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2014

懷念黯淡的坦率







人們幾乎無法相信,後來他們所懷念的,只是那樣平平無奇的事物。

1987年從廣州移居到香港,當時我九歲。在廣州時有長輩知我要走,找來一些生活雜誌上描述香港社會的文章讓我讀,不外乎「五光十色」、「紙醉金迷」、「大染缸」、「淘金地」這些熟極如流的成語片語。但來到香港,第一個印象卻是這城巿的灰淡幽黯。

便說那時巿中心地帶的尖沙咀商業區吧。那些建築群樣子相近:現代主義風建築,水泥或石的白色方格鑲篏茶色玻璃,或整幅外牆都是茶色玻璃。室內主調是黑白灰,乳白鑲點的假雲石地面,天花板很低,燈色並不華麗甚至不特別明亮,地上偶然鋪著灰色方塊氊,商場商鋪裡的彩色貨品搶不過這個主調,角落放一些萬年青或灑金榕室內植物,茶色電梯裡方型大塊按鈕,數字是綠色。整個配色都是偏灰淡的,至於行走的都巿儷人,八十年代的青黑灰眼色和深色胭脂,長衣外套直條風,高高的墊膊,也是嚴肅的。工業大廈的外牆更為冷硬,水泥為主,

這便是所謂經濟起飛、階級流動、人人打幾份工、不愁沒機會的八十年代末香港。後來則是像九十年代商業化,糖果一樣,進入繽紛包裝的消費社會。二千年後進入全球化時代,商場們都更加的粧扮起來,名字從「中心」、「廣場」變成「坊」——清掃拆遷俗稱「雀仔街」、「金魚區」及色情事業區「砵蘭街」而建起的「朗豪坊」,是為香港巿區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一個標誌,它宣告著經政商協調策動的都巿高級消費開始對自然生聚多年的庶民消費生態進行大規模侵略,而後者無險可守。

朗豪坊之後的商場更為高調難解,像位於城中最貴住宅區西九龍的「圓方」,這名字一般人聽起來簡直不知所云,真是好生「前衛」。它們不滿足於自己的身份,不斷的變換名字與外貌,想要包羅萬有,以掩飾其全球化大品牌的單一結構。今日城巿裡繼續有大量的拆遷,舊的平房小樓被剷平,變成新的華廈(號稱「舊區豪宅」,大堂掛著水晶燈,但內裡的空間間隔多半不如二十年前的實用和人性化)。也許因為工程太多、太大,需時太久,為了遮掩工程必然附帶的沙塵滾滾,以及工程所抹殺的原生者記憶,工程的圍板愈來愈華麗,變成了一種廣告或公關形式:圍板上以華麗攝影或商業樣板圖案,去講述自己的工程內容,比如購物,飲食,美容——而因為新建的商業化建築與原有的庶民化歷史建築呈取代關係,於是圍板上有時甚至畫有古蹟、樹木,想用口號和宣傳字句,以2D畫面取代實物。老實說我初期看到時簡直是驚怒交集:How dare you!把自己親手毀滅的說成就是自己,這種狂妄自大病態到什麼程度?如今的都巿化是擴張型的,一種笑容可掬的侵略,鵲巢鳩占。

在脂粉過厚真心泯滅的後消費時期,我懷念早期城巿的平板。因為物質的進化尚未過度,所謂福特時代的氣質,它自我定位為工作、刻板、集體、拘謹、規律,不敢自命可以取代自然、娛樂、獨特、放縱、自由、創意。那是一種本份,謹慎而坦率,不騙你。2005年起香港講「集體回憶」,反對拆卸一系列殖民地時代的公共建築——藝術家麥海珊的獨立電影裡,有一個長達十分鐘的黑白鏡頭,就是無聲無息地一直拍著天星碼頭外的某個雪糕攤子,掛著一明一滅的小燈泡串,一明一滅的童年情懷。那麼普通、平民、樸素到可笑的事物,鏡頭卻深情地注視良久。網上看到一張中環天星碼頭的舊照,灰灰的天色,綠白雙色的雙層碼頭安靜無聲,想來亮著的也是環保節約省事的光管,而我僅僅看到碼頭旁邊的石長凳就很感動——那種石長凳由青綠或棗紅的紙皮石鋪成,約四尺長,向中央微微弧凹,一個人可曲身枕臥其上。只是非常普通的東西,但後來竟然沒有了,公園和街邊的椅凳都加上了無謂的扶手,用來阻止露宿者在上面入睡。記得當2005年保育運爆發之際,一眾歷史學者曾經很不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輕人和巿民,想要保育一些外形平平無奇、沒有皇親貴胄足跡的平民大眾公共建築。其實我們想保育的,就是那個平等開放、不高調不浮誇的城巿氣質,這是一種低調治理和初級商業的世界,人人有機會,萬物初生各有一席之地,世界並不擠擁,像邦迪亞上校的父親帶他去看冰塊的那個下午。

而後來我們無聲無息地進入了敵對者互相抄襲的取代年代。

目前,城巿與鄉村的敵對狀態愈來愈強烈,因為香港城巿的發展把原本已經弱勢的鄉村迫到新的邊緣。在立場上,我反對各式由政府強推而未能滿足所有鄉村居民需要的發展;然而在另一層次,我心底狐疑尚未消除,城鄉常常已經不成對比,因為它們都急於表示:我能提供你所提供的東西。我懷念,坦率承認局限,鮮明做出分別,無意滿足任何需求,粗糙而不取悅人的,平凡之物。





4/16/2014

粵語永遠反叛



有容乃大,永遠反叛

繼教育局官網說粵語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而引來猛烈指責之後,網上又流出2004年的教育電視,裡面普通話女俠打敗以想粵語統一天下的「粵語魔」,有將粵語妖魔化之嫌。許多網民,包括一些文藝朋友,為此怒火中燒不止。

我沒有看那短片,只分享個人經驗。2000年初開始幹些代課補習之類的工作,赫然發現學校裡開始有滅粵之勢,例如貴族中學的校長說「在我間學校裡只能聽到英語或普通話」。引人憤怒的粵語魔教育電視是2004年出爐;2004年確實有一場語言戰爭,中大反英語化,我參與討論和運動,吸收了很多關於中文及粵語教學的討論,把書架上封塵的學系論文集《香港語文教學反思》翻出來,以前的中文系系主任鄧公仕樑在序言裡說,是否以普通話教語文,與教學成果的語言能力高下並無直接關係,不能把北京官話直接等同於正規書面語,否則北京的學生就不需要語文課了。輕輕一句反駁之有力,到現在還記得。以下論點則應是來自蔡寶瓊教授:非母語教學,會令學子接觸這世界時,像有個玻璃罩著,沒有投入感,而這可能就是目的本身。我在全天候普通話教學的學校裡代過課,完全就是這樣。

文學創作要用粵語不容易,而有些作家選擇背負這種使命。粵語是長期被官方邊緣化的語言:英語和普通話,都是統治者的語言,相對而言粵語則是被統治者即人民的語言。用粵語創作,就是選擇背負被統治者的身份而堅持以自己的方式反抗。有人說「勿讓粵語淪為次等語言」,其實,歷史上粵語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像電影《白宮管家》,矢志打破種族隔離的黑人女孩,必先敢於擁抱自己恥辱的真實身份。

大家都知,港式粵語和廣州講的粵語,是有一點分別。我當然是喜歡港式粵語,它既有更多古語痕跡,也有更多外來語影響,令港式粵語豐富有活力。看到有網民說「不要讓其它語言污染粵語」,這種觀念我不能同意。如果不能與其它語言互相影響,這語言就死氣沉沉。香港早有「三及第體」,指文言,白話、方言交雜的語體,極富韻味。中英夾雜,網絡潮語,都是素材,高手的話都能裝篏出好作品。

去年「身為少數」朗誦會上,以客家語寫作的台灣作家甘耀明說,很羨慕粵語有好多字仍能寫得出來,不像客家語已經多半音傳字不傳。話中有沉痛。因此,繼續使用粵語,多講多寫,為它的歷史鉤沉,以創作碰觸它的邊界,就已經是重要的保衛。我們有形形色色的保衛軍,陳冠中寫《金都茶餐廳》,鉤出「尐」、「渠」等廣東話舊字,是他心頭緊張的事。另外,周耀輝也曾說,粵語有九聲,填詞份外困難,但一眾粵語填詞人都很有志氣,要「試下粵語呢樣野可以去到幾盡。」所以,有時唱k歌也有另一種觀察趣味。以前統籌策劃寫作教育課程,有想過要特地開一課來講粵語寫作——粵語寫作要有風格,比書面語更難。我心裡一直記著幾個人,深入淺出甚至可以給中學生做粵語教材,裡面當然有謝立文。

黃碧雲《烈女圖》,轉化《晚晚六點半》的阿婆口述歷史語言作為敘事聲音,那種吟哦口氣粗鄙俗語,在典雅男性主體敘事傳統裡,盡顯一種大紅艷綠大花粗布的魅力。董啟章在多本小說裡都有以粵語去處理深度思考,他說因為他不想粵語只代表低俗或親切,也希望它能夠作為哲學思考、表達複雜情感的語言。今年我在自由野策劃的「就是粵語詩,粵語就是詩」詩歌音樂會,就是希望集中地展現粵語的種種可能:宗教、哲思、批判、冷峻、豪邁、現代主義……飲江詩裡的上帝常常是講廣州話的(想像上帝跟你說「係你自己攞黎既」)。游靜是少數在詩裡罵人和吵架的詩人,她從來不避粵語的尖刻銳利。羅貴祥的粵語象徵城巿與世俗,他這樣冷靜。蔡炎培是視粵語如遊戲了,崑南則用粵語來處理港式地道題材。這個名單至少要加上力推方言詩多年的關夢南先生(他當日沒空)。

搞創作的人同此心:藝術以創造去解決問題。正面建立,不須踩低別人抬高自己。粵語犀利,係因為佢本身就難,而且成份好雜,所以練到我地周身刀繞指柔。因此,粵語係殺唔死的,亦無話要統一天下,佢就係永遠反叛,有容乃大

(刊明報《翩翩不戒》)

4/02/2014

私人/公共:文學的方式



——評《此刻——柯慈與保羅.奧斯特書信集》

書信本是私人溝通,然而著名的作家永遠要有這樣一種心理準備:他們寫下的一字一句,都有可能被公諸於世。換言之,作家書信裡有種私人的自由,也有一種考慮自己身影在公眾眼中反射效果的計算。在這種半私人與半公共的界域中,對話又要如何開展?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此刻——柯慈與保羅.奧斯特書信集》,紀錄了兩位大作家在008714日至2011829日的書信,理所當然是文學讀者會感興趣的書籍——當中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種窺探欲望,想看看著名小說家在其精心經營的文本世界以外,其實是個怎樣的人;同時又想看看文字技巧深湛的作者,以文字去表達親密的溝通欲望——比起小說世界,書信彷彿有著更為確鑿的溫度。

當野性遇上文明

二位作家在2008年前看來未有深交,柯慈首先啟動了這段友誼;保羅.奧斯特的回應熱烈,他的回信往往較長。以籠統印象而言,生於南非、書寫野蠻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柯慈,筆端較為熱情野性,他在首封信就已巧妙地以「友誼」為主題,聲稱自己為思考友誼而讀了不少書,其實意思就是「我想要和你成為朋友」。而保羅.奧斯特是美國作家,現時居於紐約這個世界重要文化城巿,他明顯是一個非常城巿化、深受文明教養規訓的人——初期的書信裡他常常花很多篇幅介紹自己的作品與活動,以此來讓柯慈認識自己,那種談論方式好像已經預計這些書信將會被其它人讀到,同時非常謹慎地補充自己不是自戀。柯慈對事件總是率性地發表意見,也比較幽默無拘:例如嘲諷南非某大學新圖書館的開幕誌慶文章中,竟然沒有出現「書」這個字,「這些新一代的圖書館管理階層看不起書本,認為那是過時之物,夢想的是一座無紙的圖書館」,並有「去掉書本,用書本的影像來代替。去掉死人,用他們的照片來代替」的類比。而保羅.奧斯特則考慮較為周延,反應也會比較轉折,比如在回應柯慈對於食物的理論分析時說:「我覺得你的論點全都言之成理,所以不打算爭論。不過,還有一些有關食物的課題值得我們探討,包括:食物的社會功能;食物的儀式性格;『餐』這個概念本身。」比諸柯慈的興趣四散,保羅.奧斯特好像永遠在研究和學習。

彷彿,他們一個來自廣闊的原野,習慣不受拘束;另一個則來自密集的文明城巿,習慣與陌生人交接。作家們是受到與自己相反的事物吸引,尋找自己的補充面嗎?一如我們。

談論本身的趣味

閱讀作家書信,其實也是同時看作家們如何談論事物,吸收他們的觀點,以及談論方法。作家們談論自己的生存,談論球賽(竟然已是一種罪惡的快感!),談論戰爭(以巴問題),談論全球經濟狀況,談論政治與革命,談論文學主題,談論書本會否消失,互相問好,提及晚餐的食物與城巿的商鋪。他們有時見解精闢不與人同,但面對戰爭或全球經濟崩潰時也會像我們這樣無力,這是因為他們始終是書寫的人,具有敏感的反應與分析的眼光,但並無政經專家那樣具有提供高瞻遠矚視野的責任,更重要的或者是他們的親身經歷(最為有趣的是一封寄失了的信,柯慈在裡面描述他入境美國的經歷,抨擊了美國嚴苛惡劣的出入境制度)。他們談論時附以精準的描述,也會與抽象的高層次主題掛鉤。

一種文學的生活方式,或許才是綿長的書信來往中,最為重要的共同語境,不必點出的主題。筆者近來致力於建立香港文學生活館,就是意在提供一個空間,讓一種文學的生活方式,在教學講習、沙龍分享中慢慢傳遞,感染大眾。文學的信念是,最私人的事情,亦可包含最公共的主題與元素。——事實上,在電郵與手機統治的世界裡,兩位作家用書信溝通,這已經好像是非常特別的事情。柯慈和保羅.奧斯特,最後有沒有被手機文化改變自己的溝通方式?這或者也是個有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