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室
斗室位於旺角中心地帶的某商場的六樓，誰也不能想像這裡的寧靜。彌敦道和亞皆老街的車聲完全沒有走進我的房門，而且，一天也聽不到幾個人說話。即使明顯地，曾有一個隔壁房客是在樓下桑拿工作的鳳姐，但她的高跟鞋聲，和有時隱隱傳來的洗澡水聲，也與一般人的無異。偶然有人來拍門，拍很久，甚至踢門，都沒人應，不久也就恢復寧靜。倒是青年詩人朋友們來探訪我，得知有鳳姐就大呼小叫，磨拳擦掌揚言去幫襯——「別礙著人家做生意。」這時我就發出聲音。
聲音來自我們，而可能不能理解世界邏輯的也就是我們。搬來的第一個星期，我到走廊扔垃圾，有一個頭髮稀疏、像根牙籤似的婆婆，在走廊上一步一步地挪著。乳白色的皮膚附著她的手骨，像衣服的皺摺。我禮貌地問，垃圾扔在哪裡？她露出非常友善的微笑，繼續在走廊上一步一步挪著，慢慢挪過了我的面前，始終沒有指示方向。
斗室裡有兩個已經超載的書櫃。來過的人都無法相信——書竟然是有分類的。最頂和最底處放大開的雜誌、期刊和影印本，左邊近門的書櫃依次由上至下是傅柯德里達等的著作、女性主義及文化批評的合著書籍、香港文化及中國評論的編選本、結構主義之前的哲學理論及社會評論書籍。右邊貼牆書架的排列則為：純文學理論、小說及散文、詩、詩評論。理論書放在較當眼處是因為，我該是在斗室裡做論文的；隨身的幾部作品像《百年孤寂》、《salsa》、《玫瑰念珠》等在我的座位後面則是因為，人總須有所依靠。較「消閒」的書如《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這本是杜小姐的，借了五年）、《哭，不哭》、《費馬最後定理》等束之高閣。至於斗室的地上還堆著可以再裝滿一個書架的書，大部分是英文理論，都是急著要看的。牆壁上貼滿了post-it，都是論文的骨頭。唯一的工作桌就是電腦桌，堆滿了cd和vcd，可是我都不看。平時我在電腦前工作，書架在後面，論文主角王小波的著作正在前方略高處。一切滴水不漏，論文卻還未做出來，所以說不過去。
陶潛的《飲酒》裡爛熟的句子：結盧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我的小雪櫃裡有酒。大隱隱於市。我沾沾自喜，逐漸將生理時鐘倒轉，早上七點睡，下午六點起，充份擴展了寂靜無聲的工作時段。後來，我好像漸漸有了失眠症，雖然八九點鐘的太陽完全被隔絕於唯一的小窗，但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又沒有精力繼續看書，腦子裡儘是理論問題、仇視的人、不該說錯的話。我可以隨時倒在床上，卻不能隨心所欲地入睡。不過只要忍耐貧窮不去上班，我還可以這樣生活。有人說，大學生就有機會規劃出一個違背常理的時間表。這個說法我始終無法接受。我無法接受，有一天我不能再違背常理地使用我的時間。在這一點上，我會被指為不理解世界的邏輯。
住在斗室裡我很難想像以後我還會與人一起住。我可以勉強自己遷就斗室：二百呎不到的地方，擦個地板要一小時左右，過後氣喘咻咻，因為要不斷搬動書籍。天氣熱的話，什麼都沒做過也會一天洗兩三個澡，因為電腦桌是個悶熱的地方。但我大概不願意怎樣去遷就人了。與喜歡或者敬佩的人談話，都看到深深的鴻溝，有時這令人不安得沉默起來。沉默是怎樣的呢，好像一把大鐵剪的刀口，冷飃飃的，四周事物的顏色都改變，以前我總覺得是接近殘忍的。斗室當然令人習慣於沉默，如非必要我也不會自言自語。但我留意到自己遇見可傾談的人時，好像更容易戀戀不捨了。過猶不及是危險的，我不以為誰都能理解這種戀戀。畢竟不是誰都在斗室裡獨居。而斗室裡同時存在著對電話鈴聲的盼望與厭惡，新簇簇的電話機卻也練成了偶然自動斷線的神奇技術，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也許我也因此更加怪異彆扭。
22歲之前我的理想居庭是在一個涼快的森林裡，我和朋友彼此看不見對方的木屋，但十分鐘內可以到達對方的屋子。其實現在已經很接近，只不過後來我們懂得這樣的邏輯：在相近的地方不相見，這行為複雜地涉及到友誼、安全，友誼的安全與此的相關與不相關。住到旺角時，我曾經以為自己的屋子，可以成為朋友經過的落腳點（事實上「朋友一間不上鎖的屋子」曾經是某人詩中一個溫暖的意象），不過經我居住一段時間的地方，似乎總變得有點不太怡人。
在走廊上我看見，有一個女子，擔起了不發一言老婆婆的看護工作。女子皮膚黑黃，身裁也像牙籤一樣，頂一頭曲髮，從後面看令人想起電視劇裡扮外國人（多半是指揮家）的廉價假髮，從前面會看見她雙眼嚴重斗雞，嘴圈起像個小寫的o：「出來走走可好！」「是呀—」不發一言老婆婆竟然可以答話，輕輕的。不發一言老婆婆的話聲，畢竟與她的友善笑容相合。在她們慢慢挪過走廊的過程中，她們重覆這些對答。大概在這比幼兒學語還簡單的對話中，有非常重要的東西——我猜想其中的邏輯，去扔垃圾。
我在這間斗室已生活了300多天，天氣愈來愈熱，它愈來愈複雜，生長的力必多愈來愈無法控制。冷氣機好像將近油盡燈枯，我希望這就是我煩燥的全部原因。不像我總是間接否認家庭對我的影響，我非常願意銘記我住過的每間房子，包括旅行中的黑店。它們對我的影響總是像遺傳病：現在我的斗室裡有八個煙灰盅，放都沒地方放，是因為我一直不能公開使用我的煙灰盅；我總是不把小膠袋扔掉，是因為我以前在不能吸煙的屋子裡，總用小膠袋把煙頭包起來——換一個語境，別人看來，一定是神經質的。所以，大概，就算我現在多麼討厭母親，就算我與所有親人斷絕來往，所有被我厭惡、逃避的，將來都會一一在我身上顯現出來。母親非常厭惡外婆，現在她們一舉一動都像極了。如果這是世界的邏輯，我不知道自己是在背叛它，還是在順應它。
生活在斗室裡我甚至儘量避免到樓下去，吃飯都叫外賣。我在斗室裡是做論文，但並不意味著要遠離時代。我看電視甚至報紙都比以前多，除了追電視劇，也逐漸養成按時看新聞的習慣，星期日追看《鏗鏘集》。有時事情很直接，新聞報導都可以看得嘩啦一下淌淚；有時事情永無真相，你可以在一開始就想見真相的沒頂。於混亂的時代，憂慮是無法避免也不該去避免的。我會打電話去和朋友談各種公眾事情。然而，我始終記著，王小波因為他與人群的距離而自命清醒，而這並非事實的全部。七月，一大群人在街上走，並不太熱衷於叫喊口號，這裡面有著十分複雜的邏輯。清醒和犬儒，其分別往往就如我家裡那幾十張外賣餐單的分別，要很多很多的嘗試才能分辨。
我記得我初搬來的時候，有一天十一點左右到街上去買東西吃。在非常小的電梯大堂，白色光管的光線下，什麼樣子的人都有，疲倦的上班族神情厭世，眉目間隱帶悍意的家庭主婦，露出手臂紋身的精廋黑衣青年，十歲左右的男童穿著翻版的比卡超t恤，風塵女子肉光緻緻，映照著淡金色龐克頭和粗大金屬鏈。那程電梯我沒敢擠進去。我並不是說這光怪陸離就是生活本身。我也不是說，一切都見怪不怪淡然處之的後來，就是生活本身。我是說，後來我再也沒看過令我這樣震撼的畫面，也可能是我同時不再留心周圍的人——距離與洞見的關係之可疑，始終令我放心不下。
理解世界的種種邏輯，然後選擇。我在我的斗室裡，在電腦上打出我未必能做到，仍然期許的句子。很大程度上，我猜想我在斗室裡思考、策劃的各種東西，將來也許實際上都是徒勞無功、風過無痕的，或者更糟的結果是只記得斗室的寧靜。這與在散文中加入一個感傷味重的結尾一般令人氣餒，且很可能互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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