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今年是梭羅逝世一百五十週年。他的《湖濱散記》對於一代人而言是精神宣言，曾被無數意欲離群索居而清醒思考的人引用。近日拿到台灣新生的獨立出版社「紅桌文化」出版的《公民，不服從！》（下稱《公》），是將梭羅和當下重新連線的出色嘗試。
梭羅是十九世紀的文人，面孔多樣：哲學家、藝術家、發明家、激進的反奴隸制者、公共事務活躍份子、甚至是環保先驅。在許多人心目中，他既是文學典範，又是大眾偶像。他住在湖濱遠離城巿，曾因拒絕交稅而坐過牢，儘管堅持獨處不願意鼓動他人，但卻影響了甘地、馬丁路德．金、托爾斯泰等重要人物。
我曾參與籌辦過一個以自然為主題的文學營，當討論自然主題的經典文學時，當時作家俞若玫一口便提到《湖濱散記》，但卻像有點隱隱擔心梭羅已經和時代脫節。但看看自然文學、環保運動更為昌盛的台灣，想要重提梭羅，卻是毫無猶豫。
《公》主要收錄梭羅的兩篇演講：〈公民，不服從〉和〈沒有原則的生活〉。梭羅有非常激進的一面，他雖然宣稱自己是公民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對政府的批判卻凌厲之極——因為美國當時仍有蓄奴制，梭羅聲稱自己一刻都不能視之為自己的政府。這種認為「政府不代表我」的確鑿情緒，應該是目前華人社會所共有的，我們都不妨跟隨梭羅，朗朗背出莎翁名句：「我出身高貴，不附屬誰／片刻也不願受人操控，／也不願為世上的主權國家／所操縱或擺佈。」在不義的政令面前（例如戰爭、蓄奴等傷害他人的政令），梭羅力陳人應該憑良心而行，不理會甚至起而反抗之，他認為良心應該超越法律，正義應該超越生死，這樣簡單而純粹的良心判斷，就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基礎。
梭羅的凌厲是極其正面的：「我不主張廢除政府，但要求政府要立即改善；如果每個人都說出自己尊敬的政府形態，我們就更有機會擁有像樣的政府。」如今的世代誰都懂罵，但真能正面建立價值的人，幾稀。〈沒有原則的生活〉正面談及對生活、金錢與工作的態度，這都是今日青年們關心的事物。梭羅知道有些工作是沒有意義的；他更反對人純粹為錢而工作，覺得這比懶散怠惰更糟；他呼籲不要僱用只為錢工作的人，要僱用喜歡這份工作的人。離群索居的梭羅一點都不頹廢：他認為工作的目的在於好好表現，把事情做好，工作的成果也應用於社會，符合道德，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這也就是工作給人的尊嚴，即使香港人凡事曰利，也不能抹殺心底對尊嚴的渴求。
《公》以台灣近年、青年擁戴的大熱觀念「簡單生活」為切入點，令梭羅的靈魂降臨在小文／知青身上。減少欲望，保持自由：一種自立的渴望，一種「更好的自己」的追求。一個人對自己有所要求，才能更大聲地對外界與他人有所要求。很有趣，梭羅在演講結尾甚至提倡正面，想以清晰的原則，超越瑣碎的抱怨，每天無病無痛地彼此道早安。
書很薄，排版疏闊方便閱讀，很有以前經典小冊子的風味，一反書愈出愈厚的世界出版潮流；譯筆是台版書少見的清通親切，可以放在包裡坐車吃飯時便拿出來，讀一點提神醒腦。封面封底顏色醒目，橘黑或黃黑都是象徵「很有主見」的配色；簡單排版中有小小的新意：以連串的感嘆號或問號作分隔符號，把裝飾和剩餘都變成表達的渠道，有一種青年知識份子的敏銳和憨厚。在兩篇演講之間，以極簡的篇幅整理了梭羅思想的流播，如啟發1910年代甘地的不合作運動，60年代影響南非曼德拉的反種族隔離運動，70年代被反戰份子重讀，80年代被環境主義運動所援引，以至晚近的茉莉花革命及佔領華爾街。編者能以一頁的篇幅去概括這些運動，更以甘地的話、巴黎塗鴉、MJ的歌、劉曉波的文章、夏宇的詩與這些運動並置，充份顯示了知識青年的活潑大膽及穿透力，並且擁有以編輯的低調方式來表達尖銳觀點的實力。以前香港的「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曾製作「公民抗命」的小冊子，喜見今日《公》有更為出色的嘗試。
年年月月，一代代的人，都想望保有自己生命中，簡單的叛逆，輕輕鬆鬆地彼此道早安。
（刊星期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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