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有人問我:「你係咪覺得佢真係好叻」,我說,是啊。
周某年少時據說喜歡法蘭克福學派、崇拜福柯(不知其光頭與此有無關係),有渾名福周(全名法蘭福周)。一起做《中大四十年》,後來一起在讀書會啃齊澤克,開始了整個人被拋到九霄雲外的理論路程。齊澤克從革命和社會運動的角度批判強調差異的身份政治邏輯,我們早看透了「多元」在今日可以怎樣被挪用為一種替權勢辯護的修辭。周某一直從齊澤克、巴迪烏、杭謝爾、拉克勞唸下去(近來迷阿甘本),面對「多元」的似是而非,他冷冷答「我地講hegemony。」我讀書有的地方通到如透明圖紙描印成人,有的地方腦裡毫無框架;但周一直都是徹體通透,對理論能迅速以抽象的框架把握之,望之令人敬畏——就是對學術的敬畏。我不行,讀書一定要有情感和瑣節的滋潤,乃是婦人之仁難成大器。
周某早年的文章艱深周折,總是無人可以回應,常被抱怨看不懂,他鬱鬱寡歡。在香港,學術在非學院的環境裡待遇之嚴苛,實是不合情理;我從來特恨「看不懂」的論調,認定理論與藝術是相濡以沫,世人對二者都應給予更多耐性。然而經歷反世貿、天星皇后,那一堆一堆的書,周某已被打磨到無須護航、可以獨當一面、說過的話不可被繞過。他在《今天.香港十年》的文章我校閱兩次,兩次都忍不住要擊桌而起叫好。所謂學術對於社會的厚度,就是站穩所提供的舞台,符合期望,並且超越預期。據說我在《今天》幫忙顯得很搏上位,不過能夠把〈在解殖的街頭〉這樣的文章送進《今天》,搏上位這三個字算得了什麼。八月以來他的評論水平一直高企,並維持以上所說的這種厚度。用格套的話說,這就是大將之風。
我腦裡有一個可能是虛構的畫面:我知道周某三月一日生日之後,不可置信地連問「你雙魚座?你雙魚座?」是知友誼乃始於迷信,並且這畫面可能是虛構的。有段時期把他捲入非常麻煩的瓜葛,雖然不是和他起衝突,但確是異常大的麻煩,我心裡認定那段經歷對我和他之間的關係傷害很大。就像是向人借錢不還,對方是有權和你絕交的,不是因為衝突,只是因為你麻煩,長貧難顧。或者更大傷害的是我對於他有某種認定,在一次牛棚書展結束後,當時我身邊的朋友都像紅海被分割,跟另一些本來是我朋友的人走了。只有周某留下,還一起把一本嚴沁的愛情小說逐頁撕了燒掉。或者他只是懶得不急著走,但那大概就是朋友的company的感覺,這對我非常重要。我整個少年時代都在尋找類似感覺,一次又一次,把事情搞砸。我竟然有一刻忘了自己整個少年時代學習到的就是不要希望有人陪伴、要求同行的願望是會引來災禍,這種思慮不周日後即使補救,但大概還是要遭報應的。
初識時周某顯得性情柔和,其實他底子裡有種超然的冷酷,曾經多次在我憂愁得幾乎碎裂的時候,說金屬一樣冰冷、理性得難以反駁的話,讓分享和安慰都顯得無聊之極。抽象是非人(inhuman)。我必須說,後來我懂得以冷酷玩弄自己的自憐自傷,並發展出自己沾沾自喜的書寫風格,都算是他的教誨。齟齬來時他祝我前途錦繡,我雙膝發軟但始終沒有崩潰冷靜待之,盤算大不了直線生長成平行線——反而,因此,萬物都有了轉圜。支撐的木條是脆弱得形同虛設,或者是因為日久至朽,或者是負重太多太具體。以死作為活下去的支撐,以斷絕和冷淡作為交朋友的預設,一切都會變得愉快堅強起來。於是我乖乖折返,舉杯祝他生日快樂,並勸他添衣。
數舊賀壽時他整理讀書路徑,靦腆著對我作出稱讚。我擅長稱讚,但不喜歡重複,從一開始就力捧他,換我來寫賀壽文章,就是沙礪遍地血痕斑斑,而且都是情感與瑣節(在五六年前我已經有一個「同代人」的書寫計劃,寫出來的是寫謝某的〈T for Thesis 〉)。阿圖塞冷冰冰一針見血:文學是對於品味的消費,而哲學是劃分路線和差異。遁著某種進路,我也許會被劃分到與所謂六樓阿伯迥然不同的位置,中間還有自尊的殘餘作為阻隔。但我是想著到大家都成中年,被分隔在各自的路線、理論、陣營、體制、家居、作息、地理、階級、自尊之中,是何等寂寞。在無數今天位居上層的成功人士身上,我都看見寂寞。我是獨居的工作狂,接近完全失去寂寞的感覺;但對於他人的寂寞,始終不忍。共通的理論和書,是消除寂寞的一種方法,如同交換禮物是一種儀式,代表溝通的願望。我不想重複寂寞中年成功人士的發展路徑;而或者到理論、溝通都再不可能,願望卻或者還是能夠存在的。在當下把未來的事情說出來,事情就可能會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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