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晚上十點之後到圖書館去。美國秋夜的氣溫可驟降至十度以下,來自蘇丹的女孩問我是不是瘋了。我想,這可能像香港人去台北總要泡一泡24小時營業的敦南誠品。
愛荷華大學的圖書館主樓,逢周一至四晚通宵開放。在一個以大學為主的小城巿,當公共的資源如此豐富,或者不需要24小時的書店。導覽介紹圖書館資源時特地帶我們去東亞圖書部,同行的華文作家多關心有沒有自己的書、有哪些台灣書,但我看看這個華文部未必能和香港的比,於是便轉向去找香港借不到的英文當代理論書。比如阿甘本(Agamben),實體書連電子書及評論文章有千多條資料,有不少是二手資料評論及雞精書,證明阿甘本真是有巿場,終於感覺到與西方當下思潮接軌。
我已經很久沒去圖書館,或者我的習慣還是在書店多於圖書館,香港圖書館太多不愉快經驗,之前受在圖書館工作的文友啟發,想寫個關於圖書館的小說,下筆竟全是批判的描述:地小、人多、聲雜、書不全、借期短。大學圖書館比較適合我,在這裡又聞到撲鼻的舊書紙頁氣味,自然就心花怒放不可抑止,幾乎要笑出聲,想要像劉鎮偉《仙履奇緣》裡紫霞仙子般說「我而家鄭重宣佈,呢個山頭所有野都係我既!」,指路的圖書館員見狀暗笑。
可借限量是多少,人員也說不清是一千本還是兩千本,總之,是令限額變成無意義的數字。這樣會否導致公共資源被霸佔?我想借的The literary Agamben : adventures in logopoiesis ( William Watkin,
2010)被人借了,要call回來,本擔心對方不肯還,誰料很快就收到取書通知,心下簡直是感恩——想想這才是合理:自己看的書人家也有興趣,本乃可喜,理應玉成美事。看來足夠的公共資源,方能取消人的私心。
還書期是2015年六月。我想起當年做論文時,所有書都逾期,我想香港學界研究者付出的罰款也應該是天文數字了。其實如果是做研究,一年的借書期才合理。
夜間的圖書館人很多,學生們都在做功課。我也借了電子書,抱了一堆理論書和文學評論回去不在話下,也選了一些中文經典,像高陽、周汝昌、俞平伯的《紅樓夢》評論。異鄉備戰《黃金時代》,借了胡風、梅志、丁玲、魯迅的回憶錄和散文集,哈爾濱出版社的《蕭紅全集》上下卷在我手上(應該就是曹疏影用的版本),現在在香港圖書館應該被hold到超
過三十個人了吧。借書太多眼看拿不了,圖書館管理員主動建議,有遞送服務,兩天後可到手。
美國並不是樣樣都這麼方便,至少在借書方面,我不懂挑剔了。這自然是大鄉里的興奮,從地獄上升的欣喜。德國的女詩人安雅就神情安靜,說德國的圖書館也就是這樣,反問我,香港不是這樣麼?德國人對閱讀的認真是出了名的,聽著我的苦水,她笑而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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