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2014

依戀





都傳說旅行是棄物的好時機,把舊衣服帶去,穿了後直接扔掉,節省皮箱空間,也添加例外與重生感覺。這次趁到愛荷華三個月,便把兩件衣服帶去,想要棄掉。一件是TOUGH的套頭樽領有帽黑毛衣,很適合在示威時防禦,在2005年反WTO示威時穿過,吃過水炮,浸了鹹水縮起來也變粗糙,再不合身。另一件是REPLAY的黃綠格子洗舊軟布襯衣,中四時買下,衣齡迄今已近二十年,在2006年闖入天星碼頭直接行動阻止工程時穿過,近年逐漸變成頹廢衣著。
 
衣服留著當然是為紀念,一直無法放棄,想想寄情於物太過癡愚,季中便在酒店裡,把衣服攤出來,左看右看,給自己藉口扔掉。晏幾道〈鷓鴣天〉:「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疏狂」;納蘭性德〈沁園春〉云:「欲結綢繆,翻驚搖落,減盡荀衣昨日香」。此二皆癡情者,下場亦不好。

紀念什麼?香港的革命不入正史,官方歷史(假若有)都將一切說成是由上而下的賜予,則革命與行動的過程與成果,都只由個人的筆甚至個人的身體記憶。台灣作家房慧真在臉書上形容過自己通宵在立法院守衛,過後整個人又髒又臭,「在這些狼狽的身體裡面,眼神卻異常明亮熱烈」,「真正的『活著』」;「將自己身體的界線徹底交出去,築成肉牆,好擋住國家機器。只要一旦銘刻了這種抗爭的身體感,真的,就再也不能忘。」說的真好,完整傳達了「運動」讓人上癮的精髓。

對革命的依戀,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體上的。那狼狽中的美麗,彷彿一輩子不能在別處尋獲。過後記憶尋找寄主,要麼是紀念碑,要麼去到個人衣物小節。回到居住的旺角,看著佔領區守夜的人們(我想金鐘亦然),我猜在這樣苦夜冷風中都不願放棄的,乃亦出於這種無法割捨的依戀。

躊躇不定,我把舊衣捨棄的計劃告訴最要好的德國詩人安雅。德國人情感節制,安雅恪守節物原則,她說自己是個經常扔掉東西的人,「但這種東西,你還是不要扔掉吧。」其實我已經知道自己是不能把它們扔掉的了。

是誰說過,愛如登山,如果攀到極高處,便難以下來。是貪戀山頂的罕有風景?我想其實是攀登過程中的決心、意志和狀態,怕自己下山後不再是那個如此絕對美好的人。登山者都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難,下山才易受傷。而初次攀登者,也許並沒有那樣的心理與技術準備,回到平地。

把心交出去,人易離魂。臨別依依,阿根廷作家安慰我說,這是永恒了。為了不超重,我扔掉了23件衣服,但把那兩件帶回來。在飛機上一再試圖上網,在臉書上尋找其它作家的蹤跡。而我畢竟回來,我知這個城巿有不美麗的消息在等著我,佔領區就是一場苦戀。依戀太重,每次都想回到原點,把犯過的錯誤取消,重來一次,證明自己可以,證明世界值得自己踴身投入。依戀腦中的安多酚與肉體的無懼拋擲。


(刊明報世紀)

10/15/2014



跋涉


有一天醒來,人們發現
自己已不再需要多餘的覆蓋。
他們發現自己手上有一柄傘子,讓他們可以
往遙遠的天空跋涉。他們被拔掉的智慧齒
重新長出來,他們在痛苦中清醒
                     
五金店拒絕了鐵,只給了他們眼罩
浴室拒絕了泡沫,只給了他們毛巾
廚房拒絕了刀,只給了他們保鮮紙
經文拒絕了祈禱,只給了他們口罩
旗幟拒絕了徵號,只給了他們花的意象
一種拒絕繁殖的花,紫紅滄桑
無視根據季節的命令,隨時開放

他們因為一無所有而輕快
因為意志而傾向柔和
他們的手向天空高舉,成為一棵棵樹,
長出橄欖綠的葉子
抽象理念的雕塑,比如一雙白球鞋般
樸素,像一個書包般
充盈,接近一張欅木椅那樣
承受,穿過荊棘鐵欄的玫瑰那種
自由

在自由中承受,在承受中
前進,在辛辣中
柔和。在驚訝中
平靜。在獨立中
連結。在最後的關頭
沒有隱喻。真相
赤裸焚燒,火中的松果劈啪滾動
煙霧覆臨,他們忘掉自己的赤足
因為他們看到自己的臉,從未如此清晰

死亡的奏樂並不能停止他們
各種試煉都無法擊倒
他們小而脆弱的傘。
他們向天空深處跋涉
那時他們並不思考太多
一切的鐐銬都失去了重量
克服所有的記憶,所有的鳥群隨之尖鳴起飛
那是我們從未見過的
巨大的雲

(刊十月四日蘋果副刊)




10/13/2014

來到圖書館




我在晚上十點之後到圖書館去。美國秋夜的氣溫可驟降至十度以下,來自蘇丹的女孩問我是不是瘋了。我想,這可能像香港人去台北總要泡一泡24小時營業的敦南誠品。

愛荷華大學的圖書館主樓,逢周一至四晚通宵開放。在一個以大學為主的小城巿,當公共的資源如此豐富,或者不需要24小時的書店。導覽介紹圖書館資源時特地帶我們去東亞圖書部,同行的華文作家多關心有沒有自己的書、有哪些台灣書,但我看看這個華文部未必能和香港的比,於是便轉向去找香港借不到的英文當代理論書。比如阿甘本(Agamben),實體書連電子書及評論文章有千多條資料,有不少是二手資料評論及雞精書,證明阿甘本真是有巿場,終於感覺到與西方當下思潮接軌。

我已經很久沒去圖書館,或者我的習慣還是在書店多於圖書館,香港圖書館太多不愉快經驗,之前受在圖書館工作的文友啟發,想寫個關於圖書館的小說,下筆竟全是批判的描述:地小、人多、聲雜、書不全、借期短。大學圖書館比較適合我,在這裡又聞到撲鼻的舊書紙頁氣味,自然就心花怒放不可抑止,幾乎要笑出聲,想要像劉鎮偉《仙履奇緣》裡紫霞仙子般說「我而家鄭重宣佈,呢個山頭所有野都係我既!」,指路的圖書館員見狀暗笑。

可借限量是多少,人員也說不清是一千本還是兩千本,總之,是令限額變成無意義的數字。這樣會否導致公共資源被霸佔?我想借的The literary Agamben : adventures in logopoiesis ( William Watkin, 2010)被人借了,要call回來,本擔心對方不肯還,誰料很快就收到取書通知,心下簡直是感恩——想想這才是合理:自己看的書人家也有興趣,本乃可喜,理應玉成美事。看來足夠的公共資源,方能取消人的私心。

還書期是2015年六月。我想起當年做論文時,所有書都逾期,我想香港學界研究者付出的罰款也應該是天文數字了。其實如果是做研究,一年的借書期才合理。

夜間的圖書館人很多,學生們都在做功課。我也借了電子書,抱了一堆理論書和文學評論回去不在話下,也選了一些中文經典,像高陽、周汝昌、俞平伯的《紅樓夢》評論。異鄉備戰《黃金時代》,借了胡風、梅志、丁玲、魯迅的回憶錄和散文集,哈爾濱出版社的《蕭紅全集》上下卷在我手上(應該就是曹疏影用的版本),現在在香港圖書館應該被hold到超

過三十個人了吧。借書太多眼看拿不了,圖書館管理員主動建議,有遞送服務,兩天後可到手。

美國並不是樣樣都這麼方便,至少在借書方面,我不懂挑剔了。這自然是大鄉里的興奮,從地獄上升的欣喜。德國的女詩人安雅就神情安靜,說德國的圖書館也就是這樣,反問我,香港不是這樣麼?德國人對閱讀的認真是出了名的,聽著我的苦水,她笑而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