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遇見死亡

無人可以迴避死亡這大課題，它屬於永恒的「已知的未知」，我們已經知道，對於它我們無法徹底了解，但又總是不禁去追問，或對之投去情感糾葛綿綿之眼光。中國人常說「未知生焉知死」，又因民間吉凶避諱而少談死；就其文化結構而言，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間的結構去理解死後或神仙世界，兩個世界並不全然在邏輯上對立，亦不隔絕。西方則視生死為對立觀念，許多哲人、文學家、藝術家都從「死亡是生命的終結」開始反思人生的意義，以求在生命結束前做些什麼。

而現實的人，都須要面對死亡、處理死亡，無法迴避。

信念的堅強與脆弱

月前讀到克里斯多弗．希鈞斯的遺著《生命就是堅持信念，走到最終》（Mortality），才知道這位尖銳大膽、不可一世的英國公共知識份子、著名的反對者，已經因為癌症而過世。希鈞斯是美籍英國專欄作家、知名記者、評論家，曾獲美國《外交政策》和英國《遠景》雜誌遴選為「百大公共知識分子」。曾擔任英國《泰晤士報》書評、《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社會科學編輯，後更在無數重要報章雜誌期刊中任編輯或撰專欄，曾於世界五大洲六十個以上國家發稿撰文。希鈞斯著作逾二十本，包括：《給青年反對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沒人好騙了：最糟家庭的價值》（No One Left to Lie To: The Values of the Worst Family）、《為何歐威爾很重要》（Why Orwell Matters）、《上帝沒什麼了不起》（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等。《上帝沒什麼了不起》曾獲得英國科普書獎與萊南文學獎，並入圍2007年美國國家書卷獎非文學類決選名單。

以上書目就可鉤勒出希鈞斯的大膽：他堅持挑戰許多人深信的觀念如家庭、宗教，主張力排眾議要做政治上（及思想上）的反對者；其演講據說十分精彩，極其尖銳幽默——而他正是在一次簽書演講之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十七個月後便過世。驕傲狂妄如希鈞斯，需要直面一般人的難題：面對死亡的不甘，多愁善感與自憐，他選擇連自己也嘲諷：「對於『為什麼是我？』這個蠢問題，宇宙連『為什麼不是？』這樣的回答都懶得給。」

絕症病人面對著自我的疏離，即病症（及死亡）逐漸把他變成另一個人：藥物，治療，痛楚，反胃，嘔吐——希鈞斯一邊紀錄著身體的變化，一邊紀錄著心態的變化：他會前所未有地想望僥倖，又厭煩於各處不斷提供藥方，更煩的是不得不面對：無數新藥在研發，也許真可以救他，只是他沒有時間了……驕傲狂妄如希鈞斯，也不得不說：「不是我在對抗癌症，是它在對付我。」「我不是擁有一副軀體，我就是一副軀體。」軀體相對於精神，對一個知識份子而言，有什麼比發現頭腦並不重要更難過？

希鈞斯藉文學與哲學救治自己。堅持信念、不讓死亡把自己迫出原則的底線，是他對抗死亡的方式。當病情令他失去原有的聲線，他大量引述關於「聲音」的詩歌，總結道：「我想要回什麼？把我們語言中最簡單的名詞以最美麗的方式擺在一起：言論自由。」本書最末未完成的部分是筆記碎語，已經不能成篇，但希鈞斯到最後都堅持做一個無神論者：「如果我皈依宗教，是因為死一個信教的人比死一個無神論者好。」真是很嚴苛，很執著，跟自己過不去——但希鈞斯到最後，也希望捍衛自己的驕傲與狂妄。

現實可有安慰

今夏出版，陳曉蕾的《死在香港》一套兩冊，極獲注意。陳曉蕾已經走出一條以紀實報導來打動巿場兼改善現況的路子，以前的環保、土地題材，都有推動社會的改善，尤其《剩食》一書對於剩餘食物回收，在這幾年功效顯著。《死在香港》「見棺材」一卷探討殯儀業現況，指出香港行業缺乏監管，以台灣「產業—官方—學院」三管齊下推動行業發展的例子作對比，也鼓勵個人化的告別式，探討環保及真正具安慰功能的喪禮形式，並附相當有參考價值的業內狀況及各式訪問，也有實用資料。「流眼淚」一卷則訪問許多臨終者及喪親家屬，也伴以相關社會組織的探訪，披露許多傷痛。全書以很平實的筆調寫成，記下那些傷痛的關鍵句子，但讀者不覺得被同樣刺傷，反而覺得彷彿還有出路。用這種不太難、有方法的路子，把生者拉回現實脈絡，現實還是流動可變的。

《死在香港》設計素淡而用心，比如請不少人士拍攝背面（「身後事」的概念），但隨意而有生機的姿態，令書的感觸溫暖。書中亦有牛油紙的間頁，簡潔安定的句子在數頁中掩映而見，也讓書有和緩平穩的呼吸。死亡需要一點點美術設計，以開啟必要的迴路，無論是要遮掩或彰顯真實。想起《死前活一次》這本書，拍攝死者生前與斷氣後的面容，冷峻卻也讓人平靜。

了解死亡，在程序和儀式裡，於哲學與文學中，安頓自身，通過獲得意義來作為治療，讓自我與萬物，回歸存有之前的平靜。

（刊經濟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