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補完（待續中）

（有冇咁創傷呢，搞到要停寫blog三個星期呢，真係瘀皮，確係好創傷。很難面對原文逐一理清事情。下文刪節版刊週二明報「自尋短見」。）

訪問未如人意是小事。有些問題我一直耿耿於懷，拋出來願與諸公一起思考。

首先是文學的公共性。以我個人經驗，出於被殖民地政府刻意邊緣化的歷史，加上唯商業競爭是尚的社會風氣，在一些人心目中，文學根本「不公共」。所以經常對著傳媒談文學，都覺得好像在做閱讀推廣運動。然而訪問當日我一早提出質疑，「公共」的意義不是在傳媒上佔有地盤或曝光，因此我也不認為談談字花如何成功打入大眾巿場，就等如證明了文學的公共性。漢娜．阿倫特定義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是指一種獻身的、創造的，在互動中建立互認、互利與互享的社會空間。「公共」不只是一種公眾集合體或各種利益團體，而是指超越了階級和行業的特殊利益，及一切排他性利益的競逐。我相信文學的公共性在於，文學的特質與歷史一直由自律與他律交織辯證而成，簡單點可理解為經典規範與邊緣先鋒的辯證更新，為世界規勸與探險；在特立獨行的實踐以外，文學的集體意義在於，以文字紀錄及情感表達為社會累積社群之共同基礎。

文學固然重視個人與私己面向，但在一個公共領域逐漸被形式化到失去意義，普遍的人厭惡與陌生人互動的時代，我們必須重新接觸、認知及尊重陌生人的私己，從而回復對公共世界的感觸。阿倫特聲調鏗鏘：因為有人的投入與聯合，公共領域得以成為一種容納多樣性並證明人的能力的「顯示空間」，即所謂「共同的世界」(common world)；而在公共領域中行動的人，不是那種為了基本生活而勞動的動物，而是創造性的人，一種能思、可行、負責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工作者參與社會並不止於在社會議題上發聲、到達示威現場，還包括提煉經美學中介、既具普遍性又具特殊性的經驗。比如，我就一再嘗試書寫某種在示威現場裡，與成分複雜到難以逆料的群體一起行動，而頭腦異常澄明、每個決定都理性中節的神奇經驗。這是自我與他者關係的操作，包括在自我的核心中找到他者，在他者的陌生中找到外親性（extimacy）。理查．桑內特所指的今日公共領域之腐蝕，即指對陌生人及他者的厭惡、畏懼與視如不見，私人領域的一切則都被賦以神奇和熱愛。因此書寫集體的神奇至福，就是特殊化的美學表述去尋求公共性。而訪問中暗示我害怕「需要跟從集體」，與我以上所說的，未免去之千里。

操作自我可被簡化為「玩自己」，但這個自我其實與他者糾葛難分的，不講後面與他者糾葛難分的部分，事情也是去之千里。絕大多數（港式？）公共知識份子珍惜羽毛，身份經不起太多變換，但同時我所比較傾心的，某種社運的「捨身相護」的策略是，把自己變成被社會排斥和攻擊的他者。我記得當年領匯事件，有一張記者會的照片是眾人拿著盧少蘭婆婆的頭像，遮住自己的樣，以示「我們都是盧少蘭」。以至給李智良做訪問，題目也是「我們都是精神病患」。

（待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