抱無名者的角色參與對權威的顛覆行為，推動文學觀念和角色的變革。簡單來說，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創作之外，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而且我願意聲稱，後者更為重要。在這個意義上，詩社除了是創作的支援性組織（讓創作者可以互相砥礪、不那麼寂寞）之外，還是一個多樣的練習場，讓我們習得與文學有關的各種勞動形式。

五四「新青年」社團及其雜誌一直象徵著理想和革命，而《飛揚跋扈為誰雄》其中一個研究關鍵，竟是指出陳獨秀在蔡元培的幫助（包括偽造履歷）下掌北大文科學長，是「新青年」存活的關鍵，新青年是靠有建制的能力（與資源），才能推出一場革命性的文化運動。與個人的創作活動相比，這顯得多麼髒。吐露詩社也包含著人事活動，不過我想來想去，還是無足談論；在我參與的吐露詩社裡發生的，只是一些推動文學的活動，其「髒」只是打掃庭院濺起的小小灰塵，瑣碎而花心思，與「新青年」涉及立場分歧、與其它社團之間的攻訐鬥爭，實在相差好幾個層次。我見過近幾年的吐露詩社成員，都比我們那時更乾淨更純潔更平和。可是，我又不禁想，以香港習有的思維，愈限於個人、不涉集體與大眾的事，就愈乾淨；如果我假想「髒」的程度與社團發揮的力量成正比，會不會顯得利慾薰心不顧一切、或黑社會電影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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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詩社本是偶然決定。大學裡有所謂頹莊，即佔著組織不做事，光騙宿分並填充履歷。1999年我從學生報卸任，幾個喜歡寫作的同學不知談了什麼，說要攻佔一個頹莊去搞文學，而到中大文社時發現已有兩個閣砍莊，宿分人人要爭，針插不下。而吐露詩社則虛腹以待，我們便蝗蟲一樣進駐。

吐露詩社據聞起源於1994年在逸夫書院舉行的「吐露燈」朗誦會，主體似乎以教職員為主，結集的《吐露燈》在大學圖書館可以找到。我記得當時讀後感覺龍蛇混雜；尤記得裡面逸夫書院學生事務處助理（現時大概已升官）左冠輝先生有詩，將學生在窗外的抗議比喻為蠅鳴，而詩中主體漠然上下班又一天。詩在藝術效果上並不落後於人，而我們學生報於98年恰與左先生交過手，看書時可謂百般滋味。大約沒人會料到有人竟在十年後重提舊事，不知算不算「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的一個戲謔小例。

之前搞吐露的學長裡大概也有愛詩的人，只是詩的聲音總是易被隱沒。我們這群蝗蟲也不算太勤快，沒有搞太多例外的活動，只是每個環節都花多一點心思。宣傳規模不大，但宣傳品要漂亮；宣傳主體應為詩，故在藝墟單張上印發同學或相熟教授的詩，排版不可俗套；攤位設置簡單，開設晚於旁人，問津者不多，但用窗簾布和木衣架把印得精緻的詩掛起晾曬，起碼自我感覺良好。供班上傳閱報名的表格也經設計，封面是一張鮮明焦慮的西洋蠟筆畫，及樊善標先生的〈[ ]〉，表格上一段語焉不詳的招募語，署名吐露詩社的A君。就是自以為有型，相信物以類聚，後來還進一步推論成怪人始終有市場。吐露詩社搞書展，成果圓滿，不賣精品和流行書，但賺到一年營運經費的數倍，我將有關經驗寫成〈每一個咿咿哦哦的顧客，都可能是一個劈嚦啪勒的搞手〉，載於《中大四十年》（可於網上查找），這裡不贅。

由於《吃》風評不錯，後有朗誦會「荒漠的瓜和田野的蛙」，司儀是王貽興和我。中大路途遙遠，邀得著名詩人飲江、黃燦然、葉輝、陳智德、廖偉棠等和同輩詩友進來，都是多得師長前輩時常帶我們出去見識交遊之故；而詩社活動一直自發且以同學為主體，我想是這種主動性讓歷年詩社成員得以自立成長，離開大學繼續搞文學活動，把朗誦會開到書店、街頭和皇后碼頭。說到底我最重視的還是詩聚：十來個人的蚊型組織，也擬定一年12個月有主題的詩聚計劃，分由不同同學準備一定數量的閱讀材料，這在一次秋螢詩刊辦的詩社討論會上，被讚認真和有系統。即使不是次次詩聚都冠蓋滿京華，但由同學尋找閱讀材料、主持詩聚，是非常重要的修行，至少在擴展個人閱讀層面就非常有益；而能夠討論文學、習慣討論文學、主持一個討論文學的場合，這其中的價值就超越了創作，至於評論以至公民的層次了。

我一直認為文學對於當代社會的公民仍然很重要：儘管文學已大概未必能在直接的感官層面產生作用，但正是在任何效果之產生都受到大量中介的今日，文學可以大幅度地介入、分析、扭轉中介作用產生的過程。比如我經常耽心著不同範疇的語言和價值如何可以互通，我仍然期待文學學習者對語言的敏感可以產生縫合或潤滑作用。又如我在別處寫過那樣，因為我們看到，愈來愈多平板虛偽、似是而非、自我重複的話語滲入無數人的生命，同時香港社會的隔膜與割裂愈來愈大，各種無形宰制日趨精微而無所不在。而文學，正是追求反叛與省察、創意與對話的複雜的溝通過程。我們的社會需要文學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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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揚跋扈為誰雄》屬於「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史」出版系列，陳思和在出版總序中說，必須分辨「社團」和「流派」，前者研究的是社團的興衰聚散，重點在人事；後者則研究的是創作風格的流變，重點在創作。陳思和倡議要研究社團的形成，各個成員之間的相處關係，社團與社團之間如何展開衝突，並以人物的行狀、言論、個性作為描述對象，「把研究的關注點集中到現代文學最原初的起點：個人的文學活動。」這裡的目的似乎是，背倚「人本關懷」的基本價值，將「新青年」成員從森嚴的意識型態陣營裡鬆綁釋放。相比於研究，這篇序連作為史料都嫌語焉不詳——我必須誠實地說，要將當時詩社成員的個人行狀、言論、個性，及關係披露分析，我還未能夠承受，只得語焉不詳。就讓研究歷史的學者們去做（設若真有一日吐露詩社被發現為值得研究），讓時間站到他們那一邊吧。這篇文章結果是給當下的實用性手冊及吶喊助威，它將隨時日消融磨蝕。因為作者本人，對於自己融為無面目的無名大眾、往街裡繞過一週便化烏有，最感恰當。

我不肯定這篇文章能夠對吐露詩社的同學產生什麼幫助，我只是近乎本能地奉獻我的經歷、思考與寫作。樊善標老師的序言自當語調溫婉閱讀細膩，我這篇則焦躁得乎無情（真不知他是怎麼把我教出來的），無論如何，能夠在鄰近的版面刊登文章，夠我彈跳半日竊喜終生。奉獻與竊喜，兩者並不矛盾，這就是詩的弔詭與包容。

傘下書情

（此文寫於二月，當時雨傘書在書店尚未如此困難，廖偉棠《傘托邦》也尚未出版。如今手上再多《傘裡傘外》、《傘托邦》、《佔中，我識條鐵》三書，或者以較長篇幅來作評介。）

上了專賣人文社運文化書籍的序言書室，店長之一的TIMMY笑說終於嚐到暢銷書的滋味，除了梁特首開口批判的《香港民族論》一紙風行外，一眾以傘為題的書籍也都賣得好好，新書《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更一日銷五十本，讓本來堅守邊緣的他們看到了巿場的能量勢力。

其實一場壯闊的運動，自然產生許多相關的書籍——參與者就是受眾（其實反對者一般也會買些來看），巿民就是巿場。所以在自由的巿場裡，社會運動、政治議題本應是出版的重點之一。然而香港的言論自由在收窄中，受壓的反激造成了不尋常的現象。能讓受眾特定的文化小書店都見到熱銷之路，是因為巿民也一早懷疑這些書籍會受政治打壓，因而都想在特定門路買到，以作收藏。

各種雨傘書中，「有種文化」出版的《每一把傘》（李鴻彦編，馬丁攝影）出得最早，訪問結合攝影集，紀錄雨傘運動中各個走出來的個人之理由及面貌，裝禎在急就章而言也算出色。裡面當然有名人如何韻詩黃耀明，也有普通巿民如金鐘煲糖水的婆婆，中學生、貨車司機、金融人、設計師、劇場人等。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強調「觀點」的互換，比如馬丁拍到前線示威者與警察短兵相接的一刻，「最接近示威者眼中的景象」及「最接近警察眼中的景象」，都有照片記載。書中亦有警察訪問，表示「催淚彈是最低武力」，及外國CNN記者說「警察已經相當克制」。當然這和絕大部分走出來的巿民意見相反。

照片是紀錄，《UMBRELLA SKETCH》的作者FONG SO則以速寫作紀錄，街道上、路障前、佔領區內處處即景，人們的身影以炭枝濃重的筆調繪畫，有時加上色彩。早期的色彩添加之處游移不定，有時是人們的身影，有時是旁邊的樹，有時是警察的制服……後期則多集中在示威物品上，連儂牆、橫額、直幡、標語、七彩的傘。也許代表了畫家逐漸清楚自己的目標。

區家麟的《傘聚》是他在運動中每日的筆耕結集，目前已賣到第三版。文章大都在網上看過，但還是覺得有很強大的衝動要買，因為此書以清醒的常識眼光，解答了許多運動中的重要問題。區家麟以他的新聞專業眼光，很好地把握了運動的前因後果，及理性地處理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如無組織、拆大台、抗謠言、新獅子山精神等。一些文章如〈20個政改的問號與感嘆號〉、〈一分鐘讀懂白皮書〉等等，在政治運動中簡直有如工具書般實用，可以抗辯反擊。是故周保松教授在序中稱區家麟是個「公共知識份子」。

白卷出版、李由之編的《被時代選中的我們》，行銷做得最好，包括有彭定康、葉德嫻、張鐵志的推薦；利用網路行銷，在立場新聞上分享篇章，開售日點明銷售點。編輯上，此書最著重「青年」的焦點，包括起用社運青年寫手（作者簡介非常有性格），以青年的趣味去尋找被訪者，也無傳統的左右分隔眼光。青年力量是雨傘運動的最大動力，此書開售當天已出現斷巿狀況。

比較老派的作者如江瓊珠，亦有出版《黃絲帶與傘，及小雞蛋》（進一步出版），薄薄小書，一篇到底。此書寫法是以人物為紐帶，穿越雨傘運動。許多人物是由昔日社會反世貿、天星皇后等運動一路走來，但在這場運動中未必如以往突出，是以本書有一種歷史性的邊緣視角，非常個人。此書銷情上不如上述各書，但江總的文筆自然優於青年寫手，讀起來抒情流麗，是耐讀之作。

雨傘書的寫作與暢銷，都有一種抗命的色彩。未來應該還有廖偉棠的詩攝影集《傘托邦》，或者還有別的藝術評論或結集。自由總是令當權者煩惱的。

（經濟日報副刊「閱讀新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