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居」是九龍區一幢私人小型住宅的名字，而攝影家黃淑琪及其團隊，則用來做一個藝術計劃的名字。這是一個關於西貢白沙澳，一條偏遠的客家村的藝術計劃，經歷兩年，做成了一本極其精美的結集《可以居》（下稱《可》）。
黃淑琪是生於七十年代的一位藝術家，早年曾有輝煌戰績，包括做起風格殊異新穎的《CREAM》雜誌，與友人一同創辦獨立出版組織「廿九几」，出版個人攝影集《蒐》，及後創辦每期探討不同主題的攝影藝術雜誌《KLACK》等。我一直有留意她，因為她能敏銳地提煉出當代的藝術感性與影像風格，彷彿當下即是般與生活的經歷與感觸相通，有時尚感而又從不庸俗。
實存的神話
某個七十年代藝術群體的做事方式是怎樣呢？我幾乎能嗅得出他們：喜歡連結，不高蹈，有一點通往巿場的追求，然而非常安靜，尤其重視細節，連結是以非常細膩而情感的方式進行，需要花大量心力資源——他們通往生活之餘亦重視魔幻與虛構，主體視角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存在，裡面有一種謙卑的再造現實之態度。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小村中「七月七水」的傳說被放大，流傳神秘。白沙澳後面密林有小河，傳說七夕當日，七仙女會下凡到這河沐浴，因此河水極清，能治百病，故每年七月七日午時，村中人會到河的源頭取水，然後密封於甕，待病時飲服。取水時萬籟俱靜，動物都消失不見。書中章節配合村河的游魚攝影，退色白底有神仙清氣，但又有日式味道。黃淑琪還把河水結晶的照片寄給身心靈書籍《水知道答案》的作者江本勝，讓他分析驗證。
書中訪談有部分由曾任電視台編劇的詩人劉芷韻寫成。劉芷韻筆調素以溫柔綿軟見稱，她給村民做的訪談中，有以虛構復現當時的寫法，把村民先輩的故事比為《傾城之戀》，也加入自身故事包括與家人關係的細思。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她在作村中翁家老婆婆訪談時，以自身女子的角度，不時輕聲質問客家女子的命運何以如此坎坷。
深入與開放
《可》可以被視為一本本土社區歷史紀錄，很配合當下時興的社區主題。不過「社區」在流行的呈現方式往往表現為帶動人流、支持消費，而我認為《可》的立意並非如此。《可》是希望以藝術方式去探索一個社區，在傳達詳盡而細緻的歷史、地理、生態學、居民個人家庭歷史等資料整理之餘，它更重要是傳達一種視角，一種觸摸的方式：溫柔，放大，平靜，充滿情感，而不希望改變社區的原有狀態。這條有著美麗客家建築的村子，也像香港的郊野公園及其它舊社區一樣，面對發展與販賣的威脅。它並沒有呼籲大家常去探訪村民或幫忙消費，它只是想講述這個地方的一切，盡可能詳細，希望你知道，並從中感受到一些可能重要之極的東西。而書的編排，包括不同開倒與不同紙質，配合不同主題的攝影藝術照片，都在呈現之餘，傳達著一種親密而重要的氣息。
如此細緻的藝術計劃，過程歷時兩年，需要與居民形成深厚的信任。舊社區的開發，往往與利益相關，藝術團隊可以免除利益瓜葛，相對就比一般社區組織容易，黃淑琪稱，她的目標並不是要保留實在的建築，而是希望以藝術打開一個空間，讓原居民可以團聚，重新發現這地方的重要，或者這種團聚可以變成保留的心意也說不定。跟隨出版的發佈會，在白沙澳連接二日的活動（包括寫生、朗讀音樂會、導賞、生態課、鳥語遊戲等等），也促成了原居民回港團聚。
而面對這樣多元的藝術團隊，包括攝影、文字、歷史、生態知識，黃淑琪認為最重要是不立框架，讓藝術家以心感受，自然流露。我閱讀《可》的感覺是，這本書是以想像空間來連結所有人的。在幾期的《KLACK》中，黃淑琪已經不斷磨煉一種將非藝術品re-touch成藝術品的方法，包括天氣氣像圖、酒樓婚宴場地、家庭攝影照等等，她已經找到一種非常幽微的方法，讓它們不知不覺，在照片的定格中，人們的凝視中，變成具有想像與情感的東西。而黃淑琪十分感性，她認為藝術的本質就是傳達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之物，過程是發現、了解、深化、轉化。
這時代最大的夢想
《可》有一種真實結合虛幻的弔詭，也有一種深度與表面的弔詭。能夠讓人在閱讀中感受特異的情感，照片與書頁便出現深度；但是，融合如此多方的合作，則可能需要停留在某些安全而美好的表面。黃淑琪必須小心翼翼地尋找互通的路徑。而我指出《可》有一種「un-real」的感覺，她坦承，她覺得人類需要夢幻（fantasy）。確實，情感與夢，都是人心共通之處。
《可》背後最重要的夢幻，是「我們能夠處理一個空間，以及打理自己的生活」。書中記載全能客家話教師陳心傳，文武全材開私塾教授全村學生。村中翁家的祖先翁仕朝也是文人，《可》將他手書的「歷代帝王紀」等教材保留下來，並處理為精緻小冊夾在其中。也許每一個小地方，開天闢地時都有這樣的全才，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真正做到「詩禮傳家」。能夠自理，有時舉手之勞，有時遙不可及。香港是一個這麼難住的地方。在政治壓抑、核心價值崩壞的香港，能夠自理、自治，看起來仿佛桃花源或烏托邦。這或者就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夢幻，或夢想。
而奇妙的是，這種夢必須以歷史探索的方式存在，我們的夢原在歷史裡面——正因為它是真的，才感到夢的甜美與遙不可及。這是一種時代感性，其理與陳冠中《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相通。一個可以居住的地方：我們與陌生的先輩相通，夢與歷史相通，在偏遠的土地上破除封閉，深究的背後是我們賴以依存的僅有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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