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到的書

家裡書櫃早已滿了，應該要放棄一些書籍，事實上我早已了悟，必須要每年放棄一百本書，再加上控制自己買書的量，人生才會感覺順遂一點。家裡的書堆積，地板上堆著十幾幢書，飯桌上面和下面也都已經充滿了書、報刊與莫以名狀的紙，吃飯是沒有地方，茶具也不能展開，書法也不能練，要在自己的屋子裡發呆，只能到床上。這樣，在自己的屋子裡，也不能感覺到放鬆和幸福。

我是靠書吃飯的，創作、評論、教書、演講、策劃，都要用到書。何況我本身就視擁有書籍為存在感的一部分。以文化評論人來說，評論需要跨及不同範疇，除了本身專修的文學外，哲學書是一定要有的，政治學的書也不能太少，一些關於網絡研究、御宅文化、遊戲文化的書，也常有實用處。做書評，會被書的銷售潮帶動，飲食文化的書我買了好多，連之前大熱的填色書都有五六本。根本沒時間填。

作家朋友來我家，也都說我要放棄一些書。然後就往我架上看，看有哪些書他可以拿走。半晌他說，你買書的口味真闊。是的，我會買一些自己完全不懂的書，像有段時間，大腦研究的書籍很熱，我也喜歡買，雖然那些生物學的名詞，總是記不住，但看看它們解釋你的生理和心理反應，那種知識的療癒其實很爽。科普書我也有一點，但因為實在不懂，先限定是關於無限、宇宙、悖論的專書。這個科學與藝術的連接點，就是關於植物學的書，和文學及飲食相關的常買，某些專論一種植物的書更是喜歡，連植物圖鑑我也覺得美到不行。《香港野花》我曾真的去背過。最不相干的是關於國畫的研究書，看來看去但很少用得著，但在架上就讓人安心，彷彿人生還有可以不被剝削、純然為了性靈的部分。

是的，書有用時，但有些不被用到的書，也可以讓人珍愛。

（刊《經濟日報》「書櫃來的人」專欄）

派對記憶

處理派對

有些東西是我不懂處理的，比如派對這種事物。

香港人的派對經驗是由中學開始的，就是學校舞會這種東西。通常是會考畢業那年。在木地板的老舊禮堂，燈光暗一點，那些本來用作週會或考試的漆黃木椅，圍著牆邊擺一圈，地上還有羽毛球場的漆白線。就是這樣的舞場，男同學打條領帶、穿件背心，女同學長短裙子，算是打扮一下，那個年代有誰化個小粧就讓人竊竊私語了。我校是官校，以女王命名，大家平日只有在聖誕假期的跳舞的一點點殖民地習俗，到底學到了一些慢四步和cha cha，可以跳一下。問題是和誰跳，男女生心中各有打算。那一年沒有任何明顯驚喜或哀愁，這讓我一直覺得我校我屆的主題就是平淡。

我記得我曾有派對前的焦慮。那些打扮的問題，女孩子坐在椅上等待邀舞的角色——我難以忍耐，總是主動去邀女孩跳。而我是我屆畢業生的級聯主席，派對舞會中要處理一些食物、音樂、燈光、致辭之類的事務，穿來插去，減少那些角色設定的呆板等待，這讓我慶幸，惟也讓我一直沒有培養出等待的耐性，遑論眉來眼去的細膩心計。最後是男主席邀我跳了一隻舞，我後來喜歡上他，實在太欠缺懸念。或者可以這樣說——領悟或教訓是，我人生中的如願以償，註定來自工作。

至於衣服，不用說了，一直都沒有掌握派對衣服的dress code。中五那年穿的是月白直條毛衣襯米色長裙，只是比較斯文，根本不夠隆重。短裙不是我的選擇，能不穿絲襪就不穿，高跟鞋走幾步就厭煩，到最後都不會化粧，永遠戴著眼鏡。有時以旗袍、中國或尼泊爾的民族服裝，或奇裝異服搪塞過去。我其實不怕鮮明，衣櫃裡怪衣服很多。張愛玲以廣東土布做衣服，刺目的玫瑰紅上粉紅花朵嫩綠葉子，印在深藍或碧綠地上，在鄉下是給嬰兒穿的，而張則自覺「彷彿穿著博物館的名畫到處走，遍體森森然飄飄欲仙，完全不管別人的觀感。」我想我是明白的。我只是不想理解何謂隆重，不想服從於心領神會的潛規則。

後來老了，覺得想要自己做得到某些事，於是試著買一些黑色長裙，想起碼地符合派對的規則。但結果，發現自己還是穿著直身美式橙紅相間格子長襯衣，抱臂遠遠坐在派對的邊陲。偶然走過去，看那些認識但和我很遠的女子們，絲質、蕾絲、毛毛披肩、珍珠飾物，驚嘆她們的美麗。

至於後來，出席各種派對，慈善舞會、文化界的什麼，我都是沒有耐性的。觥籌交錯，衣香鬢影，我只會獨自走開，悶聲與食物相處。派對的閒聊，較諸日常更為拘謹，一來派對中人未必相熟，二來就算相熟的，也會被盛裝打扮及那個隆重的場合，改寫成不相熟的存在。如果派對要親密，必須可以隨時擁抱，但盛裝打扮的人是必須小心於任何動作的，所以派對的擁抱，常讓我想到沒有尼古丁的香煙。要到能夠出去抽煙，比較有點浪漫的可能，有一段煙霧的時間，想像會認識一個同樣不適於派對的男子。不過這樣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往往在派對中，我發現自己天性孤僻。伊壁鳩魯說「被迫置身於人群的時候，往往是最應該自守孤獨的時候。」這判語有點太直接簡單，我還是喜歡布羅茨基的句子：「那些遺忘我的人足以構成一座城巿」。

後來想要克服，想在任何場合都適應無礙——結果是把派對都變成洽談事務的場合，談著談著變了談計劃，合作的可能，共同進行什麼，發現自己捂著嘴在沉思，眼珠亂轉，下一步就是掏出本子來抄下意念了。我是個工作狂。而我一直相信，所有工作狂都是憂鬱症患者，那是一個保衛自我的玻璃罩子，阻隔人群與社交的規則，憂鬱症患者得以在其中自轉。

甚至後來我經營派對，鼓勵公司同事，去掌握辦派對的能力。同事們並無障礙，把酒談天調笑自拍，我就可以再出去抽煙。給他們食物，分擔嘴巴的述說工作；給他們酒水，讓他們的神經軟化下來；給他們音樂，讓他們可以被分神；給他們表演環節，讓他們得以望向同一方向。《字花》十週年，也要辦派對。我彷彿已經懂得處理派對，一邊與同事開會敲定checking list，心裡則想像著，十年來的文字如細雪團轉飛舞，其中有抽象的理念閃動，我擁抱著它們跳舞——那就可以直面人世孤獨的本質，連對同伴的想望都盡皆熄去。

（刊《香港文學》五月號）

海港的憂傷與幽默

看到楊學德畫作〈后碼頭〉，不能不心情激動。畫作以舊皇后碼頭的牌匾及前面的石凳為中心，將碼頭表現為一個如公眾休閒舞會的場景，晨運作操，抽煙喝酒，情侶牽手擁抱，小學生背著書包走過。中心的一組情景：石凳上是兩名老人正在下棋，其一抱手沉思，另一有鳥籠相伴，旁邊有人睡覺，下面伏有兩貓。記得在2007年碼頭保育運動期間，花苑做過一件版畫被印成t恤，也是石凳上有人下棋睡覺。彷彿社會運動這麼努力保留的，不過是庶民下棋的自由，一個免費的公共空間，疏落而可以喘息。

皇后碼頭以皇族曾在此登岸命名；它本來產生於傳統的歷史觀，即帝王將相的生活軌跡才值得記載保留。而2007年間啟端的保育運動，則努力將保育焦點轉移為庶民生活空間，呼籲反思過度發展，重提七十年代以降殖民統治中比較開明而低調的公共性格。〈后碼頭〉中，石柱把「皇后碼頭」的「皇」字遮掉，明明呼應當年保育運動輕皇族而重庶民的理念。在那個時候，藝術與社運之間靈犀相通。碼頭被封，我被清場的警察抬出來，據說政府馬上拆掉了牌匾，我說「那還好」，但接著聽說那兩張留守時常睡的石凳也已被拆掉，眼淚馬上不可抑止地流下來。平民百姓最珍惜熟悉的事物，總是那麼容易被抹毀。

楊學德本強於造型藝術，有許多瘋狂魔幻又漫畫的人物造型，我第一本詩集《不曾移動瓶子》的封面，就是他沒有用上的人物草圖，隨便十幾個粗頭亂服好整以暇的公仔。與《狂草集》或《錦繡藍田》相比，這次展出的作品，許多畫中人都沒有臉目表情，環境則往往展示出強烈的情緒，合成為一種樸實的憂傷。憂傷恐怕不止為實在的建築物景觀變化，而更在於悠閒而有餘裕的生活方式之消失，背後隱藏對空間與人之關係的思考。當他畫一個人在愛丁堡廣場前的石凳呆坐，四周的植物卻巨大而魔幻，具體化了熱烈的想像，此為發白夢的辯護。

寧靜與激盪的光影對比，與平塗的安穩，構成一種有立場的回憶。回憶的篩選，界定我們是怎樣的人。我喜歡楊學德的憂傷，也仍然愛他的幽默。〈感性雲〉是兩團巨大白色雨雲漂浮在海港上，我們是不是仍有歪著嘴角看著過於戲劇化世界的觀照距離？還是我們都是那群如山島的野豬，自知為異族，默默被迫離這個危險的環境？

香港以港命名，海港就是要親近。近來西環貨櫃碼頭據聞要加上圍欄，真是晴天霹靂，抽煙喝酒、吹著海風雙腳在碼頭邊上臨海擺動的悠閒，是否又要消失？碼頭盡頭，深宵一輪明月光染整個海面，那種寧謐的暗示，不要圍欄來碼壞吧。

（刊M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