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

（我說想寫好久終於寫出來的書評，此為一。刪節版刊於信報。2500刪到1800呀陰公。）



混亂時代裡，知識的溫柔



在喧囂和吵鬧的年代裡，雷競璇的《據我所知》悄悄出版。

「據我所知」這個書名就已吸引了我。它是一個非常謙遜的條件轉折詞，意味著說話者以自己的知識劃出了一個範圍，以示自己接下來要說的是有知識基礎的，也間接承認也許有範圍以外、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存在，像微一躬身，禮貌而低調。就我的閱讀經驗，在一般講求證據與推論的年代，評論者所說的都有知識根據，卻也理所當然的經常使用這個詞。現在卻很少見到這個詞被使用了，可能是現在的人覺得多餘，你說的當然是你知道的嘛；副刊版面又萎縮，少個成語減減字數。然而，其實我們更經常地看到「自以為知道」而錯亂百出的言論充斥巿面。而雷競璇則說，「歷史學者有一重要信條，盡量少說否定話。」

雷競璇的「所知」當然不是街談巷議八卦消息；他讀歷史出身，在法國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大學，熱愛崑劇與傳統藝術，是香港學貫中西的知識份子，深愛中國文化又能以西方的外在角度審視自身文化，一面埋首古書中，一面隨口引述法國的《世界報》。本書涉獵面極廣，評論時事，賞析傳統戲劇，觀察和勸勉歷史文物展，評彈教育問題，雷競璇都本著一種以知識考察為根據的態度發言，文章裡留下連綿的知識追尋過程，讓知識的趣味慢慢滲透出來，像甘草橄欖含在嘴裡。

釵於奩內待時飛

香港素來有一脈民間學者，以自身的志趣、長期自發的搜集研究，終於成了專家，寄託一生心力。若有碩果僅存，求知慾和論述慾強而未得其門而入的年輕人，不妨參考雷競璇的行事方式。他多半是由一個小疑團開始（如一個字、一個故事、一個形象），浮想聯翩，馬上動手查證（雷氏多度強調現時許多古書在網上可以檢索的方便），追源溯本，推理想像，以世界與歷史的標準評論當下。平日讀書修身積學酌理，但書到用時便可演練傳揚，釵於奩內待時飛。

書中亦有一個「釵於奩內待時飛」的故事。話說2002年，前香港中銀總裁劉金寶因貪污受賄調回內地（後被判死刑），後和廣北來港接任總裁，肖鋼接任董事長。「肖」這個姓氏引起了雷競璇的濃厚興趣，他翻查多本可靠的姓氏譜錄，都無法找到「肖」姓；權威辭書則將「肖」解釋為「蕭」姓的俗寫。「肖」成為姓氏，看來是1949以後的事；但八六年全國發佈的《簡體字總表》，蕭字卻是簡化為「 」，並非簡化為「肖」。而這位肖鋼並不姓蕭，而是姓肖。雷謙謙有禮的追問：「這位肖鋼先生是中國銀行行長兼香港中銀董事長，是吃皇糧的高級幹部，如果他本姓蕭，怎麼可以不顧國家的語文規定，在『也作』、『俗作』之下將自己改為姓「肖」？而一直用繁體字印刷的香港報章又何以不將之還原為『蕭』？難道他真的姓肖？是歷史姓譜和二十五史從未出現過的姓氏？」雷氏翻出這筆姓氏上的胡塗賬，文末又特別強調，「此文絕無影射」。由於挾動社會關注，此文刊出後，中國銀行公關部公開澄清董事長的確姓「肖」。如此文質彬彬而能令官方出面回應，實是知識乘時勢而顯其銳利，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到官方煞有介事出面回應，還可以好整以暇體貼地說，這風波是因為中國在50年代進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漢字簡化，肖鋼是不幸牽連其中。

這既是夾纏不清，但其實過程極端地有條有理，就是讀書人可愛之處。以前的世代，都有一門自己的手藝或自己的學問，傳揚後代，亦證自我的尊嚴。科技發達，本該是讓人更能親近知識，與知識的親疏程度其實視乎生活的習慣。

歷史如何可以有趣

雷氏所學之豐，其實一般人未能望其項背，他的考證路徑筆者亦未能亦步亦趨，但難得是他總是秉持啟蒙立場，從一般人的角度想問題。比如雷氏對許多歷史文物展覽興趣盎然，但卻很明白對於不懂歷史的人來說，那些只是破土罐爛木頭死人頭蓋骨。要讓觀者投入展覽，其中訣竅不但是要解說展物的重要性，更是要提供其它的周邊資料，讓人們能夠浸入歷史中想像當時的整個環境和生活。如果是涉及重要歷史人物的重要文物，更應提供典故和故事，這樣參觀者才能記得住。這些意見踏實合理，雷氏多篇文章簡直是對藝術館和歷史博物館的展覽進行追蹤式闡釋，自動替展覽做研究，只是不知官方有無吸納。

雷競璇特別提到，想像力是需要知識基礎的。比如我們看到一個田園葡萄紋彩陶罐，對葡萄這西域水果產生聯想，但我們還需要知道當年（且當是張騫時的西漢吧）漢哀帝（他穿什麼樣的衣服？性格如何？）在上林苑的離宮別苑（即是哪裡？建築如何？），遍植（多大面積？）葡萄與苜蓿（開怎樣的花？馬匹們咀嚼它時是什麼感覺？）

我從這些想到以前讀西西的作品，她常常對文物和歷史記述問這些充滿童趣的問題。如果《清明上河圖》的動畫版，不是只是集體昂首看動作和天明天黑，而是能以個體touch-screen的方式展示大量宋代生活歷史資料，那大概真正能結合知識去開拓想像的闊度。如果連「畫上的人會動」這麼基本的想像，都要靠動畫來展示，這只同時顯示了歷史知識和想像力的匱乏。

罵的時代

對於反叛而言，這也許是個好時代，因為建制和權威前所未有地顯得愚蠢和不可相信，網絡世界也生產著尖銳抵死一步到位的語言 。但對於知識而言，這無疑是個壞時代，因為人們急於表示態度，而發言根據未必經得起考驗；正反雙方的交鋒，也多是互相宣示立場，末後很少能留下可供後人追尋的知識。

《據》中〈罵人之種種〉評論某才子，說他的罵人不像魯迅和李敖，只是「負氣叫囂」，罵人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能耐，誇張激烈，是發洩多於論事。雷氏也不是不罵，但很節制，比如評論某前大學校長的公文，是「如此中文，讀之頭痛」；中國人社會裡的文學院院長不知崑劇為何物，雷氏評曰「此事至今我仍感費解」。大概在雷氏這樣的謙謙君子而言，批評一位大學校長連中文都寫不好，就已算是很狠了。在味精過多的世代，節制的人往往被忽略——某才子近年大紅，雷氏隱逸江湖。

書中多處與張愛玲對話：張愛玲認為男子生活自由但衣裝單調，雷則回曰：「我作為當事人，意見有點不一樣。」這種輕巧禮貌的淡然異議，禮貌得接近幽默，我等文學少女看得發噱。換了時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氣，一旦不同意，多半開口就罵「不知所謂」、「一派胡言」、或批判對方扣上性別歧視大帽子——哪裡會說「意見有點不一樣」這麼點到即止？有趣的是，身邊的青年人，在細讀後，不少都受到《據我所知》吸引，正是因為它的溫柔優雅。壞時代裡，知識既是尖銳的，也可以無上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