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期《字花》要發行到台灣,十一月要往台灣宣傳,這次脫期不得——用設計師的說法,這次是我們拿槍指着他們要在極短時間交稿的。借了獨立媒體的會室,三 名設計師分三個方向坐定,對着notebook 電腦目不轉睛。編輯陳志華和我校對及穿插打字,兩人輪流神經短路,睏得語無倫次,忽爾又清醒過來。設計的人總是面對電腦貌作冷靜,手不停地動,口中又要搭 嘴冷嘲熱諷講爛gag。我扯着要和他們打架,一度在室內迴旋追逐,陳在旁勸道「做完嘢先啦做嘢先啦」,我又使計把陳支開好對付他們。奇怪的是他們被我這樣對付,但從不會結盟對付我,大概設計也是傾向單獨運作的單位。
遊戲有盡,室裏靜下來,凌晨四點多。我掂估進度儘管理想,但看來他們是沒時間睡了,突然十分地抱歉起來,說對不起這次大家真的辛苦了,下次不會要大家這麼辛苦,我們會想辦法。沒有人應話,他們只播歌。一會我嫌棄道:有沒有更合理的歌呢?爛gag 才又爆起來。
近天亮時,陳志華和另外兩位設計師完成工作先走,我和另一位設計師繼續餘下部分。都累了,無力說笑,設計師當日還要上班。我不得不想起大學時代對整個規範作息律的厭惡,然而當時這對他大概沒有幫助。我伏在另一張桌上,反覆播黑鳥的《路障戰歌》,戰鬥者的憂鬱,砂紙一樣斑駁粗礪,質感清晰,無法說明。沙啞嗓音、低沉的結他和手鼓組成的河流,讓黑色的凜冽的風在室內空間中緩慢漂流,弦線的拖曳接近留住了廣漠的夜。窗外的朝霞日色金光燦爛,無可阻擋一直漫衍過來。
我們所在製作的,可稱作路障嗎?還是說,需要有路障擋住城市機器的規律,我們才能製作下去?文學是無所不能披荊斬棘,還是嬌生慣養的小姐天生待人供養?
我始終聽不清楚歌詞在唱什麼,只得隱隱約約一句「我們都在路上一起同行╱安那其呀╱同志們」。無資格稱安那其,我只是突然想起本來同行及應該同行的人,還 有當下同行而我無法幫助的人。無可想處,只想能夠去聽「又是最壞的年代」音樂會,進入苦惱的核心,也許就可以變成苦惱本身而安定。但聽音樂會這個目標與思 考的原起點,是多麼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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