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雜誌

文學雜誌今年據說有七份（還是更多？）入紙申請，藝評雜誌則有九份，一方面《muse》則停刊，香港文化界製作自己的媒體之慾望，簡直是谷到爆炸。小眾印刷到底是不是出路？但另一方面，從小眾起家的文化雜誌若再回到分眾印刷，到底是歸位還是倒退？


聽得到與見不到
文學雜誌與文學發展空間

文學近年在香港社會的能見度和影響力大大增加，文學館運動、文學獎、大型文學活動及重點文學書出版在媒體上的曝光增加了，聲勢遠勝五、六年前，也在兩岸三地延伸了觸鬚，令香港文學更受外界注意。這與近幾年數份文學雜誌的活躍絕對相關。文學雜誌的生存空間，以及文學發展的問題，重新引來兩岸三地的關注。

藝發局制度的突破

藝發局的文學雜誌年度審批已經開始，在巿場失衡的商業社會，藝發局的資助是令文學讀者擁有選擇的重要窗口。藝發局的文學雜誌審批制度常受抨擊，筆者也常為文批評，包括去年因《字花》削資而發起的聯署抗議運動。

有些進展是正面的。事實上，藝發局今年發出的文學雜誌審批制度與往年相比，有少許改善， 包括會面時間增長，讓申請者與審批者有更多時間作當面交流。最重要的，是文學雜誌終於有兩年資助的可能，優秀的文學雜誌可以預期來屆將會獲得類近的資助，可以作相遠較長遠的計劃。這是文學雜誌從業者多年來的盼望和訴求。這些結構上的突破，有賴社會及文化界內部的支持，以及在制度內工作的有心人之努力。作為文學人，筆者想對他們表示感謝。

事實上，當《字花》因削資而舉步維艱，我們選擇要求改善制度而非只是改善自己的境遇，也曾被冷嘲「不會有用」。但我們選擇凝聚文化力量來要求改善，終於令到制度有了一點杯水車薪的改變，令文學界提了逾十年的要求有點回應。這個改變，其實值得我們銘記：它是以集體聯署抗議的方式來達致的。

筆者曾私下與一位堅持文學雜誌資助是用來滿足文學界山頭需要的審批員討論，他認為，寧可規定每份雜誌都只做三年，寧可原班人馬幾年後換個名目再作申請，都不同意長期支持一份雜誌。筆者認為這種思維其實非常阻礙文學發展。試想想，一份雜誌如果做出成績，成為一個受認同的品牌，卻在站穩陣腳後又被連根拔起，隔幾年就算原班人馬出動，作者網絡、發行網絡、讀者社群，都要重新來過，從雜誌運作的專業角度來看，是荒謬的自我削弱。藝發局已經確立要長期扶助有質素的申請計劃之方向，文學界為何獨獨被排拒在外，實在有違情理。

文學豈是次等公民

藝發局雖有正面改變，但仍需改善之處依舊頗多。在制度上，文學常被視為「次等公民」，意思是許多其它界別享有的制度權利，文學界卻獨被排除。例如，藝發局各界別都設有「一年／二年資助團體」，但文學界別卻沒有，只有文學雜誌。這意味著，藝發局資助其它藝團的行政工作，卻只資助雜誌的出版工作——其實雜誌必須應付極大量的行政工作。有文化視野的人都知道，現今雜誌不能只靠單向的出版，純粹提供發表園地，結果只會perish。文學雜誌也需要經常舉辦活動，與各種團體合作，以網絡等更機動的方式去傳達文學資訊，把文學與學校連繫起來。現在發展得比較健全的藝團，方向大抵都如此。藝發局以藝團的標準來對待文學雜誌，卻不給雜誌相應的支援，這如何說得過去？

《字花》之所以發展得比較好，每年可以舉辦或與團體合辦十多次活動，接觸數十間中學，完全是因為編輯義務工作而把錢用來聘請一位有心有力的全職行政人員（超低薪又經常OT）。藝發局必須承認這些在出版以外的工作之價值。

現在資助計劃的審批經時，根本不能配合文學活動機動和緊貼社會及出版動向的性質。《字花》在尋求藝發局改善制度的時候，藝發局藝術支援組的主席鍾樹根先生，認同文學雜誌辦活動來推廣文學是值得鼓勵，主動提出過要設立一些新的資助項目，讓文學雜誌可以申請作每年常規活動的資助，填補這方面的空隙。希望藝發局接下來可以真的有所跟進。而且，這些民間活動，本也是藝發局的成績之一部分，藝發局應該主動紀錄。本屆香港文學節的展覽內容豐富，但其紀錄的十年文學活動只有官方的數次大型交流，這完全脫離民間每月都有好幾次文學活動的現實，也證明了建制與民間脫節，藝發局應該接起這方面的銜接工作。

青年力量是關鍵

筆者做了五年《字花》，一如做了十多年文學雜誌的關夢南先生，在此我們要大聲疾呼：青年力量是文學發展的關鍵。儘管我們都很重視文學前輩與同輩，但扣回文學雜誌來看，青年讀者、青年作者集體注入的新活力，更能令文學有聲有色。他們的參與、熱情、出其不意，激勵著文學人，也振醒社會，見證香港社會不止拜金與實際的一面。

而筆者想提出，接棒者也是文學雜誌接續的關鍵。回想前文那位藝發局審批員的思維，他認為要以將一些刊物踢出資助名單來保障雜誌資助的開放性，其實，開放性應該由健全的雜誌內部去營造。如果有成績的雜誌可以一直汲納有見識有熱情的青年，讓他們加入運作，把雜誌原有的根基用來讓新人有更多摸索空間、慢慢成熟，這些青年會對文學發展有很大幫助，甚至也會成為文化界傳媒界的生力軍、觸發器。而且，誰說新舊不能融合？《字花》1月號便請得《素葉文學》的編輯許迪鏘先生擔任客席，炮轟他最痛在心頭的語文教育問題。

《字花》五年，每年都有不勝負荷的編輯淡出，同時每年都有新的編輯成員加入。比如今年，有「少女三人組」（之前男編輯強烈要求「希望編輯部不要只得已婚女性和兇惡中女！」），她們辦「會考，問你死未」專輯，在facebook推廣資訊，搞「字花活頻道」，主辦文學節的「不文學」座談，策劃多項計劃資助，其銳氣堪稱起死回生。老牌手作詩刊《秋螢》七十年代創刊、停刊，千禧後復刊，去年又再停刊，令人惋惜。據筆者所知，《秋螢》一直醞釀青年的接棒班子，去年因申請藝發局觸礁，青年接棒不成，《秋螢》便意興闌珊要休息一下。文學雜誌能否有第二代，也是雜誌跨越仝人組織再作發展的轉捩點。我甚至願意說，這是一個更值得面對的挑戰。

抄小道．新形式

韓寒出版《獨唱團》稿費特高，新銳跳脫，打破內地傳統文學雜誌的框框，聲勢極大，甚至令內地其它文化巨頭亦計劃推出文學雜誌。韓寒個人的魅力加上內地傳媒業方興未艾的狀態，才有如此突破。相反進入後工業時期的台灣和香港，出版的成本都成為文學雜誌的難題。港台亦有抄小道、減低印刷成本來突破的例子。台灣的林德俊、謝進三，推出A1開度的《詩評力》季刊，專攻巿場最小的詩歌評論，強力壓縮字數，以forum的閒話形式去拉低詩的門檻，以圖增加詩歌人口。策劃誠意和新意都可嘉，但台灣綿長的書面語風氣，壓縮了評論字數改變了語氣，仍是台式碎碎唸的感覺——這將會催生台灣文學界的新風氣、帶動板塊移動嗎？

壓縮字數方面，香港這邊陳強、阿Bu的《黑紙》形式更為極端，A5咭紙，每期以一個字為主題，一面印滿與該字相關的數十聯想句，連作者名都不刊出，每份售價一元。這種壓縮度真是驚心動魄的，幾乎純是文字遊戲，只夠做一句微博或facebook status，所以他們也謙稱自己是「偽文學雜誌」。其姿態和創意很有意思，也讓人不禁感嘆：喜歡文學的人要在巿場裡活下來，就要把自己壓到比香口膠更薄嗎？在這個意義上，《黑紙》的創新形式揭示了某些難以面對的真相。

上述三份新文學刊物中，都有網絡語言形式衝擊文學的痕跡。就此，它們比那些一成不變的傳統刊物更有歷史意義。而最近傳聞崑南和心雪推出電子書詩刊《詩++》，乾脆以針對對象小量印發的電子書形式來替出版減磅。崑南遊戲文壇多年，一直非常沉迷把玩新出現的媒介，旁人看來亂搞一通都唔知佢做乜，但這種先鋒的精神確實值得敬佩。

堂堂正正

有人以壓薄縮短的新形式，借力網絡來做文學雜誌，希望這些不要成為官方不資助的藉口：正式和較具規模的出版，始終是一條儘管荊棘滿途都要開拓的正路。看看崑南、梁秉鈞、葉輝、關夢南等等文學前輩的履歷，他們名下辦過的文學雜誌會有十多份。一方面這證明他們的可敬個人活力，一方面其實也側證著文學愛好者的社群凝聚又飄零的慘淡——文學難道是以沙堆起的城堡，那麼困難那麼宏偉，那麼一推就倒？這不止是文學本身的貧弱，更是無根社會的悲哀。

網絡可以幫助傳遞和聯絡，但它的持久力成疑，也不能幫助建立經典和進行有深度的廣泛教育。近年文學聲音處處，正是因為雞肋糊口式政策支援已經不敷民間需要。我們要堂堂正正。

民間要籌資辦較大規模、廉宜而公共的文學活動，除了藝發局，現存政府建制裡竟無其它門路。圖書館是相對封閉的官僚體系，凡事要由它們採取主動，若無有文學識見又主動的主事者，民間團體便不得其門而入。康文署和民政局，好像簡直沒有文學的對口單位。政府今年10月成立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這總算是處理了巿政局被殺後的懸宕局面，民政局終於不是只得表演藝術委員會和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兩個單薄（且偏重表演藝術）的諮詢組織。但是藝術諮詢委員會，向政府提供意見的範圍只涵蓋「本地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的藝術發展事宜」。文學藝術呢？我們還是要喋血街頭罵破嗓門，才能令政府改變這種看不見文學的荒謬狀態？看不見文學，不就是文盲嗎？要罵到多狠，建制才改變？希望藝術諮詢委員會成員可以主動關懷文學的發展。

願民間力量更壯大，也希望政府可以積極回應民間的訴求，不要再做文盲政府——在看守政府的末期，這樣勉勵有種天方夜譚的味道。馬國明曾諷刺現在掌權的嬰兒潮一代最怕文學，沒看過幾本文學經典——我其實樂於見到建制對文學有更多開放性，以證明它不是文盲。資助文學雜誌搞文學活動，鼓勵文學中的青年力量，建立對應文學的官方對口單位，這些其實不太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