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有任何在下午兩點前的工作，我就會失眠。何況這次是遠足。「遠足／和遠足前的失眠」——這句詩簡直是我的詛咒。）
回到書本身 ——來看書籍設計
影像社會、書籍電子化、網絡盛行，出版業的生意受到衝擊，近年許多人都懷疑印刷媒體快要滅亡，甚至書也快會消失。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正如著名學者艾柯在《別想擺脫書》中指出的，受到電子書的衝擊，「書」並非宣稱敗退，反而是「回到書本身」去思考自身，即反過來重新發現書作為一種物質存在，它的物質性，例如紙張、顏色、字體、厚度等設計元素，如何在讀者的身體上發生作用——「看書」這個行為的速度、感官感受、精神消耗等等身體反應，如何影響閱讀的效果。樂觀點看，與其說「書」正在敗亡、消失，不如看看港台以至世界各地湧起的書本設計熱，多少歷史的寶藏與年輕的熱情，正在湧起。
筆者近年主持閱讀工作坊，總會把書本實物帶給參與者傳閱，讓他們感受一下「閱讀」是怎樣一回事，在手中翻閱書本，與在手提電話及電腦上閱讀，是多麼不同的一回事，會有怎樣的樂趣。在這裡談幾個本地書本設計的例子，去看看書籍設計的懷舊與創新，動力何在、何往。
故書新衣 細膩感受
梁秉鈞的《雷聲與蟬鳴》是本土詩歌的重要著作，開啟了香港詩歌平淡、冷靜、踏實、反高蹈、不美化的風格。這本出版於1978年的詩集，近月出版了復刻版，非常精緻淡雅。白色書封面上有黑色淡墨雕刻字體的書名及裝飾符號，像傳統印章，低調地暗示了此書的經典性。近乎雞皮紙般脆薄的白紙，時可見到細長的字體透紙而過，有個淺淡的影子，這種淡淡而若有所示的效果，與詩歌的風格很配合。而書邊黑色「出血」，緊封時會見到漆黑穠稠的書邊，與素淡的封面及書頁又構成張力，呼應「雷聲」與「蟬鳴」的對比張力，做得既低調又高貴，不但令人想收藏，更讓人心生珍惜之感。
一如香港要尋找主體性、身分意識，必要發掘香港歷史；當「書」受到新技術的衝擊，而要尋找自己的價值、「回到自身」，也會出現懷舊、尊崇歷史的取向。近年的香港古書展，也是傳媒追捧的熱話，也會吸引兩岸三地的文化人專程來港「朝聖」。陳智德是本土的文學史研究者，他之前的《愔齋讀書錄》的設計已經有四、五十年代舊書的風味，後來的《抗世詩話》在設計上，再進一層。在今日看來，《抗世詩話》這書名本有嚇人的高傲口氣，但一掌可握的小小書本非常柔軟，封面淡藍的底色把朱紅的書名襯托得鮮艷精神，加上舊式飛機頗有玩具的味道，整本書就有了一種歷煉過後的天真、不失幽默的尖銳。
邵家臻的青年問題論集《口靚》的設計同樣有趣。「口靚」字設計有懷舊的時尚感，而無論是粉紅還是鮮藍封面，上都有一個少女頭像，燙金但一點不驕奢，反而有點像張愛玲的版畫，樸素、有複雜的暗示。內文是長篇萬字文章，但書做成迷你字典大小，既不輕浮，又有日記本的私密感。「口靚」本指當下新生的青年現象，但設計卻走懷舊路子，內容與設計經常出現矛盾張力，但年輕讀者卻可能受落那種奇異的時尚感。
年輕設計摸索時尚
話說回來，《雷聲與蟬鳴》復刻版的設計由智海負責，《抗世詩話》及《口靚》的設計師是黎清妍，這些都是本身進行藝術創作的自由設計業者，同時非常年輕。所以整個書籍設計的懷舊風中，年輕的創意工作者是有以自己的眼光去與傳統對話的。其中一本出色之作是黃漢立所著的《易經講堂》，此書已經獲得了不少設計獎項，而其設計者胡卓斌也是非常年輕的。設計者曾向我表示，他本身搞不懂易經，又銳意要設計一本與眾不同的易經書。封面是放大易經的爻，褐黃相間，簡潔而搶眼，既有典重感，又奇異地令人想起經典常青的agnes'b橫間條長袖衫。這種年輕人摸索傳統的成品，頗令人感動於創意之新鮮與精到。
這裡也說個反面例子。以筆者個人來說，鄧小宇以錢瑪莉為筆名的80年代本土流行經典《穿Kenzo的女人》再結集，其設計就讓筆者很感訥悶。書做成牛津大詞典般的A5精裝大開倒，封面以數種不同字體營造Pop Art風格，書中插畫還是80年代商品畫風格的紅唇香檳手袋，流行時尚商品的感覺卻做得過態，那種經典高雅的味道有種錯置感。錢瑪莉行文蹦跳而出的一針見血、刻薄與同情，和乾淨雅潔的版面設計甚不相配。其實書中馬家輝有篇非常好的序言，說明了錢瑪莉的年代是個怎樣的時代，並勾出了鄧小宇以至《號外》的匠心：既了解商品社會中人的刻薄、拜金與精英，卻也能寫出其糾結、自慚與矛盾。錢瑪莉表面的風光尖刻，是有一層反諷自嘲的深刻為底子。這種書，以前做成口袋書形式會是手提包裡小小的罪惡快感、精緻世故，但以當今高貴得浮誇的「名牌」樣式來包裝，卻會顯得淺薄和自以為是。陳冠中、鄧小宇等人鼓吹的坎普（camp）、垃圾（trash）、刻奇（kitsch），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的？那個扮成名牌紙袋的紫黑橫間硬咭紙盒（紀念版），更讓筆者有點倒胃口。我想起有位中產精英曾向我慨嘆：以前香港是可以用很cheap的價錢買到好野，現在卻只能用很貴的價錢買到cheap野。
本地近年有許多教年輕人製作書籍的課程、工作坊，兼之手作、獨一無二的追求在本土創意階層中愈加普遍，許多年輕人都有自己動手做一本書的工藝經驗。關於書籍設計的講座，座上都是年輕人，而且談起設計就停不了。相較兩岸三地的巿場大小、文化根基，香港的出版業是有點難以突圍的感覺，但創意階層的土壤確實不斷優化，希望這會打開新局面。
5/29/2010
5/23/2010
上班族的夢想並不遙遠——黃照達《Lonely Planet》
因為經歷金融風暴、經濟衰退，工作的狀況及意義，在這幾年已經大變。如此也難免令致我們對它的態度也大變。記得當年失業率飇升，會有中年的一家之長，失業後仍然扮上班、以免家人擔心。只是近年勢頭變了，在工作零散化、合約化、工作質量變差、前景成疑的情況下，有許多年青人被僱主投訴他們工作態度有問題、好似「唔志在」份工、動輒轉工，甚至有許多人辭去原本的工作，變身為飛特族（freeter）、自由業者（freelancer），以一種非規範化的方式投身創意行業。
已過三十的黃照達就是這樣「中途轉機」的創意人。他本有一份穩定的學院教學工作，但卻斷然辭去，成為全職漫畫人。在他新近出版的首本漫畫書《Lonely Planet》的簡介裡，他直稱是因為受到七一遊行的感召，而試著在報章創作時事漫畫「嘰嘰格格」，「強迫自己相信漫畫終有一天能改變世界」。低調冷靜地道出豪情壯語，黃照達的作品也有這種「準中年」的堅持、信念與幽默。據說黃照達辭職時，同齡的同事均報以羨慕和欽佩的祝賀。
按部就班地無聊
《Lonely Planet》是直指香港人的「工作」情結，而以一種巧妙愉快的方式去推翻對「要有份工」的盲目信仰，問問我們如果拿走了「工作」的緊箍咒，人生會有什麼可能。「Lonely Planet」本是全球著名的自助旅行指南書，由旅人提供資料和撰寫。以此命名，除了是表達無全職者作為社會的非主流的寂寞感之外，也有暗示本書是「無業者的自助計劃」。書中的主角阿拔，有一天突然失去了工作，就得了經典日劇所說的「悠長假期」。針對日常所說的「工作計劃」，阿拔開發了一系列「不工作計劃」，比如以簡單道具去扮成不同行業的人「上班」、在facebook組織「不工作小組」、在電腦裡用photoshop去重新規劃自己心目中的城巿……種種點子無聊得來，比日復一日的常規工作有趣太多。
工作的關鍵對立面就是閒暇，而有趣的就是中間的界線：業餘消遣或稱副業。英倫才子在哲理散文集《工作頌歌》裡，除了描寫工業生產方式的工作外，也描寫了許多人以沉迷或全身投入的方式去對待自己的副業：比如一位高壓電線塔鑒賞協會的成員，樂此不疲地利用閒暇時間沿著高壓輸電線散步；一位郵局職員，用幾年躺在一塊麥田裡為一棵橡樹畫像。英國藝術教育家赫伯特．里德認為，「只有當消遣是積極的、消遣者親身參與的活動時，它才能被稱作游樂、才是一種對閒暇的正常支配。」而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概念認定工作是如農耕般日復一日的艱苦勞作，而娛樂則是「偷得浮生半日閒」式的悠閒，如林語堂所說的「時間之有用乃在於時間之不被利用」，種花草、品茶酒、旅行、吹水、睡個飽。
我想黃照達作為新時代的香港人，他對工作和閒暇這對概念的處理實頗有華洋夾處的中間味道：那種對閒暇的不安和焦慮，彷彿「無所事事」就自覺有渾身不自在的感覺，像是西方的；但覺得閒暇還是要做點無聊事，這種對娛樂和趣味的尋求，又頗有中國傳統遺痕。採其中間，就是《Lonely Planet》這本近乎是按部就班地去做無聊事的黑色幽默漫畫集。
反諷風格 上班族人辦
《Lonely Planet》有故事，分一個個章節，但有時更像守則、說明書，黃照達把漫畫方格分割的形式，融合到消費社會裡最常見的使用手冊形式裡，一格格，按步就班，簡單清晰，表達的卻是狂想或超現實的內容。這種手法與內容呈反諷狀態的獨特風格，是黃照達針對時代的獨創，活用了新時代習慣的影像語言。許多科技產物如google map、i-pod、apple電腦、i-phone，是黃照達的常用道具。
傳統時事漫畫因為要快速回應，尊子馬龍等均是手繪的簡單線條，一針見血刺人笑穴。而黃照達所做的是新媒體的軟件藝術，類似我們習用的clip art，有固定格式，可大量複製。它的幽默是如蒙太奇般通過前後對照而產生的，節奏均衡，同樣可以快速製作。黃照達的漫畫，畫風類似flash圖像模式，色彩繽紛，無傳統繪畫的質感與深度，本有一種商品化和格式化的感覺。而黃照達有意識利用了這些圖像的負面特性，去令其作品有一種冷幽默。作者的態度彷彿是說：這是一些普通上班族都能做到的事，be creative，be brave。
話說回來，一日之間失去工作，既似不合理但又很真實；黃照達拒絕番工，及其創作，既顯得天馬行空超越現實，又活脫脫是一個打領呔被老細卒每日在機械化模式下存活的普通人。所以這本書，就如其封面的黑色草莓，看似古怪之餘，很易入口。
已過三十的黃照達就是這樣「中途轉機」的創意人。他本有一份穩定的學院教學工作，但卻斷然辭去，成為全職漫畫人。在他新近出版的首本漫畫書《Lonely Planet》的簡介裡，他直稱是因為受到七一遊行的感召，而試著在報章創作時事漫畫「嘰嘰格格」，「強迫自己相信漫畫終有一天能改變世界」。低調冷靜地道出豪情壯語，黃照達的作品也有這種「準中年」的堅持、信念與幽默。據說黃照達辭職時，同齡的同事均報以羨慕和欽佩的祝賀。
按部就班地無聊
《Lonely Planet》是直指香港人的「工作」情結，而以一種巧妙愉快的方式去推翻對「要有份工」的盲目信仰，問問我們如果拿走了「工作」的緊箍咒，人生會有什麼可能。「Lonely Planet」本是全球著名的自助旅行指南書，由旅人提供資料和撰寫。以此命名，除了是表達無全職者作為社會的非主流的寂寞感之外，也有暗示本書是「無業者的自助計劃」。書中的主角阿拔，有一天突然失去了工作，就得了經典日劇所說的「悠長假期」。針對日常所說的「工作計劃」，阿拔開發了一系列「不工作計劃」，比如以簡單道具去扮成不同行業的人「上班」、在facebook組織「不工作小組」、在電腦裡用photoshop去重新規劃自己心目中的城巿……種種點子無聊得來，比日復一日的常規工作有趣太多。
工作的關鍵對立面就是閒暇，而有趣的就是中間的界線：業餘消遣或稱副業。英倫才子在哲理散文集《工作頌歌》裡，除了描寫工業生產方式的工作外，也描寫了許多人以沉迷或全身投入的方式去對待自己的副業：比如一位高壓電線塔鑒賞協會的成員，樂此不疲地利用閒暇時間沿著高壓輸電線散步；一位郵局職員，用幾年躺在一塊麥田裡為一棵橡樹畫像。英國藝術教育家赫伯特．里德認為，「只有當消遣是積極的、消遣者親身參與的活動時，它才能被稱作游樂、才是一種對閒暇的正常支配。」而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概念認定工作是如農耕般日復一日的艱苦勞作，而娛樂則是「偷得浮生半日閒」式的悠閒，如林語堂所說的「時間之有用乃在於時間之不被利用」，種花草、品茶酒、旅行、吹水、睡個飽。
我想黃照達作為新時代的香港人，他對工作和閒暇這對概念的處理實頗有華洋夾處的中間味道：那種對閒暇的不安和焦慮，彷彿「無所事事」就自覺有渾身不自在的感覺，像是西方的；但覺得閒暇還是要做點無聊事，這種對娛樂和趣味的尋求，又頗有中國傳統遺痕。採其中間，就是《Lonely Planet》這本近乎是按部就班地去做無聊事的黑色幽默漫畫集。
反諷風格 上班族人辦
《Lonely Planet》有故事，分一個個章節，但有時更像守則、說明書，黃照達把漫畫方格分割的形式，融合到消費社會裡最常見的使用手冊形式裡，一格格，按步就班，簡單清晰，表達的卻是狂想或超現實的內容。這種手法與內容呈反諷狀態的獨特風格，是黃照達針對時代的獨創，活用了新時代習慣的影像語言。許多科技產物如google map、i-pod、apple電腦、i-phone，是黃照達的常用道具。
傳統時事漫畫因為要快速回應，尊子馬龍等均是手繪的簡單線條，一針見血刺人笑穴。而黃照達所做的是新媒體的軟件藝術，類似我們習用的clip art，有固定格式，可大量複製。它的幽默是如蒙太奇般通過前後對照而產生的，節奏均衡，同樣可以快速製作。黃照達的漫畫，畫風類似flash圖像模式，色彩繽紛，無傳統繪畫的質感與深度，本有一種商品化和格式化的感覺。而黃照達有意識利用了這些圖像的負面特性，去令其作品有一種冷幽默。作者的態度彷彿是說：這是一些普通上班族都能做到的事，be creative，be brave。
話說回來，一日之間失去工作，既似不合理但又很真實；黃照達拒絕番工，及其創作，既顯得天馬行空超越現實，又活脫脫是一個打領呔被老細卒每日在機械化模式下存活的普通人。所以這本書，就如其封面的黑色草莓，看似古怪之餘，很易入口。
5/13/2010
好像我寫親文都係為左轟藝發局
（其實我仲寫左好多文的）
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誌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
（刊信報）
筆者參與的青年文學雜誌《字花》，迄今已進入第五年，是十年來銷量最高、最獲兩 岸三地注意的文學雜誌，但卻在剛過去的文學雜誌資助審批中評分甚低，以致被大幅削減資助。《字花》不滿評審結果，發動公開 信抨擊藝發局的評審制度，數日間得600多位知名作家、出版人、藝術家、演藝人士、老師、學生聯署。在相近時間，藝評雜誌《文 化現場》亦被停止資助，同樣引起文化界不滿。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兩本雜誌的存亡會引起文藝界及民間的重視，可見《字花》與《文化現 場》的遭遇絕非單一，而是藝發局資助的長期問題。
「巿場自立」的虛妄
雜誌是多種意見、人群與動力的連結平台，需要時間打造，必須一段時間才能 看到成果。《字花》「成績有目共睹」（何慶基語），每年組織的活動遞增，每期收到逾百投稿，也受到本地知名作家和藝術 家的支持，在出版巿場裡提高了文學的能見度，而在兩岸三地也成為了推廣香港文學的品牌。到底何解評分偏低？據了 解，是「巿場自立」的「潛規則」。傳聞過往藝發局只會資助一本文學雜誌三年；而此項政策明明已經取消，藝發局行政總裁茹國 烈和文學組主席寒山碧亦多次確認，資助雜誌並無硬性上限。然而不但個別評審始終以其一偏之見，不斷刁難《字花》何時自立；藝發局藝術 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亦在與我們會面時多度表示，對於長期資助一份雜誌抱有疑慮。如此看來，「巿場自立」乃是「潛規則」，既暗暗 發生作用、受在上位者認同，又不訴諸明文可供申請者追溯、考慮。
其實，要文學雜誌於巿場自立，乃是虛妄。香港地價高昂，書店業生存空間狹小，加 之普羅巿民生活壓力沉重，這些社會條件令香港的嚴肅文學在巿場佔有率有先天限制。香港未有條件出現以創作嚴肅文學自給自足的職業作 家，同樣地，發表嚴肅文學的雜誌亦無法自立。藝發局設立至今十五年，從未有一本獲資助的文學雜誌在巿場上成功自立，經驗證明，硬 性設立資助年期上限，僅會毀滅雜誌。「巿場自立」之虛妄，人皆共見，過去數年亦一直令藝發局受到詬病，被指無心扶植藝術，歷年報章上 的指責聲音車載斗量。
匡正巿場才能多樣化
根據藝發局自稱，「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願景是將香港建立成一個充滿動力和多元化的文化藝術都市。」藝發局的信念中亦包括「促進藝術整體發展，造就多樣化及多元化藝術環境」、「肯定人人享有接觸文化藝術的 權利」。香港的巿場競爭激烈，多有寡頭競爭及壟斷的情況（從超級巿場、便利店、連鎖電器店這些行業的情況可管窺一二），正如布爾迪厄 在《關於電視》中指出，競爭帶來的並不是多元，而是單一化、互相抄襲。當巿場的容納性日益減少，高雅文化及民間民俗文化同 樣無立錐之地，藝發局肩負著扶持在巿場邏輯以外，有價值和有需求的藝術製作之責任。陳雲在《香港有文化》中清楚指出，一般 政府動用公帑資助藝術活動，出於三種原則： 一、維護公民的文化權利及補償失去的公共空間；二、維持文化生態的平衡；三、促進藝術創意的融會。
藝發局若硬性將立意耕耘嚴肅藝術的文學雜誌推向巿場，變相是迫文學雜誌向流行方 向靠攏，即使能夠在巿場自立，亦只是再向巿場傾斜，不見得保障了文化生態的平衡，如此根本不合乎政府資助藝術的原則。
空洞容納腐敗
更有甚者，「巿場自立」這空洞的口號，可成為滋養腐敗的空隙。就《字花》多年面 見藝發局評審的經驗，所有要求文學雜誌在巿場自立的審批員，本身根本沒有在巿場自立的經驗與能力，甚至連發行制度也不了解—— 所謂要求雜誌於巿場自立，只是想把眼中釘趕出資助名單而已。相反，真正有把嚴肅文學帶入巿場經驗的人，如《天地圖書》的總編輯顏純鉤 先生，則在字花的網頁上留言支持，並稱「本人支持《字花》的訴求。藝發局的架構與機制應從根本上檢討，否則所有好的作品與刊物都會遭 遇同樣命運。所謂劣幣逐良幣。」
「劣幣逐良幣」，字字擲地有聲。日前藝發局文學組諮詢會上，有今年文學雜 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誌）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佔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 發局資助，就不合乎「公義」。這樣公然把公帑視作小圈子利益分配的宣言，還斗膽口稱公義，令人咋舌。請想想今日的青年們，他 們可能純粹本著對創作和文學的熱情而去辦雜誌，唯一可追求的目標，就是雜誌自身的水準之提升而已。這些青年認識文壇其它先輩或同輩， 主要是通過閱讀作品與評論，怎知道什麼山頭割據、利益分配？難道因此，青年就註定無運行？又怎會有人，好意思公然把利益和山頭這些腐 敗的東西傳給下一代！文化生態的平衡，絕不是小圈子之間利益的平衡。如果你曾有腐敗的歷史，只有倚靠純潔而認真的青年對藝 術的純粹熱忱，救贖過去。
「追求卓越發展」本是藝發局目標，清清楚楚寫在網頁上。藝發局08-09年的年 報上更寫著「匯聚人才，培育新進」。而面對著劣幣逐良幣的情況，面對著以個人偏見，公然將「利益分配」置諸「藝術水平」之上的評審 員，藝發局不但毫無辦法，而且還反過來自我懷疑：「是否做得好就要資助？」（藝發局藝術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所言）。既不能把握好藝術標準，又突然偏向巿場，隔幾年就迷失自我，藝發局就是這樣倒退的。
藝發局經常反過來向藝術家呻窮。事實上，藝發局每年所能動用的款項，只有一億二千多萬左右。用之前流行的換算方法就是：一條高鐵669億，可資助600多年全港的藝術發展。這個比例是荒謬的。這就是我們政府對於硬件基建和文化軟件天淵之 別的態度：對前者不惜浪擲倒貼，對後者則勒緊褲頭、接近凌辱。較諸平行的法定機構如旅發局、貿發局，藝發局在財政和建制上的支援如何？作為世界上罕有的有民選基礎的藝術局，香港藝術發展局雖然爭議不斷，卻是管治與疏導的重要出口。如果政府不妥加處理這個出口、只令其無法運作，則會令民怨累積，也平白坦露自己的底蘊：根本無心建設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
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誌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
（刊信報）
筆者參與的青年文學雜誌《字花》，迄今已進入第五年，是十年來銷量最高、最獲兩 岸三地注意的文學雜誌，但卻在剛過去的文學雜誌資助審批中評分甚低，以致被大幅削減資助。《字花》不滿評審結果，發動公開 信抨擊藝發局的評審制度，數日間得600多位知名作家、出版人、藝術家、演藝人士、老師、學生聯署。在相近時間，藝評雜誌《文 化現場》亦被停止資助，同樣引起文化界不滿。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兩本雜誌的存亡會引起文藝界及民間的重視，可見《字花》與《文化現 場》的遭遇絕非單一，而是藝發局資助的長期問題。
「巿場自立」的虛妄
雜誌是多種意見、人群與動力的連結平台，需要時間打造，必須一段時間才能 看到成果。《字花》「成績有目共睹」（何慶基語），每年組織的活動遞增，每期收到逾百投稿，也受到本地知名作家和藝術 家的支持，在出版巿場裡提高了文學的能見度，而在兩岸三地也成為了推廣香港文學的品牌。到底何解評分偏低？據了 解，是「巿場自立」的「潛規則」。傳聞過往藝發局只會資助一本文學雜誌三年；而此項政策明明已經取消，藝發局行政總裁茹國 烈和文學組主席寒山碧亦多次確認，資助雜誌並無硬性上限。然而不但個別評審始終以其一偏之見，不斷刁難《字花》何時自立；藝發局藝術 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亦在與我們會面時多度表示，對於長期資助一份雜誌抱有疑慮。如此看來，「巿場自立」乃是「潛規則」，既暗暗 發生作用、受在上位者認同，又不訴諸明文可供申請者追溯、考慮。
其實，要文學雜誌於巿場自立，乃是虛妄。香港地價高昂，書店業生存空間狹小，加 之普羅巿民生活壓力沉重，這些社會條件令香港的嚴肅文學在巿場佔有率有先天限制。香港未有條件出現以創作嚴肅文學自給自足的職業作 家，同樣地，發表嚴肅文學的雜誌亦無法自立。藝發局設立至今十五年，從未有一本獲資助的文學雜誌在巿場上成功自立，經驗證明，硬 性設立資助年期上限，僅會毀滅雜誌。「巿場自立」之虛妄，人皆共見，過去數年亦一直令藝發局受到詬病，被指無心扶植藝術，歷年報章上 的指責聲音車載斗量。
匡正巿場才能多樣化
根據藝發局自稱，「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願景是將香港建立成一個充滿動力和多元化的文化藝術都市。」藝發局的信念中亦包括「促進藝術整體發展，造就多樣化及多元化藝術環境」、「肯定人人享有接觸文化藝術的 權利」。香港的巿場競爭激烈，多有寡頭競爭及壟斷的情況（從超級巿場、便利店、連鎖電器店這些行業的情況可管窺一二），正如布爾迪厄 在《關於電視》中指出，競爭帶來的並不是多元，而是單一化、互相抄襲。當巿場的容納性日益減少，高雅文化及民間民俗文化同 樣無立錐之地，藝發局肩負著扶持在巿場邏輯以外，有價值和有需求的藝術製作之責任。陳雲在《香港有文化》中清楚指出，一般 政府動用公帑資助藝術活動，出於三種原則： 一、維護公民的文化權利及補償失去的公共空間；二、維持文化生態的平衡；三、促進藝術創意的融會。
藝發局若硬性將立意耕耘嚴肅藝術的文學雜誌推向巿場，變相是迫文學雜誌向流行方 向靠攏，即使能夠在巿場自立，亦只是再向巿場傾斜，不見得保障了文化生態的平衡，如此根本不合乎政府資助藝術的原則。
空洞容納腐敗
更有甚者，「巿場自立」這空洞的口號，可成為滋養腐敗的空隙。就《字花》多年面 見藝發局評審的經驗，所有要求文學雜誌在巿場自立的審批員，本身根本沒有在巿場自立的經驗與能力，甚至連發行制度也不了解—— 所謂要求雜誌於巿場自立，只是想把眼中釘趕出資助名單而已。相反，真正有把嚴肅文學帶入巿場經驗的人，如《天地圖書》的總編輯顏純鉤 先生，則在字花的網頁上留言支持，並稱「本人支持《字花》的訴求。藝發局的架構與機制應從根本上檢討，否則所有好的作品與刊物都會遭 遇同樣命運。所謂劣幣逐良幣。」
「劣幣逐良幣」，字字擲地有聲。日前藝發局文學組諮詢會上，有今年文學雜 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誌）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佔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 發局資助，就不合乎「公義」。這樣公然把公帑視作小圈子利益分配的宣言，還斗膽口稱公義，令人咋舌。請想想今日的青年們，他 們可能純粹本著對創作和文學的熱情而去辦雜誌，唯一可追求的目標，就是雜誌自身的水準之提升而已。這些青年認識文壇其它先輩或同輩， 主要是通過閱讀作品與評論，怎知道什麼山頭割據、利益分配？難道因此，青年就註定無運行？又怎會有人，好意思公然把利益和山頭這些腐 敗的東西傳給下一代！文化生態的平衡，絕不是小圈子之間利益的平衡。如果你曾有腐敗的歷史，只有倚靠純潔而認真的青年對藝 術的純粹熱忱，救贖過去。
「追求卓越發展」本是藝發局目標，清清楚楚寫在網頁上。藝發局08-09年的年 報上更寫著「匯聚人才，培育新進」。而面對著劣幣逐良幣的情況，面對著以個人偏見，公然將「利益分配」置諸「藝術水平」之上的評審 員，藝發局不但毫無辦法，而且還反過來自我懷疑：「是否做得好就要資助？」（藝發局藝術支援小組主席鍾樹根先生所言）。既不能把握好藝術標準，又突然偏向巿場，隔幾年就迷失自我，藝發局就是這樣倒退的。
藝發局經常反過來向藝術家呻窮。事實上，藝發局每年所能動用的款項，只有一億二千多萬左右。用之前流行的換算方法就是：一條高鐵669億，可資助600多年全港的藝術發展。這個比例是荒謬的。這就是我們政府對於硬件基建和文化軟件天淵之 別的態度：對前者不惜浪擲倒貼，對後者則勒緊褲頭、接近凌辱。較諸平行的法定機構如旅發局、貿發局，藝發局在財政和建制上的支援如何？作為世界上罕有的有民選基礎的藝術局，香港藝術發展局雖然爭議不斷，卻是管治與疏導的重要出口。如果政府不妥加處理這個出口、只令其無法運作，則會令民怨累積，也平白坦露自己的底蘊：根本無心建設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
3/13/2010
我有排都未插夠
（這篇文刊出當天，我們去了藝發局的文學組諮詢。又聽到更荒謬的故事，生蝦一樣跳著回來。我想，我不再寫一篇文去插佢的話，也許會一直失眠。）
保守落後 就黎爆煲
——又一齣藝發局荒誕劇
今屆財政預算案裡，「創意」和「青年」這對關鍵詞經常出場。預算案褒獎「香港的青少年頭腦靈活，緊貼世界潮流，在創意產業方面甚具競爭優勢」；在實際政策方面，既有「創意香港」支援本地創意產業，又向青少年推薦「創意智優計劃」。兼者，預算案關注文化藝術，稱為了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將在未來五個財政年度增撥4億8,600萬元發展藝術節目、培養觀眾，以及加強藝術教育和人力培訓等。預案稱會支持藝術團體和藝術工作者發展品牌節目，以及加強推廣公共藝術和普及文化藝術活動，讓藝術融入社區；尤其強調在學校推動藝術，培養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和鑑賞能力。
事實上，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們，早在多年前已著手做著耕耘藝術土壤的工作。秉承五四時代重視青年、著眼群體未來的精神，許多文學工作者自我定位為「文學農夫」，不只在書房裡創作，更把大量的心力花在向青少年推廣文學閱讀及創作的工作上，猶如播種。筆者本身關注藝術，同時專注投入文學藝術範疇，願在此分享切身經歷，以證政策願景與現實執行的落差。
詩歌多媒體表演的學校之路
以筆者為例，二年前以《字花》名義，申請了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的多項計劃資助，策劃了一個名為「在雲上播種——中學多媒體詩歌巡迴表演」的計劃。我們先揀選本土的現代詩，然後邀請本土的年輕藝術工作者，為詩作跨媒體改編，包括音樂唱誦、戲劇、行為藝術、錄像故事，同時也邀請詩人作現場朗誦。我們在策劃方面相當嚴謹，所選的題材廣泛包納青年、老人、歷史、空間、愛情、社區、勞工、哲學：有青少年熱衷的愛情詩、西西寫晨運老人耍太極所感的〈雲手〉、李家昇以個人私史揉合香港本土歷史的〈年譜〉、李維怡思考自由觀念的辯證作品〈自由的滋味〉、陳滅寫旺角行人專用區〈說不出的未來〉以及鄧阿藍為天水圍婦女寫的詩。然後聯絡8間中學，在週會中向學生表演，觀眾是數級以至全校的同學。。
跨媒體詩歌演繹近年大行其道。從90年代中起，無論是日常小型的本土詩歌會，還是去年的國際詩歌之夜（華文世界最大型的國際詩歌活動），文學都不再以單向度的方式出現，而是與音樂、舞蹈、戲劇、行為藝術、攝影、錄像等媒介互動再生，營造更多的思考空間、更複雜的意義流動。在影像主導的年代，在中學以跨媒體藝術縯繹文學，當能讓不熟悉純文學的同學有嶄新的藝術體驗。醞釀改編時藝術家也花了許多心思，以讓同學在觀看作品和演出的時候有可理解的起點，不致於墮五里霧中。而現場的反應也讓人滿意：滿禮堂的同學，受到藝術作品的吸引和震撼，不時發出驚嘆和笑聲，一有空檔就低頭閱讀手上的詩作文本，節目後會主動舉手發問，顯示出對作品和創作的興趣，後來我們也在網上看到他們對節目的讚許。甚至老師，也是一邊看一邊點頭的。
中學的文學需求大盛
我唸大學時參與過「詩潮社」關夢南先生策劃的中學詩歌多媒體巡迴表演，擔任司儀。當年關先生已表示，此類表演極受中學歡迎，供不應求。幾年過去，我們感到中學本身對推廣文學教育的活動一直上升。這是因為中學必須定期舉辦各類型的文學閱讀及教育推廣活動，更因為教育改革，三三四學制的中國語文科規定學生要有「其它學習經驗」（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簡稱OLE），詩歌多媒體表演正切合了教育建制的需求，而其形式新穎能吸引學生，讓學校更有信心。而不少看過表演的老師也向我們表示，這種形式是同學未曾見過的，即使略感陌生，也開了眼界——對於中學生相對狹窄的生活經驗而言，多題材、有社會關懷和藝術感染力的演繹，其寶貴處不言而喻。
青年在文學範疇裡，一直是重要的動力與希望。文學藝術工作者默默耕耘，等到財政預算開口了、教育制度改革了，八面來風本應水到渠成，結果？
藝發局怎樣對我們？
最近這一屆，《字花》再向藝發局申請進行同樣的中學跨媒體詩歌表演，結果不獲資助。會見評審員的過程實在令人不滿，在此願付諸公聽。以下不避點名。首先是評審員欠缺跨媒體的視野，例如韋煖先生，開口質疑表演是取悅學生，懷疑其推廣文學的能力。我回應曰書面閱讀與現場觀賞確是兩種經驗，但絕對互動互補，最終目的是帶動同學對作品的興趣與理解，一如粵劇是一種表演，而優美的曲辭同時帶我們欣賞古典文學之美。對方無語。
然後韋煖先生又質疑觀眾人數、認為沒有學生會參加，原來他不知道中學週會是怎麼回事。於是我們花了好些時間解釋老師會把學生帶到禮堂、每班約有40人每級約有5班每次表演平均有3級學生觀看，即約600觀眾。對方無語。
而此時韋煖先生身邊的紀馥華先生，竟仍然未明白中學週會是怎麼回事，需要韋煖先生再向他解釋一輪——而紀馥華先生聽完，還不屑地說這是因為我們強迫學生去聽，若是自願的不會有人來（我想這個觀點相當激進，否定了同學在觀看和經歷後產生興趣的可能，同時否定著許多政府及私人機構進入學校推廣藝術的成效及誠意，甚至否定了9年強迫教育這制度，值得與大眾分享）。我回應曰《字花》在文化中心外搞六四20週年詩歌朗誦會，有近300巿民參加，詩歌朗誦會是大眾接受的藝術形式。對方無語。
然後不知是韋先生還是紀先生質疑，今屆關夢南先生也向藝發局申請進行類似的中學跨媒體詩歌表演，是否會互相搶奪巿場？我回應曰，學制規定全港中學生都需要「其它學習經驗」，全香港有400多間中學，我們申請的是表演10次（關先生申請的也是10次左右），還有300多間中學有這樣的需求，巿場大得根本無須搶奪。對方無語。
面對可疑的「競爭」挑撥，我當場指出類似活動本是關先生多年前教懂我們做的，肯定關先生的功勞；後來得知關先生面對類似挑撥時，也當場讚揚了我們。也許是因為不肯自相殘殺，結果我們和關先生的申請，雙雙不獲資助。
無語、無語、無語。辯論、理據甚至數字都贏，但評審結果卻輸。像不像立法會的議案投票結果？
獅子的覺醒
跨媒體互動本是藝術本質，也是當下藝術的大勢，藝發局近年也設立了「跨媒體藝術範疇」，甚至連民政局最近推動的「藝綻冬日」計劃，也開明地採取了跨媒體的呈現方式。財政預算裡肯定了推動文化藝術的重要性，教育制度催生了學校對文學的需求——而某些人，不但在藝術方面保守落後、欠缺跨媒體視野，不同情青年搞或面向青年的藝術計劃，連中學週會都不能理解，只是因為佔據了權力位置，就毫無理由地否定、扼殺了面向青年的良好藝術計劃，一切只以「資源有限」來搪塞。這些欠缺基本藝術常識、落後於形勢、好像連報紙都不看的人，憑什麼去審批民間創意的勞動？余生也晚，想問問這些人是經過如何的權力運作與歷史事件，才得到這樣的權力？
藝發局的審批問題，多年來都受質疑。不少有心有能力的人會去當藝發局審批員，希望公帑能更良好地運用。筆者絕無意否定藝發局的所有審批員，更不想把問題只歸咎於個別人士的水準問題、抽籤的運氣問題。我們要問的是，藝術發展局有沒有機制，去確保真正有能力的開明人士，去決定公帑的運用？當有審批員做出有違藝發局本身宗旨、甚至與政策願景相違背的事，藝發局有沒有機制去制衡、調整？藝發局現在連一般的上訴和投訴機制都沒有，評審過程和結果不透明，如何讓藝術界心服？不民主、不自求進步、不貼近民間的官方機構，到最後會受到社會輿論和藝術界的兩面炮轟，連同整個政府都拖下水，付出沉重代價。《文化現場》連番炮轟藝發局，頗獲支持；也有本土獨立音樂界的人士，為要求藝發局代表民間聲音而遊行到藝發局。明明可見，有些位高權重的人做得太過份了，正把一切迫近爆發邊緣。「文學的死亡，會令獅子覺醒。這不是不好的事。」——特里．伊格爾頓
保守落後 就黎爆煲
——又一齣藝發局荒誕劇
今屆財政預算案裡，「創意」和「青年」這對關鍵詞經常出場。預算案褒獎「香港的青少年頭腦靈活，緊貼世界潮流，在創意產業方面甚具競爭優勢」；在實際政策方面，既有「創意香港」支援本地創意產業，又向青少年推薦「創意智優計劃」。兼者，預算案關注文化藝術，稱為了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將在未來五個財政年度增撥4億8,600萬元發展藝術節目、培養觀眾，以及加強藝術教育和人力培訓等。預案稱會支持藝術團體和藝術工作者發展品牌節目，以及加強推廣公共藝術和普及文化藝術活動，讓藝術融入社區；尤其強調在學校推動藝術，培養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和鑑賞能力。
事實上，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們，早在多年前已著手做著耕耘藝術土壤的工作。秉承五四時代重視青年、著眼群體未來的精神，許多文學工作者自我定位為「文學農夫」，不只在書房裡創作，更把大量的心力花在向青少年推廣文學閱讀及創作的工作上，猶如播種。筆者本身關注藝術，同時專注投入文學藝術範疇，願在此分享切身經歷，以證政策願景與現實執行的落差。
詩歌多媒體表演的學校之路
以筆者為例，二年前以《字花》名義，申請了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的多項計劃資助，策劃了一個名為「在雲上播種——中學多媒體詩歌巡迴表演」的計劃。我們先揀選本土的現代詩，然後邀請本土的年輕藝術工作者，為詩作跨媒體改編，包括音樂唱誦、戲劇、行為藝術、錄像故事，同時也邀請詩人作現場朗誦。我們在策劃方面相當嚴謹，所選的題材廣泛包納青年、老人、歷史、空間、愛情、社區、勞工、哲學：有青少年熱衷的愛情詩、西西寫晨運老人耍太極所感的〈雲手〉、李家昇以個人私史揉合香港本土歷史的〈年譜〉、李維怡思考自由觀念的辯證作品〈自由的滋味〉、陳滅寫旺角行人專用區〈說不出的未來〉以及鄧阿藍為天水圍婦女寫的詩。然後聯絡8間中學，在週會中向學生表演，觀眾是數級以至全校的同學。。
跨媒體詩歌演繹近年大行其道。從90年代中起，無論是日常小型的本土詩歌會，還是去年的國際詩歌之夜（華文世界最大型的國際詩歌活動），文學都不再以單向度的方式出現，而是與音樂、舞蹈、戲劇、行為藝術、攝影、錄像等媒介互動再生，營造更多的思考空間、更複雜的意義流動。在影像主導的年代，在中學以跨媒體藝術縯繹文學，當能讓不熟悉純文學的同學有嶄新的藝術體驗。醞釀改編時藝術家也花了許多心思，以讓同學在觀看作品和演出的時候有可理解的起點，不致於墮五里霧中。而現場的反應也讓人滿意：滿禮堂的同學，受到藝術作品的吸引和震撼，不時發出驚嘆和笑聲，一有空檔就低頭閱讀手上的詩作文本，節目後會主動舉手發問，顯示出對作品和創作的興趣，後來我們也在網上看到他們對節目的讚許。甚至老師，也是一邊看一邊點頭的。
中學的文學需求大盛
我唸大學時參與過「詩潮社」關夢南先生策劃的中學詩歌多媒體巡迴表演，擔任司儀。當年關先生已表示，此類表演極受中學歡迎，供不應求。幾年過去，我們感到中學本身對推廣文學教育的活動一直上升。這是因為中學必須定期舉辦各類型的文學閱讀及教育推廣活動，更因為教育改革，三三四學制的中國語文科規定學生要有「其它學習經驗」（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簡稱OLE），詩歌多媒體表演正切合了教育建制的需求，而其形式新穎能吸引學生，讓學校更有信心。而不少看過表演的老師也向我們表示，這種形式是同學未曾見過的，即使略感陌生，也開了眼界——對於中學生相對狹窄的生活經驗而言，多題材、有社會關懷和藝術感染力的演繹，其寶貴處不言而喻。
青年在文學範疇裡，一直是重要的動力與希望。文學藝術工作者默默耕耘，等到財政預算開口了、教育制度改革了，八面來風本應水到渠成，結果？
藝發局怎樣對我們？
最近這一屆，《字花》再向藝發局申請進行同樣的中學跨媒體詩歌表演，結果不獲資助。會見評審員的過程實在令人不滿，在此願付諸公聽。以下不避點名。首先是評審員欠缺跨媒體的視野，例如韋煖先生，開口質疑表演是取悅學生，懷疑其推廣文學的能力。我回應曰書面閱讀與現場觀賞確是兩種經驗，但絕對互動互補，最終目的是帶動同學對作品的興趣與理解，一如粵劇是一種表演，而優美的曲辭同時帶我們欣賞古典文學之美。對方無語。
然後韋煖先生又質疑觀眾人數、認為沒有學生會參加，原來他不知道中學週會是怎麼回事。於是我們花了好些時間解釋老師會把學生帶到禮堂、每班約有40人每級約有5班每次表演平均有3級學生觀看，即約600觀眾。對方無語。
而此時韋煖先生身邊的紀馥華先生，竟仍然未明白中學週會是怎麼回事，需要韋煖先生再向他解釋一輪——而紀馥華先生聽完，還不屑地說這是因為我們強迫學生去聽，若是自願的不會有人來（我想這個觀點相當激進，否定了同學在觀看和經歷後產生興趣的可能，同時否定著許多政府及私人機構進入學校推廣藝術的成效及誠意，甚至否定了9年強迫教育這制度，值得與大眾分享）。我回應曰《字花》在文化中心外搞六四20週年詩歌朗誦會，有近300巿民參加，詩歌朗誦會是大眾接受的藝術形式。對方無語。
然後不知是韋先生還是紀先生質疑，今屆關夢南先生也向藝發局申請進行類似的中學跨媒體詩歌表演，是否會互相搶奪巿場？我回應曰，學制規定全港中學生都需要「其它學習經驗」，全香港有400多間中學，我們申請的是表演10次（關先生申請的也是10次左右），還有300多間中學有這樣的需求，巿場大得根本無須搶奪。對方無語。
面對可疑的「競爭」挑撥，我當場指出類似活動本是關先生多年前教懂我們做的，肯定關先生的功勞；後來得知關先生面對類似挑撥時，也當場讚揚了我們。也許是因為不肯自相殘殺，結果我們和關先生的申請，雙雙不獲資助。
無語、無語、無語。辯論、理據甚至數字都贏，但評審結果卻輸。像不像立法會的議案投票結果？
獅子的覺醒
跨媒體互動本是藝術本質，也是當下藝術的大勢，藝發局近年也設立了「跨媒體藝術範疇」，甚至連民政局最近推動的「藝綻冬日」計劃，也開明地採取了跨媒體的呈現方式。財政預算裡肯定了推動文化藝術的重要性，教育制度催生了學校對文學的需求——而某些人，不但在藝術方面保守落後、欠缺跨媒體視野，不同情青年搞或面向青年的藝術計劃，連中學週會都不能理解，只是因為佔據了權力位置，就毫無理由地否定、扼殺了面向青年的良好藝術計劃，一切只以「資源有限」來搪塞。這些欠缺基本藝術常識、落後於形勢、好像連報紙都不看的人，憑什麼去審批民間創意的勞動？余生也晚，想問問這些人是經過如何的權力運作與歷史事件，才得到這樣的權力？
藝發局的審批問題，多年來都受質疑。不少有心有能力的人會去當藝發局審批員，希望公帑能更良好地運用。筆者絕無意否定藝發局的所有審批員，更不想把問題只歸咎於個別人士的水準問題、抽籤的運氣問題。我們要問的是，藝術發展局有沒有機制，去確保真正有能力的開明人士，去決定公帑的運用？當有審批員做出有違藝發局本身宗旨、甚至與政策願景相違背的事，藝發局有沒有機制去制衡、調整？藝發局現在連一般的上訴和投訴機制都沒有，評審過程和結果不透明，如何讓藝術界心服？不民主、不自求進步、不貼近民間的官方機構，到最後會受到社會輿論和藝術界的兩面炮轟，連同整個政府都拖下水，付出沉重代價。《文化現場》連番炮轟藝發局，頗獲支持；也有本土獨立音樂界的人士，為要求藝發局代表民間聲音而遊行到藝發局。明明可見，有些位高權重的人做得太過份了，正把一切迫近爆發邊緣。「文學的死亡，會令獅子覺醒。這不是不好的事。」——特里．伊格爾頓
2/24/2010
文學館回應文一則
（何必回應張堅庭？拼命回應羅維明。）
文學館：面向青年、面向民間 ——回應羅維明先生
讀羅維明先生的文章〈淺水灣文學館〉（10月14日信報P42），教益甚多，亦感激羅先生認同文學館是對本土文學工作者的基本肯定，乃撰文回應，以祈延續討論，引動反思。
區區不才，曾撰文指出，香港社會對於文學的邊緣化處理，乃是殖民地單重演藝的文化政策歷史使然。香港本土確曾有許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使香港彈丸小地，立於國際而毫不遜色，有段時間甚至帶領華文界潮流。文學人可以不為金錢利益而工作，但不能忍受優秀作者和重要作品湮沒於歷史；正如羅先生所說，文學館之設立，「表示這個社會對文學尊重，讓一向得不償失的文藝工作都心甘命抵的堅持下去。光是這個理由，都應該支持下。」
而今次文學館倡議運動的主要特色，在於提出了這樣的說法：不止是作家需要文學館，而是香港需要文學館——尤其是年輕人對文學館的需求，是今次倡議運動的一大特色。
面向未來，面向年輕人
回歸以來，因為教育制度的改變，本土文學作品（如董橋、鍾曉陽、也斯、黃仁逵等）走入大學及中學的課堂，提升了學生們對於本土文學的認識；而建制中創作的成份也大量增加，使很多本土文學工作者可以進入校園，向年輕人傳遞他們更易接受和認同的當代文藝作品。在許多文藝活動中，年輕人都是主體，他們未必準備要成為大作家，但卻對於文學有著自發的興趣，《字花》搞個非常嚴肅的「現實主義系列講座」，聽眾都將小書店迫爆。我們做過文學遊蹤導賞，來的都是年輕人，眼睛明亮聆聽細心。而新近的保育運動，也往往以年輕人為主力，我想社會都能體認到一個現實：年輕人對於本土的文學、文化、歷史、故事、身份問題懷有興趣，他們想聽到更多關於本土以至中國的細微故事。而文學受到關注，是因為文學對於闡述歷史、文化、故事，能敘述得更為全面和細緻，礦脈蘊藏豐富。
社會上有許多倡議文學的聲音，「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是其中之一；小組心目中的理想文學館，不止是單純展出作家手稿、文物這麼簡單；二十一世紀的文學館，應該是一個強調跨媒體藝術互動、立足民間與社區的動態平台，通過創意策展、定期細水長流的活動，將各類受眾組織到文學館來。一位寫小說的中學生黃怡，曾在報章撰文支持文學館，裡面提到她希望未來的文學館，有食物和文學的crossover展覽，替她指引閱讀方向。有些人誤以為文學太悶了，不能吸引年輕人，其實剛剛相反，年輕人知道文學可以很有趣，而且期待看到它被展現得更有趣和更有深度。如果說，以編年式、舉出焦點作家的方式展覽文學不夠生動，那麼我們可以效法台灣文學館，以主題意象的方式策展。比如說，以「電車」為主題，以馬博良、俞風、陳德錦等的重要作品，指出電車一向象徵回憶、緩慢、情感；以茶餐廳為主題，點出茶餐廳對於陳冠中、胡燕青、梁秉鈞等來說，代表了混雜、庶民、互相包容等特色。
要把文學呈現得好，需要有意義有創意的藝術性編排方式，這點是現時作風較為保守的圖書館一直未能做到的。
魯迅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現代中國文學的起點，就包含著對於青年的重視。克羅齊說過，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文學的過去、社會的過去，不應該單向地敘述，而是要把當下和未來的人都切切考慮進去，進行平等親切的互動。因此一座文學館，能將過去未來的連繫，凝聚本土社群，也能從大華文圈的視野，去建立對文化中國的感情。香港要更理解自己的歷史、說得出自己的故事，才能立足於兩岸三地，維持自己的優勢。
文學館推動文學和出版
傳統認為，創作只能由閱讀和寫作引發，但對於現今的文學創作者來說，他們需要更多面向的支援，例如史料、國際動向、各種藝術範疇的脈絡。在《文化現場》的一篇訪談中，詩人陳世樂提出文學館可以帶動創作人和非政府組織合作，讓創作人可以定期接觸社會上隱形的群體（如性工作者、外傭、囚犯），真正接觸那些群體的語言和行為，小說家謝曉虹馬上叫好雙眼發亮。創作人和巿民，都被現代都巿的階級和生活限制，文學館要以創意和行動打破區隔。當年黃碧雲，就是因為出版社偶然策劃，做過《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史》，翻印十幾版——而黃之後更寫出了香港的重要小說《烈女圖》。 我個人認為，不止是純文學的創作者需要支援，面向商業出版市場的作家也需要支援。香港的純文學創作一向受外界肯定，反是近年商業寫作比較單元，不能面向國際，也無法撐大出版巿場。舉例來說，近年多個外國書獎都有「歷史小說」的風潮，《READER》（電影譯名《讀愛》）也是獲獎後改編成受歡迎電影，香港出版業在這方面未能與國際接軌，是作者和出版社缺乏支援所致。台灣近年的推理小說熱，也是由著名文化人詹宏志等撰文引領趨勢，受傳媒大力推廣、出版業群起追風，利潤豐厚。可見商業創作和出版巿場也需要方向。比如甚具香港特色的「鬼故」，如果能接上嚴肅文化中對「鬼／非人」的思考，引入中國誌怪小說傳統、西方哥特式小說，以展覽接通本土文化、地標及社區的歷史資源，對商業作家便能成為支援，出版時也有效應。如今雲海的鬼故、周淑屏的舊區故事，都靠作者單打獨鬥，成功是作家個人天聰和努力，巿場的整體得益卻不大。
而一間理想的文學館，應該由有專業視野的文學人主導，將香港的文學作品整理成香港文學大系，並持續將之翻譯成外語，作國際推廣。香港文學在國際上本有聲譽，中文大學圖書館設立之「香港文學資料庫」網站，2008年邁向1000萬次的點擊率裡，30%的用戶是來自香港，30%來自大陸及臺灣，40%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東南亞及南美洲。
要超越「活化」的謬誤
羅先生文中，說得出淺水灣文學歷史來龍去脈，舉出重要的香港文學地標，識見令人佩服。淺水灣影灣園的小展覽做得這樣好，簡直想馬上奔去看看。只是，影灣園地段高尚，我這樣爛撻撻的丫頭走進去，會否被飽以白眼？
活化古蹟以作文化地標是近年政府口號，但細看近年的活化古蹟計劃，強調「自負盈虧」，要求投標的非政府組織有財政上的完整企劃——而其實看和昌大押、尖沙咀水警總部，政府似乎始終鍾情於高消費高回報的商業營運，公共性強、金錢回報較低的企劃被看低一線。因此廣大巿民對活化計劃始終不甚信任。其實古蹟、歷史應該是屬於全香港巿民的，不應被任何人壟斷。
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所座落的就是一座國家級古蹟，1916年建立的台南州廳，周邊是同樣古雅的孔廟和氣象博物館。因為是租借古蹟，法例禁止賺取利潤、連出版物都是免費的。其中的理念無非是，免去消費門檻，確保不論貧富的公共性。哪有像香港這樣，以活化為名，把原本屬於所有巿民的歷史古蹟賣出去、變成高級消費地，讓普羅巿民難以進門？
文學館確是不一定要建於西九，然而西九一直多談大劇院、高級音樂廳，想想如今的窮青年，到西九會否只能買杯汽水？在西九多方尋找本土特色而未得、想建立與社區的平等親民關係而未成之時，我們是希望，西九能夠由建立文學館開始，深入地建立與本土和社區的關係，除了白領和中產外，讓年青人和退休人士也能有個活動絡繹不絕的去處。
香港文學館倡議運動自五月以來，在社會上引發了許多討論，許多巿民已經被一個有文學館的未來吸引，facebook的「香港需要文學館」小組有四千多人。當然，西九管理局仍然「聆聽各方聲音」，而紋風未動。看到羅先生文中，講及以前為電影界爭取支持、四出與人筆戰的情況，我深為感佩。我們現時文化界一點一滴，都是靠爭取回來——先生為電影界的爭取，也對我這樣搞文學的人有所裨益，我也受過藝發局資助的電影作品啟發，也深切支持本土電影。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是在前人耕耘所得上再邁自己的腳步；爭取文學館，豈能有懈。一個有文學館的香港，希望是一個更有尊嚴和希望的香港。
文學館：面向青年、面向民間 ——回應羅維明先生
讀羅維明先生的文章〈淺水灣文學館〉（10月14日信報P42），教益甚多，亦感激羅先生認同文學館是對本土文學工作者的基本肯定，乃撰文回應，以祈延續討論，引動反思。
區區不才，曾撰文指出，香港社會對於文學的邊緣化處理，乃是殖民地單重演藝的文化政策歷史使然。香港本土確曾有許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使香港彈丸小地，立於國際而毫不遜色，有段時間甚至帶領華文界潮流。文學人可以不為金錢利益而工作，但不能忍受優秀作者和重要作品湮沒於歷史；正如羅先生所說，文學館之設立，「表示這個社會對文學尊重，讓一向得不償失的文藝工作都心甘命抵的堅持下去。光是這個理由，都應該支持下。」
而今次文學館倡議運動的主要特色，在於提出了這樣的說法：不止是作家需要文學館，而是香港需要文學館——尤其是年輕人對文學館的需求，是今次倡議運動的一大特色。
面向未來，面向年輕人
回歸以來，因為教育制度的改變，本土文學作品（如董橋、鍾曉陽、也斯、黃仁逵等）走入大學及中學的課堂，提升了學生們對於本土文學的認識；而建制中創作的成份也大量增加，使很多本土文學工作者可以進入校園，向年輕人傳遞他們更易接受和認同的當代文藝作品。在許多文藝活動中，年輕人都是主體，他們未必準備要成為大作家，但卻對於文學有著自發的興趣，《字花》搞個非常嚴肅的「現實主義系列講座」，聽眾都將小書店迫爆。我們做過文學遊蹤導賞，來的都是年輕人，眼睛明亮聆聽細心。而新近的保育運動，也往往以年輕人為主力，我想社會都能體認到一個現實：年輕人對於本土的文學、文化、歷史、故事、身份問題懷有興趣，他們想聽到更多關於本土以至中國的細微故事。而文學受到關注，是因為文學對於闡述歷史、文化、故事，能敘述得更為全面和細緻，礦脈蘊藏豐富。
社會上有許多倡議文學的聲音，「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是其中之一；小組心目中的理想文學館，不止是單純展出作家手稿、文物這麼簡單；二十一世紀的文學館，應該是一個強調跨媒體藝術互動、立足民間與社區的動態平台，通過創意策展、定期細水長流的活動，將各類受眾組織到文學館來。一位寫小說的中學生黃怡，曾在報章撰文支持文學館，裡面提到她希望未來的文學館，有食物和文學的crossover展覽，替她指引閱讀方向。有些人誤以為文學太悶了，不能吸引年輕人，其實剛剛相反，年輕人知道文學可以很有趣，而且期待看到它被展現得更有趣和更有深度。如果說，以編年式、舉出焦點作家的方式展覽文學不夠生動，那麼我們可以效法台灣文學館，以主題意象的方式策展。比如說，以「電車」為主題，以馬博良、俞風、陳德錦等的重要作品，指出電車一向象徵回憶、緩慢、情感；以茶餐廳為主題，點出茶餐廳對於陳冠中、胡燕青、梁秉鈞等來說，代表了混雜、庶民、互相包容等特色。
要把文學呈現得好，需要有意義有創意的藝術性編排方式，這點是現時作風較為保守的圖書館一直未能做到的。
魯迅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現代中國文學的起點，就包含著對於青年的重視。克羅齊說過，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文學的過去、社會的過去，不應該單向地敘述，而是要把當下和未來的人都切切考慮進去，進行平等親切的互動。因此一座文學館，能將過去未來的連繫，凝聚本土社群，也能從大華文圈的視野，去建立對文化中國的感情。香港要更理解自己的歷史、說得出自己的故事，才能立足於兩岸三地，維持自己的優勢。
文學館推動文學和出版
傳統認為，創作只能由閱讀和寫作引發，但對於現今的文學創作者來說，他們需要更多面向的支援，例如史料、國際動向、各種藝術範疇的脈絡。在《文化現場》的一篇訪談中，詩人陳世樂提出文學館可以帶動創作人和非政府組織合作，讓創作人可以定期接觸社會上隱形的群體（如性工作者、外傭、囚犯），真正接觸那些群體的語言和行為，小說家謝曉虹馬上叫好雙眼發亮。創作人和巿民，都被現代都巿的階級和生活限制，文學館要以創意和行動打破區隔。當年黃碧雲，就是因為出版社偶然策劃，做過《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史》，翻印十幾版——而黃之後更寫出了香港的重要小說《烈女圖》。 我個人認為，不止是純文學的創作者需要支援，面向商業出版市場的作家也需要支援。香港的純文學創作一向受外界肯定，反是近年商業寫作比較單元，不能面向國際，也無法撐大出版巿場。舉例來說，近年多個外國書獎都有「歷史小說」的風潮，《READER》（電影譯名《讀愛》）也是獲獎後改編成受歡迎電影，香港出版業在這方面未能與國際接軌，是作者和出版社缺乏支援所致。台灣近年的推理小說熱，也是由著名文化人詹宏志等撰文引領趨勢，受傳媒大力推廣、出版業群起追風，利潤豐厚。可見商業創作和出版巿場也需要方向。比如甚具香港特色的「鬼故」，如果能接上嚴肅文化中對「鬼／非人」的思考，引入中國誌怪小說傳統、西方哥特式小說，以展覽接通本土文化、地標及社區的歷史資源，對商業作家便能成為支援，出版時也有效應。如今雲海的鬼故、周淑屏的舊區故事，都靠作者單打獨鬥，成功是作家個人天聰和努力，巿場的整體得益卻不大。
而一間理想的文學館，應該由有專業視野的文學人主導，將香港的文學作品整理成香港文學大系，並持續將之翻譯成外語，作國際推廣。香港文學在國際上本有聲譽，中文大學圖書館設立之「香港文學資料庫」網站，2008年邁向1000萬次的點擊率裡，30%的用戶是來自香港，30%來自大陸及臺灣，40%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東南亞及南美洲。
要超越「活化」的謬誤
羅先生文中，說得出淺水灣文學歷史來龍去脈，舉出重要的香港文學地標，識見令人佩服。淺水灣影灣園的小展覽做得這樣好，簡直想馬上奔去看看。只是，影灣園地段高尚，我這樣爛撻撻的丫頭走進去，會否被飽以白眼？
活化古蹟以作文化地標是近年政府口號，但細看近年的活化古蹟計劃，強調「自負盈虧」，要求投標的非政府組織有財政上的完整企劃——而其實看和昌大押、尖沙咀水警總部，政府似乎始終鍾情於高消費高回報的商業營運，公共性強、金錢回報較低的企劃被看低一線。因此廣大巿民對活化計劃始終不甚信任。其實古蹟、歷史應該是屬於全香港巿民的，不應被任何人壟斷。
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所座落的就是一座國家級古蹟，1916年建立的台南州廳，周邊是同樣古雅的孔廟和氣象博物館。因為是租借古蹟，法例禁止賺取利潤、連出版物都是免費的。其中的理念無非是，免去消費門檻，確保不論貧富的公共性。哪有像香港這樣，以活化為名，把原本屬於所有巿民的歷史古蹟賣出去、變成高級消費地，讓普羅巿民難以進門？
文學館確是不一定要建於西九，然而西九一直多談大劇院、高級音樂廳，想想如今的窮青年，到西九會否只能買杯汽水？在西九多方尋找本土特色而未得、想建立與社區的平等親民關係而未成之時，我們是希望，西九能夠由建立文學館開始，深入地建立與本土和社區的關係，除了白領和中產外，讓年青人和退休人士也能有個活動絡繹不絕的去處。
香港文學館倡議運動自五月以來，在社會上引發了許多討論，許多巿民已經被一個有文學館的未來吸引，facebook的「香港需要文學館」小組有四千多人。當然，西九管理局仍然「聆聽各方聲音」，而紋風未動。看到羅先生文中，講及以前為電影界爭取支持、四出與人筆戰的情況，我深為感佩。我們現時文化界一點一滴，都是靠爭取回來——先生為電影界的爭取，也對我這樣搞文學的人有所裨益，我也受過藝發局資助的電影作品啟發，也深切支持本土電影。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是在前人耕耘所得上再邁自己的腳步；爭取文學館，豈能有懈。一個有文學館的香港，希望是一個更有尊嚴和希望的香港。
2/22/2010
你們的機會來了
（其實我這樣不停地追著阿P來評論，係咪實在迷得佢太嚴重呢？剛寫了《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接下來又有〈給金鐘地鐵車廂內的人〉，實在太勁了，勁勁勁勁勁啊，係咪又要寫？？咁樣係咪太著跡？）
動中帶靜 綿裡藏針 My Little Airport
年輕人的雙面特質
（刊於星島日報）
「80後」近來引起社會廣泛注意，連曾蔭權和曾俊華，都要對「年輕人」、「第四代」發表言論，表示自己對他們的了解。父母師長因工作與謀生關係，無法多花時間與青少年相處，又有互聯網及各種新潮文化造成溝通阻隔，對於年長一輩來說，年輕人是很難理解的動物。筆者也有教學及與年輕人相處的經驗，能夠理解年長一輩的無力感和焦慮感。這裡願借香港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下稱MLA）的新專輯《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下稱《詩意》），去闡述年輕人的複雜面貌。
04年出道的MLA，由兩名「80後」年輕人阿P和Nicole組成，以甜美旋律和灰爆歌詞著稱，甚受本土年輕人歡迎，在國內也受到不少報導並擁有粉絲群；雖然沒有主流唱片公司發行代理，但其唱片至今已先後被西班牙、國內、臺灣、韓國廠牌發行成當地版，並被allmusic.com選為07年全球twee-est band。獨立樂隊的音樂多以低成本在睡房製作，那些廉價casio小型電子琴聲沙啞並甜美得像果凍或者爆谷——是甜，但卻有一種非人化及空虛感，欠缺有機食物（organic food）的。但MLA與流行工業不同之處在於，流行工業直接把甜美作為頹敗的掩飾來餵送給大眾，MLA則自己強烈地意識到這種甜美的虛幻，並將之轉化成另一種悲傷，呈現了一種年輕人的真實面目。
MLA的唱片名字都非常長，這是一種特立獨行的喃喃自語風格，刻意與流行音樂工業劃開距離；早期他們的唱片也充滿大量私人語碼，例如大量人名，據說都是寫詞的阿P在成長期間散失的朋友；早期的題材也多環繞似有若無的愛情。然而，《詩意》一碟承接前作《失落沮喪歌》、《悲傷的採購》，開始更有意識地處理年輕人的處境、年輕人與社會的關係。網上有推介稱，MLA「終於長大了」，不再只是小甜心；然而筆者認為毋寧是，MLA開始更誠實，更勇敢地去成為有自我意識的年輕人。更重要的是，MLA的轉變，也是年青人開始突破「世代論」框架、以各種創意而激烈的行動去讓年長一輩震驚的時期。
從灰爆到幽默
自從收入中位數下降、消費力減低之後，「青年」就被貼上許多負面的標籤；當社會神經動輒被觸動後，社會也不將年輕人的抗議之聲視為社會良心的發聲。若談收入，如今的年輕人已很少能夠昂首挺胸。MLA以前的歌詞灰爆，是呈現年輕人在苦無出路、壓榨性情的職業生活下的絕望心情，如〈悲傷的採購〉說「為何人大了就要成為工作的奴隸」，過著失去自我的生活而感到「或者我應該死去吧／總好過變得更差」；到了《詩意》，已能從表達個人心情到以幽默語言指出社會結構性的問題：「邊一個發明了返工／返到我愈嚟愈窮／為了薪金一萬元／令每天都沒了沒完／一萬元一萬元一萬元／靈魂賣給了大財團」，用這麼簡單的語言，講出了「窮忙族」（working poor）現象。MLA是輕、薄、快，但實在聰明。
近期年輕人的躁動釋出了極大能量，竟能令高鐵的支持率下跌至不足一半；已有專家學者指出，世代之間的仇恨可能會導致下一波管治危機。《詩意》之中，有不少是直指權貴的幽默串爆歌曲，如〈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donald tsang, please die〉，尖銳之餘又非常好笑：攤分林局長三十萬薪金，「除開三十份／每人都仲有萬幾蚊／讓我們每個月都會有覺好瞓／這件事雖不能發生／但諗下亦開心」，始終有著一種年輕人白日夢、開玩笑的味道。〈失業抗爭歌〉是比較正經的抗爭歌曲，談到「公民抗命」（citizen dis-obedience）：「來到世上的意義是為了抗衡／為了正義必要時犯法抗爭」。這種憤怒是怎樣來的呢，MLA可以用很庶民的語言，表達感受之餘講出問題：「大財團最終亦會炒晒你的人／小政府唔會理你幾窮困」。
文弱青年溫婉底子
MLA變得更聰明更強硬，但它還同時擁有許多沒想過抗爭的善良年輕人的性格——那就是，喜歡示弱。主流好談競爭力， 以金錢衡量一切。年輕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普遍缺乏自信。《詩意》中反覆談到「窮」，例如〈社會主義青年〉中說把戀人帶到海邊：「然之後告訴你我的一個重點／我的重點是我沒有錢／所以先至帶你到海邊」，令人發噱。年輕人根本樂意承認自己的窮，這種樂意是由過分鼓吹消費的社會所製造出來的。政府的青年公關策略，大概想都沒想過，要先以「窮」來做共同的語言基礎。
MLA的長處是，非常懂得在適當時候示弱。即使是政治表態，吵著要瓜分林局長的薪金、呼喚普選，但末了還是惴惴地實際起來：「這件事不知幾時發生／或者到時已經過身／或者我已經不能返大陸探親」。夢想與實際，強硬與軟弱，自信與自卑，MLA很完整地呈現了年輕人的各種可能性。像一個太透徹的玩笑：「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very wrong.」
調皮得這麼透徹，我想還是因為MLA有文學的底子。我是很喜歡那首以詞語組成的〈荔枝角網球場宣言〉，明顯是詩。
（至於這首，則是，抓到了，關鍵的比喻。）
lyrics & music by 林阿p(my little airport)
曾經 你都是 夾在月台上的人
當時 你覺得入了車廂內的人
有責任盡量前行
如今 你經已是 進入了車廂內的人
但你 忘記了 四班車之前
你的月台人身份
機會來了 你變更
你不再為後面的人諗
曾經你是月台上有理想的人
對月台人充滿憐憫
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
為什麼你們不行入d 呢？
你們曾經都是夾在月台上的人
曾經都希望前面的人行入d
但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時移勢易
等左四班車之後 你們的機會來了
入了車廂 你們就不再行入d
歷史不會原諒你們
渣滓！
你們曾經是夾在月台上有理想的人
理想是什麼？
人們說 理想是在彼岸
但你知道理想就是迫前面d 人行入d
入d
再行入d
改變在入車門時發生
你發覺搭兩個站無謂入咁深
所以站近門邊諗住容易d走人
不再前行為他人犧牲
這事每日也發生
動中帶靜 綿裡藏針 My Little Airport
年輕人的雙面特質
（刊於星島日報）
「80後」近來引起社會廣泛注意，連曾蔭權和曾俊華，都要對「年輕人」、「第四代」發表言論，表示自己對他們的了解。父母師長因工作與謀生關係，無法多花時間與青少年相處，又有互聯網及各種新潮文化造成溝通阻隔，對於年長一輩來說，年輕人是很難理解的動物。筆者也有教學及與年輕人相處的經驗，能夠理解年長一輩的無力感和焦慮感。這裡願借香港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下稱MLA）的新專輯《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下稱《詩意》），去闡述年輕人的複雜面貌。
04年出道的MLA，由兩名「80後」年輕人阿P和Nicole組成，以甜美旋律和灰爆歌詞著稱，甚受本土年輕人歡迎，在國內也受到不少報導並擁有粉絲群；雖然沒有主流唱片公司發行代理，但其唱片至今已先後被西班牙、國內、臺灣、韓國廠牌發行成當地版，並被allmusic.com選為07年全球twee-est band。獨立樂隊的音樂多以低成本在睡房製作，那些廉價casio小型電子琴聲沙啞並甜美得像果凍或者爆谷——是甜，但卻有一種非人化及空虛感，欠缺有機食物（organic food）的。但MLA與流行工業不同之處在於，流行工業直接把甜美作為頹敗的掩飾來餵送給大眾，MLA則自己強烈地意識到這種甜美的虛幻，並將之轉化成另一種悲傷，呈現了一種年輕人的真實面目。
MLA的唱片名字都非常長，這是一種特立獨行的喃喃自語風格，刻意與流行音樂工業劃開距離；早期他們的唱片也充滿大量私人語碼，例如大量人名，據說都是寫詞的阿P在成長期間散失的朋友；早期的題材也多環繞似有若無的愛情。然而，《詩意》一碟承接前作《失落沮喪歌》、《悲傷的採購》，開始更有意識地處理年輕人的處境、年輕人與社會的關係。網上有推介稱，MLA「終於長大了」，不再只是小甜心；然而筆者認為毋寧是，MLA開始更誠實，更勇敢地去成為有自我意識的年輕人。更重要的是，MLA的轉變，也是年青人開始突破「世代論」框架、以各種創意而激烈的行動去讓年長一輩震驚的時期。
從灰爆到幽默
自從收入中位數下降、消費力減低之後，「青年」就被貼上許多負面的標籤；當社會神經動輒被觸動後，社會也不將年輕人的抗議之聲視為社會良心的發聲。若談收入，如今的年輕人已很少能夠昂首挺胸。MLA以前的歌詞灰爆，是呈現年輕人在苦無出路、壓榨性情的職業生活下的絕望心情，如〈悲傷的採購〉說「為何人大了就要成為工作的奴隸」，過著失去自我的生活而感到「或者我應該死去吧／總好過變得更差」；到了《詩意》，已能從表達個人心情到以幽默語言指出社會結構性的問題：「邊一個發明了返工／返到我愈嚟愈窮／為了薪金一萬元／令每天都沒了沒完／一萬元一萬元一萬元／靈魂賣給了大財團」，用這麼簡單的語言，講出了「窮忙族」（working poor）現象。MLA是輕、薄、快，但實在聰明。
近期年輕人的躁動釋出了極大能量，竟能令高鐵的支持率下跌至不足一半；已有專家學者指出，世代之間的仇恨可能會導致下一波管治危機。《詩意》之中，有不少是直指權貴的幽默串爆歌曲，如〈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donald tsang, please die〉，尖銳之餘又非常好笑：攤分林局長三十萬薪金，「除開三十份／每人都仲有萬幾蚊／讓我們每個月都會有覺好瞓／這件事雖不能發生／但諗下亦開心」，始終有著一種年輕人白日夢、開玩笑的味道。〈失業抗爭歌〉是比較正經的抗爭歌曲，談到「公民抗命」（citizen dis-obedience）：「來到世上的意義是為了抗衡／為了正義必要時犯法抗爭」。這種憤怒是怎樣來的呢，MLA可以用很庶民的語言，表達感受之餘講出問題：「大財團最終亦會炒晒你的人／小政府唔會理你幾窮困」。
文弱青年溫婉底子
MLA變得更聰明更強硬，但它還同時擁有許多沒想過抗爭的善良年輕人的性格——那就是，喜歡示弱。主流好談競爭力， 以金錢衡量一切。年輕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普遍缺乏自信。《詩意》中反覆談到「窮」，例如〈社會主義青年〉中說把戀人帶到海邊：「然之後告訴你我的一個重點／我的重點是我沒有錢／所以先至帶你到海邊」，令人發噱。年輕人根本樂意承認自己的窮，這種樂意是由過分鼓吹消費的社會所製造出來的。政府的青年公關策略，大概想都沒想過，要先以「窮」來做共同的語言基礎。
MLA的長處是，非常懂得在適當時候示弱。即使是政治表態，吵著要瓜分林局長的薪金、呼喚普選，但末了還是惴惴地實際起來：「這件事不知幾時發生／或者到時已經過身／或者我已經不能返大陸探親」。夢想與實際，強硬與軟弱，自信與自卑，MLA很完整地呈現了年輕人的各種可能性。像一個太透徹的玩笑：「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very wrong.」
調皮得這麼透徹，我想還是因為MLA有文學的底子。我是很喜歡那首以詞語組成的〈荔枝角網球場宣言〉，明顯是詩。
（至於這首，則是，抓到了，關鍵的比喻。）
lyrics & music by 林阿p(my little airport)
曾經 你都是 夾在月台上的人
當時 你覺得入了車廂內的人
有責任盡量前行
如今 你經已是 進入了車廂內的人
但你 忘記了 四班車之前
你的月台人身份
機會來了 你變更
你不再為後面的人諗
曾經你是月台上有理想的人
對月台人充滿憐憫
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
為什麼你們不行入d 呢？
你們曾經都是夾在月台上的人
曾經都希望前面的人行入d
但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時移勢易
等左四班車之後 你們的機會來了
入了車廂 你們就不再行入d
歷史不會原諒你們
渣滓！
你們曾經是夾在月台上有理想的人
理想是什麼？
人們說 理想是在彼岸
但你知道理想就是迫前面d 人行入d
入d
再行入d
改變在入車門時發生
你發覺搭兩個站無謂入咁深
所以站近門邊諗住容易d走人
不再前行為他人犧牲
這事每日也發生
2/21/2010
從詩裡復活
（好了，我知錯了，會恢復update。不過還有多少人在看blog呢？）
詩是一道美麗的夾縫
年假是一年與一年間的夾縫，從忙碌喧囂的一年到伊始更新的另一年之間，常人均有思緒雜感，莫可言狀，趁年假這道小小夾縫流瀉出來。這個時候，能夠手拿一本小小詩集，風翻哪頁讀哪頁，亦一樂也。
手上這本翠綠封面的鯨鯨詩集《在日與夜的夾縫裡》（下稱《夾縫》），正合此時向大家推薦。鯨鯨這名字也許一般讀者感到陌生——其實，鯨鯨就是香港文化界的大佬葉輝。葉輝從事媒體工作多年，在工餘曾編輯多種文學刊物，幾年前他轉往前台而成文化評論人、書評人，即成文化界與教育界炙手可熱的人物。實在，許多媒體人囿於工作，往往需要迴避真名使用筆名，葉輝就曾用過葉彤、方川介等筆名，而「鯨鯨」，則是他於2000年重新寫詩時使用的筆名，一度讓詩壇中人以為是「鯨鯨」是來自內地的年輕女詩人。對於一般人來說，工作與家庭，已經分佔了整個人生；而以筆名創作，也就像是為人生開一道小小夾縫，在工作與家庭的負擔之間，小小的呼吸空間。說到底，文學或者藝術，也是現實世界的一道美麗夾縫吧。
真假之間：新聞與詩
葉輝於新聞媒體工作多年，新聞講究真實、客觀、操守，與詩似乎是兩極相反的物事。然而 《夾縫》裡面也有比較與新聞時事相涉的詩，但落筆不凡，不只是就新聞時事抒發胸臆，更是用詩這種文體的自由去碰撞了真與假的邊界。比如我一直很喜歡的〈A1頭條〉，是回歸十周年之際所寫，詩中串連多宗轟動時事，包括沙士、太空人來港、拆卸天星皇后碼頭等；葉輝特意採取虛構手法，假設沙士期間殉職的謝婉雯醫生「睡醒了」、前宇航員已轉職為的士司機，在回歸十周年之際，謝醫生看到社會的種種荒謬，「決定回歸永生的墓園」。此詩有趣之處在於，一般人們都是用「真相」去揭穿「謊言」，然而葉輝是以「以今天的謊言揭穿昨天的謊言」——因為那些均是轟動一時的社會大事，詩人以此為據而再創作，虛構的自由反過來會映襯出現實的沉重；再者，說謊者最大的難題是統一，當下的謊言反而會揭穿昨日的承諾亦為謊言；而說謊的往績，又會給當下打上謊言的陰影。於是葉輝這首幾乎沒一句真話的詩，反過來卻讓我們感到接近了真實。
葉輝也不一定這麼虛無，詩集命名作〈在日與夜的夾縫裡〉就是一首長詩，裡面傾吐的是一個五十後嬰兒潮一代，對「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複雜感情，心裡記著豐厚的文化之根，入夢又被歷史上枉死的冤靈纏繞，迴腸百結，長詩乃如樂府。時事政治的詩作多有諷刺，〈影子政治家〉中主角的形象似乎是曾蔭權，有尖銳幽默的諷刺：「他被長輩鋒利的手掌／愛撫成發光的黑臉琵鷺／蝴蝶結裡養了一池錦鯉／長滿隨時變色的羽毛」，詩末還也有隱隱同情。
新科技與老情懷
〈我們活在迷宮那樣的大世界〉是「鯨鯨」出現時「打響頭炮」的其中一首重要詩作，詩以艾舍爾畫的一系悖論畫為靈感，將城巿與人生的景觀描繪為迷宮，大量使用形式為排比但內容相差很遠的句式，再加重疊，電影感非常強烈。結尾的一句「長大或老長不大」，也足可為葉輝的寫照。葉輝作為一位文壇前輩，其心態和給人的感覺都非常年輕。以致於，《夾縫》中多的不是以父母角度去看世界的作品，反多是以兒子角度去重新梳理家庭歷史的婉轉之作。
葉輝是嬰兒潮一代，眼看香港的特色老區近年如何受風刀霜劍催迫，《夾縫》裡便有對個人歷史的梳理、對舊區逝去的追緬。比如大角咀已消逝的碼頭，〈彌敦道〉裡永遠記著昔日街景的主體——香港人無根，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城巿裡也要像遊客，或者難民，遷移徙居，任自己的過去湮沒無蹤。
此外葉輝令人驚喜的，是他樂於把玩新科技，寄電郵、玩相機、搗弄facebook，種種對時代變異的敏銳觸覺、對主體感官的新鮮碰擊，葉輝都能夠賦以為詩，將新舊並置對倒，找到不卑不亢、具包容性的語言來形容之。年輕，也許是因為對世界、對自己，永遠不急著咬死一個答案，反而是問無盡的問題。
夾縫裡透露的是生活的真實感受，同時也有各種自由的呼吸空間。《夾縫》中有許多頗堪為生活調味的作品，其中場景又頗與音樂、電影其它藝術媒介等互涉。我想像，除夕、拜年，無論是少年人還是中年人，在種種空檔若可翻到《夾縫》裡有關旅行和烹飪的旅行的詩作，裡面嗅到如烹鮮魚般的香味，滋生一點點遠颺的心情，在蒼老與稚氣之間與另一個自己打照面，就足以抵擋疲累了。
詩是一道美麗的夾縫
年假是一年與一年間的夾縫，從忙碌喧囂的一年到伊始更新的另一年之間，常人均有思緒雜感，莫可言狀，趁年假這道小小夾縫流瀉出來。這個時候，能夠手拿一本小小詩集，風翻哪頁讀哪頁，亦一樂也。
手上這本翠綠封面的鯨鯨詩集《在日與夜的夾縫裡》（下稱《夾縫》），正合此時向大家推薦。鯨鯨這名字也許一般讀者感到陌生——其實，鯨鯨就是香港文化界的大佬葉輝。葉輝從事媒體工作多年，在工餘曾編輯多種文學刊物，幾年前他轉往前台而成文化評論人、書評人，即成文化界與教育界炙手可熱的人物。實在，許多媒體人囿於工作，往往需要迴避真名使用筆名，葉輝就曾用過葉彤、方川介等筆名，而「鯨鯨」，則是他於2000年重新寫詩時使用的筆名，一度讓詩壇中人以為是「鯨鯨」是來自內地的年輕女詩人。對於一般人來說，工作與家庭，已經分佔了整個人生；而以筆名創作，也就像是為人生開一道小小夾縫，在工作與家庭的負擔之間，小小的呼吸空間。說到底，文學或者藝術，也是現實世界的一道美麗夾縫吧。
真假之間：新聞與詩
葉輝於新聞媒體工作多年，新聞講究真實、客觀、操守，與詩似乎是兩極相反的物事。然而 《夾縫》裡面也有比較與新聞時事相涉的詩，但落筆不凡，不只是就新聞時事抒發胸臆，更是用詩這種文體的自由去碰撞了真與假的邊界。比如我一直很喜歡的〈A1頭條〉，是回歸十周年之際所寫，詩中串連多宗轟動時事，包括沙士、太空人來港、拆卸天星皇后碼頭等；葉輝特意採取虛構手法，假設沙士期間殉職的謝婉雯醫生「睡醒了」、前宇航員已轉職為的士司機，在回歸十周年之際，謝醫生看到社會的種種荒謬，「決定回歸永生的墓園」。此詩有趣之處在於，一般人們都是用「真相」去揭穿「謊言」，然而葉輝是以「以今天的謊言揭穿昨天的謊言」——因為那些均是轟動一時的社會大事，詩人以此為據而再創作，虛構的自由反過來會映襯出現實的沉重；再者，說謊者最大的難題是統一，當下的謊言反而會揭穿昨日的承諾亦為謊言；而說謊的往績，又會給當下打上謊言的陰影。於是葉輝這首幾乎沒一句真話的詩，反過來卻讓我們感到接近了真實。
葉輝也不一定這麼虛無，詩集命名作〈在日與夜的夾縫裡〉就是一首長詩，裡面傾吐的是一個五十後嬰兒潮一代，對「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複雜感情，心裡記著豐厚的文化之根，入夢又被歷史上枉死的冤靈纏繞，迴腸百結，長詩乃如樂府。時事政治的詩作多有諷刺，〈影子政治家〉中主角的形象似乎是曾蔭權，有尖銳幽默的諷刺：「他被長輩鋒利的手掌／愛撫成發光的黑臉琵鷺／蝴蝶結裡養了一池錦鯉／長滿隨時變色的羽毛」，詩末還也有隱隱同情。
新科技與老情懷
〈我們活在迷宮那樣的大世界〉是「鯨鯨」出現時「打響頭炮」的其中一首重要詩作，詩以艾舍爾畫的一系悖論畫為靈感，將城巿與人生的景觀描繪為迷宮，大量使用形式為排比但內容相差很遠的句式，再加重疊，電影感非常強烈。結尾的一句「長大或老長不大」，也足可為葉輝的寫照。葉輝作為一位文壇前輩，其心態和給人的感覺都非常年輕。以致於，《夾縫》中多的不是以父母角度去看世界的作品，反多是以兒子角度去重新梳理家庭歷史的婉轉之作。
葉輝是嬰兒潮一代，眼看香港的特色老區近年如何受風刀霜劍催迫，《夾縫》裡便有對個人歷史的梳理、對舊區逝去的追緬。比如大角咀已消逝的碼頭，〈彌敦道〉裡永遠記著昔日街景的主體——香港人無根，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城巿裡也要像遊客，或者難民，遷移徙居，任自己的過去湮沒無蹤。
此外葉輝令人驚喜的，是他樂於把玩新科技，寄電郵、玩相機、搗弄facebook，種種對時代變異的敏銳觸覺、對主體感官的新鮮碰擊，葉輝都能夠賦以為詩，將新舊並置對倒，找到不卑不亢、具包容性的語言來形容之。年輕，也許是因為對世界、對自己，永遠不急著咬死一個答案，反而是問無盡的問題。
夾縫裡透露的是生活的真實感受，同時也有各種自由的呼吸空間。《夾縫》中有許多頗堪為生活調味的作品，其中場景又頗與音樂、電影其它藝術媒介等互涉。我想像，除夕、拜年，無論是少年人還是中年人，在種種空檔若可翻到《夾縫》裡有關旅行和烹飪的旅行的詩作，裡面嗅到如烹鮮魚般的香味，滋生一點點遠颺的心情，在蒼老與稚氣之間與另一個自己打照面，就足以抵擋疲累了。
12/11/2009
一點一滴
文學館的民間諮詢周日展開，工作淹沒下來，聽到這首歌，悲從中來。無論如何，請大家本著對文學的愛好，周日（12月13日）二點半至五點半，到兆基創意書院參加民間的諮詢會。
我都知道我們不是很有型
我都知道我們不年青
這一場革命
最終無人取勝
但請你 請你 留低一起作見證
這裡的人最終都不會明
世界永沒法安靜
我們還有多少酒剩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露體狂小丁〉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主辦：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
前言：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理念及工作簡報（15分鐘）
第一節：文學館之必要（30分鐘） 為什麼需要文學館？文學館與西九整體規劃的關係？文學館可以在什麼方面作出貢獻、如何有益於香港整體？
第二節：文學館之硬件建設及管理架構（20分鐘） 香港文學館理想的規格、大小、座落位置、外觀風格？文學館需要的硬件配備？文學館的管理架構應當如何？
中場休息20分鐘
第三節：文學館之軟件配合及文化任務（一小時） 文學館的策展理念及工作？文學館應配合怎樣的周期活動？文學館如何支援文學教育、推動跨媒介創作、培育社區感情？文學館如何整理本土文學史、在國際上推廣香港文學？
第四節：後續行動策略及與其它議題連結（30分鐘） 文學館倡議運動接下來該做什麼？文學館可與哪些其它組織連結？哪些是與文學館相關的議題？如何組織文學業界？如何說服政府及西九管理局？有什麼創意的行動形式？如何延續運動？
諮詢會時間合共三小時，與會者舉手發言（當日亦將設問卷調查），由倡議小組即場紀錄並作會後整理，然後向政府及西九管理局呈交。
我都知道我們不是很有型
我都知道我們不年青
這一場革命
最終無人取勝
但請你 請你 留低一起作見證
這裡的人最終都不會明
世界永沒法安靜
我們還有多少酒剩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露體狂小丁〉
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單一文化藝術建設項目，也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發展計劃。在西九管理局現時提出的方案中，文化區包含十五個表演藝術場地、一個名為M+的具博物館功能的機構和一個文化及創意工業展覽中心。令人驚訝的是，作為藝術一大範疇的文學，竟然未被納入文化藝術區的構思當中！文學長期受到邊緣化，香港的文學工作者、愛好者，都欲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如今聲勢逐漸凝聚，當下正是一重要時機。
今年六月，一群文學工作者志願組成了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提出於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的建議。小組的理據為：
香港文學經歷近百年發展，成果亟需通過一個專責機構加以整理、研究和推廣。
香港文學乃香港歷史和生活故事的呈現，對探索和建構本土身分不可或缺，對塑造整個西九文化區的本土文化特色也極具作用。
文學極為適宜跟其他藝術媒體互動，為文化區內不同藝術機構創造聯繫，為文化區建立整體性。
文學活動極其適合民間參與，既可推動文學和藝術教育，也可培養民眾對本土文化的歸屬感。
香港文學館可成為訪港旅客認識香港的橋樑，在文化交流和推廣上扮演積極角色。
六月以來，建設文學館的議題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於七月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聯署，迅即得到本地、大陸、台灣及海外二百多位著作名家、學者和藝術工作者簽名支持，並於報章刊登聯署廣告。支持興建香港文學館的Facebook小組人數接近五千。小組旨在於西九文化區規劃中提出推動本土文學的建議，並同時打開民間參與西九和整體文化規劃的空間。小組於七月香港書展期間舉行了倡議文學館講座，成員亦多次於報刊撰文討論文學館的創設理念，同時積極向西九管理局反映成立香港文學館的訴求。然而我們發現，政府及西九管理局，對於民間熱烈的呼聲反應遲鈍，甚至於一度不視文學界為西九的持份者。經過小組成員及支持者多度公開抗議後，情況有所改善，但跟其他藝術界別相比，文學界的參與程度和被重視程度依然極為不足，持分比例極其微小。此時此刻，文學工作者、愛好者必須集結起來，向政府、西九管理局及整個社會，表達我們堅定的訴求，反映實質而多樣的具體意見。
小組不避抛磚引玉，實希望集思廣益，並期待更多關心香港文學、藝術和文化的人士，藉此機會提出改善本土文化條件的建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舉辦「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誠邀作者、文學及教育工作者、以及任何愛好文學和關心文化藝術的朋友出席。小組會把會議上收集到的意見加以整理，提交西九管理局。我們相信，文學界對於文學館以至西九整體，一定有話要說，小組願擔任信差的角色。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在十二月十三日能見到你。如欲參加，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留座及查詢電話：93634180 潘小姐 / 電郵：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網站：http://mhkl.wordpress.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facebook小組：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02819065100
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
日期：2009年12月13日（日）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主辦：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
前言：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理念及工作簡報（15分鐘）
第一節：文學館之必要（30分鐘） 為什麼需要文學館？文學館與西九整體規劃的關係？文學館可以在什麼方面作出貢獻、如何有益於香港整體？
第二節：文學館之硬件建設及管理架構（20分鐘） 香港文學館理想的規格、大小、座落位置、外觀風格？文學館需要的硬件配備？文學館的管理架構應當如何？
中場休息20分鐘
第三節：文學館之軟件配合及文化任務（一小時） 文學館的策展理念及工作？文學館應配合怎樣的周期活動？文學館如何支援文學教育、推動跨媒介創作、培育社區感情？文學館如何整理本土文學史、在國際上推廣香港文學？
第四節：後續行動策略及與其它議題連結（30分鐘） 文學館倡議運動接下來該做什麼？文學館可與哪些其它組織連結？哪些是與文學館相關的議題？如何組織文學業界？如何說服政府及西九管理局？有什麼創意的行動形式？如何延續運動？
諮詢會時間合共三小時，與會者舉手發言（當日亦將設問卷調查），由倡議小組即場紀錄並作會後整理，然後向政府及西九管理局呈交。
12/09/2009
最迫近親情主題的一次
《歸途》的廣度，或親情的深度
適逢字花申請下一年資助，文學界的大事，倡議文學館的民間諮詢會又於12月13日在兆基創意書院舉行，手上有三本書待編，工作像俄羅斯方塊那樣疊下來，為什麼我還會與周佩韻合作，為她的舞蹈作品《歸途》作「文字啟導」？
事情由瘋祭舞台的何應豐牽線，他是一個很重文字的舞台創作者，來自別一媒界對於文學的期許，讓我不敢拂逆。這是我第一次進行與舞蹈的跨媒界合作；平時搞多媒體詩會、跨媒體改編，多以文字作品為主導，我是一時見獵心喜，想體會一下如果由另一種媒介為主導，過程與結果會有什麼不同。而我掛名是文字啟導，但其實過程中，一直是周佩韻（我們都叫她Pewan）啟導我。
Pewan是位很重視自己責任的母親，《歸途》是一個以「親情」為主題的作品，舞蹈是一種越過文字的後設、以身體及動作喚起感官的藝術。如此種種，都不是我本來想像自己能夠處理得到的東西。我是個從小就往家外面跑的孩子、比母親兇得多的女兒，習慣先以抽象的理性架構去處理主題。家庭、親情近年成為香港最入屋的核心意識型態，讓我常對「家」字感到納悶、抗拒。然而Pewan的思考與處理，仍能讓我感受言難盡意的重要深度。有一段題為「承托」的雙人舞，是Pewan扮演母親的角色居於下方，讓扮演孩子的舞者韓梅在她身上起舞。孩子搖搖擺擺而母親婉轉曲就，踩在母親身上的成長，那負重有一種日常而隨意的驚心動魄。最驚心動魄是墊底的Pewan還是一臉柔和，與她聊女兒經時的表情毫無分別。母親實在是一種很強大的生物。
《歸途》中的親情命題，涉及孤獨、擁抱的渴望、失去的哀痛……這些都是普遍的情感主題，Pewan還想表達代與代的生命承傳。有一副題迴環重複出現，是數名舞者以布輪流覆蓋自己，起身，覆蓋，再起身。這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穿越時間的普遍經驗。或者家，並不應是局限性的保守關係，而是最基本的擴展性經驗。讓我來說就是，家是一組不能自由選擇的關係網絡，於是再特立獨行的人也不得不面對，所謂生命，不是屬於你一人。讓Pewan來說便是，親情理應是無私付出的大愛。
《歸途》裡的親情，是日常性也有超越性。Pewan會和自己的女兒有段細水長流的寧靜雙人舞；但裡面也有舊約《路得記》裡的故事：失去丈夫和兒子的拿俄米，命兩個媳婦離開、另嫁，她要獨自回到伯利恒。而其中一個媳婦路得無論如何不願離開，並說「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於我。」經上寫道，「於是二人同行，來到伯利恒。」彼此其實無血緣關係，歷來傳說是永遠互相虐待的婆媳，兩個孤獨的女人千山萬水地要回到一個抽象的所謂故鄉。「家」是她們的終點站嗎？不，毫無疑問「家」只是一種情感反應，所謂「親情」是存在於過程中，那一段「二人同行」的雙人舞中——顛沛流離而如影隨形的舞者，滑開一個個遠遠的圈子，舞者手揚起足踢出，我在那裡看到了，現代人以個體、獨立為先的思考框架裡，所不能理解的一種「生死相隨」，一種以自我決志的方式去把自己與他者緊緊綑綁在一起的動作，我常是在社會運動的緊要關頭，體會到這種決志與聯繫的衝動。
可以離開家的方式去認識家；把陌生人當成家人。我為《歸途》寫了一首詩，還錄了音，會於結尾播放。《歸途》12月11-13日在兆基創意書院上演，大概是我最迫近親情主題的一次。我實在有點害怕。
新約舞流《歸途》
編舞 / 舞者 周佩韻
製作 羅詠芬
文藝啟導 鄧小樺
影像啟導 胡玲玲
舞者Dancers：麥秀慧、韓梅、張恩陶、徐茵祈、黃美玉
11*- 12.12.2009（五至六 Fri – Sat）8pm
13.12.2009（日 Sun）3pm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160
*設有演後藝人談
門票於11月11日起在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
設有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全日制學生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
半價優惠 (綜援受惠人士優惠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集體購票優惠：每次購買4至9張正價門票可獲九折優惠；10至19張，八五折；20張或以上，八折。
節目查詢: 2268 7323
票務查詢及留座 : 2734 9009
信用咭電話購票 Credit Card Telephone Booking: 2111 5999
11/30/2009
我們面對不同的現實
參與決定未來——如果讓索羅斯面對五區總辭
（刊經濟日報評論版）
五區總辭近日戰況轉折，一時箭在弦上一時口風轉緩，每日都不知明日戰況。說到底，想在沒有明文的公投法的香港，去搞一次變相公投來突顯民意，未算名正言順——要如何能確保「普選」的議程不被扯散，確保巿民能夠完全理解「變相公投」的意義，這確是一個難題。然而迴避公投，卻會被規限在目前政改方案的議程內：要麼就是接受一個比2005年更糟的政改方案（功能組別沒有取消、沒有普選路線圖、建制派將更為得利），要麼就背上「再度拖延政改」的罪名——假如民主派如此龜縮，又怎能讓反對政改方案、力求普選的巿民滿意？民主黨中反對總辭的人士說不值得這樣「博一鋪」，筆者也同意這確是豪賭。而我一轉念又不禁想像，「大鱷中的大鱷」、「金融之父」索羅斯，會如何面對這次豪賭？
超級投資者的視野
《不完美的年代——索羅斯給開放社會的建言》（The Age of Fallibility，下稱《不》）是索羅斯的理想宏圖（建立一個「開放社會」）、世界觀的展示，它是一個實在的模範，展示了一個超級富豪、能狙擊國家的超級投資者應有的深度和視野。索羅斯在2004年小布殊首次競選總統連任時就激烈地反對小布殊，認為小布殊製造了「反恐戰爭」的虛假隱喻，以強硬的軍事行動，破壞了國際政治的多邊磋商形態。反對五區總辭的中產、學者、民主派元老等等，也許認為總辭是個放棄（議會）政治博奕的極端手段，不合一個民主社會的文明習慣。
然而，另一些對於政改方案（甚至議會政治）極度失望的巿民，則明顯是認為，以磋商、討價還價、妥協等模式，去面對如今的政治悶局，是對牛彈琴。在這裡，總辭派與反總辭派彷彿是面對著兩個不同現實，即使是同樣的目標（達致普選），也好像要由完全不同的手段來達致。而我想，如果是索羅斯，他也許不甘於停留在這兩個對立的兩極，而希望說明兩者差異的根源。
認知、參與和未來
索羅斯的傳奇大家都知道了：一個因為受納粹迫害而改姓索羅斯的猶大人，在倫敦政經學院唸書時深受哲學家卡爾．波普影響，一度希望成為哲學家。《不》之中，首章便先介紹索氏的「概念架構」。索氏認為，不能單用知識去理解現實，而必須把自己的思考（也包括情感）作為現實的一部分來考慮。一方面，我們要理解自己的處境（認知）；另一方面，我們試圖影響這個世界（參與）。而認知與參與這兩個功能，在重疊處可能互相干擾。金融巿場便是如此：投資者收集資料去估計股價，股價反映投資者的預期，但預期會落空。
反對五區總辭的人，常常會以民意調查等等去指出巿民對五區總辭的認識和支持度不高，又以過往的選舉經驗等等為佐證，顯示變相公投勝算不高。問題在於，這些人發表這樣的說法時，有沒有把自己的「參與」計算進去？也許，五區總辭、甚至普選的成敗，其實在於，每個評論、分析的人，如何估算自己的「參與」與未來的關係。香港的立法會基本上只有「否決」的功能；而問題是，要否決一個不合理的方案，還是否決未知的未來？如果不能否決前者，我們如何不否決後者？
（沒辦法，我只有1000字。）
（刊經濟日報評論版）
五區總辭近日戰況轉折，一時箭在弦上一時口風轉緩，每日都不知明日戰況。說到底，想在沒有明文的公投法的香港，去搞一次變相公投來突顯民意，未算名正言順——要如何能確保「普選」的議程不被扯散，確保巿民能夠完全理解「變相公投」的意義，這確是一個難題。然而迴避公投，卻會被規限在目前政改方案的議程內：要麼就是接受一個比2005年更糟的政改方案（功能組別沒有取消、沒有普選路線圖、建制派將更為得利），要麼就背上「再度拖延政改」的罪名——假如民主派如此龜縮，又怎能讓反對政改方案、力求普選的巿民滿意？民主黨中反對總辭的人士說不值得這樣「博一鋪」，筆者也同意這確是豪賭。而我一轉念又不禁想像，「大鱷中的大鱷」、「金融之父」索羅斯，會如何面對這次豪賭？
超級投資者的視野
《不完美的年代——索羅斯給開放社會的建言》（The Age of Fallibility，下稱《不》）是索羅斯的理想宏圖（建立一個「開放社會」）、世界觀的展示，它是一個實在的模範，展示了一個超級富豪、能狙擊國家的超級投資者應有的深度和視野。索羅斯在2004年小布殊首次競選總統連任時就激烈地反對小布殊，認為小布殊製造了「反恐戰爭」的虛假隱喻，以強硬的軍事行動，破壞了國際政治的多邊磋商形態。反對五區總辭的中產、學者、民主派元老等等，也許認為總辭是個放棄（議會）政治博奕的極端手段，不合一個民主社會的文明習慣。
然而，另一些對於政改方案（甚至議會政治）極度失望的巿民，則明顯是認為，以磋商、討價還價、妥協等模式，去面對如今的政治悶局，是對牛彈琴。在這裡，總辭派與反總辭派彷彿是面對著兩個不同現實，即使是同樣的目標（達致普選），也好像要由完全不同的手段來達致。而我想，如果是索羅斯，他也許不甘於停留在這兩個對立的兩極，而希望說明兩者差異的根源。
認知、參與和未來
索羅斯的傳奇大家都知道了：一個因為受納粹迫害而改姓索羅斯的猶大人，在倫敦政經學院唸書時深受哲學家卡爾．波普影響，一度希望成為哲學家。《不》之中，首章便先介紹索氏的「概念架構」。索氏認為，不能單用知識去理解現實，而必須把自己的思考（也包括情感）作為現實的一部分來考慮。一方面，我們要理解自己的處境（認知）；另一方面，我們試圖影響這個世界（參與）。而認知與參與這兩個功能，在重疊處可能互相干擾。金融巿場便是如此：投資者收集資料去估計股價，股價反映投資者的預期，但預期會落空。
反對五區總辭的人，常常會以民意調查等等去指出巿民對五區總辭的認識和支持度不高，又以過往的選舉經驗等等為佐證，顯示變相公投勝算不高。問題在於，這些人發表這樣的說法時，有沒有把自己的「參與」計算進去？也許，五區總辭、甚至普選的成敗，其實在於，每個評論、分析的人，如何估算自己的「參與」與未來的關係。香港的立法會基本上只有「否決」的功能；而問題是，要否決一個不合理的方案，還是否決未知的未來？如果不能否決前者，我們如何不否決後者？
（沒辦法，我只有1000字。）
11/24/2009
西九那個諮詢呀
諮詢不是一場騷
西九請你認真點
（刊於星島日報）
西九諮詢十月展開，目前已舉辦多場的焦點小組諮詢，及兩次公眾論壇。上一輪諮詢中，民間出現西九受到「諸候割據」、「地產項目」的質疑，加上西九管理局行政總監程少泉上任七日即神秘辭職，令公眾對西九更多疑慮。在這種背景下，西九的諮詢便有著重新為西九向公眾爭取分數的責任。
於是，是次諮詢便打出了一個「所有人的西九」的口號，以重新標舉西九的公共性。當然出師有點不利：文學界人士發現，在整個西九的持份者定義裡，不包括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能代表文學界視點的團體，因而口誅筆伐，也有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到公眾論壇上發聲批評。西九管理局即時修改了持份者名單，加入僅僅兩個與「文學」掛鉤的團體，算是對外界聲音的一點回應，雖然未算理想。持份者定義是諮詢的基本，出現這樣的差錯，堪稱落筆打三更。但這次西九諮詢的強差人意，又不止於缺乏文學聲音這一點。
諮詢不是看戲吃飯
香港巿民對於西九是有意見的，兩次公眾論壇均有約200人出席。相信「認真諮詢」乃是公認的大前提吧。筆者出席了兩次公眾論壇，卻發現今次西九諮詢有「特備節目」，就是在播放30分鐘的power point去解釋西九的構思與諮詢重點之後，還加插了一段表演，邀請兒童舞團、話劇團等來作一場表演，又花去好些時間。筆者對此安排實在非常納悶：諮詢何時變了一場show？「諮詢只是做騷」乃是平時民間團體常常狠批政府的比喻，這次西九諮詢何故卻實現了這個負面比喻？許多出席過公眾論壇的文化界人士及一般巿民，離場時都對此頗有微言。
巿民是來出席公眾論壇，正有滿肚子的意見要發表，腦子裡運轉的是批判思考，無端卻被拋入一場表演之中，牛頭不對馬嘴（想看表演人家自會去買票嘛）。諮詢是公民行使其權利和義務的活動，表演卻會把在座的公民變成觀眾；公民強調主動投入參與，觀眾則相對被動。對某些本土文化有觀察、有意見的巿民和藝術家而言，這樣的安排可能會被視為一種對參與者的矮化。論壇坐無虛席，問題過多而需以抽籤形式抽出發問者，而就現場所見，每次都有發問紙條剩下，即有巿民未有機會發言；而3分鐘的發言時間之不足夠，也可以想見。何不把30分鐘的表演時間省下，予另外10位與會者發言？
近年政府的諮詢會多交由公關公司舉辦，乃致官家與商家所舉之活動形式互相抄襲。雖然西九文化區是個與表演相關的項目，但把諮詢會的時間花在表演上，絕對是個範疇謬誤，有失體統。明白當局用心是希望週日仍然抽空出席的巿民，可以參與一個不太沉悶的諮詢會；但氣氛調劑可交由風趣幽默的西九諮詢小組主席張仁良教授主理，加插表演節目只會讓人覺得對諮詢態度不夠認真，甚或質疑「這種水平就是你們想搞的文化了？！」
認真面向本土 建設社區
這些年來西九風風雨雨，民間意見一直很多。是次西九諮詢依然集中於硬件，少談軟件。本次諮詢重點是建築外觀和交通配套。要問西九的交通交排怎樣最好？人人都會答你「希望交通不會擠塞，又人流暢旺」，誰不知道兩者難以兼得呢。普羅巿民（甚至文化界）其實很難對這些發表意見。公眾問卷裡又有問，對於西九的未來七大發展原則（富有創意、往來便捷、連接社區、融為一體、活力多元、卓然獨特及可持續發展），你有何意見？這些感覺正面的詞語，任何人都難以反對；然而，其空洞也只怕是人皆共見。
搞硬件建築的背後，其實要有對軟件的廣闊視野和深刻認識作支撐。文化界一直都強烈要求西九必須立足本土，有益於本土的文化發展，而絕不能純粹面對旅客、引入外國的貴價建築與藝術品。筆者喜見本次西九諮詢，出現了「本土」、「社區」兩個關鍵詞——雖然在諮詢小冊子裡，「社區」指的只是「交通上與其它地區相連」，未免過於簡單；「本土」則指「應凸顯卓爾不群的形象，既融匯東西方豐富文化，又滿載香港的傳統、回憶、靈性和抱負」，則華麗修辭太過。其實「社區」是指一種「意指團體、共同的關係與感覺 」；社區少講利益，相對於那種以利益關係而綑綁連結的團體，社區則以生存、生活和生涯發展為目標，以友誼、互助和感情為特性。晚近有學者將社區定義為「一居住於某一地理區域，具有共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體系的一個人群」 ；「社區」，就是拼成「本土」的拼圖。如此看來，西九諮詢小冊子在「社區」的大題下講「與香港其他地方以至更廣地區交通相連」，實在是有點張冠李戴。希望西九管理局，能夠在向公眾宣傳西九時，重視深度，別讓魔鬼潛入細節裡。
西九管理局主席夏佳理議員，在諮詢會表示對本土文化很有感情，喜歡大排檔，希望西九能保留大排檔的本土特色；但就文化而言，本土的保存還包括研究和展示，有一套敘述的基本框架，不是單單讓巿民做生意便夠。要表演娛樂界談論「本土」的概念似乎有困難，高雅西方歌劇又彷彿拒「社區」於門外。如果西九真的有文學館，便可一方面展示本土的粵語文化特色，通過文學歷史去講我城的魔幻故事；一方面組織社區活動，把每區的年輕人組織到西九去鑽研自己所屬社區的文學作品，再回去按圖索驥作社區導賞，然後進一步再進行創作、歷史搜集。這樣比較真正能連結西九—社區—本土三者吧？
西九自稱要「走在世界潮流最前線」，那麼要在西九的規劃中，引入真正關鍵的尖銳概念。「本土」、「社區」，這對香港一再難產的關鍵概念，能否由西九牽頭起？
西九請你認真點
（刊於星島日報）
西九諮詢十月展開，目前已舉辦多場的焦點小組諮詢，及兩次公眾論壇。上一輪諮詢中，民間出現西九受到「諸候割據」、「地產項目」的質疑，加上西九管理局行政總監程少泉上任七日即神秘辭職，令公眾對西九更多疑慮。在這種背景下，西九的諮詢便有著重新為西九向公眾爭取分數的責任。
於是，是次諮詢便打出了一個「所有人的西九」的口號，以重新標舉西九的公共性。當然出師有點不利：文學界人士發現，在整個西九的持份者定義裡，不包括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能代表文學界視點的團體，因而口誅筆伐，也有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到公眾論壇上發聲批評。西九管理局即時修改了持份者名單，加入僅僅兩個與「文學」掛鉤的團體，算是對外界聲音的一點回應，雖然未算理想。持份者定義是諮詢的基本，出現這樣的差錯，堪稱落筆打三更。但這次西九諮詢的強差人意，又不止於缺乏文學聲音這一點。
諮詢不是看戲吃飯
香港巿民對於西九是有意見的，兩次公眾論壇均有約200人出席。相信「認真諮詢」乃是公認的大前提吧。筆者出席了兩次公眾論壇，卻發現今次西九諮詢有「特備節目」，就是在播放30分鐘的power point去解釋西九的構思與諮詢重點之後，還加插了一段表演，邀請兒童舞團、話劇團等來作一場表演，又花去好些時間。筆者對此安排實在非常納悶：諮詢何時變了一場show？「諮詢只是做騷」乃是平時民間團體常常狠批政府的比喻，這次西九諮詢何故卻實現了這個負面比喻？許多出席過公眾論壇的文化界人士及一般巿民，離場時都對此頗有微言。
巿民是來出席公眾論壇，正有滿肚子的意見要發表，腦子裡運轉的是批判思考，無端卻被拋入一場表演之中，牛頭不對馬嘴（想看表演人家自會去買票嘛）。諮詢是公民行使其權利和義務的活動，表演卻會把在座的公民變成觀眾；公民強調主動投入參與，觀眾則相對被動。對某些本土文化有觀察、有意見的巿民和藝術家而言，這樣的安排可能會被視為一種對參與者的矮化。論壇坐無虛席，問題過多而需以抽籤形式抽出發問者，而就現場所見，每次都有發問紙條剩下，即有巿民未有機會發言；而3分鐘的發言時間之不足夠，也可以想見。何不把30分鐘的表演時間省下，予另外10位與會者發言？
近年政府的諮詢會多交由公關公司舉辦，乃致官家與商家所舉之活動形式互相抄襲。雖然西九文化區是個與表演相關的項目，但把諮詢會的時間花在表演上，絕對是個範疇謬誤，有失體統。明白當局用心是希望週日仍然抽空出席的巿民，可以參與一個不太沉悶的諮詢會；但氣氛調劑可交由風趣幽默的西九諮詢小組主席張仁良教授主理，加插表演節目只會讓人覺得對諮詢態度不夠認真，甚或質疑「這種水平就是你們想搞的文化了？！」
認真面向本土 建設社區
這些年來西九風風雨雨，民間意見一直很多。是次西九諮詢依然集中於硬件，少談軟件。本次諮詢重點是建築外觀和交通配套。要問西九的交通交排怎樣最好？人人都會答你「希望交通不會擠塞，又人流暢旺」，誰不知道兩者難以兼得呢。普羅巿民（甚至文化界）其實很難對這些發表意見。公眾問卷裡又有問，對於西九的未來七大發展原則（富有創意、往來便捷、連接社區、融為一體、活力多元、卓然獨特及可持續發展），你有何意見？這些感覺正面的詞語，任何人都難以反對；然而，其空洞也只怕是人皆共見。
搞硬件建築的背後，其實要有對軟件的廣闊視野和深刻認識作支撐。文化界一直都強烈要求西九必須立足本土，有益於本土的文化發展，而絕不能純粹面對旅客、引入外國的貴價建築與藝術品。筆者喜見本次西九諮詢，出現了「本土」、「社區」兩個關鍵詞——雖然在諮詢小冊子裡，「社區」指的只是「交通上與其它地區相連」，未免過於簡單；「本土」則指「應凸顯卓爾不群的形象，既融匯東西方豐富文化，又滿載香港的傳統、回憶、靈性和抱負」，則華麗修辭太過。其實「社區」是指一種「意指團體、共同的關係與感覺 」；社區少講利益，相對於那種以利益關係而綑綁連結的團體，社區則以生存、生活和生涯發展為目標，以友誼、互助和感情為特性。晚近有學者將社區定義為「一居住於某一地理區域，具有共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體系的一個人群」 ；「社區」，就是拼成「本土」的拼圖。如此看來，西九諮詢小冊子在「社區」的大題下講「與香港其他地方以至更廣地區交通相連」，實在是有點張冠李戴。希望西九管理局，能夠在向公眾宣傳西九時，重視深度，別讓魔鬼潛入細節裡。
西九管理局主席夏佳理議員，在諮詢會表示對本土文化很有感情，喜歡大排檔，希望西九能保留大排檔的本土特色；但就文化而言，本土的保存還包括研究和展示，有一套敘述的基本框架，不是單單讓巿民做生意便夠。要表演娛樂界談論「本土」的概念似乎有困難，高雅西方歌劇又彷彿拒「社區」於門外。如果西九真的有文學館，便可一方面展示本土的粵語文化特色，通過文學歷史去講我城的魔幻故事；一方面組織社區活動，把每區的年輕人組織到西九去鑽研自己所屬社區的文學作品，再回去按圖索驥作社區導賞，然後進一步再進行創作、歷史搜集。這樣比較真正能連結西九—社區—本土三者吧？
西九自稱要「走在世界潮流最前線」，那麼要在西九的規劃中，引入真正關鍵的尖銳概念。「本土」、「社區」，這對香港一再難產的關鍵概念，能否由西九牽頭起？
11/08/2009
周日與阿P一起表演
實在是霉到頭了。表演時間與西九諮詢撞晒時間，要組織行動鞭長莫及，又不見了電話，什麼人都聯絡不到。買了電話但SIM卡還是不能用。但與阿P的表演，在眾多甩漏裡我竟然好像做到了一直的夢想。這個BLOG已經不賣廣告久矣，但也說一句。
鄧小樺 X 阿P@my little airport
評論 X 音樂表演，
11月8日三點在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廣場，內容：李維史陀、公共性、散文、情詩、革命雙魚座等。
我想我會很喜歡這次合作。
鄧小樺 X 阿P@my little airport
評論 X 音樂表演，
11月8日三點在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廣場，內容：李維史陀、公共性、散文、情詩、革命雙魚座等。
我想我會很喜歡這次合作。
11/05/2009
川澄舞
（本文已在女神ONLINE引起熱烈討論！）
川澄舞是誰？或許我並不知道。川澄舞的造型是一雙兔耳、粉銀長髮、白色和服、持一把長長的銀西洋劍，騎斑紋大虎，平時不多話，往往回人以一個大笑臉或者大哭臉。川澄舞的真實面目沒人知道，因為這是網絡遊戲「女神online」，川澄舞是香港伺服器「繆思」上的名人，現時等級127，排名第九。有一天，人們竊竊私語：「川姐1800攻了。」她是整個女神online香港伺服器上，攻擊力最高的人。我寫文章被指「好打得」，但在網絡遊戲裡，只是個低攻擊力的平庸小卒，一身銀裝的川澄舞才是雙花紅棍。
等級比川澄舞高的人還有，但人多要自保，沒人像川澄舞這樣單單催谷攻擊力，放心讓自己的防衛力不成比例地低。川澄舞的打法是一往無前的拼命，衝上去，不到最後不自救，用各種華麗的攻擊術，像吸塵器掃蕩大小怪物，秘銀劍一掄，平沙蕩雁天朗氣清，低級者如我在後防只能嘆息，感覺幸福。大家叫她川姐，但心裡都不相信：哪有女孩是這種打法的？某次她打一個高難度任務，別的隊友都逃離了旁人也無法進入幫忙，她一個人左衝右突深入敵陣開天闢地，死了再復活，直至把小怪和波士都打個乾淨，完了也不感慨，旁觀者看到心服口服。我有次跟她說隊友等級太低不能打到尾關，她說「你嫌隊友低級要放棄人？唔可以咁個喎。」跟著自己領軍帶我們打上去。有時朋友怕我做野太搏，我自己則會想著，有誰能像川澄舞那樣不要命？古龍說，拼命的人一定打贏。
「女神online」是台灣開發的，定時有與台灣玩家對戰的活動，贏的往往是台灣隊。川澄舞說，台灣人好有錢，裝備精良，普遍等級又比港玩家高出一截；她說看著叱吒香港伺服器的玩家（比她更高級）被人打得很慘，句末伴著一個大哭臉。那時正值法蘭克福書展，香港找了好作家過去演講和搞活動，但負責機構沒好好做整個配套，只找了幾個不懂中文的當地人去派傳單，港傳媒狠批其丟臉表現。相反台灣，政府極之重視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年主題，請了重要作家演講，自備德文翻譯、介紹書籍有焦點有歷史，贏來國際彩聲。我跟川澄講，台灣政府曾在遊戲業投放極多資源，台灣遊戲業曾佔GDP的很大比例，何況台灣人對自己身份認同強烈，遇到境外競爭，自然搏晒老命。香港玩家（作者和出版社亦然）只靠自己單打獨鬥，當然被比下去。政府帶頭淡化本土認同，民間再有活力都只會隨時日消耗。
川澄舞當然沒有理我的文化經濟分析，誓要替香港隊挽回面子。再有對戰時，她棄劍用狙擊槍，守在前方一槍一個做清道夫；又完全不買補品，把錢全拿去買火琉珠，扔出去狂轟濫炸，台灣隊傷亡慘重，開始怕她。她雖沒有補品，但其它隊友見她拼命，都來替她回血。香港隊大勝。她說，有人輸了之後不服氣，之後洗她密頻（大概類似用同樣內容的垃圾電郵轟炸）來發洩。那時我很詫異，玩虛擬遊戲都沒風度，這麼輸不起？川澄舞說，輸不起的大有人在。後來我也見識了，有些人出糗後輸不起，不能提出學理辯論，便狂曬自己的出身和CV。
當川澄舞被看見，四周會響起一片「川姐」、「川姐」的招呼聲，就像那些龍頭大佬走入茶樓。然後是此起彼落的「川姐救命」。川澄舞俠義，她總會出手幫助那些人。某次，當她又慷慨演練了幾種華麗高級攻擊、替我們打完最難的一關，我嘆息道：川澄舞，不如你去做特首啦。
川澄舞是誰？或許我並不知道。川澄舞的造型是一雙兔耳、粉銀長髮、白色和服、持一把長長的銀西洋劍，騎斑紋大虎，平時不多話，往往回人以一個大笑臉或者大哭臉。川澄舞的真實面目沒人知道，因為這是網絡遊戲「女神online」，川澄舞是香港伺服器「繆思」上的名人，現時等級127，排名第九。有一天，人們竊竊私語：「川姐1800攻了。」她是整個女神online香港伺服器上，攻擊力最高的人。我寫文章被指「好打得」，但在網絡遊戲裡，只是個低攻擊力的平庸小卒，一身銀裝的川澄舞才是雙花紅棍。
等級比川澄舞高的人還有，但人多要自保，沒人像川澄舞這樣單單催谷攻擊力，放心讓自己的防衛力不成比例地低。川澄舞的打法是一往無前的拼命，衝上去，不到最後不自救，用各種華麗的攻擊術，像吸塵器掃蕩大小怪物，秘銀劍一掄，平沙蕩雁天朗氣清，低級者如我在後防只能嘆息，感覺幸福。大家叫她川姐，但心裡都不相信：哪有女孩是這種打法的？某次她打一個高難度任務，別的隊友都逃離了旁人也無法進入幫忙，她一個人左衝右突深入敵陣開天闢地，死了再復活，直至把小怪和波士都打個乾淨，完了也不感慨，旁觀者看到心服口服。我有次跟她說隊友等級太低不能打到尾關，她說「你嫌隊友低級要放棄人？唔可以咁個喎。」跟著自己領軍帶我們打上去。有時朋友怕我做野太搏，我自己則會想著，有誰能像川澄舞那樣不要命？古龍說，拼命的人一定打贏。
「女神online」是台灣開發的，定時有與台灣玩家對戰的活動，贏的往往是台灣隊。川澄舞說，台灣人好有錢，裝備精良，普遍等級又比港玩家高出一截；她說看著叱吒香港伺服器的玩家（比她更高級）被人打得很慘，句末伴著一個大哭臉。那時正值法蘭克福書展，香港找了好作家過去演講和搞活動，但負責機構沒好好做整個配套，只找了幾個不懂中文的當地人去派傳單，港傳媒狠批其丟臉表現。相反台灣，政府極之重視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年主題，請了重要作家演講，自備德文翻譯、介紹書籍有焦點有歷史，贏來國際彩聲。我跟川澄講，台灣政府曾在遊戲業投放極多資源，台灣遊戲業曾佔GDP的很大比例，何況台灣人對自己身份認同強烈，遇到境外競爭，自然搏晒老命。香港玩家（作者和出版社亦然）只靠自己單打獨鬥，當然被比下去。政府帶頭淡化本土認同，民間再有活力都只會隨時日消耗。
川澄舞當然沒有理我的文化經濟分析，誓要替香港隊挽回面子。再有對戰時，她棄劍用狙擊槍，守在前方一槍一個做清道夫；又完全不買補品，把錢全拿去買火琉珠，扔出去狂轟濫炸，台灣隊傷亡慘重，開始怕她。她雖沒有補品，但其它隊友見她拼命，都來替她回血。香港隊大勝。她說，有人輸了之後不服氣，之後洗她密頻（大概類似用同樣內容的垃圾電郵轟炸）來發洩。那時我很詫異，玩虛擬遊戲都沒風度，這麼輸不起？川澄舞說，輸不起的大有人在。後來我也見識了，有些人出糗後輸不起，不能提出學理辯論，便狂曬自己的出身和CV。
當川澄舞被看見，四周會響起一片「川姐」、「川姐」的招呼聲，就像那些龍頭大佬走入茶樓。然後是此起彼落的「川姐救命」。川澄舞俠義，她總會出手幫助那些人。某次，當她又慷慨演練了幾種華麗高級攻擊、替我們打完最難的一關，我嘆息道：川澄舞，不如你去做特首啦。
11/03/2009
10/29/2009
視野
多邊連結 改造社會
視文學雜誌為社會企業
（刊於星島）
也許有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的本土文學，素來是受兩岸三地以至國際肯定的。別說西西、董啟章等作家的著作常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內地也有青年讀者對於黃碧雲、李碧華等香港作家趨之若騖。在美國教書的周蕾、王德威等著名教授，也一直推崇香港的梁秉鈞。只是香港受殖民地歷史影響，又崇尚商業活動，只將文學視為娛樂活動——文學的娛樂性質不及表演藝術，所以政府資助也偏重投放於表演藝術——於是連自己家園後本有一棵寶樹，年年結著優良的果子，都不知道。
筆者辦了文學雜誌幾年，雖然歷練未深，但對於文學營運的前景、文化資助政策的得失，也有自己的觀察，願與大家分享。文學雖然不像股巿那樣牽動巨大經濟利益，但也是人生和社會必要的組成部分，也與一個社會的人文素質息息相關。
巿場失衡 扼殺文藝空間
香港彈丸之地，竟有七、八份文學雜誌。它們多半不能以巿場邏輯生存，部分以仝人雜誌方式營運，部分需要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
筆者認識一位資深的電視人，她歷年炮製許多紅極一時的節目，平時深研時裝名牌，但原來，她讀書時也看《素葉文學》（由許迪鏘、何福仁等作家編著的本土老牌獨立文學雜誌，品味高雅，獨立發行），喜歡台灣詩人周夢蝶。她對我說，搞文學不應該「打正招牌」，而應該融入商業時尚雜誌——她認為最好的時尚雜誌，應該包含最好的文學。她說的正是一群現在在辦雜誌的年輕作家之理想圖景，奈何現實是不容辦到。
本來，文學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空間，是工作縫隙中讓你透氣的窗口。九十年代初報業暢旺期，大部分報紙都有大片文藝園地，許多現在的作家（如董啟章、張婉雯）、傳媒人（如湯禎兆、梁文道）和學者（如游靜、羅貴祥），年輕時都在這些園地上發表創作、評論，推動不少文藝風氣。但九十年代末以來，傳媒競爭愈趨惡性，在商業傳媒上給予文學的空間愈來愈少。這巿場邏輯其實是殺雞取卵，反而導致了單元化。於是有香港傳媒往內地開辦旗下雜誌，便把香港容不下的題目如文學旅遊、作家特輯、文化刊物歷史等，體體面面、名正言順做到內地銷量高企的時尚雜誌裡去，再被轉售入香港書店。好東西被迫外銷再入口，倒真諷刺。
純搞出版不合時宜
巿場失衡，藝發局的資助便變得相當重要。然而已有不少論者指出，藝發局對文學雜誌的資助邏輯，是「雞肋邏輯」，即僅足以支付印費和稿費，一人編輯部。即是說，文學雜誌只是要提供園地讓文藝愛好者發表，藝發局也不用「藝團」的邏輯去對待文學雜誌，彷彿認定文學雜誌只搞出版，不像藝團那樣將展覽、表演、出版、活動、推廣、座談結於一身，因而只需資助出版費用，而省下行政費用。然而搞文學雜誌的有心人也都知道，出版本身必須有座談、評論等活動支持，也要與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電影界、非政府組織、學校等不同界別連結，才能真正帶動城中的文學氣氛，給予文學愛好者養份上的支持：開拓他們的眼界，找到同好作交流，引發創作，帶動出版巿場。
改善文學的整體現況，也是改善社會現況，為社會製造更多同情理解的空間，耕耘人的靈性。若要改善文學現況，在建制上，藝發局首先要修正「雜誌=純粹出版」的錯誤觀念，在資助上支持文學雜誌的日常行政營運。而愛文學的人也可以對自己更有要求，不單是守住陣地這麼簡單，而要帶頭正視社會對文學的需要，把事業做大。文學應劃歸近年好談的「創意產業」範疇，這大家都知道了。而筆者更願借近年熱談的「社會企業」概念，來理解文學事業。
借用社會企業的視野
香港談社會企業，往往強調其既能在巿場上自給自足，以商業手段達到公益目的，但往往就只著重如何商業、如何自給自足，而少提其最重要的目標，即在教育、環保、貧窮、公共衛生、弱勢族群等公益領域，濟弱扶傾，消弭不公平。前文已述，香港的巿場對於文學並不公平，文學是弱勢藝術，需要扶助。近年政府往往視公共事務的開支為投資，講回報；但回報也不止是帳面上的經濟回報吧，藝發局與其純重文學雜誌能否有天自給自足，不如從社會投資的角度思考資助政策，推動文學雜誌多方連結、多搞周邊活動、開拓收入資源，鼓勵有視野有動力的雜誌辦下去。
社會企業是公司而非慈善團體，營運需有獲利。而其獲利，又多留予公司作發展資本，或回饋公益領域。以筆者所參與的文學雜誌《字花》為例，以中學生可以負擔的價錢，去給對閱讀和寫作有要求的人士提供精緻的文學藝術園地，多方與創意工業連接，維持中學銷售網，銷量是十幾年來文學雜誌最高的銷量，也開拓了一些廣告收入來源，但也不可能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自給自足。雜誌採取「均貧」措施，將資助儘量以稿費形式分發予作者、視藝工作者，寧可削減編輯薪金。其實這些也都是現時文學雜誌人的共識。將收益回饋業界的分享理念，文學界本來就有。
最重要的是，是藝發局以至整個政府，應以社會企業的角度去衡量文學雜誌的成就。社會企業的形式在講究公益關懷之餘，其實也很重創意，那條穿過巿場的公益之路，需要敏銳者摸索。台灣的一位社會企業家李雪瑩就提出，社會企業家必須思維創新、充滿動力、把握每個機會，以新舊融合的實際方法解決社會問題，並承諾在過程中生產社會價值。他們了解市場經 濟的限制，以及堅持發現讓窮人可以參與的新的市場機制。社會企業家是當代社會的重要規劃者，他們在現況中看到令人嚮往的未來，堅持行動起來改造社會，具備勇氣與韌性，不因困難而動搖。歷來輕視文學的文化政策，有沒有想過要支持這樣的人？藝發局有沒有想過，資助不止是讓雜誌苟延殘喘，而是有這樣宏大的願景？喜愛文學的人，有沒有想過，在一個拜金的社會中，堅持自己的愛好，就已經是在改造社會？
而筆者與諸君分享這些，乃因相信，這樣的話、這樣的視野，能激勵每一個人。
視文學雜誌為社會企業
（刊於星島）
也許有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的本土文學，素來是受兩岸三地以至國際肯定的。別說西西、董啟章等作家的著作常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內地也有青年讀者對於黃碧雲、李碧華等香港作家趨之若騖。在美國教書的周蕾、王德威等著名教授，也一直推崇香港的梁秉鈞。只是香港受殖民地歷史影響，又崇尚商業活動，只將文學視為娛樂活動——文學的娛樂性質不及表演藝術，所以政府資助也偏重投放於表演藝術——於是連自己家園後本有一棵寶樹，年年結著優良的果子，都不知道。
筆者辦了文學雜誌幾年，雖然歷練未深，但對於文學營運的前景、文化資助政策的得失，也有自己的觀察，願與大家分享。文學雖然不像股巿那樣牽動巨大經濟利益，但也是人生和社會必要的組成部分，也與一個社會的人文素質息息相關。
巿場失衡 扼殺文藝空間
香港彈丸之地，竟有七、八份文學雜誌。它們多半不能以巿場邏輯生存，部分以仝人雜誌方式營運，部分需要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
筆者認識一位資深的電視人，她歷年炮製許多紅極一時的節目，平時深研時裝名牌，但原來，她讀書時也看《素葉文學》（由許迪鏘、何福仁等作家編著的本土老牌獨立文學雜誌，品味高雅，獨立發行），喜歡台灣詩人周夢蝶。她對我說，搞文學不應該「打正招牌」，而應該融入商業時尚雜誌——她認為最好的時尚雜誌，應該包含最好的文學。她說的正是一群現在在辦雜誌的年輕作家之理想圖景，奈何現實是不容辦到。
本來，文學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空間，是工作縫隙中讓你透氣的窗口。九十年代初報業暢旺期，大部分報紙都有大片文藝園地，許多現在的作家（如董啟章、張婉雯）、傳媒人（如湯禎兆、梁文道）和學者（如游靜、羅貴祥），年輕時都在這些園地上發表創作、評論，推動不少文藝風氣。但九十年代末以來，傳媒競爭愈趨惡性，在商業傳媒上給予文學的空間愈來愈少。這巿場邏輯其實是殺雞取卵，反而導致了單元化。於是有香港傳媒往內地開辦旗下雜誌，便把香港容不下的題目如文學旅遊、作家特輯、文化刊物歷史等，體體面面、名正言順做到內地銷量高企的時尚雜誌裡去，再被轉售入香港書店。好東西被迫外銷再入口，倒真諷刺。
純搞出版不合時宜
巿場失衡，藝發局的資助便變得相當重要。然而已有不少論者指出，藝發局對文學雜誌的資助邏輯，是「雞肋邏輯」，即僅足以支付印費和稿費，一人編輯部。即是說，文學雜誌只是要提供園地讓文藝愛好者發表，藝發局也不用「藝團」的邏輯去對待文學雜誌，彷彿認定文學雜誌只搞出版，不像藝團那樣將展覽、表演、出版、活動、推廣、座談結於一身，因而只需資助出版費用，而省下行政費用。然而搞文學雜誌的有心人也都知道，出版本身必須有座談、評論等活動支持，也要與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電影界、非政府組織、學校等不同界別連結，才能真正帶動城中的文學氣氛，給予文學愛好者養份上的支持：開拓他們的眼界，找到同好作交流，引發創作，帶動出版巿場。
改善文學的整體現況，也是改善社會現況，為社會製造更多同情理解的空間，耕耘人的靈性。若要改善文學現況，在建制上，藝發局首先要修正「雜誌=純粹出版」的錯誤觀念，在資助上支持文學雜誌的日常行政營運。而愛文學的人也可以對自己更有要求，不單是守住陣地這麼簡單，而要帶頭正視社會對文學的需要，把事業做大。文學應劃歸近年好談的「創意產業」範疇，這大家都知道了。而筆者更願借近年熱談的「社會企業」概念，來理解文學事業。
借用社會企業的視野
香港談社會企業，往往強調其既能在巿場上自給自足，以商業手段達到公益目的，但往往就只著重如何商業、如何自給自足，而少提其最重要的目標，即在教育、環保、貧窮、公共衛生、弱勢族群等公益領域，濟弱扶傾，消弭不公平。前文已述，香港的巿場對於文學並不公平，文學是弱勢藝術，需要扶助。近年政府往往視公共事務的開支為投資，講回報；但回報也不止是帳面上的經濟回報吧，藝發局與其純重文學雜誌能否有天自給自足，不如從社會投資的角度思考資助政策，推動文學雜誌多方連結、多搞周邊活動、開拓收入資源，鼓勵有視野有動力的雜誌辦下去。
社會企業是公司而非慈善團體，營運需有獲利。而其獲利，又多留予公司作發展資本，或回饋公益領域。以筆者所參與的文學雜誌《字花》為例，以中學生可以負擔的價錢，去給對閱讀和寫作有要求的人士提供精緻的文學藝術園地，多方與創意工業連接，維持中學銷售網，銷量是十幾年來文學雜誌最高的銷量，也開拓了一些廣告收入來源，但也不可能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自給自足。雜誌採取「均貧」措施，將資助儘量以稿費形式分發予作者、視藝工作者，寧可削減編輯薪金。其實這些也都是現時文學雜誌人的共識。將收益回饋業界的分享理念，文學界本來就有。
最重要的是，是藝發局以至整個政府，應以社會企業的角度去衡量文學雜誌的成就。社會企業的形式在講究公益關懷之餘，其實也很重創意，那條穿過巿場的公益之路，需要敏銳者摸索。台灣的一位社會企業家李雪瑩就提出，社會企業家必須思維創新、充滿動力、把握每個機會，以新舊融合的實際方法解決社會問題，並承諾在過程中生產社會價值。他們了解市場經 濟的限制，以及堅持發現讓窮人可以參與的新的市場機制。社會企業家是當代社會的重要規劃者，他們在現況中看到令人嚮往的未來，堅持行動起來改造社會，具備勇氣與韌性，不因困難而動搖。歷來輕視文學的文化政策，有沒有想過要支持這樣的人？藝發局有沒有想過，資助不止是讓雜誌苟延殘喘，而是有這樣宏大的願景？喜愛文學的人，有沒有想過，在一個拜金的社會中，堅持自己的愛好，就已經是在改造社會？
而筆者與諸君分享這些，乃因相信，這樣的話、這樣的視野，能激勵每一個人。
10/19/2009
對於西九來說，我們並不存在
（刊19/10 明報世紀版）
西九諮詢十月開始。近月，爭取文學館的聲音沸沸揚揚，連結了左中右、文學界與藝術界、著名作家與普羅巿民，不少巿民簡直以為文學館快落成了。九月七日我在立法會西九會議上以「文學館倡議小組」名義發言，要求十月開始的西九諮詢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而會上西九管理局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袞袞諸公，均表示「持開放態度」。誰料，到諮詢開鑼，事實才擺在眼前：在西九規劃裡，文學完全沒有位置。
文學人， 西九與你無關
所謂文學在西九完全缺席，並不是指規劃藍圖裡沒有文學館的計劃這麼簡單。問題在基礎的部分。西九的規劃需要諮詢，需要不同藝術界別中的不同位置的持份者，從他們的角色去給予專業意見。而令人驚異的是，在西九的整個諮詢組別、持份者的定義中，竟然不包括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獨立文學作者。而根據持份者身分而制訂的諮詢問題，也根本不包含文學角度出發的關懷。換言之，這明明白白的表示，在西九管理局眼中，文學人口不是西九的持份者，西九的規劃里拒絕肯定任何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之地位。根本還未輪到討論要不要建文學館，整個龐大的文學人口、文學研究者、作者、愛好者，對於西九管理局來說，並不存在。
西九規劃曾被譏為諸侯占據、掛文化羊頭賣地產狗肉、豪宅後花園。而現時這份諮詢名單，其實可稱多樣化，除了藝團、舞團、劇團、展覽中心、畫廊、藝術刊物、傳媒、贊助藝術的財團等之外，還有許多令人驚喜的發現：比如，在「視覺藝術、設計、流行文化和活動影像方面的藝術協會╱藝團」組別的持份者中，包括「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有限公司」；在「商業畫廊、拍賣行和展覽中心租戶」組別中，可見澳門的「威尼斯人」；在「社區團體、區議會、立法會、少數族裔團體」組別中，遠至「鯉魚門街坊福利會」等等也名列陣中。西九持份者的定義看來無遠弗屆，但唯獨是文學，一個本來就是藝術中的很重要成分的範疇，西九管理局卻完全視而不見。
文學本在生活中俯拾皆是，我敢說，這種把文學視如不見的態度，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唯有香港才有這樣的怪現象。這是由香港的古怪殖民歷史導致的，而號稱要引入藝術營運新思維、打造藝術展覽新局面的西九，是否要把舊殖民的愚昧痕跡印刻在西九龍最後一塊美麗地皮上？
驅逐文學是殖民餘緒
翻開歷史的陳年爛絮：從香港文學內部的發展來看，早期由三四十年代的南來文人作品起，直至目前一般學生投稿，普遍的文學作品都有追求內在靈性、反抗人往純經濟或利益考慮的方向墮落——而偏偏香港在回歸以前以後，都被指定要「唯利是圖」。我看著早期南來文人的傑出作品，他們無法忍受空間與視野同樣狹窄的香港，無法忍受殖民地文化處於高位、拜金勢利的社會，這樣的作品殖民地政府怎會歡迎？可悲的是，裡面批判的到現在仍然適用。文學大概永遠是統治者心頭的一條芒刺。
從外部文化政策來看，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本是六七暴動之後，以「提供娛樂」的方式幫助治理綏靖，因而以演藝表演為主，讓民衆成為乖乖坐著的「觀衆」，表演場地又由官方管理，柔性地滅絕反抗——而文學一來是較精英，二來是讀書寫作往往在家中不受管制，港英政府便乾脆將文學邊緣化，即是讓社會上不至於完全沒有文學，但又始終不讓文學正名、與其他藝術或社會範疇平起平坐。比如政府辦文學事務及活動，歷來是交予圖書館的，彷佛文學只是閱讀的一個選擇，而非滲透日常生活的人類精神財產。更重要的例子，是藝術發展局的「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是不能參加的。所謂一年資助團體，其行政費用會受資助，即藝術發展局認同該團體日常運作是有助發展和推廣藝術的。而文學團體，是在架構上就已被否定了成為「一年資助團體」的可能，即藝術發展局認為文學團體日常運作毋須支持。
文學界別的「團體」角色，一般以文學雜誌代之。但文學雜誌一般只獲雞肋式資助（稱得上合理的稿費、設計費、編輯費，絕對不可能三者兼得），而且原則上是對出版的資助，並非資助團體營運，雜誌多搞周邊活動，是自願性質，也不計算入編務工作。藝團、劇團會搞表演、展覽、座談、出版……各式的連結，這些都有助于營造及提升城巿整體的藝術氣氛，凝聚界別。而文學界別也一直有人在做這些，無論是否拿資助，各本文學雜誌都知道工作不止于出版，而是要提高文學在城巿中的能見度。各書店、大中小學，甚至街頭的講座、交流、作品分享、詩歌多媒體匯演、crossover 創作計劃、讀書會、文學展覽，一年大大小小都有逾百樁，這些都是需要策劃營運才能出現的。比如我個人，除常規編輯工作外，每月至少必須與三個以上希望與《字花》合作的團體接洽開會（未計出席相關文學活動），而不但這些工作藝發局原則上不資助，每月的編輯費也只等於我去做一次中學演講。
文學人一向重義多于利，即使沒有錢，講者免費來、活動免費策劃、書店場地義助，以游擊形式組織，熱心從無懈怠。文學活動在民間活躍出現，換來「沒資助已經存在，又何必資助」的怪圈邏輯，雜誌旋起旋滅，實際運作經驗無法傳承的苦處，只看一代人的熱情能燒多久。現在辦文學雜誌，早已超越紙面，工作也由出版雜誌而更趨向藝團的多面向形式，藝發局以為文學團體工作等同出版，是非常落伍的。而既將文學雜誌理解為文學團體，至少應向外反映（藝發局網頁刊出「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又是一片空白）文學雜誌的代表性角色吧？種種缺失，導致在建制眼中文學人口隱形，也不讓以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在40 公頃的西九文化藝術區規劃里得到肯認和反映。
讓文學帶起藝術互動
回到西九諮詢問題。在原初的策劃理念上，作為一個綜合文化藝術區，西九本著重藝術範疇之間的互動性，整個西九文藝區，不能是各自為政、分崩離析的，而應是一整個有機體。西九在此階段的諮詢，卻跳過了綜合有機的大原則——諮詢問題很實際，很重硬件，比如詢問未來戲曲中心的使用者，觀眾席應建一層還是兩層？卻不問問，在軟件方面，戲曲中心希望如何與周邊的劇場與博物館，合辦主題活動，在城中推動共同的藝術議程。
月前張堅庭導演在自己的專欄里反對建文學館，文中聲稱「多媒體藝術更與文學表達愈走愈遠」，真是脫離現實。不但如今的文學活動多是音樂、影像、舞蹈結合，就拿電影來說吧，改編自名著、通俗武俠小說的電影不知凡幾，許鞍華改編過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半生緣》，王家衛《花樣年華》明顯是向劉以鬯《對倒》致敬，羅永昌《天生一對》本以西西《哀悼乳房》為藍本，連最近荷李活的《D9 異形特區》，明眼人絕對能認出卡夫卡《變形記》。文學根本無處不在，一向是為其他媒體之所本，從來有跨媒體性格，只有殖民地養成的文學瞎子，才敢這麼大聲地否定文學。讀文學至少教人謙虛。
意欲將文學自藝術整體中分割出去，這是完全背離中國傳統藝術觀念和國際藝術常識的。衆所周知，文學作品是許多音樂、繪畫、電影、建築、戲曲、視覺藝術作品之所本，文學的許多概念也直接影響到其他藝術範疇的概念和批評（比如我們會聽到影評人分析電影剪接的「語法」），一個思潮或藝術風潮之湧現，也總是在各個藝術範疇里一起萌生（比如結構主義在語法學、繪畫、建築、電影的不同演繹），諾貝爾文學獎更一直是中國人的心結。
如今所有香港文學雜誌都熱烈地搞跨媒體互動，我實在很希望，文學能夠以其互動、民間出發的性格，改變西九現時硬件先行、分崩離析的狀態。比如大型外國劇團來演《美狄亞》，如果我們有一間文學館，就可以同時推動介紹希臘悲劇的講座、展覽，從黑格爾談到王國維；比如視覺藝術展出水墨，文學館就可以介紹文人畫題詩傳統、詩畫互涉、印章雕刻與鑑別學問；文學館可以推動本土年青創意社群，製造限量發售的文學小商品（如張愛玲布書套、也斯食物詩筷子、曹聚仁煙灰缸），支持本土的創意商品巿場。
不諮詢，逼人上街？
這樣的文學館是一個動態的藝術平台，讓整個西九更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退一萬步來說，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是可以改善西九的吧？一個喜愛文學的人，對西九的想像和意見，應該是西九需要考慮的吧？如果以往沒有把文學包含進來是「歷史的錯誤」，那麼現在馬上修訂持份者定義，首先吸收文學雜誌、文化書店、出版社等等有文學策劃經驗的團體之意見，進行諮詢，應該不太難吧？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看到西九目前這樣的諮詢定義，我心鬱憤。一個族群如果不被承認其存在，可以如何呢？諮詢政治崩潰時，最常見的方法是遊行示威，街頭相見。是否要把那些本來在家里讀書寫作、只想在一個文學空間里悠閑尋索的人，都迫到要舉牌示威，你才肯承認文學人口存在？希望西九管理局能夠聆聽，文學館倡議運動自五月以來從民間運動累積的聲音，顯示他們能夠有就社會現況改變的彈性，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至少將文學人口納入持份者定義，對文學界進行組別會議諮詢。至於藝術發展局，應該與時並進，即使維持以文學雜誌代替「一年資助團體」，但向內必須將雜誌的日常行政工作納入考慮資助範圍，向外申明文學雜誌有文學界資助團體的角色，讓文學的聲音在建制內有反映、在社會上被看見。這僅僅是對我城每年逾百的文學活動表示肯定——肯定它們存在，並推動了我城的整體藝術發展。
西九諮詢十月開始。近月，爭取文學館的聲音沸沸揚揚，連結了左中右、文學界與藝術界、著名作家與普羅巿民，不少巿民簡直以為文學館快落成了。九月七日我在立法會西九會議上以「文學館倡議小組」名義發言，要求十月開始的西九諮詢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而會上西九管理局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袞袞諸公，均表示「持開放態度」。誰料，到諮詢開鑼，事實才擺在眼前：在西九規劃裡，文學完全沒有位置。
文學人， 西九與你無關
所謂文學在西九完全缺席，並不是指規劃藍圖裡沒有文學館的計劃這麼簡單。問題在基礎的部分。西九的規劃需要諮詢，需要不同藝術界別中的不同位置的持份者，從他們的角色去給予專業意見。而令人驚異的是，在西九的整個諮詢組別、持份者的定義中，竟然不包括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獨立文學作者。而根據持份者身分而制訂的諮詢問題，也根本不包含文學角度出發的關懷。換言之，這明明白白的表示，在西九管理局眼中，文學人口不是西九的持份者，西九的規劃里拒絕肯定任何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之地位。根本還未輪到討論要不要建文學館，整個龐大的文學人口、文學研究者、作者、愛好者，對於西九管理局來說，並不存在。
西九規劃曾被譏為諸侯占據、掛文化羊頭賣地產狗肉、豪宅後花園。而現時這份諮詢名單，其實可稱多樣化，除了藝團、舞團、劇團、展覽中心、畫廊、藝術刊物、傳媒、贊助藝術的財團等之外，還有許多令人驚喜的發現：比如，在「視覺藝術、設計、流行文化和活動影像方面的藝術協會╱藝團」組別的持份者中，包括「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有限公司」；在「商業畫廊、拍賣行和展覽中心租戶」組別中，可見澳門的「威尼斯人」；在「社區團體、區議會、立法會、少數族裔團體」組別中，遠至「鯉魚門街坊福利會」等等也名列陣中。西九持份者的定義看來無遠弗屆，但唯獨是文學，一個本來就是藝術中的很重要成分的範疇，西九管理局卻完全視而不見。
文學本在生活中俯拾皆是，我敢說，這種把文學視如不見的態度，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唯有香港才有這樣的怪現象。這是由香港的古怪殖民歷史導致的，而號稱要引入藝術營運新思維、打造藝術展覽新局面的西九，是否要把舊殖民的愚昧痕跡印刻在西九龍最後一塊美麗地皮上？
驅逐文學是殖民餘緒
翻開歷史的陳年爛絮：從香港文學內部的發展來看，早期由三四十年代的南來文人作品起，直至目前一般學生投稿，普遍的文學作品都有追求內在靈性、反抗人往純經濟或利益考慮的方向墮落——而偏偏香港在回歸以前以後，都被指定要「唯利是圖」。我看著早期南來文人的傑出作品，他們無法忍受空間與視野同樣狹窄的香港，無法忍受殖民地文化處於高位、拜金勢利的社會，這樣的作品殖民地政府怎會歡迎？可悲的是，裡面批判的到現在仍然適用。文學大概永遠是統治者心頭的一條芒刺。
從外部文化政策來看，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本是六七暴動之後，以「提供娛樂」的方式幫助治理綏靖，因而以演藝表演為主，讓民衆成為乖乖坐著的「觀衆」，表演場地又由官方管理，柔性地滅絕反抗——而文學一來是較精英，二來是讀書寫作往往在家中不受管制，港英政府便乾脆將文學邊緣化，即是讓社會上不至於完全沒有文學，但又始終不讓文學正名、與其他藝術或社會範疇平起平坐。比如政府辦文學事務及活動，歷來是交予圖書館的，彷佛文學只是閱讀的一個選擇，而非滲透日常生活的人類精神財產。更重要的例子，是藝術發展局的「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是不能參加的。所謂一年資助團體，其行政費用會受資助，即藝術發展局認同該團體日常運作是有助發展和推廣藝術的。而文學團體，是在架構上就已被否定了成為「一年資助團體」的可能，即藝術發展局認為文學團體日常運作毋須支持。
文學界別的「團體」角色，一般以文學雜誌代之。但文學雜誌一般只獲雞肋式資助（稱得上合理的稿費、設計費、編輯費，絕對不可能三者兼得），而且原則上是對出版的資助，並非資助團體營運，雜誌多搞周邊活動，是自願性質，也不計算入編務工作。藝團、劇團會搞表演、展覽、座談、出版……各式的連結，這些都有助于營造及提升城巿整體的藝術氣氛，凝聚界別。而文學界別也一直有人在做這些，無論是否拿資助，各本文學雜誌都知道工作不止于出版，而是要提高文學在城巿中的能見度。各書店、大中小學，甚至街頭的講座、交流、作品分享、詩歌多媒體匯演、crossover 創作計劃、讀書會、文學展覽，一年大大小小都有逾百樁，這些都是需要策劃營運才能出現的。比如我個人，除常規編輯工作外，每月至少必須與三個以上希望與《字花》合作的團體接洽開會（未計出席相關文學活動），而不但這些工作藝發局原則上不資助，每月的編輯費也只等於我去做一次中學演講。
文學人一向重義多于利，即使沒有錢，講者免費來、活動免費策劃、書店場地義助，以游擊形式組織，熱心從無懈怠。文學活動在民間活躍出現，換來「沒資助已經存在，又何必資助」的怪圈邏輯，雜誌旋起旋滅，實際運作經驗無法傳承的苦處，只看一代人的熱情能燒多久。現在辦文學雜誌，早已超越紙面，工作也由出版雜誌而更趨向藝團的多面向形式，藝發局以為文學團體工作等同出版，是非常落伍的。而既將文學雜誌理解為文學團體，至少應向外反映（藝發局網頁刊出「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又是一片空白）文學雜誌的代表性角色吧？種種缺失，導致在建制眼中文學人口隱形，也不讓以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在40 公頃的西九文化藝術區規劃里得到肯認和反映。
讓文學帶起藝術互動
回到西九諮詢問題。在原初的策劃理念上，作為一個綜合文化藝術區，西九本著重藝術範疇之間的互動性，整個西九文藝區，不能是各自為政、分崩離析的，而應是一整個有機體。西九在此階段的諮詢，卻跳過了綜合有機的大原則——諮詢問題很實際，很重硬件，比如詢問未來戲曲中心的使用者，觀眾席應建一層還是兩層？卻不問問，在軟件方面，戲曲中心希望如何與周邊的劇場與博物館，合辦主題活動，在城中推動共同的藝術議程。
月前張堅庭導演在自己的專欄里反對建文學館，文中聲稱「多媒體藝術更與文學表達愈走愈遠」，真是脫離現實。不但如今的文學活動多是音樂、影像、舞蹈結合，就拿電影來說吧，改編自名著、通俗武俠小說的電影不知凡幾，許鞍華改編過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半生緣》，王家衛《花樣年華》明顯是向劉以鬯《對倒》致敬，羅永昌《天生一對》本以西西《哀悼乳房》為藍本，連最近荷李活的《D9 異形特區》，明眼人絕對能認出卡夫卡《變形記》。文學根本無處不在，一向是為其他媒體之所本，從來有跨媒體性格，只有殖民地養成的文學瞎子，才敢這麼大聲地否定文學。讀文學至少教人謙虛。
意欲將文學自藝術整體中分割出去，這是完全背離中國傳統藝術觀念和國際藝術常識的。衆所周知，文學作品是許多音樂、繪畫、電影、建築、戲曲、視覺藝術作品之所本，文學的許多概念也直接影響到其他藝術範疇的概念和批評（比如我們會聽到影評人分析電影剪接的「語法」），一個思潮或藝術風潮之湧現，也總是在各個藝術範疇里一起萌生（比如結構主義在語法學、繪畫、建築、電影的不同演繹），諾貝爾文學獎更一直是中國人的心結。
如今所有香港文學雜誌都熱烈地搞跨媒體互動，我實在很希望，文學能夠以其互動、民間出發的性格，改變西九現時硬件先行、分崩離析的狀態。比如大型外國劇團來演《美狄亞》，如果我們有一間文學館，就可以同時推動介紹希臘悲劇的講座、展覽，從黑格爾談到王國維；比如視覺藝術展出水墨，文學館就可以介紹文人畫題詩傳統、詩畫互涉、印章雕刻與鑑別學問；文學館可以推動本土年青創意社群，製造限量發售的文學小商品（如張愛玲布書套、也斯食物詩筷子、曹聚仁煙灰缸），支持本土的創意商品巿場。
不諮詢，逼人上街？
這樣的文學館是一個動態的藝術平台，讓整個西九更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退一萬步來說，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是可以改善西九的吧？一個喜愛文學的人，對西九的想像和意見，應該是西九需要考慮的吧？如果以往沒有把文學包含進來是「歷史的錯誤」，那麼現在馬上修訂持份者定義，首先吸收文學雜誌、文化書店、出版社等等有文學策劃經驗的團體之意見，進行諮詢，應該不太難吧？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看到西九目前這樣的諮詢定義，我心鬱憤。一個族群如果不被承認其存在，可以如何呢？諮詢政治崩潰時，最常見的方法是遊行示威，街頭相見。是否要把那些本來在家里讀書寫作、只想在一個文學空間里悠閑尋索的人，都迫到要舉牌示威，你才肯承認文學人口存在？希望西九管理局能夠聆聽，文學館倡議運動自五月以來從民間運動累積的聲音，顯示他們能夠有就社會現況改變的彈性，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至少將文學人口納入持份者定義，對文學界進行組別會議諮詢。至於藝術發展局，應該與時並進，即使維持以文學雜誌代替「一年資助團體」，但向內必須將雜誌的日常行政工作納入考慮資助範圍，向外申明文學雜誌有文學界資助團體的角色，讓文學的聲音在建制內有反映、在社會上被看見。這僅僅是對我城每年逾百的文學活動表示肯定——肯定它們存在，並推動了我城的整體藝術發展。
10/05/2009
忙到連文明單位都覺得困難
文明單位：笑談《建國大業》
嘉賓：卓男
雖說《建國大業》是在主流紅色電影（或稱主旋律電影）中，罕見的新角度，有關鍵的轉變。從港產片的角度比，《建國大業》難免還會有點悶吧，所以我計劃與社運青年一起去看，找一家人蹟罕至的戲院，大大聲笑。
文明單位：蠟筆小新
嘉賓：張彧暋
張氏的名字打不出來，音「旭敏」。我小時候非常討厭蠟筆小新，想不到終有一天明白它的好了，臼井儀人卻死了。
文明單位：風球中的唐滌生
錦心繡口細味粵劇 從唐滌生說起
（刊於星島文化版）
五十年前的九月，粵劇界鬼才作家唐滌生先生，於其作品《再世紅梅記》的首映禮上，因突發性腦溢血而遽然長逝。五十年過去，大眾對於這位偉大作家的懷念隨時日俱新。也許，無論是粵劇界還是香港人，都應進一步偉大前人的工作與成就，在巨人的肩上望得更遠。
傳統戲曲跨代感動
筆者不能算是會家子戲迷，但從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粵劇，就是從發現唐滌生與「仙鳳鳴」開始——考試時答完問題閒著無事，我就在試卷的空白處、多餘的答題紙上背默《紫釵記》的曲詞。唐滌生的詞作精緻雅麗，復能表現人物的性格與情感，這本是元雜劇的活潑特色，而粵劇又比元雜劇在語言上更能接近香港人。唐滌生寫予仙鳳鳴的劇本，女主角性格多較為鮮明，聰慧、俠義、愛恨分明，有現代特色；比如一句「女子由來心眼淺」，曾數度出現在不同劇作中，一點點性別定型，說中不少人心聲，連女性都樂得用來表達自己。別以為年輕學生不會喜歡粵劇這樣的老舊東西，其實中學生的文學興趣及欣賞，多由古典作品引發，而粵劇更凝注香港數代人的共同經驗，年輕人在接觸這種兼具古典和現代特色的藝術之時，既有復古也是與自己的生活扣連，被引發的興趣和情感層次，也許相當複雜呢。
《帝女花》改編自明遺民才子黃韻珊《倚晴樓七種曲．帝女花》，是唐氏經典劇作，一度（或者現仍然）是香港發行量最高的唱片。《帝女花》的家國情、避亂心、殉身義，環環相扣，觸動香港人在家國認同中的複雜情結，歷來感動不少觀眾，也引發許多跨界改編，如近年鄧樹榮就曾將《帝女花》改編為概念舞蹈，進一步揉合傳統與現代。事實上，對於經典，我們不能滿足於表層的消費與品味，而應在基礎上再求精進。近來盧瑋鑾（小思）編成《辛苦種成花錦繡——品味唐滌生〈帝花女〉》（下稱《辛》）一書，就是很好的示範。
編排功力 錦心繡口
《辛》一書以唐滌生為旗號，但其實書中主體並無直錄唐氏劇作原文，而是往多個方向深度挖掘。比如名伶阮兆輝與粵劇研究者張敏慧對談《帝女花》，一方面深度研習文本，包括勾出整個劇本脈絡，指出短短的《乞屍》一場如何具承先啟後的關鍵作用，一兩句滾花如何畫龍點晴，不但令觀眾更易掌握劇情，更令劇本綿密精緻，足傳後世。另一方面，阮兆輝從演者的角度補充心得，如指出駙馬周世顯的角色抑壓內斂，極是難演；又如〈迎鳳〉一段用《禪院鐘聲》曲牌，唱得步步進逼驚心動魄，功力罕見。點評盡是精華，而對談的形式又令內容輕鬆、讀來親切；在排刊黃韻珊原作的部分，又以眉批的形式出之，令重新句讀的古劇更具生氣。
本書延伸的角度甚廣，除了排刊黃韻珊原作，亦有文章分析演繹方法、音樂曲牌編排，又請了文化研究學者，對於經典戲劇作出比較研讀，與當下文化價值對話。書中更有紫禁城圖繪，以示唐氏編排演員上場的方位，都曾先研究歷史資料。論篇幅「唐滌生」彷彿不是主角，但其實全書中唐氏身影無處不在，讀者彷彿與伏案工作的唐氏同行共處，甚至比直錄作品更能進入唐氏心境。正如盧瑋鑾在書序〈品味的意思〉中淡淡指出，要明瞭作者的創意心思，乃須追溯其創作過程。本書最巧之處，乃是可以把作品呈現為一個過程，如同戲劇一樣需要鋪墊，所有本以為是枯燥的資料，其實都是有表情的道具。乃知編輯工作雖是接近「隱形」，但書編得好，真的單是結構都令人玩味再三。《辛》書封雪白素淡，但的是錦心繡口。
五十年前呼籲，規勸今日西九
文學歷史多有考據，書中有多處是將唐氏原作、唱片版中與歷史不符之處重新訂正（比如有一句「似是仁慈清世祖」，零六年雛鳳重演時改為「清帝懷柔排圈套」，乃因「清世祖」是順治帝死後謚的廟號，清帝既未死就不可能出現），亦早有熱心人將修訂上載至維基百科。我其實對於粵劇曲詞中偶爾出現的前後不一、不符史實之處不以為忤，認為這正是戲劇為求靠向知識水平有限的大眾、在曲牌格律中扭盡六壬不拘一格的文本特色；不過這多番訂正，也顯示了粵劇今日已超越純粹消費娛樂的層次，更重其教育與文化傳承的功能，處處謹慎。
香港粵劇不但是中國地方戲劇的一個分支，更是在戰亂人禍的縫隙中，中國文化精華與人文精神盡皆寄寓在香港一小島，歷史的小小神奇。改革開放後廣東粵劇重興，重點是向香港粵劇汲取斷了的文化養份。粵劇給予我們跨代感動，西九不知會給多少空間予粵劇？《辛》特別收錄了唐滌生1958年對粵劇界的呼籲，聲稱粵劇是一種綜合藝術，須與其它藝術界別結合；要求報章上多刊對粵劇的評論；呼籲粵劇界摒棄落後與腐敗；反對庸俗，強調粵劇作社會教育的藝術功能。筆者最近參與倡議香港文學館，感佩唐先生識見之前進，感嘆歷來文人關懷之相同，文學與粵劇，原來也是同一命。唐滌生五十年前的這些話，全是西九管理局要聽的。
文明單位：創意寫作教育
嘉賓：陳子謙
創意寫作教育，是中學改制後湧起的新話題，像一個海那樣，漫漫的投進去不知何處是岸，學生、記憶和笑語，浮木般掠過身邊。
文明單位：麥兜響噹噹
嘉賓：陳志華
而謝立文所最擅長的，無疑是說失敗者的故事。
他要建立一個巨大場館，去講麥兜這個不相干不起眼的失敗者的故事，而武術又其實並非比賽的重點，整個所謂盛會，是讓大家共同目睹麥子仲肥的發明「顯靈」，有一個停頓的瞬間（與武打的「動」相反），思考過去與未來的關鍵、或僅僅是感受時間長河的無理性，若有所悟。「若有」才是重點。
「學武」的情節設定是巧妙的，能夠將傳統／現代、文／武、雅／俗共冶一爐任作者戲耍，在商業上又配合國內于丹等電視講道之熱潮、又代表（或顛覆）「香港—動作片」的習慣印象。謝立文似乎在宣示，他能出口外銷的原因是，他在傳統高雅與當代俚俗之間得心應手，對於不同傳統的態度和處理手法可一以貫之：以前地踎絕學黎根十二路搶包手，今日是遠古老子哲學融入玄門拳理，在某些人眼中層次是雲泥之別，但在謝立文筆下，承傳的都是笨拙憨直一敗塗地的麥兜，到最後重點不是麥兜承傳了什麼，而只在於我們在過程中理解了校長／黎根／道長扮鬼扮馬騎騎呢呢，如同「興亡國、繼絕世」般把技藝與哲理傳遞下去的辛酸。在這個主題調整、保留質地的過程中，當60年前內地赤化，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一代大儒，不就是流亡至香港嗎？香港的特殊性部份在於，確實是它保留了一些中國的絕學。這些設置也暗暗突顯了香港地位。
然而我為什麼還是突然悲從中來呢？
文明單位：迷幻文化
嘉賓：邵家臻
邵家臻當年做社工，跟進得最多的就是濫藥過案。每當他談起他所面對的青年，他所思考的問題，我總是屏息靜氣的聽，非常敬佩。
夏天的結尾，如果我可以有一個願望，希望是讓我們的年輕人，可以不必任意打開自己的身體，供權力檢查。社會可以不必，把那些原本就恨它、手無寸鐵的年輕人，迫到更邊緣的地方去。
文明單位：古惑視障詩人
嘉賓：盧勁馳
我常想，像勁馳那樣聰明，到最後會怎麼樣呢？作為一個視障人士，他學習的種種生活技能，那麼困難，那麼舉重若輕，談話過程中，我們不斷爆笑。那次我們在尖沙咀，他還給我們這些正常的路癡引路呢。
嘉賓：卓男
雖說《建國大業》是在主流紅色電影（或稱主旋律電影）中，罕見的新角度，有關鍵的轉變。從港產片的角度比，《建國大業》難免還會有點悶吧，所以我計劃與社運青年一起去看，找一家人蹟罕至的戲院，大大聲笑。
文明單位：蠟筆小新
嘉賓：張彧暋
張氏的名字打不出來，音「旭敏」。我小時候非常討厭蠟筆小新，想不到終有一天明白它的好了，臼井儀人卻死了。
文明單位：風球中的唐滌生
錦心繡口細味粵劇 從唐滌生說起
（刊於星島文化版）
五十年前的九月，粵劇界鬼才作家唐滌生先生，於其作品《再世紅梅記》的首映禮上，因突發性腦溢血而遽然長逝。五十年過去，大眾對於這位偉大作家的懷念隨時日俱新。也許，無論是粵劇界還是香港人，都應進一步偉大前人的工作與成就，在巨人的肩上望得更遠。
傳統戲曲跨代感動
筆者不能算是會家子戲迷，但從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粵劇，就是從發現唐滌生與「仙鳳鳴」開始——考試時答完問題閒著無事，我就在試卷的空白處、多餘的答題紙上背默《紫釵記》的曲詞。唐滌生的詞作精緻雅麗，復能表現人物的性格與情感，這本是元雜劇的活潑特色，而粵劇又比元雜劇在語言上更能接近香港人。唐滌生寫予仙鳳鳴的劇本，女主角性格多較為鮮明，聰慧、俠義、愛恨分明，有現代特色；比如一句「女子由來心眼淺」，曾數度出現在不同劇作中，一點點性別定型，說中不少人心聲，連女性都樂得用來表達自己。別以為年輕學生不會喜歡粵劇這樣的老舊東西，其實中學生的文學興趣及欣賞，多由古典作品引發，而粵劇更凝注香港數代人的共同經驗，年輕人在接觸這種兼具古典和現代特色的藝術之時，既有復古也是與自己的生活扣連，被引發的興趣和情感層次，也許相當複雜呢。
《帝女花》改編自明遺民才子黃韻珊《倚晴樓七種曲．帝女花》，是唐氏經典劇作，一度（或者現仍然）是香港發行量最高的唱片。《帝女花》的家國情、避亂心、殉身義，環環相扣，觸動香港人在家國認同中的複雜情結，歷來感動不少觀眾，也引發許多跨界改編，如近年鄧樹榮就曾將《帝女花》改編為概念舞蹈，進一步揉合傳統與現代。事實上，對於經典，我們不能滿足於表層的消費與品味，而應在基礎上再求精進。近來盧瑋鑾（小思）編成《辛苦種成花錦繡——品味唐滌生〈帝花女〉》（下稱《辛》）一書，就是很好的示範。
編排功力 錦心繡口
《辛》一書以唐滌生為旗號，但其實書中主體並無直錄唐氏劇作原文，而是往多個方向深度挖掘。比如名伶阮兆輝與粵劇研究者張敏慧對談《帝女花》，一方面深度研習文本，包括勾出整個劇本脈絡，指出短短的《乞屍》一場如何具承先啟後的關鍵作用，一兩句滾花如何畫龍點晴，不但令觀眾更易掌握劇情，更令劇本綿密精緻，足傳後世。另一方面，阮兆輝從演者的角度補充心得，如指出駙馬周世顯的角色抑壓內斂，極是難演；又如〈迎鳳〉一段用《禪院鐘聲》曲牌，唱得步步進逼驚心動魄，功力罕見。點評盡是精華，而對談的形式又令內容輕鬆、讀來親切；在排刊黃韻珊原作的部分，又以眉批的形式出之，令重新句讀的古劇更具生氣。
本書延伸的角度甚廣，除了排刊黃韻珊原作，亦有文章分析演繹方法、音樂曲牌編排，又請了文化研究學者，對於經典戲劇作出比較研讀，與當下文化價值對話。書中更有紫禁城圖繪，以示唐氏編排演員上場的方位，都曾先研究歷史資料。論篇幅「唐滌生」彷彿不是主角，但其實全書中唐氏身影無處不在，讀者彷彿與伏案工作的唐氏同行共處，甚至比直錄作品更能進入唐氏心境。正如盧瑋鑾在書序〈品味的意思〉中淡淡指出，要明瞭作者的創意心思，乃須追溯其創作過程。本書最巧之處，乃是可以把作品呈現為一個過程，如同戲劇一樣需要鋪墊，所有本以為是枯燥的資料，其實都是有表情的道具。乃知編輯工作雖是接近「隱形」，但書編得好，真的單是結構都令人玩味再三。《辛》書封雪白素淡，但的是錦心繡口。
五十年前呼籲，規勸今日西九
文學歷史多有考據，書中有多處是將唐氏原作、唱片版中與歷史不符之處重新訂正（比如有一句「似是仁慈清世祖」，零六年雛鳳重演時改為「清帝懷柔排圈套」，乃因「清世祖」是順治帝死後謚的廟號，清帝既未死就不可能出現），亦早有熱心人將修訂上載至維基百科。我其實對於粵劇曲詞中偶爾出現的前後不一、不符史實之處不以為忤，認為這正是戲劇為求靠向知識水平有限的大眾、在曲牌格律中扭盡六壬不拘一格的文本特色；不過這多番訂正，也顯示了粵劇今日已超越純粹消費娛樂的層次，更重其教育與文化傳承的功能，處處謹慎。
香港粵劇不但是中國地方戲劇的一個分支，更是在戰亂人禍的縫隙中，中國文化精華與人文精神盡皆寄寓在香港一小島，歷史的小小神奇。改革開放後廣東粵劇重興，重點是向香港粵劇汲取斷了的文化養份。粵劇給予我們跨代感動，西九不知會給多少空間予粵劇？《辛》特別收錄了唐滌生1958年對粵劇界的呼籲，聲稱粵劇是一種綜合藝術，須與其它藝術界別結合；要求報章上多刊對粵劇的評論；呼籲粵劇界摒棄落後與腐敗；反對庸俗，強調粵劇作社會教育的藝術功能。筆者最近參與倡議香港文學館，感佩唐先生識見之前進，感嘆歷來文人關懷之相同，文學與粵劇，原來也是同一命。唐滌生五十年前的這些話，全是西九管理局要聽的。
文明單位：創意寫作教育
嘉賓：陳子謙
創意寫作教育，是中學改制後湧起的新話題，像一個海那樣，漫漫的投進去不知何處是岸，學生、記憶和笑語，浮木般掠過身邊。
文明單位：麥兜響噹噹
嘉賓：陳志華
而謝立文所最擅長的，無疑是說失敗者的故事。
他要建立一個巨大場館，去講麥兜這個不相干不起眼的失敗者的故事，而武術又其實並非比賽的重點，整個所謂盛會，是讓大家共同目睹麥子仲肥的發明「顯靈」，有一個停頓的瞬間（與武打的「動」相反），思考過去與未來的關鍵、或僅僅是感受時間長河的無理性，若有所悟。「若有」才是重點。
「學武」的情節設定是巧妙的，能夠將傳統／現代、文／武、雅／俗共冶一爐任作者戲耍，在商業上又配合國內于丹等電視講道之熱潮、又代表（或顛覆）「香港—動作片」的習慣印象。謝立文似乎在宣示，他能出口外銷的原因是，他在傳統高雅與當代俚俗之間得心應手，對於不同傳統的態度和處理手法可一以貫之：以前地踎絕學黎根十二路搶包手，今日是遠古老子哲學融入玄門拳理，在某些人眼中層次是雲泥之別，但在謝立文筆下，承傳的都是笨拙憨直一敗塗地的麥兜，到最後重點不是麥兜承傳了什麼，而只在於我們在過程中理解了校長／黎根／道長扮鬼扮馬騎騎呢呢，如同「興亡國、繼絕世」般把技藝與哲理傳遞下去的辛酸。在這個主題調整、保留質地的過程中，當60年前內地赤化，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一代大儒，不就是流亡至香港嗎？香港的特殊性部份在於，確實是它保留了一些中國的絕學。這些設置也暗暗突顯了香港地位。
然而我為什麼還是突然悲從中來呢？
（全文見九月號《香港電影》）
文明單位：迷幻文化
嘉賓：邵家臻
邵家臻當年做社工，跟進得最多的就是濫藥過案。每當他談起他所面對的青年，他所思考的問題，我總是屏息靜氣的聽，非常敬佩。
夏天的結尾，如果我可以有一個願望，希望是讓我們的年輕人，可以不必任意打開自己的身體，供權力檢查。社會可以不必，把那些原本就恨它、手無寸鐵的年輕人，迫到更邊緣的地方去。
文明單位：古惑視障詩人
嘉賓：盧勁馳
我常想，像勁馳那樣聰明，到最後會怎麼樣呢？作為一個視障人士，他學習的種種生活技能，那麼困難，那麼舉重若輕，談話過程中，我們不斷爆笑。那次我們在尖沙咀，他還給我們這些正常的路癡引路呢。
10/03/2009
三至十八句
是已經有方法的了。當被無理的負能量環繞時，叮囑自己拉遠距離，從長的時間維度，廣的社會向度，外部的抽離角度，高遠的理念視野，去思考整個問題，不要過於沉迷所謂的人性醜惡（因為它往往有想像成份），想想一無所知的人會怎樣看，不要只覺得自己受委屈，不要覺得其它人是鐵板一塊，有理的反對要吸收，在無理的反對儘管尋找可吸收的部分，並且不要因為挫折和無理的抨擊拖垮自己及深廣的運動。這些就是方法——只要堅守以上信念，就始終會做出正確的事。
然而事實的另一面是，年紀愈老，事情愈多，各種負擔愈大，整個人的容量會減低——即唔夠ram，腦部根本處理不到，許多已發生過的陰影會籠過來導致思想負面。身體的反應也更加直接。以前看不過眼、扯火筆戰，只是背脊一道熱上來，覺得馬上要做事來改變現況，現在遇到不平或感到受屈，若抑壓不當，反而反應更大，腦部直接一麻，思考停頓，只想馬上抽身而去。七月以來不時暈眩，若發現有腦癌或腦溢血，理固宜然。
我始終記得飲江跟我說過《紅伶劫》，關於弗朗西斯．法默（francis farmer）的故事。反叛的法默，因為無法承受美國的社會束縛，住進精神病院，接受腦白質切除手術，最後坐在精神病院裡，安祥地說，世界繼續在墮落和變壞，但我不再關心了。
這句話像魔咒一樣盤旋在我疼痛發麻的頭顱裡。真的，希望它可以成為一種拯救：當我想像有一個自己，能夠這樣安祥得接近癡呆地生活，那麼我或者，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忍受那些複雜深重的恨意、誤解、挑釁，或僅僅是感受不被考慮，然後，拉遠距離，重複首段的三至十八句。（如果我夠能量，會可以將三至十八句用別的方法重新說一次，但現在，我只能僅僅完成重複。）
然而事實的另一面是，年紀愈老，事情愈多，各種負擔愈大，整個人的容量會減低——即唔夠ram，腦部根本處理不到，許多已發生過的陰影會籠過來導致思想負面。身體的反應也更加直接。以前看不過眼、扯火筆戰，只是背脊一道熱上來，覺得馬上要做事來改變現況，現在遇到不平或感到受屈，若抑壓不當，反而反應更大，腦部直接一麻，思考停頓，只想馬上抽身而去。七月以來不時暈眩，若發現有腦癌或腦溢血，理固宜然。
我始終記得飲江跟我說過《紅伶劫》，關於弗朗西斯．法默（francis farmer）的故事。反叛的法默，因為無法承受美國的社會束縛，住進精神病院，接受腦白質切除手術，最後坐在精神病院裡，安祥地說，世界繼續在墮落和變壞，但我不再關心了。
這句話像魔咒一樣盤旋在我疼痛發麻的頭顱裡。真的，希望它可以成為一種拯救：當我想像有一個自己，能夠這樣安祥得接近癡呆地生活，那麼我或者，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忍受那些複雜深重的恨意、誤解、挑釁，或僅僅是感受不被考慮，然後，拉遠距離，重複首段的三至十八句。（如果我夠能量，會可以將三至十八句用別的方法重新說一次，但現在，我只能僅僅完成重複。）
9/25/2009
頭暈暈動手慢
（但看到陳德康文章時還是以一種緩慢、暈眩的方式，燒著了）
禁毒，從理解開始
月前曾在本欄介紹過楊照新著《理性的人》，談到理性的基礎乃在於一種內在的感受力，唯有先了解他人的感受，我們才能判斷是非，並在社會上共同生存，尋求美好的生活。當社會上有具爭議性的話題，份外難保持理性，說出不理會他人感受的話。
禁毒不能失去理性
陳德康先生日前文章〈醉駕尚且嚴打 禁毒何需手軟〉（《經濟日報》9月15日a30），就讓人非常憂慮急於禁毒的言論，會有喪失理性之虞。關於校園強制驗毒計劃，已有論者提出無數的問題，例如跟進的配套未完善、單純檢驗的戒毒效果成疑、撕裂校園及家庭關係、損害人權、背離「無罪推定」的法治基本精神等等。而陳文為了替犧牲人權來達致其心目中的禁毒效果，甚至不惜把個人吸毒行為，誇張地類比為立時傷害人命的醉駕，以至助毒販進立跨國人口販賣。此在邏輯上而言，謂之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所謂滑坡謬誤是一種邏輯謬論，即是將一些事情執著於一點，然後無限引伸出沒有關聯的事情，以達到某一種結論，在過程中漠視每一推斷背後的多種可能性，而武斷地將一個可能性引伸成為必然，然後一個個不合理的因果關係推斷到最後變成一件無關聯的事情上。
陳氏大量推出滑坡謬誤，主要是因為他為了替強制驗毒掃平爭議、壓抑被驗者的人權，因而暗渡陳倉，把吸毒青少年與醉駕誤殺、跨國販賣人口的毒販等同；同時也把不願把身體私隱在未有「罪證」前供人檢驗的青少年，與吸毒的青少年等同（我們不能排除，確有一些並未吸毒的學生，非常抗拒僅僅是因為學校中可能有人吸毒，便要自己遭受身體檢驗的尷尬）。這除了有根本的邏輯謬誤外，其更深的不理性在於，對於事件根本的主角即吸毒的青少年來說，吸毒無非是因為他們對未來感到沒有希望、對自己的生命蒼白難以接受，轉以尋求逃避。你把一頂頂殺人、賣人的大帽子扣到他們頭上，他們只會對你O咀，然後更深地放棄世界。
吸毒是不相信生命
當社會缺乏溝通的理性時，我們需要文學和藝術作品。中學時有位常與我談文化的師兄，有一次提議去看電影《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我馬上反彈：「為什麼要去看吸毒電影？」師兄篤信基督教，品行端正性格仁厚，聞言只是平和地笑笑：「關於吸毒的電影，不一定勸你吸毒。先看看再說，這是好作品。」
《迷幻列車》乃是由蘇格蘭小說家厄文．威爾許（Irvine Welsh）同名作品改編的電影，電影已成經典；同樣，十多年過去，《Trainspotting》（又譯《猜火車》）仍是英倫文學當代經典，因為它以非常獨特、地道的蘇格蘭語言，描繪了吸毒青年生活的背景、形態、內心的掙扎，是一代歐洲青年的心聲。看了此書，不會減弱人反對毒品的力度；同時，它可以讓我們更深地了解到，吸毒青少年的內心，是什麼讓他們選擇毒品。書中有名的開卷一段「選擇生命」，深刻地諷刺了看似安穩實質平板虛偽的典型中產生活，中產階級消費主義價值觀——吸毒的青少年乃是不相信由社會指定的那條保險之路，認為那樣的生活只是浪費生命，所以他們選擇被主流認為是「浪費生命」的吸毒之路，重新搶回自己生命的掌握權，不願被同化。而書中主角最後戒毒，走上他本來鄙視的中產之路，最後卻出賣朋友盜款遠走（很像「吸白粉偷屋企錢」的不歸路），是更大的警惕。
沉淪毒品會「六親不認」，人際關係的破壞對於社會來說最堪警惕。不了解、一味給不同意自己的人扣上大罪名，急於劃清界線，也是一種撕裂。禁毒者切不可造成與吸毒一樣的後果。
（載經濟日報評論版）
禁毒，從理解開始
月前曾在本欄介紹過楊照新著《理性的人》，談到理性的基礎乃在於一種內在的感受力，唯有先了解他人的感受，我們才能判斷是非，並在社會上共同生存，尋求美好的生活。當社會上有具爭議性的話題，份外難保持理性，說出不理會他人感受的話。
禁毒不能失去理性
陳德康先生日前文章〈醉駕尚且嚴打 禁毒何需手軟〉（《經濟日報》9月15日a30），就讓人非常憂慮急於禁毒的言論，會有喪失理性之虞。關於校園強制驗毒計劃，已有論者提出無數的問題，例如跟進的配套未完善、單純檢驗的戒毒效果成疑、撕裂校園及家庭關係、損害人權、背離「無罪推定」的法治基本精神等等。而陳文為了替犧牲人權來達致其心目中的禁毒效果，甚至不惜把個人吸毒行為，誇張地類比為立時傷害人命的醉駕，以至助毒販進立跨國人口販賣。此在邏輯上而言，謂之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所謂滑坡謬誤是一種邏輯謬論，即是將一些事情執著於一點，然後無限引伸出沒有關聯的事情，以達到某一種結論，在過程中漠視每一推斷背後的多種可能性，而武斷地將一個可能性引伸成為必然，然後一個個不合理的因果關係推斷到最後變成一件無關聯的事情上。
陳氏大量推出滑坡謬誤，主要是因為他為了替強制驗毒掃平爭議、壓抑被驗者的人權，因而暗渡陳倉，把吸毒青少年與醉駕誤殺、跨國販賣人口的毒販等同；同時也把不願把身體私隱在未有「罪證」前供人檢驗的青少年，與吸毒的青少年等同（我們不能排除，確有一些並未吸毒的學生，非常抗拒僅僅是因為學校中可能有人吸毒，便要自己遭受身體檢驗的尷尬）。這除了有根本的邏輯謬誤外，其更深的不理性在於，對於事件根本的主角即吸毒的青少年來說，吸毒無非是因為他們對未來感到沒有希望、對自己的生命蒼白難以接受，轉以尋求逃避。你把一頂頂殺人、賣人的大帽子扣到他們頭上，他們只會對你O咀，然後更深地放棄世界。
吸毒是不相信生命
當社會缺乏溝通的理性時，我們需要文學和藝術作品。中學時有位常與我談文化的師兄，有一次提議去看電影《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我馬上反彈：「為什麼要去看吸毒電影？」師兄篤信基督教，品行端正性格仁厚，聞言只是平和地笑笑：「關於吸毒的電影，不一定勸你吸毒。先看看再說，這是好作品。」
《迷幻列車》乃是由蘇格蘭小說家厄文．威爾許（Irvine Welsh）同名作品改編的電影，電影已成經典；同樣，十多年過去，《Trainspotting》（又譯《猜火車》）仍是英倫文學當代經典，因為它以非常獨特、地道的蘇格蘭語言，描繪了吸毒青年生活的背景、形態、內心的掙扎，是一代歐洲青年的心聲。看了此書，不會減弱人反對毒品的力度；同時，它可以讓我們更深地了解到，吸毒青少年的內心，是什麼讓他們選擇毒品。書中有名的開卷一段「選擇生命」，深刻地諷刺了看似安穩實質平板虛偽的典型中產生活，中產階級消費主義價值觀——吸毒的青少年乃是不相信由社會指定的那條保險之路，認為那樣的生活只是浪費生命，所以他們選擇被主流認為是「浪費生命」的吸毒之路，重新搶回自己生命的掌握權，不願被同化。而書中主角最後戒毒，走上他本來鄙視的中產之路，最後卻出賣朋友盜款遠走（很像「吸白粉偷屋企錢」的不歸路），是更大的警惕。
沉淪毒品會「六親不認」，人際關係的破壞對於社會來說最堪警惕。不了解、一味給不同意自己的人扣上大罪名，急於劃清界線，也是一種撕裂。禁毒者切不可造成與吸毒一樣的後果。
（載經濟日報評論版）
9/23/2009
頭風時期的貼文
這麼簡單這麼難
《明日風尚》七月號有個「台北文學地圖」特輯，是個很不錯的「文學旅遊」示範。千言萬語說不盡，64頁的特輯不夠，還有附刊《與作家同游》。輯中訪問了朱氏姊妹、駱以軍等著名作家，列舉歷來台北文人聚會、辦雜誌、經典作品中寫過的文化地標，數算了他們的作品，還有舒國治領遊台北。楊照長文〈我們曾經擁有的豐美場域〉，以史為經以空間為緯，寫出了文學的公共意義，及其在空間的具體呈現。比如六十年代文人雲集的武昌街明星咖啡館，個個都攤開一桌紙筆寫作，黃春明還在那裡替孩子換過尿布。咖啡一如文學，是本能需要，是悠然的life style，也營造公共領域。
在西九建文學館，我們會向那些比較在意經濟的人說，文學館可以推動文化旅遊，支援本地的文學社區導賞。感謝小思老師年前出版的《香港文學散步》，讓後輩如我能夠按圖索驥，把已逝作者的辛勞與風流，在變遷不斷的香港地圖上好好標出。以前內地作家來港，小思老師曾帶他們去看魯迅演講的青年會講堂、蕭紅那不能尋獲的墳。字花年前曾在書展期間，與本地旅遊雜誌合辦了一次文學旅遊，都是年輕人，他們透過旅遊雜誌得知消息，大熱天裡眼睛還是閃亮著對本土與文學的熱情。我們在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的許地山墓旁，默默記念這位為教育和社會勞碌致死的文學家，迎頭還遇上滿頭大汗領著學生來祭墓的詩人校長潘步釗，頗似耕種下田的農夫阡陌相逢問好。
各種社區導賞、歷史文化探索已經在社會上蔚為風尚，文學導賞也不例外。上屆香港文學節亦曾辦「文學行腳」，作家領遊他們心頭之地。這些導賞亦能牽動經濟效益，但更重要是城巿自身的民風教化、自尊建立。
有人會問，既然已經有各單位在辦文學導賞團，為何又要一間文學館特地來做？唉，帶過文學導賞的人都會感到，在香港做社區導賞，未免太需要想像力了：比如戴望舒的舊居林泉居，早已經過多次拆遷，唯有門前一條水渠，才是昔日舊物；我們把年輕人領到新亞書院桂林街舊址，樓梯早已被封無法通行，幸好旁邊正有社聯搞展覽，大家才有機會登上唐樓感受一下當年新亞諸賢的艱困奮進困乏多情。
一個向來以自己的文化為傲的地方，會妥善保存自己的歷史；論者有謂，倫敦並無「英國文學館」，但處處是作家故居、經典場景，倫敦本身就是一座文學館。建立文學館的，是那些想保存及好好講述自己的故事的地方，憂心自己的歷史與文化記憶將隨風而逝的地方。中國現代文學館，就是巴金先生在文革後深感歷史文化所受之破壞嚴重，而全力起動倡議的。香港沒有紅衛兵，但有拆得一般兇狠的各種政經動力。
又說，就算保育作家舊址、建故居館太困難，但像外國那樣，低調的釘一塊小牌、簡單列明某某作家某年在此做過甚事，應該很容易吧？但從建制的角度想，此事要誰牽頭？要誰去整理歷史、遊說官僚、推動成事、監督進程、長期推廣？多年來負責推動文學的圖書館，願意牽頭嗎？康文署？民政局？這些都是先要說服的單位吧。由此可見，連一塊鐵牌都這麼難。看起來舉手之勞，但不建立一個名正言順、有研究和資源支持的機構去做，就難如登天。
是，我心憂。《明日風尚》是明報集團在內地出版的時尚雜誌，翻看製作人員名單，不少是我認識的香港文化傳媒工作者。好吧，一味殺雞取卵的政策，將本土文化都削盡啃淨，將能經營本土的人都趕出去。
《明日風尚》七月號有個「台北文學地圖」特輯，是個很不錯的「文學旅遊」示範。千言萬語說不盡，64頁的特輯不夠，還有附刊《與作家同游》。輯中訪問了朱氏姊妹、駱以軍等著名作家，列舉歷來台北文人聚會、辦雜誌、經典作品中寫過的文化地標，數算了他們的作品，還有舒國治領遊台北。楊照長文〈我們曾經擁有的豐美場域〉，以史為經以空間為緯，寫出了文學的公共意義，及其在空間的具體呈現。比如六十年代文人雲集的武昌街明星咖啡館，個個都攤開一桌紙筆寫作，黃春明還在那裡替孩子換過尿布。咖啡一如文學，是本能需要，是悠然的life style，也營造公共領域。
在西九建文學館，我們會向那些比較在意經濟的人說，文學館可以推動文化旅遊，支援本地的文學社區導賞。感謝小思老師年前出版的《香港文學散步》，讓後輩如我能夠按圖索驥，把已逝作者的辛勞與風流，在變遷不斷的香港地圖上好好標出。以前內地作家來港，小思老師曾帶他們去看魯迅演講的青年會講堂、蕭紅那不能尋獲的墳。字花年前曾在書展期間，與本地旅遊雜誌合辦了一次文學旅遊，都是年輕人，他們透過旅遊雜誌得知消息，大熱天裡眼睛還是閃亮著對本土與文學的熱情。我們在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的許地山墓旁，默默記念這位為教育和社會勞碌致死的文學家，迎頭還遇上滿頭大汗領著學生來祭墓的詩人校長潘步釗，頗似耕種下田的農夫阡陌相逢問好。
各種社區導賞、歷史文化探索已經在社會上蔚為風尚，文學導賞也不例外。上屆香港文學節亦曾辦「文學行腳」，作家領遊他們心頭之地。這些導賞亦能牽動經濟效益，但更重要是城巿自身的民風教化、自尊建立。
有人會問，既然已經有各單位在辦文學導賞團，為何又要一間文學館特地來做？唉，帶過文學導賞的人都會感到，在香港做社區導賞，未免太需要想像力了：比如戴望舒的舊居林泉居，早已經過多次拆遷，唯有門前一條水渠，才是昔日舊物；我們把年輕人領到新亞書院桂林街舊址，樓梯早已被封無法通行，幸好旁邊正有社聯搞展覽，大家才有機會登上唐樓感受一下當年新亞諸賢的艱困奮進困乏多情。
一個向來以自己的文化為傲的地方，會妥善保存自己的歷史；論者有謂，倫敦並無「英國文學館」，但處處是作家故居、經典場景，倫敦本身就是一座文學館。建立文學館的，是那些想保存及好好講述自己的故事的地方，憂心自己的歷史與文化記憶將隨風而逝的地方。中國現代文學館，就是巴金先生在文革後深感歷史文化所受之破壞嚴重，而全力起動倡議的。香港沒有紅衛兵，但有拆得一般兇狠的各種政經動力。
又說，就算保育作家舊址、建故居館太困難，但像外國那樣，低調的釘一塊小牌、簡單列明某某作家某年在此做過甚事，應該很容易吧？但從建制的角度想，此事要誰牽頭？要誰去整理歷史、遊說官僚、推動成事、監督進程、長期推廣？多年來負責推動文學的圖書館，願意牽頭嗎？康文署？民政局？這些都是先要說服的單位吧。由此可見，連一塊鐵牌都這麼難。看起來舉手之勞，但不建立一個名正言順、有研究和資源支持的機構去做，就難如登天。
是，我心憂。《明日風尚》是明報集團在內地出版的時尚雜誌，翻看製作人員名單，不少是我認識的香港文化傳媒工作者。好吧，一味殺雞取卵的政策，將本土文化都削盡啃淨，將能經營本土的人都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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