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直述的我城

——評韓麗珠、謝曉虹《雙城辭典》

眾所週\周知，香港兩位著名的女小說家，韓麗珠及謝曉虹，是很好的朋友。她們的作品都承繼由西西、也斯、董啟章等前輩作者的魔幻寫實風格，以虛構的方式書寫本土。《雙城辭典》是韓謝二人最新出版的合集。今日，香港這個城巿的性格受到各方面削磨而瀕危，人們多從外部的衝擊去反向理解我城的特質——而韓謝作為新一代接下我城書寫之任務的作者，依然秉持著她們巨大的虛構能量。

命名之愛

沒有人會忘掉，城巿書寫的其中一部重要經典，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巿》裡，猶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馬可孛羅向忽必烈大汗講述他在漫長的旅途中經過的魔幻城巿，講到天花亂墜、亂中有序，忽必烈突然向馬可孛羅問起威尼斯，馬可孛羅斷然拒絕了向大汗形容這片自己的家鄉土地——馬可孛羅說，他不會向尊貴的大汗講述威尼斯，因為他害怕一旦直接提起這片最重要的土地，一切就會開始變形；而他所講述的每一個城巿，其實都是威尼斯。

或者這就是一種因為過於重要而無法直接講述、不得不變形的，愛，即虛構能量的真實核心。對一座城巿的愛，由於它與主體過於貼近、甚或就是主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體甚至無法直視，遑論直陳其事。用最繁花盛放的方式去理解，《雙城辭典》裡其實不止「雙城」：韓麗珠以數字為城巿命名，一篇一城，每個狀況獨立，角色在城巿裡有漫衍到難以終止的故事；謝曉虹的城巿每次有不同的名字，花巧到明顯提醒讀者那是虛構。抽離的命名，遊戲的命名。

而用最簡單直接近乎赤裸的方式去理解，所謂「雙城」，不過是兩個人眼裡的同一個城，那就是我等總是無能徹底撤出的，香港。第八城：因為自由和好客而成為旅遊城巿，但最大賣點是城中的人們可徹底關閉臉上的表情。第九城：因為出生率過低而終將人口老化，母親們日日抛棄自己的孩子，像拋擲豆袋那樣比賽。三十三城：人們著迷於培育，孕婦在懷孕期間就計劃要培育出怎樣的孩子，而老闆則以加班創造出憤怒的員工。一九九七之城：居民在一個早上之後突然無法說出一個字，在巨大的沉默之中接受別人對自己城巿歷史的纂改。第六十四城的地下鐵，以速度代替了目的地，既不吸收、也不排洩，只是像怪物一樣膨脹。手臂上有苦瓜刺青的少女，靜默地佔據工地，手繞著手停止工程。可供追認。

命名是擁有的一種方式。如果你相信抽象多於具體，如果你知曉文字迷宮的魅力，則知符號的能指（SIGNIFER）與所指（SIGNIFIED）終必脫離，而通過變化的命名，在游離的符號遊戲無限延異之後，尚能留下的，或許可以是超脫於現實以外的甚麼。這其實並不陌生。林夕給謝霆鋒填的〈玉蝴蝶〉：「我叫你玉蝴蝶，你說這聲音可像你／戀生花也是你／風之紗也是你／怎稱呼也在這個世界尋獲你／你哪裡是蝴蝶／然而飛不飛一樣美／夫斯基也像你／早優生更像你／這稱呼配合你才迴腸和盪氣」。這或者是九十年代的一個重要共同特性（現在也許成了遺蹟）：明知變化不可避免，則以變化對抗變化。在旁人不通曉的密碼中，以咒語解開咒語，以秘密交換秘密，以謎語，證實謎底的存在。

是嗎。我們的城巿。確實存在嗎。

縫隙的美學

九七前後的文學共享某種「消失的美學」。如今的社會書寫傾向人類學式的庶民日常美學。兩者之間餘下了什麼？或者就是如《雙城辭典》所呈現出來的，介乎消失與存在之間的，一種縫隙的美學。《雙城辭典》秉持魔幻現實的先鋒主義書寫，韓謝二人的故事裡面，有可供追認耳熟能詳的城巿情境，並非單純以符號層面運作，但也不是追隨現實發展。小說像是開展一個懸浮在現實與虛構之間的空隙，角色們便可以活著，存在。

韓麗珠的小說角色有著普通人的外表與行為，但故事總是飄移外衍，人們的相遇會令故事開展到與開首相距極遠不可則止的狀況。韓麗珠的小說魅力其中一項是在於，極簡淨的語言和大幅度的剪接停頓，但他者的介入往往令主體和故事發生大幅度的搖擺，周折數度，回首已是原路難辨，飄移的狀態令小說到最後並沒有起首時看來那麼沉重。

而謝曉虹的小說語言日漸詩化，本書中收錄的尤其較往時所見減少了概念性，而感官性則更加花樣斑斕。謝曉虹的小說往往有一種語言層面的暴力感官性質，有時荒謬令人發笑，讀後有比較強力的釋放感。如果在現實，資訊過度泛濫、語言雕飾過度便宜、口號與形象過度灑狗血；那麼在虛構中，以語言恢復感官，小說便是如此超越了現實，重新還我們以基本的身體。

以書寫擁有城巿

《雙城辭典》本以專欄形式在《字花》連載數年；出版前不少讀者或者都想像過，這樣持續下來的專欄小說，會變成城巿的某種紀錄。不過二位作者還是對作品進行了大幅度的重新編輯，打亂時序、篩選作品，令小說始終不承載紀錄功能。如果符號是現實的轉譯，書寫是現實的倒影，那麼人們能否接受倒影隨載體而變形？人會去照一張不能辨出自己面目的鏡子嗎？小說是否只是作者之間的對話？

 

在政治熱度急燒的時節，《雙城辭典》出版錯過書展，深灰封面配黑白照片，絳紅書腰上墨色淺淡的書名，放在書店裡極不起眼，低調到像要消失的一個影子。炎夏潑在石板地上降溫的涼水。

但我相信，先鋒性質的寫作，有一項說不上是功能但經常存在的效果，就是激發後來者。《雙城辭典》明明白白地宣示：小說不是讀者的鏡子；但書寫，是擁有這城巿的一種方式。徹底地擁有，甚至擁有變化與失落本身。如今人們按讚表態、逐漸習慣遇事COPY領袖發言，少有反思；我想起，自從零三七一，有許多原本抽離於此城的人們，會書寫自己對城巿的想法，印成萬言書／家書，派給本來不像會對自己有興趣的人。這些人很多是生於七零末八零初的一代。我的同代人，本來知曉，透過書寫，城巿和自我，才得以真正存在。這種行為，不傾向本質化，非常個人主義，有時遲疑緩慢，但能開啟反思觀照，細膩精緻的一道縫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