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流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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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單位：六四流行曲
嘉賓：潘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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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星期日明報趕六四稿，從來沒有趕到這個地步，擬不了題連看從頭至尾一次也沒時間、自己也心驚。之前起筆時很順，卻一瀉千里無可收束，馬上就超字了，要刪也不知怎麼刪起——你能在兩小時之內決定如何講述人生嗎？果然出了一點漏子，有一句是重覆了該刪去的。《王丹回憶錄》的書影也該刪去。為六四趕稿，已經習慣並且極其迅速，到了一個地步不懂拒絕。然而，又拒絕什麼呢——「我願意我的書成為像手術刀、燃燒瓶或地下坑道一類的東西，我但願它們在被用過之後就像爆竹一樣燃為灰燼。」便想像這是戰爭期間，自己大量製作手術刀和燃燒瓶的人——到後來大家不需要手術刀和燃燒瓶了，便自行面對著滿屋靜默的手術刀和燃燒瓶；到時我個人會負起與它們談天的責任。

六四事件被我們那輩形容為「大是大非」（可以用對六四的形容詞辨出發言者的年齡）。所謂大是大非，就是有著不可逾越的底線：無論如何，不能同意政府以坦克和槍彈段對待手無寸鐵的人民、殺人而不認賬。碌豬肉的話法，真是「令人十分不安、超越了社會的道德底線」。

1997年我入大學，在中大學生報裡混。因為擔心九七之後不能再紀念六四，學生報自97年開始每年出版六四特刊，在維園燭光晚會上派發。這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今年學生報被打為淫褻，不知道特刊還趕不趕得出來。「不出版六四特刊」，對中大學生報是嚴重的失陷——因為它有著強烈異議色彩的傳統。每年的六四特刊都要從「為什麼要出版六四特刊？是否只是因循守舊為做而做？」開始討論，大學考完試之後狂風驟雨地刨書寫文趕出版，編輯必捱得人模鬼樣。以下書籍大半是在學生報會室裡看的。

《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香港：香港記者協會，1989。

相當優良的六四入門書籍。編著者大部分表現出知性關裡，所梳理出來的八九民運的前因後果，其完整和深思性也遠超現時大部分傳媒的探討。後半部是一些相當精彩的人物特寫，大多同時擁有機鋒與善意，一種尖銳形態的含蓄。

《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蔡子強等編，香港：青文書屋，1998。

以現在的品味看，「學運」已經讓人覺得「不成熟」，「文獻」又令人感覺未經整理，再加上「叛逆」……真是書怕改壞名。其實這本書裡的文章，絕大部分，真的說是學者水平也不為過。那種鋒利的切入方式、前瞻性、對歷史的嫻熟與社會的關懷，幾乎令我覺得，對六四最有深度的討論，在92年已經發生了。這不是叛逆，是經典。

《九份壹》「詩與政治專輯」。

這份是由飲江、洛楓、吳美筠、李焯雄、林夕共同創辦的詩刊，九○年四月出版第七、八期合刊「詩與政治專輯」後停刊。因為珍貴，我把覺得好的詩作手抄到本子裡。詩的形態多樣一如切入八九民運的手法多樣——它與《叛逆歲月》不相重疊，沒有那麼知性和批判性的角度，但情感的曲折和感染力，則當勝一籌。

《國殤之柱文集》，中大學生會出版，1998。

97年國殤之柱的去留風波，寄託八九未了的傷痛願望；而下開「公共空間」的討論：一言以概之，爭取公共空間就是爭取可以表示異議的權力在空間上的具體化。讓一件藝術品道出我們的傷痛，讓一座建築物表現我們的反抗，國殤之柱和皇后碼頭有莫測的血緣。嗯，小時候讀梁文道的〈這晚港大有一場戰爭——一種成為記憶的失憶〉頗受震動。（這裡有部分，但真正好的都沒摘下來，去中大學生會處借吧）

梁款《文化再拉扯》、《文化拉扯》。

都是真情聳動，有時所謂悲憤集會的力量，比不上梁款頑皮爛撻的粵語催淚。不是鄙夷前者，只是梁款真真一時無兩。大學時代先讀到《文化再拉扯》驚動不已，再回頭去讀《文化拉扯》——六四是本土事件，與香港人同生同死；不止沉重灰暗道德壓力，六四紀念還是笑淚交纏的文化狂歡節，讓本土活力燦爛開花。還可以是燦爛開花的本土活力。這些話，好像沒人像梁款那麼大聲地講過，但卻熟悉真實如同我們自己。既十年，可翻看動人的〈九七六四〉。

《打開》六四十週年專號

我做什麼都比人慢一步，看到這份專號已經是1998年。這份專號的編輯方法令人心嚮往之：它不用大篇的評論文章，但卻以與六四有關的符號（如蠟獨、坦克、傳單、李鵬等）為單位，請不同的文化藝術社運人士撰寫短文，活潑多元之餘仍有批判力度，並鮮明地展現了把六四「生活化」是多麼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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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學期間自行悼念六四的行動都以失敗告終，像打定主意要自行絕食紀念，總是不小心就吃了東西。於是從很小的時候，我就認定自己是個隨波逐流的人，必須應無時無刻警惕自己，不要被環境壓制了自己的意願，要想起阻擋坦克的意志。這種自我鍛鍊之結果至今仍然不滿意，所以我也從來不敢淡忘六四，因為背叛六四就是割掉自己的一部分，割掉那個希望超昇的自己。我沒那個背叛自己的力氣。我不過是，在看見王維林之後，覺得，希望能夠，擁有類似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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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我還在念小學五年級。和許多人一樣，看見電視裡大學生在天安門下跪，便非常激動：這是什麼年代了我們還要用下跪的方式來求政府聽我們的聲音。那時只能隱隱知道，這些學生一定是在爭取非常重要而困難的東西。之後的個多月，城市處於一種熱烈的投入感中：人人都覺得自己「該要做些什麼」，各種方法像紛飛的雨點灑下，每趟行事都數量眾多，而且草草急就；所有新聞都集中了，電視節目隨時會被打斷，學校裡隨時出現出格措施，校長在操場、老師在課堂，都像接受了某種傳遞信念的使命。人們離開家門去遊行，從老舊的九龍城碼頭坐船，好像沒任何阻礙我便到了港島。六月四日清晨的新聞給我極大震撼——那些子彈聲像是超現實的、死亡對我而言也是超現實的，惟是突變空洞的廣場、「絕對沒有打死打傷一個學生或群眾」的睜眼瞎話，讓我回到現實。此名喜歡看《紅樓夢》的小學生，是通過六四來認識現實的。

我一直認為這些經歷並不值得（再）被我自己談論，因為它已被記住、並被談論過，對自己而言不需要再重認昔日；而擁有類似經驗和感受的人大概很多，也不需要我再重複。我也不喜歡動輒談「屠城」，傾向在運動裡尋找細碎有趣的反高潮，因為八九民運最重要的，不應是流血的結果。然而眼看《秋天的童話》被刪、網絡警察橫行、動不動有人祭出「道德底線」、講粗口要坐牢、以行政暴力凌駕人民意願，2007年的六月，像1989年的六月一般令人發寒。我們需要集體力量、僅僅是他人的溫度，與相異者辨識出相同之處。六四，永遠都是現在進行式。它如水鏡鑑人，也鑑出社會的惡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