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6/2014

書中見本土





七月是書的季節,香港書展又將吸引大量人流,把一些重要作者和文化現象帶入公眾的視界。在一切電子化和虛擬化的今日,人們對書,好像比以往更著緊。從書的出版狀況,可以觀察到一時一地的社會與文化現象,這裡選數點分享。

香港的出版業近幾年本有勃興現象,在本土化浪潮及熾熱的社會氣氛帶動之下,不少有份量的香港書籍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近一兩年的香港文學書籍,也有突出表。讓我們先觀察一下香港書獎的決審及得獎名單。在進入決審的二十本書籍名單中,竟有泰半是香港文學書籍,以資深作家為多,最終獲獎者亦有六本,分別是《也斯的五0年代》、小思《翠拂行人首》、陳智德《地文誌》、潘國靈《靜人活物》、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李維怡《短衣夜行記》(李歐梵、陳國球、蔡炎培、廖偉棠等幾位高人作滄海遺珠)。梅樹綻花,芳草萋萋,筆者是文學人,對此感到欣慰。

文學的復甦不是平白得來,據說在幾年前的出版寒冬,文學書的出版倒還沒有斷過,其一原因是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了不少嚴肅文學書的出版,包括一些年青作者。正如素葉出版社的許迪鏘先生指出,香港出版的最低門檻仍然是低絕全球,與二十年前相比升幅並不大,很容易就可以出版一本書。所以文學書在寒冬期,將作者稿費、編輯費、設計費全部壓縮,倒還是能夠開機印書的。還有董啟章這樣逆巿寫長篇的。捱過慘淡的寒冬,文學逐漸累積了聲勢;這幾年也等到有有重量級的作品,今年書展就有鍾曉陽、黃碧雲、鍾玲玲出版新作。

在世界的閱讀巿場裡,面對電子化,首先受創的總是無功利無即時效應的文學作品,香港這種等過了一整個冰河期再復甦的,也可能是因緣際會而已。去年進決選的藝術類書籍就比較多,有電影、粵劇及梁寶山《活在平常》等。可是今年則少得多了,也許在出版方面也有困難吧。

香港書獎這兩年的文學書單,其實視野與驚喜猶勝於去年揭曉的文學雙年獎,更能顯出本土文學的發展與轉化。不過香港書獎的得獎名單也不是一直有看頭,我記得有一年得獎的是《紅樓夢》,簡直是在自己額頭鑿上「脫節」二字。後來慢慢好起來,似乎可以折射出香港一年的出版及書巿風貌。比如上屆,有幾本香港史地的書得獎(《薄扶林村》、《六七暴動》、《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等),這確是香港出版界在本土浪潮中交出來的功課。進入非虛構的年代,人文書籍更易暢銷,今年書獎中得獎的《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及《死在香港.流眼淚》,都是年度超級暢銷書,角度獨特之餘亦有本土色彩,這樣的書在香港暢銷起來,足以讓香港驕傲。在十一本得獎書籍中,張帝莊的《一本讀通世界歷史》,面貌與別不同。張氏是資深記者傳媒人,這本給兒童看的世界史,結構有心思,再找來有心插畫,最後變成大眾書籍向一般巿民推廣知識,大概就是香港書籍出版顯示其專業操作面向的能力。普及書籍之出版,往往最見到整個出版業的底氣與運作是否成熟,所以這本書得獎,應該可以對香港出版業作出鼓勵與肯定。

今年香港本土聲音激烈而甚囂塵上,上屆香港書獎的得獎書籍,本土傾向極其明顯,只有《雙城辭典》一本是台灣出版,但內容仍是書寫我城的本土文學。今年的本土關懷仍在,《重慶大廈》、《死在香港》、《安裕周記》、《也斯的五0年代》、《地文誌》、《短衣夜行記》,均勾出了本土的不同面向,後兩本尤其有反抗的性質。還有兩本書進入決選但未能獲獎的《被遺忘的歷史建築──港島九龍篇》及《郵票中的香港史》,也繼續反映香港史地在本土出版業有著聲勢和巿場。今年的決選書單全部均是本土出版的書,不過今年的得獎書單中,《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以及未能得獎的《鏡頭下的真相:記中國愛滋病實況》,都在歷史和當下現實兩方面,重新把香港和中國掛鉤。這並不是說香港就等於中國,相反是顯示出香港與中國的差異,包括可以從個人角度去真實紀錄歷史和批評現況的,自由。

書店疲弱,又受政治壓力,「本土」一詞或者已經引起敏感神經,有銷量的禁書之出版商回深圳被拘捕。書作為人類思想、情意、自由的彰顯,愈來愈困難。但,書不會放棄。

(刊七月《號外》)

7/25/2014

知識份子與青春本土 小談董啟章






董啟章是今年書展的年度作家,也是歷來最年輕的一位。董啟章早已是香港最受重視的作家之一,他多年來堅持創作,書寫與香港本土相關的嚴肅創作,思考重要的主題,作品在兩岸三地均有出版,《地圖集》的英譯本亦曾獲獎。他已是最被寄予希望的香港文學中流砥柱之一了。

堅持創作之難

在香港,文學處於社會邊緣,安靜無聲,嚴肅文學的生長空間尤其狹窄;彷彿能在台灣出版著作,反倒是嚴肅文學家可以持續下去的標誌,西西、董啟章、韓麗珠一系,莫不如此。董啟章的創作,中期曾有後現代的組裝式遊戲形態(如《繁勝錄》、《地圖集》、《catalog》),回歸現代主義式大部頭的長篇寫作,由2006年始迄今仍在創作的巨構「三部曲」,已經被期待到對他自己都形成壓力。是的,在香港寫作長篇巨構並不容易,作家必須維持一種「異於常人」的生活狀態,才能一頭栽進小說的世界中。為藝術的長期投入,聽起來很幸福;但如法國文學評論家布朗肖所說,寫作本是一種面對死亡的過程,那麼寫作長篇就是長期面對死亡,那種心理壓力可以把人壓碎。

而董啟章,雖然已經是「全職作家」,卻還要擔當父親的日常角色,處理比一般家庭更大的壓力;而他心中,亦一直存在某種自我的壓力,或者是接近愧疚感吧——董啟章常常談到(見《對角藝術》),他覺得自己能夠從事文學創作,是因為有人替他做了更瑣碎和低層的工作,所以他對於日常的售貨員、侍應、辦公室一族,有時也會抱著感恩和愧疚之心。而其實,作為父親,他也要面對日常的瑣碎性,對於他本身精密抽象,而且細緻如普魯斯特的感性之消磨。

青春潮流  本土關懷

一般人覺得董啟章很嚴肅,但我覺得董啟章作品有一種永恒的青春狀態。他喜歡寫年輕人,在成為中年的父親之後,他依然把理想寄託在青年題材。《體育時期》的他說過,他迷戀青年的「門檻狀態」,即介乎進入校園的理想世界,與社會的規訓與程序之間,青年的朦朧狀態——仍然可以選擇,只是不知如何選擇。早年的《小冬校園》等作都以校園為題材;《體育時期》的主角是高中到大學的青年,喜歡搖滾與文學;《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有上一輩的香港歷史,但主線仍是正在形塑自我的青少年;《時間繁史》裡有青年文藝團體的故事;這種青年文藝讀書團體,在《學習年代》角色更形重要,近年的董啟章更積極吸青年社運的實踐,在書中與他們對話;新作《美德》,仍然有青年群像,青年喜歡的活動更由文藝增加至運動如攀石。董啟章的作品一直以中年與青年的對話為核心結構。無論被生活圈子限制到什麼程度,他仍然希望以各種方法,進入青年的世界。所以董啟章作品之純潔程度,也是非比尋常的。如果你細心一點,董啟章也有相當令人發噱的幽默好玩。

董啟章自《地圖集》開始書寫本土,開始是以概念性入手,如虛構夾雜真實的《地圖集》,《繁勝錄》以採樣紀錄的風物誌形態加入小說的預敘時態和敘述角度中介,均是以小說對峙和中介歷史,印證回歸前的集體反應。至《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開始,董啟章開始以各種方式去重新觸摸真實,「歷史」不再作為被質疑的對象,而是有待發掘並須透過參與去建設的對象,主體是在歷史中同時被形塑的。《時間繁史》之後,董啟章變得更為當下(儘管他的生活形態可能是更為隔絕),關注本土中持續進行的一連串青年抗爭,讓這些抗爭與知識主體在小說中現形。此時董啟章的本土反而不再是外地人都能一眼辨出的符號,而是為本土奮力者所能辨識的軌跡。

公共追求與自我懷疑

自保育運動之後,談本土不能再限於私人獨語,董啟章在作品中更大規模地處理「對話」——小至《時間繁史》以長篇粵語對話去處理嚴肅的人生思考,大至三部曲整體的多聲部結構特色。而這種對話也擴展至真實層面的公共參與,包括在保育運動、政治運動中發表意見,更包括他一直戮力推動的香港文學館倡議運動。董啟章推動的文學館運動,是以「文學公共性」入手,即超越私利、進入主流敘事、同時表達對於社會議題的看法,並有深入淺出而多樣化的多媒體表現方式,讓文學在香港的重要性及可能性突顯出來,不再只是為少數精英服務,而是呈現為整個社會的基石。這種公共性擴闊了社會對於文學的想像。沒有人想到,斯文貴氣如董啟章,搞起運動來,也是一匹火麒麟。


我最喜歡董啟章的地方是他那種知識份子的反省精神,在作品中呈現為後設技巧,常常質疑自己的權威和結論。一方面非常沉迷於藝術、技術、知識的細節,同時另一方面則非常容易自我質疑。董啟章書中常有自己出現,如「黑騎士」、「獨裁者」等,其實這些形象和別人眼中的他形象相距頗遠……單就這種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的距離,就已經很文藝很青春。董啟章有其弔詭性:他的抗爭在書房裡,他的對話在大腦中,他的沉重是不存在但卻真實的。


(刊經濟日報)

5/04/2014

自家文章在別家

網絡媒體興盛,新增tag「自家文章在別家」,可以去看看右側的欄目。因為現在網絡媒體也講究獨家,比如大家的文章是不許轉載的,讀者們有興趣可以去看。「好想藝術」是今年持續做的project,過程裡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寫文章也算用心,希望主場有機會全部結集。評台的文章主要選自在明報發表的文章,按page view是有錢收的,大家如果想幫助我,可以不時按些文章來看。


自家文章在別家

4/19/2014

懷念黯淡的坦率







人們幾乎無法相信,後來他們所懷念的,只是那樣平平無奇的事物。

1987年從廣州移居到香港,當時我九歲。在廣州時有長輩知我要走,找來一些生活雜誌上描述香港社會的文章讓我讀,不外乎「五光十色」、「紙醉金迷」、「大染缸」、「淘金地」這些熟極如流的成語片語。但來到香港,第一個印象卻是這城巿的灰淡幽黯。

便說那時巿中心地帶的尖沙咀商業區吧。那些建築群樣子相近:現代主義風建築,水泥或石的白色方格鑲篏茶色玻璃,或整幅外牆都是茶色玻璃。室內主調是黑白灰,乳白鑲點的假雲石地面,天花板很低,燈色並不華麗甚至不特別明亮,地上偶然鋪著灰色方塊氊,商場商鋪裡的彩色貨品搶不過這個主調,角落放一些萬年青或灑金榕室內植物,茶色電梯裡方型大塊按鈕,數字是綠色。整個配色都是偏灰淡的,至於行走的都巿儷人,八十年代的青黑灰眼色和深色胭脂,長衣外套直條風,高高的墊膊,也是嚴肅的。工業大廈的外牆更為冷硬,水泥為主,

這便是所謂經濟起飛、階級流動、人人打幾份工、不愁沒機會的八十年代末香港。後來則是像九十年代商業化,糖果一樣,進入繽紛包裝的消費社會。二千年後進入全球化時代,商場們都更加的粧扮起來,名字從「中心」、「廣場」變成「坊」——清掃拆遷俗稱「雀仔街」、「金魚區」及色情事業區「砵蘭街」而建起的「朗豪坊」,是為香港巿區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一個標誌,它宣告著經政商協調策動的都巿高級消費開始對自然生聚多年的庶民消費生態進行大規模侵略,而後者無險可守。

朗豪坊之後的商場更為高調難解,像位於城中最貴住宅區西九龍的「圓方」,這名字一般人聽起來簡直不知所云,真是好生「前衛」。它們不滿足於自己的身份,不斷的變換名字與外貌,想要包羅萬有,以掩飾其全球化大品牌的單一結構。今日城巿裡繼續有大量的拆遷,舊的平房小樓被剷平,變成新的華廈(號稱「舊區豪宅」,大堂掛著水晶燈,但內裡的空間間隔多半不如二十年前的實用和人性化)。也許因為工程太多、太大,需時太久,為了遮掩工程必然附帶的沙塵滾滾,以及工程所抹殺的原生者記憶,工程的圍板愈來愈華麗,變成了一種廣告或公關形式:圍板上以華麗攝影或商業樣板圖案,去講述自己的工程內容,比如購物,飲食,美容——而因為新建的商業化建築與原有的庶民化歷史建築呈取代關係,於是圍板上有時甚至畫有古蹟、樹木,想用口號和宣傳字句,以2D畫面取代實物。老實說我初期看到時簡直是驚怒交集:How dare you!把自己親手毀滅的說成就是自己,這種狂妄自大病態到什麼程度?如今的都巿化是擴張型的,一種笑容可掬的侵略,鵲巢鳩占。

在脂粉過厚真心泯滅的後消費時期,我懷念早期城巿的平板。因為物質的進化尚未過度,所謂福特時代的氣質,它自我定位為工作、刻板、集體、拘謹、規律,不敢自命可以取代自然、娛樂、獨特、放縱、自由、創意。那是一種本份,謹慎而坦率,不騙你。2005年起香港講「集體回憶」,反對拆卸一系列殖民地時代的公共建築——藝術家麥海珊的獨立電影裡,有一個長達十分鐘的黑白鏡頭,就是無聲無息地一直拍著天星碼頭外的某個雪糕攤子,掛著一明一滅的小燈泡串,一明一滅的童年情懷。那麼普通、平民、樸素到可笑的事物,鏡頭卻深情地注視良久。網上看到一張中環天星碼頭的舊照,灰灰的天色,綠白雙色的雙層碼頭安靜無聲,想來亮著的也是環保節約省事的光管,而我僅僅看到碼頭旁邊的石長凳就很感動——那種石長凳由青綠或棗紅的紙皮石鋪成,約四尺長,向中央微微弧凹,一個人可曲身枕臥其上。只是非常普通的東西,但後來竟然沒有了,公園和街邊的椅凳都加上了無謂的扶手,用來阻止露宿者在上面入睡。記得當2005年保育運爆發之際,一眾歷史學者曾經很不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輕人和巿民,想要保育一些外形平平無奇、沒有皇親貴胄足跡的平民大眾公共建築。其實我們想保育的,就是那個平等開放、不高調不浮誇的城巿氣質,這是一種低調治理和初級商業的世界,人人有機會,萬物初生各有一席之地,世界並不擠擁,像邦迪亞上校的父親帶他去看冰塊的那個下午。

而後來我們無聲無息地進入了敵對者互相抄襲的取代年代。

目前,城巿與鄉村的敵對狀態愈來愈強烈,因為香港城巿的發展把原本已經弱勢的鄉村迫到新的邊緣。在立場上,我反對各式由政府強推而未能滿足所有鄉村居民需要的發展;然而在另一層次,我心底狐疑尚未消除,城鄉常常已經不成對比,因為它們都急於表示:我能提供你所提供的東西。我懷念,坦率承認局限,鮮明做出分別,無意滿足任何需求,粗糙而不取悅人的,平凡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