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適逢其會，四個社運文藝青年，聚埋一齊睇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西班牙電影《美麗末日》（Biutiful），又絕症又死亡又孤兒又慘劇又社會底層，我們四人都以眼淺著名，竟然無人落淚，真是不可思議。在種種宏大題材堆砌下，到90分鐘我才敢肯定這是一套爛片——但電影竟死不斷氣地拖了148分鐘啊，男主角死來死去都死不掉，觀後一位朋友提出影片應刪短40分鐘，眾皆稱妙。
男主角有與死者溝通的異能，有前列腺癌絕症，一人養育兩個子女，平時靠周旋在非法移民與警方、黑巿勞工與僱主之間，賺取傭金。他有異能，懷善意，但反而愈陷愈深、製造更多悲劇，最後一無所有。這本來算是經典的希臘悲劇結構。這麼沉重，我們卻不感動，是因為影片太意欲營造絕望，走馬看花，不深入思考問題而將各種問題變成自己慘事的背景；偏偏連自己核心的故事都說不好，伏線要不是沒照顧好、要麼就是實現得太明顯一點震驚都沒有。影片甚至說不上是「人道主義」，也沒有剖析社會現象的能力。它的底子其實是非常保守的中產中年男性心態，包括對性、毒品、家庭的看法。例如裡面所有「性／性感」的東西都代表罪惡與墮落，美女都象徵負面，同性戀就鑄成大錯（而且要死）；家庭問題原來有個外傭就可搞定了（而那個外傭還是偷僱主錢的），所有問題都是由錢搞定的（錢搞唔定的就當然永遠搞唔定），所以主角好需要錢，又為錢繼續犯錯。
關懷社會的文藝作品不止是寄託作者的負面情緒，還要呈現對外在社會問題的思考。《美》則基本上是思維混亂的。想到影片可能會獲得「直面死亡」、「哀傷絕望」、「悲天憫人」、「揭露社會問題」之類的讚美，我就冷笑。
（刊於3月18日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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