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2009

胸襟與承擔

(因為發現某件事出現了漏洞,早上一直沒法睡。我做事其實很少「硬著頭皮做」,承襲本人少年偶像楊威利「不打沒把握的仗」。如今要硬上弓。但無論如何,要做得比他們好。下文先投予信報,作為5月21日趙珣一文的回應,信報不予刊登。現刊於31/5明報世紀版。)



辦電影節,還需承擔與胸襟
談抗議《麥收》放映風波

華語紀錄片電影節《麥收》因被質疑沒有好好保護片中的性工作者私隱,而惹起反對風波,筆者作為關心紀錄片的文化界一員,也有關注。日前國內導演趙珣在信報撰文討論紀錄片的道德界線問題,其實趙文未有很多篇幅討論道德問題,多是為《麥收》辯護。趙珣似乎認為紀錄片是藝術品,是導演的個人創作,觀看時應以美學價值先行,所謂關顧片中人安全的道德問題,乃是次要。而對現場的許多觀眾及抗議者來說,他們將片中人置於更高的位置,因此認為凡事應以保障片中人安危為首要條件。在藝術自主與社群倫理之間取得平衡,不但是導演的責任,也是紀錄片電影節的責任。而從是次風波中看到,華語紀錄片電影節處理相當失當,包括沒有盡到把關責任,及不尋求與反對者溝通,將抗議壓力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成熟負起把關責任

趙珣認為,「因為抗議活動引發傳媒關注,輿論的炒作會導致知情面擴大,反而對執法機構造成了必須有所作為的壓力,而給當事人帶來危險。如此這般,是導演帶給被攝者的傷害更大,還是抗議者帶給當事人的傷害更大?」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說法。從事性工作在內地份屬刑事罪行,反對放映的團體認為《麥收》中暴露從事性工作的女主角真名、工作地點,其它性工作者及客人的名字、面貌,主角家鄉地址門牌、家人姓名等,擔憂這些資料會危及片中人,因此要求暫緩放映。歸根究柢,向傳媒發放有關《麥收》訊息的是華語紀錄片電影節,而不是反對者;如果要危及性工作者,其資料是必要基礎,而資料發放的源頭是《麥收》,由華語紀錄片電影節提供公映這個渠道。不能把危及性工作者的責任推到抗議者身上。

而在《麥收》臨近播映時,華語紀錄片節向外發佈了一則聲明,文中認為《麥收》在香港放映,若令片中人負上刑責,有兩個可能:一、有觀衆跨境舉報、或其內地朋友舉報,或內地執法人員來港「無意中」看到電影;而聲明認為最可能的情況,是二、「反對放映人士到電影院阻止本片放映,引起公眾注意,傳媒報導,消息傳至有關當局,於是反對放映人士聲稱要保護的片中人果然就因此而受到刑責了。」 (按:我是看了這段聲明而覺得非寫這篇文章不可。)

這種說法令人詫異:作為一個大型紀錄片節的主辦方,這樣的揣測未免太不成熟、太不具政治敏感度了。華語紀錄片節涉及教育、環保、歷史、民生等社會面向,確會放映不少不被內地官方認可的題材;華語紀錄片節也不斷在大眾傳媒上曝光宣傳,筆者個人就曾在內地廣受歡迎的鳳凰衛視上,看到兩個節目介紹過華語紀錄片節。更有內地觀眾來香港觀看《麥收》,更證明華語紀錄片並非趙珣口中「其他傳媒幾乎完全沒有聲音 」的放映。既然是公開放映、也謀求擴展規模,華語紀錄片節怎可以沒有心理準備,知道敏感的內容會有機會招致電影節被內地警方盯上?無此先例,也絕不等於沒有可能。如果真的覺得沒人知道會安全點,可以不公開售票。

如果說內地法紀不正以致來自內地的趙珣對刑責不太敏感,身處強調法治的香港,主辦華語紀錄片節的釆風電影公司,就實在如《文化現場》的聲明所言,沒有盡到把關的責任。一個關懷社會和重視藝術自由的把關方式,絕非過濾官方不歡迎的內容,而是要保護片中人。相對而言,台北電影節的處理便令人喝采:影節宣佈,《麥收》的兩場放映,將不作任何售票端點的公開販售,只限十八歲以上影視科系學生、電影從業人員、文化工作者等「相關專業人士」入場,並僅於影展活動期間於現場售票,觀眾入場前須填寫「觀影切結書」,並稱此係出於導演徐童的要求。在這個宣佈的同時,台北電影節一邊稱讚《麥收》所受的肯定,一邊也沒有迴避本片有「危及片中人人身安全」的爭議。如果導演本身其實並非鐵板一塊不做任何讓步,那麼在香港出現的《麥收》風波,華語紀錄片節的主辦方釆風電影公司便要負上相當大的責任——在以彈性和反應快著稱的香港,真的沒有渠道去保護片中人、教育觀眾、支援電影和紓解分歧嗎?

何必敵視反對聲音

華語紀錄片節的聲明將危害片中人的責任推到反對者的身上,甚至說「如果說,反對人士對片中人可能會負刑責是一種出自關愛的擔心而已,大家能同意嗎?」(按:!!!)顯得相當敵視反對聲音。反對放映的人士,並非閒來無事找碴的,裡面包括了性工作者團體和紀錄片團體(第一封建議信第二封),他們長期關注著紀錄片和性工作者的問題。

連內地來港觀看《麥收》的觀眾,作為消費者直接面對抗議者阻撓放映,都能對抗議者的理據表示理解,在自己的博客上說抗議「讓我看到了尊重自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看到了在高度理性的市民群體中可貴的相互協商和促成和解的『自治精神』,更看到了行政權力在面對憲法權利(表達自由)時的自我克制和時時謙抑。」但釆風在經歷抗議後的聲明,卻只說「絕大部分觀衆仍留下觀看全片及表示支持」,並認為「有關組織藉題材及主角職業敏感等理由阻撓影片上映,無疑抹殺紀錄片作爲監察社會及記錄現實的重要角色,亦扼殺普通人透過紀錄片發言的機會。」連反對者的理據、映後觀眾的質疑都沒有好好陳述。台北電影節和個人觀眾都顯現了理解的心胸,采風的表現不能不說是令人失望。

其實反對團體有向文化界人士徵詢意見,大家都認為該低調處理,應與華語紀錄片節私下溝通,反對團體亦同意——為了保護片中人私隱,他們一直沒有向大眾傳媒發放任何消息。至於采風,安排過《麥收》試映會,會後九成意見覺得「新版本」仍有問題,而釆風一直未有正式回覆反對團體。直到《麥收》播映前一天,采風才向傳媒發放訊息;當放映後學院及文化界人士都批評影片,采風的張虹就以私人身份接觸學院及文化界人士,始終不正式回覆反對團體,令團體在放映時抗議,將抗議壓力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而在放映當日面對抗議便報警處理。觀眾入場買票,不止是支持電影,也可能是支持電影節本身。而文化機構要報警來處理反對者,實在有點羞家


別學殖民統治手法

作為事件的局外人、文化界的一員,我覺得事件實在可以更好地解決。為什麼采風不正面與反對團體溝通呢?(見反對團體日程誌文化行業不能與社會割裂,紀錄片也是小眾事業,更應與弱勢團體連結,而非只尊重行內精英的看法。反對團體多是性工作者團體,是社會的邊緣族群,不與之溝通也許無甚大礙(示威者不過十餘),但厚此薄彼也可令人齒冷。紀錄片與社會相涉,難道主辦方卻沒有和社會團體溝通的誠意和信心?

其實台北電影節的措施、導演徐童的改弦易轍,均參考了雲南及香港的反對意見。而筆者最耿耿於懷的,是采風對事件的處理非常接近港英以至特區政府對示威的手段:不作溝通,只對外發放有利自己的消息,最後即使接納反對意見,也繼續把反對者打為非理性、不溝通的搞事份子。遠例如六七暴動催動殖民地政府轉化為現代化服務型政府,近例如天星皇后的抗爭令政府同意發展與保育需要平衡;甚至小如婦女產假、法定勞工假期,都是反對者抗議示威爭取回來,官方歷史卻是提也不提,一味想法令民眾對反對者抱有戒心。不少看過電影的學院及文化界人士,也同意反對者的擔憂有理;采風在《麥收》風波上的處事手法,難以服眾。強調人道精神和社會關懷的紀錄片,不應向犬儒靠攏、不應仰賴公關手段,應有直面反對聲音與之溝通的胸襟及能力。

3 comments:

Anonymous said...

《麥收》導演、趙珣、主辦方的所謂辯解、聲明,根本就是強辭奪理、顛倒是非。

他們的話,就似說,為甚麼有女性被強姦呢?因為那些人有女性性器官,如果她們沒有女性性器官,便不會被強姦啦。她們擁有女性性器官,這事情與《麥收》導演、趙珣、主辦方絕對無關係;她們被任何人強姦,也與《麥收》導演、趙珣、主辦方無關;《麥收》導演、趙珣、主辦方也絕無關心被姦者的任何理由或者道德、道義原則。完。

- fuji

Anonymous said...

《麥收》導演、趙珣、主辦方還要將責任推給觀眾呢!令所有觀眾都成為嫌疑犯。

各位曾入場的觀眾,千錯萬錯,原來你們最錯,誰叫你們去看。

Fuji

TSW,或鄧小樺 said...

我雖不像樓上這位朋友般激憤,但也注意到,這次的觀眾反應很有趣;當有抗議進行、阻擾放映時,大部分觀眾會反對抗議者;但看完影片,大部分的觀眾都會覺得抗議者的看法是對的。