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瘋狂失眠。在網上找到有人在高尚的場合罵自己，但不在場也無從辯解，或者終於是要背負這些。為了更高遠的目標，一定要背負那些惡意。但願我只是吃得太飽，才覺得那些惡意難以消化。有時我簡直累得想說，算了算了，如果我不是罵你們，而是愛你們世界就會變好，我就盲目地愛你們吧。
實在感到，如今時世是不同了。每年六四，本來都有左派出來想挑戰六四，去年有幾個死得慘的，今年就沒人再說話了，但直接用來做「溝通」籌碼、直接搶走女神像。如今還了女神像，但我還是覺得如家人被侮辱了一樣難過。溫水煮蛙？如今漸漸連溫水也不是了。
手上積壓著幾篇文章要寫，想寫的又是另一些，自從被公開信、投訴信和申請書干擾太過，我都不知如何重新建立良好的書寫韻律。寫到一篇李維怡的評論，就想起之前——都忘了是幾時寫的，有段時間我一個月只能接一篇文章——給旺報寫過一篇文章，貼在下面。
也不知是否要把所有想寫的文藝評論、書評、詩、blog、無聊文章、文化政策批評、公開信、聯署書、facebook訊息都寫出來，我才能夠睡得好。你看我想做的東西總有十樣以上，做得了其中四樣，我也不至於如此人模鬼樣。）
彼此的出口 ——香港近年的文學與社運連結
在「野草莓」學運期間，台灣的朋友來邀我聯署支 持，言談中提到台灣的作家比較少像香港的作家那樣，鮮明地站出來支持被社會邊緣化了的社會運動。這話讓我們挺詫異，因為我們這些文學人、社運的散兵游勇，其實常常是在台灣出版的論集、作品中汲取營養，並受其中崇高的理念激勵引發，而從書齋中走出來的。
啊，莫非各處的社會，都同樣面對著現代化的疏離與分工精密，以致被隔絕在各自的領域裡，面臨被各個擊破的慘淡命運？衰亡或許實在毋須否認，但轉機往往亦孕生其中。
隔絕與轉機
確實，文學與社會運動近年在香港出現了清新而有 力的連結。這必須由此種連結的衰淡前事說起。知識分子本素有關懷弱勢的使命與歷史，而在香港社會激進的商業化進程之下，知識分子已長年被邊緣化，社會言論領袖的位置由「專業人士」（醫生、律師、學者）取代。香港一般各地的基層運動總不免相信「先談生計、再談藝術」的次序，暗中認定文學藝術是小資產階級品味事業，與基層的關懷不咬弦。至於文學，它本身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中就被邊緣化了，文學人被隔絕為與社會不相干的人群，在傳媒主導的影像社會裡失去共通語言，並暗暗相信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獨自地自由寫作。這是一種受統治技術介入而產生的現實，不僅存在於香港社會，而是當代國際社會裡一個危險而無法扭轉的趨向。
然而，如今在香港的情況是，新一代的文學寫作者，及社會運動人士，已經識破了邊緣化的統治技倆，知道了連結的重要性。尤其，近年香港社會最具活力的社會運動議題，是保育運動或曰「空間政治」，即是大幅而激烈的城巿縉紳化、貴族化進程， 同時消抹基層的生存空間，以及文學人所重視的本土歷史、個人經歷與情感。這種空間政治的成分複雜，包括個人情感、生活歷史、地方認同、求生與職 業、流動與根著，是一種關於生存方式的鬥爭──文學與社會運動便重新找到了對話點。說得再簡單一點就是，清貧的文學人，其生存本身的質地，就與舊區的基層接近；老派文人所聚集的舊式茶樓、舊區茶餐廳，都被商場與豪宅驅逐。而香港近年的保育運動，其觸發點往往在於，巿民發現平時生活裡並不起眼的小環節，不知不覺的被拆毀，因而產生對城巿發展方向的強烈質疑。在社會運動的推動下，文人發現自己的傷感並不個別，而是由政治經濟介入而造成的集體效應；而一般巿民、社運分子，則發現若要推動空間政治，必須借用文人的柔性話語、處理情感的知識系統。而香港文學的歷史，與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 都是被根據統治者利益而編定的大論述歷史所否定、放逐的，飄散在風中的真實歷史。一旦識破迷障，文學與社運便同時意識到，彼此乃是同命，互為換喻，可以連結。這種龐複而待處理的生存感觸，模糊而焦躁迫近的歷史感，我想台灣的文學人、社運分子，亦有同感吧。
創作的異端突起
在此我亦願以數位通過文學來處理社運議題的作者，來呈現近年香港文學與社運連結的形態。首先是寫小說的李維怡。她游離於文壇之外，專注投身社會運動，自命非文學人，斷續寫作，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去年出版厚厚的小說結集《行路難》。李維怡以其社運體驗，能夠描寫超越大眾傳媒報導的社會現實，例如重建區的街坊生活、非法居港的人士的辛酸夢想、性工作者日常生活與各種隱形的壓迫。李維怡的形態傾向傳統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文筆曲折婉轉，而場景設定極有實感，在細微處有強勁的爆發力，有時催人淚下，是近年香港文壇難得的異軍突起。
另一位表現傑出的是台灣較熟悉的詩人廖偉棠。廖偉棠以其知識的廣度和反權威的性格，一直是旗幟鮮明的反對者，近年他以攝影者、示威者的身份參與社運，以內在於社運的角度，去寫出許多反對意見、許多激勵性的歌謠。一般以為由當下激發的作品屬於揮發性、力量不能長存，但廖偉棠的詩歌變化多樣同時兼具厚度，有非常清晰鮮明的個人聲音，在詩中既與各種文化脈絡對話，又能為當下現實撫掌放歌，他啟示了一種開放自我生命、與外在互相激發的寫作狀態。詩集《與幽靈一起的香港漫游》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第三位是詩人陳滅，我私下認為他的《巿場去死 吧》是近年香港最具突破性的詩集，說是三十年來最重要的詩集亦不過譽。陳滅近年也有參與社運抗爭，他處理與保育議題相關的詩作，其實並不一定和社運的昂揚主調配合。但作為文學史研究者的陳滅不但像傳統知識份子那樣著重崇高的理念、關懷被滅聲的弱勢人群，同時他還有更高遠銳利的眼光。他的詩作具虛無語調，卻能尖銳地戳破現實的虛幻。尤其珍貴的，是陳滅開發了一種獨特的語言，能夠把玩商業社會中泛濫的垃圾語言，變其為一種黑色幽默的荒誕語言。諧擬商業語言是常有的技巧，但能做到像陳滅那樣絕不浮滑、背面敷粉、反向揭露出商業社會隱藏的辛酸的，當下還是絕無僅有。
經驗匱乏者的突圍
被邊緣化的文學作者通過社運，找到了自己的題材與人群。社運分子、受壓迫的公民，則在作品中找到了更凝煉而具爆發力的言說方式。邊緣者互相找到自己的人群。正是如此，我會說，文學與社運的連結，就其創造性和激發力而言，可稱欣欣向榮。
而同時，駱以軍先生有個詞深深敲中我心坎的：經驗匱乏者。這是一個經驗匱乏者的年代。尤其對於當下的年青寫作人而言，他們被教育制度、壓榨人的職業、官僚化的社會，分隔在窄小的圈子裡，包括筆者自己，都是經驗匱乏者。社運給年青寫作人開出的課題，或者是，在現代主義的陰影之後，在後現代虛擬油滑的社會中，我們如何言說一種集體、龐複、當下的經驗？一個似乎遙遠而又熟悉的寫作領域。
對於廣大即使未必有意創作詩歌或小說的經驗匱乏者而言，群眾運動的那種動盪感，歃血為盟的義氣，各種差異極大的主體之數十年 的生命的厚度，被高度集中在「集體」中，多樣性在隊伍中如潮湧捲而來，這種經驗陌生而刺激，或者正是這種經驗的多樣性到達無法消化的程度，許多社運分子都無法抗拒在個人博客裡進行書寫，嘗試消化與記錄。
社運是文學的出口，而文學又何嘗不是社運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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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連結，大家有時間可以多去看看，他們做得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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