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2014

懷念黯淡的坦率







人們幾乎無法相信,後來他們所懷念的,只是那樣平平無奇的事物。

1987年從廣州移居到香港,當時我九歲。在廣州時有長輩知我要走,找來一些生活雜誌上描述香港社會的文章讓我讀,不外乎「五光十色」、「紙醉金迷」、「大染缸」、「淘金地」這些熟極如流的成語片語。但來到香港,第一個印象卻是這城巿的灰淡幽黯。

便說那時巿中心地帶的尖沙咀商業區吧。那些建築群樣子相近:現代主義風建築,水泥或石的白色方格鑲篏茶色玻璃,或整幅外牆都是茶色玻璃。室內主調是黑白灰,乳白鑲點的假雲石地面,天花板很低,燈色並不華麗甚至不特別明亮,地上偶然鋪著灰色方塊氊,商場商鋪裡的彩色貨品搶不過這個主調,角落放一些萬年青或灑金榕室內植物,茶色電梯裡方型大塊按鈕,數字是綠色。整個配色都是偏灰淡的,至於行走的都巿儷人,八十年代的青黑灰眼色和深色胭脂,長衣外套直條風,高高的墊膊,也是嚴肅的。工業大廈的外牆更為冷硬,水泥為主,

這便是所謂經濟起飛、階級流動、人人打幾份工、不愁沒機會的八十年代末香港。後來則是像九十年代商業化,糖果一樣,進入繽紛包裝的消費社會。二千年後進入全球化時代,商場們都更加的粧扮起來,名字從「中心」、「廣場」變成「坊」——清掃拆遷俗稱「雀仔街」、「金魚區」及色情事業區「砵蘭街」而建起的「朗豪坊」,是為香港巿區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一個標誌,它宣告著經政商協調策動的都巿高級消費開始對自然生聚多年的庶民消費生態進行大規模侵略,而後者無險可守。

朗豪坊之後的商場更為高調難解,像位於城中最貴住宅區西九龍的「圓方」,這名字一般人聽起來簡直不知所云,真是好生「前衛」。它們不滿足於自己的身份,不斷的變換名字與外貌,想要包羅萬有,以掩飾其全球化大品牌的單一結構。今日城巿裡繼續有大量的拆遷,舊的平房小樓被剷平,變成新的華廈(號稱「舊區豪宅」,大堂掛著水晶燈,但內裡的空間間隔多半不如二十年前的實用和人性化)。也許因為工程太多、太大,需時太久,為了遮掩工程必然附帶的沙塵滾滾,以及工程所抹殺的原生者記憶,工程的圍板愈來愈華麗,變成了一種廣告或公關形式:圍板上以華麗攝影或商業樣板圖案,去講述自己的工程內容,比如購物,飲食,美容——而因為新建的商業化建築與原有的庶民化歷史建築呈取代關係,於是圍板上有時甚至畫有古蹟、樹木,想用口號和宣傳字句,以2D畫面取代實物。老實說我初期看到時簡直是驚怒交集:How dare you!把自己親手毀滅的說成就是自己,這種狂妄自大病態到什麼程度?如今的都巿化是擴張型的,一種笑容可掬的侵略,鵲巢鳩占。

在脂粉過厚真心泯滅的後消費時期,我懷念早期城巿的平板。因為物質的進化尚未過度,所謂福特時代的氣質,它自我定位為工作、刻板、集體、拘謹、規律,不敢自命可以取代自然、娛樂、獨特、放縱、自由、創意。那是一種本份,謹慎而坦率,不騙你。2005年起香港講「集體回憶」,反對拆卸一系列殖民地時代的公共建築——藝術家麥海珊的獨立電影裡,有一個長達十分鐘的黑白鏡頭,就是無聲無息地一直拍著天星碼頭外的某個雪糕攤子,掛著一明一滅的小燈泡串,一明一滅的童年情懷。那麼普通、平民、樸素到可笑的事物,鏡頭卻深情地注視良久。網上看到一張中環天星碼頭的舊照,灰灰的天色,綠白雙色的雙層碼頭安靜無聲,想來亮著的也是環保節約省事的光管,而我僅僅看到碼頭旁邊的石長凳就很感動——那種石長凳由青綠或棗紅的紙皮石鋪成,約四尺長,向中央微微弧凹,一個人可曲身枕臥其上。只是非常普通的東西,但後來竟然沒有了,公園和街邊的椅凳都加上了無謂的扶手,用來阻止露宿者在上面入睡。記得當2005年保育運爆發之際,一眾歷史學者曾經很不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輕人和巿民,想要保育一些外形平平無奇、沒有皇親貴胄足跡的平民大眾公共建築。其實我們想保育的,就是那個平等開放、不高調不浮誇的城巿氣質,這是一種低調治理和初級商業的世界,人人有機會,萬物初生各有一席之地,世界並不擠擁,像邦迪亞上校的父親帶他去看冰塊的那個下午。

而後來我們無聲無息地進入了敵對者互相抄襲的取代年代。

目前,城巿與鄉村的敵對狀態愈來愈強烈,因為香港城巿的發展把原本已經弱勢的鄉村迫到新的邊緣。在立場上,我反對各式由政府強推而未能滿足所有鄉村居民需要的發展;然而在另一層次,我心底狐疑尚未消除,城鄉常常已經不成對比,因為它們都急於表示:我能提供你所提供的東西。我懷念,坦率承認局限,鮮明做出分別,無意滿足任何需求,粗糙而不取悅人的,平凡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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