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女賈選凝狠批彭浩翔電影《低俗喜劇》的文章，摘下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藝評獎金獎，奪走五萬獎金，也引起了近年以藝評為主題的最大風波。賈文的挑釁之處，在於狠批香港電影的擁抱低俗，把低俗等同於香港的特色，這點無疑冒犯了《低》片的大量擁躉；而這樣一篇如同網絡文章一樣志在「挑機」而非建基於細緻文本分析或完整理論框架的文章奪去「藝評金獎」，又更令人對於評審、機制產生疑竇。當然，此事能被炒熱，則是在中港矛盾下，港人主體意識萌芽、學語，待要掙脫陰霾的時機所致。
「低俗」，受到賈選凝事件一衝擊，真的開始被廣泛認同為香港特色，引動香港主體性的論述了。
他地的人或許要問，低俗都要捍衛？低俗有價值嗎？低俗本身就是一種「反價值」的態度，因此要講低俗的價值，必須從負面建立，即有了對立的打擊面，才有低俗的價值。因此，香港近年對「低俗」的大力捍衛，乃是捍衛另一些價值的側影。故鉤勒香港近年的低俗捍衛史，其實也是一部社會運動史。
2006年底，天星碼頭保育運動爆發。天星和皇后碼頭，如此平實、日常供平民使用，竟成當其時的運動焦點，社會上湧現一詞「集體回憶」，其實它可視為巿民對自己的經歷之重視，已經超越昔日以帝皇將相、貴族、大事件來定義的歷史標準；就史觀而言，是一種範式轉移，庶民價值抬頭，歷史建築的評級標準亦有轉移。那時是筆者參與社會運動最熱切的時候，這些運動經驗改變了我看待庶民事物、平實大眾（而非精緻個別）的事物之眼光。高貴的歷史學者或者會覺得我們在捍衛低俗而無價值的東西，他們不明白，這是個人經驗在極速變化的城巿裡受到極端磨損之下的自然反應。
2009年，我曾為一部極低成本的「追女仔」電影《矮仔多情》，寫過一篇文章叫〈草根低俗，也要保育〉。這部電影卡士極爛，完全是去看導演阮世生。阮世生把城巿的幾種問題，寄託到「追女仔」這個低俗類型去，顯現出對於社會的批判與關懷。當時，巿區重建大貌初顯，城巿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已經露出猙獰面目，朗豪坊取代旺角夜生活，連鎖店趕走大排檔，這些在《矮仔多情》裡都有回應。面對金融城巿，《矮》希望找到沉溺在夢想中的執著傻瓜；面對都巿更新，它希望有大排檔讓中產階級有流露美德與民同樂的機會；面對潔淨化、去性化（de-sexualized）的城巿，它希望可以有些過過口癮、「目及」下女的小小不文空間。說到底，這只是香港原本就有的自由而已。
香港常有「消失」的危機感。曾有評論者指，九七前，「消失」當與九七有關，是來自外部的惘惘政治威脅；而在2006年以降初期保育運動中，「消失」被認為是來自香港內部的危機，是香港政府自己倒向全球化邏輯、販賣城巿的表現。而保育運動到了2010年反高鐵運動，則到達另一階級：社會普遍認為，香港所有的問題，都是與中央政府有關的，香港現在的「消失」是因為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
如果《矮》的低俗—保育路線是屬於指向內部的後九七初期保育運動，那麼《低》代表的則是2010年後對於「中港融合」的反彈期之產物。2013年港產片在合拍模式的痛苦磨合下，亦開始與觀眾達成新的共識語碼，觀眾知道，花心鹹濕、邪能勝正、鬼怪等等低俗元素，都是內地不容，而其中彭浩翔捉得最準：《低》的賣點有二：一、粗口，廣州話粗口；二、香港電影的自我指涉。觀眾完全明白，這些是內地禁止的元素，是「專為香港觀眾而設的」，而捍衛它們，就是捍衛香港電影的自由，以至自身的自由（象徵香港人對抗內地的政治宰制）。香港身份不得不扣上政治，而粗口亦早已政治化了——近年立法會中的議員們不是常有粗口擦邊球的表現？正是接近禁制，更讓人發現其存在。一切都更直接、更表面、更一觸即發。
看到藝評獎的結果，筆者心裡第一時間浮起四個字：「香港無人」！後來，不少評論者受此激發，不少好文湧現，筆者又想學《一代宗師》裡說「宮家還有人！」記得已過世的傳媒人趙來發，曾寫過一篇文講他們港大學生刊物《學苑》（曾出過呂大樂梁款等等健筆），一早以壞品味為榮——是呀，低俗說到底，就是對權威的反叛與嘲諷；它甚至可以是一種自我要求：陳冠中不是說，要分得出好的垃圾與垃圾的垃圾，其實需要鑒賞的真功夫？香港的評論人，是不屑於把一部自認低俗的電影評為低俗的——這是瞎子都懂的東西嘛。
想來，每一個文藝青年或文化界從業員，都曾埋怨過香港的社會太俗氣，高雅文化無法生根或享有崇高地位。但有趣的是，以筆者為例，在中學時作文藝狀，不喜歡看喜劇，港產片只看文藝類型，自命清高——到入了大學，自然就從學術研究探討到俗文化在香港本土的重要構成成份，而後便要「還俗」——不是為了娛樂，而更接近一種志業。筆者記得曾訪問過一位少年影癡陳浩勤，他中學時狂看法國新浪潮的藝術電影，以杜魯福為目標；到現在大學快畢業了，則研究起香港早期的粵語片起來。有燈就有人，有低俗，大概亦有抵抗。
〈刊《陽光時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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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正面評論事件的文章：〈藝評何為，請即反省〉
「低俗」，受到賈選凝事件一衝擊，真的開始被廣泛認同為香港特色，引動香港主體性的論述了。
他地的人或許要問，低俗都要捍衛？低俗有價值嗎？低俗本身就是一種「反價值」的態度，因此要講低俗的價值，必須從負面建立，即有了對立的打擊面，才有低俗的價值。因此，香港近年對「低俗」的大力捍衛，乃是捍衛另一些價值的側影。故鉤勒香港近年的低俗捍衛史，其實也是一部社會運動史。
2006年底，天星碼頭保育運動爆發。天星和皇后碼頭，如此平實、日常供平民使用，竟成當其時的運動焦點，社會上湧現一詞「集體回憶」，其實它可視為巿民對自己的經歷之重視，已經超越昔日以帝皇將相、貴族、大事件來定義的歷史標準；就史觀而言，是一種範式轉移，庶民價值抬頭，歷史建築的評級標準亦有轉移。那時是筆者參與社會運動最熱切的時候，這些運動經驗改變了我看待庶民事物、平實大眾（而非精緻個別）的事物之眼光。高貴的歷史學者或者會覺得我們在捍衛低俗而無價值的東西，他們不明白，這是個人經驗在極速變化的城巿裡受到極端磨損之下的自然反應。
2009年，我曾為一部極低成本的「追女仔」電影《矮仔多情》，寫過一篇文章叫〈草根低俗，也要保育〉。這部電影卡士極爛，完全是去看導演阮世生。阮世生把城巿的幾種問題，寄託到「追女仔」這個低俗類型去，顯現出對於社會的批判與關懷。當時，巿區重建大貌初顯，城巿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已經露出猙獰面目，朗豪坊取代旺角夜生活，連鎖店趕走大排檔，這些在《矮仔多情》裡都有回應。面對金融城巿，《矮》希望找到沉溺在夢想中的執著傻瓜；面對都巿更新，它希望有大排檔讓中產階級有流露美德與民同樂的機會；面對潔淨化、去性化（de-sexualized）的城巿，它希望可以有些過過口癮、「目及」下女的小小不文空間。說到底，這只是香港原本就有的自由而已。
香港常有「消失」的危機感。曾有評論者指，九七前，「消失」當與九七有關，是來自外部的惘惘政治威脅；而在2006年以降初期保育運動中，「消失」被認為是來自香港內部的危機，是香港政府自己倒向全球化邏輯、販賣城巿的表現。而保育運動到了2010年反高鐵運動，則到達另一階級：社會普遍認為，香港所有的問題，都是與中央政府有關的，香港現在的「消失」是因為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
如果《矮》的低俗—保育路線是屬於指向內部的後九七初期保育運動，那麼《低》代表的則是2010年後對於「中港融合」的反彈期之產物。2013年港產片在合拍模式的痛苦磨合下，亦開始與觀眾達成新的共識語碼，觀眾知道，花心鹹濕、邪能勝正、鬼怪等等低俗元素，都是內地不容，而其中彭浩翔捉得最準：《低》的賣點有二：一、粗口，廣州話粗口；二、香港電影的自我指涉。觀眾完全明白，這些是內地禁止的元素，是「專為香港觀眾而設的」，而捍衛它們，就是捍衛香港電影的自由，以至自身的自由（象徵香港人對抗內地的政治宰制）。香港身份不得不扣上政治，而粗口亦早已政治化了——近年立法會中的議員們不是常有粗口擦邊球的表現？正是接近禁制，更讓人發現其存在。一切都更直接、更表面、更一觸即發。
看到藝評獎的結果，筆者心裡第一時間浮起四個字：「香港無人」！後來，不少評論者受此激發，不少好文湧現，筆者又想學《一代宗師》裡說「宮家還有人！」記得已過世的傳媒人趙來發，曾寫過一篇文講他們港大學生刊物《學苑》（曾出過呂大樂梁款等等健筆），一早以壞品味為榮——是呀，低俗說到底，就是對權威的反叛與嘲諷；它甚至可以是一種自我要求：陳冠中不是說，要分得出好的垃圾與垃圾的垃圾，其實需要鑒賞的真功夫？香港的評論人，是不屑於把一部自認低俗的電影評為低俗的——這是瞎子都懂的東西嘛。
想來，每一個文藝青年或文化界從業員，都曾埋怨過香港的社會太俗氣，高雅文化無法生根或享有崇高地位。但有趣的是，以筆者為例，在中學時作文藝狀，不喜歡看喜劇，港產片只看文藝類型，自命清高——到入了大學，自然就從學術研究探討到俗文化在香港本土的重要構成成份，而後便要「還俗」——不是為了娛樂，而更接近一種志業。筆者記得曾訪問過一位少年影癡陳浩勤，他中學時狂看法國新浪潮的藝術電影，以杜魯福為目標；到現在大學快畢業了，則研究起香港早期的粵語片起來。有燈就有人，有低俗，大概亦有抵抗。
〈刊《陽光時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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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正面評論事件的文章：〈藝評何為，請即反省〉
2 comments: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中有講到好的垃圾與垃圾的垃圾,但我記得係出自pauline kael的文章.
其中pauline也講:老一代人被游說去喠棄垃圾,現在年輕人郤把垃圾說得是件嚴肅的事(低俗喜劇?)
而且玩低俗好歹也分好壞吧.矮仔多情算是(好的爛片)
明白你的意思。我同意。
只是，時代改變，不由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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