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只道是尋常

（刊於《字花》七月號。近日看到邊緣互相搶奪帶頭者名號，攻訐日烈，不知「有所必為」四字；想起06年靜好無事，大家彼此互相扶持，感慨更深。）

有部拍得不怎麼樣的電影叫《新流星蝴蝶劍》，主題曲〈愛似流星〉，楊紫瓊唱得堪稱難聽，無論如何都唱不露字，灰壓壓的漿糊似的。可是我在中學時已經很喜歡這首歌，在給同學的紀念冊裡狂抄，雖然根本沒人聽過。歌一開始劈頭一堆假設性問題：「如果失去是苦　你還怕不怕付出／如果墜落是苦　你還要不要幸福／如果迷亂是苦　再開始還是結束／如果追求是苦　這是堅強還是執迷不悟」。假設性問題、條件句，在事前出現是帶來期待與焦慮，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向前的動力；而在事後就是，記憶的迷宮，也許致令主體在這過程中渙散或是錨定——因此每次回憶，都是一次接近分崩離析的冒險。游牧或暴走者最怕回顧。如果不是《字花》編輯邀稿，實在是不會寫年度回顧的東西。一路走著不回頭，就不覺得自己迷路了。

2006年或許不是一個起眼的年份。2006，曾蔭權剛當了大半年的特首，民望仍甚高——香港在一個經濟向好的夢裡，兩鐵合併，恒生指數首破二萬點。通過室內全面禁煙的法例，2007年7月1日執行，煙民被妖魔化，k房煲煙、飯後一枝的日子正在最後倒數。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當年兩個漂亮而嚇人的字眼是孔雀石綠和蘇丹紅。與2012的社會相比，2006簡直可稱淡靜。2006是一條縫隙，像一個打著瞌睡的下午，小眾的力量朦朧將要醒來。《字花》創刊。

《字花》出版於2006年4月，之前當然是密鑼緊鼓地準備，不斷在廿九几開會，往來長長的電郵，在街頭私貼海報（這些事後來很多人做），但奇怪的是，竟然沒有十分艱難的記憶。我們設定了以「高中至大學，對閱讀和圖像有要求的年輕人」為目標族群，在行動裡編定自己的議程。我們有那麼多東西想做，卻幾乎沒有怎麼ban過橋，簡單來說就是感覺如同無限，什麼都覺得可以，什麼都是新的。

出版之時其實沒想過什麼長遠發展，只覺得這樣的雜誌是新的，應該會有人買；這樣挑戰性和多設置的發表園地是新的，應該會有人想投稿；這樣結合日常與文學、知識與遊戲的風格是新的，應該會有迴響。及至後來密集的媒體訪問報導，我們也是全然寵辱不驚的一味往前衝，不因替自己的活動宣傳而羞怯，因為自覺是很好的東西，也不是只為自己。這甚至也許不能稱為「自信」，只是有前無後打死罷就，或者激發過後來的文藝人。

許多過度溝通、吵架的電郵和場面，現在重來一次都可能不會發生——此刻我們或都已成熟到不必因為共同的目標及細微的差異而深入骨髓血肉——但當時，全然沒有顧慮。此刻也許會包容退讓地唇一抿便理解了，當時則什麼都會吐出來，不免辛辣如烈酒刺喉，但所以也不至於此日釅茶樣的苦澀靜默。

那一年大家在聽陳奕迅〈富士山下〉（而不是愈難聽愈受注目的〈CHOK〉），流行日劇《女王的教室》（它比《天與地》如何？）；並沒有很突出的香港電影，不過賈樟柯《三峽好人》獲得了威尼斯金獅獎，也會有人記得艾慕杜華的《浮花》。葉輝短暫進駐成報，文藝青年追捧梁文道專欄「秘學筆記」（就是後來的《我執》），賦閒的陳智德開始寫專欄，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奬。我和一群知識青年在讀齊澤克《神經質主體》。江記和智海在做以香港文學創作漫畫的《大騎劫》。董啟章出版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是為董啟章最甜美可口的長篇小說，並且從回歸前後的「風俗誌」轉向一種更為細緻、更庶民、更傾向中年工藝美學及更與主體構成掛鉤的本土關懷。2006年，H15關注組還在努力保留利東街社區。

以本土作關懷主題、一代文青集體記憶、手作雜貨起源的牛棚書展，2006年是最後一屆，主題是「書就是書」，得獎的是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推薦奬是陳雲《新不如舊》——牛棚書獎實得本土關懷風氣之先，二位後來都成本土論述重要人物，青澀的我那時想，原來這二人就是香港文化界的重要健筆，歷史上要留名的——卻想不到2012年這二人會起爭辯，甚至動用到「港奸」這樣的字眼。那時，是小眾互相滋潤、保存知識與歷史的年代，我們婦人之仁，不用這些做打人的棒子。《字花》和《月台》同於2006年創刊，會互相crossover，只想彼此昭示不同，卻無人想過要爭奪什麼，不曾口出惡聲。

在缺乏議題、經濟發展掩蓋社會矛盾的2006年，本土保育運動揭開戰幕。2006年12月13日，我像在街頭閒逛一樣，與社運的友人們走入了天星碼頭的地盤，爬上了推土機，停止工程。那時亦是如口渴了要喝水一樣自然直接，逕步走向目標，直接行動。我們同樣沒想到會如此震動城巿，自身竟然構成了一個開啟時代的機括。對城巿發展的異議，對自身經歷與情感的捍衛——簡單來說，本土關懷是一個切割城巿議題、陣營的新向度，啟動能量的新機關。2006年，我們開始告別以往精英主導的歷史觀與保育方式，來到庶民記憶、日常生活、集體記憶、以動員來創造的年代。年來萬變，只有這些氣質比以往更加「入屋」和深刻。

繼承2005年WTO韓國農民抗爭行動的啟發，我與許多青年，在社會運動中發現了超越一般遊行的行動體驗：主體昂揚、情感緊密、冷靜而果決，與陌生群體異常親密的行動體驗。共同體。烏托邦。人們喜歡社運現場和參與行動是合理之至的——因為那個場所和狀態，比較接近理想，徹底壓倒了庸常與規條。當警察要把戰友抓走時，我們會組成人鏈，阻攔車輛，前仆後繼。當從抗爭現場回到室內，我們開會營造論述，依存於理論和歷史。當現場沒有烽煙，便佔據來進行藝術行動及文化活動。我會喜歡那時充滿自我要求（甚至因此而減低接受度和動員力）的社會文化運動，因為它不是pure negative，不是發洩而是融匯，始終都在創造東西。

2006年的七一，文學節的大型朗誦會與七一撞期，我做了一面綠色旗幟，用牛皮膠紙貼著「文學上街」四字，一個人入了朗誦會再行七一。那年我還有份在香港文學節策劃「詩．人．光影」詩歌多媒體錄像匯演，社運相關詩作與多媒體結合並進入文學界的視野。「文學上街」算是不枉，後來在街頭與公共空間的文學活動愈發增多而且明顯較有能量，少不更事反而青出於藍。

2006年，死去的人有董驃、霍英東、琦君、經濟學家佛利民，南斯拉夫獨裁者米洛舍維奇，薩達姆．候賽因在12月30日也被槍決了，一直認為日本要為南京大屠殺道歉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則在年初過世。那年我也判定自己某個部分已經死亡，而死亡讓我暢快輕盈。2006年我一個人窩在旺角先達大廈180呎的斗室裡寫碩士論文，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在BLOG裡像絕命日記那樣毫不保留地傾瀉，有時日寫萬字，有時停頓一周。因為壓抑和焦慮，BLOG裡有很多自戀文字，像一周年誌慶，關於我的一百件事。這様關注自身的事後來沒有再做過。當時與人絕交、與世隔絕，但同時開始在香港電台做「思潮作動．文明單位」節目主持，並在明報世紀版寫「斑駁日常」；以一種無情的目光看待自己，但為世界盃捷克出局而憂傷，為俄羅斯女排贏得世界女排錦標賽喜極而泣（我當日要教創作班，走出課室外流淚），極度自閉極度外向，狂喜狂悲進退皆險，風急浪尖，我卻是不覺。

2006年，小眾採取連結和CROSSVER的方式去走向大眾、並重構香港的共同體。批判中是有創造，堅持自我也不否定他人。我們走的路很曲折，也許所以後來便有人以更民粹更淺易的方式超越了我們。可是一路走來，我還是覺得，幸好如此走過。回到那首並不傑出但讓我念念不忘的〈愛似流星〉。它的副歌來來回回重複：「好多事情總是後來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經找不到來時的路／好多事情當時一點也不覺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在乎」。來來回回重複。此日我虛弱憂愁連抒情也不能承受唯敘述資料，但在黑暗裡，亦常念記，來來回回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