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日子不免常常在想，要為莫言說話說到什麼程度。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照理說應該是對文學界的大激勵，寫作人理應同享喜悅——但莫言不會享有劉曉波獲獎時的那種普天同慶（當時fb洗版，人人如同自己得了獎一樣的歡騰），因為他沒有在某些關頭站出來，與不義的政權劃清界線。
對於莫言的指責，網絡上看到很多，這裡不再重複。坦白說我在那些關頭也有失望，想想前年略薩得獎，到中國後還是直言不諱批評專制政府，箇中的膽識風範，中國的嚴肅文學作家長期生活在極權的陰影與豢養之下，恐怕還做不到。文學是改變人心的事業，作家不可避免地被賦予樹立人格典範的期望。然而，寫作者往往達不到人格典範的標準，因為寫作這種事業，對於精神的消耗，有時大到成為一種摧毀——他們不能像一般單純的人，如植物般向光生長，也不能時時如熱血賁張的人們，很直接地講出人們想聽的話。作家脆弱、搖擺，他們常常需要延宕的空間，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說話；他們需要懷疑和逆向，以進入不同的心靈；他們把大量心力投注在寫作上，以致有時在現實的判斷上，天真懵懂如孩童。像楚辭中的漁父，世混濁便濯吾纓——若不這樣，就如雨果所形容的，革命來臨時，靈魂脆弱的作家如何首先在家中便精神崩潰。
作為耕耘文學公共性的人，到今日作家與文學如此進入公共維度，其實我該慶幸才是。過去幾年文藝常有動員，請作家和藝術家就公共議題聯署表態，我常常要邀請聯署。大部分的人非常樂意，但也有些人會拒絕，他們想以個人的方式去表達，不習慣加入人群之中，有些根本不習慣被游說，把這類邀請視作推銷電話。但我總不願逼迫作家，因為我始終相信，不能要求人人都以同樣的方式表達立場，更不是所有人都要在任何時刻表達同樣的立場。作家與時代的步伐是錯開的，我的邀請雖然被拒，但也可能成為種子到達心靈，催生新種類的植物。
我對作家的容忍，除了是因為我自己也寫作之外，更大的原因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對作家的摧殘實在太大，不可重蹈覆轍。中共對文藝的控制由來已久，從報上的大規模批判，到後來直接的批鬥，文人不得不在政權面前下跪，不下跪者如老舍投湖。莫言聽話照抄講話，但他有沒有對人造成實質的傷害呢？其實沒有。他只是自保而已。如果照抄舊文就叫文棍，那在汶川地震後「含淚敬告」死難兒童家長不要追究的，叫什麼？上綱上線扣帽子，中共的歷史早已對我們展現清晰。我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更不可跌入這種邏輯。
或者總有這樣的時候，世界運轉前行，昔日的先鋒沒有和人群保持共同步調，遭到唾棄。但是寫作是長期的心靈耕耘，世界應該為他們保留另一維度，一個從文本和閱讀出發的維度。如果因霍布斯邦批評過六十年代學運就否定他的史學成就與人文關懷，人類文化也就無所傳續。西諺有云，別把嬰兒和髒水一同倒掉。
我記得在科大圖書館借莫言的《豐乳肥臀》，扉頁上有大陸學生留言說這種小說是對母親的莫大侮辱，好好笑。先鋒藝術就是這樣衝擊心靈、搗毀日常，我希望自己始終記住，莫言小說的狂歡性質如何釋放過我，且它如何強力地搗毀過中共的意識型態武器——「高、大、全」、二元對立的簡化文藝原則。
那是反叛人格的真正養份，必須透過深刻開放的閱讀吸收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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