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4/2016

碎片的怪獸






現在有誰跟我說「沒有智能手機」或「沒有臉書」,我都會肅然起敬,羨慕得要命。身邊不乏朋友一直抵抗著「手機+社交媒體」這個可以吞噬一切的怪獸合體,比如不上臉書或堅持用舊式非智能手機,又或不把臉書動態設成公開。記得幾年前遇到許知遠,我驚訝他開始用智能手機,他的回應:「是,我徹底完蛋了。」那時我還未開始用智能手機,後來我變成了用臉書來上班的人——現在很知道這個合體怪獸的可怕,然而短時間內應該無法擺脫它。

這個怪獸帶給我們怎樣的災難呢,只單講「碎片化」的影響。書籍是一個隔絕孤立的空間,著重結構與組織,資訊與知識的縱深度較強。報刊在橫向化並列之餘,以前也仍然多長篇和深入的評論及報導,仍可保留組織性。在互聯網發展早期,著重的是資料庫、無邊的搜索,大量的資料公開,量體比書本要大得多,也方便接觸,是故當時的感受是大量的濃縮,可以主體的消化力之提升來對應。互聯網就是這樣推出不少平民化的專家。社交媒體推動了文章分享與橫向人際傳播,時事報導、大眾心理文章、藝術評介、心理測驗……種種不同形態不同主題的文章湧入我們的臉書時間線。後來手機的普遍化,更可視為「碎片化」的會心一擊——手機的熒幕較小,眼睛承受的閱讀量有限,即使是喜歡閱讀深而長文章的在下,也發現自己在手機上對長篇文章的消化量減少,可能會讀得快了,但不能讀得多。而且手機的閱讀是切碎在生活的每個縫隙中的,這表面上是自由了,實則更受生活的限制,比如在地鐵上讀書,下車後仍可在前面結束的地方再開始重拾,但在手機上讀不完的文章在關閉瀏覽器後重開的情況,應該很少吧。我們對資訊的接收面無疑是擴大了,但卻明顯是更瑣碎了。

閱讀是影響寫作的。「手機+社交媒體」催生了網絡媒體,而網媒的約稿往往都是以1500字為限(這之前網媒其實通常不限字數),都說「太長沒人看」。推特、微博等社交媒體,一則更以140字為限。「微寫作」出現了,但我同時發現自己的能力在減退中。以下是個人病歷分享。

十年前,我剛讀完研究院畢業,常看文學和哲學理論,著迷於深奧的文章,也喜歡那種把看來遙遠的事物並置跳躍比較的寫法(所謂比較文學或齊澤克文風)。那時有空寫比較自由的評論文章,發現自己信筆寫來,就是大約4000字。4000字的空間,可以有三到四個主要論點,每個論點可以追溯脈絡(及辯證揚棄),結尾還可以再打一個空翻。後來寫專欄糊口,那種文化評論的專欄文章,一般是15002000字。那就可以寫兩個論點,裡面可以有推論,但不夠空間作辯證,只能一寫到底。明報世紀版的專欄我寫得最久,1000字,篇幅只能做一個推論,或以著重描述的狀態寫及兩件事——大約五年前,我發現自己信筆寫來,約是2000字。中間還寫一些600-800字的短專欄,那就只能主要寫一件事,前面交待後面抒發。以上是專注時的方式。到兩近年寫1500-1800字的文化評論,發現自己涉及的資訊可能更多,再不如以上的劃分工整,有時涉及四五樣事物,但是攤薄了,溝淡了,不成推論,只是陳列。我很努力規範自己的臉書書寫,儘量是有構思、成文的而非一兩句發洩。不過有時看看臉書短文,大概約400-600字。近一年,曾發現自己信筆寫來竟就是800字小文,霍然而驚,感覺是自己病了,馬上找尖銳的舊式評論書籍來看,當是吃藥一般。

或有人說,橫向散碎的資訊沒問題呀,有人看的就是有道理的。但在碎片化之中,我感覺自己失去了論述的構築力,論點的開展力,結構的把握力,對新看法的追求,甚至更基本的,把事情慢慢說好的耐性。或者我是老派,對自己有這種要求。無人會對碎片有以上要求,但正因如此,碎片會失去獨立的力量,必須要以海量集結才有力量。因此,碎片化的過程中,我們失去的既包括組織的力量,也包括獨立的力量。

(刊於《BREAKAZINE》)

11/01/2016

貓與唐樓的小說



同步

下午的陽光免不了是慵懶的,油麻地新填地街上374號這幢唐樓,該上班的人都已上班去,梯間此刻少有人行走上落。光線從梯間牆壁高處的氣窗透入,落在四十年代出品的青灰紙皮石樓梯地面。唐樓沒有管理員。灰塵與污跡,均無聲而沉黯。只有諗諗的腳步矯捷輕盈,這時她走過一層又一層的梯級。諗諗的足印是梅花狀。諗諗是一隻三歲的玳瑁色花貓。

以後我們就叫這幢樓374374一如大部分香港的舊唐樓都有僭建的陽台和上蓋——僭建的天台屋則在香港回歸前後大幅清拆掉,這是為回歸而清洗——諗諗便在374二樓的僭建露台之簷蓬上棲居,日間攤在簷蓬上曬太陽,適時從簷蓬上經鐵絲網和角鐵,爬入唐樓內部,由梯間直通六樓天台,又可經水管和冷氣機位爬回二樓。沿途經過各層梯間,如果諗諗喜歡,她可以攀爬各戶的鐵閘,或直接用木門來磨爪子。不過諗諗是機警慎密的街貓,只為食物犯險。374一梯三伙(部分已改劃成劏房),四層樓中有四家會在梯口放置食物,豢養諗諗及其它進入374的街貓。

四樓的A房劏成四間斗室,頭房住著阿史。阿史給諗諗吃貓糧。二樓的南亞裔男子會把吃剩的魚骨留給諗諗,阿史認為那不乾淨;三樓放牛奶和餅乾,阿史在網上查過,知道貓的腸胃其實不適合牛奶;五樓的姨姨是米飯加魚,應該最美味,但作為獨居青年,阿史不做飯,買貓糧是最方便的。阿史的貓糧定時定候,諗諗等貓便較常去到阿史門前,放聲大喵,要求食物。

阿史住的劏房不足100呎,一張書桌、一個書櫃、一張沙發,一張床、一個衣櫃,就是阿史目前全部家當。阿史二十六歲,從大學的社會學系畢業,喜歡讀書但成績不特別好那種,因為他不揣摩教授的心思,只關心自己感興趣的知識,喜歡的話NOTES上寫滿筆記,不喜歡的一片空白。阿史在大學期間,接觸到一些保育團體和社區組織,他認定這個城巿的空間轉變,是時代的命題,青年的責任。阿史搬出來獨居,以便逃避家人的追問——社會學畢業橫豎是難找工作的,上飯要吃飯搭車愈做愈窮,與其打份牛工,不如兼職做FREELANCE,自己時間更多,有時間到社區組織和保育團體幫幫忙,感覺也比較良好。這些在青年眼中裡都是常識,但對家人則怎麼講都講不明白。畢業了的阿史變得更沉默,也更大脾氣,終於搬出來住。

阿史不用每天上班,有時為了省冷氣錢他會打開房門,隔著鐵閘便看見諗諗。這貓眼睛渾圓,時常好像在思考事情的樣子,於是他叫她諗諗。其實諗諗對於世界並沒有很大的興趣,作為全幢大廈的共有寵物,她不必像街上的貓們那樣竭盡全力覓食,戒心和戰鬥力逐漸變低。與阿史的對望時光,諗諗開始時是捲著尾巴端坐,後來是「香盒坐姿」把前腳曲於身下,到後來乾脆整個攤在地上露出肚子。阿史心想,這貓的警戒心也太低了吧。阿史所不能明白的是,貓其實並不傾向思考,牠們更傾向發呆與出神。一個理想青年往往把世界各種事物都投射為有思考、有邏輯、有意識之物,這是個美麗的誤會,需要由年齡的苦澀來解開。

唐樓裡的住客種類繁多,起碼有三戶南亞裔住客,晚飯時會傳出很香的薄餅或咖喱氣味。頂樓有一位上海老先生,很少出門,成日價穿著方格暗綠睡袍,在自己的空間內維持上海人的體面。有鳳姐,已是四五十歲的年紀,面容平凡,只是穿著有點異樣的亮麗,每天日間便謙遜地下樓去。有一位眇目瘦小的男子,頭髮都已白了,只能很小步很小步的挪動,阿史會把垃圾分類好,紙張、舊衣、金屬,各用紙袋或膠袋裝好放在梯間,讓男子拿去廢物回收鋪換錢。阿史只注意到眇目男子;平時阿史在電腦前工作,床上看書,或者出去幫社區組織搞活動、替保育團體帶導賞、代課補習糊口。阿史喜歡建造自己的世界,卻不太注意周圍的人。而對於諗諗,這些人的階級和背景差異,並無任何意義。諗諗認得每個人的腳步聲,急促或緩慢,浮游或沉重,諗諗用他們與她的關係去記住這些人,其中的核心是食物的提供及是否友善。諗諗對於374中人的理解,比阿史簡單而清晰。

唐樓的入口左邊是信箱,有些木造,有些是白鐵打造。諗諗躺臥梯間,居高臨下看著信箱,打個呵欠,她不懂欣賞這些舊物的質樸美感。而這時阿史回來了,他蹙著眉在信箱前停留,因為他看見,信箱裡全插著一式一樣的白色信件。他打開自己單位信箱的那一封。是收樓信。阿史嘆一口氣,抬頭看見頭頂上上方的一堆電錶,再上面是盤結凌亂錯綜複雜到難以置信的大堆烏黑電線,藏著374中人所有的生活秘密,他們的壓力,規條律令與顛倒的夢。那簡直是,魔物的頭髮。

信件來自私人地產公司,措辭強硬,警告的口吻,說374已經是很舊的樓房,不日就要重建,業主應該要把握獲得好價錢的機會,並聲稱很多業主已經把單位業權授予該公司了。阿史感到一種因威脅而產的憤怒。他聽說過許多這種收樓手段的傳說,到真正來臨到自己身上,份外赤裸。他馬上更新自己的臉書,寫了新的動態,怒罵這間惡名昭著的地產收樓公司。動態獲得三十多個按讚,比起平時分享的學術文章和團體資訊算是多了,有人陪他怒罵,有人留言sosademoji,大部分勸他要對抗這種惡勢力。但在私訊中,關心巿區重建的朋友對他說,租客在這方面的權益和保障是絕少的,幾乎無法反抗,還是快點去找新的租盤吧。

夜間,唐樓的燈光傾向灰暗,常年地表現一種疲態,它似乎就是這個世界可欲之物的相反,用嘶啞的嗓子說深沉的故事,但組織和結構不善,聽得懂的人太少。諗諗逡巡各層進餐時,二樓一個房間裡傳出的聲音嚇了她一跳。房間背後,有尖利的狗的哀鳴聲,像在地板上拖行不絕,換了一個節奏又換一個節奏,中間夾雜另一隻狗的低吼。混雜的氣味飄滿梯間,諗諗失去了平時的紓緩與鬆弛,她無法理解——這個新住客是個私人寵物繁殖商,這個細小的單位裡面現在藏著諗諗與阿史都無法估算數量的貓狗。明顯是關在籠子裡,焦慮的聲音,單位的主人也許沒有留給這些貓狗一盞燈,這將令牠們長期處於恐懼而變得兇惡。不明就裡也無法推論,但諗諗直覺地感到了自由消失的威脅,一個她所不屬於的繁殖與謀利系統,突然展示了這個世界冷酷的一面,有個巨大的陰影籠罩著這隻一度擁有各種生存之道的玳瑁色花貓——諗諗一直認為,以她的聰明,應該是她對世界冷酷才對。

諗諗憂鬱地離開二樓,登上天台,又謹慎地停住腳步。她看到阿史罕有地離開了自己的斗室,坐在天台。天台上晾著住戶的床單與被袋,深深淺淺的綠,上面微小而脆弱的花紋,印工不好而出格重疊,夜風中翻飛,阿史不可抑止地感到,不可知的憂慮,與既知的無力。經濟已經蕭條,但等了很久的樓價下跌還沒有來,阿史預視到自己將會不可理喻地愛上374的紙皮石、騎樓柱子、混凝土抹灰外牆、鋁鐵氣窗……這種依戀是憤怒與無奈的剩餘。但他心底知道,真正讓他難以接受的,是他明明立志讓這個城巿改變態度,認識舊物的可愛,明白金錢並非萬能,但當事情來到自己身上,竟然沒有任何方法去對抗。他不能買下這個單位,也沒有任何理由說服業主不出售業權,也不知如何著手去組織住戶,他根本不認識他們。他突然感到自己就像父母口中所說的那樣不求上進,他霍然而驚,簡直不能讓這個念頭進入自己的腦海。

諗諗在阿史身後悄悄離開。半年之後,374二樓僭建的簷蓬被下令清拆,諗諗和一眾街貓失去容身之處,不知所蹤。這對於正在找樓盤搬的阿史來說是個小小的打擊,他有時悵悵望著鐵閘外的梯間發呆,想著是否應該早點收養諗諗。諗諗清楚374所有人的步子,這是阿史所不知道的,阿史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求教於諗諗。

 (刊於8月ESQURIE,應該要寫成另一個好一點的版本)

10/30/2016

啟蒙是種回憶





到底,我是因為什麼,想到五四運動,就會想起「啟蒙」二字?不見得是中學課本中的「德先生賽先生」,記憶中課本裡並沒有這個詞。想想,是寫碩士論文時,才比較整體地去讀關於五四運動的研究。一切都是從書上讀來,在寧靜的圖書館與深夜裡,在孤獨的氛圍裡,讀一個運動。

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稱,貫穿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色彩,令當時和日後的知識份子都承認五四運動是一場啟蒙主義運動。當時知識份子以笛卡兒式的懷疑主義、伏爾泰式的力道去破除偶像,號召以清晰的思考和自利原則來重估一切價值。五四知識分子具有批判和破壞的精神,動搖舊習俗及傳統,改革思想與感覺,傾向理性而非傳統、自然而非人為法則、人文主義與審美而非道德與宗教。微拉.舒瓦支(Vera Schwarcz)的說法則是,五四的啟蒙知識份子則是以背叛者的形象,批判中國文化中的奴性及傳統,恢復具有批判意識的人文主義精神,倡議平等和自由,尋求個體自身的改造以救國。

後來讀香港後殖民理論學者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裡面說港式殖民統治,其中一種統治方式就是勾結華人精英及貴族,暗中鼓勵他們追捧傳統中國文化,但對現代中國思潮、歷史疏離,質疑五四運動進而懷疑抗爭,是以對「啟蒙」、「左翼」這兩個詞語,不是厭惡,就是無感——而在兩岸及西方都不是這樣。我霍然而驚,的確,這就是我所經歷過的外在現實。於是,與其說是一種尊榮的價值,啟蒙更多地是某種回憶。

大學時我在做學生報,其情態大概就如楊照在《迷路的詩》中所寫,昏暗雜亂的報社會室,架上是舊日到達專業水平的舊學生報合訂本,牆上貼滿剪報及打印出來的文章,有些金句,沙發上總是東歪西倒躺著幾個累極睡去的人。漫長的會議,執拗的校對,理念與邏輯的爭論,像日光裡飄浮的微塵,不可拂去。五四知識份子辦報救國,相信論述與文字改變人心的力量,我對之的體會,不是由課堂與教科書上學來,是因為走到了相似的路途,因而覺得親切,想知道和接近那些可能有著同樣的行動情態的人,做學期論文便以《新青年》為題。魯迅說相信改變人心莫過於文藝,他是一個令人難以忘記的人,蕭索的句子,故作冷漠而炙熱的心清清楚楚。後來我去教閱讀和寫作,講魯迅《吶喊自序》,說到他心裡的寂寞如大毒蛇纏繞他的心,在那大寂寞裡激動起來,學生冷靜地問,密斯,要不要給你紙巾?我接過以拭眼角,嗚嗚道,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魯迅未死呀,他未死呀。

魯迅在香港的基督教青年會,曾做過兩次演講,〈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青年會是香港古蹟,紅磚外觀,揉合中式琉璃瓦與芝加哥風的外置鐵梯,但內裡已成公益型的庇護工場,再難看到魯迅演講時的格局。我做文學導賞時,便多說魯迅當時穿長衫布鞋,抽的是廣州帶來的五毛錢一包的美麗牌香煙。魯迅早已神化成大人物,而我相信大人物的小節總是比較鮮活動人,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裡拍魯迅理髮,其實大膽,有道是沒人能在他的理髮師或牙醫面前裝神。

香港的五四痕跡常常湮沒不存,但五四的大人物不少死在香港,如蕭紅曾有淺水灣墓,蔡元培墓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許地山墓則在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許地山墓在香港文學界特別受重視,是因為墳墓曾經潦倒失修,有負於許公任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時,改革教育體制,引入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國傳統貫融教育觀念,革新當時殖民地教育制度以至積勞成疾之種種辛苦耕耘。我曾帶參加香港書展的中國作家前往探墓,剛好遇到已經做到中學校長及語文教育常委會高層的作家潘步釗先生,帶著一群學生離開,我們兩家在墳場山道上揮汗相遇,那汗水裡分享著同樣的關懷與歷史。許公之墓如今常有人探,相對碧海群山,那風吹來還是舒爽的,想必許公不至寂寞。

五四在香港本是寂寞而邊緣的,但近年,它被包納進親中建制派的民族主義催動機器中。在八九六四之後,中共失去統治上的合法性,以致要以民族主義去頂替原有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結果就是國人均沾染普遍的民族主義無明。每年五四紀念,建制派會舉辦大型五四紀念活動,在金紫荊廣場宣誓、參與大球場民族匯演、明星偶像表演,是為「香港各界青少年慶祝建國N周年系列活動」之一部分。喧囂而陳腐到一個地步,稍有知覺的知識份子都避之則吉。這種民族主義教育下,五四對於民主與科學的追求是不講的,當然也不敢提蔡元培青年時組織暗殺團、研製炸彈的逸事。政治干預扭曲歷史認識,曾有建制派青年領袖,在電視節目上被迫急了,說出「儒家精神是守時」,這樣儒家精神簡直可以用來推銷鬧鐘了,真真廣告奇才。在香港,深厚的事物是不會被無聲的冷淡殺死的,它們自會演衍成潛在的激流;真正惡毒的,是贗品不知羞恥的大規模取代。

而我喜歡香港之處,包括它對民族主義素來的冷淡,至少穿越謊言與規避。西西在〈浮城誌異〉中寫,浮城人只有城籍,沒有國籍。這種模糊暗淡的身份,像一個影子,讓我們與他人對照,反觀自省,沉思。浮城人與全世界的人都不一樣。只要低頭思索影子,五四先驅的孤獨,就會如絲柏香氣那樣纏上身來。

學生運動是五四的重要主體之一,而學運也是香港社運的常見模式,講究赤子之心。2013年反洗腦式國民教育,黃之鋒帶領的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曾亮出過「鐵屋中的吶喊」之標語橫幅,這是李歐梵的魯迅研究之書名,喚起我的記憶:在大學時看到的示威句子,那麼多都來自五四文章。

五四一直被定義為「青年節」,香港此時,恰處於一種以「青年」為接近唯一普遍倫理及召喚話語的狀態。可是別忘了,五四也接近一百歲了,它可能脫節於時下的青年。至於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進入了覺醒年代,許多人都無法回到以前沉睡無覺的麻木生活,想把整個生活都投入於合乎革命話語的狀態中。新與舊強烈地互相傾軋,規則大幅被改變,激進成為常態的呼喚,準確點說至少激烈成為常態性表達了。我有時被網絡話語弄得有點迷惑,革命者好像鄉民化了,表面上的激進很少有演變成自我要求的倫理,反倒是變成在家中電腦前對其它行動者的冷嘲熱諷;政治上的你死我亡,先於公共目標的爭取。這就是醒來後的樣子嗎?我忍不住問。不伴隨啟蒙的激進,就有蒙昧的陰霾。而我那麼喜歡香港的清醒。於這樣的時候,我才這樣如同被催眠般感受到,啟蒙是種回憶,於是有著夢的性質。沒有歷史記憶,又還能否稱之為主體?醒來之後,如果不記得有做過夢,那麼身體是比較舒爽的;但回憶與夢,其未能完全言明濾清的幽微曲折,如果完全失去這些,也是一無與倫比的失去。

(一篇用心寫但發表很不順利的文章,幾經波折發在中國時報,受到令人傻眼的對待。此為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