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5/2012

桃姐:重尋香港核心價值


(《桃姐》最後的票房是多少呢?台灣這邊是四億(與《那些年》一樣)。香港好像是逾二千萬,內地是逾三億。這個票房有什麼意義?就是不用看內地巿場的意思。《桃姐》投資千二萬,香港收回成本倒賺一倍,台灣已大賺,雖然內地收益還是最高,但已不具致命的牽制力。想到要拿了威尼斯才能這樣,香港的電影人的路也太難走了;反過來說,若不是自由執著堅守本位,也拿不到威尼斯。在這樣的弔詭交煎裡熱淚盈眶。

其文章是三月寫的,今日貼上來先賀《桃姐》大勝。實當日很累,文字沒有細心經營,亦無暇進入細節,心裡暗暗覺得要補寫一篇「《桃姐》裡的衣食住行」才舒心。但人在異鄉,所為有限。此文刊於星島日報「名筆論語」欄,是我從2006年寫該欄以來最後一篇。)




載譽而回的《桃姐》終於上畫,可見將還會囊括更多獎項,許鞍華上承《天水圍的日與夜》那種恬淡尊嚴,節制而溫柔的筆觸,到達了香港電影的一個新高峰 如果《歲月神偷》上次可以成功要求保留永利街,那麼按比例,《桃姐》應該可以成功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才對。

全世界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當政府不再視社會福利為必要的責任,而是視之為一項「社會投資」,那麼老人自然會遭遺棄,因為他們絕大多數已不能為社會帶來大量收入。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關於老人的故事往往極其苦情,《桃姐》裡拍攝的私家安老院,往往被不少社福同人口中的人間煉獄。而難得《桃姐》是催人淚下之餘,全院又洋溢笑聲。鏡頭細膩剪接俐落,兩小時的《桃姐》蘊藉無窮,恰如那一首李商隱的「相見時難別亦難」,由神情古怪的梁天突兀誦出,妙到令人落淚之餘,佩服「真是何處想來!」


老者與舊物的尊嚴

《桃姐》每個場景和細節我都看得目不轉睛。片中Roger的家,深褐皮沙發、通花白沙發布和窗簾,小鋼琴,都是舊物,連電視都是舊式的大型顯像管電視。然而一塵不染氣度優雅,打掃的細心加上舊物本身極佳的品質,片中顯露出不卑不亢的舊物美學。桃姐是典型不捨得扔東西的老人家,明明是用瓦煲煮飯,電飯煲都還留著放在頂櫃。那關鍵的核心態度便是,好的東西何須更換,側面反駁當今所有電器都功能多樣但兩年必壞的器物文化。桃姐回家與Roger細細收拾東西,打開舊式雕花細巧的樟木櫳,翻出包好的陳年舊照,輕輕一句說這是很好的樟木櫳所以很乾爽,點出舊物不需外表浮誇有上千功能,只須物料上佳,自然可以忠誠地擔任職務許多年,守護人的記憶與生活。一如桃姐是可一不可再的五代家傭,整個家庭透過她來維繫傳承。
像這種低調美學,如今是常被貶抑,就如Roger那身風褸加格子襯衣,會被誤以為是修冷氣或的士司機。其實在桃姐細心打理下,Roger又如此挑剔,他穿的怎會是不好的東西?只是社會的眼光和氣氛變了。但透過電影低調但一眼關七的鏡頭與敘事,連舊日中產屋邨美孚,都得回尊嚴。桃姐與Roger攜手漫步,淡金的陽光映落美孚屋邨平台石凳,深綠紙皮石面溫柔含蓄——像在說,我們如此很好,就讓我們一直這樣可以嗎?香港近年的集體回憶與保育思潮,《桃姐》不正面剖析卻盡得訣竅。保育不是富貴議題,拆開不過是衣食住行四樣,借Roger與桃姐的故事,我們重得在貴族化浮誇化的城巿氣氛中,深思何謂質素與原則的堅持。

香港核心價值

以前有人說過,以前外國人最讚賞香港人什麼:外國人在半島一拈起煙,旁邊馬上有侍應點火,反應快、時間準,貼心到出乎想像。這或者也叫「僕人道德」,尼采也許不會激賞;但回頭看看當今社會,我倒明白了。

看看桃姐,走一天買幾袋菜回家,只是煮三樣菜服侍一個人,其專注、花功夫,說是千錘百煉的繞指柔,亦不為過。香港以前,即使街巿小鋪、販夫走卒,亦多這種用心之人,不少老茶餐廳,十多塊的一杯奶茶,是師傅眠乾睡濕清晨起床弄來。如今,都靠門面了,東西貴了,老鋪還被迫走了。所謂核心價值,在我們眼前消失。

正如《天水圍的日與夜》中的貴姐,桃姐也是許鞍華以女性寫香港核心價值的爍爍之筆。桃姐勤勞誠懇,忠誠儉樸,自力更生,凡事親力親為。奉主至忠,但其執拗處,連威嚴的Roger之母都拗她不過;她本身的要求亦高,女主人煮來的燕窩,若是腥的也必直說。若說政府也是巿民的僕人,還看我們的官員首長,收好處、北面折腰、搖尾求榮,統統不如一個識字不多的桃姐。此即所謂核心的淪喪。

是香港人要求高嗎?桃姐會說,這只是基本。而我們之所以這麼沮喪,是因為我們見識過桃姐那樣的水平,不甘心今日的墮落破敗。

溫柔

最近看《老年之書》,作者搜集宗教經典、文學名作、哲人名言等大量材料,組織了關於「老」的全面思考,助我們面對老年。像英國的文人凱薩琳.雷恩,便以「冬天的伊甸園」作為「老」的意象:

「未知的已知的大容顏
你在我的全部日子看顧著我
比愛人的臉更可愛,
比已說出的文字更有智慧,
像我們生存與活動的地球一樣單純。」

這是老年人的目光,其態度接近中國人的「知天命」,而充涵包容與徹悟。

《桃姐》便有這種大度眼光,像桃姐不計較堅叔借錢是尋歡,「佢食得落咪俾佢食囉,食得幾耐丫」。桃姐的目光引領出寬恕與懂得的世界。桃姐身體好轉、變壞,全無重大事故,情景恬淡而節奏輕巧,淡淡幾筆交代,反而顯出時間的不可逆轉。電影最難的部分是Roger放手任桃姐過世,甚至當晚上大陸工作,交代醫生如果捱不過便直送殮房。在一部溫情電影裡,如此舉措要不顯得絕情荒謬虛偽,更進一步令觀眾產生體諒之心,實在不容易,各方面的配合都是爐火純青。

《桃姐》不怨不爭,對於「時移世易」無一句怨言。裡面也沒有用「年輕一代」去反襯桃姐的難能可貴,反是讓人慨嘆是桃姐太好了,好到不可能的地步。都說香港文化的蓬勃是不可能複製的奇蹟,一如桃姐已隨東流去,真人真事無法複製,但偉大的電影卻讓我們在不可能中看到可能性,並期許,我們,香港,還有更好的可能,因為我們看見過不可能的事物。這種自我期許,願亦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4/14/2012

金像獎競猜

 金像獎周日揭曉,我竟然不在香港,並且因為要開工而不能看直播,只能在這裡聊記一筆。想起去年一起捧《打擂台》,贏了之後互通消息、FB洗版,多麼開心。今年無論如何定是《桃姐》大勝,但我還是懸心那些既生瑜何生亮的電影,並且很想鼓吹一個「香港人看金像獎」的風氣。(我在這邊先求網上直播觀看方法!!)




最佳影片:
《桃姐》
《奪命金》
《龍門飛甲》
《竊聽風雲2》
《讓子彈飛》

最佳導演:
許鞍華(《桃姐》)
杜琪峰(《奪命金》)
徐克(《龍門飛甲》)
麥兆輝、莊文強(《竊聽風雲2》)
姜文(《讓子彈飛》)

最佳編劇:
 陳淑賢 (《桃姐》)
韋家輝、遊乃海、陳偉斌、歐文傑 (《單身男女》)
麥兆輝、莊文強(《竊聽風雲2》)
銀河創作組 (《奪命金》)
述評、姜文等(《讓子彈飛》)

最佳男主角:
劉德華(《桃姐》)
劉青雲 (《奪命金》) 劉青雲真係命苦,今年兩部戲都不錯,但卻遇著許鞍華手下的劉華,還有姜文……真係好慘,我點都會支持《奪命金》裡的兜踎古惑仔的。
劉青雲(《竊聽風雲2》)
姜文(《讓子彈飛》)
葛優(《讓子彈飛》)

最佳女主角:
舒淇(《不再讓你孤單》)
湯唯(《武俠》)
葉德嫻(《桃姐》)其實葉德嫻贏就贏硬,但係陪跑個D可唔可以唔好咁廢呢??
高圓圓 (《單身男女》)
周迅(《龍門飛甲》)

最佳男配角:
王羽(《武俠》)呢一組好難揀,四個甘草都好得人中意……好啦我都係揀錯置的獨臂刀啦
秦沛(《桃姐》)
謝霆鋒(《新少林寺》)
盧海鵬(《奪命金》)
曾江(《竊聽風雲2》)

最佳女配角:
惠英紅(《武俠》)
秦海璐(《桃姐》)嘩呢組仲難揀,雖然我係惠英紅忠實粉絲,但係秦海璐在《桃姐》裡真係好勁呀
蘇杏璇(《奪命金》)
桂綸鎂(《龍門飛甲》)
劉嘉玲(《讓子彈飛》)

最佳兩岸華語電影: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金釵十三釵》
《非誠勿擾2》
《星空》
《賽德克-巴萊》名單太渣,只能揀這個,如果其它片子贏了我都欲上吊。

最佳原創電影音樂:
《不再讓你孤單》
《武俠》
《龍門飛甲》
《鴻門宴》
《竊聽風雲2》無印象,亂揀的。值得留意的是五居其四係類型片。

最佳服裝:
《武俠》
《畫壁》
《龍門飛甲》
《鴻門宴》支持MARLBORO CROSSOVER楚漢風服裝
《讓子彈飛》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不再讓你孤單》好啦,就呢個啦
《出軌的女人》
《武俠》
《新少林寺》
《奪命金》

最佳攝影:
《武俠》
《桃姐》余力為!!
《龍門飛甲》
《竊聽風雲2》
《讓子彈飛》

最佳剪接:
《武俠》
《奪命金》
《龍門飛甲》
《竊聽風雲2》
《讓子彈飛》

最佳音響效果:
《武俠》
《龍門飛甲》
《鴻門宴》
《竊聽風雲2》
《讓子彈飛》

最佳動作設計:
程小東《白蛇傳說》
甄子丹《武俠》
元奎,元德,李忠志《新少林寺》
元彬,藍海瀚,孫建魁《龍門飛甲》
薛春煒,李忠志《讓子彈飛》

最佳視覺效果:
《白蛇傳說》
《武俠》
《畫壁》
《龍門飛甲》華人電影界迄今最佳3D效果
《讓子彈飛》

新晉導演:
曾翠珊《大藍湖》
潘源良《出軌的女人》
葉劍鋒《金不換》

最佳新演員:
蕭敬騰《殺手歐陽盆栽》
連詩雅《喜歡夜蒲》
鄭爽《畫壁》
吳千語《開心魔法》
盛鑑《龍門飛甲》

最佳美術指導:
《武俠》
《新少林寺》
《龍門飛甲》
《鴻門宴》
《讓子彈飛》

4/13/2012

藥劑

培訓時所有人都過勞,我卻連續幾天,早上醒來,一睜眼就想回書區。

在書區裡泡到很晚,離開時頸子都要斷掉。放工在大樓外抽煙時,會累到想像不到如何能夠回到酒店裡。

但在書區裡,則如有咖啡因,會有一種彷彿可以無限做下去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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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個玩塔羅的朋友,算到我的生命數字是7,塔羅牌是戰車,她第一句就說,我受不得騙。也許是小時看太多偵探小說,我確有一種弄清事情來龍去脈的嚴重執著。

2011年八月我去了上班,每天超過十小時,而且很耗神,我沒有全職工作經驗,完全被人事、資訊和運作流程淹沒,屬於那種精神上收唔到工的人。一星期起碼有三天,會在床上大叫「不想番工了我要留在家陪人玩」 。然後被勸阻,說如果工作做太短的話對於我自己的人生來說也會是污點。並因為有人說相處的問題有錢去改善生活質素就可以解決很多,我便想著要儲錢,換好一點的屋子,讓生活可以好一點,要把享受延遲,要為未來捱過去。好老土好白痴的上班族想法,但那時我竟然的確是這樣想的。

在不得不離開家的時段裡,發生了很多事。聖誕後我請了假,坐在家裡嘗試梳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因為徹底的不在場,用盡智慧也不能知道。僅僅是無知就讓我兇猛流淚。沒有時間的人,即如瞽瞶無耳目。此所謂鞭長莫及。

此亦好老土好白痴的上班族死局,而我竟然遭遇。

我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慢慢弄清發生什麼事。在我東拼西湊在地上摸索殘渣的時候,事情又繼續發展。我一點一點竭盡心力推移自己的極限,但我永遠比它慢。無非是因為我負重太多,想得太周折,一定要根據自己的原則、方式和價值去做,而又缺乏天資。(「對你來講好難的事,佢好輕易就做到了。」)

我相信過的話,後來證實是錯的。我不肯認同的判斷,後來證明是對的。

如此種種,沒有辦法轉過來。每個人生命都會有坎陷或者死角,腦中一顆壞死的細胞,逐漸擴大漫延,終於整個人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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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煙時我會清楚辨識到,麻醉和逃避的誘惑。幾乎每晚都問自己,麻醉好嗎,可以麻醉著活下去嗎。但我始終傾向酷烈鮮明的痛苦,無法想像生命以長期麻醉的狀態延續。只是早上醒來,就像條件反應,想要回書區,想要做庶務,想如一張廢紙條子夾在茫茫書海裡,無厚度,消失。其實,就是怕痛吧。

我傾向痛苦和清醒,但是無法承受。這如同我希望自己的愛是無限的,但遠遠做不到。我是來學習接受現實的,可是我確實看不起一個接受現實的自己。孤單是我所習慣的,恐怖的是前所未有地對自己失望。



4/11/2012

太平洋

自從B對我說,「對住太平洋,就無乜野好諗架勒」,之後我就把太平洋設定為新的遠方。B的眼眶深邃,兩頰削陷。連他都說可以無野諗,大概就是無野諗的。我要去到太平洋,我要無野諗。

在基隆九份遠遠看見太平洋,反而陷入嚴重的太平洋情結。於是想起小時候唱k時常常唱的這首歌,現在看起來真的leung爆(並懷疑這麼長我以前真的唱完過?大眾的時間已經不同了),但我還是那麼喜歡鈕承澤,裡面他把XO從任賢齊手裡搶過來往自己咀裡灌的流麗手勢。




對仗工整,分割對稱,是在變化裡的重複,海的重複,海的動盪,濕重的疲勞。有節奏的頹廢,無所謂的推進。小時候只知「無日無夜無條件」和「風言風語風吹沙」,日夜顛倒的文青生活。往前一步是黃昏,退後一步是人生。到得算是能夠引用這句的時節,身邊的人都說這歌太老,沒人認識了。在台灣反而找不到一起唱〈傷心太平洋〉的人,也算是夢裡不知身是客。其實這是黑幫小混混的情懷,我何時真曾有拿過西瓜刀在街頭奔跑呢。可是心裡這樣認同,我有什麼辦法。

小時候看到任用槍指著鈕,二人共患難的過去與割裂當下對切的蒙太奇,心中大痛。我一直是那種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富貴的人。跟講品味的人講義氣,跟講義氣的人講品味,什麼都搞錯了。

其實身住亞洲,太平洋算是伸手可及;YOUTUBE叫出〈傷心太平洋〉,也是彈指間的事;但問題反在於,蜿蜒的路徑並沒有畫出,人生在瞬間短路。遠方不是遠方,過去不可回溯,便只能在兩者之間的當下茫然失措。無所謂的主體迷失,我決定去收集關於太平洋的資料。



4/09/2012

夢與現實

夢見怨恨的女孩,對她說了想說的話,一切就如計劃的一樣。醒來卻覺得虛無荒涼,什麼都想放棄,並變成一個有禮的人。

對於某些人,我想他們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事。
對於我自己,或者學習宅男的口頭禪——這機會不屬於我。

所以,如果能放棄讓他們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的機會,或者我就會變成平靜。

(後來發現,在我罕見地做夢的時刻,原來台北有輕微地震。地震也僅是可以搖動我怨恨的夢而已。 )

4/08/2012

MAKE THE POINT

趕時間、很不耐煩,男人對著電話皺眉道:「你要講什麼?MAKE THE POINT啦。」

是公事麼,是下屬麼,是一個笨拙而常做錯事的下屬吧。

以前也曾覺得,萬事萬物,只要變成被吐出的話語,就需要有POINT——看法,對待,處理,清潔俐落,結構分明,大刀闊斧。

後來,見過有些人,對話好幾小時,就是在一套文化語碼裡轉來轉去,你是哪套電影裡的誰我是哪本小說裡的誰,無盡延異,把酒言歡。我驚異於這種延異的遊戲,經人解釋,我便明白,其實對話的重點不在於內容的訊息、論點、結果、後續行動,重點僅僅就是對話的延續。關係、情感、氛圍的延續。在這種空虛的對話裡,我們彼此,尚未變異,尚未斷絕,並且愉悅輕省,懸擱在各自分裂的想像裡而又並存,甚至有起舞的幻像。

是的,頗有一點《戀人絮語》,法文的絮叨,一種沉迷在懸擱裡的狀態。

站在上述一切的反面,這一句MAKE THE POINT。如同刺耳鬧鐘之於懸擱之夢。如果少年維特聽到這一句「MAKE THE POINT」,將要如何回應?(THAT'S NO POINT TO LIVE OUR LIFE)少年維特會接受一個像上司的對話對像嗎?他要如何方能從德國莊園走到現代辦公室上司的房間裡?

向一個期期艾艾的人說,MAKE THE POINT。
向一個總是無法選擇適當字句的人說,MAKE THE POINT。
向一個其實無話可說僅僅是想維持連繫的人說,MAKE THE POINT。
向一個無法簡化文章與語體的作者說,MAKE THE POINT。
向一個曾經跟人說MAKE THE POINT的人說,MAKE THE POINT。

只須改變一點點,我們就會進入一種更荒誕的狀態:

由一個期期艾艾的人說,MAKE THE POINT。
由一個總是無法選擇適當字句的人說,MAKE THE POINT。
由一個其實無話可說僅僅是想維持連繫的人說,MAKE THE POINT。
由一個無法簡化文章與語體的作者說,MAKE THE POINT。
由一個曾經跟人說MAKE THE POINT的人說,MAKE THE POINT。(有趣的是這一句不能成立,因為它內含自反結構,射向自身的箭鏃必須由「向」這個字的機括啟動。)

一向過於銳利扎手,從來沒人對我說MAKE THE POINT,不過凡事總有第一次。無法不興起一種惡作劇式的報復念頭,我想自己變成一束音波,寄居於男人的電話裡,在他每說完一句話時以冷酷的聲線播放,MAKE THE POINT。當然也許到最後,只能在我自己的腦裡放置這束音波,不斷重複,MAKE THE POINT。

我們的箭鏃總是射向自身的。

根據上面的小小實驗,我們甚至可以說,唯有射向自身的箭鏃才是銳利的。
 


3/25/2012

記黑暗的起始

上班不能上網,中午偷偷上雅虎,得知689狼當選,身子一陣陣寒上來。無法上FB,又擔心朋友在會展外已出事,打了個電話回香港。回來,FB上一片哀悼之聲,林忌戶口即日被封。香港進入極權時代,許多本來分散分裂的個體,在極權的時代我們都重新成為戰友。我看看許多安靜的朋友,也許將來,你們也會覺得香港的自由空氣太稀薄,希望到時,你們身邊還有可依傍的同伴。(狼還會讓零三七一的五十萬人重演麼?)

特首選舉臨後,許多人把身家性命押上去,想力保香港還是那個自由的香港。畢竟知政治不是賭局,有時一天太長,但像唐爆時只剩八天,畢竟太短。是我們公民社會的力量太弱,回天無力。但香港何以就要遭這樣的結果呢,我們的意志表達從來不止冷嘲熱諷、我們的土地也不是沒有生長出過美麗的自由的殊異花朵。為什麼要這樣,我們的社會將要為此付出何等的代價,在黑暗時代的邊緣,我眺望眼前的深淵,以囈語肯定自身的存在。2012,很冷的三月。

過了34歲生日都沒有更新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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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星在第一宮,人生遲緩、艱難。以前老師說我是會被小水坑浸死的人。在某些事上,我要花很久的時間,才弄清楚發生什麼事。

「對你來講好難的事,人地好輕易就做到了。」過了34歲,聽到有人跟我說這樣的話。或者我是在一個殘酷的世界,有標準、有比較、有勝負。以前竭力不讓自己進入這樣的世界裡,但後來魔法消失,真實的荒漠裡,到處是比較,到處是勝負。

你知我成世人,就係羨慕人地好開心好無辜咁篤魚蛋。

但當然,年輕的時候,什麼都比較輕易。人老了是會變的。什麼都會很難很難。

《嚦咕嚦咕新年財》裡,梁詠琪小家而真實的哭泣:「你梗係咁講啦,你鋪鋪摸靚牌,要乜牌有乜野牌,你梗係咁講架!」傷心的詛咒滴在麻將牌上。有些偏執,是因為受過傷害。

(0:57:00-0:58:07)


凌厲,堅執,奏效。一個蠢女孩的傷心,也是貨真價實的傷心。(不過,梁詠琪短髮、長腿、瘦、平胸,可能這樣的人說出來的詛咒都靈一點?)

劉德華跟梁詠琪說未係時候,但是,其實他也需要時間,證明自己的確做得到自己口中所說的大道理(好牌爛牌都係咁打)。而因為他做得到,梁詠琪才跟著變好。

我有時相信,一個人應該做到所有他口中說過出來的話,而不是只有重大的承諾或原則才得到實現。也許,這就是我做什麼都這麼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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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荒涼的自負。因為時間過去日益長大而無法摺疊放入箱盒的大手大腳。

2/24/2012

我們都喜歡辛波絲卡

2012年的二月初,我們得到了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逝世的消息。文化/知識/閱讀界掀起了不小的悼念旋風。二十一世紀,大師們紛紛離我們遠去,詩歌已經被放逐到世界邊緣,能夠讓不太熟悉詩的一般讀者都為她點起一根小蠟燭的,辛波絲卡是有如此份量其中一人。

幾米在《向左走向右走》中引用過辛波絲卡的〈一見鍾情〉:「他們兩人都相信,/是一股突發的熱情讓他倆交會。/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但變化無常更是美麗。 」如此便把這幾句詩帶到了當代文藝青年的心靈中。幾米多度推舉辛波絲卡為其靈感泉源——也許,辛波絲卡有一種普世的親和力,很少讀者會在她的詩中感到被拒絕,多半都是發現原來有叮噹的隨意門,以及快樂與安慰,被激發的創意。據說章小蕙手上都曾拿過辛波絲卡的詩集。

詩歌不賣錢,不講理,抗拒變成廣告宣傳。而詩人的離世之所以令人憂思眷戀,無非是因為詩人透過詩歌,影響了人的生命。那種影響可能無法言傳,但亦永不消失。

深居簡出,常在人間

辛波絲卡是重量級的波蘭女詩人,作品嚴謹卻擁有巨大讀者群。她在大學裡修讀波蘭文學和社會學,我想社會學的平等氣質,與她能夠如此親切地把握「常人」的特質,頗有關連。辛波絲卡坦言承認早年曾經相信過共產主義,希望藉此改變世界。後來,波蘭的共產政權開始鼓吹文學應為宣揚社會政策,辛波絲卡曾經為此出版過詩集《存活的理由》——後來她否定了這本處女詩集,不將集中任何一首作品收入自己的全集中。

辛波絲卡始終是關心政治的,但不介入政治,保持一種距離以便觀照。詩作如〈恐怖份子,他在注視〉、〈然而〉、〈可能〉,仍然涉及人在各種政治或時事環境下的處境。〈對色情文學的看法〉一詩,模擬一個畏懼人們擁有思想自由的道德潔癖審查者的聲音,這種審查者以小人之心把文學當成色情來防範,誇張地攻擊文學與自由(如將文學聚會說成「幽會」,但「他們幽會時唯一濕熱的是茶水」,令人發噱),根本是畏懼自由。這種性潔癖當然是與政治權力掛鉤的,辛波絲卡對此進行了深刻的諷刺。而這種結合政治權力的審查,就像我們在求職時必須把生命的意義削減到適合職業一樣(〈履歷表〉),都是一種對於人性的束縛與框限。辛波絲卡呈現社會的現象,並把它們提升到普世價值的層次。

日常的奇妙

辛波絲卡是深居簡出的,也不好交際;她1996年得到諾貝爾獎後,甚至過了好幾年才寫出一首詩。但辛波絲卡一直觀照人間,她的詩裡充滿「常人」,她頌讚常人,安慰常人,有時稍稍諷刺他們一下。

這讓我們想起西西:《西西詩集》裡有很多處理日常經驗與社會現象的小品,似乎與辛波絲卡遙相呼應。西西的〈看病〉單純紀錄病者與醫生的對話,揭示公營醫療的問題,辛波絲卡的〈葬禮〉亦是單純紀錄對話,卻是暗諷葬禮的儀式化、與死者是何等無關。而借助作者獨特的觀照角度,在這種看來無斧鑿痕的小品中,常人,以及日常生活,就以我們熟悉但在完全不同的層次,重新呈現其意義,得到尊嚴。

她的詩裡充滿日常、充滿每一個人都會做的事,毫不晦澀;換一個審視角度,便有奇思妙想。我在〈種種可能〉裡讀到我所相遇、淺交、深知的人們的身影,而他們可能是散落在世界各個角落,平日有各種面貌,心底都有一個獨特的自我:「我偏愛電影。/我偏愛貓。/我偏愛華爾塔河沿岸的橡樹。/[...]/我偏愛綠色/我偏愛不抱持把一切/都歸咎於理性的想法。/我偏愛例外。/我偏愛及早離去。/我偏愛書桌的抽屜。[...]/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毫不高蹈的獨立,往往激發我們對於世界的希望,覺得人生還有另一些可能性。

而可能性是存在於我們生命的每一瞬間,就在思考的一剎那,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脫軌。〈一粒沙〉中說「我們稱它為一粒沙,/但它既不自稱為粒,也不自稱為沙。/沒有名字,它照樣過得很好,不管是一般的,獨特的,/永久的,短暫的,謬誤的,或貼切的名字。」名字就是日常的符號,我們用符號來認識事物,而辛波絲卡往往把我們帶回幾步,回到萬事萬物尚未被命名的時候,一切就好像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辛波絲卡駕輕就熟的常用技巧,是「否定」,她用反面來映襯事物。例如〈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寫一個甚至想不起來做過什麼的平凡日子,本來是失憶者的低沉語調,結尾突然一轉:「我當時潛藏於何處,/隱匿於何處?在自己的眼前消失/可是相當不錯的幻術//我搖動我的記憶。/也許在它枝椏間沉睡多年/的某樣東西/會突然振翅飛起。/不會的。/我顯然太過奢求。/無非是整整一秒鐘。」在動搖的一剎,小小的欲望從衰老的心靈中,又重新滋長。她的詩牽著我們的手,稍稍離地飄飛,一種毫不困難的神奇。

辛波絲卡在〈墓誌銘〉一詩中,說自己「不屬於任何派別」。這種個體主義,很合香港人的口味。她筆下的個體是那麼有趣味和尊嚴。她笑說:「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歡/勝過我對人類的愛」。人群就是具體的複數,人類是一個抽象概念。辛波絲卡在具體/個別,與抽象/普遍之間的奇妙平衡,使她的詩,可以持續進入後人的生命。

(刊周一星島日報。篇幅不夠啦……關於否定的寫法可以寫得再詳細一點。)

2/22/2012

以開放的視野反自駕


(有些書是留著一直不肯賣,總有一天有用的,《馬路學》就是這樣的書。我不駕車,但很享受書中所提供的駕駛者視野。此文刊於上周經濟日報。)

粵港自駕遊 來得太急
駕駛文化未融合


無聲無息的粵港自駕遊原來將於3月實施,掀起本土社會新一輪的爭議。中港跨境問題已成為本土政策黑洞,凡與中方共同決定的跨境政策和建設,往往都與港人講求透明、監察、各方問責、追問執行細節的方式相違:來得急、規模大,細節含糊。而當香港社會逐漸自覺未能承受自由行後果,而對內地人產生排拒心理的時候,自駕遊會成為新一輪的社會不滿爆破點,像宜居灣、高鐵等欲急於上馬的計劃一樣,受到社會的強烈反彈。

社會上最恐懼的情緒是針對「我爸是李剛」、「寧撞死、不撞傷」等極端例子而發;此外,還有對於內地汽車檢查維修、車牌發放資格等法例上的疑慮。在不信任的社會氣氛下,自駕遊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自駕遊車輛有交通事故、違例或罪案,如何追究?而驚人的是政府對此卻又是全無準備。

駕車:容易衝突的行為

就算不看極端例子,以開放的文化知識角度去看,「開車」也不是簡單的事。我們常見許多人在駕車的時候會變了個樣子,記得有新聞報導神父駕車時發生意外碰撞,暴怒狂罵。駕駛是一件怎麼回事,還要仔細了解。范德比爾特所寫的《馬路學》(Traffic:Why We Drive theWay We Do(and What it Says About Us)),裡面很細膩地討論了駕駛者的各種表現和心態。駕駛者被困在狹小的空間中,因而更加需要他人的認同;而偏偏車子的外型往往代替了「人」,人們經常把駕駛者的失誤歸諸其人格問題,而發生碰撞時則往往訴諸對方的道德問題,是以他們在交通意外發生時容易暴跳如雷。可以想見,這類衝突在如今對內地人懷有抗拒的氣氛下,會更易被放大。撞到車子如果有中港牌,和撞到本港車輛相比,引發的反應會根本不同。

中港兩地文化需要溝通,而駕駛者困在車廂中,溝通只靠一些燈號、一個手勢、遙遠的眼神交換,故常常產生誤會。例如響銨這常見的表達方式,它有時代替指責,有時是發洩自己的不耐,有時表達一種和應,有時甚至是讚賞——響銨的意義根本不明,往往是靠文化習慣和個體的默契(偏偏駕駛者之間一般互不相識)。在中港文化差異矛盾愈多的今日,很難保證自駕遊不會帶來負面影響, 內地客、香港人,都不見得很有溝通的耐性。《馬路學》一書甚至指出,因為駕駛時的溝通如此困難,不少駕駛者根本就免掉溝通,不望對方的眼神,直接切線——因為自私,只想讓自己開快一點。於是路面的負能量,就在無聲中增加。

更重要的是,香港本來已經夠塞車的了。環保人士這幾年力推單車減廢,希望香港對單車更友善;對環境和個人健康、城巿永續發展都有幫助的單車,幾年來政府不見積極。政府去年說為推動環保和減少塞車為由而加車稅,現時卻又放每月數百輛車來香港,塞車問題怎麼辦?多噴的黑煙,who pay for it?自駕遊,看在香港的車主眼中,是自打嘴巴,也顯示政府對香港和內地,存在雙重標準。我城的施政,能否迎合香港巿民對於城巿、生活的希望?太快的融合,徒添衝突。

2/10/2012

新春的希望

(刊經濟日報)

拿到《新春糊士托.菜園村藝術快樂抗爭》(下稱《新》)一書,紀錄的是去年初二初三,在菜園村舉辦的一個新春藝術節。

記得當時非常熱鬧,2天內有逾千人到過現在已被徹底清拆的菜園村舊址,去觀看裏面的藝術作品,對當時抗爭的村民表達一點支持。

當時的菜園村抗爭已經到了很苦澀的階段,港鐵人員與村民及村子的巡守隊不斷衝突,新村又未建起,希望變得很渺茫——但在新春糊士托裏,大家又聚首一堂,看到互相的能量,成為彼此的激勵。那天天氣很好,煦日藍天,連來拍照的龍友都很興奮。

筆者也有參與「新春糊士托」,在裏面與一群文學人與藝術人一起,以極短時間和極少資源,建起了「廢屋文學館」。

廢屋不但是展示空間,更是觸發創作的引子,許多作品的完成,都仰賴廢屋中的白牆、碎玻璃、被棄置的桌子和茶具……廢屋文學館裏的作品,於是也就關乎新年、 菜園村抗爭、城巿發展、廢墟美學。不是完全為時事或抗爭而作,但這種圍繞而非作發聲機器的方式,卻令整件事更有長遠的影響。

把理念帶回家 推動體制改變

一條村子,像是非常有限與窄小的圈子;土地,本來被以為是只屬老一輩的感情;收村,應該只與利益有關?這種種迷思,經過菜園村運動之後,已經被打破,單從 過去一年來各種生活雜誌的路綫和報道材料方向之變化,都可以看出來。作為對城巿和當下生活不滿的出口,人們假日都不想去商場,而往自然、土地與村子裏奔, 在這些地方開出來的景象,都是有老有幼,合家歡,可作良心消費,把運動帶回家去,最終也指向政策的體制的改變。

在抗爭所開拓出來的公共空間,人們開放自己,比在藝術館更有耐性去思考和接收,甚至更有行動與創造的能量。新春糊士托,作為一次公共藝術的實踐,在本土是 難得的嘗試。在《新》一書中,既有各種藝術(音樂、視覺藝術、文學、電影、劇場、手作)的融合,而所包含的階層也很廣闊。

港人長期遏抑 圍觀行動日多

無錢、而且明知很快會被推倒輾碎,大家做得不亦樂乎。由此看來,在香港長期遏抑的氛圍下,建制與美觀的事物已經不再被相信,自由好似只存在於街頭與網絡, 人們其實喜歡在廢墟中發揚自己的能量。反過來看,香港的藝術和市民,都很需要空間。單純網絡的空間,雖然自由、廉宜,卻總不如在公共空間那樣有長久的感染 力。

虎去龍來,菜園村搬村後仍有許多問題未解決,例如污水系統一直未做好,香港政府和財團要處理人實際生活的需要時,不知為何總是做不好。香港本土亦被內地衝 擊到產生不可再遏抑的怨恨,即時性、圍觀性的行動將會愈來愈多。因此《新》一書值得被好好收藏,因為它盛載了過去的希望,一個因為人們的積極、不認輸而開 出來的,充滿希望的空間。

如果香港不願沉淪,便要一直抱持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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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書的那天,在發佈會上發言時毫無準備地流下淚來,聲調哽咽,整個KUBRICK的人都轉過頭來詫異地看著我。我左手握拳舉到下巴左右,勉力說下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這樣空氣稀薄的冬天,隊形散亂嫌隙增多的時候,什麼都不相信的夜裡,要想到希望,實在很難很難——然而希望有時是超越其自身的虛妄,來召喚你的,其聖憫與可怕,即在於此。

1/31/2012

桌子

狗,有時會躲到桌子底下。它需要遮蔽和陰影。我以前的狗三文治,長年都定要躲在暗處、桌底。懂狗的人會知道,那是它的憂鬱症。後來養過某大狗很短的時間,牠設法躲到桌底的那段時間,我們很擔心。

我的方法其實只有一種,就是蹲下去和狗說一陣話,然後用肉體接觸,例如用腳輕輕揉踩狗的肚子。我的狗不喜歡我,當它在桌子底下,我伸手去撫摸它時,它會咬我。而安然接受我觸摸的,並不是我的狗。

我相信肉體——或者說我總是不夠耐性,不能和狗說很久的話。從喃喃自語到只有一個人說話的真正溝通,這如果是一條橋,我一直沒有走完過,而且愈退愈遠。像《世紀末婚禮》裡的黑馬亞伯拉罕,因為畏懼,無法通過那條橋。

其實若雷雨隆隆,狗亦會躲到桌子底下。那麼,就證實了陰影的令人心安。遮蔽是必要的。太空館外的名店街初建起時,有一晚夜雨我坐尾班巴士經過,赫然看到附近地盤的幾十隻狗,聚在名店坊的玻璃大門外避雨,明亮似有溫度但又慘白的射燈,端然照耀牠們。我當時心中震撼,並非感到牠們群居有集體取暖之意,而是強烈地感到牠們互不相識。


現在牠們都在哪裡呢。一刻燃燒的情感,無追尋處。城巿中每日都有死亡。而呼吸著的死亡,最最不可逆轉。

絕望並不是在桌子底下的感受。絕望是沒有桌子。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桌子。


1/16/2012

重新豐富D&G示威的意義

D&G事件
群龍無首下的社會多項矛盾

(刊周一星島日報)

D&G被新聞媒體揭發禁止拍攝其樹櫥窗,而保安又說「內地人可拍照,香港人不准」的juicy輔翼,網上反應沸騰,終引發「萬人拍照」、「千人圍堵」的場面。D&G大概始料未及。此事件甚具吸引力,亦非常集中地呈現了香港目前幾個重大的問題方向。

城巿空間問題

其實香港的公共空間,已經多次發生不讓拍照的事情。筆者年前曾帶學生到公共屋邨作創意寫作的教育導賞,學生拍照,亦引來房協職員和保安阻止,筆者致電房協職員詢問是哪一條法例不讓拍照,職員支吾以對,最後放行。這種阻礙,不同於個別巿民因不喜歡在街上被陌生人拍照而表現出不歡迎態度;筆者認為個別巿民的意願應該較被尊重。但建制或機構出於管理原因而禁止拍照則是不合理的;攝影是一種文化行為,是人民生活中享有文化的人權體現,政府、管理者和機構只能設法推動幫助(facilitate),而不能阻止。

香港城巿過度管理,地產霸權凌駕人權,其例不少。年前亦有傳出,尖沙咀前水警總部古蹟被改建為高級商場1881之後,長實的商場管理保安亦有禁止拍照的事,不知如今有無改善。古蹟是屬於全港巿民,如果因為外判予地產商而限制並無大礙的文化權利,那麼亦應受聲討。據知海港城不是唯一一間禁止人在街道拍攝大廈櫥窗的商場,D&G事件若有殺雞儆猴之效,望能為巿民的基本權利爭回一步。

版權問題與階級矛盾

事實上,商場內不准拍照實非一日之寒,猶記得數年前不少文化人亦曾投訴高級商場內保安的嚴苛。名店會以「版權」為禁止拍照的理據:即怕人拍下其作品的外貌及櫥窗設計去抄襲。這讓人聯想到類似藝術館內不准拍照的規則(D&G當自己的商品是博物館內的藝術品那種層次?),但藝術館的空間是內向的,D&G卻連店外街道的公共空間裡,行人的行為都要規管。

「版權」(copy-right)其實是個私有化的概念。反對將知識私有化的,叫copy -left。 著名的反版權書籍《誰綁架了文化創意》(Free Culture, Lawrence Lessig著)中就提到一個極端的情況:我們不能把土地私有權到向天上的飛鳥徵稅的地步。美國的土地私有權概念,一度是上至天堂、下至地心,該地都屬私有。在飛機初發明時,就有農夫曾經告上法庭,說飛機驚嚇家禽導致家禽死亡——而法官認為這是常理不能接受的。科技的發明會影響我們對「常理」的認知。當拍照成為人們日常極之習慣的行為,名店所認定的私有權亦應調整。

況且,在全球化商品化的大潮之下,名牌原有的光環已經大大剝落,染上一股洗不去的銅臭。如今已很少人會把名牌設計、名牌櫥窗當成藝術品看待(況且,D&G的海港城櫥窗,倒亦看不出多少藝術味道)。小商場或一些店鋪,亦會在關門後把陳列在櫥窗的貨物遮蓋起來,卻不會傾向於隨時規管街上的人群。D&G這樣的獨裁行為,明顯是一種店大欺客的表現。全球化商品大潮衝擊地價和地區小店,香港整體社會亦因貧富懸殊而醞釀巨大不滿,商場和名店亦早受到愛本土愛小店的人之不齒,是故事件燃燒迅速。

本土與內地矛盾

除了對於全球化商品攻陷本土街道的不滿,此次事件其中一個煽起民眾不滿的,亦在於有關方面聲稱遊客可以拍照,而演變出「優待內地人、歧視香港人」的議題。這問題確然擊中了本土社會的其中一個巨大矛盾點。以致在示威發生當日,有人向載著自由行的旅遊巴舉中指,叫罵「蝗蟲」。香港本土性,與中國(文化中國/政治中國)相生相斥,近年因為社會資源不足而愈演愈烈,演變成針對具體的人(即到香港的內地人)。如此有演變成歧視和引發敵對的可能。

從哲學的角度看,真理必須受到經驗的判準和邏輯的檢驗。而歧視問題,則是往往有經驗作判準基礎,而不能通過邏輯的檢驗,故此並非真理。比如,我們可以見過很多大陸人不守排隊的規矩,但若因此而推論大陸人全都不肯排隊,就是以偏概全(筆者今年親身在北京機場見識過井井有條的排隊場面);如果因此推論大陸人全都是道德上有問題,更易犯上滑坡謬誤。在香港這樣素來開放的國際城巿,這樣的以偏概全和滑坡謬誤,同樣危害著香港原有的理智性格。反香港大陸化,筆者絕對同意,但如果失去新生的本土意識派太過失去理智性格,同樣也會淪為少數。

民主社會的理性示威

而筆者作為曾經在場一段時間的人,必須指出,示威當日,這樣敵視內地人的場面確偶有發生,但卻不是主調。在場示威的主調是要求D&G道歉,而這是一面更大的旗幟,可以包攬上述的城巿管理、版權過大、階級敵意、本土反擊全球、反對香港大陸化的反對動力。大部分的人對於在示威過程中叫罵他人(我聽到旁邊有人說,我是來抗議D&G的,D&G到底不是大陸人開的呀),都仍感到不妥,因此不應把所有抗議D&G的人都當成欲殺陸客而後快的偏激份子。而如果不是有這樣的理智底線,一場快閃式好玩民間示威,就很易演變成民眾與民眾之間的騷亂。

D&G示威當日,其實沒有政治人物和領袖帶領,參與者連標語都不多帶。同行的社運朋友葉寶琳說,非常像廣州撐粵語運動,大陸流行的「圍觀式示威」。其實香港還是民主社會,何以沒有人出來把民眾模糊的不滿,疏引成更有力更有意義的民主運動?香港連示威也開始大陸化?那也許是因為,我們社會的監控和極權程度,也在向大陸看齊。今年不是不斷控告示威者嗎?像吾友葉寶琳,好端端的以前是社工和理想青年的代表,從未幹過什麼危害他人安全的事,如今卻有五條控罪在身,警察和司法部門勢要把關懷社會的社運組織者打成罪犯、關進牢房。社會不民主,民眾的理性也就命懸一線。


D & G事件:發聲與噤聲
(刊1月13日經濟日報)

D & G事件火速成長,成為了本土社會動員的一個特異事例。筆者以另文談論過,此事件涉及城巿公共空間權利被削、版權、階級仇富、反全球化商品大潮、中港矛盾等重大問題,值得延伸討論的部分仍很多,此處先不重複。此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其炒熱和動員方式。

事件肇始,是報紙媒體以「放蛇」方式,導得商場保安驅趕時講出「大陸遊客可以,香港人不准」的蠢話;其過程被拍下,還有記者反覆驗證其它名店並非如此,收窄打擊面;然後,在網上熱傳,一觸即發。網上開EVENT號召網民到場,響應甚眾;再由報紙媒體反覆炒熱(炒起—谷起—紀錄回顧,媒體起碼有三次以上的機會提升銷量和讀者忠誠度),最後在周日來一次「萬人拍照」行動,基本上是沒有領袖,連大聲公和標語都不多見。去「拍照」的巿民擠在D&G門口及對面馬路,來來去去,有人走了又有人加入,無限復活,現場維持有二、三百人。全日人次肯定逾千。

事件由網絡炒熱,FACEBOOK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近來看《鄉民都來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談到人類的社交功能、對群體的渴慕與依賴,透過網絡可以散發出極大的力量。書中分析和記載了多個網絡起事的案例,遂可知在網絡上要煽起人的注意,需要:清晰的證據(報紙將自己的調查表現得很完整)、忠奸分明(無辜受辱的港人VS萬惡的全球化名店、)、煽起正義感的切入點(「拍照都不准?!」和「歧視香港人」)、事件存在供平凡個投入的空間(在FB上 SHARE),以及簡單而可達之目的(拍照)。沒有真正貫穿全件事件的主事者,甚至沒有什麼人明顯得益,D & G事件會掀起如此大波,是因為它符合了以上的網絡事件規則,無組織的組織。

《鄉民都來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從博客開始,寫到結尾就到推特(twitter)的微博新聞平台,以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網民如何透過推特散發消息。中國大陸的「圍觀」式示威,尚未進入本書作者的視野。

D & G的快閃式示威,體驗和七一遊行等很不同。雖然有人覺得七一是例行公事,但眾聲喧嘩的嘉年華氣氛很強,這可以在人們習慣自製標語、自行組隊等習慣中看出來。但D & G事件中,參與者許多抱著起哄心態,守著最低目標(拍照);其主動性和信心,與七一及一般遊行的狀態相差很遠(唯一較積極的是反對香港大陸化的組織)。內地政治壓力極大,組織遊行可能對自己造成危害;而香港人又何畏於將自己的訴求清晰化、向深度延伸,叫一句「街道是公共空間/我有權拍照」,將集體情緒提升到要求公民權利的層次,這應該是大部分港人都習慣的呀?在D & G門前起哄,可能只是在更進取的政治訴求面前噤聲的一種逆反表達。

後續:蘋果報導第二次圍D & G事件
三項發現:
1. 報導從「中港矛盾牌」,轉向城巿空間、公民權利議題
2. 排外也排埋意大利
3. 注意老蕭利用此機會為紫荊俠電影造勢, D&G 示威將變為消費式「社會運動」場域,影相和宣傳聖地……

這樣其實爽嗎?這種場域可以給民眾帶來希望嗎?作為過到那裡的一份子,我的感覺是,遠觀時頗為興奮,覺得「有可能性」,至進入其中,則覺有點失落和無所適從。單是人群聚集不能帶來希望,必須繼續有所提升。

(PS. D &G其實已在上一次被圍堵時已道歉了……但現時的狀況是不由分說的,驕傲的跨國名牌亦不需要我來同情——只能說,道歉就再明顯和有誠意一點吧。)

1/14/2012

違背




周雲蓬〈永隔一江水〉:「我的生活和希望/總是相違背/你和我是河兩岸/永隔一江水」。

其實是古代的閨怨和懷遠人主題,不過又可以轉植到現代性的壓抑。然而翻到事物的底部,平凡如一,就是簡單到如飲水吃飯穿衣睡覺那樣瑣碎,經不起抽象與概念化過程的平凡情感及其失落。

毫無特別的痛苦,簡單到不好意思提起的願望,在回憶裡放大到不能承受的日常片段,每一個不堪問起的轉折處,是不是這次是不是那次,找不到的關鍵轉折。折返而射向自身的箭頭,怎麼問都錯的問題。





關於明智的做法,我當然知道。至於合理的決定,我已經下了。那些正面的話語,我也都相信。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要全身的力氣來應付腦子裡閃過的一個片段,每一個念頭都變成不可跨越的深淵,而時間總是過得很慢。每一步都需要很多的意志,而像李金髮詩裡的意象,我常常看到道旁朽獸預示我的白費力氣。我的意識對抗它,身體卻快要與它一樣朽敗。我要以一種接受現實的方法來不接受現實,並阻止話語的奔流。


1/09/2012

修補

自從冬天來了之後我碰什麼壞什麼。有一個孔雀毛的髮夾,帶了一天就有一條羽毛斷掉脫落。新買的手套,左手拇指的部分不知為什麼斷線破口,我看著它,完全不能確定是因為自己買的時候不小心沒看清,還是撕下標籤牌的時候扯斷的。我的生活一片模糊。總之我裝作無事套著斷指日日生活去,像破舊皮影戲箱籠裡不可能修補的殘破人偶。

終於見到王細和劉閃。她們用綠色毛冷線把破口補起來,劉閃忍不住技癢再耍了幾下迴針步。很簡單就補好。補好的指套比以前更緊密地包著拇指第二節,令人安心的微微箍綁。

縫補是很簡單的事。它可以避免喜歡或者穿了很久的衣物因為很簡單的破損而退役消失。很簡單的事我就總是做不好,不是太用力了令線和布面都繃起來,就是不夠用力以致線散垮垮的,別說還有計算錯誤繡不成圖形那些。

縫補,就是透過重新注入合乎原規律而又多於原規律的低調調節,讓東西的生命延續。

劉閃與王細的修補。我當然希望它是徵兆,是暗示,幸運或者未來,一錘定音地讓什麼事都好起來。但我不該太貪心——即使在最寫實的層次,它已經是溫暖了。

1/08/2012

無回覆

翻看電郵戶口和FB message,很多很多未覆的訊息,拖延了好多個月,好久,好多,認識的不認識的,作家,朋友,遠方的人,不認識的學生,ngo……討論,罵戰,噓寒問暖,分享生命,可能的計劃……我為我的錯失很抱歉,如果曾令你失望,我知遲來的都不能彌補。希望今年不再這樣。——我想像這樣,三十多歲,想簡化自己生活的關口,大概有不少人曾經同樣遇上,閃身,白馬過隙,一個個香港的靈魂就這樣暗淡或者隱沒。

1/01/2012

我總是很久很久才明白

隔壁屋子門口有人燒衣化寶。開始我以為是冬至謝灶,後來一直不撤,還有一雙鞋子放在門口。一天只出入兩次,不相熟,我不敢問。應該是有人過世了。

隔壁屋子與我家遷入的時間差不多,都是09年的五、六月。好像是遲我們幾天而已。初來時幾天大開窗,窗簾終日飽滿鼓風,又好像沒見人,我們還頗有點怕。我家的屋子,也是一見就陰沉沉的,但因為平租,又恃著自己陽氣猛,沒想過就租下來。後來一CHECK,果然是兇宅,02年有人上吊,只是不知是我層哪一間。猜來猜去,我還是猜是隔壁的B房。

B房一開始是住著老人家。多見是一位老先生,後來有一次被救護車載走,後來見面是半身僵硬,行動不便。見面時都只是點頭笑笑,客客氣氣,沒有話題。難道是他過世了?但門口擺著的是女鞋。

陰沉的屋子,脆弱的人便更難面對。只是巿區真的很難找這樣的租金了。在貴租不堪住的城巿,我們都無處可去。束手面對一個個悲戚與絕望,看是命運冷硬,還是自己命硬。

這幾天夜來很冷,半夜有時冷到睡不著,明明蓋著與往年一樣的被子,明明沒有開窗,也冷到發僵,這是絕少發生的事。朋友們問我怕不怕,我說不怕,我怕的不是鬼。我怕的是12月22日。

12/29/2011

方所


 超越夢幻的「方所」
華文界最不可思議的書店

近月廣州開設的「方所」書店,絕對是華文界目前最新鮮、最具震撼力的書店。國內文化評論人許知遠在北京也開有著名的「單向街」書店,他面對方所,也慨嘆「和方所一比,所有華文書店都被比下去了」,這間書店的震撼性可見一斑。筆者已自問看盡書的繁華、對任何雅緻書店都不會驚嘆的地步,但面對方所,也還是不得不驚嘆。

方所這名字來自於南朝蕭統的「定是常住/便成方所」,其實十分低調。但它開設在廣州高級商場「太古匯」中,佔地近二千平方米,旁邊是hermes和LV等名店。看它的門戶,你會以為是高級時裝店,又或者一家藝廊。而因為地處高貴,在方所中行走的人都是衣飾鮮麗獨特,再不然是一眼可辨的文藝青年——連在裡面的人,都好像變成欣賞的對像、裝飾的一部分。

不可方物的文化空間

事實上,方所的其中之一震撼性來自於它空間性質的混雜,那已經超越了「新鮮感」,而真的變成了好像某種藝術實驗。一進方所我就往右邊的書架奔,那高得不尋常的書架,不像是一般書店那樣顧客伸手可觸,店員時時要拿梯子在高處取書,以書架劃分空間的形態,其實很像圖書館,營造了一種專注感。但每層每格的書架故意被調節成高低不一,那種不一致感,卻又傳達了強烈的私人性。在方所中找書,不像是找貨物,倒像是有身處巨大圖書館中的迷途感。

如今書店已經不止是書店,方所的處理方式不是「書店賣精品幫補」的狀態,而必然要傳達一整套的生活哲學。方所的推薦榜裡有「綠色生活」一項,店中有一條大柱,纏滿室內綠色植被,像個迷你而突然的森林。方所中的生活館向高級家品看齊,茶具、浴品、香薰、線香等等,都是高價貨,可比連卡佛的店面,但更為簡潔——因而更顯低調的奢華,須知「少賣一點」等同於揮霍空間。咖啡餐飲區隔往往坐滿人,於是我也不過去。門口左方是老闆馬可的「例外」品牌,素色簡雅的高級時裝——這當然就是方所可以在高級商場開設的實質經濟原因。一般書店加設時裝部分都會顯得商品化,但方所的處理是異常高雅。沒錯它的收銀處很像I.T.等高級時裝店的櫃台,扭曲的銅色大壁,配木造櫃台,衝撞的拼貼感增加了藝術氣質,減少了販賣感。

最神來之筆的,是書店中心有一個U型台。它的功能是多樣變化的:在開幕式時作為朗誦詩的舞台,你會想到時裝花生騷的舞台;而我則眼見它閒置時,便有木箱堆疊其上其側,像閒置的工廠,人們便坐著看書,那裡便有種擬廣場的公共空間樣態。在台上的木箱上攤展的是香港藝術家謝淑婷的作品《瓷衣》,是將舊衣物與白瓷混為一體然後素燒,原來的東西於燃燒後消失了,卻遺下薄薄的瓷殼,作為記憶的痕跡。價格是20萬一件,那姿態卻像是閒閒無事地攤在家裡,誰說藝術必定拒人千里?方所的空間性質便融合藝廊成份。

超前眼光與藝術體驗

方所昂貴的部分很貴,你絕不敢掉以輕心;但它的整體裝潢又是簡潔甚至原始的,天花板甚至像工廠大廈一樣留有縱橫交錯的管子和線道;髹得凹凸不平的柱子上,會有藝術版畫;一入門的書架旁有新式水墨直幅,上書藝術造型字體「詩歌」二字;髹得平滑的方柱,有周夢蝶和廖偉棠的詩——方所裡,每次表達「文學」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方所在藝術方面確鑿的堅持,陳列在最近門口的都是純文學類書籍。它表達的是一種高超的眼光,超前的姿態,它的奢華絕不勢利,而是自知其份:作為商品的書、器具、時裝,都用一個簡潔而反商業的框架盛載,於是便突出了其精神部分。各個範疇互相影響、介入,也互相提升。

方所能開得如此超前,當然是「例外」品牌的支持。「例外」的設計師馬可,曾被賈樟柯拍成紀錄片《無用》的主角。「無用」亦是馬可的另一先鋒時裝品牌,其中有一系列作品是把皮衣埋在土裡經年,讓皮衣擁有泥土的質感和土地的精神,接近概念藝術。方所是例外,因為它「無用」——它真的不是從「有用」的商業角度出發的。是這樣的背景,才能吸引誠品舊部如創辦人廖美立、譚白絹等,攜手打造這樣一個接近藝術企劃的商營書店空間,給內地引入港台和英文書籍。

有人說方所賣的是生活氛圍,其實遠遠不止;在網絡賣書成為主流,實體書店愈加艱難的時代,方所其實提供了「體驗」,不親身到場無法延續其魅惑,所以必然一去再去——這是接近藝術館的觀念。書店舉步維艱的香港就不用說了;台灣誠品書店亦已被拋離,因為方所這樣的土地和資金支持是可一不可再的。

太古匯的消費檔次接近香港的圓方,但人流更少。走出方所,走出太古匯,四周仍是一片未完全整理好的地盤。那裡是住宅區,以數個大型豪華高級商場為中心,街道上行人稀少,豪華的架子底下仍是空蕩蕩,閃爍的強行開發。如夢的方所,是因為這樣荒疏的未開發地區才能容納?或這根本是夢土?

附:廖美立在方所的訪問

12/25/2011

剩餘的聖誕

就像任何一個上班族一樣。希望調動時間,花非常大的力氣,到頭來已經太遲。非常大的力氣,但其結果,相對於時代嬗遞那樣大的變化來說,實在微不足道。(註)於是我有一個剩餘的聖誕。「剩餘」這個詞,我在寫碩士論文的時代我用來形容時代層次的事。

沒有窗亮著燈,沒有人在途中。在那麼早的時候就知道了結局的歌。



註:有人曾跟我講過一個故事:話說黃霑開始不紅了,沒人找他寫歌詞了,他向林燕妮大怨「現在紅的那些什麼林夕之流,中文都唔係好好之嘛!」林燕妮回道:「你明唔明呀james,唔係你d野唔好呀,而係個時代變左呀。」



很難。很難。

12/22/2011

像西西那樣激進

(刊於《文訊》12月號)


我們都愛的西西,今年縫了猴子,夏天在香港書展出,迴響甚佳。洪範書店的葉雲平來香港搞活動,說到擔心西西在台灣的讀者未能年輕化,我聞言大詫——西西本就是一個永恒青春的象徵啊。

《猿猴志》的立意是,從猿猴為切入點,主張人類和動物的平等共存。諸多動物滅絕、遭殘殺的新聞,對於西西來說,比近在眼前的每日時事新聞,更令她耽心,必須要以手作及對談,做成一個大型的計劃,來表達她的立場。然而西西總是溫柔善意、重視知識的,她不從血腥的新聞和圖片入手,而是從概念、歷史、文藝入手,與友人何福仁娓娓談來,充分體現那種普世關懷、淵博學識和親切態度。這豈非就是今日通過網路獲取跨地域知識的年輕人,那種跳躍零散而充滿情感的狀態?

何福仁與西西的對談,其來有自。據說西西深居簡出,身負盛名而混跡於平民舊區,平時絕少露面;只有對著何福仁那樣幾十年的朋友,才能安心放鬆、暢所欲言。在《猿猴志》一書中,西西的立場非常鮮明:猿猴(以及其它動物),與人本應平等分享此世界,是因為科技等等發展,才讓人類佔有較有利的資源和位置,而令動物受到殘殺。西西深入了解知識,而從不為知識所累,她會質疑動物的分類法、命名是由人類為中心的角度出發,往往反映了人類自我中心的偏見,如果從動物的角度看,整套知識會有另一個模樣。在書中,何福仁總是比較持平的,提供知識、書籍和藝術。西西也隨口引經據典,但常常更像是激進的少女,一針見血,有種絕對之美,比如談動物園時說「我仍嫌籠子太小,因為我根本就不喜歡籠子」。書翻到最後一頁,是一隻手造大猩猩Digit,牠為保護同伴而身中五矛,西西寫意而不追求實狀的處理讓牠更像一位悲劇英雄,沉默如山靈的姿態叫人不忍,覺得所有獵殺都應停止。西西溫柔,而她非常知曉殘忍。但她還是可愛的,書中有張攝於上海動物園的照片,西西身穿黑色風衣連罩帽,向籠內的黑猩猩擠眉弄眼,相看兩不厭,西西還問:「是我扮得不像麼?」

西西對於人類傷害動物深惡痛絕;而除了和西西一樣討厭以虐打來訓練動物(最恨馬戲團),筆者也是極度厭惡動物園的,覺得裡面的動物總是無精打彩,厭惡那種展覽的模式,甚至懷疑那種豢養也很接近虐待(更別說近年世界各地都有動物園因資源緊絀而傷害動物、把珍貴動物殘殺賣錢的恐怖事)。書中有一章談到動物園和保育中心,西西覺得我們對於動物園裡的動物,也該視如朋友、街坊,偶而去探望一下,政府應該培育觀者與動物的情感互動,而不是只是讓觀者「觀看」動物。西西覺得動物園裡應該沒有圍欄和籠子,不要為沒犯法的動物多建一個監獄;而何福仁則作平衡,認為動物園應該負起保育中心的責任,不止是把動物抓起來,而是要保育瀕臨絕種、受傷或失去野外求生能力的動物。

然後,從這樣的國際視野,便會發展到知識份子式對本土政府、制度的批判。

《猿猴志》的型態被包裝成一本動物圖鑑,西西手造的猿猴便取代了圖鑑中照片的功能。將這種取代功能,與西西的原意合起來看,便看到西西的激進處。西西謙稱自己的猿猴造得不好,但她其實希望「讓大家知道這些動物的真身,可以一直愉快地生活,尤其是在野外,才是我真正的盼望。」藝術再造真實,但同樣的取代功能可以代表不同的寄望與立場。我記得在一個文學研討會上,有作家發表一篇關於香港本土街頭舊物之文學表現的論文,當時香港正發生青年爭取保育舊物的抗爭,作家善意地希望尋找舊物在文學中的痕跡以保存記憶,那樣實物被拆也就不怕了。這是善意的願望,但抗爭者卻會抗拒,因為文學取代了實物,也就取消了抗爭的必要。但西西造這些猿猴是因為她希望這些猿猴的真身得以自由,她的藝術創造始終是對於現實的挑戰——晚年的西西即使極度溫柔敦厚,但作為先鋒型的作家,她仍然是激進的,尤其當她那麼鮮明地要求人與動物平等相視。平等,總是比自由更激進,因為涉及資源、權力、階級的重新分配。藝術取代現實,但它不是作為現實的替補,而是對現實的挑戰。現在很多人都會嘗試做一些手作,飾物、玩偶、小傢俱,這是「日常生活的實踐」,可能是只為怡情養性、打發時間;而西西則是在當代藝術的概念高度上,去策劃這一次的手作猿猴計劃,幾乎是單手的創造,同時自我治療又拯救世界(起碼出發點是如此啦),示範如何能夠作物理治療「而又不失霸氣」。這樣看來,深居簡出、晚病清貧的西西,仍然是比許多更有資源更充裕更高學歷的人,走得更前。

看西西的猿猴,其實非常生動,有時是寫意多於寫實,部分猿猴強調手臂,部分則以布條輕易借代,例如山魈以花布為手足,更顯這種動物美麗、神氣,如神話中的動物。據西西友人稱,西西選擇以猿猴為題材,恰恰是因為猿猴的種類名目不斷更新,各種猿猴的型態可以相去很遠,如指猴類鼠,叢猴被西西造得像兔子,跗猴則如樹熊……如此變型,亦如西西的魔幻小說,處處有匠心詩意。西西笑稱自己的年齡停留在26歲;想起年輕時讀西西《花木欄》中〈狒狒〉一文,只感今日西西更加年輕,不止比我年輕,甚至比昔日的自己年輕。

12/17/2011

在口水戰的年代辯證

好久不筆戰,也沒時間,人總要因為這這那那而放棄本來的興趣。因為天與地的問題,在facebook隨便批評了無待堂一篇關於天與地的文章,隔了一陣子無待堂又罵回來。網上事網上了,今日難得有個清閒周六早晨,簡單講幾句。

從筆戰已經漸漸轉移到口水戰的年代。如今是,根本不看你批評的內容,也更沒有知識觀念的脈絡,單用他自己心目中的理解給你貼label下標籤。例如鄙人就是「凡tvb必反」,反師奶,然後什麼坐看雲起時逍遙派(這是毓民給陳景輝的label啦)搏出位搏到上火星,一頂頂帽子給你扣下來。很多人就是沒有耐性去看清楚,別人到底批評你什麼。而批評他人的人格、行為時,也沒耐性去看清別人到底做過什麼。什麼叫口水戰?內容對錯什麼都無關痛癢,單看誰罵人更嘴賤。

至於鄙人,不但會寫會讚tvb的師奶劇,而且品味不時站在師奶一邊。隨便找來 例證一。search本blog,不會找到一句罵「師奶」的句子。無論對高雅文化還是通俗文化,我都儘量避免用二元對立的方式,不靠打稻草人來建立自己論點,使用二元對立是為了打破它。否則,就很容易流露自己有被迫害妄想症(其實人人都有少少啦,睇自己調唔調節到啦)。

無待堂說,某些高級文化人是靠批評師奶、tvb來顯得自己清高、不同凡響。其實這個邏輯顛倒過來也可以,就是把你所反對的人,描述成有權有勢、身在高位,然後自己就得佔弱勢位置,可以大打出手拳腳無眼。其實真有自信的人,是不屑為之。對辯就是對辯,大家當平起平坐,你真有論點就說嘛,幹嘛主動搶前輩後輩的標籤?後來想想就明白,我比人家虛長幾歲,又被認為位已出,地位權力年歲等標籤一出,佔好弱者位勢,可稱是贏在起跑線上。以前這些手段叫做打爛仔交,現在是否被認為是「講道理」的方式之一了?手段是手段,端看你用在什麼地方上。 現在這是什麼地方呢?一笑。


鄙人常常被指位已出,前輩又是這樣罵,比我年輕的又是這樣罵,我是否應該把它轉化成自我宣傳的材料?嘿。如今在電台上班,一至五開咪什麼題目都講,確實是去了火星。在大眾媒體,「出位」其實是某程度上痛苦的根源,譬如老闆總是叫我「你罵人要罵得更折墮更衰格更仆街!」而我在一個連曾蔭權都 fb求like來打兩電的時代,就愈來愈不想罵人(我想做的是什麼,還請大家去聽節目)。所以,在真正mass的標準,鄙人的搏出位水平是屬於不合格類別。相比起來,如今後生可畏。

近來其實自己比較負能量,但寫東西時間太少,很想節制著寫——因為我害怕,除了對世界和他人的恨意之外,其實我們就沒太多東西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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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整理一下彼此的差異之內容。

1. 無待堂文章認為《天與地》好看在於流露了tvb劇少有的現實感。現實感表現為:a.有理想有熱肉既人點樣係一個弱肉強食既現實世界生存、奮鬥、自我救贖;b. 人會矛盾自毀; c. 失眠時會四處遊蕩。並同時不點名指罵不喜歡此劇的「屎忽癢同High Class既人」。


2. 鄙人偶然讀到上文,大為詫異,質疑「現實」這一判斷。因為全劇其實以大量剪接來製造迫力,(現實/虛幻;當下/回憶;山上/肉)表現迫力,與傳統影像語言以長鏡頭來傳達真實,迴然相反,。鄙人的強烈反感是來自於知識脈絡的歪曲,於是話也說重了://香港人食得太多屎,所以有少少飯食就已經好開心」,呢句好似係我講既,我而家再加幾句:人世失範,歪論橫行,好多人靠讚d麵包有飯味黎出位。//


3. 無待堂回覆,點鄙人名,繼續強化其原本「高級文化人」如何如何的想像。

回看起來,鄙人也有犯錯,就是明明不認識人家(一度還把他認錯成了另一個人),幹嘛說人家搏出位呢?人家不能真心覺得麵包有飯味嗎?!這裡我是武斷的,要向無待堂抱個歉,請他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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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天與地》,第七集後都沒時間看了,也不好再說什麼。在形勢來看,它會成為這個年代的傳奇劇目,收視愈低愈傳奇。吃人與理想的連繫,會陳而不腐地流傳下去。以我看來,我與無待堂的分歧,是在於對「現實」的分析切入點:無待堂對於虛構的大眾媒體折射了其心目中的真實,便稱其為有現實感;而我始終汲汲於注意營造「現實感」的手段是什麼(我個人有個喜歡否定現實的前設)。

知識脈絡的斷裂,不是一個人可以挽回的。

而我總還是想,站在辯證的一邊。

12/09/2011

存在主義與我的距離

今晚打老虎準備中。今晚是北上之夜,有葉寶琳、原人和我,講港人對內地人反感近年最高、張馨予用吳卓羲微博戶口宣示主權、廣州女孩微博直播自殺。

準備節目時不免就去找卡繆。「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我飄蕩的少年時期啊。荒謬的生命,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熱情。因為生命荒謬,因此選不選都一樣,而想通這一點便有無限的自由。讀完之後趴在桌上嗚嗚的叫,並強迫同桌的同事聽一次我講。

後來找得更遠:

//卡繆晚期小說《工作中的藝術家》,寫一個畫家喜歡在閣樓裡作畫,所賺不多,一家人吃不飽、餓不死。他從來不投他人所好,只忠於自己的創作理念。他一直住在閣樓上,家人偶爾送點食物上來,最後他死在上面,無人知曉。朋友幫忙整理身後物,看到一幅畫,畫中有一個字,字很小很小,看不清是Solitary(孤獨)還是Solidary(團結)。//

Solitary/Solidary. 大概最熱火朝天的藝術份子,都有過這樣的錯覺、重疊、糾結吧。

小時那麼輕視存在主義(我心愛的李維史陀嘲笑它是「女店員哲學」),也沒看很多原典,也幾乎不喜歡卡繆,心底裡竟然被它影響得這麼深,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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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點至一點,www.dbc.hk, now571台。

12/06/2011

最終的倫理(之崩潰)

我無法向你說明我的深刻沮喪。善良的人們。我在善良的人們中間達到無法理解的狀況。我在九龍城書節賣掉了所有的書,文學館的活動有許多人出席,他們提供了正能量,然後我們去吃了美味的潮州菜。但這一切過後我還是有深刻的沮喪,深宵寫長長的電郵,帶著無可訴語的沉重昏睡過去,然後次日醒來完全沒有恢復,我走到書店的櫃枱才發現自己沒有東西要付款,我在錯誤的地鐵站下車,我想打電話給從來沒談過電話的人。無人明白的絕地,理性的盡頭。

我說,我們這種人,覺得天大事蓋不過「理解他人的角度和感受」,這便是最終的倫理,以約束自我,修正視野。然後我們相信,只要將不同視角的說法並置呈現,便可讓觀者達致溝通和理解。理解。在一個被無限中介、充斥無限前設的世界裡還有沒有可能互相理解呢,還是你只理解你親愛的人呢。是我們留在了敘事學的年代無法回來嗎。

我沒有時間。

我說這對我打擊很大,幾乎在會議上哭出來。但我那麼痛恨自己在會議上失去理性訴諸情感,竭力控制自己,不願進入某種悲情的結構。然而那確實是悲哀呢,那麼簡單的道理,話不想說到盡,有些事情必須要等他人自行明白。d說,很難讓人有同理心,沒有辦法。需要想像,需要故事,需要劇場。而我只想說乾燥和轉折周詳的句子,使用中性的詞彙,於是我不得不忍受悲傷。於是明白,中年的人,句子往往碎裂平板,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感受,而是因為他們太過悲傷。

12/02/2011

大火燒出涼薄



花園街露天攤販疑遭縱火,四級火警釀成6死34傷的慘劇, 是回歸以來傷亡最慘重的火警,比之前旺角嘉禾大廈火警的傷亡更嚴重。這本是社會悲劇,也是有人蓄意犯下罪行(一條街兩邊都有火頭,可見不是偶然);但從周三曾蔭權早上的發表講話開始,焦點不是嚴打縱火狂徒,卻放在排檔管理之上。其後各方,包括區議員、周一嶽、立法會議員,口口聲聲都在講如何規管排檔。食環署署長梁卓文最過分,趁此機會表現自己「有做野」,急急數出今年度曾檢控攤販600次以上,多次強調必定加大力度管制排檔攤販。

不應指責受害人

其實排檔商販也是受害人,他們做的只是小生意,損失也必定慘重,這個冬天必定更加嚴寒。況且,意外尚可防範,蓄意犯罪的話也防不勝防,難道不去追究誰人為何放火,卻去責難唐樓和排檔容易起火?為何政府官員,要指責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

這種「指責受害人」的習慣,是香港長期以來的畸型文化。女性被非禮?一定是因為自己衣著暴露!你被打劫?絕對是因為你夜歸!美國學者William Ryan七十年代所著的《Blaming the Victim》,就是反對當時的一些研究者,把社會問題如黑人的貧窮,歸咎於黑人的行為和背景(如單親家庭)。事實上,我們在面對社會問題時,一定要著眼於背後的社會問題結構,才能持平解決問題。然而,我們的政府,卻帶頭出來,把矛頭指向受害人。

攤販不夠財雄勢大,受指責難免慌不擇路;結果排檔攤販轉向指責劏房,認為是唐樓劏房太多,阻塞走火通道,才令致傷亡慘重。看見這種弱勢互相指責、社群割裂的局面,令人不忍。劏房業主獲利豐潤,租客則是因為租不起完整的一個單位才蝸居劏房;而排檔的業權持有人也可收得不錯的租金(經濟日報報導不少攤販須把檔口分租牟利幫補,是為「劏檔」),相反檔販都是賣平價貨錙銖抵日。兩方都是肥了業主,苦了租客。

庶民走投無路

再看遠一點,太子道西的80年唐樓將會活化成「特色酒店」,該區的地價遲早飆升,政府和巿建局,地產商和收樓公司,都打著算盤。從這個角度看,政商是沆瀣一氣,對庶民平價生活趕盡殺絕。無論舊式唐樓,還是露天廉價攤販,都是其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收樓頻繁的地區會突增火災,警方卻查來查去沒頭緒。

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令數萬人無家可歸,當時殖民地政府亦能面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遂引入公共房屋系統。但今日火災過後,攤販面對嚴冬,政府帶動傳媒一面倒呼籲朝行晚拆,以至搬到更遠的地方——代價都好像要由攤販來付,再不然就是未起公屋先趕絕劏房。這絕對是管治智慧和道德的退步。

11/29/2011

文學電影是寶藏

(刊於星島日報)


最近本港文藝界較矚目的事,當數台灣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下稱「島嶼」)登陸香港。以林海音、王文興、余光中、周夢蝶、楊牧、鄭愁予,六位殿堂級台灣作家為主角的紀錄片,揉合唯美影像與紀實筆觸,號稱21世紀台灣文壇最重量的文學紀錄。香港這邊也有不少文學青年,台灣文學也是他們成長時重要的養份,能夠看到這些文學大師在銀幕上堂堂出陣,實在具有激發意志、振奮人心的作用。

文學尋根

看「島嶼」系列是膜拜大師,這個自不待言;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是一代文藝青年的集體習作,通過敘述他們的時代,而向後代作自我、文學、以及社會的傳承。背後製作群的背景,都有研究或從事嚴肅文學、藝術、思想範疇的長久履歷,例如出品人童子賢,是華碩電腦的創辦人,一直熱心贊助藝文活動;製片人廖美立,早期在台灣藝文重鎮「雄獅美術」工作,是誠品書店創辦人之一,有份將誠品由小眾藝文書店打造成代表台灣的文化品牌。總監製陳傳興是其中兩部電影的導演,少年學習藝術史、電影理論、符號學與精神分析,近年創辦的行人出版社,所出版的學術理論書籍都是偏僻精微的精品。這群人都非電影工業中人,但在自己的領域都是響亮的名字,我隱隱感到,「島嶼」是他們自尋文化根源的一個行動。

六部影片中,據說風評最佳的是《如霧起時——鄭愁予》、《尋找背海的人——王文興》,以及《化城再來人——周夢蝶》;當然另外三部,《兩地——林海音》、《朝向一首詩的完成——楊牧》及《逍遙遊——余光中》也都自有大量粉絲捧場。限於時間,筆者只看了周夢蝶及楊牧的兩部。這也好,11月16日各部電影陸續上畫,筆者可以加入文藝青年追看的行列。

《化城再來人——周夢蝶》有趣之處在於,以很人間的平視方式來看「詩僧」周夢蝶,有時甚至把他表現得惹人憐愛。細想起來,影片氛圍是凝重深遠,但內容卻多有輕鬆之筆,夢公往往是最後一句畫龍點晴叫人莞爾,如閒閒說「寫作這種事,這麼苦,都不是人做的」。輕重交映,幾乎不涉佛學,卻非常人性。反目友人徐進夫的妻子陳玲玲在鏡頭前說「是我們對不起他」是珍貴紀錄,反過來說也是俗世塵緣,令人不忍深究。導演陳傳興最後來個簽名式的結尾,鉛板、字粒、溶蠟,不是夢公詩意,倒是流露導演對文字的執迷痴戀,相信這也是支撐整個「島嶼」系列的信念。

楊牧的一套則略為強差人意,也許是我這名楊牧迷太過苛刻的關係。電影太過著重楊牧作為老師、學者的一面,無法寫出學者型詩人的壓抑魅力。片中詩評家奚密說楊牧生活寧靜是因為他本性太過狂烈,只有這個令人迷戀的註腳,影片本身無法呈現出來。我很懷疑,製作人不太理解一個詩人為什麼要獨處,獨處是因為需要寧靜,而需要寧靜往往是因為主體本身有狂暴的因子,一觸即發,即使是入了經典陳列櫃的浪漫主義,也還是浪漫主義。如果要我說,文藝與現實的距離即在於此:往往要求寧靜的文藝人本性實為急躁,而性急者則可書寫出極致的寧靜。

文藝與流行互補共存

紀錄片、文學,都大概是巿場的毒藥,如果單憑巿場決定,像「島嶼」這樣製作成本高、對受眾有要求、不是純粹感官娛樂的電影,大概就無立錐之地。然而,紀錄,以及文學,恰恰是因為其長久性,對於社會具有重要的關鍵功能——它能告訴現在的人們,我們是如何走過來,從而奠定許多人文關懷的價值觀,肯定少數傑出者、特立獨行者,規勸、匡正,讓社群能夠分享較多元的歷史論述。「島嶼」系列由台灣官方的文建會出資支持,恰恰顯示這部分文藝的公共性,必須超越巿場。而台灣近年,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流行文化與嚴肅文化的接軌逐漸完成,底氣完足的文藝為流行巿場奠定了基礎。流行文化對於嚴肅文化亦應有尊重態度,你看張艾嘉和劉若英,在香港kubrick朗讀楊牧的〈蘆葦地帶〉,絲毫沒有明星架子、也無流行的俗氣,只是低調溫婉,表示這首詩曾經在她們的生命中發生過作用。

是的,台灣的文藝青年既會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也會看「島嶼」;而放棄文藝青年的巿場,不會是長遠而有根抵的巿場。而你看,台灣近年以創意工業為重點經濟發展項目,他們推動《那些年》、《賽德克.巴萊》和「島嶼」系列的力道和規模,是一樣的。這便是開拓巿場的願景與恒心,故能收穫。在華語區,台灣的流行文化(尤其流行曲)已經取代香港的位置,海洋音樂祭推到香港時連台灣原住民大媽都受到猛烈歡呼,香港文化已多久沒受到這樣的重視和禮遇?回頭想想, 大概就是龜兔賽跑的故事;而香港這隻兔子,不是敗在單純的驕傲,而是敗於不知自珍其寶藏。

11/06/2011

白票,不是白癡

 高登POST討論白票,內有引發本人寫這篇隨感的黃洋達〈白票〉一文。

我不反對人投白票,如果投白票是個人行為的話,也不到我反對。但如果覺得在臨投票前兩周來推一個白票*運動*的話,那就是白癡。所謂「專業政黨」,原來就是在網台和FB推EVENT,FB出張睇唔明的傳單叫人投白票。這樣做運動,除了自己爽之外,根本不能說服人。然後當被批評這個白票運動太草率和定義不清楚的時候,反指批評者小學雞(這是香港某些無知人最BUY的反智手段)。以前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現在的兵還反過來指秀才是小學雞,格外狂妄。

(後來我發現黃洋達去狙擊民主黨周錦紹時,一直把人家叫錯做周錦「昭」,還不斷問「你知唔知我係邊個?我寫既字多過你睇既字!」但自己對住個字都讀錯。狂妄得來真係好諷刺,值得記住的歷史碎片。有位文化評論人看完之後,感覺是黃凌辱周,轉而問我:「現在還相不相信選舉是一種教育?這樣子搞選舉不能教育到人。這是反教育。」)

有沒有邏輯能力呢:*運動*這個層次,和*個人行為*是不同的層次,個人要投白票,是他自己的選擇,但要形成一個運動,要求會高得多。所有政治運動都要被低級化成FB EVENT了。另外就是接近瘋狂的輸打贏要氣氛:你話佢運動做得唔好,佢會話呢個係選民個人行為別人不得說三道四;到結果出來,就把個人行為騎劫為自家的「運動」成果,宣佈勝利。

更新:然後我發現毓民宣佈的勝利原來是「人力已成功引起巿民關注」,原來是和官恩娜差不多的功用而已。真係低處未算低,我真係完全搞錯晒。

我放長雙眼睇,等投票結果出來,白票數目不多,假設是一萬多張吧,會不會又有人說,兩周動員,只靠FB和網台,都有一萬多,「算係咁」、我地好偉大,XX力量萬歲之類。習慣以自己的弱點作為藉口,來寬容自我不付出,墮落是必然的。以這種邏輯推論下去,香港的政治運動以後就是鬥蠢鬥弱鬥騎劫。為墮落者塗脂抹粉過的,大家看在心裡。

更新:今次所謂的白票運動的終極白癡處在於,選舉結果沒有標明白票和廢票的數量!

TVB有一種說法:如果你的節目是博士到小學生都明白,那就最多觀眾,所以它們永遠停留在小學生水平。也就是反智。「白票是什麼,算是常識吧?」真是笑大人個口,全世界的白票運動之所以能夠聲勢浩大,就是因為它們花了很多力氣去定義白票的意義,然後長期推廣之,取得成果,才算是運動。這其實才是常識。不要用TVB式的常識推翻真正的常識。說陶傑陳景輝等飽讀詩書者不懂「何謂白票」,首先就是違背常識;然後把人家可能是出於良心的反應,抹黑成「為保民主黨」,將誅心之論夾雜在「常識」中——說到底,我們看長期的履歷,誰是半吊子半途出家的政治人?誰是受了薪簽了約做政黨的喉舌電台?反智的工作誰做得最多?講利益關係講PROFILE,誰比較站不住腳?拿塊鏡子好好照照自己,才好意思講常識。人在做,天在看呀。

有人說,收左錢既,幫老細做野,文棍,係咁上下啦,說我不應該這麼認真。我一向不阻人發達,也不阻運動,但是扭曲是非至此,又用反智手段,實在無法忍受。立此存照。

PS我找來找去找不到那張沒人看得懂的白票單張,有人可以留LINK嗎



10/27/2011

連懷念都要毀滅

(刊周一星島日報。由於找《白蛇傳說》的劇照太無癮的關係,我去了重溫《青蛇》。)

香港文化移植內地,合拍片催生的是港產片經典內地翻拍,理論上仍是港人操刀,程小東的《白蛇傳說》(下稱《白》)和較早前葉偉信翻拍《倩女幽魂》。可惜,看在港人心頭,一派不倫不類之感。

粗糙翻拍

其實看到阿SA到威尼斯走紅地氈那襲綠色長裙,我都應該知道事情不妙。《白》美指是張叔平,也算是金漆招牌,然而資源明顯被分配予特技(青蛇胸口那片綠色可夠礙眼!),水漫金山總算做了大場面、償了《青蛇》徐克特技爛尾的心願。我亦對白素貞和小青的束髮玉飾注目良久,那植物花草式樣細巧精緻,與白青二人衣飾上的簡單現代恰成對比。但不知是因為質料不佳還是導演不懂借題發揮,那本應是作翠玉狀的頭飾,在鏡頭下看來竟如塑膠。原來的白娘娘民間傳奇,許仙借傘、同渡的故事,郎情妾意眉來眼去,卻被一場燈會打鬥取代,令人大感沒趣。白素貞竟用法術令許仙在斷橋上萬分狼狽、無處可逃——一點都不浪漫,難道隱喻著內地女誓得港男的狠勁?嘿。

(青蛇劇照。注意頭飾!細膩的零亂感!)

我中學時在圖書館看李碧華《青蛇》原著,以配角小青的角度切入,寫「女性互相嫉妒」這樣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小眉小眼的題目,又扣連中國當代歷史,性別心理處理亦非常大膽——無論是小青情挑法海還是法海喜歡許仙,都是異常大膽鮮明的,當時對一個中學女生來說,可稱震撼。及至徐克拍《青蛇》,王祖賢張曼玉,二蛇學人行路的一幕膾炙人口,堪稱是現代和古代兩種眼光重合,同時又反諷著亘久的現象:「女性通過被男性觀看來塑造自己」。而雷楚雄為《青蛇》作美術指導,將京劇式誇張的化粧和飾物引入《青蛇》,整個故事有了能說服任何人的舞台和場景,至今仍記得白素貞慵懶地以水勺作燙斗一幕。那些精緻的小節,令我覺得後來水漫金山拍得再爛都是瑕不掩瑜。

(回眸靚到咁!!)


文人傳統湮沒

過往內地多半視香港文化為蠻夷,覺得香港長處在於都巿化進程超前內地、通俗文化之蓬勃。因此經典香港電影中(古裝片名義上又算與內地片接軌),則被選擇為移植對象。但在《倩女幽魂》和《白蛇傳說》的移植來看,內地的改編反而是不懂吸收香港通俗文化中精緻的部分,不理解香港通俗文化其實與中國古典傳統有無形相連。就以徐克為例,他改編古典作品可算是無法無天(原版《倩女幽魂》掛程小東的名字,但行內傳說實為徐克執導筒)。原版《倩女幽魂》中小倩以口渡氣藏寧采臣於浴桶中一幕,委實是香艷浪漫,點到即止令人心蕩神馳,完全體味讀書人夤夜讀書時的遐想,幻想得那麼曲折壓抑。當年只看到其突破禮教的一面,如今看來卻覺這種幻想實得了書生心態的三昧。唉,徐克再粗枝大葉,底子也是個文人;而程小東再柔情慈愛(《白》中李連杰的父親心態如為程小東代言),也是個武人——如今更讓人肯定,原版《倩女幽魂》是徐克作品……

程小東的《白蛇傳說》和葉偉信版的《倩女幽魂》,有共同特點:男主角本來是書生,都改成比較「基層」的身份,寧采臣是個工匠,許仙是個平民藥師。這不知是否國內的審查制度使然(難道知識份子不能成為電影主角?),還是覺得比較基層的身份容易獲得大眾認同。我一向在價值上支持基層,但目前這二個重拍還是比較草率,也不能顯出什麼左派藝術觀。此外,因為香港電影被定義成面向通俗巿場,而且往往專攻青年巿場,有時看來難免覺得低智——不不,低智應該與青年無關,飾小倩的劉亦菲掏出一把M&M出來說是仙豆,什麼青年都難以原諒的吧。至於《白》裡文章飾,由和尚轉變成蝙蝠怪的能忍,一直覺得好生眼熟,肯定是抄的,但一時想不起來——結尾時法海拋給能忍一個蘋果,原來是《死亡筆記》!有必要這麼赤裸揭曉答案嗎?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不過,我最難忍受的還是,因為內地不能拍鬼故事,而把小倩改為「狐妖」。明明是倩女幽「魂」,不是倩女幽「狐」呀!而內地又已經以假作真,媒體羅列歷代聶小倩的「狐仙」造型。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的國家就是這樣令人吐血。我便重新想起,在五十年代,中國的知識份子是為何漂流到香港,偏居小島,保存我們文化的根。

我還要看著香港的經典被爛拍多少次呢?既然經典不能重現,何不讓我靜靜懷念?聞說徐克將會自己重拍《新龍門客棧》,如果連導演自己重拍都不能修成正果,那麼,我也只得看著內地的重拍版將我的懷念毀滅。

當年青蛇trailer。徐克的特色總是一路打一路講野,好忙。


唯美版

10/22/2011

八十後今晚打老虎

密鑼緊鼓準備節目,下周一深夜十一至一點試播。連日兩點多回到家時都累到快要崩潰了,黃昏之際亦往往極其需要躺下來(難道我有黃昏崩潰症?),可能終有一天會躺到桌子底下。

而唯有好同伴可以有好表現,唯如此可以稍稍寛懷。我總是對某人說,這樣難這樣難,某人便說,你不是一個人,是一個team呀,你做不到,別人可以做。於是我便再想起,一切是為了八十後這個青年運動而做。運動是累的,不是一個人的,因此有壞處,也有好處。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是一首聖歌,在一部(高安兄弟式的)西部片的片尾字幕中響起那種滄桑的安寧叫人不能自已地流淚。永遠的倚靠,永遠的休息,我在生日看這部電影,而聖歌是為勞苦的人而設。



請往LIKE節目PAGE,最好就建議下節目,10月24日十一點至一點試播。收聽可買數碼收音機,或往www.dbc.hk,iphone和android都有免費apps可以聽。初期什麼都有點簡陋啦,就像佔領中環的帳蓬,會慢慢長大的。


節目的名字,叫「八十後.今晚打老虎」。這麼輕快,與我個人的文字取向完全相反。所以,想要我愉快的那一部分,便到那裡去吧。



八十後今晚打老虎( www.dbc.hk )
星期一至日,dbc4台數碼大晒台

主持:陳景輝、鄧小樺、阿ger、葉寶琳、林輝、原人、小丁、波仔、kitty、andrew



10/11/2011

浪費躲在細節裡


(刊於台灣時報)

英國學者齊格蒙.鮑曼在《廢棄的生命》中,以一種莊嚴的口吻,描述廢棄物,亦即人們日常所摒棄的垃圾:廢棄物既神聖同時又邪惡。廢棄物是隱藏在形式中的包裹物。它是已被拆開、不再被需要的剩餘物,但卻又被另一種令人掩面的包裝去盛載或遮蔽了其內容與意義。它甚至指涉著整個人類世界中,一切被排斥的人、事、物。垃圾是一種無上的借代。

     在陳曉蕾的《剩食》中,我便讀到廢棄物的這種無上榮光。內頁留下寬廣空白,令這本討論「廚餘」和食物垃圾處理的書,顯得異常乾淨。而雪白、纖細、柔軟、簡潔的封面,會在翻看過程中染上人類的痕跡而不再完美,然而你不會棄掉它──因為它還有豐富動人的內容:大量跨國、本地的數據,係作者翻開逾百垃圾袋、用各種聰明的方法向企業和商戶打探回來;我們看到令人憂慮的現況和未來,而許多個別的故事仍然閃爍著希望的光芒。

     正如鮑曼指出,廢棄物的產生與現代性尤其現代化息息相關。我總懷疑,香港在90年代以來,廚餘成為堆填區的重要問題,是因為城巿的縉紳化。難得的是曉蕾這資深記者,作飛特族時運用了極高的耐性和手腕,一一追尋食物垃圾的來龍去脈。高級食肆愈開愈多,強調海外新鮮運來的食材更是五花八門,超巿為求貨格美觀甚至只用大小、顏色相近的蔬果,一旦樣子稍不「標準」,馬上棄掉。「不屑」賣的蔬果和牛奶,可以讓員工拿回家或者讓拾荒者拿去裹腹嗎?答案是超巿為免有員工貪小便宜,要往垃圾袋裡再倒漂白水。如果你覺得這個過程還不夠令人髮指,那麼再加一個沒有收進書中的實例:某連鎖超巿在春節前因為入貨太多賣不掉,就在堆填區裡傾倒了41個貨櫃的蘋果。連鎖超巿愈多,食物的浪費就愈鉅量。急速城巿,斬釘截鐵的管理,而各種非人性化的廢棄,已根本超越了人類心靈可以承受的罪惡感幅度。

     書中還調查了其它城巿食物減廢的成功。韓國能調節大量小碟前菜、強調視覺豐盛的飲食文化傳統;台灣能夠在各個社區裡推動分類回收、廚食堆肥與社區種植計劃。如此種種,關鍵是民主政治的社會、對土地的熱愛,與整個地球命運連繫在一起的同命感。而通過一種「此地之外無他鄉」的情懷,食物垃圾便從私人的世界、個人行世界中溢滿開來,達到了一種公共性:它把人從「孤立的個體」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處理廚餘絕對是社區營造的一部分。

     處理食物的剩餘,它有公共面向,同時也極具創意和獨特性,它是一種重新規劃個人生活的可能,每個人可以自闢蹊徑,有自己的一套計算方法。陳曉蕾書中訪問的,包括經常在麥當勞裡收集食客吃剩薯條的環保怪客;一日只提供一道菜的性格餐廳;而她自己本人,也洋溢著環保人士那種創意的熱情。比如她以「循環再食」魚骨頭而著名:蒸魚時不下醬酒,用碟另盛,魚頭魚骨連蔥和薑絲再煎湯,便得到奶白鮮甜的魚湯。晚飯洗碗時順便熬湯,湯沸時蓋上鍋蓋,洗好碗熄火,一直蓋著燜到明早。次日清晨把涼了的魚湯慢慢倒入密封袋,放入冰格,就成為萬用魚湯,可以焯菜、煮麵、當上湯。宜與月桂葉、黑椒、薑片等同用。這樣下來,魚骨頭甚至可以進化成為豆腐海蝦魚湯──半夜三更能有一碗湯,曉蕾說:別管月入多少,我過的,是好生活。箇中的樂趣和尊嚴,都在於心思。曉蕾的得意句是:「巧婦在細節」。

     對我而言,食物減廢行動,也就是一種「細節推翻全體」的價值重估運動。

10/02/2011

筆談香港書展與閱讀文化(《明日風尚》)

(九月號的《明日風尚》刊出了我一篇長文,〈書展夢迴〉。但這期不知為什麼一直在香港買不到,幸得他們寄了書來。下面是原來給他們做的一個筆談,本來說和其它香港青年作家的答案一起刊出,後來整個欄目不知所蹤,貼在這裡以饗讀者。)


明:你怎么理解“从香港阅读世界,在阅读中发现自己”?

宣傳詞兒我們不能太認真。但是我必須承認這句話層次比較複雜,相當辯證。大概第一句是對外地人的招徠,第二句是對香港人的祝願。香港人一直有一種自信,就是覺得彈丸之地儘收世界潮流資訊,芥子須彌。然而不斷變化的香港,對於自己的身份和特質卻總是有種妾身未明的尷尬,像一個青春少年,不斷變化,但時時迷茫,在別人眼中又很執著於自己。這句話的意境比較靜,這一點它甚至勝於香港書展本身。

明:包括您在内,人们的阅读观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您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为什么?

我覺得香港社會現時有一種氣氛,就是文學、藝術、電影、電視和流行曲等都需要和社會時事、政治事件掛鉤,才能造成聲勢、獲得報導。這一方面顯示了「去政治化」的迷霧已經開始被驅散,公共性的維度拓大,但也顯示了現代主義以來文藝的自在自足已經開始崩壞,很快蕩然無存。範式轉移,新的崩壞與建立將要到來。與其簡單講悲觀和樂觀,不如說:在香港,對反叛而言,這可能是很好的年代;但對於純粹藝術則不太樂觀了;對於知識而言,這可能是最糟的年代。

明:你对今年评选的年度作家有什么看法?通过今年活动设置,您觉得他透露了哪些信息?

今年香港的年度作家是西西,她是我們很愛戴的香港本土作家。去年的劉以鬯算是「混跡江湖型」的作家,一邊寫報上雜文一邊搞嚴肅文學;西西則是另一線的「隱居型作家」,寫作不輟著有《我城》、《飛氈》等重要的本土代表作,在形式上作了大量實驗,她一直很低調,幾乎不出席公開場合。今年書展給她做了一個展覽,除了展出手稿之外,還展出了她收藏的模型屋、自己親手製作的毛熊和猿猴(配合《猿猴志》)。繽紛精緻活潑,我覺得西西真的可以一反商業社會覺得文學太沉重或無趣的刻板印象。而今年關於西西的活動,西西本人並不在座,這也一反商業社會裡作家必須像明星一樣宣傳和「打書」的邏輯:它呼應理查.桑內特所謂的「公共性」,即作家只須寫好作品,人們因好作品而擁戴作家,而非因人格魅力或樣貌。

明:今年您比较关注哪类图书?为什么?

以類型來說,今年我關注一些揭示藝術及文化之公共性面向的書籍,例如關於塗鴉的幾本書,《推土機前種花》、《物盡其用》、《工藝美學》等。我期待藝術能夠幫我們從受監控和被操控的媒體中醒來,以更廣闊、更具包容性和震撼力的方式去看當下的現實。


明:您认为香港出版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雜、亂、快。工具化與個人化的各走極端,自由的混搭(crossover),包裝和實際內容可以差很遠(也包括很嚴肅的書會包裝成很流行/庸俗/工具化的書)。老實說很考驗人分辨的眼光。

明:香港正在一个文化上的转型期,社会开始孕育新的活力和动能,新旧交替以及一些新香港的特征在书籍出版上,以及新作家的涌现上,阅读习惯和阅读品味上,已经初现端倪,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能否透过您的观察谈谈您的体会?

香港的確是在一個轉折點上,一些要求改變的聲音愈來愈響,而且像驚螫一樣驚動了潛伏地下的另類生活力量,開發了跨越階層和範疇的連結力量。它的根基首先是舊日香港的風物歷史鉤沉,但其面向的對象是追求另類生活的青年、文化讀者群,有一種庶民的性格。以本土為緯,關於藝術、自然、飲食、空間、建築的書愈來愈多,一些歷史和風物研究也開始增加出版。現在要做香港研究、了解香港,可考查的書籍比以前多好多,以往都是靠口耳相傳的。而敢於批評、挑戰權威的香港書也愈來愈多。風潮是有出現,至於習慣和品味的轉移——即意識型態戰爭呢,這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大家都在談「舊」,新香港是否要誕生,要視乎所有人的能量。大部分人還在觀望,今年敢於呼應「新香港」的好像就是《二零一零香港電影回顧》裡部分電影論者。不過,今年我被好多台灣和內地的朋友和傳媒問及「新香港」及「追求另類生活」,看來好多人是奔這兩樣可能而來的呢。

明:您在此次书展挑选了哪几本书?

畢恒達《塗鴉鬼飛踢》(台北:遠流)、周綺薇《推土機前種花》(香港:MCCM)、黃碧雲《末日酒店》(香港:天地)、隱形委員會《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台北:行人)。

10/01/2011

新媒體的幻夢

(刊於9月24日經濟日報)

新媒體大時代

香港傳媒界最近大起波瀾:免費報《爽報》推出將令報業競爭激化,更討論免費報與收費報之間的差距;鄭經翰領軍的數碼電台羅致大量著名DJ,在競爭效應帶動下,近月與電台相關的訪問遍佈各式周刊的版面;未來免費電視台更將增至三間,無線被大量挖角,另一邊廂是亞視新聞部受干擾、AO空降港台的負面新聞。傳媒內部執位,筆者在友人身上日日聽到有人在醞釀新節目,新一輪傳媒面貌似乎令人期待。而同時,龐大陰影籠罩著新聞自由,無論是金錢(「以廣告代新聞」)和政治(如警方阻礙拍攝自由、有內地背景人士任傳媒高層等)。

媒體世界風雲詭譎,姑且放長雙眼,大事先放一邊,談談「基層角度」出發的小事。今日見報章報導無線回應幕前幕後的被挖角潮,堅持挖角潮對無線無影響,認為大公司有人離職很正常。這種官腔其實非常高姿態,因為說話的人顯示出並無惜才之意,而人才正是傳媒的關鍵。其實TVB待遇刻薄是人所皆知,早在幾年前,已出現過離職潮,但一直拖延至今,新人出出入入,留下來的捱餐死、無得發圍,某些舊人卻可以一直食老本。

其實各界都知道,競爭來了,乃是破舊立新之時。是以各大傳媒老闆,都滿心念著要做「新媒體」,但大部分的對策,其實都是舊媒體手段:賣明星,賣色情。此時不妨看看,詹戈帝塔的《媒體上身》(Mediated: How the media shapes your world and way you live in it)。書中提出,這個時代的人,早已將「看與被看」內化成一種求生本能。經YOUTUBE、部落格催化的一代,不再傾向於看到精緻得超現實的製作,不會再為明星和領袖神魂顛倒,人們寧可看到普通人,他們更重視的是節目(或主角)與自己的關係。

這個時代,是受眾自製新聞的時代。他們要在節目中看到自己,不一定要上台做主角,但卻很重視自己的心血、想法有沒有在該媒體或節目中留下痕跡。

說起來,TVB最具新媒體思維的,應該是超級巨聲吧。但是一旦新星產生之後,又繼續用舊方式,將之包裝成大路貨品包銷平賣唱商場,這其實又是回到舊式思維,只是替機構賺錢省錢,卻創不出新局面。利用青年人「我要成名」的夢想,而後抹平其個性,其實是殺雞取卵。這個時代要做新媒體,要有一種平等的美感,有點混雜粗糙的,因為要將許多人的想法加入進去;如果真能產生,大概可以突破原有媒體那種非常平滑漂亮但空洞虛無的悶局。

9/28/2011

百年之孤寂:革命創傷與符號辯證

(刪節版刊周一星島日報)

進念二十面體今年重演榮念曾創作的《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下稱《百》),自1982年首演以來,第十次重演。挾《百年孤寂》的名作聲譽,兼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進念的新知舊雨可以重溫故夢。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四處充斥「革命」的宣傳推廣,展覽表演。而矛盾的是,如今香港是個溫水(甚或沸水)煮蛙但表面很文明有禮的社會,於是革命那種鮮明抗爭的氣質不存,多是旅遊節目介紹一下本港的革命景點;坊間書店豬肉檯上都是與辛亥百年相關的書,但有讀書人嫌論述一致如倒模。視覺上是一片紅色,真正的理念和歷史卻不見在公共領域深入討論,無可奈何地,理性和知識的辯論被肢體性抗議借代。

革命的符號辯證

而榮念曾的「革命」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簡約的舞台設計,角色、道具和場景都是抽象化的符號,但它的象徵可能觸發無限感慨。甫開場,有一條長而窄的鮮紅地毯從台後方深處伸延向台前,有一人在其中背向觀眾緩緩倒行,行至盡處離開紅毯,佇立良久,待要再踏上那紅毯,那紅毯卻一直往台深處退去,人永遠無法追上,儘管在眼前彷彿伸手可及。這豈非革命烏托邦遙不可及的隱喻?它不是煽情,卻以符號隱喻喚起人們自己的聯想和詮釋,激盪原本殘藏在體內的理智與激情,記憶或想像。

與日趨統一化的辛亥論述相反,榮念曾表達的是某一代香港人的革命創傷,在兩岸三地有其獨特位置。革命初始,人們穿米白純樸的寬鬆麻衣,以戰戰兢兢、步操或匍匐等各種方式,由舞台的左邊走到右邊。那像是單純直接的反應:它們就是面對張咀叫喊卻無聲的抑壓,一些理想、純潔的追尋,裡面有掙扎,有犧牲。白日清晨轉至黑夜場景,演員換上黑衣,以臂掩目,以竹杖敲地前行。黑暗時間,盲目與摸索,象徵精神上的消沉。其時劇場上方垂下無數盲公竹,演員須繞行而過如行於林中,本來用作指引工具的竹枝轉變成阻礙物,算是一種辯證發展。及至後來,音樂轉向軟性消費的圓舞曲,演員在懸垂的竹枝後跳著雙人舞,我赫然發現盲公竹變成了簾子,那是消費中國夜夜笙歌。結尾處演員們在抽象的沙灘上走過,三五成群,仍然手執革命的象徵物,但隨興自然如同郊遊旅行,八、九十後或者覺得影射今日之快樂抗爭,老一輩則想起六零年代胡士托,或費里尼《露滴牡丹開》中的沙灘。(出場時聽到有觀眾笑說榮念曾今年的突破是讓演員穿便服,不復當年嚴厲)

在榮念曾那裡,革命的激情只佔很少部分,他想窮盡的是變化的結構,但那個結構始終是悲觀理性抽離。那代香港人的創傷在於,他們大大地目睹了革命的反面。然而統一化規範化的論述要來,這種港式見證恐怕亦只能退居民間。

極簡主義的奢華感

如果反其道而行,用感官的方式去進入榮念曾那種極簡主義(minimalism)的抽象劇場,我會說最深印象是漫長無助的黑夜之後,一片漆黑裡隱隱有錄影光影投映繁複紋樣,彷若宮殿森嚴,燈亮時卻發現是舞台上方的數十盞大小射燈全數降下至近地面,銀色燈罩有一種圓滑精緻而無情得接近工業的簡約美感。混在懸垂的竹枝中間,燈仍然亮著,聚焦在地面如明火,充滿逼迫感,中間有青年埋首蹲在地上,疲倦弱小如一個逗點。我便想到,關於不息的思辯與號召,大概每個時代都有青年個體不堪負荷。將抒情自閉與光明理念並置,整個畫面震撼得帶點悲愴——細想一下那種震撼非常奇妙,不過就是看到劇場裸露其設備而已嗎?簡單的現實原來就是奇觀。

表面上沒有劇情、不必發揮演技,但其實如此簡約的劇場需要很好的肢體表達,因此對於演員而言要求更高。此次與新加坡演員及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合作,表演者水準未免參差,降低了傳達質素。我還是懷念上次榮氏《舞台姐妹》與眾崑劇名旦合作,諸名旦一舉手一投足都有千萬細節可看。不過榮念曾一早否定作品要娛樂大眾;他更將劇場外的交流對話視為作品一部分,所以榮氏作品之意義,竟可能是其不可見的部分。

對話之難

有年輕朋友問,《百年之孤寂》裡面幾乎再沒有小說《百年孤寂》的痕跡了,這樣豈非流行所謂的「抽水」?我說這叫做「對話」,是文本與文本、藝術形式與藝術形式、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的對話;對話是平等的,並沒有規定對話必須要跟隨先發者的框架和議題而發展。藝術對話往往催生獨立成章的作品。年輕朋友狀甚疑惑;他們熟悉有清晰原文本痕跡的「惡搞」(或稱parody),但不熟悉可以天馬行空的「對話」。

有段時間,「對話」是整個香港文化圈的熱門關鍵詞。如今「對話」可能已經被「演講」取代了。或者這也暗示了香港如今不是可以抽離而安然地開放討論的社會,必須先靠公共號召,否則根本沒有溝通的空間。「對話」,是需要雙方都有很高語言質素與耐心的,更有基本的民主政治為基礎。

文首說「理性和知識的辯論被肢體性抗議借代」,其實筆者意思不是指責肢體性抗議蓋過理性辯論,而是希望提出,我們是在一個官方與民間溝通徹底失敗、主旋律與民間話語空間徹底割裂的社會背景中,迎來辛亥百年的紀念。

9/26/2011

與我無關的星球

(刊於《香港文學》8月號。本人向來是婚禮上最遲一個到場的,今日竟有人遲過我——是黃碧雲。輸得心服口服,雖敗猶榮。)


我赴婚宴每每遲到。婚宴多是七時恭候八時入席,我到場往往在九時之後。經我在計程車上確認地點全力趕往,多半可以趕得上乳豬上桌之時,也試過失手錯過第二道熱葷。有一次步入宴會廳時一片漆黑,然後射燈搖曳鼓樂齊奏,原來是新人進場——而我錯誤地搶在他們前頭了。前方扛著機器的攝影師及旁邊手持花炮準備的親友都對我一愣,相識的中學同學連忙把我拉回黑暗中。

一般搞文化或社運的朋友都不喜歡去婚宴,因為格格不入,也不喜歡向人解釋自己在幹什麼——文化和社運界往往非全職,難以定位,此中的人們也不接受明確定位。

可是我喜歡去婚宴。就像中學時參加天文學會,透過望遠鏡,看到無數與我無關的星球,在各自的軌跡上運行,有著各自的顏色和表層,迥異的氣候。它們在偶一機遇下呈現在我眼前,那本就奇妙——我不會因為別的星球氣候不同而感到不安,也不會覺得其間的差異是我或它們的問題。

我的中學是純樸的名校,一向沒出很多名人,也不見得有誰大富大貴。我覺得像是我們之前的幾屆畢業生比較反叛和出色,我們那屆連入大學的比率都不高,成了專業人士的沒幾個,也沒有公務員,我對一眾同學的身份最鮮明印象,還是教徒。我覺得我的同學都停留在世俗的平穩裡,那反而變成他們超越世俗平穩的一種方式。我還記得當年萬眾期待的領袖生,跟我說陶淵明《歸園田居》裡的生活,就是她的理想。

那位領袖生大學畢業後,很快就與中學同學結了婚。我中學的人頗多與中學同學結婚的,這也許亦意味著他們的圈子沒有很大擴闊。眼見新郎新娘致辭了,兩位都是醫生。我跟旁邊做雜誌的中學同學說,好像很多我們學校的人都認為中學時代是人生最快樂的日子啊。他回答說,很多專業人士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點點頭,想起讀會計的學生總是在大學二年級開始便變得沉默寡言——因為課業太沉重。

也不一定這樣。婚宴其中一個必要環節,是看新郎新娘提供的照片。照片是見證,作為觀眾很期待看到自己的身影,不過那些照片往往顯示出,作為觀眾的我們,只是新人人生、至少婚姻敘事裡的一個很小的部分而已。就像婚宴座位編排,我和同學們總是被編排到近出口的較遠處,要立起身才看得到主禮台。

我總是穿得胡裡胡塗便赴宴,然後發現許多同學打扮得那麼漂亮,幾乎都認不出來。修得細緻秀麗的眉,雪白的臉,還有足夠精緻的宴會服,毛毛披肩和絲帶,蕾絲與綢緞。我會過去,蹲在她們椅前,逐一跟她們相認,稱讚她們的漂亮。而我始終記得,冬日課間小息,她們站在小食部前,一色套著鼠灰長袖毛衣,啜著熱維他奶,一種純淨平靜的畫面,並不意味著天真與其後成熟的對比。操場邊的石階前,佈滿打球的同學遺下的角子硬幣,閃著啞色的光,無人撿拾。

結婚如今是愈來愈重要了,婚宴花費龐大,巿場上出現很多結婚雜誌,關於結婚的書也很有銷路,反向揭示新人壓力也愈來愈大。早年去婚宴時,新人很少激動落淚,尤其我認識的新娘,往往到送客時仍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但近年新人們時常落淚。婚宴前他們向我提出邀請時,我除了恭喜,往往就是勸他們壓力不要那麼大。

我不喜歡里程碑之類的思維,往往在人生生死婚嫁的重要關頭,我都無重力般掠過。赴宴遲到,往往錯過新人激動的場面。J漂亮而精明,從中學時起多段關係我都有與聞,男子們時常想用各種方法束縛她,她想盡辦法掙脫,那些角力構成了她的愛情生活。終於到得她要結婚,我都吃了一驚,不禁要嘲諷她兩句——但我們很少見面,當我亂七八糟地走入宴會廳,她一見到我,打聲招呼就眼泛淚光了。B更誇張,他是個極反對傷感濫情的人,以前常用理科的理性去衝擊我的文科思維——到他與暗戀十多年的中學同學結婚,我當日破天荒八點到達會場,他還在門口迎賓,一見我隆重其事的早到,突然就哭成淚人。淚掣一開,當晚B連敬酒時經過我身邊、拍照、送客,都變成半哭半笑的崩潰狀態,此事成一時佳話。

我明白,我是變成了類似某種機括的物事,觸發他們發現故事之綿長,當下是由那麼多過去所堆積而成的。許多事情都已經不好再說了,但它確乎是存在過的,那話語斷裂的重量便叫人流淚。在B的婚宴上我也老大激動,幾乎想衝上台向大家訴說他十多年的暗戀故事——難得人生目標和心思如此純淨簡單。不過後來我還是沒說,覺得「暗知」這狀態更美麗,更能對應B罕見的淚水。都說婚姻是人生的重要階段,而為什麼我們需要「階段」這個概念?因為常人始終不能把所有人生隨時攜帶在身邊,人始終要把人生劃成一格格,像中藥鋪裡的百子櫃,這個櫃裡裝車前子和覆盆子,那個櫃子裡裝桂圓遠志燈芯草。他們不像我,擁有文學這個途徑,把櫃格裡的東西隨時隨意混用熬煉。

我總是花時間去欣賞婚宴中的花朵、絲帶裝飾和菜色以至甜點,與朋友交換近況。我甚至不想太大幅地交換中學的回憶。我願他們安然地認為,我是那百子櫃裡的藥草——而我自己認為我才擁有那百子櫃,將來一一轉述他們所不再承認或不能再承受的人生,看著他們在自轉的軌跡裡遠離。這就是我和與我無關的星球之關係。

9/16/2011

無聊

沒人知道,那些無聊的電郵,在偶然的因緣中,成為怎樣的一點滋味。延緩的,以為不會來的。突然收到。無聊的電郵。於是今日終於有一點驚喜與輕盈。

我始終記得,在帶狗去打人道毀滅針的那天,我回到家,牠在地上淌血,我心中萬千悔恨,非常恨自己,覺得是自己沒有儘快讓牠解脫,不負責任透頂。那天我發誓一輩子都不要再有出於逃避的遲疑。那天,我在網絡上找寵物善終服務,手腳僵冷,隨手打開GMAIL,收到一個電郵,還是噗哧一聲笑出來。那天唯一的笑。我想我會一直記得。死別、發誓、一個電郵、一個笑。

今天又收到同一人的回郵。也是難過的一天裡,我唯一出於真心的雀躍。

也記得,在某次高樓邊緣,收到Y的電話。那麼無緣無故地,收到她的電話,她安慰我說「唔好理佢地啦!佢地係咁架勒!」完全不對應我的境況,但我一臉狼藉地答應一聲,就此安然坐在高樓邊緣。

我們發出笑聲,死亡在窗邊掠過,交換一個淺淺的凝視。生死,無聊。


9/13/2011

香港的自然寫作


(刊於台灣《文訊》八月號)

「自然寫作」近來成為香港文學界的小小熱話:《字花》與何鴻毅家族基金合辦了「字在山水」的自然主題文學營,有近百文藝青年參加,亦引起傳媒的廣泛注意。而後《字花》又編輯了「自然書寫」的專輯,引入魚類專家、有機農夫、自然學校及作家,一同探討自然書寫的可能。其中多有向台灣借鑒經驗,作家劉克襄、吳明益均有到港參與「字在山水」文學營出任講者,「自然」也成為港台文化交流的新一輪議題。

「自然」成為香港社會熱話,與近年社會時事有關。其間因緣可由兩端說起,但都與地產發展失衡有關。去年香港著名自然美景大浪西灣(俗稱西灣)、雙鹿石澗,因內地富商收購土地營建高級別墅,而遭污染破壞,引來巿民極大憤怒,抗議之聲大起,引發重新檢討香港郊野公園政策。另一端是香港的農業狀況受到關注,或如政府營建高鐵而要拆遷的菜園村,或如與地產商周旋求生的馬屎埔農民,都有大學生、文化社群、學者及專業人士加入保育,強調本土農業之生存受到扼殺。保衛西灣因社會之聲而迫令政府讓步,菜園村雖拆了但得地另建新村,馬屎埔則愈來愈受社會注意。以古典或田園式的「自然」情懷不同,今日新一輪的「自然」關注,有很大的對抗成分。

在新一輪的整個「自然熱」中,筆者偶然憂於話語之斷裂,願在此補充一筆。香港號稱國際都會,發展極重商業,地少人多樓高步行快,是外間對香港的普遍印象;但香港有四成土地為郊野公園,換言之「自然」實際上佔著香港的很大成份,只是在所謂「城巿品牌」的論述下,「自然」被邊緣化了。

香港1967年發生暴動之後,英殖政府苦思改善管治之法。1971港督麥理浩到任後(他熱愛遠足登山),推動一系列社區、康樂等改良主義措施,包括將青少年導向郊野以宣洩其活力,致有郊野公園之興建。論者陳雲有謂,英國經歷工業革命,深知其痛,故對於自然反而有所珍惜與尊重。然而回歸後,中共治國方針素是以人壓倒自然(有中方背景的行政會議高官甚至曾建議要把郊野公園用地撥作興建房屋),結合資本主義後更是形成了對自然的日削月割。

記得在筆者成長的八九十年代,往郊野遊玩、「行山」都是電視提倡、學校帶領的,也鼓勵年輕人們通過課外活動而往這些方面發展。是後來,此類公民教育被「國際都會」的論述所取代,而且學校的預算則轉向往內地的「國情教育」旅行,彷彿內地才有山水可看。事實上,香港普羅巿民與自然的關係並不真的那麼遠,每年到郊野公園的人次有1200萬之多,筆者回看身邊的不同階層和背景的朋友,仍有許多喜歡偶然就行山出海往離島,上一輩尤多此類經驗,根本已經「習慣成自然」。香港情況特殊,郊野與城巿之間的距離不明顯,本是香港特色,許多日本旅客特地來香港「行山」,就是因為喜歡香港不必一小時就可到達郊野的方便。劉克襄先生近年都多來港宣揚香港山野鄉郊之美。因此,筆者認為,不應該陷入主流論述的誤區,以為香港沒有自然;反應聲稱,香港的自然本來是巿民呼吸與共,親近到相忘於江湖——近年發展之痛令巿民重省自然之必須保護,實為政策失誤、社會之悲哀。

香港六七十年代以來,已有民間團體組成行山之興趣社,社群內有通訊刊物,這些「山海之友」亦不時在報章撰寫專欄,提供郊遊資訊;以行山郊遊為樂者本包括所有階層,作家也自然是其中之一。單論散文,已有也斯《城巿筆記》、葉輝的《甕中樹》、方禮年《香港足跡》等。這些作家的遊跡,其實遍佈香港大小離島、郊區山徑、鄉野村莊,尤其葉輝的《甕中樹》遊蹤極遠,如以文字繪地圖,寫出山野的寂靜,山中人煙那種被遺落的感覺,平淡中隱見細膩的人文關懷。這些早期的自然書寫,往往著重感官的真實經驗,不願落於概念,於是也有藝術那種難以轉譯的高貴。另外,這些「自然」書寫也一直被當成「城巿/香港」的一部分去結集,體現了香港城鄉分野不明顯的特色。

看到劉克襄先生以「穿村美學」來形容他在香港的鄉野經驗,真是漂亮,不免慨嘆香港社會對於文化概念興趣缺缺,以致作者和研究者們未能推廣概念和理念來抵抗反人文反自然的商業邏輯。山海之友式的組織發展出資訊性、資料式的整理,往往著重實用性;作家們的郊遊散文,則多以個人感性出發;致令兩種視域未有好好整合,也欠系統性整理。香港出版業局限甚大,亦不能與台灣有建制和民間社會共同推動關注自然的聲勢相比。規劃師杜立基曾這樣評論郊野公園局限:一、它建基於對自然作為可利用資源的水利和植林工程,而不是社會廣泛討論自然保育的結果;第二、它主要由外來的統治者推動,在特定的政治時空建構出來;第三、它與原有鄉村在法制上和政策上完全割裂,無法與鄉村文化相互支持共生。可以說,香港自然書寫的斷裂,與政府的自然政策之斷裂是同構的。

前英的郊野公園政策中「郷」與「野」的割裂是一大弊病:即著力保護郊野自然景物,卻對在郊野中生活的村民、農民沒有妥善處理,由之自生自滅為世所遺。香港本土新一輪對自然土地的關注甚具人文精神,社會運動能否結合文學,發展出這個時代的、具村民和農民視角的自然寫作,補完「香港自然寫作」的全景拼圖?無論如何,這個本土自然的關懷,應有新舊結合的寬廣視野。

9/06/2011

無聊閱讀報告


無聊閱讀報告:過去幾天,我的面書朋友之間最熱傳的是(以出現先後次序排):

1. 六四TEE男反鷹抗暴遊行感人發言:一個平凡人講自己出來抗爭的經過,一方面有「不抗爭巿民」的角度,一方面也令抗爭者覺得滿有希望。

2. 黃津玨:〈抱歉,這個防暴盾不能隔音〉:修辭效果方面接近完美,因極遠反而極近,道德高地、運動節奏,雖然在種類上屬於非知性的打飛機文,但也是極高質素的飛機文。

3. 沈旭暉:〈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這篇反而有點洗盡鉛華,平實指出現時社會氣氛激化的結構性問題。沈氏並從援引學術詞彙過渡為援引唐唐語錄,此種楚材晉用頗為可喜。

另外值得留意的還有林天悟:〈假如示威者沒有衝進會場〉,指出傳媒與示威者漸有同構的嗜血邏輯,具體議題焦點的模糊及社會的撕裂,stand pt具體而中立,質素後高。另昨日黃洋達打去自由風都幾令人叫好,因為好清晰咁頂住左劉佩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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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寫過一個專欄叫「及時語」——只寫了一個月,很短。我其實深明,時事是以「時」先行,時者,機也,想起胡蘭成《禪是一枝花》序言:「中国的制度文章与器物的造形,皆是一派生动变化之机。孙子兵法亦是说的兵机。历史的气运,山川草木的节气,皆见于其始动之机。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儒者知道之成而不知道之动。黄老知机,儒者虽不知机,但识得礼制,汉唐之士以儒为术,以黄老为用,所以能开创新朝。」

我只是對於自己的閱讀報告,內容只有fb或雜誌報紙(即使是質素已算好的),感到些微絕望。問題在於,我究竟是混進那些語言洪流裡,還是留在真正精緻的語言中,比較容易活下去。有些憂鬱,是吃多少甜點都不能解決的。

9/02/2011

要麼去北韓,要麼去火星


(刊周一星島日報)

北韓的趣味

有理由確信,在「地球是平的」之全球化資訊爆炸年代,被稱為「三十八度以北的禁域」——北韓,將會引發人們新的興趣。理由,遲點再說。

北韓始終代表一種神秘,我們對它所知甚少。猶記得某次電視新聞提及北韓,畫面上出現的是穿著韓國傳統服裝的三五女性,在一座極高峻肅穆的紀念碑前步經過,那種畫面像是數十年前的遺蹟,非常超現實。我想起幼年在內地,改革開放未久,每日電視只有幾個節目重複播放,沒有節目的時段便播出類似接近靜止、毫無訊息的畫面。去年秋天北韓突然砲轟延坪,本港新聞形容為「原因不明」,而北韓反指是南韓首先開砲,令人難以置信。之後幾天新聞裡一直佈滿猜測,無法證實。總之,這個被極權統治的神秘國家,它的一切就好像是永遠不能用理性去解釋似的。

傳說中的「無污染」之地
今年台灣推出了一本重點書籍,美國著名記者芭芭拉.德米克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作者德米克曾任駐首爾記者,書中她開宗明義說道,即使可進入北韓,採訪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有「看管者」緊跟西方記者以確保不會出現未經授權的對話,訪客也只能依照官方所劃定的紀念碑來兜圈參觀,絕無可能接觸到一般平民。即使在官方的照片和片斷中,北韓人也仍然是木無表情如同機械一樣表現著對領袖的忠誠。德米克想辨識出隱藏在這些毫無表情的臉孔後面的內心世界,而她知道,只有向脫離了北韓的北韓人追尋北韓的真實生活。於是她花七年時間追訪了多位「脫北者」,寫成了這本充滿了生活細節,個人情感的書,文筆優美得猶如小說。

北韓最為人所知的特質有二,一是極權統治,二是資源短缺——僅是九十年代的大饑荒就可能餓死了上百萬人。電力廠在蘇聯倒台後一一關閉了(於是也沒有光害和污染),但沒有電力所造就的黑暗裡,也許會有小情侶秘密地談情說愛,他們衣著樸素(很多時就是衣料粗劣的校服),極其規矩,僅僅是談話已經覺得幸福。北韓的時間近乎停頓,小情人們安於等待。偉大領袖不鼓勵戀愛,而在如此單調的世界裡,連電也沒有,除了生長情感,人還可以做什麼呢。書中的故事是奇異的混合體:長期受著嚴密政治控制之下的判斷之扭曲,以及素樸善良到接近童話的情感。

一切都被安排好的世界

從德米克的美國記者之眼來看,北韓這個國家的統治權力,來自於將國民隔離於世界之外。北韓人接觸到外國新聞是不可能的,民宅中為數很少的電視機上被密控制,確保無法接收境外電波——走私各國DVD現在也變成了顛覆叛國罪,最高刑罰是死刑。書中被訪者美蘭(化名),連其住宅和街道也還隔著一道白牆,難怪北韓官方提供的照片和片斷中,街道上的行人總是這麼少。英國攝影師Charlie Crane亦有一輯極美的北韓照片「歡迎來到平壤」,我印象很深。在照片中,經常是空無一人,玻璃桌面、雪白桌布、雲石地板、車廂、鏡櫃等等全是一塵不染,毋寧證明了平時根本沒有人使用。溜冰手在空無一人的場館裡表演;黃葉秋色中有位讀書少女像極了九十年代文藝氣質的書籤;某陳列館有一位老人拿著一個花瓶在賞玩,神態閒雅,唯一古怪的是,他坐在陳列那個花瓶的位置上,彷彿清楚表明自己就是陳列品。有理由相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是特地給記者拍攝的。而Charlie Crane的對應也很妙,他說:「既然無法拍攝到任何表象以外的東西,那就只好集中去拍攝表象本身。」無景深,虛假、失血的色彩,塵埃清晰而壓抑,人物彷彿飄浮在背景上,充滿了格格不入感。

近來記者群體與政府針鋒相對,記協抗議警方懷疑記者企圖爆竊、抗議搜身、抗議採訪區太遠,唐司長則說已經確保有文字、有畫面提供給媒介,記協反駁說不能接受以官媒消息代採訪。一方面控制消息出口,一方面把示威者直接抬走、推入後樓梯,香港這個示威之都終於變成「零示威」。驚怒過後,筆者恍然大悟,一切都是因為香港人心頭太高,以為自己生活於民主社會,要和美國等高舉新聞自由、示威自由的地區相比,才會覺得尊嚴受損,才會覺得傷心。我們不如接受現實,從此向北韓看齊,全心投入北韓式人煙都不見、不可能拍攝到未經安排之事物的極權世界,在百萬人餓死之後,仍高唱「我們最幸福」。完整天真的鴕鳥,就是北韓的幸福趣味。你準備好未?

(按:寫稿的時候還未買到《這就是天堂!——對北韓最具穿透力的描述》,否則也應該加進去)











順便share粉絲傷心語:呂大樂在火星

呂大樂今日發表了一篇看來像是火星來的文章,鄙人作為粉絲真的很失望,於是也說了幾句。在大律師公會都質疑「核心保安區」的法理依據時,呂先生還在講「支持警方依法執法」這樣阿媽係女人的話,我們是否還生活在同一個香港?其實,真心個句,呂大樂先生你真的可以生活在一個連穿衣都沒自由、新聞都由官媒提供的城巿嗎?如果不可以,你點解要咁做?有什麼政治任務比學者的清譽更重要?郷本佳人,勿通匪類啊。

8/03/2011

宣揚文化 尊重文人 香港書展要進步

香港書展自去年趕絕「靚模」後,今年的文化氣質有所提高,終於沒有任何負面新聞。在書展期間與各地文化朋友傾談,基本上都認同香港書展是兩岸三地現時搞得最好的:造成城巿的聲勢之餘,人流安排等環節上比較純熟。根據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周啟良的「賽後感言」,香港書展現時的目標已不止於做成本土最成功的書展,而是希望建立國際聲譽,那麼且來檢討香港書展的進步空間何在。

文化氣質是品牌關鍵

今年書展成績計算:入場人次比去年微有上升,至95萬人次,證明比較「純淨」的閱讀取向根本有吸引力。而人均消費額亦提高至逾500元,各書店攤位都表示銷售額上升。筆者猜想原因有二:一來是內地簡體字書的價格上升,簡繁體書的價格差距拉近,而台版書的價錢則已調高,相對港版書的吸引力也就大了。此外,今年書展的人流分導亦更大刀闊斧,宗教類、文具、教科書類、兒童書類等旁枝類別被分配到其它展覽廳,1號展覽廳集中於綜合類的出版社和書店,這樣能引導顧客往自己的目標進發,於是也令他們的消費更能針對目標,較能找到自己想買的東西。以往逛書展常感覺像在商場,被各種空間設計引導至逛遍整個場區,走很多路但找不到想找的攤位和書籍,今年這種感覺大大減少,這是很大進步。

此外,今年書展的焦點更集中於作家、書籍、座談,整體的文化氣質提高了。須知內地媒體來港,並不關心生意額和人流,主要還是關心如何推動閱讀氣氛,採訪焦點作家和話題書籍,瞄準相關座談。今年書展的座談數量好像有所增多,並配合了本土文化熱話(如龐一鳴的座談、塗鴉文化座談),此應得力於書展的顧問委員會和協辦活動的文化機構。而李敖的座談比林青霞的座談更受歡迎,似乎可見書展畢竟是以作家的份量為勝利因素,而非明星知名度,間接顯示了書展是個文化場地。林青霞滿心歡喜地聲稱自己是個作家,提醒了香港社會:書籍和寫作,是一種榮光。香港書展要揚名國際,文化的形象還是必須留心。

這兩年書展的展覽都集中於文化藝術,頗有看頭。去年「文藝廊」設在比較偏遠的展覽廳,人流較少,但是辦起來更有文藝氛圍,愛好者在廳中可以流連甚久。今年的文藝廊設於3號展覽廳外、酒廊食肆旁邊,辦起來便像商場展覽,人流增多,但看的人更為急躁,文化氣氛反而較弱。雖然西西的手作猿猴和微型屋的搶眼度和吸引力極高,整個西西展場自成一格還是十分吸引,但文藝江蘇行、文化大師足跡(沙田篇)則相對弱勢;本土作家巡禮的幾塊「壁報板」式燈箱尤其容易被人錯過,字又多、又像是通道上的裝飾,駐足的人不多。我想書展可以折衷一下,結合兩年的經驗,既不把文藝孤立,又以空間的設計間隔,令文藝有體面獨立的空間、人群有駐足的耐性。

 虧待本土作家

西西展覽如此成功,明顯有許多文學界會家子在幫忙策展。然而,據說有關策展、展覽文字監督的工作,書展並沒有給相關的文學界人士付酬勞,甚至臨場指導的交通費,都要文學人自掏腰包。錢唐牟三位大儒的展品中有極珍貴的文物,看到錢穆簽發的余英時新亞書院畢業證書,筆者忍不住發出嘆聲。展品如此豐富,大概都是居於香港的新亞弟子慷慨借出展示(旁邊還有借出展品者的額外講解)。展場所見,外地文豪如余光中,展出的都是複製品、圖書館書籍,但錢鍾書部分卻因宋以朗先生借出的錢鍾書與宋淇書信而格外耀眼。珍貴展品強化了書展的文化面貌,提供者才是關鍵吧?既然貿發局的總裁和員工出人工做策劃,為什麼文學人幫忙策展、發揮關鍵作用,卻是免費勞動?貿發局是否利用文學人的熱情,銖錙必較地諗縮數?

不止如此,香港作家給書展作演講,據說一場只有500元的車馬費——作家不開口要的話,貿發局甚至一毫子都不給。莫說書展邀外地作家來港,每日有500元的生活費;如今連到中學演講,都起碼有1000元以上,貿發局出價不但比中學低,甚至比歷年備受批評、不跟通漲調整的圖書館車馬費(一小時368元)更低。500元真是凌辱文人的賤價,貿發局一年預算是十多億,書展的收益是以千萬計,平時高層到外地宣傳都要坐商務客位,竟然在知識層面要作家和文化人免費勞動,這如何說得過去?香港書展口稱要推動本土閱讀文化,貿發局本身到底是否尊重本土作家?

對書展剋扣本土作家之事,文學人非常不滿。文學人自己不收錢不要緊,聽到尊敬的作家遭待薄卻會怒髮衝冠。如果將來出現作家集體與書展對質、要求尊重及應有待遇的行動,必成書展新一代醜聞。要知道,到外地代表香港發言的,多半是作家而非貿發局高層,作家的軟實力是貿發局不能比擬的。如果內地媒體蜂湧而至,採訪的卻是貿發局待薄本土作家的新聞,場面將會如何難堪?希望明年貿發局可以真正尊重本土作家,均均真真,不要再催生醜聞。

(註:本文刊於八月一日星島日報,刊出內文曾稱貿發局連展覽的搬運費都不出,後經相關人士澄清,說貿發局有僱車來搬運展品,只是提早要運走展品的話是要文學人自掏腰包。好,那證明貿發局沒那麼荒謬,卻不代表它對待本土作家的方式已算恰當。此事不是前線基層員工得罪了哪個作家,卻是上層的結構性決策問題,希望書展高層能夠正視。)

(其實我唔知d燈光打成咁做乜)

7/31/2011

幽深無際,花氣襲人 ——雙魚座的胡蘭成


(刊於第二期《天南》。六月裡頗花了點力氣在此。後轉載於《中國時報》,在台灣頗得迴響,不少網友已經自行整理貼出全文。但疏懶如我,在七月末梢什麼都不太正確的一個灰色清晨,才想起要處理。)

胡蘭成於1906228日(清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六),出生於浙江省嵊縣下北鄉胡村,小名蕊生。雙魚座。胡蘭成一生罵名最盛,不但因在汪精衛政權下當官而得漢奸之名,逃亡終生,不見容於國共政權,又因有負張愛玲而至今見恨於萬千張迷。至四川、溫州、香港、台灣、日本等地,常遇知音或曰死忠,但都又有被群起抨擊以致要退走的困窘狀。如今華文地區,胡蘭成粉絲台灣區代表自是朱氏姐妹、「三三派」,香港方面則有輿論領袖與民俗學家陳雲,內地則是陳丹青領軍陳子善壓陣。但罵他的人更多,狠毒者如1980年代台灣學者王璇:「他看起來像是赤子的無邪的天真底下,卻隱藏著千年老狐的多疑與狡猾,千年的狐狸化作白衣秀士,手持紙傘,衣袂飄飄地走人群之中,多情的女子所陶醉的是白衣秀士的過人才華和洒然的風度,而白衣秀士眼中所見的女子,則是如何以女子的鮮血供養自己的狐身。」又形容胡蘭成的文字「雖然煙視媚行,但總是去不掉那股令人寒慄的妖氣。」這段絕罵形容得太過鮮明,可能反而助長了胡蘭成的魅惑感;我倒是就親眼見過女詩人翟永明,講起胡蘭成的文章時皺緊了眉,牙間迸出一個字:「酸!」這比較爽快。噢,話音未落,某寫小說寫得非常出色的大學中文系師妹,又聲稱與胡蘭成精神戀愛中,並以顏文字來表達其愛慕。
雙魚座是十二星座中的最後一個星座,情感豐富,藝術天份濃厚。雙魚星座的形狀是兩條魚,一條向上一條向下,標誌著雙魚座內在的終極矛盾。胡蘭成被網友評為「典型劣質雙魚,花心、弱、逃避現實出息自傲、迷茫、任感、吃軟飯、永活在夢裡。」,其實公平來講,他是出奇極致地演繹了雙魚座的優質與劣質面向。雙魚座是最老的星座,經歷了前十一個星座的人生,據說也集合了十一個星座的優點和缺點,最是複雜難解。

雙魚是非常多情的星座,對於愛情電波的接收非常敏感,是調情聖手,對於愛情可以是非常投入和沉溺,甚至一生為情所左右。胡蘭成一生輾轉與八個女子相繫:唐玉,全慧文,英娣,張愛玲,周德,范秀美,一枝,佘珍,其間還有一些曖昧斑駁的如未記名的金華半百女子、長年照顧他的姪女青芸(《小團圓》裡盛九莉一見邵之雍的姪女,便直覺她是愛他的),傾倒於他的女弟子等等。就如彤雲箋上托底的牡丹花樣,諸女映托了胡蘭成跌宕的一生。

沉浸於愛情的雙魚座,有一種頹廢美,恰如胡蘭成形容他與張愛玲日夜泡在一起,「兩人伴在房裡,男的廢了耕,女的廢了織,連同道出去遊玩都不想,亦且沒有工夫。」大概,雙魚座最了解愛情的深淵。「桐花萬里路,連朝語不息」,胡突然在愛的沼澤裡超脫出來,形容這種相處為「喫力」。甚至胡記他與小周的日常調情:「我就要愛你了!我就要愛你了!」真如少年情侶神態,哪裡是四十歲的中年人。一般平凡眾生看來,這樣沒來由的甜蜜,也就算是演繹了愛情的精華。

論到文字,張愛玲和胡蘭成確是有相通之處,但張氏蒼涼,甜蜜之處往往也伴著淒清亂世愴惶感(《小團圓》裡九莉的形容:「金色的永生」),反而是胡蘭成寫情愛的部分,對於甜蜜毫不吝惜。胡蘭成記下張的情態:「兀自歡喜得詫異起來,會只管問,「你的人是真的麼?你和我這樣在一起是真的麼?」見到下一句「(張)還必定要我回答,倒弄得我很僵」,這一句的突然抽離,從情愛中的恣肆回到文明日常的「人」,作為讀者覺得張與胡倒有一致。張愛玲斷不會如胡蘭成般在書上記下這些情話;二人結婚,張只是平平淡淡的寫「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胡則加上按語「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一代天才文人,還原為凡俗的女人與男人,女方重視承諾,男方則著重相愛時的美好幻覺(雙魚座總是沉浸在幻覺的海洋裡的);幻覺有盡、水落石出、情變溫州之日,張愛玲竟亦如凡俗女子,責問胡:「婚帖上寫著『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你不給我安穩?」可是,又有誰能追究雙魚座的幻覺?雙魚座的守護星海王星,發揮著強大的夢幻力量。

胡蘭成多情,但也因此被批薄情、寡情,甚至無情,他自己就最喜歡表現自己的無情。其實身為調情聖手的雙魚座,是天字第一號的愛情虛無主義者,他們根本不相信人,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愛。所以他們搖擺不定,往往在深情裡突然流露出一種刻骨的無情。收到看到張愛玲千里到溫州尋他,胡心生不耐煩之感;至於與小周說到張愛玲,小周接受不了,胡詫然道「我不是一直跟你說的麼」,「小周驚痛道:『我還以為是假的!』」周的世界與胡及張的世界相差了多少光年世紀,天真少女初識大城亂世的人事複雜,純情夢破,如何不是淒然的事?胡只淡淡評了一句「她真是如三春花事的糊塗」。至於寫到日本女子一枝,最見尊卑,不比其它女子那樣歷歷有性格,感覺幾近工具、傭人。在這些地方,我總是覺得他心如深谷,谷底有個無盡寒潭,任女子投水自盡,亦是波瀾不驚。

雙魚座雖然時常沉溺在自己的夢幻世界裡,但同時雙魚們的自我感是最薄弱的,虛無的霧靄縈繞在他們心底,無法驅散。那種感覺,大概便如胡蘭成要去借錢醫髮妻玉鳳的病不得手,灰心之餘竟然反而在乾娘家逃避了三天——這其中的虛無、逃避,胡蘭成都處理成落落大方,寫道:「我每回當著大事,無論是兵敗奔逃那樣的大災難,乃致洞房花燭,加官進寶,或見了絕世美人,三生石上驚艷,或見了一代英雄肝膽相照那樣的大喜事,我皆會有個解脫,回到了天地之初。像個無事人。且是個最最無情的人。當著了這樣的大事,我是把自己還給了天地,恰如個端正聽話的小孩,順以受命。」

雙魚座因為深刻的自我懷疑,所以自欺。比如看胡蘭成的文字,誠實處極感誠實,如他絕不迴避自己某些弱點,如脾氣惡劣,看不起人。在文字效果上,要「表現誠實」,則胡蘭成的技巧也算是得其三昧,陳丹青曾在一次講話中說到「(外遇)我也有過,但我不敢寫,因為我沒有胡蘭成的誠懇」。但為何不少人還是覺得胡的自述有很大的修飾欺騙成份?我猜想是他雖然不避某些弱點,但下筆卻極刻意要維持某些形象,要在微塵般的小節中特別顯得高大。像初遇小周、范秀美等等關鍵場口,胡往往強調自己的「端敬」,「沒有別的心思」,也是一種此地無銀。或者更深刻的「自欺成份」在於,與張愛玲的「舉重若輕」、安守小道不同,他常常刻意要將治世、宗教、聖道等大道理,貫注在世俗生活的微觀小處,看一齣戲也看到孔孟雅頌,一個女子就是希臘天神;這可能是他大志在胸、空負才學而亡命半生的一種不得不為之的折衷調和,但如果一離開他那魅惑敘述的框架,終不免有如夢初醒感,感覺,有點自欺。

《小團圓》裡有個反擊,不是不漂亮的:邵之雍跟盛九莉講自己的髮妻是被狐所迷致病死,盛九莉心中驚訝:「他真相信有狐狸精!九莉突然覺得整個的中原隔在他們之間,遠得令她心悸。」冷冷的,一派現代文明人的眼光,從數千光年以外射來,階級時代地域等的什麼大牌坊都豎起來了,回憶或者自傳便會有這樣的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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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黃道十二宮最後一個星座,經歷了前面十一個星座的人生,雙魚座被稱為輪迴的終端。這個星座的特質是看透世事的徹悟,終極的悟性。胡蘭成著重女子式的直覺力,「直取核心」的能力,如同禪宗的穎悟。於是胡蘭成時時顯露雙魚座式「異常的洞察力」,與唐君毅通信,唐氏評曰「見解甚高,似宗三」。 胡蘭成形容初見的張愛玲,在外貌形容上並不把張美化成天仙,反說她「人太大,坐在那裡,又幼稚可憐相,待說她是個女學生,又連女學生的成熟也沒有。」但沿著這「大」,又寫道「張愛玲的頂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種震動,是我的客廳今天變得不合適了。」張愛玲素來講究衣飾、到了奇裝異服人人為之側目的大膽地步,胡蘭成卻更把她拔高一層:「但她是個新來到世上的人,世人有各種身份有各種值錢的衣料,而對於她則世上的東西都還未有品級。」這種讚美不是在某種慣見的塵世審美標準裡得出的,胡蘭成寫出了張愛玲那種「重估一切價值」的品位(他是用尼采來寫張愛玲!)。可他反而讚張愛玲「謙遜」,張便回信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百轉千折的評語總是以凝煉的形式點評而出,也無怪乎張愛玲會說「見了他,她得很低很低,低到埃裡,但她心里是喜的,從塵埃裡出花。」

胡蘭成點評人物,往往都引來盛讚,覺得胡眼光極亮,洞察了無人能知的真相。比如他評周作人自《澤瀉集》之後埋首花鳥蟲魚,「正如白蓮花離開水和污泥,就只好壓扁在明人散文裡的古裝本裡,有時用來泡茶,也可以使苦茶加色加味加香,可是這只是死了的花的精靈,終究要空氣似的消失了。」胡蘭成估摸周作人出席官場宴會,是因為寂寞:「這些都是人的塵埃,他會歡喜,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想起來,也只有塵埃才能證明空氣的存在,使清冷、沖淡的老人稍稍熱鬧,於是我替他悲哀。」如此穿透力倒還罷了,我只驚異於這段文字甚有魯迅的筆法。雙魚座雖然時有抽離,但在代入時卻可以完全逾越人與人的界線,變成他人心底最體己的一把聲音。胡蘭成評人物,往往多是對話之法,厲害之處是他能夠深入對象的心理,看到人在心底裡逆反的自我鏡像;是故文人與胡相識論交,多九死而未悔者,乃因文人重知音。

雙魚座的兩條魚一上一下,如果負面的能量發揮出來,是會製造混亂和災難的。但我們今日也找不到胡蘭成製造過什麼大災難大混亂,主要還是在男女關係上。胡蘭成出身寒微,或者因此而更受不得人家賤視,也受不得激。陳丹青最喜摘錄胡蘭成意氣勃發野性難馴的段落,比如在南寧一中教書時,有同事賀希明跟他爭風呷醋,爭奪一位本身是軍閥親戚的女共產黨員李文源。胡蘭成自言看不上李,但卻受不得激,便與賀打賭要與李親嘴:「我當即起身到女生宿舍那邊,一直走進級主任先生李文源房裡。是時已快要打鐘吃夜飯,南國的傍晚,繁星未起,夜來香未放,亦已先有一種濃郁,李文源房裡恰像剛灑過水似的,陰潤薄明,她正洗過浴,一人獨坐,見我進來起身招呼,我卻連不答話,抱她親了一個嘴,撒手就走了。」這段浪蕩香艷,我心裡卻只浮起《三國演義》裡關羽說張飛,「百萬軍中取上如探囊取物」,單騎獨往般的驚險——這其實根本是鬧事,粵語方言有謂,「點收科?」極像張國榮主演的《阿飛正傳》裡的片段。若張國榮還在,他大概有資格演胡蘭成。

不過觀乎胡蘭成整個人,還是向上的正面能量較大。胡蘭成講「機」,他對於機遇、他人的賞識崇拜,是持擁抱而非排拒態度,這是雙魚座的正面型態。魚兒若能逆流而上,力氣與意志也不能小覻。雙魚座是會有一種被動侵略性,以情緒掌控身邊的人。那情形,大概如《小團圓》裡九莉與之雍重逢後,九莉心裡一直怕聽到他提起小康小姐;但言談之間默然片刻,之雍突然沉下臉來,九莉便知道是怪她沒有提起小康,心中七上八下。當然九莉是完全不願被迫做個大度的女人。

雙魚座雖然深刻,但不是山羊座的深沉自持,也欠一股好強。台灣星相名家韓良露曾剖析過雙魚座的心態:骨子裡同情弱者,但又要依靠強者;喜歡接近權貴,但內心又偷偷排斥他們;一心想幫助卑微的人,卻又不敢負起真正的責任。二十多歲在廣西教書時,學校裡史大林派與托洛茲基派均有,胡自言對他們的國際視野、政經分析望塵莫及,但胡卻都不與之群。「但我自己什麼熱鬧都不參加,我亦不與桂林籍同事吟古詩,我亦不留意黨政軍要人的佳話,我亦不與左派同事合唱瓦爾珈船夫曲或國際歌。書生我原不喜,與要人我更無緣,而且許多所謂革命者我亦與之遠。」這大概便是「文人」,胡蘭成是天然一付寫貶謫詩的模樣,雖然他寫的泰半近於情詩。

雙魚座可以偽裝成與敵人站在同一陣線上,以「西瓜倚大邊」的方式來求生存,很具環境的適應力。胡蘭成流亡半生,在哪裡都找到關照他的人。但雙魚座心中充滿了動搖和懷疑,它經常傾向減低與人群互動,但又不至於疏離到離群。抗戰勝利後胡蘭成無處可投當是一例,他與權力始終維持若即若離,介乎文人互相欣賞及主公/幕僚間的關係,很多時候都是在兩者間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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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深層的星座對應上,雙魚受對宮的處女座影響,故亦像處女座一樣有道德潔癖;但亦如處女座一樣,其道德潔癖卻只是針對他人的,不應用在自己身上。雙魚座會有自責和懺悔,但對於自己的弱點和不妥之處,良心上並不感到不安。比如胡閒閒談起與范秀美的結合,吐露自己的計算:「秀美結為,不是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我不老。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分,忠實與機一,要說這是我的不,我亦難辯。」談他和佘愛珍相處的口角,說到自己的叛逆:「至今我與愛珍,人是一性命,這樣,亦人天天在一起就未免要有口角之,一,只我生叛逆之人。而且我對於好人好西叛逆。 胡蘭成對於自己的無情,是會尋找一個哲學性的解釋,以及歸結到真正的遭遇:「對於天崩地裂的災難人世的割恩斷愛,要我流一滴淚總也不能了。我是幼年的啼哭都已還給了母,成年泣都已還給,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 」雙魚座和處女座都會有點被害者情意結,更甚者會期待他人為自己完成這件事,又或等人營救。胡蘭成的自傳當然不會落於如此下乘,只是他又真的常常要求他人為自己完成大事。雙魚座逃避過多的責任,胡蘭成並沒有以「蒼生」為志業;太過困難和粗糙的生活,比如行軍革命,這個講究精緻又比較脆弱的星座,是受不住的。

胡蘭成出身微賤,故品性「像文人又不太像文人」,以《小團圓》裡盛九莉眼中看來,初見的邵之雍「像個職業志士」,這便是小資產階級角度看涉及政治的文人了。可終究是文人。胡的閱世與為人,都有其兩面性。雙魚座不喜歡明確定位,一旦被歸入明確的身份與責任,他們往往就會有抽離感,變得與人格格不入。胡蘭成曾經在汪政府當到宣傳部次長,在辦公室卻是天天不見蹤影,還埋怨其上司「是個十足的官僚,我怎能和他在一間屋裡呢?」甚至任汪的秘書數年,竟根本沒有進過秘書室。胡蘭成談女子時往往說到她們令他理解「天下之道」,但正是在為官時他又去羨慕孫悟空當弼馬溫。明明不守官場規矩,胡卻又自言「喜歡官人的貴氣」,此中矛盾,他歸結為「做官亦寧是不熟練的好」。這恰恰顯出雙魚座那種「不安其位」的本質。胡氏自己又將當官的吊兒郎當比附為情愛關係:「說實在的我是不慣將身許人」,一派浪子口吻。在官場權鬥中,這種人當然是「不能信任」的,連汪精衛的夫人都說胡「你時時要造反」,反來反去,胡其實就是貫徹著不接受明確定位、不接受外在安排,結果當然是脫不了「漢奸」之名,不見容於左右。

雙魚座的守護星海王星,關注宗教與神秘;又因其夢幻氣質和藝術傾向,因而有難以捉摸和充滿憧憬的性質。宗教是胡蘭成的重要論述資源,喜以宗教論證比附(又以比附為多),如他論張愛玲,便說張愛玲是屬於希臘的,也是屬於基督的,「她有如黎明的女神,清新的空氣裡有她的夢思,卻又對於這世界愛之不盡。」胡蘭成不喜言宗教的肅殺,多是提出宗教裡生命氣息的開揚成長,歸結成民間文化的「明亮喜氣」。胡逃難流亡之際,往溫州也是只帶得一本《清嘉錄》與《聖經》。晚年胡蘭成的重要著作《禪是一枝花》,是禪宗公案的論述散析,自成一體。宗教成為他情志寄託、與親者酬答的重要途徑(注意,不是目標)。

雙魚座是沉迷的,但也有關切整體性與普世性的面向,會想到全人類。《禪是一枝花》自序中,胡蘭成論「禪機」的「機」,解之為動態變化的先端;這機是先機,天機,歷史的氣運,山川草木的節氣。胡蘭成的禪機,寄託著儒士治國之志,甚至說可以黃老之術來抓緊天機,開創新朝。胡提倡禪宗要與士相接觸,禪是亂世志士的修行,如此亦是向上型雙魚的表現。亦可能是胡星盤裡月亮金牛的實際性質,中和了太陽雙魚的夢幻,胡在精神的最深處,是需要一種俗世的、物質性的安穩精緻。

雙魚座之愛是普遍的,界線不分明,也沒有儒家所謂的「推恩」的過程;在這裡齊澤克式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術語比較合用:「always already」。十二星座本身可視為一個人的自我邊界不斷擴展的進程,而去到水瓶座已經是普世的大愛,齊一、淡漠,空明如平野長天。但雙魚座的「普遍之愛」與水瓶座的又有不同,雙魚座是以愛個人的方式去愛全人類,水瓶座的大愛是中性、有距離的,雙魚座的大愛卻是對如影隨形的體貼。這一點,胡蘭成的文字常有印證,可說是神蹟級別的印證。試看《禪是一枝花》裡第七則「法眼答慧超」論尋佛,末尾以冤家喻佛:「但是你若不當佛是師,而是冤家,則思慕佛即是於你自身之親。有李商隱的兩句詩煞是叫人心疼,曰:『水仙已乘鯉魚去,一夜芙蕖紅淚多。』佛去了也,唯有你在。而你在亦即是佛的意思在了……」明明論禪宗佛法公案,卻解得如情人中宵密語,臨別叮嚀,雙魚座的「普遍之愛」,便是如此澎湃。朱天文在二十年後出版《花憶前身》序中稱此段為淒艷的發誓;《黃金誓盟之書》 中亦記,《荒人手記》完後,朱天文向朱天心說,「對胡爺悲願已了,自由了。」 「你在亦佛在」,竟可成為他人多年的寫作動力。

網友推敲出胡蘭成的大概星盤,是太陽雙魚、月亮金牛、水星雙魚、金星雙魚、木星金牛、土星雙魚,結果雖不完整亦未完全可靠,但依目前所知的胡氏資料,大概只可推出這麼多。本文對此的態度是姑妄聽之,若推論時有啟發之處,便作援引。以這個星盤組合來說,絕對是文藝天才的格局。無論外表還是內心,言談還是情志,都是極富文藝氣質的。陳丹青讚胡蘭成,其中一個大論點是胡的文章充滿細節,極用心經營的細節;主宰整體氣質的太陽、管溝通的水星和管情感的金星都在傾向細膩的雙魚,加上月亮金牛也肯定對精緻的追求,《今生今世》真可說是每一頁都令人不忍釋卷,每一段都有可加硃筆劃線的警句。本文對胡氏原文諸多引用,也是因為愛好這些精緻的細節。至於對星座知識則不免水過鴨背,行家可能要見笑。但我心想,文學加上星座,且是講雙魚座的胡蘭成,也許會太過神秘沉溺——一想起胡蘭成心裡「天地不仁」的寒潭,我便覺得還是要以一種距離去看這一切。

7/06/2011

音樂的抵抗


(7月7日明報世紀版)

今年七一,除補選機制外,警方對七一遊行的諸多制肘也成為曲線的催谷人數手段。6月下旬,警方在予民陣的不反對通知書中,以附件形式援引《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表示「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在公眾街道或道路上奏玩任何樂器,即屬犯罪」,以圖打擊抗爭中的音樂參與。此舉引發更多人帶樂器行七一。

如今香港已太多厚此薄彼、「同人唔同命」。眾所周知,七月一日上午舉行的慶回歸大遊行,主要由大量奏樂與儀仗表演組成,銀樂隊、中國樂器、以播音器播放的音樂等等,樂聲震天而從未聞警方有任何約束。正如,香港街頭素有塗鴉,但只有噴艾未未的塗鴉少女受重案組招呼——記得電視新聞播出康文署人員覆蓋艾未未塗鴉,鏡頭所見旁邊就有一個「渠王」塗鴉,卻無須覆蓋。無疑,出於政治的原因,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為自由。出於政治原因的不平等,揭示了政權的極權性質。而警方竟敢染指音樂,也顯示了統治階級讀書太少的弊處。

音樂最難統治

我記得有位跳探戈的朋友在FB STATUS說,很驚訝為何會禁音樂,「真係去到同整個人類文明為敵架勒喎」。音樂是人類歷史最悠久的藝術範疇。電影需要機器,戲劇需要舞台和扮演,文學需要先發明符號系統和書寫工具,繪畫也需要工具——但音樂最最方便直接:最親近的節拍,是我們的心跳,最原始的樂器,是我們的身體。和朋友一起拿著牧童笛、搖鼓、杯蓋上街的黃耀明,便說「人也是樂器」(邁克在微博上回應:「讓我們互相吹奏」)。警方可以剪掉人的舌頭嗎?可以斬掉人民拍打的雙手嗎?要壓制音樂,所花的代價比壓制其它藝術更大。

所以,「不准奏樂」的消息傳出後,「一人一樂器 去七一遊行(我有權奏樂)」的facebook page一日千人加入(迄今累積人數已經超越藝術公民page),並令「七一戰鼓速成班」人數急漲。「我有權奏樂」page成為知識分享的平台,許多互不相識的網友在那裡分享大量的資訊,包括:外國快閃奏樂行動,抗爭時的萬人合唱,抗爭隊伍中肌理繁複之節奏,簡易樂器製造方法(以氣球和奶粉罐造鼓),古怪樂器(以胡蘿蔔和香蕉吹奏)。上面有許多私人的樂器經驗:例如從小被老師迫吹牧童笛的羞辱感,拮圖釘入鞋跟製造「的撻」聲;有便宜而環保的樂器製造偏方:瓶瓶罐罐、石子、果殼,「既成品」再利用的方法也上場了,碗筷、膠樽、掃把、飲管、貓。瀏覽此page接近一種知性娛樂活動。簡直是「警方一打壓,創意就爆發」;建議行政長官的「創意香港辦公室(Create HK)」應吸納曾偉雄,曾氏在引發創意這方面實在是能人所不能,與其再當警務處處長被人譏笑,不如名正言順一展所長。

異議的主體,及集體

叔本華說,唯有音樂能直接觸動靈魂。這往往被用作美育教化的理念,但音樂所引發創造的某種融合性的直觀主體,它直接、躍動、無可言說,如果放在抗爭與革命的範疇,就有莫之能禦的力量。張鐵志的《時代的噪音》像記載了Bob Dylan以至U2的各樣抗議歌手的歷史風華。抗議音樂肯定是近代人類文明的重要成就。而香港的主流音樂界,命脈掌握在他人手裡,因此鮮有抗議,但可補上的是香港近年的街頭抗議jam現象。

2007121日,當時尚在的皇后碼頭有一次「人民登陸」行動,是由保釣號接載學者、藝術家、學生、勞工、外傭等團體在皇后碼頭登陸,象徵人民取代皇室的登陸。登陸後,有一個環節叫「人民集擊」,現場的數十人一起集體進行敲擊奏樂,重心是一套DRUM SET,也有叮叮喳喳、小手風琴、鑼等等樂器,有許多人根本把現場的鐵馬和圍板死力狂敲。那不是表演,因為沒有觀眾,所有人都是參與者。會家子的節拍音調自然是細膩繁複的,而五音不全者如我,打簡單的1拍和3拍,也能夠加入,聽到自己簡單笨拙的拍子在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變幻拍子中跳上跳下。我沒試過和band友集體「jam野」,那次的經驗極其新鮮和震撼。那就是集體:它比你大很多很多,你只能構成它的一部分,但它也構成著你,你可以聽到自己,不過你已不經不介意自己的位置,因為你更享受它的整體。五音不全者常會羞愧,但在人民集擊中我知道不懂音樂的人也在音樂裡,迥異而平等。我記得曾有英俊長髮的搖滾男孩柔聲向我說,「所有人都識音樂架。」而我只在人民集擊裡體會過這點。

公共空間中的藝術權利

人民集擊辦過一兩次,2008年後也會即興發生(如2009年六月四日凌晨的文化中心外)。玩音樂的人愈來愈常走上街頭。因為活化工廈政策抬高租金,工廈藝術家組成了「自然活化合作社」,多次抬著樂器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放任地產霸權抬高樓價。在保育運動、政治議題,過程都會催生反抗的歌曲作品,對決關頭都有獨立音樂人上台表演。警方今年對示威者態度特別敵視,自然都認住了這一批「音樂人」。像比較活躍的獨立樂隊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最近更經常受到地政署的騷擾。別以為可以關起門打仔,有關事件已受到國際傳媒如CNN及日本報章的注意。

警方今年七一的打壓,分明是針對近年遊行中,以鼓樂振奮士氣和表達自我的現象。雖然警方及後迫於民意反彈太大,公開宣佈「七一遊行可以奏樂」;但,基於享受音樂、以音樂表達是基本人權之一,「藝術公民」認為,必須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眾所周知,香港法例往往訂得過嚴,卻給前線執法人員留下大量的彈性空間,例如三人同行即可被控非法集結,如果認真「依法」執行,香港就連行街都禁止。但如果執法與否視乎前線人員的判斷,無疑就是鼓勵選擇法執法。而以前殖民地政府比較要面子,會知道打壓藝術是很丟臉的;但回歸後的警方愈來愈不懂尊重藝術,為不讓警權的魔爪伸向街頭的藝術家,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是很重要的。

龔志成組織多次「開放音樂」表演,不在華貴的音樂廳,都在街頭和室外舉行。良好的公共空間應該可以包容藝術性的表達,巿民的生活中應有俯拾而得的藝術成分才算完整——藝術自由不僅僅應存在於書房、畫廊、藝術館或劇院,更應活潑地在公共空間中彰顯。其實自從法院裁定「有趣先生」街頭賣藝合乎基本法「香港市民享有文學藝術創作自由權利」的規定,警方已經不能再用純粹人流管制的藉口來壓制藝術自由。藝術界在怒吼:街頭有藝術,街道有音樂!立即廢除《簡易治罪條例》228條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