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聖節創傷補完。重生！

（終於補完創傷。可以寫別的東西了。阿彌陀佛。文章新增部分見橙字。訪問原文見此。）


訪問未如人意是小事。有些問題我一直耿耿於懷，拋出來願與諸公一起思考。

首先是文學的公共性。以我個人經驗，出於被殖民地政府刻意邊緣化的歷史，加上唯商業競爭是尚的社會風氣，在一些人心目中，文學根本「不公共」。所以經常對著傳媒談文學，都覺得好像在做閱讀推廣運動。然而訪問當日我一早提出質疑，「公共」的意義不是在傳媒上佔有地盤或曝光，因此我也不認為談談字花如何成功打入大眾巿場，就等如證明了文學的公共性。漢娜．阿倫特定義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是指一種獻身的、創造的，在互動中建立互認、互利與互享的社會空間。「公共」不只是一種公眾集合體或各種利益團體，而是指超越了階級和行業的特殊利益，及一切排他性利益的競逐。我相信文學的公共性在於，文學的特質與歷史一直由自律與他律交織辯證而成，簡單點可理解為經典規範與邊緣先鋒的辯證更新，為世界規勸與探險；在特立獨行的實踐以外，文學的集體意義在於，以文字紀錄及情感表達為社會累積社群之共同基礎。

（容我慨嘆一句，當提到曹雪芹都還要在後面註明「（小說《紅樓夢》作者）」，這樣眼裡就很難看到文學的公共性了。）

文學固然重視個人與私己面向，但在一個公共領域逐漸被形式化到失去意義，普遍的人厭惡與陌生人互動的時代，我們必須重新接觸、認知及尊重陌生人的私己，從而回復對公共世界的感觸。阿倫特聲調鏗鏘：因為有人的投入與聯合，公共領域得以成為一種容納多樣性並證明人的能力的「顯示空間」，即所謂「共同的世界」(common world)；而在公共領域中行動的人，不是那種為了基本生活而勞動的動物，而是創造性的人，一種能思、可行、負責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工作者參與社會並不止於在社會議題上發聲、到達示威現場，還包括提煉經美學中介、既具普遍性又具特殊性的經驗。比如，我就一再嘗試書寫某種在示威現場裡，與成分複雜到難以逆料的群體一起行動，而頭腦異常澄明、每個決定都理性中節的神奇經驗。這是自我與他者關係的操作，包括在自我的核心中找到他者，在他者的陌生中找到外親性（extimacy）。理查．桑內特所指的今日公共領域之腐蝕，即指對陌生人及他者的厭惡、畏懼與視如不見，私人領域的一切則都被賦以神奇和熱愛。因此書寫集體的神奇至福，就是特殊化的美學表述去尋求公共性。而訪問中暗示我害怕「需要跟從集體」，與我以上所說的，未免去之千里。

操作自我可被簡化為「玩自己」，但這個自我其實與他者糾葛難分的，不講後面與他者糾葛難分的部分，事情也是去之千里。絕大多數（港式？）公共知識份子珍惜羽毛，身份經不起太多變換，但同時我所比較傾心的，某種社運的「捨身相護」的策略是，把自己變成被社會排斥和攻擊的他者。我記得當年領匯事件，有一張記者會的照片是眾人拿著盧少蘭婆婆的頭像，遮住自己的樣，以示「我們都是盧少蘭」。以至字花給李智良做訪問，題目也是「我們都是精神病患」。在訪問裡我講過（也在別處的文章寫過），若希望超越強調差異的身份政治，而進行具普遍號召的激進運動，策略就是把被排斥的特殊性高舉為普遍性，齊澤克的原版是「我們都是猶太人」。

二、話語場域問題。我一直擔心，香港公共知識份子之難產，乃是整個話語圈的貧弱，問題遠比個人的水準問題為大。我個人經常懷疑這些話語的受眾在哪裡，而這些受眾的力量又如何反映出來。我訪問當日一再強調我吃不吃得開毫不重要（而寫出來變成了馬傑偉先生安慰我），因為個別的人能夠上位與否，並不能證明當下香港公共知識份子的空間是否良性開放。當許多傳媒有既定立場而不同陣營之間欠缺溝通基礎，香港許多讀者根本不大逡巡非屬自己興趣範圍的文章，我實在不能覺得在大眾傳媒上發表和擁有園地就保證了「公共」。我懷疑許多人都曾想過我現在想做的東西：組織一群知識人，溝通共同興趣，連繫共同進退，生產論述，累積文化與社會資本，最終指向以話語影響社會並鞏固自身；涉及的東西包括刊物、人腳、知識資源、物理空間、社會認同（姑且先以傳媒反應去預算）、上升階梯、錢。最後兩者現在對我而言最遙不可及。《字花》算是一個由自己打造的場，不過也有限制、未如理想；如果發現我目前的實踐方式已經對「場域」的建立無所幫助，我就可能會嘗試找一份能夠有所幫助的長工來做做。

（場域問題於16期字花，與鄧正健的對談〈還不到虛無、一點點快感〉中再有提及。）

三、知識與生活方式（「生活」是對既有的生活的一股腦肯定，「生活方式」則意味著選擇，我不是想說和稀泥式「知識就在生活中」，而是比較激進和整體性的，知識必須以生活方式的抉擇來捍衛。）其實我講的不過是「下層建築決定上級建築」、「存在決定意識」的庸俗小資版，那個番工食午飯的例子，讓人害怕的不是「隨波逐流」，而是我發現工作除了規範人的日常（工作）模式，也規範人的例外（休假）模式。以前的先行者會比較相信，正規工作以外的實踐是對於規範和日常的反叛；但在我的時代，更容易看到的是，被規範出來的「例外」，也是一種規範。並不是說無正職工作就徹底自由（一如不戀愛的人不等於沒被愛情控制），它只是將握著選擇權的時間延長而已。

以下是比較簡單的文字處理問題：

．「我研究的理論可在文學雜誌發表，而學術期刊則大概不會接納，自己也經常刻意寫一些處處也容不下的東西，可謂有工作無生活，有理想無興趣。」
——如果研究的理論是學術期刊不能發表，咁個隻理論咪好渣？！齊澤克阿圖塞桑內特等等無辜，不要貶低他們吧。我的原話是，以我寫陳滅詩集《低保真》的評論為例，說自己會想寫一些理論性很強但又不合乎學術規範格式的東西，也會針對每個不同空間而有不同的寫作實踐，例如刻意在blog上寫一些無處可容的東西，但現在因為討生活，幾乎所有寫作都拿去變賣換錢，要不就是為文學與社運做些瑣碎的籌劃工作，沒時間寫那些無處可容的東西，這就是有工作無生活，有理想無興趣。其間差別，也只好請各位青鑒。

．「我自己也遠不如社會接受的標準」——作為一個時時批判社會的人，突然這樣自我否定，難道我精神分裂？我當時大概只是突然謙卑上腦，說，如果我寫得再好一點，社會上接受我的人會再多一點。而當時我說不夠水準的，是以大眾傳媒為陣地發生的一些偽論戰，甚至根本在學術上不up to standard。我現在可以再補一句：有些論者連理論內涵都不搞清楚，只用學術名詞來遮掩自己的利益考慮和樸素（naive）關心，後面是自己的名利agenda，這樣的論戰根本就不夠水平。

．「上一代的作者有被人勉強的經驗，例如基於市場原因而不許「寫深些」，對書本的封面設計風格等也有怨言。」
——其實我係講同我同代的寫作者。請不要把那種「否定上一代人」的世代論觀念投射在我身上。

．「我雖調節自己去適應現實，但我不接受這現實」
——這樣的整理很難令人理解吧，如何區分「適應」與「接受」？我想說的是，我會儘可能去認清現實，但我一直對自己和別人說，永遠不要徹底接受現實。大家可以參考本人今期在《ELLE》的文章。鄙人登陸過的雜誌包括有《COSMOPOLITIAN》、《MEN'S UNO》、《ELLE》，理所當然是港女，YEAH！<--不管某些人明不明白，我希望大家認識的就是這樣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