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東北規劃成兵家必爭之地，事實證明，「保衛香港之戰」這種號召方向是目前最具動員力的口號。香港人對於本土及身份的捍衛意識，已經遍及社會每一個階層。猶記得2006年本土運動重提身份、反殖等議題時，香港社會仍處於摸索的階段，核心價值尚處於混沌模糊狀態。如今核心問題也許仍未定論，但社會上的動力卻已經凝聚壯大到不可忽視的程度。
參加完九月七日反國教包圍政總的集會，回到家後我看到網上一張照片，是擠滿馬路的人群空出一條雙行車線的車道讓救護車通過，於是在臉書上有感而發：「有人暈時我在附近。明明好迫好迫，十幾萬人，一話有人暈，迅速退開一條闊路，如圖。搵唔到醫生，一個傳一個，唔得，變陣，十幾個一齊大叫：「有無醫生護士」大叫三聲，馬上找到。要路有路，要人有人。完成，由衷拍手，相視而笑。沒有指揮，自動自覺，善良如羊，機警過軍隊。呢個廣場而家真係神奇到癲。香港人有時真係好爆。有幸成為其中一份子好光榮。」這段引來596個like、2340個share，是我那面向文藝小眾社運的臉書上不曾出現過的，自己都嚇了一跳。究其內容，它只是一個群體中的無名者的見證，以及由衷的自豪感，在一個廣被參與的運動中，擊中了群體的共鳴。
也就是說，無名者對於參與社會動員，而引起的香港身份之自豪感，是目前社會潛能的引爆點。這與以往香港社會以經濟成就、國際都會來召喚集體榮譽的時代，迥然有異。
作為普通人的榮譽
社會動員一向多談批判，卻少研究「自豪」與「榮譽」這樣正面的價值。改弦易轍，我去翻克瓦米．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ony Appiah）的《榮譽法則》（Honor Code）：此書介乎歷史與哲學之間，討論「榮譽」這種一度被認為是陳舊的集體心態、當代道德哲學較少談及的範疇。所謂榮譽感，即是一種受他人尊重而能抬頭挺胸的心情，而正因我們受他人認同，於是有了面向外在的公共性。榮譽不像哲學有那麼絕對的道德高地，也不像心理學那樣內在、個體化而不論道德。來自他人的認同和尊重，可分兩種：一是「評價的尊重」（appraisal respect），即根據某個標準，你表現得較大部分人卓越，而得到尊重（如諾貝爾獎、奧運金牌等）；另一種是「認可的尊重」（recognition respect），即出於某種事證，你做的事合乎你的身份，便可得到尊重（如法庭中的法官、球場上的球證）。如果把「認可的尊重」放在一個群體中看，則是你的行為，若遵從了該群體的法則，便理應得到同輩的尊重。這種尊重是不需要你表現得比他人卓越、也不包含佩服的情感。在過往的騎士社群，是忠誠；在紳士社群，是和善仁慈——我想起過往在六四七一及這次反國教公民廣場上遇過的無名的善良巿民，他們理性、聰敏、禮讓、考慮他人，公民道德的秉持讓我們自覺是公民社會的一員，而這個不時常出現的公民社會，便是走出來捍衛香港的普通人們，其榮譽感的來源，它甚至讓我們對未來有信心。在反國教公民廣場上，我中產階級的少婦朋友說，平時常說要移民、香港住不下去，但一到公民廣場，負面情緒完全消失。
香港難以定義的榮譽
《榮》書中以幾種曾被認為是身份榮耀的事物如決鬥、纏足、蓄奴之消亡，去看榮譽法則如何轉變。決鬥曾經是騎士身份的象徵，纏足是淑女的象徵，蓄奴除了代表貴族的階級地位還包括實際的經濟產出。榮譽法則如何改變，讓人類去到現代社會？阿皮亞發現，要求取消這些社會陋習的道德譴責一直存在，但單純的道德譴責並不足夠，還必須要談及「榮譽」，才能推動政治運動及社會改革。以歷史的習俗來看，說「蓄奴」這種習俗，傷害了熱愛自由的英國社會之榮譽，比嚴肅的道德譴責更能推動大眾支持，大眾可以為了榮譽，而放棄蓄奴的經濟實利（當時許多日常物品如糖的生產，全靠英國及其殖民地上的奴隸）。
問題循環回來了：在其它國家的歷史例子來看，榮譽必須訴諸身份與傳統，並有法律支持（戰場亦常在政府與法律層面）。而香港人並沒有像英國人那麼清晰的身份劃分，甚至，回看香港的公民運動，許多是在與政府相抗衡的狀態下發生。所以香港公民的榮譽感，只能得到同輩「認同的尊重」，難以得到政府正面的認可及推廣，純靠民間的輿論及共識，偏偏輿論可能被操縱，民間有時一哄而動共識不明，過後的共識基礎可能被抹除。所以大型的公民運動，過幾年就來一波，都是捍衛類似的核心價值，讓公民們煩躁於「為什麼我們還在捍衛這麼基本的權利，為什麼這麼基本的東西都被侵蝕」。因為如果沒有外界的危害，我們往往不能發現「香港」的邊界，於是也難談及「香港的榮譽」。
香港社運講求先進，反對保守，其獲得往往是「評價的尊重」，即認為這些訴求因為較一般社會進步，而得到某種尊重。社運是真誠的，但因為它遵從的法則不是香港社會所熟知，所以往往得不到「認可的尊重」。阿皮亞說，「真誠的人會追求他自己的理想，[…]但一心要做對的事和一心要受人尊重並不相同，唯有在我們在乎受人尊重時，才會把表現得好和我們在社會中的地位連結在一起，榮譽使真誠為眾人所知。」
讓真誠為人所知
捍衛香港的運動中，某些以「勇武」的號召，但它們牽動的往往是直接的騷動式反應，如包圍水貨客。它們無疑是有一定的捍衛作用，但因為它是像口渴就要喝水那樣直接的需求，尚難稱為榮譽。另一個問題是，當新界東北原居民向反對規劃者動武的時候，「勇武」的號召便變成問題。我傾向認為這是榮譽問題而非道德問題，不傾向以道德高地去批評民間直接的訴求反應。
目前來看，真正能強烈喚起香港人身份的榮譽感的，仍是一種公民社會的良善表現，理性、考慮他人感受、不為回報的付出。今年關於榮譽身份認同的本土事件，如民間投白票、沙灘執膠粒、反國教運動，都是政府缺席（梁愛詩說「無政府」時，她真是說中了）而民間自發，參與者都莫名地在其中燃起對香港真誠的認同。如果榮譽能使真誠為眾人所知、啟動更大的社會動力，那麼讓我們再抬頭挺胸，看看民間自發的道路可以走多遠，在混亂的世態中一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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