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9/2012

莫言因緣



我看莫言並不算多。小時候第一次看莫言是在圖書館裡,那時適逢期考,想開開小差,隨便拿了一本《紅高粱》翻開看,心中老大驚動。故事說的是「我奶奶」和本是盜賊的「我爺爺」在東北高粱鄉高密縣的英烈佚事,風流野性,不能以文明標準去量度——其後抗日的堅決狠毅,又叫軟弱的文明人汗顏。莫言文字野放,鄉土味濃,但裡面鮮活的感官描寫,比電影影像更為震撼,描寫陽光照耀下,「我奶奶」唇上細密金黃的絨絨汗毛,小小一個片段的原始性感,簡直如要從紙上蹦出來,完全不是一般都巿色情消費品可與比肩,當時只看過一點言情小說的我,整個被拋到九霄雲外。尤有甚者,《紅高粱》裡面有一段,是英雄偉岸的羅漢大爺,被日本鬼子抓住剝皮虐殺。你想想,連唇上汗毛都栩栩如生的莫言,寫這麼殘忍的場面,那份如在目前的震撼,長長數頁,豈是一個明天要考試的中學女生可以承受的?結果戰悚魂不守舍,溫習考試也就算罷啦。

到大學時修讀黃繼持先生的現代小說課,裡面當然也有莫言,又是《紅高粱》,被歸入「尋根文學」一派中。我忘了當年的震撼教育,又看一次,結果又整夜不能成眠。我很要好的一個基督徒女同學,說她看完後用釘書機把剝皮的幾頁釘起來了,幾乎要祈禱定神……我們聽了大笑,但都認同,能用文字造成這樣的震撼,是極高的成就。

尋根派文學起於八十年代,承接傷痕文學的「人性化」取向,兼乘當時文學理論熱的風潮,從「人」,回到更大的「根」;也是莫言等一班有知青背景的作家把他們上山下郷的經歷再與自己的「起源」作連結。但回到鄉土,並不等於重蹈當年工農兵文學的陳舊老路,也不是五四時雕琢的美文,尋根文學是一種先鋒式的嘗試。所謂「先鋒」(avant-guard),必在書寫形式尋求突破,並在審美和意識上挑戰庸常,領先於大眾。「尋根」尋回來的,並不是解郷愁的田園牧歌,卻往往是文明規範的社會(包括極權的規範)所無法容忍消化的,野性與混亂。起源是鄙俗、犯禁的,像《紅高粱》中「我奶奶」,本是被劫婚、在高粱地裡野合,跟了強盜頭子余占鰲;余占鰲在地上撒了一泡尿,從此地上就長了強壯鮮美的高粱,哪裡都比不上。故事在細節與情節中帶領讀者,相信了本來在文明社會裡連夢裡都不相信的事物。

尋根派的代表人物是莫言和韓少功。我喜歡韓少功的知性和複雜,〈女女女〉和《馬橋詞典》,都對我有莫大啟發。但當時我已隱隱覺得,韓少功的深奧其實必將回到單純,而莫言的原始則可以一直維持爆發,像給社會澆了電油,等一次點火。爾後,莫言持續寫他的長篇,一本一本出來,在他的同代作家都迷失於社會的轉變後,他還是比較可以保守他原始的動力。一般人或許不懂得,在動盪而無信仰的高壓社會,一個作家能夠持續寫作,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莫言的小說很靠譜,也就是說,單純為消遣,翻本莫言也一定不會錯。莫言長於長篇,中篇如《冰雪美人》等,有時開頭巧妙,敘述變化靈巧,惜結尾有點落雨收柴。不過讀長篇《豐乳肥臀》又是很深刻的記憶。同樣又是家族史,母親上官魯氏,帶著長不大的裙腳仔上官金童,還有一大群因為上官魯氏飽受不同人強姦而生下的出色女兒,經歷大躍進、文革等等動盪時期,留下跌宕悲壯的日常故事。莫言的小說名字都原始直接不避諱,有時見一些人說到《豐乳肥臀》這名字會詭秘偷笑,我便知道,他們一定沒有讀過小說本身。裡面有一段是敘述者上官金童受了挫折,跑到高地上呼天搶地,看是要反省自我和人生了——康德看到頭上的星空便想到心中的道德律,但上官金童來到關鍵時刻,看到的是天上的星空全變成了大大小小形狀不一的女性乳房,垂掛下來給他滋潤和安慰……當時真係O咀,咁都得?那個畫面,與其說是色性的,不如說切割的女體器官將女性的被物化更大地誇張化,荒誕的力量讓讀者飛升於庸常的情色聯想。

莫言不是什麼潔廦衛道的女性主義者,但他無所拘束的想像力,可以尖銳地破壞我們最根本的「高/下」、「神聖/卑污」的二元對立,並以男性的敘述角度,顯露了女性的超越性:那是男性的根本來源,比他們所有的豐功偉績加起來都大,更牢不可破固若金湯,足以畏懼。讀過這樣的小說,講起「豐乳肥臀」四字,都有一種超越感,一掃俗世的尷尬拘謹。

莫言寫小說多用高密土語,這種對郷土語言的自信感,加上對根源的混亂虛構之處理,老實說年前的保育運動也有借鑑。一個作家成名後,往往要與自己的根切割斷裂,莫言用民間藝術如戲曲、講故事、章回小說等形式來保衛自己的根。我記得他自己晚上都睡不安穩,三個小時就會乍醒,要寫小說時更要與外界斷絕聯繫。寫小說是鬼魂附體,問米或者扶乩,我不禁想,夜裡可能是他請來的妖靈回來騷擾他……這不是惡意,而是希望說明,寫作是付出他人難以明白的代價,而最起碼的回應方式是閱讀之。現在莫言的書賣斷巿,他那些難以引述的故事都會被收入教科書……真是古怪之極的事。但我還是相信,閱讀過後,震撼教育會直指我們的根本,讓我們做不臣服的反叛者,比政治表態的改革力量更為長久。

(刊《號外》專欄after all)

11/27/2012

不服從之路,簡單而綿長



原來今年是梭羅逝世一百五十週年。他的《湖濱散記》對於一代人而言是精神宣言,曾被無數意欲離群索居而清醒思考的人引用。近日拿到台灣新生的獨立出版社「紅桌文化」出版的《公民,不服從!》(下稱《公》),是將梭羅和當下重新連線的出色嘗試。

梭羅是十九世紀的文人,面孔多樣:哲學家、藝術家、發明家、激進的反奴隸制者、公共事務活躍份子、甚至是環保先驅。在許多人心目中,他既是文學典範,又是大眾偶像。他住在湖濱遠離城巿,曾因拒絕交稅而坐過牢,儘管堅持獨處不願意鼓動他人,但卻影響了甘地、馬丁路德.金、托爾斯泰等重要人物。

我曾參與籌辦過一個以自然為主題的文學營,當討論自然主題的經典文學時,當時作家俞若玫一口便提到《湖濱散記》,但卻像有點隱隱擔心梭羅已經和時代脫節。但看看自然文學、環保運動更為昌盛的台灣,想要重提梭羅,卻是毫無猶豫。

《公》主要收錄梭羅的兩篇演講:〈公民,不服從〉和〈沒有原則的生活〉。梭羅有非常激進的一面,他雖然宣稱自己是公民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對政府的批判卻凌厲之極——因為美國當時仍有蓄奴制,梭羅聲稱自己一刻都不能視之為自己的政府。這種認為「政府不代表我」的確鑿情緒,應該是目前華人社會所共有的,我們都不妨跟隨梭羅,朗朗背出莎翁名句:「我出身高貴,不附屬誰/片刻也不願受人操控,/也不願為世上的主權國家/所操縱或擺佈。」在不義的政令面前(例如戰爭、蓄奴等傷害他人的政令),梭羅力陳人應該憑良心而行,不理會甚至起而反抗之,他認為良心應該超越法律,正義應該超越生死,這樣簡單而純粹的良心判斷,就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基礎。

梭羅的凌厲是極其正面的:「我不主張廢除政府,但要求政府要立即改善;如果每個人都說出自己尊敬的政府形態,我們就更有機會擁有像樣的政府。」如今的世代誰都懂罵,但真能正面建立價值的人,幾稀。〈沒有原則的生活〉正面談及對生活、金錢與工作的態度,這都是今日青年們關心的事物。梭羅知道有些工作是沒有意義的;他更反對人純粹為錢而工作,覺得這比懶散怠惰更糟;他呼籲不要僱用只為錢工作的人,要僱用喜歡這份工作的人。離群索居的梭羅一點都不頹廢:他認為工作的目的在於好好表現,把事情做好,工作的成果也應用於社會,符合道德,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這也就是工作給人的尊嚴,即使香港人凡事曰利,也不能抹殺心底對尊嚴的渴求。

《公》以台灣近年、青年擁戴的大熱觀念「簡單生活」為切入點,令梭羅的靈魂降臨在小文/知青身上。減少欲望,保持自由:一種自立的渴望,一種「更好的自己」的追求。一個人對自己有所要求,才能更大聲地對外界與他人有所要求。很有趣,梭羅在演講結尾甚至提倡正面,想以清晰的原則,超越瑣碎的抱怨,每天無病無痛地彼此道早安。

書很薄,排版疏闊方便閱讀,很有以前經典小冊子的風味,一反書愈出愈厚的世界出版潮流;譯筆是台版書少見的清通親切,可以放在包裡坐車吃飯時便拿出來,讀一點提神醒腦。封面封底顏色醒目,橘黑或黃黑都是象徵「很有主見」的配色;簡單排版中有小小的新意:以連串的感嘆號或問號作分隔符號,把裝飾和剩餘都變成表達的渠道,有一種青年知識份子的敏銳和憨厚。在兩篇演講之間,以極簡的篇幅整理了梭羅思想的流播,如啟發1910年代甘地的不合作運動,60年代影響南非曼德拉的反種族隔離運動,70年代被反戰份子重讀,80年代被環境主義運動所援引,以至晚近的茉莉花革命及佔領華爾街。編者能以一頁的篇幅去概括這些運動,更以甘地的話、巴黎塗鴉、MJ的歌、劉曉波的文章、夏宇的詩與這些運動並置,充份顯示了知識青年的活潑大膽及穿透力,並且擁有以編輯的低調方式來表達尖銳觀點的實力。以前香港的「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曾製作「公民抗命」的小冊子,喜見今日《公》有更為出色的嘗試。

年年月月,一代代的人,都想望保有自己生命中,簡單的叛逆,輕輕鬆鬆地彼此道早安。



(刊星期日明報)



11/22/2012

為什麼敢吃




月前看到一宗新聞,是有一條長7呎8吋、重500斤,相信年齡有200歲的海杉龍躉,在南中國海被漁民捕獲。此魚被油麻地吳松街149號食肆東主以六萬元投得,即日開刀,供老饕食用。

龍躉,學名是鞍帶石斑魚,通常居住在沿珊瑚礁區的洞穴或岩縫中,以小鯊魚及小海龜等數種海洋生物為食——平時都係食開好野,無怪乎肉鮮味美,還有多種藥理價值。龍躉不易捕獲,漁民老手也要用延釣繩、手釣或底拖網這些方法,才能得手。估計老魚是被台灣最近的雙颱風擾亂,游往較淺海域才落網。它捕獲時很快死亡,也不知年老體衰,還是有靈性情願自絕痛苦。

看到新聞,我的第一反應是堅驚:其實我地係咪隊冧左某位海神呀?吃掉比自己老一百多歲的生物,作為生物界的一份子,心感驚惶,想和整個人類撇清……

什麼都吃

可香港人好吃無極限——據說香港佔全世界一半的魚翅入口量,廣東一帶的禾花雀一度也被吃到蹤影難尋。中國人,「背脊向天都食得」。這種六軍辟易的飲食文化現象,在外人看來如何?英國飲食作家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九十年代初曾在四川學廚,那時還是全巿只有幾個地方有電話的時代,打去歐洲電話費是天文數字,所以她見過尚未巿場化的中國文化和庶民生活,也懂得中文。飲食文化一方面有深厚的高雅文化傳統,但另一方面也需要人類學那種不佔高地的紀錄眼光,因為各處文化有異,上綱上線只會顯出狹隘。若只寫享樂,又流於消費而無內涵。

扶霞在深度與平易、紀錄與批評的之間的分寸掌握得很好,所著《魚翅與花椒——英國女孩的中國菜歷險記》生活情味很濃,處處是中西文化碰觸的趣味。比如,據說中國人熱愛的皮蛋,一直被外國人認為是「魔鬼的食物」,這一點,扶霞所著《魚翅與花椒——英國女孩的中國菜歷險記》的序言〈中國人什麼都吃〉,就說皮蛋有一種令人昏厥的硫磺味,皮蛋黃還在她的筷子上留「下一抹狡獪又惡毒的微笑」,迫得她要偷偷擦掉那些痕跡;但扶霞,堅持要做一個什麼都吃的英國女孩,保持一種充滿好奇而未至獵奇、也無敵意的開放眼光。

面對現實

外國人對中國飲食的驚詫,不免也是東方主義式的眼光,像中國就是蠻荒地帶,襯托西方的文明。《魚翅與花椒》不是獵奇,但也保有一份外來者的觀照眼光,扶霞一直描寫自己目睹中國廚房宰殺生物時的血腥場面時心中如何震撼,同時努力抄寫筆記,記下做法,不遺忘被中國廚子一手揮斷的各種內臟,生吞活剝的俐落手法,懸掛在廚房裡的各種屍體。書中有一段廚師殺魚的過程,就是我們小時常在街巿看到,把魚狠狠摔昏、大力狠剖、鱗片四飛引來圍觀那種如同摔跤表演的狀況。文首提到的二百歲龍躉,還有劏魚動新聞可看,筆者簡直驚慌。

你知道,外國菜裡的動物很少整隻上桌,多半去頭去尾,讓你不會聯想到殺戮的過程,保有一種「文明的想像」。而扶霞恰是在這些場口,坦承中國菜讓她直面殘殺,「在中國,你看得到『肉』代表了什麼,這裡毫不避諱:你是在看得清清楚楚的情況下自己選擇要吃的。」一種踏實的徹悟。無怪乎日日在廚房裡的母親往往比男人更狠辣決斷,那是日日的磨煉呀。

她認為,「動物」在西方文化裡是指「有生命的」,而在中文裡它只是代表「會動的」,連感覺都沒有。而她也指出,自孟子說過「君子遠庖廚」之後,廚師在中國一直是一個低等職位。然後她記錄了她認識的一位廚師,如何在中共建國以來就沒有好日子過,只因其父參過國民黨的軍。平實的故事,中國歷史的辛酸比調味的薑葱更有層次。

為道德而素食?

二百歲的龍躉此時不知是否投胎去也,但我也忍不住因為牠而想起幾米的一張畫,一名漁夫釣起一條和他一樣高大的魚,魚眼滴淚表示不平,畫意是反思捕魚的以強凌弱。畫本是誇張人和魚的比例,但現實中老龍躉遠比廚師高大,魔幻變成寫實。人類與動物,絕對不平等。

但即便如此,人類作為統治世界的物種,與其它動物的關係、相處的經驗,在在衝擊人類中心的定位與設置。哈爾.賀札格(Hal Herzog)的《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Love, Eat, Hate)極其好看,探討許多特異的人與動物的互動心理學。其中有一節專門探討素食與肉食的兩難。當我們重視動物權益時,很容易推到素食。但許多素食者身體不適、精神萎靡,最終放棄而變回一個比常人更為誇張的肉食者(例如以半磅生牛肝為早餐!)。這不得不讓我們回想,人類本是雜食的物種,肉食長期主宰人類的健康與愉悅,構築我們的文化。

素食的健康理由往往受到實際數字的挑戰,研究發現不少人尤其年輕女性,常以素食來掩蓋自己的飲食失調。道德理由相對來說較能支持長期素食,但它能夠真的對抗人類肉食的天性?《為》一書從自然科學研究開始,收集故事,涉及倫理問題,一新我們想像。但賀札格不給答案,只留給我們極精彩的故事、難以想像的研究資料,時而閃光的remarks。

賀札格也曾參與屠宰牛隻,深受震撼;尤其吃自己宰的動物,會令人百感交集。他到達與扶霞一樣的結論:直面人類的殘忍,比躲在文明餐飲的外衣下,更有助於反思與啟蒙。或者我也該認真觀看不忍卒睹的劏龍躉動新聞……


11/21/2012

末日中年

(陳炳釗《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後感)


末日本來不是我的議題,是因為陳炳釗上演劇目《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下稱《如》),我才去看。前進進尤其陳炳釗的劇目,總是讓我有很好的refreshment,較一本書輕省之餘,又比大部分世俗娛樂更具思考深度——我一直認為沒有一定水平的東西是不能構成娛樂功能的。

去年前進進曾上演《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發生在2012的戲劇場景》(下稱《十》),為2012年的末日想像作預演。在我看來,《十》更像是一本素描手帳本,像在生活裡隨手記下畫面,以跳躍結合的方式連貫成一個鬆散整體;而它同時是陳炳釗把牛棚近年的一些新嘗試以及社會上的革命風潮的青年躁動,作一次採風。在《十》裡隱隱讓人看到,陳炳釗嘗試吸納「同路人」的思路與感受,把更多新的元素與性情加入自己的作品,《十》的吸納與習作性質是很外顯的,它有一種素描本的輕快。

《如》則是進一步的整合,繼續嘗試迫近末日主題,而另取蹊徑。《十》輕快而且滿有能量,像迎向末日的一顆年輕頭顱,有短髮在風中飛揚;而《如》則比較沉重,可比喻作一次持續的「蘇菲旋轉」:舞者在持續的旋轉中保持一種不可能的穩定,始終在同一點上安固重心。大約一小時十五分鐘我開始呼吸沉重,但《如》的層次確實更為豐富。

也許「末日」對不同人有著不同的意義。《十》吸納了青年人的革命視角——末日對於青年革命者而言,或者憧憬多於畏懼,因為他們早已受不了這個腐敗的世界——像意大利革命歌曲〈bella ciao〉唱,「啊游擊隊呀/快帶我走吧/我已經不能再忍受」。社會底層者想望機器停擺,想望末日如一次洗牌的機會,宗教呼喚悔改的聲音。但對於中年人,末日卻是檢視的迫切,他們必須盤點自己的所作所為,看看這個自己有份建立的世界之崩壞的可能,並想想自己的生命還有什麼必須要做的事如同死亡將至。

《如》比《十》加入了更重的中年視角:它在起點就超越了末日的來臨,坦白道出末日之過度被期待。中年人李鎮洲飾演的紀念館館長,他像所有人一樣懷念失蹤的艾艾小姐,艾艾代表了某些他過去的革命情懷與夢想,但他只能用經營一家紀念館的方式去對應這種情緒。而經營必須壓抑,由此他逐漸無法好好聆聽想法各異的同伴,終於對著一名不屑跟他溝通的文弱青年下屬失控施暴。是的,那些由善良中年高位者所施行的暴力,往往如此發生。陳炳釗藉此一角色,同時處理著他一直思考的文創產業問題——弔詭在於,是由以往不能融入體制的青年反叛角度,變成真正進入了高位者的矛盾處境,才令處理更有深度、更令人低迴。

但《如》保有的青年色彩仍然重要。艾艾小姐此一角色,由失蹤的艾未未演化而來,如今有了更多的女性色彩。她在劇中本是領袖角色,但劇中明言,艾艾小姐沉默、脆弱、搖擺、甚至不知自己的方向,沒有直接帶領過任何人,而是以其失蹤令周遭的人墮入不可不改變的絕望。這恰恰是這個時代,具有牽引力的figure的特性,老派運動者或難以理解。如果如一般處理為一男性的強大領袖,則全劇難免會更具「缺席的父親」的父權主義色彩。

全劇高潮是在絕望中反轉一切信仰。研究者迷失方向,革命者只餘暴力和怒火,寫作者依靠新時代的宗教慰藉但徒顯恐怖。豐富的聲光處理,震撼是否一種昇華?我建議陳炳釗在末日來臨前再re-run。他說或者兩套一起重演——連末日都可以選擇麼?

11/17/2012

盤點前的查拉圖斯特拉

盤點前我做了一些事。然後,隨手翻開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恰好翻到了「自願的死」一節。

「可是,即使是多餘的人也很重視死亡,即使是最空心的胡桃也想被敲碎。」

尼采實在是非常正面的。他帶著憧憬去看死亡。「因此我願自己死去,讓你們這朋友為了我的緣故而更愛大地;我願再化為大地,讓我在生我的大地中得到安息。」

然後他談及贈予。以金子為例:「金子為什麼會有最高的價值的呢?因為它是不尋常的,沒有實用性,它閃閃發光,而它的光輝是柔和的,它總是奉獻自己。」 「最高的道德是不尋常的,沒有實用性的,它閃閃發光,而它的光輝是柔和的;贈予的道德就是最高的道德。」

並沒有那麼全然的柔和。查拉圖斯特拉說他的弟子們,想讓自己成為犧牲和贈品。「你們強迫萬類趨向你們,進入你們的身心之中,讓這些萬類作為你們的愛之贈品再從你們的泉源裡還流出去。」這種柔和的贈予內裡有一種強迫性質,尼采從骨子裡剛強不諱:「這種贈予之愛必將成為攫取一切價值的劫奪者;可是我把這種利己主義稱為是健全的和神聖的。」

能夠在做過那些事後、盤點出門前讀到這些,有如神諭。於是承認自己的強迫性質,強迫的趨向與容納,承認那首先是一種利己,承認自己的贈予無所用,再肯定自己是否發出柔和的光輝。在死亡的基礎上,我贈予你無所用的柔和。


11/13/2012

借刀殺人



小時候我很愛看英國偵探女王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小說,尤其喜歡她書中的留著誇張鬍子的矮小比利時古怪偵探白羅。白羅身無武藝,有一柄從來不開火的手槍,但憑直覺、觀察和細心推理,一直大破奇案。據說白羅死亡的小說《幕》(curtain,另一中文譯名忘記了)發表時,《紐約時報》用頭版登出他的訃聞。那時我還沒有出生。


如何才可配上傑出偵探的死亡?原來白羅回到他首次出場的山莊,他追蹤了多年的多宗案子,歸結到一個源頭。白羅很肯定,多宗案子都是由同一人所引發,但那「兇手」很厲害,並不自己動手,而是用挑撥、暗示、慫恿、心理渲染等方法,引動其它人去動手,除掉自己的眼中釘。所以此人從未親手殺人,卻不斷在製造兇手,換言之殺害的不止一人,比一般兇手遠為邪惡。白羅觀察了很久,而一個偵探的限制在於抓到表面證據,但真正的兇手藏在表面的背後。白羅沒有辦法。為了阻止真正的兇手繼續害人,他只能親手殺掉這個兇手。而白羅是一個退休警察,他清楚知道自己這樣去維持正義是不可被法律接受的,但亦不認為法律可以審判自己,於是他自我了結。這個自殺是雙重意義上的,一方面他終結自己的生命,一方面他也毀滅自己作為破案者的光潔歷史,但卻真正的阻止了罪惡。

當時看完小說,心裡抑鬱低迴不在話下。它還教曉我,最恐怖而無法破解的罪惡是借刀殺人,真是高超呀,不挑明,只是放一些暗示、隱喻、氣氛,讓人自己在腦裡產生聯想,完美的推諉。對於擁有這種技巧的壞人,可能要陪上超額的好人的性命。也許我在最有犯罪和毀滅欲望時,我都要自己去面對和承擔自己的罪惡,而不會借刀殺人,因為那是害死白羅的手段。嘿,可是在如今,凡事靠煽動,多少人躲在幕後不露臉、平日裝好好先生,卻滿懷惡意?


(刊「730視角」)

11/11/2012

不為什麼,不是別的——讀黃碧雲《烈佬傳》






去年《末日酒店》出版之後隱隱傳來訊息,黃碧雲《烈佬傳》出版。黃碧雲是香港的重要女作家,我竊以為是最後一個可稱為「偶像級」的嚴肅作者——行事作風特立獨行,流傳不少關於她的奇聞佚事,如「連上床都會帶著小刀的女人」,還有出走西班牙後學習佛朗明哥,將舞蹈融入生命和寫作,回來的偶然表演不是為了顯示舞技的高超,而是生命不可不發揚的能量與欲望。近年黃氏嘗試作畫,在《字花》、《明報周刊》的發表都連同畫作,連續二書都以自己畫作為封面,我看亦是與寫作和學舞如同一轍,便是無畏地分享自己的生命。

想望黃碧雲

在香港寫作,常常如投石於枯井,一下聲響之後,儘只得寂寞的回音。或者因此,黃碧雲對於自己作品的出版,有時慵懶提不起興趣,經典舊作再版都不願意。黃碧雲曾有一段創作的瓶頸期,去年她在香港書展講座裡,講到自己常常想到可能是寫不出了、要放棄了,聲音一度哽咽變調,又很快地小聲道「但心底還是有個很小的聲音說,你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一下子到達寫作者艱難的心境,痛楚會讓人即時眼眶發熱。

那時便聽說黃碧雲要出《烈佬傳》。多麼隨意、口語、輕鬆的一個名字,像是過了難關。《烈佬傳》對應黃氏前作《烈女圖》,我是被《烈女圖》澆灌過的人,實是十分期待。尤其因為,《烈女圖》的寫作風格之根基,是黃碧雲給六十年代的工廠女工作了一次口述歷史的訪談,出版為《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所著意保留的口語混雜樣態,在小說中便突顯為尖銳的藝術特色:早期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日戰爭、六七十年代的辛酸歲月,全由一把基層女性的粗鄙口語作敘述聲音,實在是站到香港小說中敘述聲音的一個歷史高點。

《烈佬傳》亦是建基於黃碧雲多年來探望囚犯志榮,訪談內容而得。志榮是老牌的古惑仔,看場子、賣白粉,多年出入監獄,如今亦已屆花甲之年。這彷彿是杜琪峰電影,失意的古惑仔,依然保留忠貞義氣,但江湖消失,黑社會也企業化,他們便成了無主孤魂。可是黃碧雲的語言處理傾向於恬淡。記得《烈女傳》裡「我婆」有一句評論女人貌醜,說「個頭在沙頭角,屎忽在九龍城」,多麼尖刻醒目。但《烈佬傳》裡沒有這麼強烈的把口語化為藝術特點的處理,有的只是一個人喃喃自語的隨便,以及透過時間回望的距離。

距離何嘗不是一種真實?一種衰老的真實,在日日的平常中累積的消磨,欲語還休,但還是要說的真實,生命僅餘的痕跡。

夏宇詩裡有寫過,「這是偏遠荒遼的谷地/看那草略茫昧月湧星垂/我狂喜狂悲進退皆險/真真不如市集裡村人/以物易物自生自滅  肉與字/年輕時我相信/各有各的煉獄,活到這把年紀/知道它們最終也無能彼此/救贖。枉我不放心一再追究/一再深入」,然後她便想要回到「深入後所失去的表面」。

生命蒼茫,技巧多餘

《烈佬傳》裡的蒼茫,亦可作如是觀。它幾乎不進入內心,不是剖白。或者作者們終不免走到這一端:在生命面前,技巧變得多餘。

那麼恬淡,黃碧雲何以還稱志榮亦即主角周未難,為「烈佬」?古惑仔時時出入生死交關,這份「烈」,在小說放得很淡,純然只是顯示生命的重量。更叫人喟嘆低迴的,是阿難與他身邊的大佬、兄弟、女人、道友、獄友、病友……一個旋起旋滅的族群,倏而消失,人死燈滅,完全沒有原因。大佬被不知名者尋仇燒死。蛇皮阿重睡著就死了。飛天盜侶在爆竊跌下來癱瘓。改良炒股的人跳樓。生命的走馬燈,連憐惜互助的空間都沒有,彷彿毫無意義,純粹是承受,或者是以浪擲生命來印證存在本身是一種被拋擲到世間的狀態。黃碧雲的小說總像是問題的回擲,我們無法去憐憫這些角色為何不潔身自愛,反而是從他們身上看到我們在自己生命裡極欲遮蓋的浪擲。

阿難好像從不談及願望。青少年小說如《饑餓遊戲》,說及希望是令整個人世殘酷的競爭遊戲延續的要素。這話在視界蒼老的《烈佬傳》裡是徹底反過來說的:希望是痛苦的來源。而一旦生命不得不繼續,希望便如同吸用白粉,自欺以逃避痛苦。但連自欺的希望,也是難的。

《烈佬傳》裡阿難戒毒最後關頭,抑鬱症發作,無法入睡,與宿舍的病友互相折磨終夜,然後「我走到大廳去,在沙發坐著,等天亮,到時開電視,可以看到天氣報告,世界還有很多地方,有晴有暗。」

香港這城巿裡有很多人,喜歡一個叫「瞬間看地球」的小節目,深夜及清晨的一分鐘,在熒幕上顯示世界各大城巿翌日的天氣。我們愛看的原因或許類似於阿難,僅僅是要知道世上還有其它地方,不只是眼前絕望的世界。「其它世界」,有時是一種救贖的希望,但希望有時不等於別的,只等於延宕與消磨,如同阿難日日去飲的美沙餇,最後六度,再減不了。天氣報告是其它世界的倒影,這倒影折射於電視此一欺騙的載體,而阿難還在等,等天亮,時間是最根本無情的自然。每一個絕望的人,都需要經歷時間這絕對無上的冷漠之物的洗煉,才能去到其自願被欺騙的一葉載舟,飄蕩於幻想的弱水,張望無何有的另一世界。連張望,也要走這麼遠的一段路。我們都是靠希望的影子而存活。雖然,活著本來,不知為了什麼。

《烈佬傳》裡有天主教式的救贖,但也有強烈的佛教味道——雖然黃碧雲說,沒有一種宗教能滿足她。近幾年我突然發現身邊被佛教徒圍繞,但現今的普及佛教,往往甜甜如橡皮糖果,不是我所理解的佛教。只有《烈佬傳》,比較貼近我所認同的佛教氛圍。大學時修佛學課,說佛教的核心在於四字:眾生皆苦。生老病死,五陰熾盛,貪嗔癡,怨憎會,愛別離。

生命本苦,《烈佬傳》裡淡淡道來,還不到輪迴,也沒有修行,不設出口,只是生命長路不斷。每個生命的重量累積到最後,無法收結,像只有關機一路。《烈佬傳》不時寫及生命的焚燒,大佬被燒死,阿難也說,死後只欲一把火,乾乾淨淨。

天晚欲秋,掩卷睡去。眾生皆如此迷失於人世。有人把生命掏出來分享予我們像聖餐掰餅,卻無非想讓我們知道,生命本質的虛無。

 (刊台灣《文訊》)


 (很難過的時候我罕有地給黃碧雲寫長電郵。她便跟我說,希望之殘忍。道理我一早知道,約翰.伯格寫,希望常常辜負我們,而悲傷未曾。但漫長的絕望,依然需要慢慢去領受,否則其實等於不知道。這究竟是死,還是生。)





11/08/2012

毀滅之書(其一)



上一次油麻地小書節,是陳景輝、周思中、林輝等大賣逾千本舊書(順便歡送外遊的林輝),並有幾場沙龍對談,在活化廳舉行。其中有個叫「毀滅我們的幾本書」,我也有份與談。

朋友們近年很多身份,社運、電台、助教、農夫甚至被扣了很多帽子;不過識於微時,深知他們心底最珍惜而又無人提起的,其實還是「讀書人」這個身份。這不是一個值錢的身份,但一旦談起來,讀書之瘋癲、買書之機關算盡或胡裡胡塗、藏書之脫離現實、賣書之不捨難離……書癡打個眼色,對一切難關心領神會。何況題目改得那麼好。當日特地穿了白裙子和鴛鴦款的布鞋赴會,以示重視。

所能毀滅你的,必是曾經建立你的。書是啟蒙,啟蒙即光,光本是無重量的輕盈——但有些書,其光柱探入更為深邃,遂成其為一種雕刻,模塑自我的面貌成形。雕刻是一種建立,如此懵懂的石頭、樹木、石膏方才有了面貌;但首先,雕刻必須去除、切割、鑿破,它首先是一種損毀。

何時人會把自我開展到這個程度,讓書的光柱削割人格?於我而言,便是大學時期,人處於不涉於利且不設限的求知時期,猛力吸收知識,而且要與自己的人生掛鉤。其狀況便如泡了長足的溫泉,毛孔開張,吸收空氣中所有的成份。心心相印,在自己腦中認定,寫下誓言,像登上山峰,回不來。

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是其中一本建立過我的書。手邊那一本被我翻得破破爛爛,頁邊寫滿初讀時的驚詫感嘆(很多要以粗話的形式表達)。我並沒有在人類學方面進修,對於古文明和部落文化也沒有很大興趣,但李維史陀對於書寫的信念,卻撼動和鑿入我的靈魂。著名的「日落」一節,是李維史陀在漫長的航行中,每日的自我練習:他要用文字,把每日相似但絕不重覆的日落景色詳細描繪出來,因為他認為,如果能掌握這種程度的書寫能力,他就可以把人類學本行那些穿越歷史、地域和文化的複雜秘密,向任何一個外行人講得一清二楚。這種光明執著的信念,以及確實踐行出來的能力,還有面向外行人的啟蒙傳達的公共性期許,都曾經讓我多次流下淚來。不是因為悲情,僅僅是因為可以這樣清晰無礙。有時因為想面向外行人,而走到自己都無法承受與迴轉的困境,我便想,是因為暗暗與這本書有著誓言。

李維史陀的筆力讓今日的紀錄機器都瞠乎其後,但他卻深知,追尋古文明必然處於兩難的悖論:古文明與現時是因相異而定義,但在追尋和比較時,不免會把相異處削減磨平——文化的溝通有雙向污染的性質,但不溝通又無法知曉多樣性。人類學家必然處於以下困境:他將對目前所見的現象大起反感,但即使追蹤古代消失的遺蹟,卻亦可能因此而遺漏當下現象背後的深遠意義。這其實就是人類存在之有限,深入思索者才會遭受的挫折。對這種「雙重的病態」之超越,就是他的結構主義。

是知識和信念,令李維史陀可以對抗失敗感,深潛到叢林與新大陸中,繼續用他那種彷彿可以剖開一切分解然後置入世界各種系統然後萬物豁然開朗的筆力,進行研究嗎。他心底還會有深邃的懷疑嗎。我生於結構主義被超越的時代,但,是從《憂鬱的熱帶》39頁開始嗎,我是那麼容易,被在核心層次中自相矛盾而無法到達目標的事物吸引。而這又是另一本書的故事了。


(刊明報世紀版.翩翩不戒)

11/07/2012

比干之死

《封神演義》

王曰:「御妻偶發沉痾心痛之疾,惟玲瓏心可愈。皇叔有玲瓏心,乞借一片作湯,治疾若愈,此功莫大焉。」比干曰:「心是何物?」紂王曰:「乃皇叔腹內之心。」比干怒奏曰:「心者一身之主,隱於肺內,坐六葉兩耳之中,百惡無侵,一侵即死。心正,手足正;心不正,則手足不正。心為萬物之靈苗,四象變化之根本。吾心有傷,豈有生路!老臣雖死不惜,只是社稷坵墟,賢能盡絕。今昏君聽新納妖婦之言,賜吾摘心之禍;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存,社稷存!」紂王曰:「皇叔之言差矣!總只借心一片,無傷於事,何必多言?」比干厲聲大叫曰:「昏君!你是酒色昏迷,糊塗狗彘!心去一片,吾即死矣!比干不犯剜心之罪,如何無辜遭此非殃!」紂王怒曰:「君叫臣死,不死不忠。臺上毀君,有虧臣節!如不從朕命,武士,拿下去,取了心來!」比干大罵:「妲己賤人!我死冥下,見先帝無愧矣!」喝:「左右,取劍來與我!」奉御將劍遞與比干。比干接劍在手,望太廟大拜八拜,泣曰:「成湯先王,豈知殷受斷送成湯二十八世天下!非臣之不忠耳!」遂解帶現軀,將劍往臍中刺入,將腹剖開,其血不流。比干將手入腹內,摘心而出,望下一擲,掩袍不語,面似淡金,逕下臺去了。且說諸大臣在殿前打聽比干之事,眾臣紛紛,議論朝廷失政,只聽得殿後有腳跡之聲。黃元帥望後一觀,見比干出來,心中大喜。飛虎曰:「老殿下,事體如何?」比干不語。百官迎上前來。比干低首速行,面如金紙,逕過九龍橋去,出午門。常隨見比干出朝,將馬伺候。比干上馬,往北門去了。

話說黃元帥見比干如此不言,逕出午門,命黃明、周紀:「隨看老殿下往何處去。」二將領命去訖。且說比干馬走如飛,只聞得風聲之響。約走五七里之遙,只聽得路傍有一婦人手提筐籃,叫賣無心菜。比干忽聽得,勒馬問曰:「怎麼是無心菜?」婦人曰:「民婦賣的是無心菜。」比干曰:「人若是無心,如何?」婦人曰:「人若無心,即死。」比干大叫一聲,撞下馬來,一腔熱血濺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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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演義》大概是我看的第一本小說,那時應該是六歲左右,自己胡裡胡塗看明白的。比干是偵破狐狸妖物的人物,較有仙氣,也幾乎是唯一可以傷到九尾狐狸的心的一個了。「面似淡金」 這個形容,到現在還記得。小時還特地有翻看,為何前面說「淡金」,後面說「金紙」。小時覺得這群忠臣有點煩,為什麼都講大道理(那時古文看不太懂);現在覺得,與前面的邏輯推理、赤忠告主相比,掩袍不語,低首速行,馬走如飛,算是不錯的姿態。除了被昏君辜負(赤裸裸的就是覺得你的命不值錢),或者真正的悲劇是,一個人把自己的命運生死,全繫於另一個陌生路人的無心言語。

11/06/2012

別把莫言和政治一同倒掉

(已經不在遇事可以慢慢坐下來讀完幾本書的生活裡,而且要把文章切碎才能把心裡的話講完。此文刊於明報世紀版的專欄,還有一篇在號外的專欄裡,遲些再貼。)

這段日子不免常常在想,要為莫言說話說到什麼程度。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照理說應該是對文學界的大激勵,寫作人理應同享喜悅——但莫言不會享有劉曉波獲獎時的那種普天同慶(當時fb洗版,人人如同自己得了獎一樣的歡騰),因為他沒有在某些關頭站出來,與不義的政權劃清界線。

對於莫言的指責,網絡上看到很多,這裡不再重複。坦白說我在那些關頭也有失望,想想前年略薩得獎,到中國後還是直言不諱批評專制政府,箇中的膽識風範,中國的嚴肅文學作家長期生活在極權的陰影與豢養之下,恐怕還做不到。文學是改變人心的事業,作家不可避免地被賦予樹立人格典範的期望。然而,寫作者往往達不到人格典範的標準,因為寫作這種事業,對於精神的消耗,有時大到成為一種摧毀——他們不能像一般單純的人,如植物般向光生長,也不能時時如熱血賁張的人們,很直接地講出人們想聽的話。作家脆弱、搖擺,他們常常需要延宕的空間,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說話;他們需要懷疑和逆向,以進入不同的心靈;他們把大量心力投注在寫作上,以致有時在現實的判斷上,天真懵懂如孩童。像楚辭中的漁父,世混濁便濯吾纓——若不這樣,就如雨果所形容的,革命來臨時,靈魂脆弱的作家如何首先在家中便精神崩潰。

作為耕耘文學公共性的人,到今日作家與文學如此進入公共維度,其實我該慶幸才是。過去幾年文藝常有動員,請作家和藝術家就公共議題聯署表態,我常常要邀請聯署。大部分的人非常樂意,但也有些人會拒絕,他們想以個人的方式去表達,不習慣加入人群之中,有些根本不習慣被游說,把這類邀請視作推銷電話。但我總不願逼迫作家,因為我始終相信,不能要求人人都以同樣的方式表達立場,更不是所有人都要在任何時刻表達同樣的立場。作家與時代的步伐是錯開的,我的邀請雖然被拒,但也可能成為種子到達心靈,催生新種類的植物。

我對作家的容忍,除了是因為我自己也寫作之外,更大的原因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對作家的摧殘實在太大,不可重蹈覆轍。中共對文藝的控制由來已久,從報上的大規模批判,到後來直接的批鬥,文人不得不在政權面前下跪,不下跪者如老舍投湖。莫言聽話照抄講話,但他有沒有對人造成實質的傷害呢?其實沒有。他只是自保而已。如果照抄舊文就叫文棍,那在汶川地震後「含淚敬告」死難兒童家長不要追究的,叫什麼?上綱上線扣帽子,中共的歷史早已對我們展現清晰。我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更不可跌入這種邏輯。

或者總有這樣的時候,世界運轉前行,昔日的先鋒沒有和人群保持共同步調,遭到唾棄。但是寫作是長期的心靈耕耘,世界應該為他們保留另一維度,一個從文本和閱讀出發的維度。如果因霍布斯邦批評過六十年代學運就否定他的史學成就與人文關懷,人類文化也就無所傳續。西諺有云,別把嬰兒和髒水一同倒掉。

我記得在科大圖書館借莫言的《豐乳肥臀》,扉頁上有大陸學生留言說這種小說是對母親的莫大侮辱,好好笑。先鋒藝術就是這樣衝擊心靈、搗毀日常,我希望自己始終記住,莫言小說的狂歡性質如何釋放過我,且它如何強力地搗毀過中共的意識型態武器——「高、大、全」、二元對立的簡化文藝原則。

那是反叛人格的真正養份,必須透過深刻開放的閱讀吸收才能得到。

11/03/2012

就讓他們靜靜改寫香港

以我咁樣唔識音樂的人,已經寫過mla幾次,次次都有少少唔同,而仲覺得未寫夠,也許mla已經不是一個icon咁簡單,而是同呼同吸,寫佢就好似寫日記。這或者也是他們「原地踏步」卻仍未凝滯,時有更新,故寫之不厭。


香港本土小樂隊「My Little Airport」(下稱MLA)在兩岸三地的文青社群中也算頗有名氣。像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到台灣訪問,便有人誠意向他推薦MLA的〈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內地華語金曲獎,不時便會把某月的最佳專輯頒給MLA。任何一首單曲,在YOUTUBE上都有幾千CLICK;每年一張專輯,幾場演唱會,參加各地的演出,都已經有足夠糊口的收入。如是作曲作詞的阿P可以沒有全職收入而活得輕輕鬆鬆,主音NICOLE可以去北京幾年又回到香港。

MLA已經在文藝青年社群中成為一種溝通的語言。他們的專輯裡的法文和英文,成為一種隱含自嘲的風格氣質;明星的名字出現在他們的歌曲,斷然不是熒幕上粧扮得那麼完美;每張專輯裡都有一點色情犯禁的小曲;「邊一個發明了返工」、「DONALD TSANG PLEASE DIE」等等,都已經成為潮語。去台北時要聽〈讓我搭一班會爆炸的飛機〉,女友們訂婚時給她們唱〈和陳五MSN〉(中有一句「和不認識的人結婚/應該會很開心」),每當沮喪時便點播〈九龍公園游泳池〉,反覆跟自己說:「我原是世間其中的粒子/如何衝擊我都可以」。充滿默契,由生活累積,小眾的世界靜靜擴張,陽光下活得比人快意。

應該不止我一個留意到,MLA的歌曲多以香港地區為名,像蓄意要慢慢繪出一張香港的地圖,這張圖是要對抗官方與主流的印象。MLA有一點外國氣質,於是美孚藍田,也會有傲視金錢的根斯堡和珍寶金;他們會為破落的地踎小商場如白田購物中心寫歌,高級的九龍塘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爆房」的色情地帶但充滿遲疑,而深水埗的貧窮社區也會成為歌的主題。簡單來說,MLA以平凡的文藝青年之個人私密情事,以及偏離主流的獨特眼光,把香港的面貌,逐一改寫。這個工程緩慢,一時可能不明所以,但成效漸見:阿P說有內地自由行的旅客,特意照著歌名去遊歷那些舊區小店。

其實不必想像這些「地區歌曲」能代表大眾。MLA不負載這麼沉重的任務。無論哪裡,出現的都是某種文青的面貌身影。失落,沮喪,不滿意於現實,怠工症不時發作要在時間表裡找裂縫,想要離開香港,這些都是MLA歌中重覆出現的情調。他們絕不諱言失敗,根本沒有成就感;但是,單單是一種直接表述自身的勇氣,就叫他們不同於一般唯唯諾諾的人——MLA代表的是一種文青的驕傲。他們倚仗卡繆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倚仗各種音樂與文學的名詞,帶他們敲開沉悶的天空,而所欲望的勝利不過是,這種並不英雄的面貌,一點虛無反叛的氣質,被社會親愛地接受,幽默一笑。

香港的特色是,很多人都很容易有一種想法,就是離開香港。這是長久的難民社會痕跡,現在被旅遊雜誌所替代。我想法文歌、把旺角街頭想像成法國,也就是一種離開此地的欲望吧。可一如許多文化評論人分析,如今的八十後一代,不像上一代隨時能遠走高飛,相反可能無可選擇地必須以香港為家,因而生出不可回頭的愛。MLA的本土之愛低調而植根日常,保留了以前的英式諧趣——就是不斷諷刺、口是心非、說要離開但始終離不開。MLA新專輯《寂寞的星期五》中有一首〈牛頭角青年〉,裡面又講到「牛頭角都玩厭了我們還可以去得邊」,但看獨立電影工作者麥海珊的紀錄片《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裡面阿P選擇在牛頭角唱一首歌,娓娓講述他的工作室在這一區的工廈借一角,細緻觀察舊區小店,充滿情味,便讓我這樣住在附近的人很汗顏。

香港是一個隨時可以離開,但也許永遠無法真正離開的地方。你平時沒有時間細看它,日子到頭了,又感傷不捨。

有趣的是MLA新碟裡也出現另類的「中港融合」視野。〈廣州足浴一夜〉,似是與足浴女子的對話,女子為了不想在家鄉種田而到城巿討皮肉生活,而阿P卻跟她講香港青年到郊外復耕的事,彼此不能理解,在幽幽的距離中說「努力又是什麼/如果目標已經出錯」,到後來只好歸諸「人生是什麼/我今晚不知道喎」的浪漫慰藉,亦可稱北上尋歡潮的一枝另翼,順道反思城巿的過度發展。

更有絕妙大作,〈爺就是一名辭職撚〉,「爺」的稱謂是內地網語,「XX撚」則是香港高登的網語,亦坦露內地與港在網絡上已經涇渭難分。新碟中有不少自承卑劣的歌曲,〈爺〉中自詡「爺」的負心是要她們學懂死心,「爺就是她們要修的行」尤其令人髮指,實是不折不扣的ass hole派宣言。但回心一想,外國不乏這樣的歌,中文的卻極少,這又是因為什麼?拋棄道德的外衣,坦然享受自己的卑劣,人間失格,也許體現了極端的自由,上帝已死的自由。

阿P是雙魚座,身長181公分像一瓶牛奶,看書很多,靜靜的說出一些嚇人的話。我有時會與他聯絡,自以為頗理解他的某一部分。至於NICOLE,我交流較少,但我有一次牽過她的手——那時是保衛天星碼頭的運動,我們三百多人突然要遊行上行政長官的官邸,因為怕出意外和被奸細滲透,我拿著麥克風叫群眾兩人一組互相照應,順手牽住身邊一位沉默纖細的長髮少女的手,遊行途中她的手一直冰冷,到被警察圍困時她的手輕輕顫抖,後來我才知道那就是MLA的明星主音NICOLE。文藝青年們,可以在社會運動中遇見,回身聽歌又心念互通,感覺真是良好。

(刊陽光時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