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曾寫過短文呼喚「六四共同體」，因當時覺得紀念六四已成為香港巿民的一個重要共識，我們對於六四的經驗、情感與思考，足以建立香港人共同體之認同。誰料今年紀念六四出現爭議，支聯會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引起部分網民的強烈反彈，甚至有聲稱要把六四與香港切割，六四是中國的事，香港人不需要關心。短期內輿論出現反撥，不少本土派政治人物與「土著派」、「切割論」劃清界線，看來「土著派」與「切割論」已難成氣候。
但思考不以時勢的變化而止。當今日「愛國」成為一個如此尖銳的矛盾點，實應有更多人出來詳細梳理國家—本土—自身的關係，以供集體思考。本文願以分享為起步的嘗試。
愛國不可強迫
將「愛國愛民」等同於「香港精神」，是將口號這種形式裡「以偏概全」的缺點發揮到淋漓盡致——它把香港人一直不大願說的話用一種太刻板的方式說出來，於是引發反彈。「愛國愛民」中的「國」不等於黨，但八個字的口號沒有辦法將其中的差別釐清。
民族主義最強烈的其中兩個範疇，一是國土侵略，一是體育。而我從小反叛，比如打排球而特別不捧中國女排（長大了更曾與青年詩人呂某共赴紅館反中國隊，遭後排的中學生罵為漢奸，我立刻轉過頭去飽以白眼。）。對保釣議題亦一直無甚反應，我基本上不願意見到民族國家因為疆土問題而有所爭執，交功課時寫過一篇關於保釣的時事評論（當時正值陳毓祥過身），被老師嚴厲指責為「隔岸觀火」，分數之低前所未有。但我當時確是覺得隔岸觀望、不明所以，為什麼我的感覺不能成立？那時我明確感受到，民族主義出於血緣，帶有太多既定框架，不容選擇或異議之音。於是我不再願聲稱自己愛國。但同時我以背誦古詩詞渡日，文化中國有時比同學與我更親近；大學時修讀中文，整個現代中國的感時憂國放在我面前需要研讀；至今，想起五四時魯迅等知識份子愛國啟蒙的情懷，仍然偶爾眼眶發熱。
將「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分割，是數十年來香港知識界與政治界的共識。我們不得不是「書面愛國」，從閱讀的隔阻經驗，在想像裡與五千年文化歷史認同。抽象的思考高遠，但卻未必有現實經驗承托，有時自己反思一下，都覺得虛妄。所以倪匡簡潔結語：你怎麼愛國呢？國家都不愛你。
今日談愛國更難，因為我們都無法逃避這個國家已遭中共騎劫的問題。許多年長巿民本都曾十分愛國，但日常與自由行的遭遇經驗太惡劣，國內許多駭人聽聞的新聞也讓他們傷痛心灰。六四集會裡那首《中國夢》我一直都不大願意唱：「五千年無數中國夢／內容始終一個」，不符多元價值——而且如果那個是強國夢的話，今日的浮誇中華已經將之實現為一個噩夢。許多持進步愛國觀、力爭民主的人，會說「愛國不等於愛黨」，這固然是進步愛國觀的基本起點，但必須添加新的論述，才能與當下接軌。
本土與中國：有距離的情感
香港本土與中國，必須維持一種微妙距離，才有平衡生長的可能。我願舉香港文學的例子言說。
西西是受「文化中國」思想洗禮的一代，她早期的〈春望〉、〈龍骨〉等小說，既是本土文化的奠基作品，裡面卻在在有中國影子。〈龍骨〉寫中國在各種政治災難與折騰後，文化古物全數不保，是對「政治中國」現實的批判。而〈春望〉由香港人角度，寫對內地來的窮苦同胞的自然親愛，蓋過了解現實而生的擔心。甚至以本土特色而怡然自喜的〈南蠻〉，都是透過中國對照而成的活潑主體。西西一早就走得比城邦派遠，她在《我城》中，說香港是一個「只有城籍」的地方，其中既有無奈，亦引發生生活力。浮城香港的孤懸無主，但在這種狀態之下，反而生出獨有的文化、超越的視野。這些都是香港寶貴的本土特色。
李碧華關於六四的小說集《天安門舊魄新魂》，素材脫胎自八九年的時事新聞，以及中國建國以來的各種悲劇，裡面亦有當時城巿如何渾然一體支援民運的專欄紀錄。書後有她親筆題詞：「──誰真正願意面對『大時代』？作為香港人，只傷心尷尬地每朝北望。我們對『國家』的愛，相對而言阻隔如安全袋，並不『直接』，也無『結果』。國殤消息滲入大部份市民的情緒中，只為莫測的血緣吧。」如此直白，但其中的微妙掌握得非常好：即使在與中國最感親切的時候，我們也還是自知虛妄，因為距離太遠、非常無力；但我們若以積極的角度去看，這種帶有距離的情感與思考，毋寧正是香港的特色。
以上只提兩位本土作家的思考，固然是掛一漏萬，但我想她們都是有代表性的本土作家，是追溯香港本土性不可能繞過的標誌。雖然她們對中國有著明顯感情，但我希望她們不會被簡化為「愛國派」，因為她們在講述「愛」的同時，講述著愛之不可能。情感認同的辯證雙生，香港本土的國族思考層次一直豐富而複雜。
想想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在社會上仍是少數派，當時社會高唱「融合論」，結果過度融合而產生族群衝突。去年的反國教反洗腦運動，也是對於狹隘民族主義及中港教育一體化的強烈抗拒。過度的接近，消抹了情感必須的距離。
或者，我們必須正視香港的弔詭位置：中港距離太近，一衣帶水，利害關係根本是同呼同吸，莫說文化上有歷史認同感，根本經濟資源等等都倚賴中國，我們當然要時時監察與匡正中國——說中國可與香港徹底切割，根本是不現實的。但是，若要說香港精神本來就是愛國，實在也是葉公好龍癡人說夢，與現實偏差甚大。誇張中國與香港的距離，或是欲徹底消抹這個距離，同樣會置香港本土於狹隘、自我斷裂、並有實際危險的狀況中。冷靜地捉摸這個距離、進行調節，才是確立本土之道。
紀念六四與捍衛本土
雖然我認定六四是本土共同體的支柱性議題，但一直以來，反叛與本土的追求，確是常與支聯會分道。記憶所及的學運及社運實踐，略數如下（遺漏請諒）：從92年開始有大專學生反省「支援」這個詞的意義，要「走出支運的困境」，把運動主要支點定在香港（見《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蔡子強等編，香港：青文書屋，1998）。94年開始有人在六四遊行中要唱〈友情歲月〉，與支記相抗（見《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蔡子強等編，1998）。一直都有年輕人或文藝界說要突破支聯會式紀念六四活動，梁款的數本《文化拉扯》中便把六四集會描述成與支聯會風格截然相反的多元奇趣，試圖縫合兩方。99年《打開．六四十週年特刊》，梁文道的〈廣場密碼〉試圖進一步把六四定義為「本土事件」。而文化界一直力求突破大型悼念的模式，包括：巿民每年六月四日到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雕像下獻花；97至今自治八樓朋友「異議聲音」每年六月三日晚八時九分到文化中心外通宵思念；2009年八十後「六四文化祭」；2010年集體行為藝術「來往廣場的單車」；2011活化廳「拜山先講？——再問六四與我城」系列藝術展覽及行動；「沒有製作」一群年輕人歷年的六四街頭報哀音；；字花編的《維園，你在嗎？》、《走，走到一九八九》、《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以至各年文學小團體出版的特刊、紀念詩聚……這些多元的紀念行為在九七後蓬生迸發，不是沒有理由的——它們自知紀念六四就是保存、確立、捍衛香港本土性。
六四一代的深刻記憶，必須傳承下去，因為一個族群的記憶不能及身而止。與支聯會主張歧出，是多元表達的追求，不代表不紀念六四，尤其必須反對麻木。出於「本土利益」而對人命無感，是明目張膽的自私。而對於尚未經歷過的九十後而言，叫他們不要理會六四，太容易太便宜了，這樣號召的人簡直是反啟蒙、鼓吹蒙昧。如果有人為這種反啟蒙的蒙昧自私，掛上「本土」的帽子，絕對不能接受。在中共與「土著派」的雙重進迫之下，如今再從本土說六四、說國家，須先確立以下價值與信念：有距離的關切，容納反思與抵抗的空間，以普世價值匡正偏頗的民族主義，讓本身的獨特本土性生發，以城籍分解國籍，向目前這個歪斜的中國說不。香港必須要走自己的路，而這條路上有著許多他人，是為「開放的本土」，這方為反叛者即香港，不可逼視的驕傲。
（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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