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安慰我說,照片是漂亮的。真是漂亮的(還利用門框去遮住闊大的面龐!偉大的攝影師!)。但還是無法釋懷。出來跑江湖,訪問結果不如意是常有的事,惟是幾經掙扎還是和想像一樣,就難免創傷。我接訪問一向來者不拒,無論只有老師批改的學院學生功課到食飯時間電視節目都一樣講到自己筋疲力盡,乃因相信只要自己有意志、想清楚怎樣deliver,一定可以與對方溝通、改變原有框架、扭轉結果。「公共知識份子」那種啟蒙姿態、大義澟然、站穩某種專業立場、步步為營身光頸靚(與訓街的行動者相比,無論如何也是身光頸靚)的路子,我是無甚興趣擠進去,也早知這樣的框架容不下我。談其它人的事可以論點清晰斬釘截鐵正襟危坐,談自己的時候我堅持論點飄浮游移,精神分析反啟蒙的逆向操作,去掉名詞但留著理論的氛圍情緒,伴隨詭異的生活習慣,和機關算盡的細節考量。係難明少少,但人本來就應該係難明架嘛——「深入淺出」的重要性在於如何保留原有的複雜關鍵,不是嗎?
也早知這樣的框架容不下上述片語,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當日兩位訪問者誠心善意想法理解於我(梁款甚至誠實地說「理論上明白」,我也將此算作蘇格拉底式的明白了),執筆者在旁一直勤勤勉勉低頭猛抄,但得來這樣的結果我覺得實在是大家都受了辜負。我猜想,鄙人既不像也未必是公共知識份子,但也許因為時時曝光而令一些人感興趣,嘗試把我放到公共知識份子的框架裡,希望可以擴闊「公共知識份子」的定義,也向我提供一些方向和路標。這是良好的意願。我是年輕女性、文學人,在「公共知識份子」名單中算是一個異類。設若異類的論點未能被「正常」框架吸收並理性化,異類至少應該有趣,但這個訪問寫來,本人顯得既無論點又無趣味,無聊又不有趣,並不能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以至於要靠一張靚相來撐場面的程度。
以下問題比較重要,我希望在訪問的基礎上重新發問和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我現在趕著出去,只能先把標題打在這裡:
.文學的公共性
.知識與生活方式(語言問題:生活vs.生活方式)
.「集體」
另外,訪問裡有些文字上的基本處理出了問題,令我的話簡直不能被理性地理解,有必要澄清一下:
.「我研究的理論可在文學雜誌發表,而學術期刊則大概不會接納,自己也經常刻意寫一些處處也容不下的東西,可謂有工作無生活,有理想無興趣。」——這裡每個語段的邏輯都錯誤,真係激到我嘔血。回來再解。
.「我自己也遠不如社會接受的標準」——作為一個時時批判社會的人,突然這樣否定自己,難道我精神分裂?我當時大概只是突然謙卑上腦,說,如果我寫得再好一點,社會上接受我的人會再多一點。而當時我說不夠水準的,是以大眾傳媒為陣地發生的一些偽論戰,甚至根本在學術上不up to standard。我現在可以再補一句:有些論者連理論內涵都不搞清楚,只用學術名詞來遮掩自己的利益考慮和樸素(naive)關心,後面是自己的名利agenda,這樣的論戰根本就不夠水平。
類似的文字處理問題其實充斥全篇,由於無法理性理解,讀者也許只能將我古怪的生活理解為「唔知做乜」或「未夠班」。以上兩個有點矮化的誤恰好呼應了社會上某些習見:你唔做,係因為你做唔到!是不是寫的人根本不相信,「不規範」不是一種自覺而且自豪的選擇?
「上一代的作者有被人勉強的經驗,例如基於市場原因而不許「寫深些」,對書本的封面設計風格等也有怨言。」這個比較簡單——其實我係講同我同代的寫作者。為什麼要把那種「否定上一代人」的世代論觀念投射在我身上?
簡單來說,訪問中的我顯得唔知做乜(一個沒有目標不公共離群索居睇唔出有乜料到但又好多瓣數的年輕人),也同時顯得「訪問我唔知做乜」(公共知識份子的啟蒙專業正經classic關懷框架無法容納異類,包括我提出的美學向度、流行文化向度),雙輸。就像許多跨代溝通的場合,那種失敗的挫折感不止在於誰受了歪曲、權力向其中某方傾斜,而是它顯示了溝通善意之無能用。我無法讓訪問者明白我的想法並同意我的品味,這是我做得不好;但如果覺得現在這樣就是寫出了一個「小眾/女性/年輕人/文學人」的形象,我會話只係暴露到凝視者的眼光(訪問者還是執筆者?抱歉)真係好老土。各方好友對訪問極盡揶揄(等我回來有時間再一一摘錄)——撞牆之後忍不住覺得,「玩自己」,我接呢個訪問就真係玩自己勒。想到訪問當時在場所有人都是善意的,我其實對自己感到這樣不滿覺得很不好意思。而訪問掛著「公共知識份子」的冠冕,偏偏仔細看來每一段都叫人抓狂。不斷對自己說,浪奔浪流浪奔浪流,我以為我以後都不會介意他人對我的表述。我已經兩年沒試過在blog上反擊。真是抱歉,請各位理解。
3 comments: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公共知識就是生
【明報專訊】五四運動、薩依德(Edward W. Said)等圖騰,讓人對「知識分子」這四個字引發無限想像,再加上「公共」這歧義甚多的辭彙,有時真的叫「公共知識分子」這帽子太沉重﹕有人敬而遠之、有人能夠接受;有人渴求擁有、有人予以「白眼」。
其實,公共本為眾人之事、知識本為民間智慧﹕「五四」是由一群站在民眾間的「愛國憤青」的怒火引爆;薩依德眼中的知識分子,絕非指逗留在本身專業範疇、受人景仰的一群;而是有保持不被約定俗成規範牽覑走的警覺、有勇氣和能力面向公眾不同面譜說出內心真話的每一個人,即使所說的話不為他人所悅。不同的社會情景,說的真話、說真話的方式亦有所差異,是故不同的社會有不同風格的「知識分子」。
香港由過渡期「去殖」未完成所產生的身分爭議及各式社會論述之爭,於回歸後日益深化。在百家爭鳴之中,亦不乏有人以「玩№」的方式,憑其「火氣」及對規範的警覺,說出甚至做出為世人爭議的說話和行動,過覑讓社會主流看不過眼、卻又愛又恨的生活。一直不願「正正經經打份工」、自稱「港女」的文學雜誌《字花》編輯鄧小樺,以及既要實踐社工理想、又要投身學院森林、並經常因「講№大聲」而被批評「發難」的邵家臻,大概都算是這些「玩№的知識分子」。
問﹕梁款
任教於港大社會學系,愛講的香港故事是黃霑Sam Hui周星馳和菠蘿油王子。學術論文署名吳俊雄,專欄筆名梁款,不時被人叫錯Dr Leung
問﹕馬傑偉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近年開始游走大中華做研究,升正教授兩年但對稱謂過敏,又不想被稱文化人。現時三日內寫出一本小說的他,念中三時試過全班作文最低分
答﹕鄧小樺
《字花》編輯,鍾意游下游下過日子,文章見不同報章,也寫blog,在港台主持《思潮作動》,不時客串本欄訪問人。不時串連社運現場,天星皇后利東街都有她的身影
答﹕邵家臻
身兼幕前幕後,不能放棄前線的社工學人,現為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在電視電台主持節目,出書產量驚人,很早以前已經研究年青人潮語,比梁文道年長一歲
鄧小樺﹕玩自己
馬﹕馬傑偉 梁﹕梁款 鄧﹕鄧小樺
馬﹕《字花》幹得不錯。
鄧﹕謝謝﹗其實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一般會於第三年起遞減,幸好我們暫時仍得以倖免﹕一來有點成績,二來經費實在無可再減。我們首年獲得三十多萬資助,台灣的朋友聽了,以為是一期的開支﹗事實上,賣書的收入只能應付經費的六分一至三分一,作者稿費及編輯薪酬也相當微薄。
香港對文藝事業的資助,總傾向要你最終投入市場。不過以辦《字花》三年來的經驗看來,香港未來十年也沒法出現在市場上自給自足的文學雜誌。若能透過資助,使文學於香港的聲望及對大眾媒體的吸引力增加,藉以發展文學事業,我覺得相關公帑也是花得其所,縱然這些成果大都無法在銷量上的自給自足反映出來。
梁﹕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公共知識分子……
鄧﹕所以我不知道為何會找我。我覺得自己跟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毫無瓜葛。
馬﹕我們在探討一些從事處理觀念、介入社會的工作者,而非純粹文學創作的朋友。你大概也有涉足?
鄧﹕也算是……
梁﹕我們上次訪問的部分年輕朋友,游離狀態較強,例如沒固定工作,且有多重身分。你覺得以這狀態來實踐公共知識分子的工作能否成事?
鄧 ﹕就是要這樣才能成事。對一個人束縛最大的,不是觀念,而是生活方式。記得我讀大學時從來都不跟從群體,別人吃飯時我忙自己的事;後來於2000年和同學王貽興一起當暑期工,忽然發現和同事一起吃午飯是與人溝通、了解環境的重要大事﹗當我發現上班的環境會使我需要跟從集體,我便有點害怕。
此外,我從前曾任教中學,初到時發現很多有問題的習慣﹕全校在課堂內外都要說普通話,但同學的普通話又不大好,因而妨礙了師生的溝通;若一直做下去,我定必漸漸不再對那些不合理的地方敏感。所以我盡量不當「長工」。
馬﹕你當過什麼職業?自己有沒有職志?
鄧 ﹕我當過老師、補習老師、廣告稿撰寫員、打字員、翻譯員、書展的售貨員……職志則較少,對以前組織讀書會和自己論文研究也很投入。我研究的理論可在文學雜誌發表,而學術期刊則大概不會接納,自己也經常刻意寫一些處處也容不下的東西,可謂有工作無生活,有理想無興趣。我不會要求全世界都喜歡曹雪芹(小說《紅樓夢》作者),但我覺得社會的對話空間好小,小眾文學在香港難以如在台灣般自立,我自己也遠不如社會接受的標準;我讀文學,也想以文學介入社會。
梁﹕但沒有自己的「場」,要用人家的「場」做自己的事,可靠嗎?
鄧 ﹕上一代的作者有被人勉強的經驗,例如基於市場原因而不許「寫深些」,對書本的封面設計風格等也有怨言。我則會刻意挑戰編輯的底線﹕寫文寫長些,但也標明重點,試試他們會否刪改我的文章,看看自己能否「move到人」。社會不能要求每名作者都人盡可夫,為何香港沒有「場」能容下有稜角的作者?所以在香港處理概念沒甚作用,因為連用武之地的「場」都不甚存在﹗
我雖調節自己去適應現實,但我不接受這現實;我知以我的際遇,我無資格「灰」,但我的個人際遇不能表示香港沒有問題。
梁﹕那你現在開心嗎?
鄧﹕我愈不開心,幹事便愈有力量。我學過精神分析,有時也嘗試操作自己的情緒﹕曾試過因私事而精神崩潰,但又要寫論文,於是寫blog,既要人看我寫什麼,又不准人們來安慰我;自己失眠,便狂貼「滴骰孖妹」上blog,十分「低能」,真是「玩自己」。
馬﹕這樣處理情緒,是把自己存在的狀態抽出來並與之對話。不少都市人都感到這種「城市生活的瘋狂」,但要把它賦予公共性,並帶到現實社會討論,實在不容易。以生活方式、存在行為以至情緒展現公共性,跟從前公共知識分子希望以觀念來擧蒙大眾的狀態十分不同。
鄧﹕那我算是在對抗社會的「功利話語」,為日後的討論鋪路罷。
邵家臻:玩「微軟」
梁﹕梁款 馬﹕馬傑偉 邵﹕邵家臻
梁﹕你是否公共知識分子?
邵 ﹕我以前發夢都想做公共知識分子,但如今真是「有公共就無知識」﹕我所說的話,在無铫電視做節目時,不時被製作人員指無人明;但在學術圈,則被指無知識。我在2004年替無铫電視拍攝「細說名城」,在節目中探討芬蘭的福利制度,看看香港能否有借鏡之處;結果事後被社福界及學術圈狠批,說我做旅遊節目,不三不四;這陣子有學生對我說,到現在仍有社工朋友說我「九唔搭八」。但我覺得自己無錯﹕我不是做「東瀛遊」,節目亦相對「文化」些。馬傑偉你當年做LMF樂隊的研究時,也被人嘲諷是因為太空閒、所以如此無聊頂透罷﹗(眾笑)
梁﹕有意見認為可以當兼職公共知識分子,有餘力時投入社會;但我覺得社工日日夜夜都在關心社會,很難抽離。
邵 ﹕近十年來,社工的公共性及對社會的介入都日漸減弱。從前我做社工,「激」的「做社區」,不太「激」的做家庭事務。如今有人不斷追求專業,提高門檻,但我卻堅持從個案中學習,每分鐘都靠近民眾﹕如何辨別一個人有沒有吸毒?過來人分享的經驗,書本的知識根本望塵莫及;「睇相佬」及街頭傳銷員的 engagement技巧,可不遜於那些專業知識﹗
馬﹕你都算「多產」,出很多書,寫很多文章。
邵﹕其實我讀中五時,曾經被老師要求我重寫作文功課,說我的文章內容離經叛道、字體之潦草實在「無以復加」(眾笑)。說到寫字,我在中三時曾被老師指我仍寫錯「邵家臻」的「臻」字﹗中六時作文竟然可以貼堂,不過老師說我寫抒情文很好,但議論文則不行。
其後升讀大學時大量涉獵後現代等「後學」(按﹕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思潮上也算是「新馬仔」(新馬克思主義),但寫作上則學梁款的風格(眾笑)。我覺得梁款那「廣東話文」、較為輕鬆幽默的寫作風格,有別於陳雲、龍應台那些讓我讀畢後會自愧不如的「號角」。我現在的報章專欄,都較以這嬉笑怒罵、貼近生活的寫作方式創作。
如今,我見到有電視主持人在支援四川地震救災的匯演中,外穿T-shirt,但明顯看到是穿了「收腰封」,覺得不爽,便寫了篇「給收腰人的公開信」;聞說性工作者抹豐胸藥、服用「波波丸」讓身材更豐滿,又就此題材撰文一篇。當然,有人批評我的寫作是雞蛋裏挑骨頭,小事找事談,但我就是喜歡這些「微」(Micro)「軟」(Soft)的東西,並不對「硬橋硬馬」的政策及數字感興趣。
馬﹕公共知識分子往往有內在與外界的矛盾。心中的理想社會,與現實不符。
梁﹕要對社會不滿,才會如此「肉緊」。投入專欄寫作、替無铫電視拍攝節目是一種performance,「戲假」但「情真」。
邵 ﹕我每篇文都「用條命」去寫,寫完後真的會睡不了﹗我曾嘗試perform專業,但無铫電視的人員對我說不要﹕他們要的是沒有計算、即時反應的邵家臻;要「專業」出鏡的,也不用找我了。是故我在無铫的節目很「不無铫」﹕邀請性工作者現身說法、大力批判新自由主義、「一百萬人的故事」也是很有立場的。這種沒有performance的performance,很有趣。
馬﹕其實你當初有沒有想過回到學院?
邵﹕發夢就試過(梁﹕夢想成真了?)所以當我回到大學,第一次有自己的工作房間,我真的跪下了祈禱,我要把房間精心佈置得十分「邵家臻」。書架上那張Bob Dylan(美國唱作歌手)的唱片,是我刻意把它「放面」;你看見那本《號外》雜誌及范曉萱的「絕世名伶」唱片,是我精心安排放在身後書架的顯著位置,讓人從房門外一眼便看見。我要有屬於我的空間。
文 整理 陳智傑
攝影 余俊亮
編輯 楊泳森
篇稿寫到你好似一開始就迫不及待宣傳《字花》,然後梁款無奈地指你離題:「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公共知識分子……」
1. 稱鄧小樺為港女,乃近年不可思議之事。
2. 《明報》也好,不少第3代中人也好,都有不自覺要抹黑第4代人的傾向,這點很不要得。
作為3.5代人(HSDPA人?),我覺得這種自我保護意識,代表第3代人一些虛怯。
我乾脆以商人自居,少了公共知識分子所謂包袱,儘管商人和知識分子和藝術界這些身分都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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