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焉不詳
——序吐露詩集《續借》(2008年)
吐露詩社的同學又要出詩集了，忝為前社長，奉獻一篇序是份內之責（那些沒寫序的社長，合該奉獻評論），俗務纏身以致拖延出版，也慚愧得不知說什麼好。序作為文類本來就混淆凌亂，回憶錄也好工作經驗總結也好作為文學史研究史料的野史也好，不論何者我都怕文章太長，又語焉不詳。
我總是因為書名而亂買書。看著架上那本《飛揚跋扈為誰雄——作為文學社團的新青年社研究》，心想，就算我回到學院做研究，也不見得一定要買這書——可我為什麼還要買下？狂歌痛飲空渡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杜甫這首〈贈李白〉，我離開中大時明明已經不再喜歡了。
我幹吐露詩社的時候，當時文學界裡有著一股詩社的小小風潮（抱歉掛一漏萬）：呼吸詩社尚有餘風，我們詩社也未遙遠，零點詩社自社員的中學時代起已累積了穩固脈絡，從「詩的挪亞方舟」發展出來的大學詩社（浸大）也活躍地搞朗誦會和出版，教院的薪傳文社也冒出閃亮的名字，還有詩作坊的學員自組星期六詩社。據說當時的吐露詩社是其中比較特立獨行的，或可稱是社員飛揚、我獨擔跋扈的惡名。讀巴赫金的傳記，「涅韋耳小組」、「巴赫金小組」裡的社員個個性格鮮明出類拔萃，兼且在俄國知識份子高人一等的傳統之下養成使命感和貴族氣派，怪異，篤定，並且共處，像傳奇，某魔幻的世界。香港的自然是另一故事，要強行把俄國的想像模式搬到香港，似乎不太可能。
***
搞詩社有正事，比如詩聚、詩集、詩歌朗誦會，我那年是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了免費派發的詩集《吃掉一個又一個水果》（下稱《吃》），作者群包括詩社成員、杜家祁小姐新詩班上的同學、亦邀中文系的各級同學中有詩名者。詩集編輯有突出概念，每個作者附個人化的簡介（不少人覺得好看程度不下於詩），這些方式後來在其它出版上亦有延續。《吃》出版後，引來一些好評，說沒想到大學生作品可以有這個水平；其後便有《除草》為續。詩集的一些作者至今已頗有知名度（最知名的當是王貽興），這對後來的詩社參與者也許有鼓勵作用。少作的意義如魚飲水，我只是一直寄望這些作者在世界某處繼續支援文學。
看這本新的吐露詩集，覺得作品令人滿意，而選得也很優秀，編排節奏合理而具美感。樊善標先生已做了精準閱評，我就偷懶只說大概。我讀著這些詩時，心裡有喜愛和認同，那些在日常生活裡提取瞬間的尋找靈感的方式，對人事環境的敏感反映，描述與表達的欲望，構築意象和剪裁節奏的方式，我都感到親切如同自己的人生。我喜歡這些詩是清新的，清新不止是「年輕」的關聯詞；我尤欲提出的是，這些詩追求著不落俗套的情感，與商業化的感性和審美保持距離，也沒有跌入陳腔濫調的「浪漫」；更為重要的是，我在裡面感受到作者們對形式和語言的敏感，這是一種處於求學時代的知性——詩集的作者們發現弔詭、發現反面，並有嘗試以後設語言表達情感的反思能力。這種含有知性色彩的反思非常重要，它經常被主流社會嘲為象牙塔或不切實際，其實知性的反思及較後設的語言，就是主流商品化社會最嚴重的匱乏之一。
不記得哪位名詩人說過，寫下去，寫下去就是勝利。的確，迄今為止，作家維持其身份以至生命（不是生存）的方式就是持續創作，這以乎仍是作家社群的共識。少年時，老師們不吝於謬讚於我，都不過是希望我進入創作之路。作品的生命比人長久，悠悠的未來裡作者可以覓得超越其想像的知音讀者，爾後作品得到肯定和活化的詮釋，此即勝利。（是以從事文字論述者特別容易明白何謂「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
***
但我總是想，那些由始至終沒沒無聞、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無法長期維持創作、以至根本沒想到要名留青史的人們呢？他們的能力在哪裡，是否只足以構成無名的大眾？（岔遠一點問，文學為誰？為個人遙遠莫測的知音，還是為周圍面目難辨的無名大眾？二者如何可以辯證地結合？）
我是個常常失敗的人，所以經常在想失敗者如何自處。浮誇一點講，我們正處於轉變的途中。受到影像文化的衝擊，文字本身的邊緣化看來無可挽回。文學昔日的強大社會功能已經近乎消失，即使作為整個人類的優秀文明積累，文學本身已不再是自明的，甚或難以自立，它需要被解說、推介，而處處都是淺化和流失。它在世人眼中的面貌勢必被大幅修改。互聯網作為一種顛覆性的巨大群體力量（不吝就是無名大眾），是隨時可以參與並且須注視其發展的。在這種關頭，許多位置正在產生：如捍衛、重新推廣、把已累積的文學資源與當代社會的其它關節聯結起來，屬於防御性的工作（我就主要在幹這些）；進攻性一點的，是不斷躍入新媒體，緊抱無名者的角色參與對權威的顛覆行為，推動文學觀念和角色的變革。簡單來說，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創作之外，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而且我願意聲稱，後者更為重要。在這個意義上，詩社除了是創作的支援性組織（讓創作者可以互相砥礪、不那麼寂寞）之外，還是一個多樣的練習場，讓我們習得與文學有關的各種勞動形式。
五四「新青年」社團及其雜誌一直象徵著理想和革命，而《飛揚跋扈為誰雄》其中一個研究關鍵，竟是指出陳獨秀在蔡元培的幫助（包括偽造履歷）下掌北大文科學長，是「新青年」存活的關鍵，新青年是靠有建制的能力（與資源），才能推出一場革命性的文化運動。與個人的創作活動相比，這顯得多麼髒。吐露詩社也包含著人事活動，不過我想來想去，還是無足談論；在我參與的吐露詩社裡發生的，只是一些推動文學的活動，其「髒」只是打掃庭院濺起的小小灰塵，瑣碎而花心思，與「新青年」涉及立場分歧、與其它社團之間的攻訐鬥爭，實在相差好幾個層次。我見過近幾年的吐露詩社成員，都比我們那時更乾淨更純潔更平和。可是，我又不禁想，以香港習有的思維，愈限於個人、不涉集體與大眾的事，就愈乾淨；如果我假想「髒」的程度與社團發揮的力量成正比，會不會顯得利慾薰心不顧一切、或黑社會電影看太多了？
***
幹詩社本是偶然決定。大學裡有所謂頹莊，即佔著組織不做事，光騙宿分並填充履歷。1999年我從學生報卸任，幾個喜歡寫作的同學不知談了什麼，說要攻佔一個頹莊去搞文學，而到中大文社時發現已有兩個閣砍莊，宿分人人要爭，針插不下。而吐露詩社則虛腹以待，我們便蝗蟲一樣進駐。
吐露詩社據聞起源於1994年在逸夫書院舉行的「吐露燈」朗誦會，主體似乎以教職員為主，結集的《吐露燈》在大學圖書館可以找到。我記得當時讀後感覺龍蛇混雜；尤記得裡面逸夫書院學生事務處助理（現時大概已升官）左冠輝先生有詩，將學生在窗外的抗議比喻為蠅鳴，而詩中主體漠然上下班又一天。詩在藝術效果上並不落後於人，而我們學生報於98年恰與左先生交過手，看書時可謂百般滋味。大約沒人會料到有人竟在十年後重提舊事，不知算不算「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的一個戲謔小例。
之前搞吐露的學長裡大概也有愛詩的人，只是詩的聲音總是易被隱沒。我們這群蝗蟲也不算太勤快，沒有搞太多例外的活動，只是每個環節都花多一點心思。宣傳規模不大，但宣傳品要漂亮；宣傳主體應為詩，故在藝墟單張上印發同學或相熟教授的詩，排版不可俗套；攤位設置簡單，開設晚於旁人，問津者不多，但用窗簾布和木衣架把印得精緻的詩掛起晾曬，起碼自我感覺良好。供班上傳閱報名的表格也經設計，封面是一張鮮明焦慮的西洋蠟筆畫，及樊善標先生的〈[ ]〉，表格上一段語焉不詳的招募語，署名吐露詩社的A君。就是自以為有型，相信物以類聚，後來還進一步推論成怪人始終有市場。吐露詩社搞書展，成果圓滿，不賣精品和流行書，但賺到一年營運經費的數倍，我將有關經驗寫成〈每一個咿咿哦哦的顧客，都可能是一個劈嚦啪勒的搞手〉，載於《中大四十年》（可於網上查找），這裡不贅。
由於《吃》風評不錯，後有朗誦會「荒漠的瓜和田野的蛙」，司儀是王貽興和我。中大路途遙遠，邀得著名詩人飲江、黃燦然、葉輝、陳智德、廖偉棠等和同輩詩友進來，都是多得師長前輩時常帶我們出去見識交遊之故；而詩社活動一直自發且以同學為主體，我想是這種主動性讓歷年詩社成員得以自立成長，離開大學繼續搞文學活動，把朗誦會開到書店、街頭和皇后碼頭。說到底我最重視的還是詩聚：十來個人的蚊型組織，也擬定一年12個月有主題的詩聚計劃，分由不同同學準備一定數量的閱讀材料，這在一次秋螢詩刊辦的詩社討論會上，被讚認真和有系統。即使不是次次詩聚都冠蓋滿京華，但由同學尋找閱讀材料、主持詩聚，是非常重要的修行，至少在擴展個人閱讀層面就非常有益；而能夠討論文學、習慣討論文學、主持一個討論文學的場合，這其中的價值就超越了創作，至於評論以至公民的層次了。
我一直認為文學對於當代社會的公民仍然很重要：儘管文學已大概未必能在直接的感官層面產生作用，但正是在任何效果之產生都受到大量中介的今日，文學可以大幅度地介入、分析、扭轉中介作用產生的過程。比如我經常耽心著不同範疇的語言和價值如何可以互通，我仍然期待文學學習者對語言的敏感可以產生縫合或潤滑作用。又如我在別處寫過那樣，因為我們看到，愈來愈多平板虛偽、似是而非、自我重複的話語滲入無數人的生命，同時香港社會的隔膜與割裂愈來愈大，各種無形宰制日趨精微而無所不在。而文學，正是追求反叛與省察、創意與對話的複雜的溝通過程。我們的社會需要文學的介入。
***
《飛揚跋扈為誰雄》屬於「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史」出版系列，陳思和在出版總序中說，必須分辨「社團」和「流派」，前者研究的是社團的興衰聚散，重點在人事；後者則研究的是創作風格的流變，重點在創作。陳思和倡議要研究社團的形成，各個成員之間的相處關係，社團與社團之間如何展開衝突，並以人物的行狀、言論、個性作為描述對象，「把研究的關注點集中到現代文學最原初的起點：個人的文學活動。」這裡的目的似乎是，背倚「人本關懷」的基本價值，將「新青年」成員從森嚴的意識型態陣營裡鬆綁釋放。相比於研究，這篇序連作為史料都嫌語焉不詳——我必須誠實地說，要將當時詩社成員的個人行狀、言論、個性，及關係披露分析，我還未能夠承受，只得語焉不詳。就讓研究歷史的學者們去做（設若真有一日吐露詩社被發現為值得研究），讓時間站到他們那一邊吧。這篇文章結果是給當下的實用性手冊及吶喊助威，它將隨時日消融磨蝕。因為作者本人，對於自己融為無面目的無名大眾、往街裡繞過一週便化烏有，最感恰當。
我不肯定這篇文章能夠對吐露詩社的同學產生什麼幫助，我只是近乎本能地奉獻我的經歷、思考與寫作。樊善標老師的序言自當語調溫婉閱讀細膩，我這篇則焦躁得乎無情（真不知他是怎麼把我教出來的），無論如何，能夠在鄰近的版面刊登文章，夠我彈跳半日竊喜終生。奉獻與竊喜，兩者並不矛盾，這就是詩的弔詭與包容。
——序吐露詩集《續借》(2008年)
吐露詩社的同學又要出詩集了，忝為前社長，奉獻一篇序是份內之責（那些沒寫序的社長，合該奉獻評論），俗務纏身以致拖延出版，也慚愧得不知說什麼好。序作為文類本來就混淆凌亂，回憶錄也好工作經驗總結也好作為文學史研究史料的野史也好，不論何者我都怕文章太長，又語焉不詳。
我總是因為書名而亂買書。看著架上那本《飛揚跋扈為誰雄——作為文學社團的新青年社研究》，心想，就算我回到學院做研究，也不見得一定要買這書——可我為什麼還要買下？狂歌痛飲空渡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杜甫這首〈贈李白〉，我離開中大時明明已經不再喜歡了。
我幹吐露詩社的時候，當時文學界裡有著一股詩社的小小風潮（抱歉掛一漏萬）：呼吸詩社尚有餘風，我們詩社也未遙遠，零點詩社自社員的中學時代起已累積了穩固脈絡，從「詩的挪亞方舟」發展出來的大學詩社（浸大）也活躍地搞朗誦會和出版，教院的薪傳文社也冒出閃亮的名字，還有詩作坊的學員自組星期六詩社。據說當時的吐露詩社是其中比較特立獨行的，或可稱是社員飛揚、我獨擔跋扈的惡名。讀巴赫金的傳記，「涅韋耳小組」、「巴赫金小組」裡的社員個個性格鮮明出類拔萃，兼且在俄國知識份子高人一等的傳統之下養成使命感和貴族氣派，怪異，篤定，並且共處，像傳奇，某魔幻的世界。香港的自然是另一故事，要強行把俄國的想像模式搬到香港，似乎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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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詩社有正事，比如詩聚、詩集、詩歌朗誦會，我那年是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了免費派發的詩集《吃掉一個又一個水果》（下稱《吃》），作者群包括詩社成員、杜家祁小姐新詩班上的同學、亦邀中文系的各級同學中有詩名者。詩集編輯有突出概念，每個作者附個人化的簡介（不少人覺得好看程度不下於詩），這些方式後來在其它出版上亦有延續。《吃》出版後，引來一些好評，說沒想到大學生作品可以有這個水平；其後便有《除草》為續。詩集的一些作者至今已頗有知名度（最知名的當是王貽興），這對後來的詩社參與者也許有鼓勵作用。少作的意義如魚飲水，我只是一直寄望這些作者在世界某處繼續支援文學。
看這本新的吐露詩集，覺得作品令人滿意，而選得也很優秀，編排節奏合理而具美感。樊善標先生已做了精準閱評，我就偷懶只說大概。我讀著這些詩時，心裡有喜愛和認同，那些在日常生活裡提取瞬間的尋找靈感的方式，對人事環境的敏感反映，描述與表達的欲望，構築意象和剪裁節奏的方式，我都感到親切如同自己的人生。我喜歡這些詩是清新的，清新不止是「年輕」的關聯詞；我尤欲提出的是，這些詩追求著不落俗套的情感，與商業化的感性和審美保持距離，也沒有跌入陳腔濫調的「浪漫」；更為重要的是，我在裡面感受到作者們對形式和語言的敏感，這是一種處於求學時代的知性——詩集的作者們發現弔詭、發現反面，並有嘗試以後設語言表達情感的反思能力。這種含有知性色彩的反思非常重要，它經常被主流社會嘲為象牙塔或不切實際，其實知性的反思及較後設的語言，就是主流商品化社會最嚴重的匱乏之一。
不記得哪位名詩人說過，寫下去，寫下去就是勝利。的確，迄今為止，作家維持其身份以至生命（不是生存）的方式就是持續創作，這以乎仍是作家社群的共識。少年時，老師們不吝於謬讚於我，都不過是希望我進入創作之路。作品的生命比人長久，悠悠的未來裡作者可以覓得超越其想像的知音讀者，爾後作品得到肯定和活化的詮釋，此即勝利。（是以從事文字論述者特別容易明白何謂「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
***
但我總是想，那些由始至終沒沒無聞、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無法長期維持創作、以至根本沒想到要名留青史的人們呢？他們的能力在哪裡，是否只足以構成無名的大眾？（岔遠一點問，文學為誰？為個人遙遠莫測的知音，還是為周圍面目難辨的無名大眾？二者如何可以辯證地結合？）
我是個常常失敗的人，所以經常在想失敗者如何自處。浮誇一點講，我們正處於轉變的途中。受到影像文化的衝擊，文字本身的邊緣化看來無可挽回。文學昔日的強大社會功能已經近乎消失，即使作為整個人類的優秀文明積累，文學本身已不再是自明的，甚或難以自立，它需要被解說、推介，而處處都是淺化和流失。它在世人眼中的面貌勢必被大幅修改。互聯網作為一種顛覆性的巨大群體力量（不吝就是無名大眾），是隨時可以參與並且須注視其發展的。在這種關頭，許多位置正在產生：如捍衛、重新推廣、把已累積的文學資源與當代社會的其它關節聯結起來，屬於防御性的工作（我就主要在幹這些）；進攻性一點的，是不斷躍入新媒體，緊抱無名者的角色參與對權威的顛覆行為，推動文學觀念和角色的變革。簡單來說，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創作之外，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而且我願意聲稱，後者更為重要。在這個意義上，詩社除了是創作的支援性組織（讓創作者可以互相砥礪、不那麼寂寞）之外，還是一個多樣的練習場，讓我們習得與文學有關的各種勞動形式。
五四「新青年」社團及其雜誌一直象徵著理想和革命，而《飛揚跋扈為誰雄》其中一個研究關鍵，竟是指出陳獨秀在蔡元培的幫助（包括偽造履歷）下掌北大文科學長，是「新青年」存活的關鍵，新青年是靠有建制的能力（與資源），才能推出一場革命性的文化運動。與個人的創作活動相比，這顯得多麼髒。吐露詩社也包含著人事活動，不過我想來想去，還是無足談論；在我參與的吐露詩社裡發生的，只是一些推動文學的活動，其「髒」只是打掃庭院濺起的小小灰塵，瑣碎而花心思，與「新青年」涉及立場分歧、與其它社團之間的攻訐鬥爭，實在相差好幾個層次。我見過近幾年的吐露詩社成員，都比我們那時更乾淨更純潔更平和。可是，我又不禁想，以香港習有的思維，愈限於個人、不涉集體與大眾的事，就愈乾淨；如果我假想「髒」的程度與社團發揮的力量成正比，會不會顯得利慾薰心不顧一切、或黑社會電影看太多了？
***
幹詩社本是偶然決定。大學裡有所謂頹莊，即佔著組織不做事，光騙宿分並填充履歷。1999年我從學生報卸任，幾個喜歡寫作的同學不知談了什麼，說要攻佔一個頹莊去搞文學，而到中大文社時發現已有兩個閣砍莊，宿分人人要爭，針插不下。而吐露詩社則虛腹以待，我們便蝗蟲一樣進駐。
吐露詩社據聞起源於1994年在逸夫書院舉行的「吐露燈」朗誦會，主體似乎以教職員為主，結集的《吐露燈》在大學圖書館可以找到。我記得當時讀後感覺龍蛇混雜；尤記得裡面逸夫書院學生事務處助理（現時大概已升官）左冠輝先生有詩，將學生在窗外的抗議比喻為蠅鳴，而詩中主體漠然上下班又一天。詩在藝術效果上並不落後於人，而我們學生報於98年恰與左先生交過手，看書時可謂百般滋味。大約沒人會料到有人竟在十年後重提舊事，不知算不算「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的一個戲謔小例。
之前搞吐露的學長裡大概也有愛詩的人，只是詩的聲音總是易被隱沒。我們這群蝗蟲也不算太勤快，沒有搞太多例外的活動，只是每個環節都花多一點心思。宣傳規模不大，但宣傳品要漂亮；宣傳主體應為詩，故在藝墟單張上印發同學或相熟教授的詩，排版不可俗套；攤位設置簡單，開設晚於旁人，問津者不多，但用窗簾布和木衣架把印得精緻的詩掛起晾曬，起碼自我感覺良好。供班上傳閱報名的表格也經設計，封面是一張鮮明焦慮的西洋蠟筆畫，及樊善標先生的〈[ ]〉，表格上一段語焉不詳的招募語，署名吐露詩社的A君。就是自以為有型，相信物以類聚，後來還進一步推論成怪人始終有市場。吐露詩社搞書展，成果圓滿，不賣精品和流行書，但賺到一年營運經費的數倍，我將有關經驗寫成〈每一個咿咿哦哦的顧客，都可能是一個劈嚦啪勒的搞手〉，載於《中大四十年》（可於網上查找），這裡不贅。
由於《吃》風評不錯，後有朗誦會「荒漠的瓜和田野的蛙」，司儀是王貽興和我。中大路途遙遠，邀得著名詩人飲江、黃燦然、葉輝、陳智德、廖偉棠等和同輩詩友進來，都是多得師長前輩時常帶我們出去見識交遊之故；而詩社活動一直自發且以同學為主體，我想是這種主動性讓歷年詩社成員得以自立成長，離開大學繼續搞文學活動，把朗誦會開到書店、街頭和皇后碼頭。說到底我最重視的還是詩聚：十來個人的蚊型組織，也擬定一年12個月有主題的詩聚計劃，分由不同同學準備一定數量的閱讀材料，這在一次秋螢詩刊辦的詩社討論會上，被讚認真和有系統。即使不是次次詩聚都冠蓋滿京華，但由同學尋找閱讀材料、主持詩聚，是非常重要的修行，至少在擴展個人閱讀層面就非常有益；而能夠討論文學、習慣討論文學、主持一個討論文學的場合，這其中的價值就超越了創作，至於評論以至公民的層次了。
我一直認為文學對於當代社會的公民仍然很重要：儘管文學已大概未必能在直接的感官層面產生作用，但正是在任何效果之產生都受到大量中介的今日，文學可以大幅度地介入、分析、扭轉中介作用產生的過程。比如我經常耽心著不同範疇的語言和價值如何可以互通，我仍然期待文學學習者對語言的敏感可以產生縫合或潤滑作用。又如我在別處寫過那樣，因為我們看到，愈來愈多平板虛偽、似是而非、自我重複的話語滲入無數人的生命，同時香港社會的隔膜與割裂愈來愈大，各種無形宰制日趨精微而無所不在。而文學，正是追求反叛與省察、創意與對話的複雜的溝通過程。我們的社會需要文學的介入。
***
《飛揚跋扈為誰雄》屬於「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史」出版系列，陳思和在出版總序中說，必須分辨「社團」和「流派」，前者研究的是社團的興衰聚散，重點在人事；後者則研究的是創作風格的流變，重點在創作。陳思和倡議要研究社團的形成，各個成員之間的相處關係，社團與社團之間如何展開衝突，並以人物的行狀、言論、個性作為描述對象，「把研究的關注點集中到現代文學最原初的起點：個人的文學活動。」這裡的目的似乎是，背倚「人本關懷」的基本價值，將「新青年」成員從森嚴的意識型態陣營裡鬆綁釋放。相比於研究，這篇序連作為史料都嫌語焉不詳——我必須誠實地說，要將當時詩社成員的個人行狀、言論、個性，及關係披露分析，我還未能夠承受，只得語焉不詳。就讓研究歷史的學者們去做（設若真有一日吐露詩社被發現為值得研究），讓時間站到他們那一邊吧。這篇文章結果是給當下的實用性手冊及吶喊助威，它將隨時日消融磨蝕。因為作者本人，對於自己融為無面目的無名大眾、往街裡繞過一週便化烏有，最感恰當。
我不肯定這篇文章能夠對吐露詩社的同學產生什麼幫助，我只是近乎本能地奉獻我的經歷、思考與寫作。樊善標老師的序言自當語調溫婉閱讀細膩，我這篇則焦躁得乎無情（真不知他是怎麼把我教出來的），無論如何，能夠在鄰近的版面刊登文章，夠我彈跳半日竊喜終生。奉獻與竊喜，兩者並不矛盾，這就是詩的弔詭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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