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說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如果是那樣,現在我們的年代便是「實現的年代」。「理想」「實現」了。王小波《紅拂夜奔》:「我想證出費爾馬[定理],紅拂想逃出長安城,都是為了找一個指望。這兩件事我們都做到了,而後來發生的事我也已說過了。事實證明,根本沒有指望。」
關於教育改革,許許多多我們詬病已久的東西好像正在消失,好日子好像正在來臨:專題研習、閱讀計劃、通識教育、廢除範文——偏偏我們一點都感覺不到。每次它們出現的時候,都是1.以空降政策的姿態出現的;2.空有理想欠缺配套設施;3.老師根本不懂得教,實在百上加斤確是不合人道;4.有人冷笑:總有一些坊間的精讀精補可以代替的(連梁文道都說「不背誦、講創意」會影響教育「使階段流動」之作用)。你以為制度改變就可以了嗎?不成文的制度才可怕,像「學習只為找工作」。
或許是我太恨李國章,我總想像是他把這些一眾知識份子要求了很久的東西故意實現在我們眼前,要把改革意識連根拔起,讓我們相信改革是不可能的,因為改革也沒有帶來改革,而且改革的降臨姿態實在欠缺我們所幻想的正義感覺。(讓我也來意識型態一下:這一切都是李國章的陰謀!就像香港的反智都是陶傑的陰謀。)
我討厭整個中學中文科對文學的概念,但不反對文言文。這是整個中國文化傳承的問題,我們的前現代文學若只能變成白話文,是很可惜的事情,因為美麗的東西都會沒有了(兒童版的《紅樓夢》、《西遊記》真是無法讓兒童時代的我提起書來),文學的能力存在於文字形式中,大部分的愉悅也在那裡。而中學中文科的「修辭」,完全是以「答案」的性質存在的。另外還有概念上的問題:在這個世代,還須要兩篇反戰文學(〈兵車行〉、〈弔古戰場文〉)嗎?除了悲天憫人,我們對作家人格欣賞的面向,能否擴闊到「幽默」、甚至「尖刻」的層次?甚至,以範文培養出「反規範」的意識——難道文學不是反規範?
教育改革能夠改到這些層次嗎? 老師本身能明白這些嗎?當過老師的,我知他們的難處。作為外人,我看專題研習是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有趣;但看初入大學的中學生的言論,卻看到愈來愈多的僵化和淺薄(當然我們以前也僵化淺薄,但他們有專題研習和大量活動教學法,我expect他們會比我們更好)。我問自己,到最後我是不是相信不變應萬變,以至小國寡民,唔做好過做?這和看守政府/但求無過/以合約制聘請人的短視政府分別何在?
我很想直視教改的各種具體問題,但不免因為個人與社會無法剝離,寫社會問題忍不住像我的大部分文章一樣,變成了對自己的質問。反過來說,這未嘗不是一種自我中心。<--兜兜轉轉,反插再反插,愈來愈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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