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一無名的義人李旺陽。他因為六四期間組織工人運動,被關進牢中逾二十年,由壯年而成老年,鐵一般的身體遭受到虐打而凋殘,幾近耳不能聽、目不能視,有如風中之燭,而鐵骨錚錚不改,仍在危險中接受香港記者訪問,在鏡頭前用缺牙漏風的嘴巴要求六四平反、結束一黨專政,說「砍頭也不回頭」。香港巿民都對這位錚錚漢子留下強烈印象,誰料六四周年過後不幾天,李旺陽突然離奇死亡。香港巿民無法不懷疑是政權要這位不屈的老人滅聲,無法不悲傷地覺得自己要為他的死亡負起討債的責任。後有近三萬人參與「聲討屠夫政權」的憤怒遊行。
在遊行之前之外,中間有一次前所未有的藝術行動。李旺陽死訊傳來當晚,網絡上馬上是炸開了,簡直是無法紓解的驚愕悲憤。結果有藝術朋友,在面書上開了event「我們都是李旺陽」,邀請大家寫詩,然後由設計朋友以制式複製的風格,為每一首詩作成一張顏色不同的postcard(適合用作cover photo)。本來以為詩只有少數人會寫,但活動反應超乎意外的強烈,整晚不斷有人貼詩,不斷有新的postcard上載,我記得那一晚的情感濃烈得像苦艾酒,每個人都因為悲傷和驚託而有點失控。後來總共收到四十多首詩,它們被寫在白布上作招魂幡(遊行中人們蒙眼持白幡行走),被製成大開海報於香港七一遊行派發,被送到學校裡展覽,再隔一年,便編出了這本《我們都是李旺陽》詩集。
以詩對抗死亡
面對死亡之強大我們往往失語,而明顯出於政權的壓迫又令胸腔滿溢呼喊的壓力。於此時,詩此一文體向我們指示了它的最大公因數:情感的抒發,與共通。詩作是在網上徵集,很多作者並無寫詩的習慣,許多都是即時反應,它首先是一種情感的抒發,向死者的呼喚,異常個人,但卻因主題而非常公共。它們被歸結到「我們都是李旺陽」這個主題之下——死亡和權力把生者與死者不可逆轉地隔絕開來,我們卻聲稱與死者同一,生者於焉得到了定義:生者願意背負起死者的未竟之志,放下了個別,而成為複數相異的「眾人」,並有了行動。文學是一種述行語言(SPEECH ACT):宣稱就是內容本身,當我說我是李旺陽,我就是李旺陽,站起來對峙不義的政權。
這些詩姿態強硬,情感憂傷,幾乎是不能直視的(廖偉棠語),它們像是天空中尖銳的眼睛,反過來炯炯逼視不義的政權。一般認為,為政治而寫的詩作容易流於直接和口號化,詩的語言技術要求就是用來過濾那些泛濫而平庸的情感。但我們在這裡讀到卻非平庸,而是普遍。窗子、李旺陽高大的身軀、白衣、拖鞋……當這些事件中習見的意象被使用時,讀者不是感到效果磨蝕而是感到如歌吟詠嘆的重複推進,彷彿這些詩加起來才成其為一首長詩。
這些直接的詩讀起來,卻覺得那麼好,那麼真誠,那麼有力,那麼尖銳,也許是因為,詩人廖偉棠形容的,劇痛。閱讀與想像的距離空間也許並非來自語言,而是死亡本身。也因為,那個寫作的語境,已經銘刻在我這個讀者的身體裡,它因為政權的始終不變而凝固如冰晶,我永遠明白,甚至明白到幻覺這些詩就是我寫出來的,面貌迥異的它們彷彿等同於我心裡情感變幻的一體萬千。詩在這裡,是一種治療還是痛苦的銘刻?毋寧說,治療本身來自於持續不斷的行動。葉蔭聰形容,當香港人在未能了解全貌的狀況下,卻不斷在近距離接收中國大陸一再挑戰每個人道德底線的新聞,於是常有悲憤卻又鞭長莫及的「道德體驗」;而唯是詩,能夠讓道德個體在面對難以承受的沮喪和失落之時,以藝術昇華,彰顯主體的自由與體制束縛的悲劇撞擊。
反常識的出版行動
如此沉重的主題,詩集的外觀看來卻有種無物的飄逸感,以湖綠和白色為主。本書的製作團隊是一群八十後的文藝少女,誠如葉蔭聰的詩集序言所言,她們是不喜歡主流政治悲情聚會的氣質風格的,詩集的湖綠毋寧是生命與希望的象徵。然而,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道德,這體現在這本詩集的生產關係之中。詩集資金來自捐款,整體接近完全無酬,卻製作得極為精美:80磅薄紙單面印刷,書脊打洞、穿線,視覺主軸是鉛字風格的字體,充滿手作質感,像一本每日撕一張的日曆。在這個手作過程中,單是夾在書中的書籤,這個附帶物已經花掉製作者幾個通宵,因為它是用鉛字活版逐張印刷的。而這本詩集主要於七一遊行中免費派發(而它非常重很不適合在遊行中隨身攜帶),整個出版設置,可以說是極端地反資本主義的價值邏輯——甚至,它已經去到藝術甚至修行的境界:以身體的付出去體現和尋求價值,向抽象之物的奉獻,近於宗教層次的虔憫。
筆者過去幾年,一直參與文學與社會議題互涉的行動;而由於工作關係,李旺陽詩集由醞釀至成型的過程,是筆者近年唯一徹底缺席的事件——筆者於是得以在一徹底旁觀的角度,審視這一近年最不同凡響的文學集體創作及出版行動,滿懷敬佩地仰望文藝青年的行動。而筆者相信,無數的讀者亦如筆者會在捧讀這本詩集的過程中,銘刻我們都是,我們都是李旺陽。
我們都是李旺陽臉書頁:
(刊《文訊》八月號)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