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2012

我們都喜歡辛波絲卡

2012年的二月初,我們得到了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逝世的消息。文化/知識/閱讀界掀起了不小的悼念旋風。二十一世紀,大師們紛紛離我們遠去,詩歌已經被放逐到世界邊緣,能夠讓不太熟悉詩的一般讀者都為她點起一根小蠟燭的,辛波絲卡是有如此份量其中一人。

幾米在《向左走向右走》中引用過辛波絲卡的〈一見鍾情〉:「他們兩人都相信,/是一股突發的熱情讓他倆交會。/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但變化無常更是美麗。 」如此便把這幾句詩帶到了當代文藝青年的心靈中。幾米多度推舉辛波絲卡為其靈感泉源——也許,辛波絲卡有一種普世的親和力,很少讀者會在她的詩中感到被拒絕,多半都是發現原來有叮噹的隨意門,以及快樂與安慰,被激發的創意。據說章小蕙手上都曾拿過辛波絲卡的詩集。

詩歌不賣錢,不講理,抗拒變成廣告宣傳。而詩人的離世之所以令人憂思眷戀,無非是因為詩人透過詩歌,影響了人的生命。那種影響可能無法言傳,但亦永不消失。

深居簡出,常在人間

辛波絲卡是重量級的波蘭女詩人,作品嚴謹卻擁有巨大讀者群。她在大學裡修讀波蘭文學和社會學,我想社會學的平等氣質,與她能夠如此親切地把握「常人」的特質,頗有關連。辛波絲卡坦言承認早年曾經相信過共產主義,希望藉此改變世界。後來,波蘭的共產政權開始鼓吹文學應為宣揚社會政策,辛波絲卡曾經為此出版過詩集《存活的理由》——後來她否定了這本處女詩集,不將集中任何一首作品收入自己的全集中。

辛波絲卡始終是關心政治的,但不介入政治,保持一種距離以便觀照。詩作如〈恐怖份子,他在注視〉、〈然而〉、〈可能〉,仍然涉及人在各種政治或時事環境下的處境。〈對色情文學的看法〉一詩,模擬一個畏懼人們擁有思想自由的道德潔癖審查者的聲音,這種審查者以小人之心把文學當成色情來防範,誇張地攻擊文學與自由(如將文學聚會說成「幽會」,但「他們幽會時唯一濕熱的是茶水」,令人發噱),根本是畏懼自由。這種性潔癖當然是與政治權力掛鉤的,辛波絲卡對此進行了深刻的諷刺。而這種結合政治權力的審查,就像我們在求職時必須把生命的意義削減到適合職業一樣(〈履歷表〉),都是一種對於人性的束縛與框限。辛波絲卡呈現社會的現象,並把它們提升到普世價值的層次。

日常的奇妙

辛波絲卡是深居簡出的,也不好交際;她1996年得到諾貝爾獎後,甚至過了好幾年才寫出一首詩。但辛波絲卡一直觀照人間,她的詩裡充滿「常人」,她頌讚常人,安慰常人,有時稍稍諷刺他們一下。

這讓我們想起西西:《西西詩集》裡有很多處理日常經驗與社會現象的小品,似乎與辛波絲卡遙相呼應。西西的〈看病〉單純紀錄病者與醫生的對話,揭示公營醫療的問題,辛波絲卡的〈葬禮〉亦是單純紀錄對話,卻是暗諷葬禮的儀式化、與死者是何等無關。而借助作者獨特的觀照角度,在這種看來無斧鑿痕的小品中,常人,以及日常生活,就以我們熟悉但在完全不同的層次,重新呈現其意義,得到尊嚴。

她的詩裡充滿日常、充滿每一個人都會做的事,毫不晦澀;換一個審視角度,便有奇思妙想。我在〈種種可能〉裡讀到我所相遇、淺交、深知的人們的身影,而他們可能是散落在世界各個角落,平日有各種面貌,心底都有一個獨特的自我:「我偏愛電影。/我偏愛貓。/我偏愛華爾塔河沿岸的橡樹。/[...]/我偏愛綠色/我偏愛不抱持把一切/都歸咎於理性的想法。/我偏愛例外。/我偏愛及早離去。/我偏愛書桌的抽屜。[...]/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毫不高蹈的獨立,往往激發我們對於世界的希望,覺得人生還有另一些可能性。

而可能性是存在於我們生命的每一瞬間,就在思考的一剎那,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脫軌。〈一粒沙〉中說「我們稱它為一粒沙,/但它既不自稱為粒,也不自稱為沙。/沒有名字,它照樣過得很好,不管是一般的,獨特的,/永久的,短暫的,謬誤的,或貼切的名字。」名字就是日常的符號,我們用符號來認識事物,而辛波絲卡往往把我們帶回幾步,回到萬事萬物尚未被命名的時候,一切就好像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辛波絲卡駕輕就熟的常用技巧,是「否定」,她用反面來映襯事物。例如〈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寫一個甚至想不起來做過什麼的平凡日子,本來是失憶者的低沉語調,結尾突然一轉:「我當時潛藏於何處,/隱匿於何處?在自己的眼前消失/可是相當不錯的幻術//我搖動我的記憶。/也許在它枝椏間沉睡多年/的某樣東西/會突然振翅飛起。/不會的。/我顯然太過奢求。/無非是整整一秒鐘。」在動搖的一剎,小小的欲望從衰老的心靈中,又重新滋長。她的詩牽著我們的手,稍稍離地飄飛,一種毫不困難的神奇。

辛波絲卡在〈墓誌銘〉一詩中,說自己「不屬於任何派別」。這種個體主義,很合香港人的口味。她筆下的個體是那麼有趣味和尊嚴。她笑說:「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歡/勝過我對人類的愛」。人群就是具體的複數,人類是一個抽象概念。辛波絲卡在具體/個別,與抽象/普遍之間的奇妙平衡,使她的詩,可以持續進入後人的生命。

(刊周一星島日報。篇幅不夠啦……關於否定的寫法可以寫得再詳細一點。)

2/22/2012

以開放的視野反自駕


(有些書是留著一直不肯賣,總有一天有用的,《馬路學》就是這樣的書。我不駕車,但很享受書中所提供的駕駛者視野。此文刊於上周經濟日報。)

粵港自駕遊 來得太急
駕駛文化未融合


無聲無息的粵港自駕遊原來將於3月實施,掀起本土社會新一輪的爭議。中港跨境問題已成為本土政策黑洞,凡與中方共同決定的跨境政策和建設,往往都與港人講求透明、監察、各方問責、追問執行細節的方式相違:來得急、規模大,細節含糊。而當香港社會逐漸自覺未能承受自由行後果,而對內地人產生排拒心理的時候,自駕遊會成為新一輪的社會不滿爆破點,像宜居灣、高鐵等欲急於上馬的計劃一樣,受到社會的強烈反彈。

社會上最恐懼的情緒是針對「我爸是李剛」、「寧撞死、不撞傷」等極端例子而發;此外,還有對於內地汽車檢查維修、車牌發放資格等法例上的疑慮。在不信任的社會氣氛下,自駕遊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自駕遊車輛有交通事故、違例或罪案,如何追究?而驚人的是政府對此卻又是全無準備。

駕車:容易衝突的行為

就算不看極端例子,以開放的文化知識角度去看,「開車」也不是簡單的事。我們常見許多人在駕車的時候會變了個樣子,記得有新聞報導神父駕車時發生意外碰撞,暴怒狂罵。駕駛是一件怎麼回事,還要仔細了解。范德比爾特所寫的《馬路學》(Traffic:Why We Drive theWay We Do(and What it Says About Us)),裡面很細膩地討論了駕駛者的各種表現和心態。駕駛者被困在狹小的空間中,因而更加需要他人的認同;而偏偏車子的外型往往代替了「人」,人們經常把駕駛者的失誤歸諸其人格問題,而發生碰撞時則往往訴諸對方的道德問題,是以他們在交通意外發生時容易暴跳如雷。可以想見,這類衝突在如今對內地人懷有抗拒的氣氛下,會更易被放大。撞到車子如果有中港牌,和撞到本港車輛相比,引發的反應會根本不同。

中港兩地文化需要溝通,而駕駛者困在車廂中,溝通只靠一些燈號、一個手勢、遙遠的眼神交換,故常常產生誤會。例如響銨這常見的表達方式,它有時代替指責,有時是發洩自己的不耐,有時表達一種和應,有時甚至是讚賞——響銨的意義根本不明,往往是靠文化習慣和個體的默契(偏偏駕駛者之間一般互不相識)。在中港文化差異矛盾愈多的今日,很難保證自駕遊不會帶來負面影響, 內地客、香港人,都不見得很有溝通的耐性。《馬路學》一書甚至指出,因為駕駛時的溝通如此困難,不少駕駛者根本就免掉溝通,不望對方的眼神,直接切線——因為自私,只想讓自己開快一點。於是路面的負能量,就在無聲中增加。

更重要的是,香港本來已經夠塞車的了。環保人士這幾年力推單車減廢,希望香港對單車更友善;對環境和個人健康、城巿永續發展都有幫助的單車,幾年來政府不見積極。政府去年說為推動環保和減少塞車為由而加車稅,現時卻又放每月數百輛車來香港,塞車問題怎麼辦?多噴的黑煙,who pay for it?自駕遊,看在香港的車主眼中,是自打嘴巴,也顯示政府對香港和內地,存在雙重標準。我城的施政,能否迎合香港巿民對於城巿、生活的希望?太快的融合,徒添衝突。

2/10/2012

新春的希望

(刊經濟日報)

拿到《新春糊士托.菜園村藝術快樂抗爭》(下稱《新》)一書,紀錄的是去年初二初三,在菜園村舉辦的一個新春藝術節。

記得當時非常熱鬧,2天內有逾千人到過現在已被徹底清拆的菜園村舊址,去觀看裏面的藝術作品,對當時抗爭的村民表達一點支持。

當時的菜園村抗爭已經到了很苦澀的階段,港鐵人員與村民及村子的巡守隊不斷衝突,新村又未建起,希望變得很渺茫——但在新春糊士托裏,大家又聚首一堂,看到互相的能量,成為彼此的激勵。那天天氣很好,煦日藍天,連來拍照的龍友都很興奮。

筆者也有參與「新春糊士托」,在裏面與一群文學人與藝術人一起,以極短時間和極少資源,建起了「廢屋文學館」。

廢屋不但是展示空間,更是觸發創作的引子,許多作品的完成,都仰賴廢屋中的白牆、碎玻璃、被棄置的桌子和茶具……廢屋文學館裏的作品,於是也就關乎新年、 菜園村抗爭、城巿發展、廢墟美學。不是完全為時事或抗爭而作,但這種圍繞而非作發聲機器的方式,卻令整件事更有長遠的影響。

把理念帶回家 推動體制改變

一條村子,像是非常有限與窄小的圈子;土地,本來被以為是只屬老一輩的感情;收村,應該只與利益有關?這種種迷思,經過菜園村運動之後,已經被打破,單從 過去一年來各種生活雜誌的路綫和報道材料方向之變化,都可以看出來。作為對城巿和當下生活不滿的出口,人們假日都不想去商場,而往自然、土地與村子裏奔, 在這些地方開出來的景象,都是有老有幼,合家歡,可作良心消費,把運動帶回家去,最終也指向政策的體制的改變。

在抗爭所開拓出來的公共空間,人們開放自己,比在藝術館更有耐性去思考和接收,甚至更有行動與創造的能量。新春糊士托,作為一次公共藝術的實踐,在本土是 難得的嘗試。在《新》一書中,既有各種藝術(音樂、視覺藝術、文學、電影、劇場、手作)的融合,而所包含的階層也很廣闊。

港人長期遏抑 圍觀行動日多

無錢、而且明知很快會被推倒輾碎,大家做得不亦樂乎。由此看來,在香港長期遏抑的氛圍下,建制與美觀的事物已經不再被相信,自由好似只存在於街頭與網絡, 人們其實喜歡在廢墟中發揚自己的能量。反過來看,香港的藝術和市民,都很需要空間。單純網絡的空間,雖然自由、廉宜,卻總不如在公共空間那樣有長久的感染 力。

虎去龍來,菜園村搬村後仍有許多問題未解決,例如污水系統一直未做好,香港政府和財團要處理人實際生活的需要時,不知為何總是做不好。香港本土亦被內地衝 擊到產生不可再遏抑的怨恨,即時性、圍觀性的行動將會愈來愈多。因此《新》一書值得被好好收藏,因為它盛載了過去的希望,一個因為人們的積極、不認輸而開 出來的,充滿希望的空間。

如果香港不願沉淪,便要一直抱持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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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書的那天,在發佈會上發言時毫無準備地流下淚來,聲調哽咽,整個KUBRICK的人都轉過頭來詫異地看著我。我左手握拳舉到下巴左右,勉力說下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這樣空氣稀薄的冬天,隊形散亂嫌隙增多的時候,什麼都不相信的夜裡,要想到希望,實在很難很難——然而希望有時是超越其自身的虛妄,來召喚你的,其聖憫與可怕,即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