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是種回憶

到底，我是因為什麼，想到五四運動，就會想起「啟蒙」二字？不見得是中學課本中的「德先生賽先生」，記憶中課本裡並沒有這個詞。想想，是寫碩士論文時，才比較整體地去讀關於五四運動的研究。一切都是從書上讀來，在寧靜的圖書館與深夜裡，在孤獨的氛圍裡，讀一個運動。

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稱，貫穿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色彩，令當時和日後的知識份子都承認五四運動是一場啟蒙主義運動。當時知識份子以笛卡兒式的懷疑主義、伏爾泰式的力道去破除偶像，號召以清晰的思考和自利原則來重估一切價值。五四知識分子具有批判和破壞的精神，動搖舊習俗及傳統，改革思想與感覺，傾向理性而非傳統、自然而非人為法則、人文主義與審美而非道德與宗教。微拉．舒瓦支（Vera Schwarcz）的說法則是，五四的啟蒙知識份子則是以背叛者的形象，批判中國文化中的奴性及傳統，恢復具有批判意識的人文主義精神，倡議平等和自由，尋求個體自身的改造以救國。

後來讀香港後殖民理論學者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裡面說港式殖民統治，其中一種統治方式就是勾結華人精英及貴族，暗中鼓勵他們追捧傳統中國文化，但對現代中國思潮、歷史疏離，質疑五四運動進而懷疑抗爭，是以對「啟蒙」、「左翼」這兩個詞語，不是厭惡，就是無感——而在兩岸及西方都不是這樣。我霍然而驚，的確，這就是我所經歷過的外在現實。於是，與其說是一種尊榮的價值，啟蒙更多地是某種回憶。

大學時我在做學生報，其情態大概就如楊照在《迷路的詩》中所寫，昏暗雜亂的報社會室，架上是舊日到達專業水平的舊學生報合訂本，牆上貼滿剪報及打印出來的文章，有些金句，沙發上總是東歪西倒躺著幾個累極睡去的人。漫長的會議，執拗的校對，理念與邏輯的爭論，像日光裡飄浮的微塵，不可拂去。五四知識份子辦報救國，相信論述與文字改變人心的力量，我對之的體會，不是由課堂與教科書上學來，是因為走到了相似的路途，因而覺得親切，想知道和接近那些可能有著同樣的行動情態的人，做學期論文便以《新青年》為題。魯迅說相信改變人心莫過於文藝，他是一個令人難以忘記的人，蕭索的句子，故作冷漠而炙熱的心清清楚楚。後來我去教閱讀和寫作，講魯迅《吶喊自序》，說到他心裡的寂寞如大毒蛇纏繞他的心，在那大寂寞裡激動起來，學生冷靜地問，密斯，要不要給你紙巾？我接過以拭眼角，嗚嗚道，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魯迅未死呀，他未死呀。

魯迅在香港的基督教青年會，曾做過兩次演講，〈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青年會是香港古蹟，紅磚外觀，揉合中式琉璃瓦與芝加哥風的外置鐵梯，但內裡已成公益型的庇護工場，再難看到魯迅演講時的格局。我做文學導賞時，便多說魯迅當時穿長衫布鞋，抽的是廣州帶來的五毛錢一包的美麗牌香煙。魯迅早已神化成大人物，而我相信大人物的小節總是比較鮮活動人，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裡拍魯迅理髮，其實大膽，有道是沒人能在他的理髮師或牙醫面前裝神。

香港的五四痕跡常常湮沒不存，但五四的大人物不少死在香港，如蕭紅曾有淺水灣墓，蔡元培墓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許地山墓則在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許地山墓在香港文學界特別受重視，是因為墳墓曾經潦倒失修，有負於許公任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時，改革教育體制，引入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國傳統貫融教育觀念，革新當時殖民地教育制度以至積勞成疾之種種辛苦耕耘。我曾帶參加香港書展的中國作家前往探墓，剛好遇到已經做到中學校長及語文教育常委會高層的作家潘步釗先生，帶著一群學生離開，我們兩家在墳場山道上揮汗相遇，那汗水裡分享著同樣的關懷與歷史。許公之墓如今常有人探，相對碧海群山，那風吹來還是舒爽的，想必許公不至寂寞。

五四在香港本是寂寞而邊緣的，但近年，它被包納進親中建制派的民族主義催動機器中。在八九六四之後，中共失去統治上的合法性，以致要以民族主義去頂替原有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結果就是國人均沾染普遍的民族主義無明。每年五四紀念，建制派會舉辦大型五四紀念活動，在金紫荊廣場宣誓、參與大球場民族匯演、明星偶像表演，是為「香港各界青少年慶祝建國N周年系列活動」之一部分。喧囂而陳腐到一個地步，稍有知覺的知識份子都避之則吉。這種民族主義教育下，五四對於民主與科學的追求是不講的，當然也不敢提蔡元培青年時組織暗殺團、研製炸彈的逸事。政治干預扭曲歷史認識，曾有建制派青年領袖，在電視節目上被迫急了，說出「儒家精神是守時」，這樣儒家精神簡直可以用來推銷鬧鐘了，真真廣告奇才。在香港，深厚的事物是不會被無聲的冷淡殺死的，它們自會演衍成潛在的激流；真正惡毒的，是贗品不知羞恥的大規模取代。

而我喜歡香港之處，包括它對民族主義素來的冷淡，至少穿越謊言與規避。西西在〈浮城誌異〉中寫，浮城人只有城籍，沒有國籍。這種模糊暗淡的身份，像一個影子，讓我們與他人對照，反觀自省，沉思。浮城人與全世界的人都不一樣。只要低頭思索影子，五四先驅的孤獨，就會如絲柏香氣那樣纏上身來。

學生運動是五四的重要主體之一，而學運也是香港社運的常見模式，講究赤子之心。2013年反洗腦式國民教育，黃之鋒帶領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曾亮出過「鐵屋中的吶喊」之標語橫幅，這是李歐梵的魯迅研究之書名，喚起我的記憶：在大學時看到的示威句子，那麼多都來自五四文章。

五四一直被定義為「青年節」，香港此時，恰處於一種以「青年」為接近唯一普遍倫理及召喚話語的狀態。可是別忘了，五四也接近一百歲了，它可能脫節於時下的青年。至於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進入了覺醒年代，許多人都無法回到以前沉睡無覺的麻木生活，想把整個生活都投入於合乎革命話語的狀態中。新與舊強烈地互相傾軋，規則大幅被改變，激進成為常態的呼喚，準確點說至少激烈成為常態性表達了。我有時被網絡話語弄得有點迷惑，革命者好像鄉民化了，表面上的激進很少有演變成自我要求的倫理，反倒是變成在家中電腦前對其它行動者的冷嘲熱諷；政治上的你死我亡，先於公共目標的爭取。這就是醒來後的樣子嗎？我忍不住問。不伴隨啟蒙的激進，就有蒙昧的陰霾。而我那麼喜歡香港的清醒。於這樣的時候，我才這樣如同被催眠般感受到，啟蒙是種回憶，於是有著夢的性質。沒有歷史記憶，又還能否稱之為主體？醒來之後，如果不記得有做過夢，那麼身體是比較舒爽的；但回憶與夢，其未能完全言明濾清的幽微曲折，如果完全失去這些，也是一無與倫比的失去。

（一篇用心寫但發表很不順利的文章，幾經波折發在中國時報，受到令人傻眼的對待。此為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