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九來說，我們並不存在

（刊19/10 明報世紀版）

西九諮詢十月開始。近月，爭取文學館的聲音沸沸揚揚，連結了左中右、文學界與藝術界、著名作家與普羅巿民，不少巿民簡直以為文學館快落成了。九月七日我在立法會西九會議上以「文學館倡議小組」名義發言，要求十月開始的西九諮詢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而會上西九管理局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袞袞諸公，均表示「持開放態度」。誰料，到諮詢開鑼，事實才擺在眼前：在西九規劃裡，文學完全沒有位置。

文學人， 西九與你無關

所謂文學在西九完全缺席，並不是指規劃藍圖裡沒有文學館的計劃這麼簡單。問題在基礎的部分。西九的規劃需要諮詢，需要不同藝術界別中的不同位置的持份者，從他們的角色去給予專業意見。而令人驚異的是，在西九的整個諮詢組別、持份者的定義中，竟然不包括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獨立文學作者。而根據持份者身分而制訂的諮詢問題，也根本不包含文學角度出發的關懷。換言之，這明明白白的表示，在西九管理局眼中，文學人口不是西九的持份者，西九的規劃里拒絕肯定任何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之地位。根本還未輪到討論要不要建文學館，整個龐大的文學人口、文學研究者、作者、愛好者，對於西九管理局來說，並不存在。

西九規劃曾被譏為諸侯占據、掛文化羊頭賣地產狗肉、豪宅後花園。而現時這份諮詢名單，其實可稱多樣化，除了藝團、舞團、劇團、展覽中心、畫廊、藝術刊物、傳媒、贊助藝術的財團等之外，還有許多令人驚喜的發現：比如，在「視覺藝術、設計、流行文化和活動影像方面的藝術協會╱藝團」組別的持份者中，包括「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有限公司」；在「商業畫廊、拍賣行和展覽中心租戶」組別中，可見澳門的「威尼斯人」；在「社區團體、區議會、立法會、少數族裔團體」組別中，遠至「鯉魚門街坊福利會」等等也名列陣中。西九持份者的定義看來無遠弗屆，但唯獨是文學，一個本來就是藝術中的很重要成分的範疇，西九管理局卻完全視而不見。

文學本在生活中俯拾皆是，我敢說，這種把文學視如不見的態度，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唯有香港才有這樣的怪現象。這是由香港的古怪殖民歷史導致的，而號稱要引入藝術營運新思維、打造藝術展覽新局面的西九，是否要把舊殖民的愚昧痕跡印刻在西九龍最後一塊美麗地皮上？

驅逐文學是殖民餘緒

翻開歷史的陳年爛絮：從香港文學內部的發展來看，早期由三四十年代的南來文人作品起，直至目前一般學生投稿，普遍的文學作品都有追求內在靈性、反抗人往純經濟或利益考慮的方向墮落——而偏偏香港在回歸以前以後，都被指定要「唯利是圖」。我看著早期南來文人的傑出作品，他們無法忍受空間與視野同樣狹窄的香港，無法忍受殖民地文化處於高位、拜金勢利的社會，這樣的作品殖民地政府怎會歡迎？可悲的是，裡面批判的到現在仍然適用。文學大概永遠是統治者心頭的一條芒刺。

從外部文化政策來看，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本是六七暴動之後，以「提供娛樂」的方式幫助治理綏靖，因而以演藝表演為主，讓民衆成為乖乖坐著的「觀衆」，表演場地又由官方管理，柔性地滅絕反抗——而文學一來是較精英，二來是讀書寫作往往在家中不受管制，港英政府便乾脆將文學邊緣化，即是讓社會上不至於完全沒有文學，但又始終不讓文學正名、與其他藝術或社會範疇平起平坐。比如政府辦文學事務及活動，歷來是交予圖書館的，彷佛文學只是閱讀的一個選擇，而非滲透日常生活的人類精神財產。更重要的例子，是藝術發展局的「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是不能參加的。所謂一年資助團體，其行政費用會受資助，即藝術發展局認同該團體日常運作是有助發展和推廣藝術的。而文學團體，是在架構上就已被否定了成為「一年資助團體」的可能，即藝術發展局認為文學團體日常運作毋須支持。

文學界別的「團體」角色，一般以文學雜誌代之。但文學雜誌一般只獲雞肋式資助（稱得上合理的稿費、設計費、編輯費，絕對不可能三者兼得），而且原則上是對出版的資助，並非資助團體營運，雜誌多搞周邊活動，是自願性質，也不計算入編務工作。藝團、劇團會搞表演、展覽、座談、出版……各式的連結，這些都有助于營造及提升城巿整體的藝術氣氛，凝聚界別。而文學界別也一直有人在做這些，無論是否拿資助，各本文學雜誌都知道工作不止于出版，而是要提高文學在城巿中的能見度。各書店、大中小學，甚至街頭的講座、交流、作品分享、詩歌多媒體匯演、crossover 創作計劃、讀書會、文學展覽，一年大大小小都有逾百樁，這些都是需要策劃營運才能出現的。比如我個人，除常規編輯工作外，每月至少必須與三個以上希望與《字花》合作的團體接洽開會（未計出席相關文學活動），而不但這些工作藝發局原則上不資助，每月的編輯費也只等於我去做一次中學演講。

文學人一向重義多于利，即使沒有錢，講者免費來、活動免費策劃、書店場地義助，以游擊形式組織，熱心從無懈怠。文學活動在民間活躍出現，換來「沒資助已經存在，又何必資助」的怪圈邏輯，雜誌旋起旋滅，實際運作經驗無法傳承的苦處，只看一代人的熱情能燒多久。現在辦文學雜誌，早已超越紙面，工作也由出版雜誌而更趨向藝團的多面向形式，藝發局以為文學團體工作等同出版，是非常落伍的。而既將文學雜誌理解為文學團體，至少應向外反映（藝發局網頁刊出「一年資助團體」，文學界別又是一片空白）文學雜誌的代表性角色吧？種種缺失，導致在建制眼中文學人口隱形，也不讓以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在40 公頃的西九文化藝術區規劃里得到肯認和反映。

讓文學帶起藝術互動

回到西九諮詢問題。在原初的策劃理念上，作為一個綜合文化藝術區，西九本著重藝術範疇之間的互動性，整個西九文藝區，不能是各自為政、分崩離析的，而應是一整個有機體。西九在此階段的諮詢，卻跳過了綜合有機的大原則——諮詢問題很實際，很重硬件，比如詢問未來戲曲中心的使用者，觀眾席應建一層還是兩層？卻不問問，在軟件方面，戲曲中心希望如何與周邊的劇場與博物館，合辦主題活動，在城中推動共同的藝術議程。

月前張堅庭導演在自己的專欄里反對建文學館，文中聲稱「多媒體藝術更與文學表達愈走愈遠」，真是脫離現實。不但如今的文學活動多是音樂、影像、舞蹈結合，就拿電影來說吧，改編自名著、通俗武俠小說的電影不知凡幾，許鞍華改編過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半生緣》，王家衛《花樣年華》明顯是向劉以鬯《對倒》致敬，羅永昌《天生一對》本以西西《哀悼乳房》為藍本，連最近荷李活的《D9 異形特區》，明眼人絕對能認出卡夫卡《變形記》。文學根本無處不在，一向是為其他媒體之所本，從來有跨媒體性格，只有殖民地養成的文學瞎子，才敢這麼大聲地否定文學。讀文學至少教人謙虛。

意欲將文學自藝術整體中分割出去，這是完全背離中國傳統藝術觀念和國際藝術常識的。衆所周知，文學作品是許多音樂、繪畫、電影、建築、戲曲、視覺藝術作品之所本，文學的許多概念也直接影響到其他藝術範疇的概念和批評（比如我們會聽到影評人分析電影剪接的「語法」），一個思潮或藝術風潮之湧現，也總是在各個藝術範疇里一起萌生（比如結構主義在語法學、繪畫、建築、電影的不同演繹），諾貝爾文學獎更一直是中國人的心結。

如今所有香港文學雜誌都熱烈地搞跨媒體互動，我實在很希望，文學能夠以其互動、民間出發的性格，改變西九現時硬件先行、分崩離析的狀態。比如大型外國劇團來演《美狄亞》，如果我們有一間文學館，就可以同時推動介紹希臘悲劇的講座、展覽，從黑格爾談到王國維；比如視覺藝術展出水墨，文學館就可以介紹文人畫題詩傳統、詩畫互涉、印章雕刻與鑑別學問；文學館可以推動本土年青創意社群，製造限量發售的文學小商品（如張愛玲布書套、也斯食物詩筷子、曹聚仁煙灰缸），支持本土的創意商品巿場。

不諮詢，逼人上街？

這樣的文學館是一個動態的藝術平台，讓整個西九更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退一萬步來說，從文學角度出發的意見，是可以改善西九的吧？一個喜愛文學的人，對西九的想像和意見，應該是西九需要考慮的吧？如果以往沒有把文學包含進來是「歷史的錯誤」，那麼現在馬上修訂持份者定義，首先吸收文學雜誌、文化書店、出版社等等有文學策劃經驗的團體之意見，進行諮詢，應該不太難吧？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看到西九目前這樣的諮詢定義，我心鬱憤。一個族群如果不被承認其存在，可以如何呢？諮詢政治崩潰時，最常見的方法是遊行示威，街頭相見。是否要把那些本來在家里讀書寫作、只想在一個文學空間里悠閑尋索的人，都迫到要舉牌示威，你才肯承認文學人口存在？希望西九管理局能夠聆聽，文學館倡議運動自五月以來從民間運動累積的聲音，顯示他們能夠有就社會現況改變的彈性，將文學館納入諮詢議程——至少將文學人口納入持份者定義，對文學界進行組別會議諮詢。至於藝術發展局，應該與時並進，即使維持以文學雜誌代替「一年資助團體」，但向內必須將雜誌的日常行政工作納入考慮資助範圍，向外申明文學雜誌有文學界資助團體的角色，讓文學的聲音在建制內有反映、在社會上被看見。這僅僅是對我城每年逾百的文學活動表示肯定——肯定它們存在，並推動了我城的整體藝術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