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

狗，有時會躲到桌子底下。它需要遮蔽和陰影。我以前的狗三文治，長年都定要躲在暗處、桌底。懂狗的人會知道，那是它的憂鬱症。後來養過某大狗很短的時間，牠設法躲到桌底的那段時間，我們很擔心。

我的方法其實只有一種，就是蹲下去和狗說一陣話，然後用肉體接觸，例如用腳輕輕揉踩狗的肚子。我的狗不喜歡我，當它在桌子底下，我伸手去撫摸它時，它會咬我。而安然接受我觸摸的，並不是我的狗。

我相信肉體——或者說我總是不夠耐性，不能和狗說很久的話。從喃喃自語到只有一個人說話的真正溝通，這如果是一條橋，我一直沒有走完過，而且愈退愈遠。像《世紀末婚禮》裡的黑馬亞伯拉罕，因為畏懼，無法通過那條橋。

其實若雷雨隆隆，狗亦會躲到桌子底下。那麼，就證實了陰影的令人心安。遮蔽是必要的。太空館外的名店街初建起時，有一晚夜雨我坐尾班巴士經過，赫然看到附近地盤的幾十隻狗，聚在名店坊的玻璃大門外避雨，明亮似有溫度但又慘白的射燈，端然照耀牠們。我當時心中震撼，並非感到牠們群居有集體取暖之意，而是強烈地感到牠們互不相識。


現在牠們都在哪裡呢。一刻燃燒的情感，無追尋處。城巿中每日都有死亡。而呼吸著的死亡，最最不可逆轉。

絕望並不是在桌子底下的感受。絕望是沒有桌子。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桌子。

重新豐富D&G示威的意義

D&G事件
群龍無首下的社會多項矛盾

（刊周一星島日報）

D&G被新聞媒體揭發禁止拍攝其樹櫥窗，而保安又說「內地人可拍照，香港人不准」的juicy輔翼，網上反應沸騰，終引發「萬人拍照」、「千人圍堵」的場面。D&G大概始料未及。此事件甚具吸引力，亦非常集中地呈現了香港目前幾個重大的問題方向。

城巿空間問題

其實香港的公共空間，已經多次發生不讓拍照的事情。筆者年前曾帶學生到公共屋邨作創意寫作的教育導賞，學生拍照，亦引來房協職員和保安阻止，筆者致電房協職員詢問是哪一條法例不讓拍照，職員支吾以對，最後放行。這種阻礙，不同於個別巿民因不喜歡在街上被陌生人拍照而表現出不歡迎態度；筆者認為個別巿民的意願應該較被尊重。但建制或機構出於管理原因而禁止拍照則是不合理的；攝影是一種文化行為，是人民生活中享有文化的人權體現，政府、管理者和機構只能設法推動幫助（facilitate），而不能阻止。

香港城巿過度管理，地產霸權凌駕人權，其例不少。年前亦有傳出，尖沙咀前水警總部古蹟被改建為高級商場1881之後，長實的商場管理保安亦有禁止拍照的事，不知如今有無改善。古蹟是屬於全港巿民，如果因為外判予地產商而限制並無大礙的文化權利，那麼亦應受聲討。據知海港城不是唯一一間禁止人在街道拍攝大廈櫥窗的商場，D&G事件若有殺雞儆猴之效，望能為巿民的基本權利爭回一步。

版權問題與階級矛盾

事實上，商場內不准拍照實非一日之寒，猶記得數年前不少文化人亦曾投訴高級商場內保安的嚴苛。名店會以「版權」為禁止拍照的理據：即怕人拍下其作品的外貌及櫥窗設計去抄襲。這讓人聯想到類似藝術館內不准拍照的規則（D&G當自己的商品是博物館內的藝術品那種層次？），但藝術館的空間是內向的，D&G卻連店外街道的公共空間裡，行人的行為都要規管。

「版權」（copy-right）其實是個私有化的概念。反對將知識私有化的，叫copy -left。 著名的反版權書籍《誰綁架了文化創意》（Free Culture, Lawrence Lessig著）中就提到一個極端的情況：我們不能把土地私有權到向天上的飛鳥徵稅的地步。美國的土地私有權概念，一度是上至天堂、下至地心，該地都屬私有。在飛機初發明時，就有農夫曾經告上法庭，說飛機驚嚇家禽導致家禽死亡——而法官認為這是常理不能接受的。科技的發明會影響我們對「常理」的認知。當拍照成為人們日常極之習慣的行為，名店所認定的私有權亦應調整。

況且，在全球化商品化的大潮之下，名牌原有的光環已經大大剝落，染上一股洗不去的銅臭。如今已很少人會把名牌設計、名牌櫥窗當成藝術品看待（況且，D&G的海港城櫥窗，倒亦看不出多少藝術味道）。小商場或一些店鋪，亦會在關門後把陳列在櫥窗的貨物遮蓋起來，卻不會傾向於隨時規管街上的人群。D&G這樣的獨裁行為，明顯是一種店大欺客的表現。全球化商品大潮衝擊地價和地區小店，香港整體社會亦因貧富懸殊而醞釀巨大不滿，商場和名店亦早受到愛本土愛小店的人之不齒，是故事件燃燒迅速。

本土與內地矛盾

除了對於全球化商品攻陷本土街道的不滿，此次事件其中一個煽起民眾不滿的，亦在於有關方面聲稱遊客可以拍照，而演變出「優待內地人、歧視香港人」的議題。這問題確然擊中了本土社會的其中一個巨大矛盾點。以致在示威發生當日，有人向載著自由行的旅遊巴舉中指，叫罵「蝗蟲」。香港本土性，與中國（文化中國／政治中國）相生相斥，近年因為社會資源不足而愈演愈烈，演變成針對具體的人（即到香港的內地人）。如此有演變成歧視和引發敵對的可能。

從哲學的角度看，真理必須受到經驗的判準和邏輯的檢驗。而歧視問題，則是往往有經驗作判準基礎，而不能通過邏輯的檢驗，故此並非真理。比如，我們可以見過很多大陸人不守排隊的規矩，但若因此而推論大陸人全都不肯排隊，就是以偏概全（筆者今年親身在北京機場見識過井井有條的排隊場面）；如果因此推論大陸人全都是道德上有問題，更易犯上滑坡謬誤。在香港這樣素來開放的國際城巿，這樣的以偏概全和滑坡謬誤，同樣危害著香港原有的理智性格。反香港大陸化，筆者絕對同意，但如果失去新生的本土意識派太過失去理智性格，同樣也會淪為少數。

民主社會的理性示威

而筆者作為曾經在場一段時間的人，必須指出，示威當日，這樣敵視內地人的場面確偶有發生，但卻不是主調。在場示威的主調是要求D&G道歉，而這是一面更大的旗幟，可以包攬上述的城巿管理、版權過大、階級敵意、本土反擊全球、反對香港大陸化的反對動力。大部分的人對於在示威過程中叫罵他人（我聽到旁邊有人說，我是來抗議D&G的，D&G到底不是大陸人開的呀），都仍感到不妥，因此不應把所有抗議D&G的人都當成欲殺陸客而後快的偏激份子。而如果不是有這樣的理智底線，一場快閃式好玩民間示威，就很易演變成民眾與民眾之間的騷亂。

D&G示威當日，其實沒有政治人物和領袖帶領，參與者連標語都不多帶。同行的社運朋友葉寶琳說，非常像廣州撐粵語運動，大陸流行的「圍觀式示威」。其實香港還是民主社會，何以沒有人出來把民眾模糊的不滿，疏引成更有力更有意義的民主運動？香港連示威也開始大陸化？那也許是因為，我們社會的監控和極權程度，也在向大陸看齊。今年不是不斷控告示威者嗎？像吾友葉寶琳，好端端的以前是社工和理想青年的代表，從未幹過什麼危害他人安全的事，如今卻有五條控罪在身，警察和司法部門勢要把關懷社會的社運組織者打成罪犯、關進牢房。社會不民主，民眾的理性也就命懸一線。


D & G事件：發聲與噤聲
（刊1月13日經濟日報）

D & G事件火速成長，成為了本土社會動員的一個特異事例。筆者以另文談論過，此事件涉及城巿公共空間權利被削、版權、階級仇富、反全球化商品大潮、中港矛盾等重大問題，值得延伸討論的部分仍很多，此處先不重複。此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其炒熱和動員方式。

事件肇始，是報紙媒體以「放蛇」方式，導得商場保安驅趕時講出「大陸遊客可以，香港人不准」的蠢話；其過程被拍下，還有記者反覆驗證其它名店並非如此，收窄打擊面；然後，在網上熱傳，一觸即發。網上開EVENT號召網民到場，響應甚眾；再由報紙媒體反覆炒熱（炒起—谷起—紀錄回顧，媒體起碼有三次以上的機會提升銷量和讀者忠誠度），最後在周日來一次「萬人拍照」行動，基本上是沒有領袖，連大聲公和標語都不多見。去「拍照」的巿民擠在D&G門口及對面馬路，來來去去，有人走了又有人加入，無限復活，現場維持有二、三百人。全日人次肯定逾千。

事件由網絡炒熱，FACEBOOK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近來看《鄉民都來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談到人類的社交功能、對群體的渴慕與依賴，透過網絡可以散發出極大的力量。書中分析和記載了多個網絡起事的案例，遂可知在網絡上要煽起人的注意，需要：清晰的證據（報紙將自己的調查表現得很完整）、忠奸分明（無辜受辱的港人VS萬惡的全球化名店、）、煽起正義感的切入點（「拍照都不准？！」和「歧視香港人」）、事件存在供平凡個投入的空間（在FB上 SHARE），以及簡單而可達之目的（拍照）。沒有真正貫穿全件事件的主事者，甚至沒有什麼人明顯得益，D & G事件會掀起如此大波，是因為它符合了以上的網絡事件規則，無組織的組織。

《鄉民都來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從博客開始，寫到結尾就到推特（twitter）的微博新聞平台，以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網民如何透過推特散發消息。中國大陸的「圍觀」式示威，尚未進入本書作者的視野。

D & G的快閃式示威，體驗和七一遊行等很不同。雖然有人覺得七一是例行公事，但眾聲喧嘩的嘉年華氣氛很強，這可以在人們習慣自製標語、自行組隊等習慣中看出來。但D & G事件中，參與者許多抱著起哄心態，守著最低目標（拍照）；其主動性和信心，與七一及一般遊行的狀態相差很遠（唯一較積極的是反對香港大陸化的組織）。內地政治壓力極大，組織遊行可能對自己造成危害；而香港人又何畏於將自己的訴求清晰化、向深度延伸，叫一句「街道是公共空間／我有權拍照」，將集體情緒提升到要求公民權利的層次，這應該是大部分港人都習慣的呀？在D & G門前起哄，可能只是在更進取的政治訴求面前噤聲的一種逆反表達。

後續：蘋果報導第二次圍D & G事件。
三項發現：
1. 報導從「中港矛盾牌」，轉向城巿空間、公民權利議題
2. 排外也排埋意大利
3. 注意老蕭利用此機會為紫荊俠電影造勢， D&G 示威將變為消費式「社會運動」場域，影相和宣傳聖地……

這樣其實爽嗎？這種場域可以給民眾帶來希望嗎？作為過到那裡的一份子，我的感覺是，遠觀時頗為興奮，覺得「有可能性」，至進入其中，則覺有點失落和無所適從。單是人群聚集不能帶來希望，必須繼續有所提升。

（PS. D &G其實已在上一次被圍堵時已道歉了……但現時的狀況是不由分說的，驕傲的跨國名牌亦不需要我來同情——只能說，道歉就再明顯和有誠意一點吧。）

違背

周雲蓬〈永隔一江水〉：「我的生活和希望／總是相違背／你和我是河兩岸／永隔一江水」。

其實是古代的閨怨和懷遠人主題，不過又可以轉植到現代性的壓抑。然而翻到事物的底部，平凡如一，就是簡單到如飲水吃飯穿衣睡覺那樣瑣碎，經不起抽象與概念化過程的平凡情感及其失落。

毫無特別的痛苦，簡單到不好意思提起的願望，在回憶裡放大到不能承受的日常片段，每一個不堪問起的轉折處，是不是這次是不是那次，找不到的關鍵轉折。折返而射向自身的箭頭，怎麼問都錯的問題。





關於明智的做法，我當然知道。至於合理的決定，我已經下了。那些正面的話語，我也都相信。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要全身的力氣來應付腦子裡閃過的一個片段，每一個念頭都變成不可跨越的深淵，而時間總是過得很慢。每一步都需要很多的意志，而像李金髮詩裡的意象，我常常看到道旁朽獸預示我的白費力氣。我的意識對抗它，身體卻快要與它一樣朽敗。我要以一種接受現實的方法來不接受現實，並阻止話語的奔流。

修補

自從冬天來了之後我碰什麼壞什麼。有一個孔雀毛的髮夾，帶了一天就有一條羽毛斷掉脫落。新買的手套，左手拇指的部分不知為什麼斷線破口，我看著它，完全不能確定是因為自己買的時候不小心沒看清，還是撕下標籤牌的時候扯斷的。我的生活一片模糊。總之我裝作無事套著斷指日日生活去，像破舊皮影戲箱籠裡不可能修補的殘破人偶。

終於見到王細和劉閃。她們用綠色毛冷線把破口補起來，劉閃忍不住技癢再耍了幾下迴針步。很簡單就補好。補好的指套比以前更緊密地包著拇指第二節，令人安心的微微箍綁。

縫補是很簡單的事。它可以避免喜歡或者穿了很久的衣物因為很簡單的破損而退役消失。很簡單的事我就總是做不好，不是太用力了令線和布面都繃起來，就是不夠用力以致線散垮垮的，別說還有計算錯誤繡不成圖形那些。

縫補，就是透過重新注入合乎原規律而又多於原規律的低調調節，讓東西的生命延續。

劉閃與王細的修補。我當然希望它是徵兆，是暗示，幸運或者未來，一錘定音地讓什麼事都好起來。但我不該太貪心——即使在最寫實的層次，它已經是溫暖了。

無回覆

翻看電郵戶口和FB message，很多很多未覆的訊息，拖延了好多個月，好久，好多，認識的不認識的，作家，朋友，遠方的人，不認識的學生，ngo……討論，罵戰，噓寒問暖，分享生命，可能的計劃……我為我的錯失很抱歉，如果曾令你失望，我知遲來的都不能彌補。希望今年不再這樣。——我想像這樣，三十多歲，想簡化自己生活的關口，大概有不少人曾經同樣遇上，閃身，白馬過隙，一個個香港的靈魂就這樣暗淡或者隱沒。

我總是很久很久才明白

隔壁屋子門口有人燒衣化寶。開始我以為是冬至謝灶，後來一直不撤，還有一雙鞋子放在門口。一天只出入兩次，不相熟，我不敢問。應該是有人過世了。

隔壁屋子與我家遷入的時間差不多，都是09年的五、六月。好像是遲我們幾天而已。初來時幾天大開窗，窗簾終日飽滿鼓風，又好像沒見人，我們還頗有點怕。我家的屋子，也是一見就陰沉沉的，但因為平租，又恃著自己陽氣猛，沒想過就租下來。後來一CHECK，果然是兇宅，02年有人上吊，只是不知是我層哪一間。猜來猜去，我還是猜是隔壁的B房。

B房一開始是住著老人家。多見是一位老先生，後來有一次被救護車載走，後來見面是半身僵硬，行動不便。見面時都只是點頭笑笑，客客氣氣，沒有話題。難道是他過世了？但門口擺著的是女鞋。

陰沉的屋子，脆弱的人便更難面對。只是巿區真的很難找這樣的租金了。在貴租不堪住的城巿，我們都無處可去。束手面對一個個悲戚與絕望，看是命運冷硬，還是自己命硬。

這幾天夜來很冷，半夜有時冷到睡不著，明明蓋著與往年一樣的被子，明明沒有開窗，也冷到發僵，這是絕少發生的事。朋友們問我怕不怕，我說不怕，我怕的不是鬼。我怕的是12月22日。

方所

 超越夢幻的「方所」
華文界最不可思議的書店

近月廣州開設的「方所」書店，絕對是華文界目前最新鮮、最具震撼力的書店。國內文化評論人許知遠在北京也開有著名的「單向街」書店，他面對方所，也慨嘆「和方所一比，所有華文書店都被比下去了」，這間書店的震撼性可見一斑。筆者已自問看盡書的繁華、對任何雅緻書店都不會驚嘆的地步，但面對方所，也還是不得不驚嘆。

方所這名字來自於南朝蕭統的「定是常住／便成方所」，其實十分低調。但它開設在廣州高級商場「太古匯」中，佔地近二千平方米，旁邊是hermes和LV等名店。看它的門戶，你會以為是高級時裝店，又或者一家藝廊。而因為地處高貴，在方所中行走的人都是衣飾鮮麗獨特，再不然是一眼可辨的文藝青年——連在裡面的人，都好像變成欣賞的對像、裝飾的一部分。

不可方物的文化空間

事實上，方所的其中之一震撼性來自於它空間性質的混雜，那已經超越了「新鮮感」，而真的變成了好像某種藝術實驗。一進方所我就往右邊的書架奔，那高得不尋常的書架，不像是一般書店那樣顧客伸手可觸，店員時時要拿梯子在高處取書，以書架劃分空間的形態，其實很像圖書館，營造了一種專注感。但每層每格的書架故意被調節成高低不一，那種不一致感，卻又傳達了強烈的私人性。在方所中找書，不像是找貨物，倒像是有身處巨大圖書館中的迷途感。

如今書店已經不止是書店，方所的處理方式不是「書店賣精品幫補」的狀態，而必然要傳達一整套的生活哲學。方所的推薦榜裡有「綠色生活」一項，店中有一條大柱，纏滿室內綠色植被，像個迷你而突然的森林。方所中的生活館向高級家品看齊，茶具、浴品、香薰、線香等等，都是高價貨，可比連卡佛的店面，但更為簡潔——因而更顯低調的奢華，須知「少賣一點」等同於揮霍空間。咖啡餐飲區隔往往坐滿人，於是我也不過去。門口左方是老闆馬可的「例外」品牌，素色簡雅的高級時裝——這當然就是方所可以在高級商場開設的實質經濟原因。一般書店加設時裝部分都會顯得商品化，但方所的處理是異常高雅。沒錯它的收銀處很像I.T.等高級時裝店的櫃台，扭曲的銅色大壁，配木造櫃台，衝撞的拼貼感增加了藝術氣質，減少了販賣感。

最神來之筆的，是書店中心有一個U型台。它的功能是多樣變化的：在開幕式時作為朗誦詩的舞台，你會想到時裝花生騷的舞台；而我則眼見它閒置時，便有木箱堆疊其上其側，像閒置的工廠，人們便坐著看書，那裡便有種擬廣場的公共空間樣態。在台上的木箱上攤展的是香港藝術家謝淑婷的作品《瓷衣》，是將舊衣物與白瓷混為一體然後素燒，原來的東西於燃燒後消失了，卻遺下薄薄的瓷殼，作為記憶的痕跡。價格是20萬一件，那姿態卻像是閒閒無事地攤在家裡，誰說藝術必定拒人千里？方所的空間性質便融合藝廊成份。

超前眼光與藝術體驗

方所昂貴的部分很貴，你絕不敢掉以輕心；但它的整體裝潢又是簡潔甚至原始的，天花板甚至像工廠大廈一樣留有縱橫交錯的管子和線道；髹得凹凸不平的柱子上，會有藝術版畫；一入門的書架旁有新式水墨直幅，上書藝術造型字體「詩歌」二字；髹得平滑的方柱，有周夢蝶和廖偉棠的詩——方所裡，每次表達「文學」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方所在藝術方面確鑿的堅持，陳列在最近門口的都是純文學類書籍。它表達的是一種高超的眼光，超前的姿態，它的奢華絕不勢利，而是自知其份：作為商品的書、器具、時裝，都用一個簡潔而反商業的框架盛載，於是便突出了其精神部分。各個範疇互相影響、介入，也互相提升。

方所能開得如此超前，當然是「例外」品牌的支持。「例外」的設計師馬可，曾被賈樟柯拍成紀錄片《無用》的主角。「無用」亦是馬可的另一先鋒時裝品牌，其中有一系列作品是把皮衣埋在土裡經年，讓皮衣擁有泥土的質感和土地的精神，接近概念藝術。方所是例外，因為它「無用」——它真的不是從「有用」的商業角度出發的。是這樣的背景，才能吸引誠品舊部如創辦人廖美立、譚白絹等，攜手打造這樣一個接近藝術企劃的商營書店空間，給內地引入港台和英文書籍。

有人說方所賣的是生活氛圍，其實遠遠不止；在網絡賣書成為主流，實體書店愈加艱難的時代，方所其實提供了「體驗」，不親身到場無法延續其魅惑，所以必然一去再去——這是接近藝術館的觀念。書店舉步維艱的香港就不用說了；台灣誠品書店亦已被拋離，因為方所這樣的土地和資金支持是可一不可再的。

太古匯的消費檔次接近香港的圓方，但人流更少。走出方所，走出太古匯，四周仍是一片未完全整理好的地盤。那裡是住宅區，以數個大型豪華高級商場為中心，街道上行人稀少，豪華的架子底下仍是空蕩蕩，閃爍的強行開發。如夢的方所，是因為這樣荒疏的未開發地區才能容納？或這根本是夢土？

附：廖美立在方所的訪問

剩餘的聖誕

就像任何一個上班族一樣。希望調動時間，花非常大的力氣，到頭來已經太遲。非常大的力氣，但其結果，相對於時代嬗遞那樣大的變化來說，實在微不足道。（註）於是我有一個剩餘的聖誕。「剩餘」這個詞，我在寫碩士論文的時代我用來形容時代層次的事。

沒有窗亮著燈，沒有人在途中。在那麼早的時候就知道了結局的歌。



註：有人曾跟我講過一個故事：話說黃霑開始不紅了，沒人找他寫歌詞了，他向林燕妮大怨「現在紅的那些什麼林夕之流，中文都唔係好好之嘛！」林燕妮回道：「你明唔明呀james，唔係你d野唔好呀，而係個時代變左呀。」



很難。很難。

像西西那樣激進

（刊於《文訊》12月號）


我們都愛的西西，今年縫了猴子，夏天在香港書展出，迴響甚佳。洪範書店的葉雲平來香港搞活動，說到擔心西西在台灣的讀者未能年輕化，我聞言大詫——西西本就是一個永恒青春的象徵啊。

《猿猴志》的立意是，從猿猴為切入點，主張人類和動物的平等共存。諸多動物滅絕、遭殘殺的新聞，對於西西來說，比近在眼前的每日時事新聞，更令她耽心，必須要以手作及對談，做成一個大型的計劃，來表達她的立場。然而西西總是溫柔善意、重視知識的，她不從血腥的新聞和圖片入手，而是從概念、歷史、文藝入手，與友人何福仁娓娓談來，充分體現那種普世關懷、淵博學識和親切態度。這豈非就是今日通過網路獲取跨地域知識的年輕人，那種跳躍零散而充滿情感的狀態？

何福仁與西西的對談，其來有自。據說西西深居簡出，身負盛名而混跡於平民舊區，平時絕少露面；只有對著何福仁那樣幾十年的朋友，才能安心放鬆、暢所欲言。在《猿猴志》一書中，西西的立場非常鮮明：猿猴（以及其它動物），與人本應平等分享此世界，是因為科技等等發展，才讓人類佔有較有利的資源和位置，而令動物受到殘殺。西西深入了解知識，而從不為知識所累，她會質疑動物的分類法、命名是由人類為中心的角度出發，往往反映了人類自我中心的偏見，如果從動物的角度看，整套知識會有另一個模樣。在書中，何福仁總是比較持平的，提供知識、書籍和藝術。西西也隨口引經據典，但常常更像是激進的少女，一針見血，有種絕對之美，比如談動物園時說「我仍嫌籠子太小，因為我根本就不喜歡籠子」。書翻到最後一頁，是一隻手造大猩猩Digit，牠為保護同伴而身中五矛，西西寫意而不追求實狀的處理讓牠更像一位悲劇英雄，沉默如山靈的姿態叫人不忍，覺得所有獵殺都應停止。西西溫柔，而她非常知曉殘忍。但她還是可愛的，書中有張攝於上海動物園的照片，西西身穿黑色風衣連罩帽，向籠內的黑猩猩擠眉弄眼，相看兩不厭，西西還問：「是我扮得不像麼？」

西西對於人類傷害動物深惡痛絕；而除了和西西一樣討厭以虐打來訓練動物（最恨馬戲團），筆者也是極度厭惡動物園的，覺得裡面的動物總是無精打彩，厭惡那種展覽的模式，甚至懷疑那種豢養也很接近虐待（更別說近年世界各地都有動物園因資源緊絀而傷害動物、把珍貴動物殘殺賣錢的恐怖事）。書中有一章談到動物園和保育中心，西西覺得我們對於動物園裡的動物，也該視如朋友、街坊，偶而去探望一下，政府應該培育觀者與動物的情感互動，而不是只是讓觀者「觀看」動物。西西覺得動物園裡應該沒有圍欄和籠子，不要為沒犯法的動物多建一個監獄；而何福仁則作平衡，認為動物園應該負起保育中心的責任，不止是把動物抓起來，而是要保育瀕臨絕種、受傷或失去野外求生能力的動物。

然後，從這樣的國際視野，便會發展到知識份子式對本土政府、制度的批判。

《猿猴志》的型態被包裝成一本動物圖鑑，西西手造的猿猴便取代了圖鑑中照片的功能。將這種取代功能，與西西的原意合起來看，便看到西西的激進處。西西謙稱自己的猿猴造得不好，但她其實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些動物的真身，可以一直愉快地生活，尤其是在野外，才是我真正的盼望。」藝術再造真實，但同樣的取代功能可以代表不同的寄望與立場。我記得在一個文學研討會上，有作家發表一篇關於香港本土街頭舊物之文學表現的論文，當時香港正發生青年爭取保育舊物的抗爭，作家善意地希望尋找舊物在文學中的痕跡以保存記憶，那樣實物被拆也就不怕了。這是善意的願望，但抗爭者卻會抗拒，因為文學取代了實物，也就取消了抗爭的必要。但西西造這些猿猴是因為她希望這些猿猴的真身得以自由，她的藝術創造始終是對於現實的挑戰——晚年的西西即使極度溫柔敦厚，但作為先鋒型的作家，她仍然是激進的，尤其當她那麼鮮明地要求人與動物平等相視。平等，總是比自由更激進，因為涉及資源、權力、階級的重新分配。藝術取代現實，但它不是作為現實的替補，而是對現實的挑戰。現在很多人都會嘗試做一些手作，飾物、玩偶、小傢俱，這是「日常生活的實踐」，可能是只為怡情養性、打發時間；而西西則是在當代藝術的概念高度上，去策劃這一次的手作猿猴計劃，幾乎是單手的創造，同時自我治療又拯救世界（起碼出發點是如此啦），示範如何能夠作物理治療「而又不失霸氣」。這樣看來，深居簡出、晚病清貧的西西，仍然是比許多更有資源更充裕更高學歷的人，走得更前。

看西西的猿猴，其實非常生動，有時是寫意多於寫實，部分猿猴強調手臂，部分則以布條輕易借代，例如山魈以花布為手足，更顯這種動物美麗、神氣，如神話中的動物。據西西友人稱，西西選擇以猿猴為題材，恰恰是因為猿猴的種類名目不斷更新，各種猿猴的型態可以相去很遠，如指猴類鼠，叢猴被西西造得像兔子，跗猴則如樹熊……如此變型，亦如西西的魔幻小說，處處有匠心詩意。西西笑稱自己的年齡停留在26歲；想起年輕時讀西西《花木欄》中〈狒狒〉一文，只感今日西西更加年輕，不止比我年輕，甚至比昔日的自己年輕。

在口水戰的年代辯證

好久不筆戰，也沒時間，人總要因為這這那那而放棄本來的興趣。因為天與地的問題，在facebook隨便批評了無待堂一篇關於天與地的文章，隔了一陣子無待堂又罵回來。網上事網上了，今日難得有個清閒周六早晨，簡單講幾句。

從筆戰已經漸漸轉移到口水戰的年代。如今是，根本不看你批評的內容，也更沒有知識觀念的脈絡，單用他自己心目中的理解給你貼label下標籤。例如鄙人就是「凡tvb必反」，反師奶，然後什麼坐看雲起時逍遙派（這是毓民給陳景輝的label啦）搏出位搏到上火星，一頂頂帽子給你扣下來。很多人就是沒有耐性去看清楚，別人到底批評你什麼。而批評他人的人格、行為時，也沒耐性去看清別人到底做過什麼。什麼叫口水戰？內容對錯什麼都無關痛癢，單看誰罵人更嘴賤。

至於鄙人，不但會寫會讚tvb的師奶劇，而且品味不時站在師奶一邊。隨便找來 例證一、二、三。search本blog，不會找到一句罵「師奶」的句子。無論對高雅文化還是通俗文化，我都儘量避免用二元對立的方式，不靠打稻草人來建立自己論點，使用二元對立是為了打破它。否則，就很容易流露自己有被迫害妄想症（其實人人都有少少啦，睇自己調唔調節到啦）。

無待堂說，某些高級文化人是靠批評師奶、tvb來顯得自己清高、不同凡響。其實這個邏輯顛倒過來也可以，就是把你所反對的人，描述成有權有勢、身在高位，然後自己就得佔弱勢位置，可以大打出手拳腳無眼。其實真有自信的人，是不屑為之。對辯就是對辯，大家當平起平坐，你真有論點就說嘛，幹嘛主動搶前輩後輩的標籤？後來想想就明白，我比人家虛長幾歲，又被認為位已出，地位權力年歲等標籤一出，佔好弱者位勢，可稱是贏在起跑線上。以前這些手段叫做打爛仔交，現在是否被認為是「講道理」的方式之一了？手段是手段，端看你用在什麼地方上。 現在這是什麼地方呢？一笑。


鄙人常常被指位已出，前輩又是這樣罵，比我年輕的又是這樣罵，我是否應該把它轉化成自我宣傳的材料？嘿。如今在電台上班，一至五開咪什麼題目都講，確實是去了火星。在大眾媒體，「出位」其實是某程度上痛苦的根源，譬如老闆總是叫我「你罵人要罵得更折墮更衰格更仆街！」而我在一個連曾蔭權都 fb求like來打兩電的時代，就愈來愈不想罵人（我想做的是什麼，還請大家去聽節目）。所以，在真正mass的標準，鄙人的搏出位水平是屬於不合格類別。相比起來，如今後生可畏。

近來其實自己比較負能量，但寫東西時間太少，很想節制著寫——因為我害怕，除了對世界和他人的恨意之外，其實我們就沒太多東西想寫。

------

於此整理一下彼此的差異之內容。

1. 無待堂文章認為《天與地》好看在於流露了tvb劇少有的現實感。現實感表現為：a.有理想有熱肉既人點樣係一個弱肉強食既現實世界生存、奮鬥、自我救贖；b. 人會矛盾自毀； c. 失眠時會四處遊蕩。並同時不點名指罵不喜歡此劇的「屎忽癢同High Class既人」。


2. 鄙人偶然讀到上文，大為詫異，質疑「現實」這一判斷。因為全劇其實以大量剪接來製造迫力，（現實/虛幻；當下/回憶；山上/肉）表現迫力，與傳統影像語言以長鏡頭來傳達真實，迴然相反，。鄙人的強烈反感是來自於知識脈絡的歪曲，於是話也說重了：//香港人食得太多屎，所以有少少飯食就已經好開心」，呢句好似係我講既，我而家再加幾句：人世失範，歪論橫行，好多人靠讚d麵包有飯味黎出位。//


3. 無待堂回覆，點鄙人名，繼續強化其原本「高級文化人」如何如何的想像。

回看起來，鄙人也有犯錯，就是明明不認識人家（一度還把他認錯成了另一個人），幹嘛說人家搏出位呢？人家不能真心覺得麵包有飯味嗎？！這裡我是武斷的，要向無待堂抱個歉，請他原諒。


----------------------------------

至於《天與地》，第七集後都沒時間看了，也不好再說什麼。在形勢來看，它會成為這個年代的傳奇劇目，收視愈低愈傳奇。吃人與理想的連繫，會陳而不腐地流傳下去。以我看來，我與無待堂的分歧，是在於對「現實」的分析切入點：無待堂對於虛構的大眾媒體折射了其心目中的真實，便稱其為有現實感；而我始終汲汲於注意營造「現實感」的手段是什麼（我個人有個喜歡否定現實的前設）。

知識脈絡的斷裂，不是一個人可以挽回的。

而我總還是想，站在辯證的一邊。

存在主義與我的距離

今晚打老虎準備中。今晚是北上之夜，有葉寶琳、原人和我，講港人對內地人反感近年最高、張馨予用吳卓羲微博戶口宣示主權、廣州女孩微博直播自殺。

準備節目時不免就去找卡繆。「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我飄蕩的少年時期啊。荒謬的生命，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熱情。因為生命荒謬，因此選不選都一樣，而想通這一點便有無限的自由。讀完之後趴在桌上嗚嗚的叫，並強迫同桌的同事聽一次我講。

後來找得更遠：

//卡繆晚期小說《工作中的藝術家》，寫一個畫家喜歡在閣樓裡作畫，所賺不多，一家人吃不飽、餓不死。他從來不投他人所好，只忠於自己的創作理念。他一直住在閣樓上，家人偶爾送點食物上來，最後他死在上面，無人知曉。朋友幫忙整理身後物，看到一幅畫，畫中有一個字，字很小很小，看不清是Solitary(孤獨)還是Solidary(團結)。//

Solitary/Solidary. 大概最熱火朝天的藝術份子，都有過這樣的錯覺、重疊、糾結吧。

小時那麼輕視存在主義（我心愛的李維史陀嘲笑它是「女店員哲學」），也沒看很多原典，也幾乎不喜歡卡繆，心底裡竟然被它影響得這麼深，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

十一點至一點，www.dbc.hk, now571台。

最終的倫理（之崩潰）

我無法向你說明我的深刻沮喪。善良的人們。我在善良的人們中間達到無法理解的狀況。我在九龍城書節賣掉了所有的書，文學館的活動有許多人出席，他們提供了正能量，然後我們去吃了美味的潮州菜。但這一切過後我還是有深刻的沮喪，深宵寫長長的電郵，帶著無可訴語的沉重昏睡過去，然後次日醒來完全沒有恢復，我走到書店的櫃枱才發現自己沒有東西要付款，我在錯誤的地鐵站下車，我想打電話給從來沒談過電話的人。無人明白的絕地，理性的盡頭。

我說，我們這種人，覺得天大事蓋不過「理解他人的角度和感受」，這便是最終的倫理，以約束自我，修正視野。然後我們相信，只要將不同視角的說法並置呈現，便可讓觀者達致溝通和理解。理解。在一個被無限中介、充斥無限前設的世界裡還有沒有可能互相理解呢，還是你只理解你親愛的人呢。是我們留在了敘事學的年代無法回來嗎。

我沒有時間。

我說這對我打擊很大，幾乎在會議上哭出來。但我那麼痛恨自己在會議上失去理性訴諸情感，竭力控制自己，不願進入某種悲情的結構。然而那確實是悲哀呢，那麼簡單的道理，話不想說到盡，有些事情必須要等他人自行明白。d說，很難讓人有同理心，沒有辦法。需要想像，需要故事，需要劇場。而我只想說乾燥和轉折周詳的句子，使用中性的詞彙，於是我不得不忍受悲傷。於是明白，中年的人，句子往往碎裂平板，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感受，而是因為他們太過悲傷。

大火燒出涼薄

花園街露天攤販疑遭縱火，四級火警釀成6死34傷的慘劇， 是回歸以來傷亡最慘重的火警，比之前旺角嘉禾大廈火警的傷亡更嚴重。這本是社會悲劇，也是有人蓄意犯下罪行（一條街兩邊都有火頭，可見不是偶然）；但從周三曾蔭權早上的發表講話開始，焦點不是嚴打縱火狂徒，卻放在排檔管理之上。其後各方，包括區議員、周一嶽、立法會議員，口口聲聲都在講如何規管排檔。食環署署長梁卓文最過分，趁此機會表現自己「有做野」，急急數出今年度曾檢控攤販600次以上，多次強調必定加大力度管制排檔攤販。

不應指責受害人

其實排檔商販也是受害人，他們做的只是小生意，損失也必定慘重，這個冬天必定更加嚴寒。況且，意外尚可防範，蓄意犯罪的話也防不勝防，難道不去追究誰人為何放火，卻去責難唐樓和排檔容易起火？為何政府官員，要指責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

這種「指責受害人」的習慣，是香港長期以來的畸型文化。女性被非禮？一定是因為自己衣著暴露！你被打劫？絕對是因為你夜歸！美國學者William Ryan七十年代所著的《Blaming the Victim》，就是反對當時的一些研究者，把社會問題如黑人的貧窮，歸咎於黑人的行為和背景（如單親家庭）。事實上，我們在面對社會問題時，一定要著眼於背後的社會問題結構，才能持平解決問題。然而，我們的政府，卻帶頭出來，把矛頭指向受害人。

攤販不夠財雄勢大，受指責難免慌不擇路；結果排檔攤販轉向指責劏房，認為是唐樓劏房太多，阻塞走火通道，才令致傷亡慘重。看見這種弱勢互相指責、社群割裂的局面，令人不忍。劏房業主獲利豐潤，租客則是因為租不起完整的一個單位才蝸居劏房；而排檔的業權持有人也可收得不錯的租金（經濟日報報導不少攤販須把檔口分租牟利幫補，是為「劏檔」），相反檔販都是賣平價貨錙銖抵日。兩方都是肥了業主，苦了租客。

庶民走投無路

再看遠一點，太子道西的80年唐樓將會活化成「特色酒店」，該區的地價遲早飆升，政府和巿建局，地產商和收樓公司，都打著算盤。從這個角度看，政商是沆瀣一氣，對庶民平價生活趕盡殺絕。無論舊式唐樓，還是露天廉價攤販，都是其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收樓頻繁的地區會突增火災，警方卻查來查去沒頭緒。

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令數萬人無家可歸，當時殖民地政府亦能面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遂引入公共房屋系統。但今日火災過後，攤販面對嚴冬，政府帶動傳媒一面倒呼籲朝行晚拆，以至搬到更遠的地方——代價都好像要由攤販來付，再不然就是未起公屋先趕絕劏房。這絕對是管治智慧和道德的退步。

文學電影是寶藏

(刊於星島日報)


最近本港文藝界較矚目的事，當數台灣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下稱「島嶼」）登陸香港。以林海音、王文興、余光中、周夢蝶、楊牧、鄭愁予，六位殿堂級台灣作家為主角的紀錄片，揉合唯美影像與紀實筆觸，號稱21世紀台灣文壇最重量的文學紀錄。香港這邊也有不少文學青年，台灣文學也是他們成長時重要的養份，能夠看到這些文學大師在銀幕上堂堂出陣，實在具有激發意志、振奮人心的作用。

文學尋根

看「島嶼」系列是膜拜大師，這個自不待言；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是一代文藝青年的集體習作，通過敘述他們的時代，而向後代作自我、文學、以及社會的傳承。背後製作群的背景，都有研究或從事嚴肅文學、藝術、思想範疇的長久履歷，例如出品人童子賢，是華碩電腦的創辦人，一直熱心贊助藝文活動；製片人廖美立，早期在台灣藝文重鎮「雄獅美術」工作，是誠品書店創辦人之一，有份將誠品由小眾藝文書店打造成代表台灣的文化品牌。總監製陳傳興是其中兩部電影的導演，少年學習藝術史、電影理論、符號學與精神分析，近年創辦的行人出版社，所出版的學術理論書籍都是偏僻精微的精品。這群人都非電影工業中人，但在自己的領域都是響亮的名字，我隱隱感到，「島嶼」是他們自尋文化根源的一個行動。

六部影片中，據說風評最佳的是《如霧起時——鄭愁予》、《尋找背海的人——王文興》，以及《化城再來人——周夢蝶》；當然另外三部，《兩地——林海音》、《朝向一首詩的完成——楊牧》及《逍遙遊——余光中》也都自有大量粉絲捧場。限於時間，筆者只看了周夢蝶及楊牧的兩部。這也好，11月16日各部電影陸續上畫，筆者可以加入文藝青年追看的行列。

《化城再來人——周夢蝶》有趣之處在於，以很人間的平視方式來看「詩僧」周夢蝶，有時甚至把他表現得惹人憐愛。細想起來，影片氛圍是凝重深遠，但內容卻多有輕鬆之筆，夢公往往是最後一句畫龍點晴叫人莞爾，如閒閒說「寫作這種事，這麼苦，都不是人做的」。輕重交映，幾乎不涉佛學，卻非常人性。反目友人徐進夫的妻子陳玲玲在鏡頭前說「是我們對不起他」是珍貴紀錄，反過來說也是俗世塵緣，令人不忍深究。導演陳傳興最後來個簽名式的結尾，鉛板、字粒、溶蠟，不是夢公詩意，倒是流露導演對文字的執迷痴戀，相信這也是支撐整個「島嶼」系列的信念。

楊牧的一套則略為強差人意，也許是我這名楊牧迷太過苛刻的關係。電影太過著重楊牧作為老師、學者的一面，無法寫出學者型詩人的壓抑魅力。片中詩評家奚密說楊牧生活寧靜是因為他本性太過狂烈，只有這個令人迷戀的註腳，影片本身無法呈現出來。我很懷疑，製作人不太理解一個詩人為什麼要獨處，獨處是因為需要寧靜，而需要寧靜往往是因為主體本身有狂暴的因子，一觸即發，即使是入了經典陳列櫃的浪漫主義，也還是浪漫主義。如果要我說，文藝與現實的距離即在於此：往往要求寧靜的文藝人本性實為急躁，而性急者則可書寫出極致的寧靜。

文藝與流行互補共存

紀錄片、文學，都大概是巿場的毒藥，如果單憑巿場決定，像「島嶼」這樣製作成本高、對受眾有要求、不是純粹感官娛樂的電影，大概就無立錐之地。然而，紀錄，以及文學，恰恰是因為其長久性，對於社會具有重要的關鍵功能——它能告訴現在的人們，我們是如何走過來，從而奠定許多人文關懷的價值觀，肯定少數傑出者、特立獨行者，規勸、匡正，讓社群能夠分享較多元的歷史論述。「島嶼」系列由台灣官方的文建會出資支持，恰恰顯示這部分文藝的公共性，必須超越巿場。而台灣近年，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流行文化與嚴肅文化的接軌逐漸完成，底氣完足的文藝為流行巿場奠定了基礎。流行文化對於嚴肅文化亦應有尊重態度，你看張艾嘉和劉若英，在香港kubrick朗讀楊牧的〈蘆葦地帶〉，絲毫沒有明星架子、也無流行的俗氣，只是低調溫婉，表示這首詩曾經在她們的生命中發生過作用。

是的，台灣的文藝青年既會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會看「島嶼」；而放棄文藝青年的巿場，不會是長遠而有根抵的巿場。而你看，台灣近年以創意工業為重點經濟發展項目，他們推動《那些年》、《賽德克．巴萊》和「島嶼」系列的力道和規模，是一樣的。這便是開拓巿場的願景與恒心，故能收穫。在華語區，台灣的流行文化（尤其流行曲）已經取代香港的位置，海洋音樂祭推到香港時連台灣原住民大媽都受到猛烈歡呼，香港文化已多久沒受到這樣的重視和禮遇？回頭想想， 大概就是龜兔賽跑的故事；而香港這隻兔子，不是敗在單純的驕傲，而是敗於不知自珍其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