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問好

接受了飲食版訪問，踏足蘇豪區貴價餐廳，同行的還有郭及花苑。到很晚了，四個人都嚷著又忙又累，明天還要如何如何，卻還是忍不住談到生活及工作，嘰嘰呱呱，交心交到個個都暗道自己真傻。

作為一個飲食feature，我們都說她用心，她說，可能我仲新啦——這句話她說了好幾次。雖然與飲食版應該不能常常合作，我們三個都是滿心祝福的，口裡則只淡淡道「人夾人緣啦」。至於本人，對陌生人總是願意信任（相反對熟人易生芥蒂），受多少次騙也還一樣，這樣天真說出來都怕人嘲笑：舊識就不必說了，有時聽到一個較認同的學系，都會打心眼裡覺得親切，嘩啦嘩啦胡亂交心。花苑直是童言無忌，郭反應較慢，次日才輕輕說道「其實我個陣都係咁……」

我想起，字花一年前初登場，所謂傳媒報導鋪天蓋地，其實是有不少畢業不久的年輕記者和編輯，因著自己的興趣找上字花，所以才會連《YES！》都有得上。一來是新人對新人投射式地產生興趣，二來也是這樣看來漇心機捱眼訓的事，比較接近他們在學院裡書本上的理想。面對陌生而廣大的未來只能見步行步，他們孜孜問及字花的困境與困惑，大概也是他們的困境與困惑吧。

如果比較傾向投放心力、不照辦煮碗算是「新」的一個表現，那麼文學雜誌的工作還算是比較容易讓人「常新」的。我們也有頹廢與金屬疲勞；而我想說的是，不知一年下來，這些年輕記者和編輯怎麼樣了。他們達到了多少希望自己達到的目標，抵禦了多少希望自己抵禦的不良，有些什麼原則、興趣、話語習慣被保留或催生，現時工作有多接近自己的理想？

說起那次天星事件去圍孫明揚官邸她道：「情況那麼混亂我們想幫你們也不知如何幫起」，我答「是的在這種社會情況裡要配合的話需要很多力氣。」在學院裡唸香港文學時，難免有點天真樸素的自由主義信念，會傾向相信人在限制裡也可以找到空間實踐信念，會被感動、能夠判斷，用微小的力量幫助和捍衛自己認同的東西。後來也寫了一些批評大眾媒體的文章、至今也不後悔——只是也有善意，或者僅僅是一點點同行的想望，一點點關於我們的社會的、共同的東西。與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工作，偶而連結，這就是我樸素（naive）的願景。

謹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