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與青春本土 小談董啟章

董啟章是今年書展的年度作家，也是歷來最年輕的一位。董啟章早已是香港最受重視的作家之一，他多年來堅持創作，書寫與香港本土相關的嚴肅創作，思考重要的主題，作品在兩岸三地均有出版，《地圖集》的英譯本亦曾獲獎。他已是最被寄予希望的香港文學中流砥柱之一了。

堅持創作之難

在香港，文學處於社會邊緣，安靜無聲，嚴肅文學的生長空間尤其狹窄；彷彿能在台灣出版著作，反倒是嚴肅文學家可以持續下去的標誌，西西、董啟章、韓麗珠一系，莫不如此。董啟章的創作，中期曾有後現代的組裝式遊戲形態（如《繁勝錄》、《地圖集》、《catalog》），回歸現代主義式大部頭的長篇寫作，由2006年始迄今仍在創作的巨構「三部曲」，已經被期待到對他自己都形成壓力。是的，在香港寫作長篇巨構並不容易，作家必須維持一種「異於常人」的生活狀態，才能一頭栽進小說的世界中。為藝術的長期投入，聽起來很幸福；但如法國文學評論家布朗肖所說，寫作本是一種面對死亡的過程，那麼寫作長篇就是長期面對死亡，那種心理壓力可以把人壓碎。

而董啟章，雖然已經是「全職作家」，卻還要擔當父親的日常角色，處理比一般家庭更大的壓力；而他心中，亦一直存在某種自我的壓力，或者是接近愧疚感吧——董啟章常常談到（見《對角藝術》），他覺得自己能夠從事文學創作，是因為有人替他做了更瑣碎和低層的工作，所以他對於日常的售貨員、侍應、辦公室一族，有時也會抱著感恩和愧疚之心。而其實，作為父親，他也要面對日常的瑣碎性，對於他本身精密抽象，而且細緻如普魯斯特的感性之消磨。

青春潮流  本土關懷

一般人覺得董啟章很嚴肅，但我覺得董啟章作品有一種永恒的青春狀態。他喜歡寫年輕人，在成為中年的父親之後，他依然把理想寄託在青年題材。《體育時期》的他說過，他迷戀青年的「門檻狀態」，即介乎進入校園的理想世界，與社會的規訓與程序之間，青年的朦朧狀態——仍然可以選擇，只是不知如何選擇。早年的《小冬校園》等作都以校園為題材；《體育時期》的主角是高中到大學的青年，喜歡搖滾與文學；《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有上一輩的香港歷史，但主線仍是正在形塑自我的青少年；《時間繁史》裡有青年文藝團體的故事；這種青年文藝讀書團體，在《學習年代》角色更形重要，近年的董啟章更積極吸青年社運的實踐，在書中與他們對話；新作《美德》，仍然有青年群像，青年喜歡的活動更由文藝增加至運動如攀石。董啟章的作品一直以中年與青年的對話為核心結構。無論被生活圈子限制到什麼程度，他仍然希望以各種方法，進入青年的世界。所以董啟章作品之純潔程度，也是非比尋常的。如果你細心一點，董啟章也有相當令人發噱的幽默好玩。

董啟章自《地圖集》開始書寫本土，開始是以概念性入手，如虛構夾雜真實的《地圖集》，《繁勝錄》以採樣紀錄的風物誌形態加入小說的預敘時態和敘述角度中介，均是以小說對峙和中介歷史，印證回歸前的集體反應。至《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開始，董啟章開始以各種方式去重新觸摸真實，「歷史」不再作為被質疑的對象，而是有待發掘並須透過參與去建設的對象，主體是在歷史中同時被形塑的。《時間繁史》之後，董啟章變得更為當下（儘管他的生活形態可能是更為隔絕），關注本土中持續進行的一連串青年抗爭，讓這些抗爭與知識主體在小說中現形。此時董啟章的本土反而不再是外地人都能一眼辨出的符號，而是為本土奮力者所能辨識的軌跡。

公共追求與自我懷疑

自保育運動之後，談本土不能再限於私人獨語，董啟章在作品中更大規模地處理「對話」——小至《時間繁史》以長篇粵語對話去處理嚴肅的人生思考，大至三部曲整體的多聲部結構特色。而這種對話也擴展至真實層面的公共參與，包括在保育運動、政治運動中發表意見，更包括他一直戮力推動的香港文學館倡議運動。董啟章推動的文學館運動，是以「文學公共性」入手，即超越私利、進入主流敘事、同時表達對於社會議題的看法，並有深入淺出而多樣化的多媒體表現方式，讓文學在香港的重要性及可能性突顯出來，不再只是為少數精英服務，而是呈現為整個社會的基石。這種公共性擴闊了社會對於文學的想像。沒有人想到，斯文貴氣如董啟章，搞起運動來，也是一匹火麒麟。

我最喜歡董啟章的地方是他那種知識份子的反省精神，在作品中呈現為後設技巧，常常質疑自己的權威和結論。一方面非常沉迷於藝術、技術、知識的細節，同時另一方面則非常容易自我質疑。董啟章書中常有自己出現，如「黑騎士」、「獨裁者」等，其實這些形象和別人眼中的他形象相距頗遠……單就這種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的距離，就已經很文藝很青春。董啟章有其弔詭性：他的抗爭在書房裡，他的對話在大腦中，他的沉重是不存在但卻真實的。


（刊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