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稱之哀

上屆奧運的金牌運動員來港表演，已經看得我一肚子火——我就是不能接受把運動員從整個他獲得榮譽的脈絡裡剝離出來，失去了緊張性的他們並不美麗。今年的情況更誇張，陳一冰脫衣已把我氣得倒噎，後來整個大球場什麼的，我簡直不能看。倒是看到鳳凰的一個特輯，講述百年中國走進奧運的歷史，近代的難免避重就輕，遠一點民國年代的比較深刻，看到張伯苓認定「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的領悟，引來中國寄強國於體育的百年，經歷單人參賽、杯葛，還用了52年才能第一次走進奧運舞台，1984年許海峰射擊的第一塊金牌，歷史瞬然走過，忍不住流淚。

這是錯誤的夢想，而積累百年的錯誤，已經不能說它是全然虛幻的。我們都記得魯迅那著名的幻燈片領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於是魯迅去做文藝。這大概也可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集體共識、基本假設。也就是說，我們，從一開始，就站在現在的世界的背面。我們的歷史與信念已經只寫在風中，然而我們還要回過頭來，理解錯誤裡面包含的真實。


錯置之悲哀

約翰．伯格簡潔精到的藝術評論，是我的失眠療藥之一。我喜歡跟隨他，像做練習或者估IQ題一樣，比對他舉出來那些不同時代背景不同取向的人的照片或者圖畫，猜伯格會叫我找什麼，最後擊節拜服。《看》（About Looking）的一篇文章〈西裝與照片〉，伯格舉出1913、14年間，攝影家奧古斯特．桑德的作品〈農夫去跳舞〉、〈村裡的樂隊〉。相中人都是農夫，同時都穿三件頭西裝。伯格叫讀者用紙片遮住相中人的臉，只看那些穿著西裝的軀體，指出「無論你的想像力如何豐富，也無法把這些軀體想像成屬於中產或領導階級人物們的軀體」。農夫穿西裝本身是想在外觀上置換自己的階級屬性，但西裝卻反而將穿者的階級揭露、強調無遺。

伯格的文字甚至比照片更有效，他的解說有一種濃郁的冷淡，近乎迷人：「原因是他們的衣服使他們變了形」。伯格形容，這些農夫穿著西裝的時候，幾乎像是看來身體有缺陷一樣尷尬。這並不是衣著過時的不協調，而是在衣服裡的身體比衣服本身更荒謬反常。「這些音樂家給人的印象是：不協調，羅圈腳，胸膛圓滾滾的，屁股扁平，身體扭曲或不規整。右邊那個小提琴手看起來幾乎像個侏儒。他們的畸形並不極端，也激發不起同情心，只是反常得足以破壞他們身體上的美感而已。我們看到軀體是粗糙的、笨拙的，像野獸似的，而且不雅得無可救藥。」

伯格擁有所有來自藝術傳統的資產美學語言，但接下來他叫我們遮住農夫的身體，發現可以從這些農夫的臉去猜想到他們的身份：農夫有其獨有的神情和肢體語言，只是穿著西裝時我們看不出來。伯格由此推論，是西裝，令農夫看來顯得荒謬而失去了尊嚴。西裝是為「純粹是坐著的權勢領導階層」所設計的，預設動作為計算和演說。而農夫的尊嚴來自機能合，一種賣力工作時全然的自在；傳統農夫的工作服，實在是尊重衣者個別的身體特性；通常寬鬆，該緊的地方才緊，保證衣者的行動自由。 於是真正的悲哀是，連農夫本身都覺得穿西裝是體面的保證的時候，那就是勞動階級把統治階級的某些標準無意識中內化了，接受了一些「與他們的傳統或日常經歷完全無關的標準」，而且正因為他們接受，他們更顯得荒謬、笨拙、次等。

看到奧運金牌運動員來港，穿著紅黃二色、白褲的西裝套裝，我就想起以上伯格的冷冽而溫熱的分析。我很難過，那些不是屬於他們的衣服。而要體操選手陳一冰脫下上衣玩吊環和鞍馬，同樣令人不適。其實把平日認真練習的情況演示就有可觀性了，為何要讓他們與各種水平的人作表演賽，既無緊張性故亦無可觀性，也消解了他們成為英雄的脈絡和邏輯，所有事都變得荒誕而無價值。這就是猴戲，令人非常難過。唯一令我開懷的，是跳水金牌選手集體從高台胡亂躍入水中，那說不上有什麼表演性質，反而接近狂歡性的發洩，對整個賽場和規則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