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面對不同的現實

參與決定未來——如果讓索羅斯面對五區總辭
（刊經濟日報評論版）

五區總辭近日戰況轉折，一時箭在弦上一時口風轉緩，每日都不知明日戰況。說到底，想在沒有明文的公投法的香港，去搞一次變相公投來突顯民意，未算名正言順——要如何能確保「普選」的議程不被扯散，確保巿民能夠完全理解「變相公投」的意義，這確是一個難題。然而迴避公投，卻會被規限在目前政改方案的議程內：要麼就是接受一個比2005年更糟的政改方案（功能組別沒有取消、沒有普選路線圖、建制派將更為得利），要麼就背上「再度拖延政改」的罪名——假如民主派如此龜縮，又怎能讓反對政改方案、力求普選的巿民滿意？民主黨中反對總辭的人士說不值得這樣「博一鋪」，筆者也同意這確是豪賭。而我一轉念又不禁想像，「大鱷中的大鱷」、「金融之父」索羅斯，會如何面對這次豪賭？

超級投資者的視野

《不完美的年代——索羅斯給開放社會的建言》（The Age of Fallibility，下稱《不》）是索羅斯的理想宏圖（建立一個「開放社會」）、世界觀的展示，它是一個實在的模範，展示了一個超級富豪、能狙擊國家的超級投資者應有的深度和視野。索羅斯在2004年小布殊首次競選總統連任時就激烈地反對小布殊，認為小布殊製造了「反恐戰爭」的虛假隱喻，以強硬的軍事行動，破壞了國際政治的多邊磋商形態。反對五區總辭的中產、學者、民主派元老等等，也許認為總辭是個放棄（議會）政治博奕的極端手段，不合一個民主社會的文明習慣。

然而，另一些對於政改方案（甚至議會政治）極度失望的巿民，則明顯是認為，以磋商、討價還價、妥協等模式，去面對如今的政治悶局，是對牛彈琴。在這裡，總辭派與反總辭派彷彿是面對著兩個不同現實，即使是同樣的目標（達致普選），也好像要由完全不同的手段來達致。而我想，如果是索羅斯，他也許不甘於停留在這兩個對立的兩極，而希望說明兩者差異的根源。

認知、參與和未來

索羅斯的傳奇大家都知道了：一個因為受納粹迫害而改姓索羅斯的猶大人，在倫敦政經學院唸書時深受哲學家卡爾．波普影響，一度希望成為哲學家。《不》之中，首章便先介紹索氏的「概念架構」。索氏認為，不能單用知識去理解現實，而必須把自己的思考（也包括情感）作為現實的一部分來考慮。一方面，我們要理解自己的處境（認知）；另一方面，我們試圖影響這個世界（參與）。而認知與參與這兩個功能，在重疊處可能互相干擾。金融巿場便是如此：投資者收集資料去估計股價，股價反映投資者的預期，但預期會落空。

反對五區總辭的人，常常會以民意調查等等去指出巿民對五區總辭的認識和支持度不高，又以過往的選舉經驗等等為佐證，顯示變相公投勝算不高。問題在於，這些人發表這樣的說法時，有沒有把自己的「參與」計算進去？也許，五區總辭、甚至普選的成敗，其實在於，每個評論、分析的人，如何估算自己的「參與」與未來的關係。香港的立法會基本上只有「否決」的功能；而問題是，要否決一個不合理的方案，還是否決未知的未來？如果不能否決前者，我們如何不否決後者？

（沒辦法，我只有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