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襟與承擔

（因為發現某件事出現了漏洞，早上一直沒法睡。我做事其實很少「硬著頭皮做」，承襲本人少年偶像楊威利「不打沒把握的仗」。如今要硬上弓。但無論如何，要做得比他們好。下文先投予信報，作為5月21日趙珣一文的回應，信報不予刊登。現刊於31/5明報世紀版。）



辦電影節，還需承擔與胸襟
談抗議《麥收》放映風波

華語紀錄片電影節《麥收》因被質疑沒有好好保護片中的性工作者私隱，而惹起反對風波，筆者作為關心紀錄片的文化界一員，也有關注。日前國內導演趙珣在信報撰文討論紀錄片的道德界線問題，其實趙文未有很多篇幅討論道德問題，多是為《麥收》辯護。趙珣似乎認為紀錄片是藝術品，是導演的個人創作，觀看時應以美學價值先行，所謂關顧片中人安全的道德問題，乃是次要。而對現場的許多觀眾及抗議者來說，他們將片中人置於更高的位置，因此認為凡事應以保障片中人安危為首要條件。在藝術自主與社群倫理之間取得平衡，不但是導演的責任，也是紀錄片電影節的責任。而從是次風波中看到，華語紀錄片電影節處理相當失當，包括沒有盡到把關責任，及不尋求與反對者溝通，將抗議壓力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成熟負起把關責任

趙珣認為，「因為抗議活動引發傳媒關注，輿論的炒作會導致知情面擴大，反而對執法機構造成了必須有所作為的壓力，而給當事人帶來危險。如此這般，是導演帶給被攝者的傷害更大，還是抗議者帶給當事人的傷害更大？」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說法。從事性工作在內地份屬刑事罪行，反對放映的團體認為《麥收》中暴露從事性工作的女主角真名、工作地點，其它性工作者及客人的名字、面貌，主角家鄉地址門牌、家人姓名等，擔憂這些資料會危及片中人，因此要求暫緩放映。歸根究柢，向傳媒發放有關《麥收》訊息的是華語紀錄片電影節，而不是反對者；如果要危及性工作者，其資料是必要基礎，而資料發放的源頭是《麥收》，由華語紀錄片電影節提供公映這個渠道。不能把危及性工作者的責任推到抗議者身上。

而在《麥收》臨近播映時，華語紀錄片節向外發佈了一則聲明，文中認為《麥收》在香港放映，若令片中人負上刑責，有兩個可能：一、有觀衆跨境舉報、或其內地朋友舉報，或內地執法人員來港「無意中」看到電影；而聲明認為最可能的情況，是二、「反對放映人士到電影院阻止本片放映，引起公眾注意，傳媒報導，消息傳至有關當局，於是反對放映人士聲稱要保護的片中人果然就因此而受到刑責了。」 （按：我是看了這段聲明而覺得非寫這篇文章不可。）

這種說法令人詫異：作為一個大型紀錄片節的主辦方，這樣的揣測未免太不成熟、太不具政治敏感度了。華語紀錄片節涉及教育、環保、歷史、民生等社會面向，確會放映不少不被內地官方認可的題材；華語紀錄片節也不斷在大眾傳媒上曝光宣傳，筆者個人就曾在內地廣受歡迎的鳳凰衛視上，看到兩個節目介紹過華語紀錄片節。更有內地觀眾來香港觀看《麥收》，更證明華語紀錄片並非趙珣口中「其他傳媒幾乎完全沒有聲音 」的放映。既然是公開放映、也謀求擴展規模，華語紀錄片節怎可以沒有心理準備，知道敏感的內容會有機會招致電影節被內地警方盯上？無此先例，也絕不等於沒有可能。如果真的覺得沒人知道會安全點，可以不公開售票。

如果說內地法紀不正以致來自內地的趙珣對刑責不太敏感，身處強調法治的香港，主辦華語紀錄片節的釆風電影公司，就實在如《文化現場》的聲明所言，沒有盡到把關的責任。一個關懷社會和重視藝術自由的把關方式，絕非過濾官方不歡迎的內容，而是要保護片中人。相對而言，台北電影節的處理便令人喝采：影節宣佈，《麥收》的兩場放映，將不作任何售票端點的公開販售，只限十八歲以上影視科系學生、電影從業人員、文化工作者等「相關專業人士」入場，並僅於影展活動期間於現場售票，觀眾入場前須填寫「觀影切結書」，並稱此係出於導演徐童的要求。在這個宣佈的同時，台北電影節一邊稱讚《麥收》所受的肯定，一邊也沒有迴避本片有「危及片中人人身安全」的爭議。如果導演本身其實並非鐵板一塊不做任何讓步，那麼在香港出現的《麥收》風波，華語紀錄片節的主辦方釆風電影公司便要負上相當大的責任——在以彈性和反應快著稱的香港，真的沒有渠道去保護片中人、教育觀眾、支援電影和紓解分歧嗎？

何必敵視反對聲音

華語紀錄片節的聲明將危害片中人的責任推到反對者的身上，甚至說「如果說，反對人士對片中人可能會負刑責是一種出自關愛的擔心而已，大家能同意嗎？」（按：！！！）顯得相當敵視反對聲音。反對放映的人士，並非閒來無事找碴的，裡面包括了性工作者團體和紀錄片團體（第一封建議信、第二封），他們長期關注著紀錄片和性工作者的問題。

連內地來港觀看《麥收》的觀眾，作為消費者直接面對抗議者阻撓放映，都能對抗議者的理據表示理解，在自己的博客上說抗議「讓我看到了尊重自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看到了在高度理性的市民群體中可貴的相互協商和促成和解的『自治精神』，更看到了行政權力在面對憲法權利（表達自由）時的自我克制和時時謙抑。」但釆風在經歷抗議後的聲明，卻只說「絕大部分觀衆仍留下觀看全片及表示支持」，並認為「有關組織藉題材及主角職業敏感等理由阻撓影片上映，無疑抹殺紀錄片作爲監察社會及記錄現實的重要角色，亦扼殺普通人透過紀錄片發言的機會。」連反對者的理據、映後觀眾的質疑都沒有好好陳述。台北電影節和個人觀眾都顯現了理解的心胸，采風的表現不能不說是令人失望。

其實反對團體有向文化界人士徵詢意見，大家都認為該低調處理，應與華語紀錄片節私下溝通，反對團體亦同意——為了保護片中人私隱，他們一直沒有向大眾傳媒發放任何消息。至於采風，安排過《麥收》試映會，會後九成意見覺得「新版本」仍有問題，而釆風一直未有正式回覆反對團體。直到《麥收》播映前一天，采風才向傳媒發放訊息；當放映後學院及文化界人士都批評影片，采風的張虹就以私人身份接觸學院及文化界人士，始終不正式回覆反對團體，令團體在放映時抗議，將抗議壓力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而在放映當日面對抗議便報警處理。觀眾入場買票，不止是支持電影，也可能是支持電影節本身。而文化機構要報警來處理反對者，實在有點羞家。

別學殖民統治手法

作為事件的局外人、文化界的一員，我覺得事件實在可以更好地解決。為什麼采風不正面與反對團體溝通呢？（見反對團體日程誌）文化行業不能與社會割裂，紀錄片也是小眾事業，更應與弱勢團體連結，而非只尊重行內精英的看法。反對團體多是性工作者團體，是社會的邊緣族群，不與之溝通也許無甚大礙（示威者不過十餘），但厚此薄彼也可令人齒冷。紀錄片與社會相涉，難道主辦方卻沒有和社會團體溝通的誠意和信心？

其實台北電影節的措施、導演徐童的改弦易轍，均參考了雲南及香港的反對意見。而筆者最耿耿於懷的，是采風對事件的處理非常接近港英以至特區政府對示威的手段：不作溝通，只對外發放有利自己的消息，最後即使接納反對意見，也繼續把反對者打為非理性、不溝通的搞事份子。遠例如六七暴動催動殖民地政府轉化為現代化服務型政府，近例如天星皇后的抗爭令政府同意發展與保育需要平衡；甚至小如婦女產假、法定勞工假期，都是反對者抗議示威爭取回來，官方歷史卻是提也不提，一味想法令民眾對反對者抱有戒心。不少看過電影的學院及文化界人士，也同意反對者的擔憂有理；采風在《麥收》風波上的處事手法，難以服眾。強調人道精神和社會關懷的紀錄片，不應向犬儒靠攏、不應仰賴公關手段，應有直面反對聲音與之溝通的胸襟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