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李維怡的《行路難》

（文章六月刊於星島，並因此而大量引述〈笑喪〉中的八九年描寫）

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李維怡的《行路難》

我們為什麼要讀小說？最正典的解釋是：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小說的世界往往要比我們所能接觸到的現實世界更廣闊一些，延伸了我們個人的觸鬚，拓闊了我們個人的生命。因而文學總是有公共價值、公共面向。而小說能以文字引發我們對許多問題的深刻思考，對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和建立，比日常浪奔浪流的新聞和影像要有力和影響深遠得多。

李維怡十多年來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近年尤其關注社區重建問題，製作了關於喜帖街的紀錄片《黃幡翻飛處》。其實她在九十年代中期曾獲得過台灣聯合文學的小說新人獎，文字實力是公認的。但她一直低調，潛心於服務社會，去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說結集《行路難》。「行路難」是古樂府的舊題；而我們今日的社會什麼都強調輕易、消費，連政改都用跳社交舞來比喻，還有什麼稱得上是「難」的？

平凡人的真實

前文所述較具公共價值的文學，除了需要廣闊的心靈外，廣闊的社會接觸面也很重要。台灣小說家駱以軍曾說，我們這一代都是經驗匱乏者，唯有靠閱讀來增加自己生命的接觸面、開拓想像力。李維怡的小說文字並不艱澀，即使是重要場面，她也是以簡潔清晰的文字來處理，也不花很多筆墨描寫環境、人物。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普羅社會中平凡人與理想者掙扎的過程。這些人性格與背景不同，有大學生、撿破爛的阿婆、中港家庭、有逃學生、有一般想過平穩生活的女人、有供樓的中產……這些人的外型並不突出，性格也少有極端。李氏筆下觸及許多歷史與社會大事，但她並不造英雄供人膜拜，筆觸也不煽動。她常寫人物的感覺與思想，這些普通人甚至不會用很精巧的語言去說出自己的感覺——但他們在社會中常常產生異樣的感覺，無法言傳，以至成為喉頭噎住的魚骨。這種留白的態度並非精英主義文學的取態；這種狀態很接近日常，但又超越麻木。這是李維怡異於一般文學作者的獨特態度，雖然筆者個人認為，在關鍵場口不必低調太過。

李維怡用極高的耐性，將各種不相干的人物從各處慢慢組織起來，互相發生關係，共同分享某些歷史時刻。人物在其中成長、前進或後退，相聚又分散。近年很少青年作者具有這樣的整體組織力。

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認為，現實主義的作品必須能夠體現歷史的動力與發展。而歷史中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會集中到某些「典型人物」身上，呈現最大的碰擊。李氏的作品主角往往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一些旁觀者；比如〈笑喪〉中的敘事者林曦，是個文藝青年，與朋友出版獨立雜誌，後來還成了小有名氣的「文化評論人」。他一方面有著知識份子的良心和敏感，能夠體察時世，在八九、居港權、廿三條時都會與社會緊密連繫，但同時又選擇過平凡人的生活；林曦與另一立場更為基進、道德原則更高的角色林采希長時間並肩作戰、有一種超越愛情的「同志之愛」，卻經常感到她和自己距離很遠。在關鍵時刻，林采希總是堅持自己的原則，在他眼前消失掉。另一方面，為林曦起名的三叔公，則是曾參與三十年代內地工運、坐過牢的知識份子，臨死還叫人做「同志」，並要求在自己的靈堂上播國際歌——在林曦眼中，這是一些他不了解，但又與他無法割斷的歷史，始終朦朧如血液在身體裡流動。

以小說見歷史

林曦出於良知而參與歷史時刻，也許他心底更大程度上是希望幫助林采希。比如八九年，當時是中學生的林曦，覺得老師對國家的真情流露令師生距離拉近，整個城巿都對陌生人很友善，友善到他覺得陌生。在遊行裡人人臉上掛著笑容，「因為一些遙遠的犧牲，各人同時將心裡某一塊碎片放了出來，而只要你自己放了出來，你便會認得出周圍那些擁有碎片的人。忽然，不因為名字，不因為身份，不因為職業，不因為言語，大家有了共同的名字，而忽然獲得了陌生人的友善和信任。」只有這時，林曦才明白了三叔公口中的「同志」大概是什麼意思。李維怡透過林曦半投入半抽離的參與，側筆寫出大型的群眾運動，其真實感與複雜程度，絕非只看電視劇、新聞或流行小說的人所能企及。

香港作家一般喜歡寫小歷史、個人經歷的現實。不是沒人寫過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但李氏小說是中比較成功的現實主義嘗試。她的小說裡往往有許多不同立場互相碰撞，但不同聲音的碰撞不等於很多爭吵，也不一定就像政府諮詢裡官員那順滑的「我聽到你的意見」，而往往是一種艱難狀態：將不同的想法合理化之後，由一個主體去消化，花盡心力的思考與行動。

做一個有尊嚴有理想而理解他人的人，又同時改變社會。一條簡單的道路，多麼易走，多麼難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